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茅於軾是合格的經濟學家嗎 媒體、公眾、主流經濟學們、茅於軾自己,都認為茅於軾是一個經濟學家,北大光華的院長張維迎認為茅於軾是個了不起的經濟學家,因為茅“重新構造了整個微觀經濟學”。且將茅於軾當成經濟學家,謹以經濟學家的標準考量茅於軾是否合格。 一 個合格的經濟學家,如果沒能構建自己的經濟學理論,那他至少需要精通某一門派的理論,同時,還需要了解其他門派的理論,特別是必須清楚當前國際上經濟學發 展的態勢。能夠明白經濟學的定義和作用,不能誇大它的作用;能夠運用自己掌握的、某一門派的經濟學理論解釋現實中的經濟現象,能夠提出前瞻性的建議當然更 好。這就是我以為的、“經濟學家”的基本素質,經濟學愛好者可不作此考量,以“經濟學家”身份做研究、向公眾社會發言時,就必須是符合“經濟學家”素質要 求的、合格的經濟學家。 茅於軾的身材不適宜披“經濟學家”的大氅 茅於軾的身材太單薄,披“經濟學家”的大氅,比 例失調,看起來很滑稽。正如丁學良教授提出的界定經濟學家的硬件標準,茅於軾沒在有影響的經濟學學術刊物上發表過學術論文,就硬指標而言,茅於軾不合格。 肯定,茅於軾的粉絲會以“國情論”來辯解,說中國的經濟學家不在於偏重理論的論文,而是身處中國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變革的實驗場,用實踐豐富了經濟學理 論。前文已述,茅於軾缺席了中國最初每一次的重大經濟變革,而他極力鼓吹的“教育產業化”、“高校學費漲價”,實踐證明,是一次徹底的失敗。在實際操作 中,茅於軾也就不合格。唯一能說明茅於軾“經濟學家”身份的,是1985年出版的《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一書。然而,同樣內容的書,早 在1939年就已經在前蘇聯麵世,作者康托洛維奇憑此書獲得了197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時間都早於茅於軾成書時間十四年之久。這不能叫學術成果, 倒與學術腐敗、抄襲論文是一般麵目。而《誰妨礙了我們致富》這類暢銷書,隻是經濟學愛好者的作文,盡管不乏閱讀趣味,但與經濟學家的經濟學關係不大。所 以,茅於軾相對於“經濟學家”這個稱謂,既無肉也無骨,瘦骨嶙峋披“經濟學家”大氅,很象一個床單綁在牙簽上。 茅於軾不了解經濟學這門學科,也不能正確認識經濟學的作用。 實 際上,“經濟學”作為當代社會科學的一個門類,在西方仍存在爭論,認為不是客觀的科學,隻是一種意識形態。它所有的理論都是建立在以往的經驗和對未來的假 設。現在和未來的社會條件能不能滿足這個“假設”,當社會條件不能滿足“假設”時,是修正經濟學理論,還是讓現實來適應理論。很顯然,一切從實際出發,我 們應該發展新的理論來適應現實,或者采取多種經濟理論來應對現實出現的問題。茅於軾卻不是這麽看,他認為“經濟學”是唯一客觀的科學,經濟學可以解決一切 問題,而唯一正確的經濟學理論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微觀經濟學。 茅於軾在《中國真有這麽多危機嗎》一文的結語有段話:“既然糧食危機、土 地危機、能源危機、水危機統統都不存在,為什麽有那麽多專家都說危機確實存在呢?原因有二:首先因為各方麵的專家未必都懂經濟學,真正懂經濟學的人不會被 這些危機所嚇唬住。”茅於軾全文的主旨是論述中國根本就不存在這些危機,結論是懂經濟學就不會被這些危機“嚇唬住”。本身茅的邏輯就很成問題,存不存在危 機和會不會被“嚇唬住”屬於兩個範疇,你到底是說存在危機還是對待危機的態度問題呢?這是題外話。題內話是這樣,糧食專家、土地專家、能源專家、水資源專 家在提出自己的問題時,不必懂得經濟學,他們隻需要在自己的專業範疇內、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提出問題,至於解決問題,那就需要匯同其他各學科專家共同解 決。發現問題、提出警示,與經濟學無關,如果經濟學家覺得那不是危機,很好解決,那正好是經濟學家大顯身手的機會,大可一試。認為其他領域的專家必須懂得 經濟學才可去從事本專業的研究,顯得茅於軾自大而且是對經濟學的無知。 茅於軾極力構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社會、經濟各個方麵的模式, 在實際議案中,錯漏百出。這些內容,我會在後麵的章節裏詳述,下麵僅就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與現實的矛盾,說明茅於軾用於包打天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不 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關於這點,建議茅於軾去補補中國哲學和中醫理論的課,任何一劑藥,都分君臣主輔,沒有一味藥是可以包醫百病的。 日本經濟學家鹽澤田典(1988,日本《經濟學人》)曾就新自由主義主義的理論模型還原到現實中,發現這個模型要在現實中成立,必須滿足四個條件: (1) 生產者根據價格信號,及時進行投資的轉移,是無需支付成本的; (2) 既成的社會生產力結構(資本存量)是非剛性的,因此隨時可以自由轉變或拋棄; (3) 投資轉移和生產力改造所必須的新資源、新技術要素是無限自由供給的; (4) 生產能力的過剩是永遠不發生的。 然 而,現實中不存在這樣一個經濟體製,可以滿足以上四個條件。當市場需求通過價格給投資者信號時,資本方是否能拋棄或改造他原已擁有的全部資本存量,而把資 金立即轉向另一個有利可圖的生產部門?這種轉移在經濟代價上是否可行?轉移有沒有時差?當設備、工人、技術轉移完成後,是不是還是當初那個市場,原有的高 額利潤是否依然存在?事實上,生產永遠落後於市場需求的變化。按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山寨版茅於軾的“擇優分配”的理論,往往會產生宏觀失調,達不到資本 的最優化選擇。 任何一種理論道理與局限性並存,這不奇怪,茅於軾將一個理論當成社會生活、經濟生活的唯一標杆,那就有點奇怪。奇怪的理由先不深究,但這可說明茅於軾既不了解經濟學,對他賴以為生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也是一知半解,實在算不上合格的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