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寫作《天堂蒜薹之歌》這類逼近社會現實的小說時,麵對著的最大問題,其實不是我敢不敢對社會上的黑暗現象進行批評,而是這燃燒的激情和憤怒會讓政治壓 倒文學,使這部小說變成一個社會事件的紀實報告。小說家是社會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但小說家在寫作時,必須站在人的立場上,把所有的人都當作 人來寫。隻有這樣,文學才能發端事件但超越事件,關心政治但大於政治。“
”我在寫作《天堂蒜薹之歌》這類逼近社會現實的小說時,麵對著的最大問題,其實不是我敢不敢對社會上的黑暗現象進行批評,而是這燃燒的激情和憤怒會讓政治壓 倒文學,使這部小說變成一個社會事件的紀實報告。小說家是社會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但小說家在寫作時,必須站在人的立場上,把所有的人都當作 人來寫。隻有這樣,文學才能發端事件但超越事件,關心政治但大於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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