我在讀研究生期間，偶然一次和實驗室的一位好朋友聊天，才知道他的父親在華爾街從事金融工作。受其父親影響，我的同學在讀研究生期間就開始在先鋒集團(Vanguard Group)開了個人退休金(IRA)賬戶購買指數基金。從那以後，我開始關注投資，並開始閱讀相關入門書籍，比如大名鼎鼎的《Bogleheads' Guide to Investing》和《Intelligent Investor》。
2007年，我開始在先鋒集團網站開戶投資基金和股票。回首過去16年的投資生涯，我覺得自己犯了幾個較大的錯誤，現總結如下：
一、過度分散 (Over Diversification)
分散投資以降低風險，是現代資產組合理論(Modern Portfolio Theory, MPT)的基石。投資伊始，我篤信這個信條，有時甚至走過了頭。在最高峰時，我同時擁有的指數基金數量高達7個，包括：
- S&P 500 Index (標普500指數基金)
- Small-Cap Index (小公司指數基金)
- Mid-Cap Index (中型公司指數基金)
- Emerging Market Index (新興國家指數基金）
- Developed Markets Index (發達國家指數基金，主要包括歐洲、日本和加拿大股市)
- REIT (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
- Total Bond Market Index (債券市場指數基金)
第一個痛苦很快降臨了：管理這麽多基金需要不菲的時間。而且我曾經不止一次試圖調整不同基金之間的比例分配，意圖獲得最大收益，結果往往是徒勞無功。
第二個觀察是，標普500指數和全市場指數(Total Stock Market Index)的總體收益率差別非常渺小，通常小於1%；而後者包括了標普500指數、小公司指數和中型公司指數裏的所有公司。因此，我可以直接購買標普500指數基金，或者全市場指數基金，而不需要單獨考慮小公司指數和中型公司指數。
同樣道理，REIT的整體投資回報率和標普500差別不大，而且由於配置比例太低(小於10%)，對於降低整體投資組合風險的作用有限。
第三個觀察是，新興國家和發達國家市場的表現不盡人意，和美國股市不可同日而語。尤其是發達國家市場基金，走勢和美國股市的相關性非常高，基本失去了分散風險的功能。
與此同時，我也意識到了標普指數裏的這些公司，其超過40%的收入來自美國以外的市場；因此擁有這些公司的股票其實就可以輕鬆享受全世界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的紅利，不需要單獨配置其它國家的股票了。
最後，普通債券基金的利息是要納稅的。雪上加霜的是，2008年金融海嘯以後，美聯儲把聯邦基礎利率下調至0.25%的曆史最低值，並多年保持在低位。這些導致債券基金的稅後收益率慘不忍睹。
所以在幾年後，我把我的投資組合簡化成了兩個基金：
- S&P 500 Index (標普500指數基金)
- California Intermediate-Term Tax-Exempt Bond Fund (加州中期免稅債券基金, VCADX)
VCADX是一款市政債券(Municipal Bond)基金， 其實就是俗稱的“地方債”。對於加州居民來說，該債券產生的利息是完完全全免稅的(包括聯邦稅和州稅)，在前幾年經常可以給我帶來4%的年化收益率。由於加州政府的優良信用記錄，這個債券的安全性也算是堅如磐石。先鋒集團發行了好幾款針對不同州的居民的類似市政債券基金。
多年後，在我讀了 JL Collins 的大作《Simple Path To Wealth》以後，我甚至更進一步下調了投資組合裏債券的比例。目前，我的債券基金裏隻有幾萬美元，僅僅用於存放家庭緊急儲備金；債券已經不是我投資組合的核心組成部分了。
二、不能堅持投資原則和紀律
我在堅持了全基金資產組合後，感覺投資組合的增長太慢；而且那時非常渴望快速積累財富從而能夠在矽穀買下自住房。因此我慢慢放棄了當初的投資思路，開始了試圖擊敗大盤指數的冒險。
比如，我在2010年把一部分基金賣掉換成蘋果公司的股票，在隨後的幾年裏持續加倉。由於蘋果公司業績的靚麗表現，我在下麵幾年的整體收益率超過了標普500指數。然而，我畢竟不是巴菲特那樣的天才人物，在2018年蘋果股價大跌時，我開始恐慌並陸陸續續賣出了所有的蘋果股票。然而造化弄人，在我清倉蘋果股票的短短一年後，蘋果股價就翻倍了。這一通傻操作，也斷送了我前幾年打下的輝煌戰果。事後複盤，我持有蘋果股票的8年間，我的整體投資組合的收益率還是略微低於標普500指數的。
經過這些嚐試後，我最終徹底放棄了投資個股的行為，也放棄了擊敗大盤的癡心妄想。
現在，我嚴格執行基金定投和隻持有大盤基金的投資原則和紀律性。投資也變得更加簡單、省心和高效，而投資組合的回報率預期也更加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