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一個小姑娘，任人打扮。這主要是說曆史的麵目隨著政治的需要而變來變去，可是我發現曆史的長短也是可以任意伸縮的。
要問任何一個中國人，中國曆史從何開始，大概不會有任何一個人會說中國曆史始自1949年，隻要你一提到什麽偉大的成就，咱老祖宗早在若幹千年前就有了。
可是，你提到什麽腐敗造假道德淪喪，那一定是從1949年開始的，而且都是共產黨的罪過。
昨天談到食品造假，有網友就來了一句“前無古人”。真的嗎？
其實這也是一個老生常談，我說過多次了。
不錯，如今的毒大米、毒麵粉、毒饅頭、毒牛奶、毒豆腐、毒蔬菜、毒豬肉、毒雞蛋、地溝油、毒醬油、毒海帶、毒、毒、毒……罄竹難書。
難道這都是從共產黨執政後開始的？公平的說，自1949年到改革開放之前，毒假食品在中國是極少見的，當然那時食品本來就是緊俏商品。
改革開放帶來了商業的快速發展，人性的醜惡也得到了壓抑之後的大爆發。毛澤東時代是用秦始皇試的暴政來維持社會穩定，如今一有放鬆，邪惡與腐敗就如潰壩之堤。
不必諱言，中國人慣於造假。眼下假貨猖獗，原因之一是可充當商品的東西比以前多了，科技的發展也使得造假更容易了，雖然我們的製度比過去有了改進，雖然我們的法律也在不斷的完善，但是人性，人心，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沒有根本的改善，造假就無法得到有效的製約。
如果我們一廂情願的把造假都歸咎於某些部門，甚至一股腦地推給執政黨和那些頭頭腦腦們，以為這樣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國人造假泛濫的問題，實在是太天真了。
我還是想重複那個老調：中國一切問題，是社會的問題，曆史的問題，文化的問題，你我的問題，當然，執政黨和政府是社會、曆史和文化中一個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曆史的看，沒有哪一個民族像我們中國人這樣沉迷於造假，製毒。有人說這是因為中國人自古就缺乏良根性，人性敗壞，從我讀到的曆史裏，我還不願意立刻就承認這一點。 “中華民族是勤勞，善良，勇敢，智慧的偉大民族。”——這是我們一遍遍聽過的“史實”。
然而，曆史是無情的。
在中國，“十商九奸”，“為富不仁”之所以能成為通行民間俗語，就是對中國人商業道德素質的一個客觀的基本評價。在一個缺乏契約意識和法律意識的國度，欺詐與造假行為在行業裏見怪不怪，基本上被默認了。
早在18世紀，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根據一些來華傳教士和商人的報告總結出：“中國人最善於欺騙和造假。”
“豬肉一般都注射了水——用注射器從大靜脈裏把水注射進去，這樣，豬肉顯得很重，這就是中國人通常所說的‘注水肉’。”（莫理循 George Ernest Morrison ， 1862 － 1920 ）：《中國風情》， 59 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8 年）
1556年，葡萄牙傳教士加斯帕·達·克魯茲在廣東逗留了幾個星期，回國後寫了一本觀感，其中就提到廣東人“給雞填砂子或灌水，以增加出售重量”。一百年以後，英國的海軍上將喬治·安遜率團訪華，在其遊記《環球航海記》裏記載：“給雞鴨填石子，給豬注水”等對他來說匪夷所思的事件。
或許，傳教士的話都是不可行的，那看看我們自己人是怎麽說的。
“欣欣向榮”的宋代，國人“邀利眼前，不顧身後，酒摻灰，雞塞沙，鵝、羊吹氣，魚肉貫水”。（周密《癸辛雜識》）
我想，幸虧咱科技不發達，要是那時就有了三氯氰胺，有了甲醛，那毒奶毒米也就不稀罕了。
人性的本質是自私貪婪的，這一點司馬遷在《史記》中早有論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重利”本身是符合人性的，問題是一邊假惺惺地提倡“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將商人編入“九流”之末，一邊又利益熏心貪得無厭，加上缺乏遵紀守法的意識，唯利是圖者怎能不幹出那些害人的勾當？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作者孫隆基指出，中國人沒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識”，缺乏“終極關懷”，一切以“身”的安頓為依歸，造成“有一口飯吃就行”的極端世俗化的人生態度，導致生存成為第一考慮，為此更可以不擇手段，突破一切道德底線。
道德的底線一旦被突破，後果是十分可怕的，中國近代的曆史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即使不在食品上做文章，其它方麵的造假也是層出不窮：從甲午海戰中國艦船上的被灌了沙子的啞彈，到大躍進時代能托住兒童的稻穀，再到汶川地震中頃刻坍塌的教學樓，這些叫人心都在流血的悲劇讓那些曆代都不足為奇的假家具、字畫、瓷器、錢幣等等的作偽變得不值一提了。
山寨文化自古有之，而今隻是邁步從頭越了！
從頭越，蒼山如海， 殘陽如血……。
難怪嚴複早在100多年前就說：“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
由此可見，中國曆史絕不始於1949，至少腐敗造假的曆史遠不止60年。我們要徹底根治中國社會的頑疾，就要找到其曆史根源，而不是憑個人情感，把屎盆子往某個個人或政黨頭上一推，再高喊幾句打倒革命等道德口號就完事了，隻要你不是故意像打扮小姑娘一樣打扮曆史，你一定會看到今天的社會不過是幾千年周而複始的一個輪回而已，用革命結束一個專製必定是下一個專製的開始。
我又聯想到前幾天爭論的中國戶籍製度。
有網友貼文《我們是怎樣失去遷徙自由的?》，該文給讀者一個錯覺，似乎中國曆來隻有戶籍登記製度，人民是可以自由遷徙的。而共產黨來了之後，從58年開始就實行了戶口製度，剝奪了人民自由遷徙的權利。
事實並非如此。有一點是不錯的，自49年到58年，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民的確是可以自由遷徙的，而這一時期也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人民有遷徙權利的時期。
當然，作為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後來實行的戶籍製度，阻礙了城市的發展，阻礙了農業現代化，不利於中國農業人口城市化順利進行。
據說目前全世界隻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和貝寧三個國家實行嚴格的戶籍製度。共產黨的罪惡可真是罄竹難書，人間任何的罪惡共產黨都有一份，人間所有的不公都是共產黨造成的。說到中國的戶籍製度，共產黨自然是又要被揪出來痛扁一頓，就好象文革是的四類分子，一有任何動靜就要被拉出來批鬥一番。
文革離開我們真的還不遠。
不錯，戶籍製度就是對農民專政，它剝奪了農民的基本權利，使農民成了二等公民。
其實，批判戶籍製度的朋友還沒有意識到另一涉及更廣的問題：戶籍製度影響的不單單是農民，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是不可以跨省市遷徙的，一個戶口本就決定的你的命運。
比如我，雖然出身地是上海，但是我卻沒有資格在上海上學，因為我的“戶口”要隨我那被發配的邊疆的父母，於是我就有幸在小小的年紀領略的大西北的黃土大漠與戈壁風沙。
我的父母，一走出校園就把青春獻給了“祖國”，雖然做到廠長校長，但想回到上海做個普通的工人或教師都是妄想！
共產黨真是罪該萬死！毛澤東利用戶口修理中國百姓，這是他的邪惡發明！打倒……。
我其實是很有資格喊這樣的口號的。可我超越了隻喊口號滿足口腔快感的憤青年代，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反思：這樣的戶籍製度是怎樣產生的。
我也希望這些都是毛澤東一手炮製的，那就太好辦了。如今毛已成了木乃伊，隻要批倒了毛，中國不就民主自由了？
可惜中國的事情往往不是那麽簡單的，簡單的，隻是我們自己的大腦。
隻要稍微回顧一下曆史，我們就知道中國最早對人口進行管理的記錄從商代就開始了。甲骨文中，常常出現“登人”的字樣，就是登記人口的意思。
至秦代變法之後，秦的戶籍製度即規定“（獻公)十年為戶籍相伍”（《史記•秦始皇本紀》）。“相伍”,大約是按五家為“伍”編製戶口冊，“伍”也是當時戶口編製的最基層單位。至此，戶籍製度成為秦國作控製社會，加強專製統治的工具。
曆朝曆代，戶籍記載各民戶的人口和土地，凡稽查人口、征集兵丁、調派勞役、征收賦稅皆以戶籍為主要依據。這種統治手法一直延至明清。曆代帝王對戶籍都十分重視，把它作為統治、剝削、奴役人民，維護專製的重要工具。
當然，專製社會的戶籍製度並不僅僅是一個登記名字的花名冊，它實實在在地控製了人口的自然遷徙和流動，尤其是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以保障賦稅和兵役的順利進行。
秦漢魏晉時期實行鄉裏製。“鄉間居民十裏為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和遊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遊徼循禁賊盜。” “裏有裏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北魏時實行三長製，“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裏長，五裏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
為了防止脫籍，政府嚴禁自由遷徙，規定未經鄉亭批準、結清賦稅，不得遷徙更籍，違者受罰。這種“街道居委會”的基層組織無形中就有了控製農民遷徙自由的權力。
唐朝實行鄉保製，五家為一保，四家為一鄰，百戶為一裏，五百戶為一鄉。每裏置正一人。裏長的職責是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偽，催驅賦役。”
上海師範大學曆史係的王育民先生曾對曆朝曆代的戶籍製度作了多年研究。他認為，中國的戶籍製度自唐朝開始完善，唐代的“貌閱”製度就是按其年齡、相貌對男丁逐一核對，規定“每歲一團貌”，連臉上的疤痕和記痣等都要記錄在案。所以，戶籍關係到社稷的興亡，朝廷對於戶籍的管理以及對這一製度的違反的懲罰也是異常嚴厲的。《唐律疏議•訟律》載：“同伍保內在家有犯，知而不糾者，死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
到了元代，在登記鼠尾簿（戶口）時，“凡丁口死亡，或成丁，或產業孳畜增添消乏，社長隨即報官，於各戶下令掌簿吏人即便標注”。並規定“鄰佑、主首、社長互相保結，不實者罪之”。
朱元璋推行的“戶帖製度”，則是今天戶口本的原型。
洪武三年，明政府開始在全國推行“戶帖”製度。《明太祖實錄》卷58記載：
洪武三年十一月，明太祖命戶部籍天下戶口，每戶給以戶帖。於是戶部製戶籍、戶帖，各書其戶之鄉貫、丁口、名、歲。合籍與帖，以字號編為勘合，識以部印，籍藏於部，帖給之民。仍令有司歲計其戶口之登耗，類為籍冊以進，著為令。
為保證戶帖製度的順利推行，訂有嚴格的懲處條例：“令有司點閘比對，有不合者，發充軍，官吏隱瞞者處斬。”
在推行“戶帖”時，朱元璋更是利用大軍“點戶”和嚴刑酷法，以達到控製人口的目的。
明朝法律規定：“凡民戶逃往鄰境州縣，躲避差役者，杖一百，發還原籍當差。其親管裏長，提調官吏鼓縱及鄰境人戶隱蔽在己者與罪。”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又頒布榜文：“今後裏甲鄰人、老人所管人戶，務要見丁著業，互相覺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幹何事務。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鄰人不行赴官首者，一體遷發充軍。”
清朝的戶籍成為保甲製，光緒《大清會典事例•戶部》規定：州縣城鄉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頭，十甲立一保長，戶給印牌一張，備書姓名丁數，出則注明所往，入則稽其所來。來路不明者，就要捉去治罪。戶有遷移，隨時報明，換給門牌。
到了民國，“戶籍”有“法”可依了，國民政府推行《戶籍法》，1937年，又頒布《保甲條例》，在全國建立保甲組織，實行“聯保連坐”製。即使台灣，自1945年一直沿用日治時期的戶籍管理製度， 直到取消戒嚴之後，台灣的戶籍才實現了戶警分立，民眾遷徙才有了真正的自由。
當然，國民黨在大陸時代的保甲條例很長一段時間是一張廢紙，但這並不說明國民黨願意給民眾遷徙的自由，而是因為它自己連首都都一路從南京“遷徙”到了重慶，還有神馬本領管住百姓不叫他們遷徙呢！？
其實中國曆史上民眾最具遷徙自由的有兩個時代，一是北洋軍閥混戰時代，軍閥們打的不可開交，老百姓躲避戰火四處逃竄；另一個是共產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不“自由遷徙”，就是死路一條了。
簡單地回顧了一下曆史，想說的無非是，戶口不是共產黨更不是毛澤東的發明，中國曆史上的“戶籍”以及對戶籍的管理和對違反戶籍的懲罰，毛澤東時代都是小巫見大巫，街道居委會的大娘們在亭長、伍保、保甲麵前也得自漸形穢了。
所以，毛澤東不過是千百年來一個皇權統治的回光返照，僅僅把這個僵屍拿出來批一通而不在中國曆史大視野下談論中國社會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中國社會要從當前的渾沌中走出來，單單理清楚毛澤東的家當也是遠遠不夠的。再說了，從1949年到1958年，中國人的確是可以自由遷徙的。
所以，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是：戶籍製度是如何形成的？為何共產黨一開始給了中國人民9年的自由遷徙後來又剝奪了？戶籍製度和社會的經濟發展與文化理念有什麽聯係？今天我們取消戶籍製度背後真正的動力和原因是什麽，通過取消戶籍製度，我們又如何進一步的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
具體來說，從戶籍的取消，對於我們今天討論的承認雙重國籍有什麽積極的意義和影響？既然一國國民可以在本國之內自由遷徙而和他人享有同樣權利，那麽移居他國之後“祖國”為啥就把這些人當抹布一樣扔了呢？中國究竟應當實行雙重國籍嗎？
罵娘是不管用的，憤青們，咱一起來學一點中國曆史，理性地審視一下中國的現實不是更好？
最後，我想請大家再認真思考一下：今天，中國的許多地區嚴格的戶口管理製度已經名存實亡，人民，主要是農村人口可以自由遷徙了，但是，當農村人口來到城市，盡管政府給他們提供了一定的生活和醫療保障，盡管他們的孩子也可以去民工子弟學校就讀，可是，他們最大的無奈和痛苦來自哪裏？那些“城裏人”有幾個把“外地人”、“鄉下人”當人看的？那些“上等人”、“有錢人”有幾個在人格上和精神上平等對待那些普通的“鄉下人”清潔工，鍾點工，保姆和服務員的？
比起“戶口製度”，這種無形的枷鎖和桎梏來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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