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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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上篇“茅於軾”部分，到此結束。我通過對茅於軾文章的分析和探討，得出茅於軾既非經濟學家也夠不上一個學者，他所有的結論都與他依據的理論和提 供的論據沒有邏輯關係。他提供的結論所欲達到的目的，也與他表白的目的毫不沾邊，甚至完全相反。比如，他說取消土地“紅線”製度是反腐敗，但他又不以土地 私有為前提，在任何前提條件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取消“紅線”的約束，隻會加劇腐敗，使腐敗走到台麵而肆無忌憚。指出了茅於軾在“自由主義”口號下，精英專製 主義的實質。對茅於軾的結論是：一個瘋狂的既得利益者，為了利益不惜犧牲當代人的福祉，也不惜賭上子孫後代的生存。是權貴階級的幫閑和幫凶。

由於我不大願意以“陰謀論”去觀察和思考，所以，對茅於軾尚存疑竇未解。那就是茅於軾的“小額貸款”。他從1993年涉及此項目，十幾年的非法金融活 動，不僅沒有受到幹擾和追究，反而以此為階梯，占據了“道德”製高點。其他人卻沒有如此好運，皆受牢獄之困。朝野間為何如此默契，不惜“違法”來聯手打造 茅於軾的“道德”？特別是在某個文件高調簽名後，一點沒有受打壓的跡象，反而更加高調地出現在朝野各大媒體。相反，其他的簽名者，都或多或少地為簽名所 累。茅於軾是什麽樣的老大替他罩著呢，或者，茅於軾本身就是官辦江湖的老大？

我看一個人，不光看他披什麽外衣、喊什麽口號，往往會費心掀開他的外衣看看，也會聽他喊完口號後看他的行為。更不會拉幫結派、畫地為牢、給人貼上不同 的標簽，標簽相同則無論他說什麽幹什麽都為他呐喊、衝鋒、做炮灰。我不相信自詡為“自由主義”者的普通人缺乏基本的邏輯思維能力，隻是他們不願也不敢獨立 思考，同樣是被頭腦中的“精英專製主義”理念束縛了。就如辛亥革命的武昌起義，新軍一定要用槍逼著不願“革命”的黎元洪來做老大，似乎沒有一個名人“精 英”做首領就名不正言不順。現在，茅於軾簽了名、入了夥，“自由主義”者們樂得屁顛屁顛，根本顧不得鑒別茅的真偽，甚至害怕鑒別出茅於軾的偽而失去了一個 看起來很美的老大。民主猛人楊恒均屬另一種情況，他自顧自地猛打猛衝，閑不下來看個仔細，猛一瞅茅於軾的外衣顏色差不多，就引為同道，捧茅於軾為“孤獨大 俠”。其實，楊恒均的“民主”思想與茅於軾的“精英專製”爭鋒相對、水火不相容。

娛樂界為保證票房，采取明星製，是吸引粉絲不費腦子地追捧明星，而不是靠娛樂本身的內容去吸引粉絲。在學術文化界，也是一樣，學術大佬也隻看“學術明星”怎麽說，對“學術明星”深信不疑。有個當代大儒、ID為：東海一梟的可作說明。

5.12地震後，網上有個瘋傳的帖子：《茅於軾說，不如納粹》。東海一梟大肆推薦並寫薦語。後因此貼，有外國媒體邀茅於軾接受采訪，茅於軾遂申明非他 所為。東海一梟也馬上貼出更正啟事，其文曰：“東海薦語中曾引用該文一節：“阜陽市一個區政府建了一個媲美白宮的政府大樓，卻把一所學校拆毀搬遷至危房上 課，並乞求日本的國際組織捐助建校辦教育。”雲雲。既是無名氏冒名之作，真實度如何便難得到基本保證，所舉事例有待於進一步了解。為了對讀者負責，謹收回 對《納粹都不如》一文的推薦”。 

東海一梟收回推薦的理由很有精英心理和明星製的味道。“阜陽市一個區政府建了一個媲美白宮的政府大樓，卻把一所學校拆毀搬遷至危房上課，並乞求日本的 國際組織捐助建校辦教育”。就這個事例，東海一梟自始至終都沒去證實。當他以為是茅於軾寫的時，他毫不懷疑其真實性，不用證實就相信。當他知道此文非茅於 軾所作時，他就覺得“真實度如何便難得到基本保證”，也不去落實其真偽，就取消推薦。對事例的真假質疑沒錯，對“明星”無條件相信則錯之大矣。特別是判斷 “無名氏冒名之作”，則毫無來由。為何不是“明星”冒名呢？為何不是“明星”的粉絲替他冒名呢？從效果來看，茅於軾因此貼收獲了數不盡的讚譽，被譽為中國 的良心。是“明星”茅於軾冒名才合理。再看東海一梟的“推薦”和“取消”，文本還是同一個文本，唯一的區別就是“茅於軾”與“無名氏”。到底是看內容還是 看“明星”。無論是“儒”還是“自由主義”，他們都把應該嚴肅的事情娛樂化了，追捧的不是他們心中的理念，異化為追捧“明星”。

“茅於軾說：不如納粹”這個帖子，貼主隻貼了兩個論壇，“天涯雜談”和“貓眼看人”，題目是：《地震後聳立的政府辦公樓是中國人為自己建造的墳墓》， 均已被刪。但以此題搜索，還能找到最初的轉帖。貼主放在自己的博客上顯示的時間是：5月13日19時。貼主打心裏瞧不上茅於軾，決不會為茅於軾貼金。隻可 能是網友為使帖子能活得長一點，而改為茅於軾，或者就是茅於軾的粉絲一廂情願地為茅於軾貼金，收獲民心。

因為，貼主就是本樓主，用的從來就是yangyizhqun。茅粉們一直臆測我是官府派來的，或是有組織的行為，恰恰是茅粉們內心的虛弱，不願承認自 己已經是天怒人怨，想象對你們進行批駁的都是組織授意。樓主yangyizhqun從不接受任何組織的授意，也不入“自由主義”的幫派。口誅筆伐，憑一己 之力，不邀幫手。

茅於軾及其天則經濟研究所(下篇)(轉載自經濟論壇)

在天則經濟研究所網站的“企業簡介”一 欄，其第一段如下：“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由經濟學家茅於軾、張曙光、盛洪、樊綱、唐壽寧與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發起，於1993年7月創立。現任理事 長為茅於軾教授，所長為盛洪教授，學術委員會主席為張曙光教授。”然而，網站沒用“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而用“天則經濟研究所”為站名。查“北京天則經濟 研究所”的工商登記資料，法定代表人：茅於軾，狀態：吊銷。查共同發起人“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吳濱、狀態：吊銷。沒找到“天則經濟研究 所”的工商登記資料，但找到“北京天則所谘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茅於軾、注冊資金：200萬、成立日期：1999年7月22日。

據網站資料介紹：“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是經北京市機構編製委員會注冊的事業法人組織”，理事長：茅於軾、常務理事：茅於軾、張曙光、盛洪。在北京市機 構編製委員會的“事業單位登記”查詢的結果是：“當前沒有記錄”，北京市機構編製委員會2009年事業單位公告裏，也沒有“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

茅於軾於2004年向公眾發起募捐，募捐信中稱，已募集到800萬元人民幣，募捐的目的是為了籌集到2000萬元人民幣。其後，茅於軾稱未能達到目 的，但也未公布募集數額，即將本以慈善為目的的“基金會”改為投資公司，成立“北京富平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其中，有任誌強的國有華遠集團的300萬捐 款，但華遠集團同時披露茅於軾等已募集到2100萬。

在民政部、工商局均未查詢到“北京富平創業投資有限公司”的注冊信息，也未找到“北京富平創業投資有限公司”的網站以及媒體的宣傳報道，茅於軾放個 屁，媒體都要熱炒一番，可對這麽大的“善事”，媒體不置一詞，使人狐疑。僅在“富平學校”的網站上看到“北京富平創業投資有限公司”的介紹和招聘信息，說 是“富平學校”與聯想投資共同創建，也未找到聯想對這一投資的披露。我的信息渠道狹窄，望達人補充，以釋我惑、以正視聽。富平學校的全稱應該是“富平職業 技能培訓學校”，2002在民政部注冊，屬非贏利性機構團體。

看“北京富平創業投資公司”的招聘職位，應該是為“小額貸款”服務。茅於軾長袖善舞，可以在違法的環境中，沒有合法身份、沒有公章從事十三年的存貸款 的金融業務，不僅安然無恙，更因此得“為窮人辦事”的美名，而孫大午隻存不貸也難免牢獄之災，所以，不得不對茅於軾的組合拳多看幾眼。沒有證據證明一個人 到了80歲就不貪財，因為他不是一生下來就80歲；也沒有證據證明一個“著名經濟學家”就不貪財，因為他也非一出世就80歲。如果，貪財還能得名，同時還 能抒心中的憤懣、得到報複的快感，那不是瞌睡與枕頭雙雙降臨。

論“著名”，茅於軾比不過張五常；論財產，茅於軾多不過張五常；論年紀，茅於軾也大不了張五常幾歲。張五常尚不存對美國政府的宿怨，僅僅因為自身的貪 欲而偷稅、造假古董，麵臨美國政府的刑事裁決而滯留大陸。茅於軾呢？他胸中怨毒尚存，報複的同時攫取錢財、還得到茅粉的歌頌，他會有別的選擇嗎？按照茅於 軾“利己”的理論，他有其他選擇嗎？

一、 魑影

魑，禍人的鬼怪。在國企改製、教育產業化、等諸多禍害中，都看得到張五常的身影，他就是一隻禍害中國人民的魑。

就中國經濟學家的排名，張五常曾對媒體說過：“我排第二？茅於軾，我的朋友，他排第一，那是沒有問題的”。最近張五常又說了：“中國的經濟學家全是垃圾”。自承自己不過是排在垃圾茅於軾之後的另一垃圾。這兩個垃圾有一共同點，就是狂、說話語無倫次、不顧邏輯。

為說明自己是一天才，張五常說自己三十年來不看經濟學的書，連經濟方麵的論文也不看。茅於軾邯鄲學步，在《八十自述》中說自己經濟學的基礎書籍沒讀 過，而且比張五常更進一步“天才”，說自己連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等，統統沒讀過，然後，就搖身一變成“著名經濟學家”了。張五常畢竟從1959年開始 在美國學經濟學，讀到1967年博士畢業，然後開始博士後研究，他說不讀，至少是已經讀了不少。茅於軾這個老糊塗鸚鵡學舌就淺薄了，你一學機械的，46歲 轉行，經濟學知識哪來的呢，是天上掉下來的，還是從娘肚子裏帶來的？說這種話，要不就是為了使自己顯得“天才”而編的瞎話，要不“著名經濟學家”是山寨版 的水貨。

古語說，英雄所見略同，但茅於軾與張五常在糧食問題上一致，隻能說一般肚腸、各懷鬼胎，因為張五常自己承認自己是排名第二的垃圾、推茅於軾為垃圾第一。垃圾不是英雄。

糧食

2008年12月24日上午，由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主持的“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課題學術成果發布會在北京舉行。學術成果的核心 是：18億畝耕地紅線無需保護，糧食可以去市場買。早在2007年1月11日，茅於軾在“房地產經濟學講座暨富民基金說明會”就已經表達了不用保護耕地的 觀點，在那次會議上，茅於軾即說：“現在中國非常有錢了，我們進口糧食有足夠的錢”。茅於軾反對耕地保護有兩個理由：一是滋生腐敗，一是推高房地產價格。 其保護或不保護耕地是形式，其目的和指向是去“買糧食”，這是關鍵。

2008年4月，張五常撰“糧食如何算安全”一文。提出糧食安全的保障還是“買”。家中無米，持幣購買，這是很簡單的道理，是個人都會這麽做。可由經 濟學家正兒八經地提出來，說自己種糧不算安全，去“買”糧才安全，我覺得離常識太遠。買糧至少要有錢，有糧食賣，而且不太貴，能買得起，人家願意賣給你， 糧店還不能太遠，不然買好了糧食沒等到家就餓死了。怎麽也“安全”不過自己家裏存好了過冬的糧食呀。經濟學家不管用什麽理論、模型、曲線，最終都要還原成 人話，如果還原成鬼話，我還真懷疑“著名經濟學家”的動機。

在文中，張五常肯定了我國是“人口最多的大國，比例上優質耕地實在少”這個事實。依據事實，我國應該加大保護耕地的力度才對，然而，張五常卻得出了相 反的結論：人口多，耕地少，隻有讓它更少，糧食才安全了。張五常的理由是要將農業人口轉到工業上去，把農業用地改為工業用地，說“一部小電視機出口可以換 取大約一噸非優質的白米進口。”我不反對國家的工業化，但工業化是一個循序發展的過程，揠苗助長的大躍進到不了工業化社會。農民並非留戀土地不願工業化， 逼迫你采取剝奪農民耕地的方式來促使農民工業化和城鎮化。製約我國工業發展的不是工業用地不夠，全國有多少空置的開發區在招商引資，怎麽單單與耕地過不去 呢。如果說是耕地束縛了農民的流動，可農民沒有了農業稅，耕地對農民來說不是負擔。如果說工業發展急需勞動力，可現在大學畢業都找不到工作。剝奪了農民的 耕地，他們就能立即轉化為產業工人？他們的競爭力比大學畢業生還強嗎？再說一部小電視機換不回一噸大米，我國電視機乃至一切產品的出口量，不是由生產量決 定的，而是由市場需求決定的。我國電視機目前的產能遠遠大於實際產量。從來就沒有因為用地不夠而影響了工業生產。張五常用這樣的理由說服政府不要耕地去 “買”糧，有點對不起他的雇主。

茅於軾在這點上比張五常狡猾，他知道找一個政治正確的理由，那就是“反腐敗”，由於茅於軾盡管狡猾，但人不夠聰明，始終找不準“腐敗”與“耕地紅線” 的契合點。張五常直接說糧食安全取決於“購買”，茅於軾稍稍有些迂回，用“腐敗”來反對耕地保護，再出主意，糧食不夠去“買”，再套上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 的套子，增強說服力。兩者的取向是一致的，就是去“買”，賣主是誰呢？世界上糧食最大的賣主是：美國。

茅於軾就象一個賭徒，從來不懷疑市場上是否有足夠的糧食可供應，也從來不擔心市場上的糧食的價格。張五常畢竟是正牌的經濟學家，不會那般無賴地不要 臉，不要臉得有些羞羞答答。他在文中出了個主意：“政府全部開放糧食進口，讓私營（或稱民營）的商人處理，絕不限製牌照數量。這是毫無農業的香港從來沒有 缺糧的主要原因。數之不盡的零散糧食商人，互相競爭，各出奇謀，各有門路，有什麽戰爭或政治上的風吹草動，他們總有辦法”。他承認糧食問題受“戰爭或政 治”因素的影響，而不是如茅於軾一口咬定市場決定一切。但給的主意，對經濟學家來說，匪夷所思。

首先，“政府全部開放糧食進口”就沒誰是這麽做的，講究與國際接軌的經濟學家為何在這個問題上搞“中國特色”呢。日本為保護本國的糧食市場是怎麽做的 呢，“在大米進口上采取的措施一是實施二級稅率，對最少準入量範圍內的大米進口實行低關稅，對超過市場準入量的進口大米征高關稅。二是規定進口大米用途控 製在加工用原料範圍，使進口米對本國米市場的衝擊和影響降到最低程度”。就是為了保護本國農民利益，使農民願意種地，而不是貪便宜將國民的生計寄予不確定 的市場、不確定的收成、不確定的價格和不確定的“戰爭或政治”。在“戰爭或政治”發生時，張五常將十幾億人的口糧，寄予“零散糧食商人”的“他們總有辦 法”。要是他們不願想辦法呢、要是他們沒有辦法呢、要是他們的辦法行不通呢？如果說茅於軾裝著一根筋地堅持市場不受“戰爭和政治”的影響，還可用“天真” “幼稚”來找退路，你張五常都承認“戰爭或政治”的因素，卻讓小商小販去為十幾億的吃飯想辦法。除了別有用心，實在找不出其他的解釋。

我很難相信某國是在下很大很大的一盤棋，但看到一個“著名經濟學家”，又一個“著名經濟學家”，都出同樣的餿主意，而且給出的理由、目的、善後，皆違背常識，同時，所指的結果相同：“買糧食”。我不得不懷疑資助背後的交易和利益。

茅於軾說取消耕地紅線是為了農民的利益，上篇已經分析過，既然土地國有，審批仍然存在，官商勾結更加肆無忌憚，農民同樣沒有談判和博弈的權利。農民的利益無從談起。張五常也說是保護農民的利益，可他的保護比茅於軾還要不靠譜。下麵是對張五常的一段采訪：

“人物周刊：政府征地，再補償給農民，補償多少是爭論的焦點之一。您認為現在的補償價格合理嗎？
張五常：公平的賠償金額是容易算出來的，現在對農村的補償，以農地的價值算，賠償價是3至5倍，是慷慨的。隻是農民與一般人無異，補償再多也可能嫌不夠。人性如此。
像上海，要收回某些舊房子，就一個床位，平時不過值一萬多塊，賠償20多萬都不行，那就打架，封鎖馬路，這種情況下，強政府可能是好的。我在美國有一塊農地，一條公路剛好把這塊地切開，政府說要補錢，我沒有反對，但是有人反對，官司打了十幾年。”

賠償是3倍5倍還是30倍50倍，這都不是問題，隻要農民樂意，交易的雙方滿意，即使一分錢不賠，旁人也插不上嘴。問題是，政府征地後，將土地投入市 場進行交易，是按市場價買賣，這實際是一個商業行為，商業行為就應該遵循商業規則，協商價格，不可強買強賣。這個時候，張五常又覺得“強政府可能是好 的”，這就使人懷疑張五常的學術人品，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理論和實際中都極力淡化政府的作用，消弱政府的權利，當權利與農民實際利益衝突時，經濟學家卻又 選擇“強權”。

張五常與茅於軾不同，他是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的人。他1935年生於香港，1959年赴洛杉磯入加州大學經濟係，1967年得博士學位，1969年為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 1982年為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教授。近年避居深圳。

還是在接受“人物周刊”的訪談中，張五常說：“取消農業稅是好的，但是我不讚同補貼農業。”政府對農民、農業實施補貼，在發達國家是通行良久的政策。 不僅日本如此，美國和歐盟也不另外。歐盟、美國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這在歐盟《2000年議程》和美國1996年、2002年《農業法》中都有明確體現。 它們的共同點是：①補貼與基礎麵積和單產水平掛鉤，而不與當前的價格掛鉤。②補貼範圍不局限於糧食，而是包括各種穀物、油料作物、蛋白作物、纖維作物等絕 大多數農作物。如此煞費苦心，都是為了保證糧食這一戰略物資，在非常時期的安全。作為世界知名經濟學家的張五常不具備這個常識，是不可想象的，可為什麽一 項國際通行的、惠民的、保證糧食安全的政策，會遭到張五常的反對？張五常的核心還是去“買”，這與茅於軾取消耕地保護一樣是對國家安全的“釜底抽薪”。

張五常在訪談中，最著名的一句話是：“五千年來沒有這麽好過。”這是他對農民、農村和經濟的一句評價。如果說現在人人都可以看電視、坐汽車、搭火車， 五千年來，沒有一個皇帝能有這般享受，那我同意“五千年來沒有這麽好過”。可我覺得，五千年的曆史應該用橫切麵去比較，比如公元1000年時，中國與世界 各國的比較；公元1500年時，中國與西方各國的比較；當代中國在世界是什麽位置，這樣比較才有意義。不然，“五千年來沒有這麽好過”無異於諂媚的一句文 字遊戲。

香港學者丁學良說的很明白，張五常的表現，隻不過是為乞得一棲身之所，以逃避美國對他的刑事追究。“2003年1月28日，美國政府控告張五常夫婦 13項串謀逃稅及虛報資料罪，涉及漏報的資產估計高達7000萬港幣。張五常被控1項逃稅罪、6項虛報收入罪和6項虛報海外銀行賬戶罪，他的妻子蘇錦玲則 被控串謀逃稅。若所有控罪皆成立，數罪並罰，最高可入獄83年及罰款475萬美元。但張五常隨後立即逃離了美國，拒不出庭受審。美國司法部隨即向兩人發出 拘捕令。由於香港和美國之間有引渡協議，隻要張五常回到香港，美國政府就可以要求香港逮捕張五常引渡到美國”。所以從2003年開始，張五常一直居住在中 國大陸，不應該給工人和農民更多權益等言論能迎合官僚和權貴，而鼓吹買糧安全，則是他對資助他的“基金會”的責任。也許，張五常的通緝犯身份，減弱了他的 “權威性”，所以“基金會”才選擇茅於軾承擔課題研究，研究出了《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的科技成果。正是“福特基金會”在全球致力與“綠色革命”，為美國 農業確立壟斷地位，這完全符合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人類利己的本性。為自己國家的利益和民族利益，沒什麽不正當。不正當的是它民族的“經濟學家”幫助別人 來完成這個至少有巨大經濟利益的布局。

拋開政治和意識形態不談，中國缺糧，最大經濟利益的獲得者唯有美國。市場經濟在國內是殘酷的，參與國際競爭更加殘酷，新自由主義經濟一般從價格著手分 析，為何對糧食問題不從“價格”考量呢？茅於軾之流真的理解新自由主義經濟嗎。世界大同，那是共產主義，在市場經濟下，誰也避不開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茅 於軾、張五常們真的不懂？我認為不會如此“天真”。

教育

金融危機，中國以大換小，以資源換花紙頭的“外向型”經濟玩不轉了，自然想到“內需”，正常人都會這麽想，不是內就是外。可老百姓手裏沒錢，想掏錢 “愛國”都愛莫能助，所以各路專家就雞一嘴鴨一嘴討論如何拉動“內需”。盡管討論不過是顯得自己憂國憂民、加上自己有學問之外，對實際問題仍是緣木求魚， 但總算沒有南轅北轍，始終不離“內需”左右。然而，張五常與眾不同，他提出走出金融危機的路徑是：《張五常：中國鼓勵內供遠勝於鼓勵內需》。對張五常的標 新立異，我是哭笑不得。

“內供”無需鼓勵，金融經濟危機漸現端倪，中國的企業就開始尋找國內市場的縫隙，使盡渾身解數欲在國內市場一顯身手，站住腳跟、擴大銷售，這是每一個 企業自救的本能。問題是國內沒錢，需求疲軟，他們頭痛的是國內市場怎麽才能接受他們的“內供”。隻有在需求旺盛，供應不足時，才需要鼓勵“內供”。目前 是，企業都擠在“內供”的獨木橋上，現有產能已無處釋放，誰都想“內供”，可供了沒有下家接盤。

張五常可是世界知名的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還真是一門高深莫測的學問，成家後一準就變成神經病，而且，越是著名病就越加嚴重。張五常在文中提到怎樣鼓 勵內供想了一項措施：“如今懂得做廠的人才散失嚴重。做廠是難度非常高的一門專業。我認為要不論既往，不管是否欠債逃亡，要出些優惠鼓勵這些專才再做 廠。”一日資本家、一世資本家，欠債逃亡了還要找回來供起來，此類自由主義者大概都有這種藐視法律、專製與被專製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精英主義思想。也難怪 他會在美國受到十三項指控。

張五常這種神經病的囈語肯定不會為決策者采納，也無從采納，因為正是人人想做而不得的事。而在1998年，也是為了走出經濟危機的陰影，一個叫湯敏的“首席經濟學家”，一紙建議，改變了千萬人的生命軌跡，將中華民族推向了萬壑懸崖。

湯敏，茅於軾的富平家政公司的合夥人，前亞洲開發銀行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現任職於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擔任副秘書長。1998年，以個人身份向 高層提出啟動消費點的建議，即“教育產業化”。 在陳述高校擴招的5個理由中第三條為：“國家提出保持經濟增長8%目標，擴招前經濟增長率為7.8%，急需擴大內需，教育被認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於是 醞釀增加高校收費”。同時，湯敏算了一筆賬：“如果高校每年擴招30萬學生，按一年一個學生消費1萬計算，30萬學生實際消費將近30億。”由此，開始了 對中國人民的瘋狂掠奪和對教育的極度摧殘。始作俑者，湯敏。

“教育產業化”的成敗得失，已經擺在了人們麵前，我不想過多地提其中的慘痛，隻是就湯敏當時的心理做一分析和梳理。湯敏是出於保證8%的經濟增長目標 而提出增加高校收費的，這點很明確，他自己1998年的建議和2005年接受記者采訪時也是這麽回答的。這裏麵就蘊含很大的問題，為什麽一定要保持8%的 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到底是為什麽，經濟增長是給外部世界看的還是應該使人民享受到增長帶來的利益，經濟增長的數字是衡量一個政權合法存在的唯一指標嗎？執 政者從它執政的角度，希望有漂亮的經濟增長數字，以使自己的執政合理、合法，而偏離經濟增長的實際意義，有它的內在原因。一個經濟學家應該是什麽態度，他 首先必須是一個人，得從人的立場去思考問題，應該明白經濟增長的目的是為人服務的，不能為了數字的好看而增長，不能巧立名目硬搶人民的錢來滿足增長的數 字。一個經濟學家，如果心裏沒有了善，缺少人文關懷，專業知識隻能幫助他成為一個精致的、殘忍的幫凶。湯敏就是。他很專業地看到“教育被認為是老百姓需求 最大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就建議從此下口。

湯敏算的那筆帳也不對，他大概是為了增強他的擴招在經濟上的說服力而有意胡扯，因為我不相信“首席經濟學家”會這麽弱智，為說明自己的觀點而有意胡扯 是所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通病。湯敏算法是這樣：“如果高校每年擴招30萬學生，按一年一個學生消費1萬計算，30萬學生實際消費將近30億。”即使算 進不算出的奸商也不會如此算法。假使沒招這30萬學生，這30萬人也得吃飯喝水穿衣娛樂，照樣得消費，也許不如在校消費多，但必須是動態比較。唯一增加的 是學費這部分，然而，學費進入了教育係統這個循環，成了教育係統個體的定向消費，是否會比分散在老百姓手中的乘數效應更大，也是未知數。就是說，擴招和增 加收費並不能給經濟增長的數字提供太大的幫助。為什麽湯敏要提出來，政府又欣然接受呢，因為，這是一場對老百姓的搶劫，所以的參加者都會分到好處，湯敏的 好處是更加鞏固其幫凶的地位。

湯敏留學美國，長期在國外工作，對世界各國大學教育和收費標準，不說是精熟，總該大致有所了解，即使不了解，在提出建議之前，也應該去試著了解，這樣 才不失一個學者的態度。如果湯敏是一個迂腐的書呆子，他就會比照世界通行的做法不會去做大的變動；如果湯敏是一個知識分子，他就會學美國、學日本、學德 國，建議政府重視教育別光停留在口頭，幫助國家走上教育強國的路；如果湯敏是一個普通意義的人，他就會考慮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決不會竭澤而漁。可惜，湯敏 都不是。湯敏選了僅僅有利於政府的短期利益，而有害於人民、國家長期利益的狂漲高校學費的路。

學費之高到了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程度。我國2002年城市和農村的人均收入分別為：7703元、2476元，學費是：5000元—8000元。也就是 說，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的全部隻夠勉強維持一個大學生一年的學費；而農村則3個人的純收入都供不起一個大學生。而且，自己還一年到頭不能吃喝。簡單的比對， 就能看出製度的設計者和執行者的瘋狂。教育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命脈，說起來都懂，敢情是捏住人民的命脈而敲骨吸髓。就算湯敏是個死不開竅的市場經濟的 “經濟學家”，他總該學學他奉為神靈的老師吧。德國對本國和外國的大學生一律免費就讀。英國在1998年才開始試行收費辦法，在此之前一直是免收學費；法 國隻收取少量的注冊費；印度最著名的尼赫魯大學，每學期隻需交108盧比學費和260盧比的住宿費（兩項合計隻相當於人民幣70元左右）。在教育投入嚴重 不足的國家，湯敏怎麽就能夠想出這等主意。我國1996年製訂的《教育法》規定全國教育開支不得低於國民生產總值的6%，但十幾年過去了，卻從來沒有超過 4%，不到聯合國規定最低標準的二分之一，列全世界倒數幾位。這不是錢多錢少，富裕貧窮的事，是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偏低，幾乎所有的公共事物投入所占國 民生產總值都偏低，那一塊蛋糕的其他部分分給誰了呢？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經濟學家湯敏，本著專業的立場和眼光，理應追問這個。

教育是產業，就如我們說文化產業、科技產業一樣，美國也提教育產業化，那是利用大學的科技資源去發展實業，將科技成果轉化為應用產品，所以才有了加利 福利亞的矽穀。不是我們現在的，我國政府拿辦大學當成一本萬利的生意，直接將大學當成產業來獲取暴利。公立大學的投資來源於國民的稅收，而且，企業都額外 交了教育附加費，公立大學卻用來賺錢，情理上也說不過去。產業化的大學，又沒有按照產業要求來對待，完全成了一個黑洞。因為大學並沒有成本核算，沒有量化 一個學生四年大學需要多少成本，繳費就沒有依據。既然是產業，卻又不用繳交營業稅、增值稅。收費時是產業化，收上去如何使用又是官僚化。“教育產業化”實 際成為了打劫老百姓的一個似是而非的托詞。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純粹為商業賺錢的目的來辦高等教育的，唯有中國。言必稱自由主義，事比托國際慣例的“經濟 學家”們怎麽就會有如此創舉，以公有製的大學體製來行市場競爭的“教育產業化”，他們不會覺得別扭嗎？可湯敏是留學美國的經濟學家，我不相信他會如此愚 蠢。

在2004年亞洲大學校長論壇上，日本亞細亞大學國際交流委員長容應萸開門見山地說：“我不讚同‘教育產業化’。” “教育就是教育，教育就是培養人才！” 高麗大學副校長聽了翻譯的話以後，很莫名其妙，然後說：“教育產業化？我沒聽過。我不懂這個概念。”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校長盧耀群表示，好的大學必須平衡 “社會責任”和“賺錢”的關係，真正世界一流的大學，不應該是充滿商業氣息的。 他強調說：“畢竟，大學首先是培養人才、孕育思想和創造發明的機構。” 在國內一些政府官員與學校校長看來，教育產業化就是應該成為一項賺錢的行業。

大學，是孕育思想、創造發明的機構。這是全世界無論何種意識形態的國家的共識。我國共和初年，蔡元培先生即以兼容並蓄、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理念來辦 高等教育，走馬燈輪換上台的軍人執政，也從沒想過依靠大學來牟利。在失去半壁江山、極度困苦的民國時期，國民政府也沒因為戰事緊張和經費困難而放棄高等教 育的投入，更加沒有打大學賺錢的主意，反而在那個年代，造就了“西南聯大”這樣至今無法企及的學術和思想的豐碑。建國後，乃至經濟瀕於崩潰的時期，仍然保 證了大學教育平民化，沒有造成因缺錢而大批放棄接受高等教育的群體。然而，從78年經濟起飛，飛了20年後，政府說沒錢了，告訴我們接受高等教育是一項個 人投資，獲益者要自己掏腰包，掏多少由壟斷企業“大學”說了算。高等教育不僅僅是受教育者的獲益，它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獲益，一個民族的傳承必須通過 教育管道達到目的。49年後，大學成了意識形態的工具，盡管已偏離了大學教育的實質，但尚有理想主義成分存在。98年後，大學則成了不稱職的職業培訓基 地，赤裸裸完全不要一絲一縷來遮羞。

大學，對一個政權來說，他還體現公平和正義，也是穩定政權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工具。無論出身如何，通過自身的努力，都能夠走接受教育這條路，提升自己的 階級地位，使社會保有一條改變身份地位的良性通路。中國超穩定的曆史進程，科舉文官選拔製度功不可沒，它不同於西方貴族的世襲製代代相傳，而是為每一個人 提供了晉升的機會。同時，為了公平，盡可能地降低晉升的成本，所以，考題內容不脫四書五經，將讀書晉階的成本控製在最小程度。“教育產業化”幾乎堵死了平 民改變境遇的通路，今年重慶流失考生即是例證。阻斷平民與精英階層的良性流動，對民族是巨大的傷害，對政權，則是埋下了巨大的隱患。湯敏的學識不可能不懂 這個簡單的道理，他討好現政權為現政權提供理論依據，盡管獲得了短期效益，經濟增長的數字好看了，焉知湯敏不是斷其後路，有更深一層的目的。

“教育產業化”成為瘟疫之後，教育部幾次三番地出來澄清，說從來沒有提過“教育產業化”，也不支持“教育產業化”。須知，一個事實的認定，不是看口頭 的表態，以及用什麽詞語來述說，而是看實際發生。就如*****立牌坊，立了牌坊的*****仍然是*****。時至今日，高校收費依然高高在上，你說不是“教育產業化”也 行，總得給個你的說法，不然，就改成“教育掠奪化”。2005年，湯敏也說從沒提過“教育產業化”，隻不過是建議擴招和漲價，這就如拉客、上床、收錢，然 後說自己不是*****一樣。

2007年，湯敏很委屈地說，都說我為富人說話，今天我為窮人說話，於是寫了篇《謹防富人搭窮人的便車》，說的是大學學費要繼續漲，然後由國家來減免 貧困學生的學費，現在的學費太便宜了，是富人沾了窮人的光。在為誰說話的態度上，湯敏就不如茅於軾誠實，茅於軾從來都說是替富人說話。2008年，茅於軾 也說同樣學費漲價的話。我發現，茅於軾每每都是在張五常、湯敏之後接著鼓噪，而且，他們的對象和效果皆有不同。張五常、湯敏一般是針對上層，茅於軾是麵對 公眾，茅於軾的鼓噪又往往吸引各路媒體來熱炒。

暫且不說學費到底是高是低，就說低學費政策。低學費政策能夠惠及所有人群，富裕階層也可從中受益。高學費政策會使富裕階層受損，但不一定能夠惠及所有 的貧困人群。將錢收上來再返還，中間也會產生交易費用，使總金額減少。特別是普遍存在的權力尋租，更難以保證惠及真正需要的人、而杜絕富裕人群的搭便車。 茅於軾極力反對的經適房，就是基於權力尋租的立論，在收錢的問題上，似乎就忘了。

湯敏在否認“教育產業化”之父的稱謂時，反複強調他說過學費漲價後要對貧困學生進行補貼，是政府沒按他的說法去做。可到了2005年，又說還要漲價， 政府就會減免學費嗎？人說吃一塹長一智，人不能用一根繩子把自己吊死兩次，可偏偏貴為“首席經濟學家”的湯敏要用同一根繩子吊死自己兩次。說來誰信。湯敏 真為窮人說話，怎麽不提先完善各項助學措施，然後再漲學費呢？

改製

教育產業化動搖了中華民族可資發展的根基，企業改製則是殺人的屠刀，我們的血是他們的珍饈，他們舔著刀口的血說：“你們不流血，我們哪來的血喝”。

知識界的墮落

在企業改製過程中，我們必須記住一個人，記住一個叫厲以寧的主流經濟學家，等有一天政治清明，法律可以伸張正義，而厲以寧恰好還沒來得及死掉，或者他 的家族還沒來得及席卷錢財全體出逃到美利堅時，我們應該調查他、以及他的家族，看看他們的享樂是犧牲了多少萬人換來的。厲以寧有段經典的宣言：“國有資產 怎樣改製？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隻要把企業財產經營權改為“法人財產權”，國有企業的一切難題就迎刃而解了。為了達到改 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 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

厲以寧倒是實話實說，不虛飾不偽善，真豺狼就真豺狼麵對世人，不象茅於軾、張維迎之流用些“帕累托改進”和“權利尋租”來蒙騙，裝一副為國為民不嫌惡 心的樣子。既然厲以寧說的這麽直白，“少數人的享樂”就是要靠“維持現在的狀態”，那就麻煩主流經濟學家別再去扯經濟學原理和自由主義了，你是要“維持現 在的狀況”。也別說什麽是為了發展、為了窮人或者國民的利益了，你都要犧牲掉“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你們的改製就不會是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為了人民 的利益，隻會是為了你們個人的占有和分贓。看到厲以寧這樣血淋淋的話語，我不寒而栗，甚至可以沿著這個線索，追尋到當代知識人屢此被整肅而在當時不被老百 姓同情和保護的原因。是不是知識人在占有知識時，就丟掉了人性，所以在他們被主子賞識，取得應伯爵的身份時，就把自己當成了西門慶。從而招致人民的痛恨。 在我讀黃永玉的《比我老的老頭》時，我不勝噓泣；在我讀謝泳的《逝去的年代》時，我痛心疾首。當我看到當代的知識人，我多少有些理解，也許遠去的才是風 景。中國的知識人在現實中不是幫凶就是幫閑，特立獨行的第三種人少之又少，所以顯得彌足珍貴。

一項改革，無論賦予它多麽偉大的意義，必須滿足大多數人的現實利益，你要說有多深遠的曆史意義，就是騙局。美國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家丹尼爾.貝爾有說： “經濟政策必須優先考慮群體利益，社會資源應該用來建立“社會最低限度”，以便每個人都能過上自尊的生活，成為群體的一員”。茅於軾說不讀書，不懂自由主 義卻裝一副自由主義的派頭，不可能所有的主流經濟學家都不讀書吧，這一段總有人看到過。即使不讀書，一輩子與人為伍，總不至於退化成禽獸。要犧牲幾億人來 滿足幾個人的享受，認為合理而且“很有必要”，我就不知道厲以寧該歸為哪一類禽獸。

每一個人的生命隻有一次，而且隻有短暫的幾十年，每個人的生命屬個體所有，他們不能被別人規劃，也不能容忍別人拿來犧牲，以換取少數人的享受。自由主 義的典範《美國獨立宣言》言：“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了他們若幹不能出讓的權利，其中如生命、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卻依靠專製 權利，剝奪人民的基本自由。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到底有多少“自由主義”的成色，我看不到一成，“犧牲幾億人滿足少數人享受很有必要”是奴隸主的思想，但我 還沒看到有代表奴隸主利益的知識人膽敢這麽說，他們至少還有一絲人性，也隻有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敢。在《美國獨立宣言》中，緊接我引述這句的後麵 是：“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利是經被統治者的同意而產生的。任何政府一旦破壞這些目的，人民便有權把它改變或者廢 除，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厲以寧之類的經濟學家，將政府變成宰殺八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的暴力工具，同時變成保護那些在虐殺中享受快感的少數人的保護傘 時，是不是有更深層的目的。因為他們個個都自詡為“自由主義”者，《美國獨立宣言》當是讀過的，他們知道怎麽使政府變得不合法。

厲以寧的“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 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這已經是極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財產權、發展權、生存權的掠奪和威脅，是對大多數人天賦人權的侵害。茅於 軾等經濟學家卻喋喋不休地大談“多數人的暴政”，大唱保護少數人的利益。他們不是瞎子，也不是不理解自由主義，他們不過是以“自由主義”為幌子，保護權貴 的自由、保護富人的自由、保護能人的自由、保護強人的自由、保護知識人的自由。保護他們“自由”地侵害弱者、窮人、農民、工人、和無知識者的權利。“替富 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實際是茅於軾語帶挑釁的自我表白。任誌強之類的富人本身具有霸道的話語權，放個屁都會讓媒體捧在手心嗅了又嗅，還有成龍這樣的國際 巨星幫腔。沒有話語權的是農民、下崗工人，上訪人員，他們想通過法定渠道說句話，也被知識人定義為精神病，欲一關了之。他們最需要的是有人幫他們說話，而 不是介紹他們去給富人做傭人。茅粉們爭論茅於軾有沒有給窮人辦事，是不是一個“善人”，毫無意義，不替窮人說話的茅於軾與厲以寧是分工不同。厲以寧是說出 一個事實，並指出維持這個事實是對少數人“享受”的保證，茅於軾則是為維護這個事實實施的具體步驟。

國企改製是主流經濟學家與權貴的一場世紀盛宴。天則經濟研究所的所長盛洪對這場盛宴有深刻理解，他說：“不妨把這些公共財產看成無主之物，誰先把它拿 來賣，這公共財產的產權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當一家國有企業的廠長，就可以和主管部門合夥把這家工廠賣給有錢人，產權就變成私有了”。我實在是找不到合適 的話語來批駁這種強盜邏輯。茅於軾、張維迎、湯敏等等主流經濟學家怎麽又不擔心其中的權利尋租呢？可能他們認為廠長自賣自買，或者幹脆白送就是最好的改革 方式。

按照張維迎、厲以寧、樊綱、盛洪等人的“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吐唾沫論”和“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確實是這樣。20多年來有 數以萬億元計的國有資產流失，流進了私人腰包，3000萬出生於1940-1950年代的工人下崗。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奈特曾批駁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蠢 豬：“最大的的謬誤莫過於把自由與自由競爭混為一談”。今天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完全徹底地把“自由與私有化混為一談”。而且以犧牲社會絕大多數人的 利益來推行私有化，這種剝奪公眾利益的私有化與共和國當初的“公有化”有什麽區別？唯一的區別就是“公有化”是公私合營、贖買一個漸進的過程，而“私有 化”則更加激進，一步到位，誰搶到誰獲利、將工人甩給社會。恰恰社會並沒提供保障下崗工人能夠“自尊的生活”的條件。“以便每個人都能過上自尊的生活，成 為群體的一員”是自由主義的精髓，如果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話，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與自由主義的哲學概念實在相距甚遠。

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喪失了基本的道德感和正義感，這毋庸贅言。然而，一個使少數權貴暴富，犧牲幾億人的國企改革竟一時間風起雲湧、如火如荼，在一個香港人郎鹹平發出怒吼之前呢，有幾個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的學者發出了他們的聲音。這不能不悲歎中國知識人的整體墮落。

那個美國政府的刑事通緝犯張五常，對缺乏社會福利保障的中國人民說了一句話：“曆史上沒有見過一個不令人反胃的社會福利製度。我們往往感到愛莫能助， 不是不願意出錢，而是拿出錢來不知會落在誰的手裏”。我還真沒見過一個沒有社會福利的國家，包括朝鮮和古巴。中國的情況大概不會使這個老通緝犯反胃，“中 國目前80%以上的勞動者沒有基本養老保險，85%以上的城鄉居民沒有基本醫療保障，城鄉困難群體沒有製度化的社會救助，1.4億老年人和6000多萬殘 疾人以及億萬婦女兒童缺乏必要的社會福利”。張五常用的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慣用的邏輯，“拿出錢來不知會落在誰的手裏”，言下之意被腐敗和“權力尋 租”了，他們往往都是這麽一巴掌一巴掌猛煽自己的那張厚臉，提高高校收費不怕腐敗，“經適房”怕腐敗；又說腐敗沒什麽了不起，又說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建 立福利製度，就擔心錢“不知會落在誰的手裏”。反正不顧邏輯不要臉，怎麽對自己有利怎麽說，偏偏政府還聽這套。

改製的源起

存在人格缺陷，幾乎是所有主流經濟學家的共同特征，他們一般不了解自己吃幾碗幹飯或者能夠吃幾碗幹飯。2006年，張五常忽然突發奇想，鼓吹打開秦始 皇陵來發展旅遊經濟，推測秦陵入場費500元，每年接待500萬人次，認為這還是略低估的數字，並且安全可靠。我以為，經濟學盡管與算命的學問相差無幾， 但經濟學家還是別去擺攤與相士爭搶飯碗為好。說打開皇陵，500元、500萬，使我想起牟其中炸開喜馬拉雅山的狂想，很象一個浪漫主義的江湖騙子。主流經 濟學家如此，他們的“學生”也極其相似，“學生”們對張五常的《經濟解釋》一書推崇備至，我大略翻了一下，是一本講座和演說的集子，內容凡是與經濟學挨上 邊的，無不是從一個假設出發，然後得出自以為正確的真理，中間完全沒有論證的過程，或者與茅於軾一樣，論據與結論毫無關係。毫無邏輯的學問，竟讓主流經濟 學家的學生佩服得恨不能喊一聲親爹。

張五常在《經濟解釋》一書中，詳述了他是如何到香港大學的，“1981年夏，“香港體製”的設計師約翰•考珀思韋特先生向我傳遞 了一個信息：香港大學經濟係主任一職不久將會空缺。羅納德•科斯即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請。他說，中國看來 要開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適當的專業知識。另外，應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之約，我剛剛完成題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的專題論文。該 書相當肯定地推測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逐步推行一種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製度。”於是，張五常到了香港，港英當局安排張五常出任香港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看 來，張五常確實是肩負某項使命而來，這項使命不一定出於某國官方授意，但至少是出於推進中國的私有化、為推銷一種經濟理論而為之，至少是為驗證一種經濟學 理論而將中國當成了實驗場。這種經濟學理論，張五常將它稱為“新製度主義”。

1988年，張五常安排新自由主義大師弗裏德曼訪華，並受到當時的趙老二接見。他們向趙老二推銷了一步到位的價格改革、產權改革等一攬子市場改革的 “休克療法”。1988年9月19日下午，在紫光閣弗裏德曼與趙晤談兩個多小時，9月30日，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原則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 案》。有論者認為趙是反對價格衝關的“休克療法”的，但我找不到證據，盡管我尊敬趙的人格、仰慕趙的個人魅力，但我讀了“趙與弗裏德曼會談記錄”後，我隻 能說趙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弗裏德曼來中國三次，分別是1980年、88年和93年，每次都與江會麵。2001年4月27日《張五常中山大學講演》裏說： “弗裏德曼一向主張放開價格管製，1988年我們向中國的領導人極力推薦這一點，結果一團糟”。張五常一向自詡預測準確、從沒犯錯，但言多必失，還是不小 心說出了“一團糟”，而在2005年、2006年的多次演講中，又不承認這點，認為所有的改革都是成功的。

張五常很喜歡講一個他很有名氣的故事。說1988年他與弗裏德曼在杭州茶館喝茶，有一個青年激動得渾身發抖，趨前索求他的簽名。他介紹旁邊這位是弗裏 德曼，那青年激動地噗通一聲、栽倒在地。夏業良教授評論說：“1988年能認識張五常的青年，在中國內地大概隻有他的親戚。”就這樣一個意淫得沒譜的江湖 騙子，竟左右了中國的改革，決定了億萬中國人民的命運。實在是領導人的幼稚。這場檢驗經濟學理論的實驗以葬送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未來作為代價，理論提供者不 承認錯，認了就失去了繼續招搖撞騙的依據；參與實驗者，從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更不會認錯。隻有老百姓該死。

改製違憲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即全民所有製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社會主義公有製消滅人剝削人的製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

憲法第七條：“ 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法的善惡是一回事，對憲法的尊重是另一回事，既然憲法沒有修改，我國的經濟製度和經濟基礎仍然是公有製，那麽，出賣國有企業，全麵私有化即是違憲。違 反憲法實現的任何改革都是危險的，無論改革者抱有多大的善意。突破規則的底線，不能保證任何人的安全，包括現在置憲法於不顧，一意孤行的權貴和自由主義者 們。你們可以為實現目的，不顧程序的合法性，同樣，收拾你們的人也可以。

茅於軾以自由主義者的身份簽署“縣長”，要求憲法賦予的各項自由能夠落實，正當，沒錯。但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踐踏憲法肆意妄為，則是對自由主義毀滅性的傷害。大多數自由主義者都有這種強烈的、功利性的、實用主義傾向。一麵指責別人，一麵放從自己。

也沒有一部法律授權行政機關或黨的機關，可以出賣名義上屬於全體國民的國有資產。私有化的依據，是黨的政策，黨的政策不能淩駕於法律之上、不能與憲法 衝突。這是中國所有的、無論真假的“自由主義”者的共識。但在甩賣國有資產這個問題上，真假“自由主義”者與黨保持了高度一致，提供理論支持，身體力行地 推進，並從中獲利。這是對自由主義的背叛，還是根本就是投機，或者是兩夥強盜，合夥打劫，分贓時各自用不同的理論術語討價還價，以免老百姓看破個中玄機。

改製違憲的拷問，促使憲法學家出來圓場，提出了一個良性違憲和惡性違憲的概念。違法就是違法、違憲就是違憲，中國的這些“家”，實在天才，找不出抵賴 的理論，可以生出一個不違法的違法行為的解釋。我不知道曆次運動被整肅時，是良性還是惡性。我肯定是良性的，因為“良”“惡”的標準和判斷掌握在實施者的 手上。所以，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再來一次對知識人的整肅絕非不可能，知識人以“良性”“惡性”來幫助權貴欺負老百姓，就一點沒顧慮到會被反噬嗎？到那時， 恐怕死了都沒人替他們收屍。“良性違憲”皆可行，所有的罪惡皆可假此名而行。

憲法學家提出了檢驗“良性違憲”的兩個標準，一是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一是有利於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由此看來，我國的憲法非常糟糕，既不有利於生 產力的發展，還維護不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既然如此糟糕，當然是修改比較好，沒必要讓“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去 違反國家的根本大法，顯得偷偷摸摸不夠光明正大。

就算憲法學家“良性違憲”成立，國企改製仍然改變不了其邪惡。如果是“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爭論的話，沒能“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確鑿無疑。沒 有有效的補償機製，幾千萬工人下崗，對個人是慘重代價，對社會同樣是代價慘重。企業到少數寡頭手上，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很難說，因為看到太多改製後的 企業，關門大吉，就地發展房地產。房地產業能助進一個國家發展生產力嗎？全世界沒看到有哪一個國家是以房地產業發展的。即使寡頭經濟提高了效率，也是犧牲 了公平，以犧牲公平為代價的效率非常脆弱，沒有公平的社會將會是一個動蕩的社會。當權者希望這樣嗎？不知道。也許，這正是偽自由主義者和主流經濟學家們想 要的效果。

郎顧之爭

2004年8月9日，郎鹹平在上海複旦大學以《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為題發表演講，指責顧雛軍劫掠國家財富，除了顧雛軍發律師函 外，所有操辦“產權改革”這場盛宴的主流經濟學家和地方政府、以及入席者都保持了暫時的沉寂。他們不得不緘口，因為事實和數據都說明了顧雛軍劫掠國家財富 的這個事實，而且，在全國各地，權貴、資本家已經正在分享盛宴的大餐。所以，要否認劫掠屬於全民的國家財富這個事實，有相當的難度。所以，不能正麵回應， 得另辟蹊徑。

8月28日，在中國企業家論壇深圳年會上，張維迎發表了題為“中國企業的生存環境與經濟學家的社會責任”的演講。這可看成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集體作出 的回複。是回複而不是回應，回複是表現一種姿態，表示你郎鹹平發難的事我們知道了。回應則是就別人發難的內容進行回答。在張維迎的演講中，就郎鹹平的內容 避而不談，這是主流經濟學家的策略。

張維迎在演講中，說了企業家的生存依靠三種環境：商業環境、政治環境和輿論環境。而他看重的是政治環境和輿論環境，這又與主流經濟學家市場決定一切的 商業環境至上不同，總之他們根據自己的目的知道說什麽更重要。首先，張維迎對政治環境感到滿意，特意對戴三個表提出了表揚，說讓企業家理直氣壯了。新自由 主義經濟平時最反對政府幹預經濟，節骨眼上卻搬出與商業不沾邊的三塊表來為自己撐腰，讓人覺得張維迎人格非常下作。張維迎不滿意的是“輿論環境”，他說： “我們現在是一個網絡時代，輿論環境變化非常大，網絡時代是信息特別容易偏離的時代，是一個少數人的意見被認為是多數人意見的時代，是一個很多人可以說話 但是又可以不負責任的時代，所以要特別注意這一點。”

我隻知道廣開言路、暢所欲言是一個好的輿論環境，連封建帝王李世民也這麽認為。禁錮言論、隻留一個傳聲筒，是惡劣的輿論環境，各個自由主義流派都這麽 認為。可張維迎不這麽看，異於常人，偏偏他還是“自由主義”者，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我可不信。認為可以自由表達的網絡時代，就“是一個少數人的意見被 認為是多數人意見的時代”，算是張維迎的一個天才創見，我要反對，張維迎一定有理由，說真正的窮人是大多數，他們根本就不上網，所以網絡意見是少數。張維 迎在這耍了兩個伎倆，一是統計上的取樣，他把取樣人群混淆於所有個體，並無恥地將不上網人群當成他的意見的支持者；二是轉移對比，他將網絡輿論與不存在的 全民投票來對比，認為沒有涵蓋所有個體的輿論是少數。取樣數量越多就越接近於真實，這是統計學的基本，是幾個“精英”通過官媒發出的聲音更能代表大多數還 是自由表達的網絡更能代表大多數，讀了博士的張維迎不會想不明白。應該用網絡輿論與“官媒”對比，比較誰代表大多數。其實，張維迎也懂，當他們“簽名”的 時候，他們能熟練運用，主要是看自己的目的進行取舍。

張維迎的演講他自己用一句話做了概括：“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經為社會做出過貢獻的優秀的人”。縱觀整個演講，張維迎的所指是特定的人，特指企業家。關於 善待不善待，幾年前就有人撰文指出是社會對企業家太“善待”了，已經把他們個別人“善待”成了強盜。卻虐待了幾十年低工資、為企業積累作出貢獻的工人們； 虐待了因為“剪刀差”為工業發展作出犧牲的農民們。在此，我不贅言，否則又入了張維迎下的套。張維迎及其主流經濟學家的回複完全罔視郎鹹平的主旨，避而不 談在“國退民進”中是不是一場權貴與富豪的一場盛宴，在這場盛宴中，權貴與富豪是不是以底層百姓的血肉做佳肴。轉移所指，用泛道德的大棒來回擊郎鹹平的特 指，將劫掠國有資產的“企業家”泛化為整個企業家群體，試圖將對特定行為的追究引入道德爭論的歧途；試圖將整個企業家群體綁上戰車，以方便他祭起“反對改 革”的大棒。確實不要臉，但不得不佩服張維迎及其主流經濟學家的戰術運用得當。

好在事情很快就明朗，顧雛軍下獄。張維迎這時麵不改色地出來說：“我和他不熟，企業也不太熟”。張維迎完全沒必要出來說自己沒在床下賣三百兩銀子，更何況，你都不熟，如此讕言豈不是極不負責任。我認為張維迎不僅與顧雛軍熟，而且，根本就是同案犯。

在力挺顧雛軍後，人物周刊有對張維迎做過訪談。張維迎的語言很有特色，比如用“無賴”、“瘋子”、“無恥”等來形容郎鹹平就表現了張維迎有市井流氓的 語言天賦。但就別人的指責和披露，如果覺得荒謬，那是學理的荒謬，與“無賴”、“瘋子”、“無恥”似乎不沾邊，有理不在聲高，有理不在罵人，張維迎沒必要 如此氣急敗壞，在世人麵前顯現自己一個流氓的本質。張維迎、茅於軾以及他們的粉絲們一貫強調以學者的方法討論問題，因為他們知道我們不是學者，所以就不以 常識和良心來討論問題。遇到真學者時，知道藏不住尾巴，就不“學者”改為謾罵了。或許，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及其粉絲們認為郎鹹平不夠討論的水平，那就夜郎 自大了。郎鹹平在世界頂級排名一、二、三的經濟學刊物上發表有17篇論文，張維迎別說是一、二、三，連一類刊物都沒有一篇發表。也許，討論不在一個級別 上，張維迎不得已而謾罵。

謾罵還隻能說明張維迎的學術人品和為人卑劣，到不能肯定張維迎就是顧雛軍的同案犯，但張維迎的另一句話露出了他的尾巴。他說：我不與無恥的人爭論。我 想起周老虎周正龍的一句話：“我認為照片是真的”。這句話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說的，這不僅說明照片是假的，而且周正龍本身也是一個道具。盡管在整個造假 過程中，周老虎很入戲，但一個人的心理無法保持時時刻刻都做到替代，人的心理有強大的自我認知能力，不可能做到完全舍棄自我而替換為另一個人。“我認為照 片是真的”，從心理分析，周正龍不是拍照片的人。

再看張維迎的這句話：“我不與無恥的人爭論”。在訪談中，張維迎爆出那麽多的汙言穢語，這肯定不符合北京大學光華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的身份，在平日裏， 張維迎斷不會是這種表達方式，之所以在訪談中如此，因為情緒激動，有些不受控製，這時候就可能忘記自己入戲的身份，而以“自我”的身份說出一些意料不到的 話。“我不與無恥的人爭論”就是這樣一句。

郎鹹平在《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中，並沒有說張維迎參與了狂歡，也根本沒有打算與張維迎爭論什麽。顧雛軍與張維迎，一個商人一個 “學者”，郎鹹平恐怕想破頭也想不到指責顧雛軍會是與張維迎的爭論。為什麽張維迎會覺得郎鹹平對顧雛軍的指責是對他的挑釁呢？是因為張維迎身在其中，被擊 中了要害就不能很好地入戲，自然表露了真實的身份，而說出了“我不與無恥的人爭論”這種郎鹹平所指的受體說出的話。

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麽“郎顧之爭”，不過是郎鹹平說了一個事實，主流經濟學家在承認這個事實的基礎上，說要善待他們。

張維迎其人

茅於軾於張維迎有知遇之恩。1982年張維迎讀研究生時，因為參與“全國數量經濟學研討會”的服務工作結識茅於軾，1983年專程去北京覲 見，1984年進京工作後，交往頻繁。由於茅於軾的人脈，在茅的推薦和襄助下，張維迎羽翼漸豐。張維迎1990年—1994年就讀英國牛津大學，得博士學 位後欲在香港大學謀一教職而不得，遂回國任職北京大學。張維迎稱茅於軾為中國微觀經濟學的第一人，算是投桃報李，也是賣身投靠，他一個陝北農村出來的孩子 需要樹大根深的茅於軾的蔭庇。而茅於軾正好需要一個洋博士的肯定，抬高他學術的身價。

張維迎在力挺顧雛軍之後，曾接受過《南方人物周刊》的專訪，如果不了解其人，光看張維迎的訪談，會認為張維迎是一個學術嚴謹、同行尊敬、道德高尚的人。我摘幾段訪談內容：

“記者：那一開始為什麽不說，才導致經濟學家集體失語的狀態。

張維迎：因為一開始我覺得不值得站出來，因為我非常注意學者的公信力。舉例來說，法庭雙方在辯論，如果你是證人，提出指控，但我的律師證明你曾經 謊言累累，那麽你的證詞是無效的。這就是一個人的公信力的問題。討論社會問題，公信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缺少公信力的人他對學術是不會嚴肅對待的，他實際 上是在戲弄別人。一個學者要有公信力，首先得有良好的個人品德，其次要有嚴謹的學術態度。我一直認為，學者首先應該修身養性，是一個道德觀念很強的人，至 少對人文社會科學是這樣，因為他的言行會對社會、對公眾產生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負的。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做人的品質的要求是很高 的。如果一個人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上都沒有基本德行，連偷雞摸狗的事他都能幹的出，他怎麽會成為有社會良知和社會責任心的人？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如 果你在做人的基本道德上是為人所不齒的，如果沒有基本的科學精神，我們曆來認為是不值得認真對待的。

記者：不管怎樣，這種影響確實在老百姓心中是形成了。

張維迎：我相信是短期的，潮水終究會退去的。做為學者，我們更在乎同行的評價。在學術界，有些規則大家都是了解的，而你什麽樣的人，我們也都是了 解的，國內外經濟學術界的溝通很多。其實大部分民眾，他們也將會更加成熟，當他們發現了解某些人在學術界缺乏基本的公信力、為人所不齒的時候，難道不會改 變自己的想法？對不起，我隻能用相對抽象的話來表述。因為不願意過多的去說。

記者：前幾天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時首次公開承認在國企改革中的資產流失問題，以及近期出台的國有資產流失的“堵漏”措施，你怎麽看？

張維迎：這個問題早就談過，我自己曾經就負責過北大的企業改革，我知道怎麽回事。關鍵是站在什麽角度看問題。正因為這樣，才更要加快改革的步伐， 而且這也不是今年才存在事。有人利用這個問題去否定改革。 還有也許你的判斷本身就是有問題的，比如說什麽叫流失？能不能定義清楚？

記者：那為什麽國內的經濟學家就不能以同樣的學術方式在數據上直接反駁呢？

張維迎：我剛才說過了，用數字唬弄普通人是最容易唬弄的。……我相信社會主流的經濟學家都是有社會責任感的，因為沒有社會責任心的人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主流，否則，這個社會就亂套了。”

引述比較長，我將張維迎的要點概括如下：學者要有公信力，他張維迎是一個有公信力、道德高尚的人，郎鹹平是一個“偷雞摸狗”沒有公信力的人，學者的言 論會對社會產生影響；國內外的學者對張維迎他評價很高；不承認國有資產流失；他張維迎這樣的經濟學家做研究和下結論是不用數據的；主流經濟學家具有與生俱 來的社會責任感。

先說評價，國內的幾個主流對張的評價確實拉風，但香港的郎鹹平認為張很差；丁學良也認為張不入流；鄒恒甫自認為是三流經濟學家，給張維迎評為九流。鄒 恒甫是中國第一個進入世界銀行研究部的經濟學家，在國外核心期刊上發表了40多篇宏觀經濟學的論文。根據2000年國內文獻情報中心的SSCI檢索結果， 僅因為鄒恒甫所發表的文章，就把中國在這一領域的排名從十幾位提高到第三位。就學術地位而言，以上三位都具備評價張維迎的資格和水平，張維迎認為得到國內 外的認可那是他欺瞞外行。張維迎和茅於軾的隱形班主張五常也說過：“張維迎沒有受過係統的經濟學訓練”，言下之意不明而愈。在訪談中，張維迎不承認國有資 產流失，但在另外的場合又承認流失的事實，並給出了60%多的模糊數據，那就是說流失了30%以上，不知道在張維迎心裏流失多少才稱心。張維迎覺得數據是 糊弄老百姓的，可你糊弄老百姓總得拿出點東西吧，變魔術也得講究手法身形，就憑你張維迎自己說有“社會責任感”那可不算，汪精衛還說曲線救國呢。況且，張 維迎還是個學術道德敗壞的真小人。

轉一篇鄒恒甫先生揭張維迎一係列造假的帖子：
一：獲得牛津大學碩士學位時間造假

光華官方網站上的張維迎的中文簡介，從中可以看到“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學，讀書，1992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M. Phil.)， 1994年獲博士學位(D. Phil.)”（見附件一）。這個簡曆是張維迎的沒有當上光華正院長以前的。他當上光華正院長後的中文簡曆是。其中教育背景部分已經把“1992年獲經濟 學碩士學位(M. Phil.)， 1994年獲博士學位(D. Phil.)”部分變成“1990.09-1994.08 ，牛津大學讀經濟學碩士、博士學位”。他當上光華正院長後的英文簡曆是，其中仍然是“He received his M. Phil. in economics in 1992 ”（見附件二）。

牛津大學學位授予辦公室主任Dr. David Brown 提供的證明文件（見附件一）顯示張維迎是在1994年7月30日獲得碩士學位。

因此，張維迎簡曆中“1992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M. Phil.)”存在造假。

二：獲獎信息造假

光華官方網站上的張維迎的簡曆中提到他在牛津大學時期獲得的一個獎：“碩士論文曾獲1992年牛津大學經濟學研究生最佳論文獎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對於該獎，在張維迎回國早期的幾篇論文中的唯一一篇帶有詳細個人簡介的論文《從現代企業理論看國有企業改革》（價格與市場,1995, (2)）的作者小傳中有如下文字：“在牛津大學讀書期間，1992年因對企業理論研究的貢獻，獲牛津大學經濟學研究生最佳論文獎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該獎為牛津大學所設的唯一的經濟學研究生論文獎，每年授一名）”（見附件四）

通過Google搜索發現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Robert Shimer在其個人簡曆中也出現了“1992 :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M.Phil. thesis and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written exami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Shimer 教授是耶魯大學的學士，牛津大學的碩士，MIT的博士，現在是芝加哥大學教授，經濟學頂級刊物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主編之一。

根據張維迎論文的作者簡介中描述的“每年授一名”。可以推斷張維迎和Robert Shime教授肯定有一個人說了假話。因為張維迎自稱“每年授一名“的獎不可能同時授給兩個人。

本人致信Shimer教授，詢問他是否得到1992年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M.Phil. thesis，Shimer教授回信表示他可以確認他自己獲得了1992年的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M.Phil. thesis 和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written examination 兩個獎。對於張維迎是否同時也獲得了1992年的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M.Phil. thesis，Shimer教授表示由於年代久遠，他已經記不清楚（見附件五）。

因此，張維迎在獲獎信息上造假：要麽他和Shimer教授同時獲獎，該獎就不是“每年授一名“；要麽他根本沒有得獎。

三：編造不存在的書作為自己的著作：

在國內出版的張維迎的博士論文英文版（收入《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博士論文集》，1995，）的作者簡介中（見附錄六），張維迎提到自己出版了一本著 作《中國經濟轉軌》（與易綱、遲福林合編，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牛津大學出版社書目查詢的地址：Sch上進行檢索，未發現這本書。用百度和 Google搜索此書，在國圖和上圖搜索此書，在易綱、遲福林的個人簡介都沒有發現這本書。

因此，張維迎編造不存在的書作為自己的著作。

四：盜取他人的貢獻

張維迎在90年代中期開始在自己的簡曆中鼓吹自己是雙軌製價格理論首創者（見附件四），2007年9月，張維迎要求莫幹山會議主報告執筆人徐景安 先生證明自己是雙軌製價格理論首創者。徐先生以事實駁斥了張維迎。張維迎以談話的知識產權為由，拒絕徐景安先生將雙方關於雙軌製價格理論首創者爭論的談話 公開。 2007年11月，《經濟觀察報》記者馬國川在徐景安先生訪談的編後加了一段文字，把張維迎吹捧成雙軌製價格理論首創者以誤導大眾，徐先生寫澄清文章，而 該報不予發表。為還原曆史，2008年3月，莫幹山會議主報告執筆人徐景安先生撰文回憶了雙軌製價格改革的由來，對張維迎的盜取別人貢獻的行為進行了揭露 2008年9月，在《經濟觀察報》記者馬國川對張維迎的專訪中，張維迎更是以雙軌製價格理論首創者自居，對於自己在莫幹山會議上的表現大肆吹噓，引起媒體 和眾多學者質疑.2008年10月，當年在莫幹山會議上提出雙軌製的華生、高粱和張少傑撰文對張維迎篡改曆史、造假欺騙的無恥行為進行了深刻揭露.

正如張維迎所說，一個學者的公信力來源於個人修養和道德觀念，一個處處造假的“學者”實在談不上“道德觀念很強”，上述造假也就是張維迎所說的“偷雞摸狗”，一個平日裏偷雞摸狗的宵小，再怎麽說自己有“社會責任感”，恐怕除了他自己，他老婆都不會相信。

張維迎在指責郎鹹平時說過：學者的言論會對社會產生影響，影響有正有負，所以學者應該謹慎。既然張維迎這麽懂道理，可自己做的事卻蠻不講理，先是呼籲 要善待顧雛軍，顧雛軍事發後，又出來撇清自己說：與顧雛軍不熟，對企業也不熟。你張維迎既然都不熟，又明白謹慎發言的道理，就不怕產生負麵影響嗎？你的社 會責任感又怎麽體現呢？說到底，張維迎就是顧雛軍乃至所有富人的一條狗。做狗大概張維迎有不得已的原因，因為張維迎沒辦法成為一個真正的學者，而偏偏混跡 於“學術”江湖中，盡管認了茅於軾為老大，但這個老大本身就浪得虛名，是個學術騙子，不能在“學術”江湖中給予實際幫助，至多給張維迎成為經濟新聞人提供 舞台。所以，就隻好追隨茅於軾一起成為權貴們的兩條盡職盡責的好狗了。

張維迎有一本《企業的企業家》，主流經濟學家張曙光對此書佩服的五體投地，茅於軾將此書捧為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最高水平。不知他二人是否真讀了，但北 大公共管理學院餘斌教授是真的讀了。而且驗證了張維迎在書中第139頁給出的公式，發現竟然是假的。把數字代入張維迎自己給出的公式一算，得數居然是負 數，與張維迎自己的結論完全相反，隨後的重要推導和結論都不能成立。是地地道道的學術造假。

沒有學術能力，大致可以理解張維迎做狗的獻身精神。同時，也從另一方麵找到他“牛津博士”真假的佐證。一直以來，都有說張維迎的牛津導師沒有給他博士 文憑，張維迎的博士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頒發的，據牛津大學學位授予辦公室主任Dr. David Brown 提供的證明文件顯示，張維迎是在1994年7月30日獲得碩士學位。也於同年回國，在時間上，不可能來得及得到博士學位。最有可能就是美國出於政治的考 慮，給了他“博士”。

原形

沒有證據證明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天生就是魔鬼，也沒有理由相信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具有與生俱來的、禍害中國人民的天性。盡管有不少論者認為，張五常肩負英 美的特殊使命，將香港作為橋頭堡，抱有滲透進而顛覆中國國民經濟的目的。我覺得不大可信，中國經濟崩潰，勢必會產生社會動蕩。在世界經濟犬牙交錯、互相之 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今天，中國的社會動蕩，一定會波及全球，這並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然而，張五常為何會強力推進傷害社會公平和正義、給社會造成隱 患的“改革”建議呢？我認為不外兩個原因。

一是學者的精英意識使然。特別是人文科學的學者，具有強烈的主觀意識，這是學科本身對他們的要求，因為學科的理論和結論都不是建立在實證的基礎上，支 撐理論的框架很大程度來源於學者的自信。自然科學家一般很難產生自己是一個超人的幻覺，是由於自然科學家在今天要有一個小小的進步，都離不開前人的積累， 必須是在以往的基礎上向前逐步推進。而社會人文學科，有些分支完全可以斜刺裏插出、獨樹一幟，特別是經濟學領域，許多都是平地起高樓，自創一套“經濟學” 理論。能夠自創“理論”的，大多具有強烈的主觀意識和天才觀念，他們一般認為自己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所以有將自己的理論應用於實踐的衝動 和使命感。而自詡為“精英”的天才觀念也妨礙他們以普通人的方式思考，以至於弄出些違背常識的結論，還怪別人不懂他的“經濟學”，或者幹脆就以上帝的身份 來對待芸芸眾生，從根本上忘記了經濟是什麽，發展經濟是為什麽。張五常狂妄到無知的狀態，似乎有點這個味道。

二是利益集團的推動。我不大相信張五常負有美國的國家使命，但相信張五常負有美國國內或者國際利益集團的特殊使命。利益集團與張五常所代表的新自由主 義經濟學是雙向選擇，張五常利用利益集團通過各種基金會資助的大學、研究所來傳播和發展他的的理論，借助跨國公司的利益集團來推動理論在全球的實踐。這完 全符合“經濟學”的學科個性和經濟學家的天才觀念。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其實踐能給跨國利益集團帶來切實的利益，通過學者來宣傳和推進，更有說服力，跨 國利益集團當然樂意為之。

英國女學者諾瑞娜•赫茲寫過一本書《當企業收購國家》，在書中有說：在目前全球100大經濟體中，有5 1個是企業，隻有49個是國家。當企業的勢力、財力勝過國家後，全球化帶來的到底是福是禍?我們的未來又將何去何從?這些都是未知數，但在這未知之中，隱 隱藏著憂慮。

企業存在的意義就是利潤最大化，追求最大化的利益回報股東，它們沒有共同發展、資源合理搭配的義務和責任。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承認這點，但以為“看不 見的手”會伸出來調節使之合理，而這隻手是通過“比較優勢”的路徑來調節的。“比較優勢”正中跨國利益集團的下懷。“比較優勢”就是要求各個國家各安天 命，在現實的市場格局下做自己看來短期內有利的事。比如，工業落後就種糧食，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我國人多，就綁死在代加工這棵樹上，我們發揮資源和 血汗工廠的“比較優勢”，而讓戴爾、阿迪達斯去發揮品牌和通路的優勢。“比較優勢”在短期內是有效的，從長遠而言，則是一劑飲鴆止渴的毒藥。在這種“比較 優勢”的發展下，後發與先進國家的差距隻會越來越大，當資源耗盡、血汗流幹，又沒博弈地位時，就隻能仰人鼻息。跨國利益集團最愛“比較優勢”，此理論幫他 們開拓市場、掃清競爭對手和潛在的競爭對手，高枕無憂地獲取壟斷利潤。發達國家也青睞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比較優勢”，這能讓他們保證自己的國際地位，這 也是為什麽發達國家向中國、印度、南美、東歐推銷新自由主義經濟，而自己進行政府幹預的原因。

發達國家和跨國利益集團的推動，基金會資金的資助也是張五常瘋狂的主要原因。國內主流經濟學家將違反常倫、違反常理的“經濟學”當成不可置疑的真理，則是多方麵的原因。

客觀現實促成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成為主流。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幾十年的實踐中，流於破產，使得中國的經濟學人急於擺脫政治經濟學的束縛，尋找新的 經濟理論。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破產是必然的，因為中國人沒把政治經濟學當成一門科學來對待，而是當成了經書，一字動不得、一字改不得，所有的理論都是對政 治經濟學的注解，所有的實踐不脫政治經濟學的藩籬。一門形成於幾百年前、德國人的經濟學理論，用來作為中國人經濟生活的標準，想不把中國人逼到絕境都難。 所以，我很能理解經濟學人另覓出路的心情。

國門初開，先是凱恩斯的西方經濟學理論擠了進來，本來應該是帶有政府幹預理論的市場經濟更容易被中國現實社會的接受，但正因為政府幹預帶有計劃經濟的 元素，中國經濟學人的逆反心理，使得他們本能地拒絕。而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由於中國經濟學人不求甚解的態度，並不能掌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以至於從 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新自由主義經濟的“自由主義”四個字也幫不少忙，中國經濟學人被禁錮的時間長了，看到“自由主義”就忍不住生理衝動，根本不理會新自由主義經濟與“自由主義”是不是一回事。

知識結構和人文精神的欠缺，是中國經濟學人擁抱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另一個原因。現在風頭正勁的厲以寧、吳敬璉、張維迎、張曙光、盛洪等都是從政治經濟學 起步，當他們與茅於軾接觸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時，那種震撼隻能用五雷轟頂來形容，他們根本看不懂滿是數學符號推導的經濟學。就如納什，一個數學家，得到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數學已經深深根植與經濟學中了。由敬畏而生崇拜。而且，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高深完了又很淺，淺到用“看不見的手”解決一切問題，淺到什麽也 別做、一切交給市場就萬事大吉。

深，使自己顯得有學問；淺，學個三五天就可做大師、行走江湖擺場子賣藝。當然新自由主義經濟會成為首選。不一定主流經濟學家個個都是江湖騙子，說不定 有個把是真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當成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的，那就是囿於知識的缺陷，吊死在了現實中不存在的靜態供需曲線上。

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大師：弗裏德曼、哈耶克、歐根都不讚成不受束縛的自由放任的“叢林法則”，可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為什麽走向極端，甚至揚言要犧牲幾億 人呢？這就是中國社會整體出了問題，幾十年的洗腦教育，批臭了西方的人道主義，埋葬了中國的仁義道德，剩下了殘忍與暴戾。張維迎、張曙光、盛洪等是在這個 教育環境中長大的，而厲以寧與茅於軾則是以牙還牙的報複。

外力的作用也是一個原因。天則經濟研究所和傳知行經濟研究所得到資助“就包括福特、CATO Institute、企業基金會(AEI)、遺產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亞當斯密社 Adam Smith Institute、開放基金會（索羅斯的那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直接或間接），大部分都是右翼社團或者特殊使命社團”。他們也許不會有明確的 指令，但一定會通過有選擇的交流和有目的的探討來推銷對他們有利的理論。至少他們要對得起基金會的股東。

利益驅動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墮落的最主要原因。

2008年12月，當黃光裕剛被拘捕時，公安部部長助理鄭少東說，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對負責企業正常經營的高管人員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2009年 1月就因黃光裕一案涉嫌受賄被雙規。所謂無利不起早，察其言觀其行，權錢交易幾乎擺到了台麵。同樣是擺到台麵的張維迎卻是無驚無險，在郎鹹平質疑顧雛軍侵 吞國有資產時，張維迎以“第一人稱”的身份聲嘶力竭地罵大街，最後，全身而退。零風險的利益驅動下，主流經濟學家不成為貪婪的狼、乞憐的狗，那才是咄咄怪 事。

在公有製的國家，推行比資本主義國家還要極端的市場化，在法律缺位、保障機製缺失的社會環境中，瘋狂進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其中流失的國有資產，有多 少進了他們的腰包？主流經濟學家到底從權貴的餐桌上分到了多少美味佳肴？要說沒有利益，除非主流經濟學家通統喪失了人性和理智，才會鼓吹犧牲幾億人滿足少 數人的享受很有必要。

就是這個要犧牲幾億人的厲以寧，利用證監會的身份，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為他的家族聚斂了巨額財富。幾次人大代表提案調查他財富的合法來源，均無功而 果。而那些虜取了巨額國有資產的權貴們，也都袋袋平安。這是主流經濟學家夥同權貴對中國幾十年積累的一次瓜分和掠奪。“新自由主義經濟”不過是一個幌子。

中國，魑魅魍魎四處橫行。

二、葉公
西漢劉向《新序•雜事》：“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

學術耶利益耶

天則經濟研究所的趙農，初學醫，後師從穀書堂入經濟學的門，穀書堂一輩子都以“政治經濟學”的武功混跡於學術江湖，趙農在穀書堂處學徒期滿後，轉投茅 於軾的門下，改換門庭後開始用極端而扭曲的市場經濟蒙事，本來學的就是“政治經濟學”，卻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來進行課題研究，牛頭能對得上馬嘴還真奇了 怪，所以趙農就按茅於軾“不需要保護耕地”的結論湊了一個課題報告，就是“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趙農即是此課題的項目負責人。

趙農是怎麽從“政治經濟學”轉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腦子的彎是如何轉的，看起來很吊詭、不可思議，想通了“利益”二字就好理解了，不僅趙農如此，他 的導師，鼓吹了一輩子“政治經濟學”的穀書堂又何嚐不是。中國的知識人，在利益麵前，往往骨頭就酥了，膝蓋就軟了，迫不及待地給強勢者下跪，一般強人還沒 提示他，他就主動地請求下跪的權利和待遇。1949年，建國後的第五天，中國當代最有學問的哲學家馮友蘭，就呈書聖上，檢討自己過去《中國哲學史》的錯 誤，表示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重寫《中國哲學史》，聖上很明白這些知識人的投機，就回信馮友蘭，告誡他做人要老實。批林批孔時，終於逮到機會，做了一輩子 孔孟信徒的馮友蘭反戈一擊，成了批孔的驍將，狠是露了一把臉。“四人幫”玩完後，馮友蘭又換一套衣服，成了尊孔的宿儒。變來變去，沒一點遲滯和心理負擔。 “文豪”郭沫若，建國後表過同樣的態，說過去他的所有文章都毫無價值，可以一把火全部燒掉，如果真沒有49年以前的文字，郭沫若還真不是一個什麽東西。在 利益麵前，中國的知識人都善於變化，這個利益，是金錢、待遇、地位、聲望等等的集合體。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學家穀書堂，則是當世的變色龍。

穀書堂，1950年畢業於南開大學並留校任教，同年入黨。一個1950年入黨的知道分子，如果沒有做昧著良心的事，那起碼也是個激進的憤青，在馬克思 主義立場上一定比別人站得高、立得穩。幾十年來，穀書堂著述甚豐，著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政治經濟學家（社會主義部分）》、《對價值規 律與價值決定的再認識》、《商品經濟與發展中的新體製》、《社會主義價格形成問題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社會主義經濟學新論》、《經濟和諧 論》等等，總之，都離不開社會主義，甚至一“和諧”，都能寫一本《經濟和諧論》來應景。看穀書堂一生的追求和著述，很容易以為他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經濟 學的經濟學家，盡管也會用“經濟和諧論”來拍拍馬屁，尋求政治依托，總不失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學者。其實不然，任何學術，在中國的知識人眼裏都不過是撈 取利益的、可資利用的手段。在利益麵前，穀書堂照樣可以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為他服務，將歪理敘述得頭頭是道。

2002年，《南開經濟研究》第六期，穀書堂與王璐聯名發了篇文章：《價值創造、產品分配和剝削關係的嬗變》。其中有段：“勞動者的勞動以企業為生產 單位，個別勞動並不能直接表現為社會勞動，還必須經過企業之間的市場交換這種迂回曲折的道路，才有可能轉化為社會勞動。隻有當企業通過銷售產品取得收入 後，在企業範圍內才能實行按勞分配”。簡單一句話就是：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沒銷售出去，工人不能拿工資；隻有產品銷售出去拿回了貨款，工人“在企業範圍內 才能實行按勞分配”，領取工資。馬克思認為，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資方購買的是工人的勞動力，資方沒有將工人的勞動力折算 成股份讓工人入股。勞動者與企業或者說資方是平等的交換關係，企業或者資方是按一定的市場價格購買了勞動力，並不會因為企業的獲利多少與勞動者分享利益， 勞動者也沒有承擔企業或者資方因為經營不善產品滯銷的責任，更沒有與企業或者資方承擔破產的義務。為何穀書堂會寫一篇不符合既馬克思也不符合市場經濟理論 的“欠薪有理”的文章呢？這就是利益使然。

按照穀書堂的說法，企業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拖欠工資，既可以產品沒銷路。也可以沒賺錢來搪塞，反正企業最後沒完成交換，工人是不能進行分配的。這是恬不 知恥地為富人為強人說話，為企業為強勢群體剝奪勞動者的正當利益尋找的歪理。穀書堂說這樣的歪理有利益嗎？有，富人和企業會給他提供研究經費，而且找一輩 子“馬克思”的“經濟學家”更具有欺騙性。

在工資問題上，茅於軾有一很著名的論斷，是說：工人幾十年沒漲工資，維持在1000元左右是很低，但是市場決定的，沒什麽好抱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 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家在工資上完成了對勞動者的合圍，他們的默契配合，就雙方各持的理論來看，根本沒有契合點，那隻能是資本和利益將他們綁在了一起。

在對改革三十年的總體評價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穀書堂也達到一致。比如張五常就說現在是五千年最好，茅於軾也認為最好，但遺 憾沒有更好，沒有完全拋棄社會福利和政府幹預，沒有徹底市場化。但在功勞上則存在分歧，茅於軾認為每一步改革的進步，都是自由主義經濟的勝利，都是新自由 主義經濟學者的推動，其間的錯誤，是沒有徹底市場化。穀書堂卻不這麽認為。

2008年，穀書堂在《北京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如何看待改革進程中的分歧和爭論》。其中一節的標題就是：“改革並沒有背離社會主義方向”，文中 有段：“有人甚至認為改革是在新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走上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道路，我認為這個論斷是不能成立的。”穀書堂的結論與茅於軾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家的結論截然相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都認為改革的成果是來自對社會主義的拋棄，拋棄的越徹底則越成功，而且功勞屬於他們。穀書堂則認為改革沒有背離社會 主義，功勞屬於他。對同一個事物，對事物的結果達成一致，為什麽對產生的原因各執一詞、意見迥異呢？到底穀書堂對還是茅於軾等正確？

無所謂對錯，政治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他們眼裏，都不過是一個*****，誰給錢就讓誰上，他們不過是霸占這個*****來謀取自己的利益。
自由的陷阱

秋風寫了篇給茅於軾賀壽的文章《紳士茅老》。秋風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學者，對他的介紹一般是這樣的：“秋風，獨立學者，現居北京。主要從事普通法憲政主 義理論與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譯介、研究。目前已出版著作三種，譯著十餘種，主持翻譯出版《奧地利學派譯叢》五本。在《中國新聞周刊》、《南方周末》、《中 國經營報》等報刊開設專欄”。秋風算得上中國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之一，對自由和民主有著深入的思考和精辟的見解，對主流經濟學家也有著清醒的認識和恰當的 批判。

秋風在《用市場信念拯救不了市場》一文中，指出了張維迎等主流經濟學家錯誤的要害之處，同時分析了造成他們如此食古不化的內在原因。他在文中寫道： “今天，並沒有幾個人當真地認為中國應當回到計劃體製時代，這不是市場經濟麵臨的主要威脅。大多數人的疑問其實是：市場化為什麽給大家帶來了現在這樣的結 果？比如，收入分配趨向兩極分化，國有企業的權貴化改革，以及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等等。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才能夠使現在的這個市場更好一些？”在分 析主流經濟學家不屈不饒地鼓噪“市場經濟就是好、就是好”的內在動因時，秋風寫道：“不過，主流經濟學家差不多都是從上世紀80年代走過來的，那時節，他 們為了反駁堅持計劃體製的種種理論、學說、信念，要從各個角度論證市場的好處。這項工作當然具有很大意義，市場具有好處，終於成為常識。但不幸的是，這一 工作似乎形成了一種知識慣性。關於市場具有的種種好處的知識鎖死了他們的心靈，他們由此形成了不擇手段實現從計劃體製向市場製度轉軌的心態。”我認為不完 全是這樣，應該是主流經濟學家仰仗權利推行市場化過程中，他們從中取得了巨大的利益，所以就不惜違背常識，“新自由主義經濟”成了他們的幌子。

秋風對事是理智和清醒的，對人性的邪惡則估計不足，還是同一篇文章：“主流經濟學家卻隻是反複地對人們申說市場的好處。在人們迷信計劃的時代，這樣的 論說是必要的。在市場信念確立之後，主流經濟學家似乎沒有及時地轉軌。他們誠摯地為市場辯護的發言，讓人有一種時空錯置的荒謬感。人們會問：你把市場說得 天花亂墜，中國的現實又是什麽樣的？”秋風以為主流們是誠摯的教條主義者，然而，世界上絕無可能不同年紀、不同的受教育背景的主流經濟學家都不約而同地教 條了。如果全“教條”了，一定有其他原因。

秋風在《中國經濟的暴力化傾向》一文中，清醒地指出了中國的市場經濟是變態的市場經濟，是一個權利與資本結合而產生的怪胎，暴力拆遷被政府默許，是利 益共享的結果。但秋風沒進一步考量主流經濟學家其間起的作用，或者假設主流經濟學家看不到這點。在另一篇《“主流經濟學家”的邏輯》中，則點中了主流經濟 學家的死穴。這篇文章分三個小節，分別是：權利經濟學、誰的收益最大化和財富的道德屬性。在“權利經濟學”中，秋風善良地認為主流經濟學家慫恿企業家收 買、勾結官員實施腐敗，是為了實現“私人財產權、自由市場、法治及憲政”的次優選擇，以為主流們目的正確，但過於樂觀。在第二小節“誰的收益最大化”中， 分析了使用“腐敗”做潤滑劑的贖買式改革，隻會強化管製。我抄幾段秋風的文字：

“相關官員很快就會通過經驗學習到一點真理：維護和強化管製就是他實現自身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策略。他之所以能夠在政府發給的薪水之外獲得灰色乃至黑色收入，僅僅因為自己掌握著管製權力，權力越大，權力的靈活性越大，他的尋租空間就越大，賄金收入也就越多。”

“它絕不會把一項管製作為一個整體一次性出售，假如這樣，他就是在自斷財路，就絕不是一個理性的經濟人。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他的最優策略是每次隻針對單個企業家，出售管製製度的一個例外特權。”

“依據主流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預設，恰恰能夠證明，腐敗將會把一個社會鎖定在腐敗的死胡同之中。企業家群體以及整個社會沿著看似能夠實現個人利益最大 化，最終卻大幅度增加整個社會交易成本的危途狂奔。這些企業家的活動空間確實擴大了一些，但是，相關政府權力似乎並沒有縮小，原因在於，這些企業家所得到 的活動空間，不是製度化的，而僅僅是管製製度的例外。”

在“財富的道德屬性”中，秋風指出負有“原罪”的企業家或者富人，會成為自由民主和市場化的最大阻力，他們必須依靠權利來保護自己。

秋風對主流經濟學家的批判多於讚賞，可他為何會給主流的象征性的老大茅於軾賀壽呢？由於他的《紳士茅老》，使我格外注意了他的另一篇文章，《社會自治 有待新紳士階層》，從中讀出了秋風的精英意識，正是源於相同的“精英情結”，使得“自由主義”的秋風選中了茅於軾，茅於軾口不離“自由主義”，也是一個原 因，就是我上篇說的對暗號。

在《社會自治有待新紳士階層》中，秋風以為，憲政的基礎須有社會廣泛的自治作為支撐，而實現社會廣泛自治得依靠紳士群體。49年之後，紳士群體在中國 已不複存在，80年代後，新的紳士階層正在形成，中國需要新的紳士階層發展和壯大，由紳士領導人民去實現民主憲政。什麽人才有紳士風度？秋風這樣解釋： “表現出紳士風度的一個前提是必要的財產。一個人如果不能解決自身的生計問題，恐怕難有餘裕關心、從事公共事務。而且，如果他每天都要為生計發愁，恐怕也 難以有一種寬和的心態，難以從容地與他人進行理性的討論。相反，他們可能有太多的怨恨，太強的報複心理，而這是與民主、自治的精神氣質不相容的。”這逐漸 表露出了秋風的傲慢，在秋風看來，民主、自治的精神氣質取決於一個人財產的多寡。那麽，紳士群體由什麽人所組成呢？秋風認為“商人、退休官員、專家、公共 知識分子等成為紳士的機會是相對最高的”。在民主與憲政的理解上，秋風與茅於軾取得了共識，茅於軾認為社會必須由精英來治理，兩者都從自由民主和憲政出 發，相遇於精英治理的專製。正如我前文所述，社會學科的學者主觀意識強烈，很容易因為知識的掌握而產生傲慢的優越感。

然而，世事並非符合秋風知識人的傲慢心理。推倒東歐民主變革第一塊多米諾骨牌的瓦文薩，他不過是一家造船廠的電工，所受教育隻是小學和職業教育，沒有 財產保障他從事民主運動，也沒有傲人的學曆，但這一切並不妨礙他領導團結工會撬動東歐變局的門縫，並通過民主選舉成為波蘭總統。

1955年，發生在美國的爭取黑人人權運動，也不是哪位有財產、有知識的精英或者紳士發動和領導的，直接導火索是一個叫羅沙•帕 克斯的黑人婦女，她是一個裁縫，她得為生計而奔波，沒有因為她是一個窮裁縫而被上帝剝奪了自由、民主的精神氣質。領導這場運動的馬丁路德金，出生於牧師和 教師家庭，沒有顯赫的出生，也無傲人的財富，也不在秋風先生定義的紳士行列。

中國自1911年共和以來，人民享有自由的廣泛程度，既不是由大商人、大律師、大知識分子組成的國民政府最深，也非當今精英遍天下的天朝最廣，而是在 草莽出生的北洋軍閥掌權期間，人民得到了相比較而言最多、最廣泛的自由。我們常常嘲笑曹錕賄選的荒唐，但另一方麵，我們不是能看到議會的權利，以及曹錕骨 子裏對議會的尊重?國民政府和天朝政府，有哪一個選舉比曹錕賄選更接近於選舉真實？在我國最高權利機構的人代會，有誰敢投最高領導人否決票，即使投了，又 會有什麽實際效果？我們現在的荒唐是，根本都不用“賄選”，權利安排一切。

以上事例說明，自由、民主和憲政的精神氣質，並非商人、退休官員和知道分子們所獨有，以精英或者紳士來代表人民爭取自由與民主，恐怕結果更糟。發生官 商結盟、官與知識人的結盟、知識人與商人的結盟將無法避免，後果也就是秋風在其他文章裏說的，腐敗加劇，結盟後的共同體為保住既得利益，一定會阻礙自由、 民主和憲政的推進和實施。秋風能清醒地看到這點，卻看不到紳士治理和精英治理的反民主、偽自由的本質，是“隻緣身在此山中”嗎？

實現自由的手段

秋風是個睿智而廣博的學者，同時又是複雜而矛盾的集合。他崇尚自由主義，但又不能將每一個人作為平等的個體來對待，寄希望於具有超人性質的紳士階層的 出現，以及紳士階層作為頭羊來引領羊群。他崇尚傳統文化，認為傳統文化是實現憲政的基礎，同時又反對民族主義，堅持象“歐盟”那樣，中國應該拋棄民族主義 立場，而走世界大同之路。他能敏銳地看到中國目前的新自由主義的偏差，以及對中國經濟和政治的傷害，但善良地以為是“自由主義”者們的教條化。而中國的憲 政道路所能指望唯有他們——商人、退休官員和知識人。

1911年建立的民國，是亞洲第一個憲政共和國，但似乎近一百年來，憲政與我們漸行漸遠。秋風認為是傳統文化被破壞，使得憲政缺少了穩定的社會環境， 憲政秩序無法正常運轉，而五四運動則是摧毀傳統文化的罪魁禍首。他在《從泰國經驗看五四運動的錯誤》中說：“從泰國、印度的經驗來看，再加上日本、韓國的 經驗，當然還有美國等國的經驗，可以說，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整個是一個錯誤，一個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損失的錯誤”。秋風分析泰國與印度的憲政運轉的原因是 因為宗教，宗教保證了社會的平穩過度。日本與韓國受儒文化影響，並沒有很深的宗教根源，但秋風放過了這節，沒有分析憲政的原因。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否可成為 民主憲政的保障姑且不說，就五四運動摧毀了中國的傳統文化這個結論，我不以為然。

對一個運動的定性，我以為不能以官方的調子為準，而應該多讀當時的文獻，從文獻中進行多視角的分析。以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為主力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盡 管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但沒有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在這一時期，呈現了一個短暫的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有代表舊文化的章太炎、杜亞泉、林紓，馬克 思主義的李大釗、許多無政府主義的流派、以及新文化運動的兩個旗手，陳獨秀和胡適。陳獨秀反對“三綱五常”，但堅守傳統文化的精髓，曾說：“記者之非孔， 非謂其溫良恭儉讓信義廉恥諸及忠恕之道不可取”。胡適提倡新文化，同樣不反對傳統文化。1921年在《東方雜誌》撰文“研究國故的方法”，提出用曆史的觀 念、疑古的態度、係統的研究等幾種方法，可看出胡適不僅提倡傳統文化，自己也對研究傳統文化頗有心得。同年11月，在《教育雜誌》發表“中國哲學的線索” 一文，從老子、孔子、墨子一直貫穿到宋明理學，說是線索，當可看成對中國哲學的總結。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量文章是對自由、民主和憲政的啟蒙和傳播，反對傳 統文化中的“三綱五常”是為自由民主的理念掃清障礙，沒有主觀摧毀傳統文化的故意，也未取得摧毀的客觀效果。我認為秋風的判斷是錯誤的。

這一時期，章士釗、高一涵等人對自由、民主和憲政的闡述，當代諸君也隻能望其項背，而不能逾越。特別是民運人士起草的“縣長”，理念的差距不可以道裏計。所以，我與秋風的觀點相反，正是精英集體扼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使中國憲政道路如此艱難。

先是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聚集了一批時賢，在打倒了北方軍閥後，計劃通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來實現共和國的憲政。軍政即為軍事管製，其中的 自由與民主的成分自不必說。訓政則是將政黨當成了人民的保姆、人民的教師、人民的守護神，教人民怎麽做主人，訓導人民這個阿鬥。也許，孫中山懷有善良的願 望，但通過邪惡的手段一定會得到邪惡的結果。曆史告訴了我們，訓政的結果是一黨專製的獨裁。後來，另一檔團結一批反獨裁爭自由的精英推翻了國民黨，他們同 樣認為人民是愚蠢的，需要他們來代表，進而把自己當成了人民的母親，那麽，孩子是沒權利向母親要民主的。人民被精英團體反複訓導和教育，自由和民主卻越來 越少。摧毀傳統文化的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而是當今的天朝，它將傳統文化當成封建糟粕，連同“溫良恭儉讓信義廉恥諸及忠恕之道”一起拋棄。

秋風從憲政而聯想到傳統文化，而怪罪五四新文化運動摧毀了傳統文化，似乎離題太遠，其實不然，秋風是要說，因為傳統文化的缺失，使得中國少了紳士階層，也就是古時候的士人階層，而這一階層正是憲政民主的推動者和領導者，所以，中國的憲政道路維艱。

馬克斯.韋伯有一篇《論中國士人階層》，將不以財產和血統、以知識進入權力係統的官員任命體係與印度等世襲製進行對比，羅列了士人的幾種生存狀況，特 別揭示了士人作為“策士”的本質。“策士”是為雇主，即皇帝、諸侯和大臣服務。士人在有限的權力空間裏並不可為所欲為，他被終極裁判、他的雇主所束縛。這 時候的士人，或許能代表人民，因為人民的利益也是“雇主”長遠的根本利益。秋風想在現代社會尋找一個士人階層，也就是他說的紳士來代表人民。不管存不存在 這樣一個階層，他們不可能會代表人民，古時候士人有“雇主”對其約束，而在沒建立憲政的當代社會，“紳士”們進入了權力機構，他們自己就是皇帝、自己就是 國王，不需要對任何人負責，不受任何人的約束。結果必然就是孫中山走過的路，走到精英專製。

秋風以為紳士能勝任牧羊犬的工作，可以帶領羊群走到“憲政”，所以他要尋找一個紳士群體的代表，所以相中了茅於軾。姑且不說紳士民主的終點是人民不需 要的精英專製，單單茅於軾也不是秋風心目中的紳士，他不符合秋風給紳士下的定義，其在《紳士茅老》中的描述，隻是秋風的理想，而不是茅於軾其真身。

《紳士茅老》中說：強烈的公共精神是紳士的標誌性特征。秋風認為茅於軾有此特征，我認為沒有，茅於軾自己都說自己沒有，他說“為富人說話”，就已經失 去了公共性，僅代表某一個群體。茅於軾所有的行為，同樣不具有公共性，所有的指向都是服務於房地產業。秋風界定紳士的另一個特征是“紳士必有價值擔當”。 茅於軾的“就是歧視窮人”、“一年5000億腐敗是小事”毫無道德觀念。秋風對茅於軾的風度欣賞則令人不解，秋風在文中說：“但麵對不解，甚至謾罵，茅老 始終心平氣和，並且十分認真地針對哪怕是荒唐的論點講道理。他具有紳士的那種文雅氣度”。我可從來沒看到茅於軾解釋過他荒唐的理論，沒有給出過論據與結論 之間的邏輯解釋，發表言論時沒給過，麵對質疑時還是沒給過，從來都是真理在握不屑一提的傲慢。麵對謾罵，茅於軾何嚐有過風度，他都是選擇回罵，“分析網上 的罵人”將對他的質疑統統歸結於沒有文化、缺乏教養。完全沒有一個學者應有的理性。不知有心還是無意，秋風重塑了一個茅於軾，把一個什麽都不是的茅於軾塑 造成了理想中的“紳士”。

秋風是為找“紳士”而造“紳士”，紳士民主、精英治理的想法很危險，是對憲政民主和自由主義的背叛。

驕傲的猴子

忘了是克雷洛夫還是伊索寓言裏有一則“驕傲的孔雀”，說是一隻孔雀覺得自己很美，看不起其他的鳥，那些鳥啊青蛙啊，就都不理它，這隻漂亮的孔雀最後鬱 鬱而亡了。我也模仿做一寓言“驕傲的猴子”，說是有兩隻很有語言天賦的猴子，它們不僅會說猴語，還學會了說人話。猴子自由慣了，天生就是自由派，就常常代 言人類爭取民主與自由，人類很喜歡他們。可有一天，人類指責一隻老猴子嗷嗷怪叫很難聽，這兩隻聰明的猴子就急了，覺得人類侮辱了猴群，隻有高貴的猴子才知 道什麽是人類的利益，人類不應該指責高貴的猴子。

要在現實中找到與寓言對號入座的話，茅於軾很像那隻老猴子，兩隻聰明的猴子當屬張鳴與笑蜀。

當然，張鳴不是猴子，張鳴是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的教授。張教授在本專業領域造詣頗深，分析和判斷都是以史料為依據，以理服人。最近寫了篇《用板子打五 四運動不靠譜》，反駁秋風先生的《政治改革沒必要摧毀傳統文化》，從多層麵說明五四是一場自由民主運動的先聲，是對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複興而不是摧毀。 對秋風先生的無知，張教授並沒表現得盛氣淩人。即使對“當年明月”講的不靠譜的明朝的那些事兒，張教授也表現了理解和寬容。對自由民主的思考與鼓吹，都閃 現著思想者的光輝。張教授的作文寫的好，幹淨、不囉嗦。笑蜀的作文就很難看，盡管是大名鼎鼎《南方周末》的評論員，但行文拖遝，讀起來很吃力。可能笑蜀人 好激動，一激動又管不住自己，往往一篇作文從頭到尾都慷慨激昂，支持他慷慨激昂的論據散落而隱藏在他激昂的語句中，要找到它們得細心閱讀，而通篇高潮迭起 的“激昂”讓人很費精神。就文本而言，我不大喜歡笑蜀的作文。然而，笑蜀表現了公共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批評精神，對幾乎所有的公共事件都站在自由主義者的立 場上進行了批評和文字幹預，盡管用詞激烈，但絕非強詞奪理，都是擺別人的事實，講自己的道理。這得到我相當程度的尊敬。所以，笑蜀也不是猴子。

然而，讀了張鳴的《那些攻擊茅於軾的偽窮人立場》、笑蜀的《“炮打茅於軾”之社會病理分析》之後，我一度懷疑是不是別人冒名之作。從文本來看，“攻 擊”一文依然幹淨、利落；“炮打”一文還是拖遝、激昂。但文章的內在理性蕩然無存，“攻擊”一文一改張鳴擺事實講道理的作風，也失去了寬容的態度；“炮 打”則與大字報一般無二，完全是用語言暴力來維護話語霸權，根本沒有一絲“笑蜀”孜孜以求的自由主義精神。不幸，兩文確實出自張鳴與笑蜀之手。

郎鹹平揭露顧雛軍盜取國有資產，張維迎挺身擋子彈，這好理解，他們之間存在切實的利益關係。張鳴與笑蜀出於什麽考量，違背自己的行為準則和現實追求來 指責大眾對茅於軾的批評呢？我可以人格擔保，張鳴和笑蜀與茅於軾不存在實際的利益關係，他們是為什麽呢？為了他們群體，他們認為所屬的精英群體是為人民根 本利益的，不能忍受普羅大眾對他們的質疑和責難。他們所做的一切，普羅大眾隻應該感激涕零、歌功頌德，他們精英群體是天然的自由民主的追求者和維護者，普 羅大眾隻能被動地等著他們來賜予和安排，任何參與都是侵犯了他們爭取自由民主的高貴的領地。在他們眼裏，普羅大眾根本就不知道好歹，他們也不屑於解釋。張 鳴與笑蜀就成了寓言裏自以為比人類聰明的兩隻猴子。

當代社會學把擁有知識的這個群體作為“新階級”來考察。專業主義是新階級共有的意識形態，他們把自己當成法理和正義的典範，拒絕來自社會的任何批評， 新階級的目標是分取更多的社會成果，他們的實質是以“文化”為資本的“文化資本家”。巴枯寧、馬察斯基認為新階級屬於統治階級，他們以學識為資本攫取權力 成為統治階級。喬姆斯基則持“新階級是權力的奴隸”的觀點，認為新階級仍處從屬地位，由於掌握的學識，而成為“技術”奴隸。美國社會學家A.古爾得納指 出：新階級是精英主義者。他們將知識作為可擁有和可識別的對象，把闖入者視為對他們權力的挑戰。張鳴、笑蜀的行為就很像A.古爾得納所言。張、笑二人自恃 掌握了學識，並以學識來識別茅於軾為同類“新階級”，把所有對茅於軾的批評當成了對“新階級”整個群體的挑戰。

張鳴的《那些攻擊茅於軾的偽窮人的立場》是針對茅於軾的“無廁論”被攻擊而寫的，立論即為攻擊茅於軾的是偽窮人立場。在聲討茅於軾的人群中，可能有富 人，也有專家學者，更多的應該就是窮人。窮人的“攻擊”就是窮人的立場，而不會是偽窮人立場，你張鳴可以說窮人站錯了立場，但不能推翻立場的本身是部分窮 人所持的立場。其中的邏輯荒唐就好比說，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而領導層裏卻沒有一個工人、最高權力機構的全國人大裏工人也是撒在熱湯麵的胡椒粉、企業被別 人拿走，工人下崗而找不到地方說理一樣。也許窮人就是不知好歹，誤解了茅於軾的好意，那也是窮人的立場，不過是窮人“錯誤”的立場。

窮人有可能犯不知好歹的錯誤，這時茅於軾針對質疑就應該正麵給出合乎邏輯的解釋，告訴窮人為什麽廉租房不建廁所就可以避免“權力尋租”，而窮人能得到 切實的幫助，而不是指責窮人“沒有教養，是可哀的”。因為無論是富人、窮人都知道隻要有審批，“權力尋租”就不可避免，同時，富人占有廉租房不是自己住而 是用來出租獲利的，建不建廁所都不能阻止權貴的介入。如果，經濟學家有獨到的視點，窮人看不到，則更有為窮人解惑的責任。如果是因為茅於軾老糊塗了，想得 到說不出，張鳴作為年富力強的教授就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將之邏輯化，讓窮人明白你們，明白你們確實是為窮人嘔心瀝血。但是，張鳴沒有這樣做。

張鳴隻是簡單地做了價值判斷，“這個建議，是站在窮人立場上來說話的，我真不知道為什麽會有那麽多人不明是非，將之說成是對窮人不利”。同時，張鳴有 意將一個人的道德與一個人具體的某一個理論混為一談。他在文中寫到；“像茅於軾先生那樣，做過那麽多幫助窮人的事，有誰給農民提供過小額貸款？有誰辦過保 姆學校？一個退休的老人，把自己的錢和精力，大塊投向那些農民、那些進城打工的打工仔，不僅沒有受到應有的褒獎，反而飽受打壓和擠兌，官司纏身。對於這樣 的老人，有些人卻借端生事，興風作浪，鼓動網上那些憤青們，大罵而特罵之，我真不知道，這些人的良心到哪兒去了”。即使一個道德聖人，也不成為拒絕一切社 會批評和評判的理由，這點，張鳴比我們誰都清楚，因為從他大量的文章中可以讀出他“公共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可具體到茅於軾這兒，張鳴的標準就變了，就 可以用泛泛的道德形象來說明一個人所有理論和主張的正確。

然而，張鳴搭建的茅於軾的道德豐碑選材低劣，造成碑基不穩，形象搖搖欲墜。張鳴用“有誰給農民提供過小額貸款？有誰辦過保姆學校？”來說明茅於軾道德 高尚，經濟學家這樣說倒不足為怪，他們從來沒有實證精神，可張鳴是以實證見長的曆史學教授，這樣信口開河難免使我吃驚。“小額貸款”，在民間從沒絕跡過， 隻不過被當做犯罪被打擊，前些年提供小額貸款的被取締和判刑。唯獨允許茅於軾一家經營，不是沒有誰，是根本不允許誰的問題。開放“小額貸款”經營後，有數 百家公司在經營。保姆學校和家政公司更不必說，全國一萬家此類公司都不止。為什麽茅於軾就高尚了，別人就不能因此而高尚呢？在張鳴的心裏，這些事情一般人 做是商業行為，他們“新階級”的高貴的知識人做就是幫助窮人。說道“官司纏身”，我驚詫於這些自由民主鬥士們的道德感和不把自己當人的勇氣。你茅於軾的公 司將一個兩歲的小孩給摔死了，不該“官司纏身”嗎？“新階級”的知識人憑什麽一邊高喊著自由民主，一邊埋怨法律沒有給你們開一扇方便之門？

笑蜀《“炮打茅於軾”之社會病理分析》網上文集裏的字數，大大多於發表在《經濟觀察報》上的文本，我耐著性子讀了幾遍，始終撲捉不到他到底想表達的重 點。但“家政公司”和“小額貸款”依然作為支撐茅於軾道德完人的兩根拐杖，將對“道德完人”的質疑定性為“革命大批判”。由於笑蜀的文章中充斥著我不熟悉 的文革語言和文革思維，我特意了解了笑蜀的年紀。笑蜀，1962年生，這個年紀本不應該嫻熟掌握文革語言和文革思維，特別是笑蜀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也沒有 掌握文革語言和思維的動力，可偏偏是他充分表現出了大批判似的思維和語言。這種現象很值得思考，中國的知識人，無論是極左派、極右派還是民主自由派、或者 民粹派，隻要身入某派，就一定想獨霸話語權，而為本派辯護時，可以不顧常識、邏輯和道德底線。自由主義者，也可以一點不臉紅地拋棄他孜孜以求的理性、寬 容；毫無顧忌地踐踏他為之奮鬥的自由、民主。

中國的知識人，對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民粹主義等等主義的理解，或者是膚淺的，或者是作為一門實用的謀生技術而熟練掌握和使用。他們組成了一個部分為 統治階級、部分為統治階級的工具的“新階級”，不同的主義是區分“新階級”體係中不同派別標誌，他們都有“救世主”情結，認為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窮 人，窮人有所懷疑是愚蠢，普羅大眾若是質疑，則會覺得是對他們的挑戰。共產主義者是如此，自由主義者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