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攻讀博士，有一位美國導師屬“偏左自由派”，津津樂道的是法蘭克福學派和諾姆. 喬姆斯基。在討論文化史選課閱讀書目時，提及阿諾德. 湯因比和威廉. 麥克尼爾。湯因比於他是太注重宗教，不很感冒。而談到麥克尼爾，他不無揶揄地說，“我們北方鄰居來的許多學生好搞迎合歐美主流思維，四平八穩，沒有爭議價值的學問。麥克尼爾的《西方的崛起》從題目到最後一字就是這樣的玩意兒。”
我倒是滿欣賞湯因比晚年隨心所欲多逾矩的老頑童風格。七十年代初，中國文革動亂未已，他卻在與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紀時預言未來不屬於西歐和西歐化的國家，倒更可能屬於中國和東亞。
在談及東亞將成為世界文明主軸的幾大理由時，湯因比無疑側重的是中華文明的曆史主導地位 （他建議日本與中國協作，擺脫對美國的依存關係是一明證）。這些理由包括湯因比熟論的儒釋道三教的人道主義，合理主義及對宇宙的直感。比如無論是道教的“天人合一”還是釋宗的“依正不二”都影響著當今人類與自然外界的關係從征服到和諧的轉變。幼時在北京，每一個汽水瓶、每一張報紙和每一副懶漢鞋底都要回收利用 —— 中國的廢物利用（recycling) 觀念和實踐都遠比歐美超前；中國現今利用再生能源的技術和產業發展也突飛猛進。
但湯因比列舉的頭兩個原因，一是中華民族在過去二十一個世紀中維持區域大國統一的經驗和凝聚力， 二是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逐步培育起來的世界精神。
從第一點看，其它在世界曆史上稱雄的區域性帝國，如波斯、羅馬、阿拉伯、奧斯曼，都不複存在。對歐洲崛起功不可沒生存逾兩千多年的羅馬帝國十五世紀亡於奧斯曼帝國後，歐洲就再沒有實現政治的統一。其後德意誌鐵血欲建第二、第三帝國的企圖都以災難性的世界大戰告終。相形之下，自公元前二二一年實現政治統一之後到鴉片戰爭，中國雖曆經外族侵略征服，卻總以外族的自納歸化保持了國體政治統一和疆界的基本穩定。曾經令羅馬帝國和秦漢王朝邊境不得安寧的強悍匈奴民族，西晉末年重新南侵時，打的是恢複大漢的旗號；征服中原後，蒙古族部落去汗稱帝，依承中原典章製度建國號、立王朝；滿族入主中原後，自我同化，接受沿襲華夏文化和政體，如雍正所說，“聖朝之為滿州，猶中國之有籍貫也”。
承接第一點來看第二點，湯因比所說的世界精神是指與“羅馬帝國崩潰後，西歐世界再也沒有能夠挽回原來的政治統一”相對照，中國“兩千二百年間，除了極短的空白時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多民族的］幾億民眾統一為一個整體”的政治能力，以及能將外來宗教 ［佛教］中國化和同化外族的容納精神。相形之下，羅馬帝國、 阿拉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對外征戰雖然具有表麵的世界性，但卻都是要把單一文化和宗教強加於外族。及至西歐後來的殖民開拓政策，更是出於很狹隘的自身經濟利益和權力欲望。這就是為什麽湯因比說“西方的政治傳統是民族主義的，而不是世界主義的。”
必須承認，以現在所倡導的“與世界接軌”的概念衡量， 鴉片戰爭以前中華民族的世界精神是有限保守和消極的。漢唐絲綢之路，唐玄奘取經，和明代鄭和下西洋似乎是一個自足農業及文化大國漫不經心的世界精神偶爾積極表露。這樣總體的自閉的確造成了對外界凶險的認識不足。當外強自鴉片戰爭用炮艦砸破國門，中華民族便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世界精神的片麵性和局限性。五十年代的出兵朝鮮，是中國汲取教訓，旨在奪回世界政治軍事主動權和生存空間的實例。
七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改革開放使中華民族的世界精神更充實全麵，為華夏文明增添了活力。
但中華民族所尋求的並不是湯因比所期望的由中華文明統一的世界，而是一個多元化文明的世界。由於西方列強的殖民開拓及其所衍生的西方話語霸權，湯因比承認，“最近五百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個領域，都按西方的意圖統一起來了。” 試想如果因被媒體加冕“亞洲皇帝”而自傲的麥克阿瑟在朝鮮得手，歐美順勢壓跨與西方文明抗衡的中華文明，那麽西方在全世界的政治統一就不是沒有可能。
哪怕僅從美學觀點去看文明發展，一個由西方文化和政治一統天下的世界將是何等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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