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火車司機到經濟學家 - 茅於軾

來源: hotdog99 於 2011-06-04 10:38:16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6101 bytes)

一、茅於軾是如何“經濟學家”的

如今，茅於軾儼然中國經濟學界的班頭，連本身不可一世的張維迎、樊綱等都聚於茅的麾下，為茅生命不止、擦鞋不已。單單是年紀大，諒也得不到這般待遇，想必在專業方麵定有過人之處。一個半路出家、據自己說1975年直到滿46歲才開始接觸經濟學的人，能取得這樣的成績確實有常人不可企及之處。茅於軾是怎麽完成身份轉換，又有哪些理論建樹呢？

從火車司機到經濟學家

茅於軾世家出身，伯父茅以升是我國著名橋梁專家，父親茅以新是鐵道專家，1950年任鐵道部機務總局副局長，副部級待遇，直到離休。茅於軾1950年從上海交通大學機械係畢業後，分配到齊齊哈爾鐵路局做火車司機，1955年調鐵道科學研究院，從事機車車輛性能研究。1975年開始從事運輸經濟的研究，從這時開始與經濟學沾邊。茅於軾自承他的研究並沒閱讀西方經濟理論書籍，也沒說是不是從《政治經濟學》著手，但明確表示了，完全是憑自己的腦袋想出了自己的理論。1985年，茅調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從事中美經濟研究，同年，出版了至今為止唯一的一本經濟學理論書籍《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

茅於軾躋身於中國“經濟學家”的行列得益於美國經濟學家克萊因。克萊因是美籍猶太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1980年，以克萊因為首的七位美國經濟學家在中國舉辦了為期七周的學習班，有100多名中國學員參加，日後，參加這個學習班的，或赴國外成為了前沿經濟學家，或如茅於軾這樣成為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茅於軾參加這個學習班可看做是他接觸到真正意義的經濟學。

1986年，受美國福特基金資助赴哈佛大學任訪問學者一年。茅於軾在博客中坦誠，在哈佛聽了三四門課，並無收獲，因為他自己就可以開課，唯一的收獲是有了稅收的概念。1990年應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所聘任高級講師，給碩士研究生講授“經濟學專題”、“經濟計劃”和“環境經濟學”，這個教職的得來，是因為與經濟係的係主任相識。這三門課的內容與經濟學有多大的關係，我不得而知，看“經濟係專題”象是一個係列講座性質，“經濟計劃”可能是給沒在計劃經濟下生活的學生講故事，滿足外國人的獵奇心理。錢鍾書先生在《圍成》中，借方鴻漸之口評價過訪問學者的“講學”，說講的人以為自己在“講學”，聽的人以為講的人是在“學講”，學講外國話。茅於軾也許講得好，那也不一定。一般給研究生講的課，大多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講完後都會集結付梓，但給外國研究生講的課都沒印成書，我感覺講的不會是自己的東西。

在整個80年代，經濟學家呼風喚雨的時期，茅於軾並沒露出今日隱隱然幫主的身段，他幾乎缺席了每一次改革的重大舉措。說明那時茅於軾“經濟學家”的身份尚未得到官方認同亦未獲同行認可。

1980 年，國務院體改辦《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初步意見》，正式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起草這份文件的有薛暮橋、徐雪寒、馬洪、廖季立、劉明天、林子力、柳隨年等。1985年，針對中國當時的通貨膨脹形勢，國家體改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共同召開“宏觀經濟改革國際討論會”，通過對經濟學家劉國光、趙人偉論文的分析，以及美國經濟學家托賓對當時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形成了治理措施的共識。1983年，經濟學家吳稼祥和金立佐寫了一篇《股份化：進一步改革的一種思路》，係統地提出了對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公司化改造的主張。此前，厲以寧也提出股份製，主張多元持股，破產重組，並致力推動股份製改造的施行，也就有了“厲股份”之稱。這都沒看到茅於軾的身影。

除了“厲股份”，還有吳市場、張產權、曹破產、楊賣光等，用以說明“經濟學家”在改革中起的作用，這些作用無論好壞，都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身份表征。這些並不是自己或者官方授予的，而是老百姓根據他們的行為安上的。最近，在“經濟學家”這個幫派中，自己給茅於軾安了個“茅維權”，大概是覺得茅於軾今日身份不同，行走江湖沒個綽號很丟麵子，但如果不是“茅”姓特殊，誰也想不到某維權是茅於軾。說是茅於軾致力於為社會弱勢群體“維權”，所以“茅維權”。暫且不說茅於軾是否為弱勢群體“維權”，僅就“維權”這個社會活動家的表征放在“經濟學家”頭上，實在是說明這個“經濟學家”很不“經濟”、浪得虛名。

茅於軾“經濟學家”的身份起初不被接受自有道理，他非科班出身，也沒自學，完全是自創。在80年代發表的經濟類文章也隻是以經濟學的視角觀照實際問題，談不上經濟學研究。80年代，他大致有這些文章：“環境經濟學中的三個基本問題”（《經濟研究》，1982年8月）、“中國能源政策研究報告”（1983年）、“中國的能源政策及其國際背景”（《經濟研究參考資料》，1987年）、“美國人口的分布和流動及地區經濟發展”（《美國研究》，1988年）、“溫室效應的經濟後果”（《科技導報》，1989年）。與經濟學沾上邊的是1985年出版的《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這本書麵世後，並無影響，隻是近年，張維迎屈尊做了茅於軾的小弟後，張維迎將它吹上了天。

給茅於軾帶來“經濟學家”人氣的是90年代的兩本普及讀物，一本是1993年出版的《生活中的經濟學：對美國市場的考察》、三版時改為《生活中的經濟學》；另一本是1996年出版的《誰妨礙了我們致富》。中國的專家，要不身陷書齋，要不奔走於政治權貴的屋前門後，肯放下身段好好給百姓解釋一下他的學問的，少之又少。茅於軾看準了這點，走了一條群眾路線，推出的兩本書恰恰迎合大眾急於了解美國急於致富的心理。是普羅大眾首先認可了茅於軾“經濟學家”的身份，名聲在民間鵲起。那時，茅於軾尚未完全把自己賣給國內外的權貴，說的大多還是人話，又通俗易懂，大眾自然認可。

1993年，創辦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是茅於軾人生的分水嶺。這是一家民間經濟研究所，在美國人眼裏，隻要是民間的，就會是公允的；隻要是民間的，政治就是正確的。美國福特基金會帶有偏見地看中了茅於軾和他的研究所，開始資助他的研究項目，這個信號傳遞給已有“經濟學家” 身份的白癡，那些白癡第一反應就是，既然是福特基金資助，那一定“經濟成了家”。於是，一改以前對茅於軾冷漠的態度，接納了他。茅於軾成“家”而暴得大名，是一個從民間到“主流”的逆向過程。

社會科學的學術與資本結盟，會變得邪惡，但學術這個怨婦總歸出身名門，邪惡得就不徹底，總惦記著要立牌坊，況且，學術離開了資本也並非不能生存，隻是有些寂寞。而像茅於軾這樣非學術和偽學術，就非得被資本包養，否則生存堪虞。茅於軾搭建了天則經濟研究所這個窯子後，迅速勾搭上了房地產資本，賣身給任誌強潘石屹等，而任、潘則以資助研究項目、頻繁舉行研討會讓茅於軾在媒體頻頻露臉，一個大師級的 “經濟學家”就這樣包裝誕生了，茅也從此不再說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