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茅於軾是合格的學者嗎

三、茅於軾是合格的學者嗎

不，茅於軾不是一個合格的學者。學者“大膽假設”，會“小心求證”，茅於軾是大膽假設，無需論證，天降結論。學者作文，用原始材料和數據做支撐，茅於 軾隻需要上下嘴唇一開一閉；學者的論據與結論有必然的邏輯關係，茅於軾的論據與結論八竿子不見得打得著。口說無憑，我就茅於軾在《南方人物周刊》的專訪 “回應耕地紅線爭議：罵人者可哀”，和他的兩篇博文“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為什麽18億耕地紅線沒有必要”，以及天則經濟研究所發布的學術成果《糧食 安全與保護耕地》進行剖析，僅從學術研究應遵循的原則、學者進行學術研究應秉持的態度方麵考量，不涉及他的“學術成果”正確與否。

如果，我對茅於軾的“學術成果”進行優劣評判和價值判斷，茅於軾的粉絲定與我糾纏不清，他們非得學白癡司馬衷說“到國際市場買肉鬆吃更好”。對一個無法驗證的事物，又遇見這幫非認定“市場化”一根繩子上吊的，估計很難聽得進我勸他們不忙上吊的金玉良言。


學術研究要有不虛飾的態度

2008年12月24日上午，由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主持的“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課題學術成果發布會在北京舉行。(茅粉請保持理 智，並非是我要抹黑茅於軾而說“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事實如此，天則經濟研究所尊重事實也是這麽介紹，是不是茅粉覺得確實是一件虧心事，所以怕別人說。 其實，福特資助了中國的很多項目，別太神經質。) 2009年2月25日，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組織的“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項目”專家研討會在北京皇苑大酒店召開。

趙農是“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的項目負責人，項目組成員有楊小靜、宋厚澤。此“成果”一經發布，輿論嘩然，麵對洶洶輿情，最應該出來釋疑答辯的、此 “成果”的負責人趙農卻隱身幕後，態度超然。倒是與此項目表麵看沒多大關係的茅於軾躍至台前，連撰“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為什麽18億耕地紅線沒有必 要”兩文，並將專訪以“回應耕地紅線爭議：罵人者可哀”為題放至博客。學術研究無禁區，這是茅於軾倡導的，研究者享受學術研究成果的權益，也承擔“學術成 果”相應的責任，也是基本道理。茅於軾似不必替人釋疑，按道理，你非課題組成員，你未必能夠釋疑。雖然茅於軾是天則所的老大，學術研究沒有要求老大對每一 個研究課題負研究過程中，論點、論據、論證、結論，等每一步驟的具體責任。茅於軾出來對論點、論據、論證、結論等具體步驟的解釋，純屬越俎代庖。也不是尊 重科學和尊重研究人員應有的態度。從茅於軾三篇博文中，看出茅於軾與研究結果結論高度認同、趨於一致，是茅於軾基於觀點相同的學術俠義之舉嗎。

趙農在介紹課題研究過程、課題主要成果時指出，該課題於2008年年初啟動。似乎沒有介紹是自選課題、委托課題還是“命令課題”。但2008年才啟動 的研究課題，茅於軾在2007年就有了結論。茅於軾在“中國真有這麽多危機嗎”最後一段寫到：“順便說一句，由於對耕地的過度保護，耽誤了我國城鎮化的發 展。房價飛漲，也與此有關。損失有多大還沒有人計算過。我估計也不少於幾千億元”。在新浪博客此文後特意注明“本文寫於2007年”。2007年5月29 日，茅於軾在國際在線網站發《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所說的不保護理由、和可以達到的目的與趙農的研究成果一致。英雄所見可以略同，強盜作惡也會不謀而 合，而處在同一家研究所、又是上下級關係，所長2007年的結論，研究人員2008年啟動研究，2009年得出結論與所長茅於軾前年的結論完全一致。隻能 說這種研究不過是用研究課題的形式來對茅於軾的結論進行詮釋。或者說是給茅於軾的話語披一件學術外衣進行包裝，以便看起來“科學”。

“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在學術成果出來之前，此命題是一個假設。茅於軾可以這樣假設，科學研究是建立在假設基礎上開始的，但對假設必須小心求證，論 證這個命題是否成立。對假設的求證，委托或“命令”別人去求證假設，盡管很玄，但委托者信得過也非不可。但在公布研究成果時，對課題的來源應有個說明：是 “基於茅老直覺判斷進行的理論研究”。這才是科學的態度。因為，基於假設的研究並不丟人，也是常情，課題組與茅於軾為何諱莫如深？

對於有人指責天則所拿外國財團的錢，鼓吹進口美國糧食一事，趙農回應：“基金會提供了資助，但並不過問我們的研究內容”。我相信，基金會在中國就四個人，他們不可能過問。但此項研究是先有結論，後開課題是事實，是對結論的理論詮釋抵賴不了。

“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這個假設有多少科學依據呢？國家該不該保護耕地、耕地保護的底線在哪？這是宏觀經濟學的問題。作為“微觀經濟學家”的茅於軾提 出“不應再保護耕地”的結論，有多少客觀依據和經濟學的依據、或者是頭撞在門框上的靈光閃現。茅於軾自己很清楚，他自己不能自圓其說，遂委托趙農替他說。 科學家或者經濟學家不小心頭會撞在門框上，運氣好，撞過後還真有“妙論”，囿於本身學力不逮，寄望別人替他圓場，應該找一個能夠圓的人。如果找一個不具備 “圓場”素質的小弟來“圓場”，對公眾而言，沒有可信度；對假設本身而言，可能會證偽。

趙農，醫學學士，行醫六年，經濟學博士，師承計劃經濟經濟學家穀書堂。請一個計劃經濟的專家來詮釋市場化經濟，好像不靠譜。唯一的理由就是，趙農是天則經濟研究所的一員，他有責任完成，2007年茅於軾說的“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這個假設的解釋。

學術研究要尊重數據

任何學科的學術研究都要尊重作為論據的數據，自然科學尊重實驗數據、社會科學尊重統計數據。由於社會學科的統計紛繁複雜，就要借助文獻資料的統計數 據，如果覺得文獻資料統計數據不準確，可以按自己的統計方式采集自己認為可靠的數據。推翻文獻資料的數據，必須給出自以為非的理由；用自己獨家數據，也要 說出自以為是的道理。不提供數據、無視文獻資料的數據、不證明自己獨家提供的數據，以此得出的結論，沒有可信度可言。這樣形成的學術文章，根本就是笑話。 本隻可對初中生而言的作文注意事項，需要用來教育茅於軾以及趙農這樣的博士經濟學家，深感悲哀。茅於軾鍥而不舍地“笑話”以娛大眾，投身娛樂界，是敬業的 表現，但以經濟學家、學者的身份一本正經地自娛樂人，則是學術界的悲哀。

茅於軾在《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課題學術成果發布會上，發布了3項研究結論：一、現代中國，基本上不會發生糧食安全問題；二、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沒有必然關係；三、18億畝耕地紅線沒有必要。

中國會不會發生糧食問題，先看看中國糧食的現狀。2008年，我國糧食產量是5.25億噸，2007年：5.016億噸；2006年：4.9億噸；近 幾年最少年份的2003年，僅有4.31億噸。忽略國人好浮誇，報喜不報憂的水分，取統計數字為真實。除以13.2億人口基數，人均397.7公斤。一年 365天，基本上一天人均1公斤。由於政策的原因，存在大量沒有統計的黑戶，他們也要吃飯，人均397.7公斤也隻是理論上的理想數字。即使按397.7 公斤的理想數據，相比世界人均占有糧食的400公斤，也隻是勉強剛剛好。以這樣的糧食占有水平是不是可以說沒有問題，當然，茅於軾覺得不餓死就沒問題，我 也沒話說。如果，按茅於軾的“學術成果”，18億不用保，15億不用保，10億保起來也是多餘，那究竟耕地多少才合適呢？茅於軾的“成果”沒說。反正茅於 軾的“學術成果”就是減少耕地，至於減到多少才合適，不在茅於軾考慮之列。我國的耕地還有得減嗎？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提供的資料，世界耕地麵積約為130.64億公頃，人均耕地麵積約0.225公頃，而中國耕地麵積隻有12208.38萬 公頃，人均僅0.1公頃，隻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這樣的基本數據，我不信茅於軾以及他的那個項目組的專家們不知道，知道還要建議減這個不到世界平均值 一半、少的可憐的東西是意欲何為？就算在世界市場可以買到糧食，也沒見過砸了自家的飯碗改用手捧著吃飯的道理。

茅於軾認為中國不會有糧食問題，是他首先堅信世界範圍內沒有糧食問題。果真如此嗎？

美國農業部做了一項預測：“2007—2008年度全球糧食產量從上年度的大幅減產中恢複增長，但消費量連續11年增加，期末庫存量連續四年減少，產需缺口為1471萬噸，1999年以來產量一直低於消費量。”

2008年，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發表的糧食問題報告指出：“全球性的糧食價格飆升，導致非洲和亞洲等22個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短缺現象進一步嚴 重。” 報告說，全球共有37個國家正麵臨糧食危機，糧農組織將為形勢較嚴峻的國家提供技術和政策支持。糧農組織的總幹事【雅克迪烏夫】：“全球糧食價格2006 年上漲12%，2007年上漲24%，2008年前8個月漲幅則超過了50%。到今年年底，受影響的人口很可能超過10億”。
迪烏夫在國際糧食安全會議上提出警告：2008年又有4000萬人因糧食危機而陷入饑餓，這使得去年全球的65億總人口中，營養不良的人數達到了9億7300萬。
世界糧食不是沒問題，是有很大的問題。減少耕地，將本沒多大問題的中國糧食特意搞出問題，再寄希望通過世界糧食市場解決，這不是沒吃飽就撐得難受。世 界糧食問題本就困難重重，這個希望靠譜嗎？茅於軾之流可以無視世界糧農組織的文獻、說法以及數據，但至少要拿出你的數據推翻糧農組織，同時，使你的數據成 立，你才能形成你的結論。
我退一步，承認世界糧食市場沒什麽問題，也認可茅於軾通過世界市場解決。目前，國際糧食市場的貿易量為2—3億噸。茅於軾說：“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國 生產的糧食有高有低，但是上下波動隻有三四個百分點。百年一遇的糧食供給不足，也隻有消費量的11%，約合五千萬噸。如果全部靠進口補足，要用外匯約 100億美元，不到我國一年出口創匯的百分之一。所以我們有足夠的錢從國際市場買糧食。現在全球的糧食生產為23億噸，其中糧食的國際貿易量為2.7億 噸。如果中國進口五千萬噸，不到全球糧食貿易的五分之一。並不會對全球的糧食市場造成太大的衝擊”。中國和世界糧農組織一直認為中國占世界糧食貿易的 10%是安全的，茅於軾拋出“不到全球糧食貿易的五分之一”沒問題，依據何在？一個學者的假設和預測不能是演小品，博粉絲的喝彩。無端增加10%的需求， 來源在哪？糧食不是工業品，世界耕地麵積隻減不增，糧食單產量吹不出來，用資本逐利而轉移也不行，耕地麵積和單產量都是剛性的。即使糧食吹得出 來，5000萬噸的缺口也不成立，這是茅於軾基於18億畝耕地的估計，耕地紅線突破後呢？會有多少耕地，產生多大的需求缺口？怎麽可以拿我是人來證明你茅 於軾也是人呢？

我再退一步，認可你茅於軾說的，世界糧食市場真有那麽多糧食賣給你，按你茅於軾的價格原理，該不是原來的價吧。茅於軾又說：“假定我們進口創紀錄的 3000萬噸糧食，隻不過花45億美元，我國去年出口創匯9700億美元。進口糧食隻不過用掉出口創匯的半個百分點。又有人說萬一人家糧食禁運怎麽辦。老 實說，如果全世界對中國禁運糧食，一定是我們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一下5000萬噸一下3000萬噸，由你這老家夥，同樣，3000萬噸是基於保有 18億畝耕地的假設，與他要說明的突破紅線後的需求都不搭界，這也由你這老家夥。但自己說出的數據要老老實實有根據才行吧，不僅是對學者的要求，僅僅對得 起人這個稱謂，也不該信口開河，胡言亂語啊。

“如果全世界對中國禁運糧食，一定是我們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茅於軾這句話估計會得到茅糞、特別是偽自由主義的茅糞的喝彩，認為是對付政府最好 的一招。可萬一我的鄰居犯了忌呢，萬一是我的上司犯了忌呢，難道要全中國人民為他的錯誤而活活餓死？自己本可以好好活不活，非要“減少耕地”、特意使自己 有可能吃不飽，找一個繩子套在脖子上，戰戰兢兢地活。你茅於軾愛這樣犯賤，自己犯去，別拉上我們。


再說茅於軾給出的數據，“45億美元”買“3000萬噸糧食”，合150美元一噸。2008年3月底，作為世界糧食市場基準的泰國產中級大米價格每噸760美元，150美元上哪買？就按你茅於軾說的，假如需求僅再增加10%，760美元還能不能買得到。

一個學者，決不會基本數據不清楚就開口胡說；一個學者，絕不會編造數據胡說。茅於軾無視數據出“學術成果”，隻能是手段低劣的江湖騙子。

 　　學術研究是一項綜合考量

做社會科學研究，缺乏綜合分析能力和邏輯推演能力，對自己以及所研究的學科，都將是一場災難。社會學科之間，相互滲透、相互影響。並不是誰為了顯得自 己聰明，而有意去滲透和影響，因為社會學科觀照的對象是社會問題，不同的學科隻是采取不同的視角進行觀照，沒哪一個學科得天獨厚，觀照得就徹底和全麵，它 們都是對客觀對象不完整的觀照。僅以這一個視角得出的結論，難免偏頗。所以，社會學科的學者一般都涉獵廣泛，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甚至宗教學方 麵留下他們的足跡。比如，自由主義經濟學祖師的斯密既有表示一個經濟學家身份的《國富論》，也有屬於社會心理學範疇的《道德情操論》。這樣，他們的結論才 能融合各種元素，盡可能與現實吻合。

一個社會學科的學者，說自己沒讀過哲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的經典著作，也沒讀過本學科的經典著作，而他卻成了大師級的專家，那一定是騙子。天才 也有，但牛頓這樣的天才也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成其為天才，沒理由晴天一個霹靂，石頭縫裏就蹦出了個天才，蹦出來的是猴子。最起碼，一個社會學科的學者至 少要具備基本常識，那樣才不會被人誤認為是騙子，因為普通人的想象力不夠，想象不到有些被稱為“經濟學家”的，確實是如斯愚蠢。

茅於軾恰恰與基本要求相悖，所以，茅於軾不會是一個學者。他到底是一個老蠢蛋還是一個別有用心的老騙子，隨著對他文章和言論理解的加深，我還真拿不準。

茅於軾的“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提供給我們最主要的解決方法是依賴市場。市場是可以解決很多商品問題，可糧食不是一般商品，它是戰略物資，主動打破 戰略物資的平衡而去求助不確定的世界糧食市場，對國家和人民都是危險的一件事。這個基本常識，不知茅於軾是否明白。也許，茅於軾不知道糧食是戰略物資，把 它當成了一般商品，那屬於缺乏常識；如果明知糧食是戰略物資，那是別有用心。

西方發達國家，同時都是農業大國，隻有日本例外，每一個西方大國都把糧食問題放在重要位置。美國擁有占世界耕地總麵積12%的耕地，是最大的糧食生產 和糧食出口國，仍然給農業巨額補助，進行戰備糧的儲備。美國很清楚糧食對一個國家的意義，也很善於使用糧食策略取得國家利益。將糧食作為武器用來打擊、改 變進而控製受援國的農業生產體係，讓這些國家形成對美國等援助國的經濟依賴與政治依賴。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成為附庸則是明證。也許，偽自由主義者認 為這樣很好，可以促進我國的民主進程和自由，但將子孫後代的生存押上去，賭注是否大了點，萬一政府不屈服，演變成朝鮮這樣，美國禁運，賭上中國人生命是否 有些殘忍？用血淋淋的生命為賭注換來的民主不是真民主，也不會給人民帶來真正的自由。想以此方式將人民綁上偽自由主義者的戰車，估計沒人願意跟你們去“顏 色革命”。

也許是我會錯了意，茅於軾確實隻是提出一個純經濟問題，沒有政治目的。但耕地不可逆轉，鋪上了水泥柏油之後，它就再也無法耕種。耕地其實隻不過是表層 薄薄的腐殖土，或者是長江中下遊的酸性粘土。酸性粘土本不適宜耕種，是我們的祖先幾千年不間斷地培育，使它可以種上水稻，失去了就永不回頭。為一個不保險 的世界糧食市場，幹嘛要自斷生路，套一條繩索在脖子上，還把另一頭交到別人手上？

是不是茅於軾覺得他有常識，他知道糧食是戰略物資，但戰略物資同樣可以通過市場來保證國家安全。一個學者、一個不讀書的學者，抽空看看報或者瞄一眼電 視，知道一些國際現狀，要求不高。通過國際現狀，比對自己的市場理論，再得出結論，總算基本。剛剛過去的冬天裏，俄羅斯就成功地運用手上的戰略物資—天然 氣，阻擊了烏克蘭，讓整個西方世界嚐到被別人卡住喉嚨的滋味。茅於軾建議我們伸出脖子給別人卡，是愚蠢得喪失了分析能力還是另有所圖，我不好說。

就當沒有俄羅斯應用戰略物資這個先例，而且茅於軾設想的市場真實存在，按茅於軾整天含在嘴裏的市場理論，資本是逐利的，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天 職，需求與供給失衡後，我們失去籌碼，就沒資格與別人討價還價。你茅於軾在論述別的問題時，祭起“市場化”的理論，從利己的角度肯定企業追求高額利潤是合 理、應該、必然發生的，在糧食問題上，怎麽就放棄你的理論，認為企業是施主、是天使、是會慷慨便宜賣給我們呢？

掌控世界糧食市場的八大巨頭全在西方，他們是企業，他們要獲取超額利潤，在商言商，在利潤麵前，他們從不會溫良恭儉讓。他們已經將大豆作為突破口，在我國糧食市場攻城略地。我國的糧食不是將來沒有問題，而是現在就發生了很大的問題。

2004年，中國大豆企業赴美采購，大豆期貨價格劇烈攀升至4300元/噸，回來不到一個月，價格跌了50%。經此一役，中國大豆企業元氣大傷。 2008年一季度，幾個來回的價格震蕩，將中國企業震散了架。至今中國70％油脂加工廠是外資或合資企業，80％大豆壓榨能力為跨國糧食企業控製。正在上 演的故事是，外資轉基因的食用油價格高昂，用來獲利；非轉基因食用油價格低廉，用來打壓國內企業。因為國內企業用的是非轉基因大豆。打死之後，再來獲取壟 斷利潤。市場經濟就是這麽殘酷，在我們有城防工事，外資巨頭都血淋淋地征戰，獲取超額利潤。如果我們棄守耕地，自毀長城，還有我們說話的份嗎。

茅於軾主動要求放棄底牌，不知作何打算。他不知道這個發生在我國的事例，則治學不嚴謹；知道這個事例，則居心叵測。誰都知道，國家抓住耕地這副底牌，即使到世界糧食市場，也有博弈的砝碼。

2006年8月，美國《華爾街日報》刊登：“中國大豆被外資壟斷，造福美國農民”。無疑，美國成為最大受益者。據美國農業部報告顯示，2007財年美 國農產品出口收入約82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70億美元。2008年美國預計糧食出口額將達1010億美元。美國通過賣糧食的收入，大大抵消了進口石油所 需付出的成本。

我們就不唱什麽大國博弈、民主自由這些高調，就談市場經濟，做生意我們是不是該這麽做法？大豆的全麵潰敗，就是在“經濟學家”鼓吹不需要考慮糧食安全 下發生的。世界大國，德國、法國、日本，無不重視糧食和耕地。茅於軾是缺乏常識、缺乏分析、還是缺乏邯鄲學步的能力，如果缺邯鄲學步，鸚鵡學舌“市場化” “市場化”三個字到學得事事講、時時講，關乎國計民生，他又裝傻充愣。

茅於軾在《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做了一個比對來說明他的理由。說：“我們是否可以反過來問這麽一句話：如果出現糧食缺口，我們是不是要進口呢。我並 不是說中國糧食靠進口解決，而是不足的時候靠進口來調節。日本自給率隻有60%，韓國隻有40%，古巴隻有20%，他們這樣活了好多年了。”

美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農業出口大國也活了好多年，日本和韓國不是因為發展工業、投資房地產而主動這樣活，他是國土窄小，不得不憋屈地這麽 活。日本與韓國也從來不願這麽活。他們一直在殫精竭慮、想方設法，改變這種活法，以便能夠安心活得下去。我們本可以活得好，什麽理由使得茅於軾欲揮刀自 宮，學日本和韓國他們自己都不願意的方式活。

早在1899年，日本就向秘魯派出了農場工人。1908年，日本在亞馬遜河穀和聖保羅建立了農業聚居區，二三十年代又發展到哥倫比亞和巴拉圭。日軍占 領我國東北後，大規模移民，在那裏種植糧食。“日本三井物產日前在巴西投資了100億日元種植玉米和棉花，以滿足日本市場的旺盛需求。除了巴西外，日本現 在與阿根廷、俄羅斯、烏克蘭、印尼、新西蘭、美國等國的農場都簽訂了玉米等飼料作物種植協議”。日本這樣做目的就是解除糧食的後顧之憂，苦心孤詣，不得已 而為之。

韓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海外墾田，2008年，以無償援助的方式在蒙古獲得了27萬公頃的土地進行糧食生產，韓國政府動用農田管理基金，向墾田企業 提供支持。韓國大宇物流公司也獲馬達加斯加政府授權，取得130萬公頃可耕地的使用權，租期為99年。韓國缺乏耕地，膽戰心驚，設法取得糧食上的安全感， 個中苦處，人人皆知。

茅於軾如此比對，該不是要我們把耕地蓋了房子，再到海外買地種糧食吧。有這種想法，隻是學術問題，誰叫茅老頭傻呢。但單單說日本韓國60%40%能活 得好，我們也必將活得好，而不說日本韓國沒有耕地的苦，以及日本韓國為了能活得好，在海外買地墾田的措施，是有這些措施的保證，才勉強活得好。用意何在？ 為了說明自己觀點正確，隻取對自己有用的證據，在學術上是造假。明智這種造假會產生無法預料的惡果，仍然一意孤行，說的好聽是缺德。難道茅於軾不知道日本 韓國海外墾田來保證它的糧食安全？不可能。如果不知道，他怎麽又會知道60%、40%。

我國目前並沒有任何其他措施保證糧食安全，除了耕地，茅於軾卻用有其他措施保證的日本韓國來說明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首先，不是學者治學的態度。美籍 學者恩道爾寫過一本《糧食危機》，他在書中推理出一個聳人聽聞的結論，說白種人正通過轉基因糧食消滅其他有色人種。我不信。但分析茅於軾到現在，我相信茅 於軾確實是想要幹什麽，因為，我不相信一個人能愚蠢偏執到這個程度，我懷疑他的動機和目的。

學術研究要建立結論與目的的邏輯關係

本來學術研究的結論，與所要達到的目的之間的邏輯不關研究者的事，研究者隻負責根據事實、結合理論給出相對科學的結論，學術研究即告完成。至於人們拿 這個結論去泡妞還是磨豆腐，都是應用者的事，應用者認為研究結論與自己的應用有莫大的關係，則須負責在兩者之間搭建合乎邏輯的橋梁。所謂上帝的歸上帝，傻 逼的歸傻逼，偏有些傻逼不甘居傻逼本分，還要去做上帝。拿研究成果去解釋在應用中想要達到、和能夠達到的目的。這本身就是對科學研究的僭越。而目的與結論 之間八竿子都打不著，就一竿子都懶得打，直接說就是可以就是可以。我不說這樣的人是傻逼，真是對不起自己的人生準則和智力。茅於軾與以趙農為首的《糧食安 全與耕地保護》的課題組成員均是這樣的傻逼。他們的研究成果的結論是無需保護耕地，卻解釋是能更好地保護耕地，而且還有反腐敗的功效，為什麽？卻又不解 釋，或者以“無知者無畏”的姿勢進行解釋。

為了一目的作結論、為了這個結論能夠成立開始學術研究，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事，研究者沒有足夠的定力和學識，很容易被自己的主觀認識所左右，得出的結論 很可能就是不顧客觀事實的對早已認定的“結論”的虛飾。趙農的課題組2008年啟動研究，開始研究茅於軾2007年的結論，2009年結題，結論與茅於軾 2007年的結論完全一致。不一定肯定就是錯誤，一個不讀書的“經濟學家”有個天才的設想，一幫天才的吹鼓手幫著粉飾，或許瞎貓就碰上了死老鼠。但要自圓 其說，騙子騙人也要動腦筋圓謊，不圓謊的是強盜，茅於軾就不圓謊，直把人們都當成了懦弱的白癡。

在《南方人物周刊》做專訪時，茅於軾說道：“紅線是國家管理，沒有必要。這與農民自己能否保護耕地有一定關係，但沒有必然關係。農民要有權利保護自己 的土地，非常重要，但它不是放開紅線的前提，紅線是一定沒有必要”。在看到這段話之前，我心裏曾替茅於軾有個善良的解釋，是不是茅於軾認為國家管理耕地紅 線，通過權利尋租、滋生腐敗，而不能有效管理，將耕地交到農民自己手上一可以有效管理，二能達到資源有效配置。然而，我錯了，茅於軾沒這個意思。茅於軾很 明確地表達“農民要有權利保護自己的土地，非常重要，但它不是放開紅線的前提。”農民權利缺位，土地還是掌握在政府手中，有紅線會侵害農民利益，沒有紅線 一樣會侵害農民利益，甚至更甚，原來還有紅線卡住；有紅線不能有效配置資源，取消紅線資源一樣不能配置有效，基本條件完全一樣，隻是有無紅線的區別。茅於 軾怎麽就能得出“紅線是一定沒有必要”。

茅於軾給“紅線是一定沒有必要”找了一條反腐敗的理由，在“中國不應再保護耕地”中說：“尤其值得關心的是用地的審批會造成貪汙腐化的機會，當前很大 一部分的貪汙案件都和用地有關，這些貪汙犯犯錯誤固然是因為不能潔身自好，但也與占用耕地的審批製度有關，好製度可以防止人貪汙腐化，壞製度則造就貪汙腐 化，現在這種保護耕地的製度確實是害多利少，應該及早調整。”

審批滋生腐敗，世人皆知。茅於軾真願意思考，探索一條抑製腐敗的路徑，值得鼓勵。但不能利用人們對腐敗的痛恨，就把“反腐敗”當成一個框，什麽私貨都 往裏裝，以圖自己走私目的。就是要達到這個目的，也不能把人們當成白癡，說是“反腐敗”就是“反腐敗”，至少應該在兩者之間建立起能自圓其說的邏輯。有紅 線時，審批會腐敗。取消紅線，土地的所有者並無改變，仍然要審批，隻是無須審批是否觸了“紅線”。審批存在，腐敗就依然存在。而且，取消紅線不僅起不到抑 製腐敗，而且更加劇腐敗。有“紅線”時，官商勾結的腐敗尚有所忌憚，侵害農民利益屢闖“紅線”總不那麽踏實。沒了“紅線”卡住，官商聯手就可天下無敵，因 為茅於軾並不主張農民對土地的權利。在有紅線時，是會有腐敗發生，但那是違法。沒有紅線，官商聯手，就是正當。哪個可以保護農民利益不言而喻。

取消紅線，得利的隻能是政府機構人員、房地產商和購買土地的商人，受損的是普通人群。如果，茅於軾真是一個“市場派”的經濟學家，就應該主張將土地交 給農民，讓農民自己決定，在市場博弈中取得自己的最大利益。茅於軾沒這樣做，可能他是騙子，並不真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或者，為主人說話時，顧不得自己整 天叨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茅於軾為自己的主人說話，可以，但不能借“反腐敗”為行腐敗之實掃清障礙，也應該為富人說話時講點邏輯和技巧。窮人千萬別被茅 於軾的“為窮人辦事”所迷惑，為富人抄了你家而對你施了一碗薄粥也是為窮人做事。並不是開粥棚就是做事，為富人代言、立言；替富人忽悠更是做事。利用取消 耕地紅線“反腐敗”，根本就是茅於軾利用人們的情緒、無厘頭地瞎扯。

茅於軾找了條為什麽要取消紅線的理由，他在“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裏說：“我國是一個土地十分稀缺的國家，即使把西藏、新疆等人煙稀少的地方都包括進 來，我國每平方公裏是135人，而世界平均是48人，大體上隻有我國的三分之一，如果不計算西藏、新疆等地，我國每平方公裏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的五倍左 右，而每畝耕地的負擔人口數隻有三倍(我們常說，我國用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1%的人口)，這證明我國一般用地比耕地更為稀缺。隻保護耕地而不保護 其他用地是十分片麵的口號。”

這般言辭，就不是學者的方式，而是潑皮罵街，還是一個文盲潑皮光著膀子罵街。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就是保護“其他用地”，而不必將各種用地單列，說保護耕 地，是因為我國耕地少而且關乎國計民生，正如你茅於軾引用的數據，“而每畝耕地的負擔人口數隻有三倍”，我們認為不到世界平均數的三分之一，很值得認真保 護。人口密度大，是沒辦法，我們不能說去鄰居家搶別人的土地，正因為人口多，所以更應該保護耕地。你茅於軾認為沒說保護“茅廁”用地，就不該保護耕地，可 笑而且荒唐。不能因為有人沒活到70歲，你茅於軾就不服氣，去攀比，在80歲時覺得不合理，就非要出來找死。

茅於軾用如此荒唐的邏輯和言辭質疑保護耕地政策，我認為茅於軾受到了很大的壓力，才不惜光著膀子來叫罵，反正他不要臉，也無所謂。

再抄一段《南方人物周刊》對茅於軾的專訪：

“有人批評你們的報告太粗糙，不夠嚴謹，包括同意您這一觀點的人士。比如，吳向宏說，您這個研究，實際上立場已經預設了，即“自由市場最有效率，政府幹預必須取消”，而研究工作反而粗放了。您怎麽看？

茅於軾：不錯，是這樣的。我們首先看到了保護耕地紅線是錯誤的，我們再研究有關這一政策的方方麵麵。對研究的批評，我們接受，一個研究可以做得淺，也可以做得很深入，看你有多少資源。

天則所很窮，這也就是一個二三十萬的小課題，我們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相信把最重要的問題都搞清楚了，過去從沒人看到的問題，我們看到了，比如百年一遇的缺糧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茅於軾到很坦誠，不否認是先有結論後研究。但研究前這個結論根據什麽得出不知道，是靈機一動還是有人告訴他，茅於軾沒說。至於深淺，深的是缸淺的是 盆，都是器皿，一個學術研究成果，沒聽說有深淺之分，隻聽過有對錯之別。即使淺得似碟，也需要自圓其說。不能埋怨二三十萬太少，與人消災時就牛頭不對馬 嘴，論據與結論脫節，結論與目的相悖，弄得80歲多歲了還要不顧老臉脫了衣服上陣，說些你不A那就不能B的這樣的糊塗混賬話，可能“研究”沒做好，壓力確 實大。當然，這也與做課題時，茅於軾沒選對人有關。

課題負責人趙農在介紹成果時說：“通過一年的研究，天則所要向政府呼籲，死守耕地紅線隻是權宜性措施，目前的土地產權製度還應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讓農 民分享工業化的利益，從根本上改變耕地保護的被動趨勢，更有效率地使用土地。”這就是典型的沒理解茅老頭精神的做法。茅於軾壓根就沒有改變土地產權製度的 想法，也沒保護耕地的意思，他隻是耕地少了可以買著吃的意思。趙農按自己的思路做文章，必然得出取消紅線能更好地保護耕地的荒唐結論，也必然會與茅於軾各 唱各的調。

茅於軾與他的課題組的研究成果，放到愚人節，倒可博人一哂。然而，專家正兒八經地研討，我得怒斥蒼天：注水豬注水牛我們認了，就不能放過專家？別往他們腦袋裏注水！

2009年2月25日，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組織的“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項目”專家研討會在北京皇苑大酒店召開。與會專家有：天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茅於軾 教授，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教授，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盧鋒教授，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市場貿易室韓 一軍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宏觀室室主任黨國英教授，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楊軍，原國家土地管理局規劃司副司長鄭振 源，以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博士楊俊峰。

與會專家說了什麽，不知道，我認為“與會”就是非常傻逼的一件事。

學術研究不可以證偽的論據來證實

學術研究無禁區，言論自由也無禁區。一個學者，行使自己的自由言論為自己的理論辯護；或者一個無良的學者，利用言論自由的權利為自己的理論進行詭辯， 無一例外，都會例舉能夠支撐自己的論據。隻有茅於軾特別，他的舉例，就如掄圓了胳膊猛煽自己的那張老臉，以為自己辯護的方式將自己理論和“成果”的荒謬展 現出來，製造一出喜劇。所謂喜劇，就是剝開華麗的外表，讓人們看到華麗下的虛假與醜陋。茅於軾的行為，對於學術研究而言，則又是一場悲劇，是將求實求真的 學術研究毀滅給大家看。

對於“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茅於軾有個立論的依據，他在《南方人物周刊》專訪時說“18億畝紅線的數目完全是拍腦袋出來的，沒有經過任何經得起檢驗的研究。”照理，曆時幾年從“結論”到“結論’的研究之後不該如此立論。

國家提出耕地保護政策之後，被地方在利益驅動下一次次突破。1996年全國土地利用總規劃曾確定，2000年的耕地保有量為19.4億畝，2010年 要控製在19.2億畝。然而，沒有守住，2000年時，全國耕地麵積減少到19.2356億畝。2005年，全國耕地隻剩下18.31億畝，到2006 年，再減少到18.27億畝，所以才有確保18億畝這一紅線。

確保18億畝實出無奈，因為19.4億畝沒能保住，而18億畝的糧食產量，全國人均占有剛好接近世界人均占有量400公斤這個數字，而且是按幾十年最 高產量，和現實人口的計算得出。目前，還沒找到茅於軾說的“替代”品，“肉糜”可以替代，但單位“肉糜”需要更多的糧食才能生產出來。2006/07年， 小麥、玉米、稻穀三大主糧單產相比1960/61年，分別增加了的2.43倍、2.42倍和2.21倍。目前已很難大幅提高單產量，另外，作物單產還受天 氣、病蟲害等因素的綜合影響。所以，確保18億畝耕地，才能確保即將到來的15億人的糧食安全。這就是確保18億耕地由來。其實，這無需什麽“經得起檢驗 的研究”，是個人都會明白。

茅於軾、以及茅於軾的支持者們另一個觀點是：耕地紅線屢被突破，並沒起到保護的作用，所以就應該取消。我覺得，茅於軾與茅粉有很濃重的破罐子破摔的思 想，沒保護好，是政府的責任，他們要為此負責，決不能破罐子破摔，幹脆就不保護。茅於軾走到今天這一步，與他“破罐子破摔”的思想有莫大的關係，常在海邊 走，哪能不濕鞋，下一次海不要緊，妓女都可從良，茅於軾真不應該抱有失身一次就永世為娼的理念而生活。

還是在《南方人物周刊》專訪，茅於軾說：“我是自由派，沒問題，但中國改革成功全靠自由派。……不光是我們中國才有自由派，全世界的自由派都這樣講 的，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大師都強調自由啊，沒有哪個強調計劃。你看阿馬蒂亞·森怎麽怎麽說的，自由就是發展，沒有自由哪來發展？”

看到“自由就是發展，沒有自由哪來發展”，確實沒懂。我能懂“知識就是力量”，什麽是什麽，簡單判斷。或者“有錢能使磨推鬼”，也懂，什麽能夠什麽。 但始終沒懂茅於軾想說什麽，“自由”怎麽就是“發展”呢，“自由”是人的社會權利和形態，“發展”是社會經濟狀態，兩者等同不起來。“沒有自由哪來發 展”，自由搖身一變又不是發展了，成了發展的前提。自由是發展的前提當然沒錯，可上下句的矛盾實在是別扭。茅於軾說是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阿馬蒂亞·森說的。 我少讀書、不學無術，不認識阿馬蒂亞·森，很慚愧，就去讀阿馬蒂亞·森。先是發現阿馬蒂亞·森沒說過“自由就是發展”這麽山寨的話，他有一本書是《以自由 看待發展》，然後發現阿馬蒂亞·森是對茅於軾捧為圭皋的市場化的批判者。為什麽茅於軾要找一個證偽自己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大師來篡改以證明自己呢？不懂。

阿馬蒂亞·森在《紐約時報書評》的一篇文章寫到：“究竟什麽是資本主義？標準的定義似乎把經濟交易對市場的依賴作為將經濟製度視為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同 理，對利潤動機和對基於私有製的個人權利的依賴，也被視為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征。但是，如果這些是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那麽我們當前所擁有的經濟製度——例 如在歐洲和美國——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嗎？全球所有的富裕國家和地區——歐洲國家，以及美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韓國、台灣、澳大利亞和其它地區——都 在一段時間內依賴主要發生在市場之外的交易，例如失業救濟、公共養老金和其它社會保障功能，以及由公共部門的學校教育和醫療。在經濟取得真正成就的歲月 裏，所謂的資本主義製度那些值得稱道的表現，是源於多種體製的結合，這些體製遠不限於僅僅依賴利潤最大化的市場經濟。”

阿馬蒂亞·森不認為美國等發達國家是“僅僅依賴利潤最大化的市場經濟”為導向的資本主義，而是融合了其他要素的經濟體製，政府提供“失業救濟、公共養 老金和其它社會保障功能，以及由公共部門的學校教育和醫療”，不是資本主義的特征，而上述國家在這些方麵都很完善。這是上述國家從人本出發，不拘泥於某一 個經濟製度的自我修複和自我完善。茅於軾之流的經濟學家，卻偏要削公有製的足來按適書本上資本主義之履。

在同一篇文章中，阿馬蒂亞·森還寫到：“斯密不僅支持政府完成市場可能無法完成的任務，例如普及教育和減輕貧困（他還希望受政府補助的窮人擁有比當時 的濟貧法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自由）；總體而言，他還主張提供多種體製選擇來解決出現的問題，而不是把體製綁牢在某種固定的程式上，例如把一切事情交給市場處 理。”

阿馬蒂亞·森認為市場無法承擔“普及教育和減輕貧困”，政府應該完成這些市場無能為力的事務，而且，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源頭，斯密也是如此認為。“不能一切都交給市場”。
茅於軾認為一切由市場說了算。要是說茅於軾是一個教條的新自由主義追捧者，那應該遵循斯密、阿馬蒂亞·森的教條，“提供多種體製選擇來解決出現的問 題，而不是把體製綁牢在某種固定的程式上”。要說茅於軾是發展的新自由主義追隨者，那應該照搬美英日德法的模式，督促政府承擔起“普及教育和減輕貧困”的 責任。但茅於軾都不是，我不知怎麽界定他，隻好說他不是一個學者，比我還文盲。但以反對者來支持自己的理論和觀點，那就不知是無知還是卑鄙了。因為普通民 眾不會象我這麽無聊，會去尋找阿馬蒂亞·森到底是怎麽說的，往往就會疑惑，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說的，大概不會錯，就被茅於軾給騙了。

茅於軾的支持者們大多以阿馬蒂亞·森的這句話來支持茅於軾不保護耕地，“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饑饉史，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 裏，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饑饉。”以此認為，隻要有了製度，就不會饑饉。在對付饑饉，一個相對好的製度無疑有巨大的優勢，它的根本作用是在救濟方麵，民主 本身不會生產糧食。即使產糧大國的美國，在大蕭條的年代，也出現大麵積的人群營養不良。原因是窮人買不起糧。

在世界糧食安全方麵，阿馬蒂亞·森在一篇文章中說道：“全球糧食問題的真正原因並非糧食減產，也不是所謂的人均食品產量的下降（這個結論毫無根據）。 糧食問題的根本原因是需求的增長。解決由需求增長所帶來的糧食問題的唯一方法是快速提高糧食產量，而這需要全球範圍內的廣泛合作”。

在這裏，阿馬蒂亞·森認為存在糧食問題，而不是茅於軾以為的世界市場上糧食沒有問題，說解決糧食問題唯一快速方法是“提高糧食產量”。糧食產量等於糧食單產量乘以耕地麵積，這句廢話不得不說，因為茅於軾認為糧食產量與耕地麵積無關。

茅於軾祭出阿馬蒂亞·森來支持他的不用保護耕地，以及他的極端市場理論，實質是自我證偽。


因為茅於軾進行學術研究時，不能實事求是、不遵循尊重數據的基本準則、不具備基本常識、基本邏輯推理和普通綜合分析判斷能力、道貌岸然地鬧自我證偽的笑話。所以斷定：茅於軾作為一個學者是不合格的。

 

所有跟帖： 

• 四、非常茅於軾 -hotdog99- ♂ (41231 bytes) () 06/04/2011 postreply 11:51:31

• 小結 -hotdog99- ♂ (89285 bytes) () 06/04/2011 postreply 11:5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