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演講：沒有是非觀和信仰的悲哀
羅素不是基督徒，並在1927年做了著名演講《我為什麽不是基督徒》，但並不代表他沒有信仰。比如，在1957年出版的書《我為什麽不是基督徒》（該書收錄了同名演講）中，羅素對於不存在上帝的人生和宇宙發表了感慨，顯示出他晚年對人生的悲觀看法：
“如此看來，科學更使我們相信世界漫無目的，毫無意義。置身於這樣的世界，從今往後，我們的理想必須尋到安身之處，如果還能尋得到的話。人是原因的產物，不曉得末後的結局；人的出生、成長、希望與懼怕，愛與信念，隻不過是原子的偶然排列組合；激情、英雄氣概、深邃的思想與強烈的感受都不能留住生命使之逃離死亡；世世代代的勞苦，所有的熱情，所有的靈感，所有輝煌的才華注定要在太陽係茫茫的死亡中消逝，人類成就的殿堂終歸要埋在宇宙廢墟的瓦礫中。所有這一切，即便不是無可非議，也是真實確鑿，任何哲學都無法否認。”
Bertrand Russell, "A Free Man's Worship," in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7), pp. 106-107.
科學、哲學、宗教是三個不同的層次，彼此也無法相互證明。哲學已經算精神領域，但還是低於宗教，且不論宗教正確與否、好壞與否。三者的共同點是：都有明確的是非觀和邏輯體係。 羅素呼籲人類要獨立思考，勇敢的麵對世界的一切，用知識、善良、勇氣建設一個美好的世界。但不同意羅素所說：“宗教是建立恐懼之上的”。
想到這些，對莫言的諾貝爾獎演講更有些感慨。起初，覺得該演講不值得說什麽：沒有任何主題、沒有任何美感、沒有任何邏輯、沒有任何亮點。僅簡單地評論了“Speech不過是在煽情地歌頌母親、歌頌自己、解釋自己的作品、歌頌自己的成長罷了。一點點抽象的水準都沒有！更別提精神追求了。諾貝爾委員會是不是搞錯了？”。這已經很客氣了，本想說的是"不過是在煽情自私地歌頌自己的母親、家人和親戚朋友、吹噓自己、不遺餘力地在爭議中辯護自己的作品、吹噓在成長中自己多牛氣、多能、多聰明罷了。你們不服？那我就是得了諾貝爾獎，你們怎麽著？"
外媒采訪他，有關劉曉波和新聞審查，他的所言所為都可理解，他也沒有能力改變什麽。諾貝爾獎金750萬人民幣，他已表態準備用在北京給自己買房，這是他的自由，祝賀他！他的作品會被一版再版再賺個盆滿缽滿，那是他當然的本事！
從沒讀過莫言的任何作品，連電影《紅高粱》都沒看過，因而無從評論他的作品。但僅從莫言的諾貝爾獎演講的水平和層次，真是令人要求低到不能再低：能不能有一點點是非觀？他從過度地渲染自己本人所得的母愛和稀鬆平常的人性入手，廉價地賺得普通讀者與聽眾的淚水漣漣。然後以中學生水平平庸地講了幾個故事，比《伊索寓言》差遠了。讀者可以從各方麵理解，似是而非，他自己卻不揭示。而寓言和比喻方式是所有表達法裏最低級的方式，因為沒有任何邏輯推理，且遑論在沒有主題的情況下？更何況，能不能稍微做點準備，把所有故事都稍微精煉一點點，能不能在編排上有邏輯一點點，能不能在銜接上自然一點點？
莫言中庸圓滑，非常中國人式地回避了所有基本的問題。可以理解這篇演講要向國內各方麵都交待得過去，從而也能在中文媒體大行其道。誠然，對於爭議，莫言曾無數次回擊：去看我的作品。但對於諾貝爾獎演講，這起碼不是一個低級流氓式地辯護自己作品的時機，也不是一個吹噓自己能力的時機（他強調“因為胸有成竹，因為情感充盈，僅用了83天，我便寫出了這部長達50萬字的初稿”），因為，得獎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回擊和認可，連這點起碼的自信都沒有？無恥！
這也起碼是一個必須展示價值觀，特別是對文學樸實和普世價值觀的時機，這是基本的是非觀，而非莫言是金。通觀全文，隻有一句人話：文學比政治要美好得多。
羅素真的錯了，真的並非“宗教是建立恐懼之上的”，因為，恐懼之下，連是非觀都沒有了，連對錯都不敢表達了，還談什麽信仰？
可憐的諾貝爾文學獎獎壇！
可憐的... ...
很多人感動了，哭了，而我沒有哭。這是莫言提倡和力挺的：我有不哭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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