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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後民主主義的視野

(2013-11-23 09:37:51) 下一個
       “後民主”(post-democracy)的議論比較稀罕,大體來自兩方麵:一是源於對選舉結果或執政方式的不滿,抱怨民主世風不古;二是置疑民主是否救世萬能靈丹妙藥。我感興趣的是後者的大逆不道,但以為更確切的探討提法應為“後民主主義”(Post-democracism)。 民主作為政府形式,眾多手段和程序是頗有功效,眾多國家是會長期沿用的,但若把民主視為放之四海,萬代皆準的一種教條或一種主義,則有政治思維自設囹圄之虞。至於把民主逢為宗教,無視曆史狀況,地域人情一律強求,甚而打著“民主”旗幌搞十字軍式征戰,曆史上也不乏其例。

       “後民主”提法可能局限於後視討論,而“後民主主義”討論可以在反思基礎上開拓新視野和探索不同抉擇。

       說到反思,不妨從兩個事例開始:


       一是巴勒斯坦問題。當今除了原教旨猶太人和代表他們的以色列政客,世界上大多數人承認解決辦法是要成立巴勒斯坦國。要立國本該加強巴勒斯坦當局政權。然而巴勒斯坦迫於獲得西方特別是美國認可的壓力,搞民主選舉,結果使巴勒斯坦分裂為加沙和西岸兩個政治實體,無疑加深了立國難度。

       二是89年中國天安門學生運動。運動的起點是反腐敗,但沿襲了民眾所熟悉的文革“大民主”形式,所不同的恐怕隻是引進了模仿美國自由女神的民主女神塑像。領導起步未久的經濟改革的鄧小平和其他中國官員對文革失控動亂記憶猶新,動用軍隊鎮壓了這場學運。雖然手段的選擇大可指責,其後相對穩定的政局確乎保障了中國經濟的相對高速發展。

       在許多人看來,這兩個事例隻能例證民主政體需要成熟的曆史條件和環境。另有許多人堅認民主政體在現代人類社會應是超越時空限製,立馬可行。這兩中觀點均視民主為最終目的,至上原則,政治上的“萬能論”(TOE – Theory of Everything),或依福山的說法,“曆史的終結”。這就是我所定義的“民主主義”(democracism)。我避用“democratism”一詞,因為“democratism”側重的是民主的理念,而democracism意指將民主政體奉為宗教偶像。


        那麽我們是怎樣造就了這個標有“曆史的終結”的偶像?

曆史成因

       含銀匙出生的丘吉爾有句半似俏皮,半似無奈的出名吊詭,“可以說民主的確是極其糟糕的政府形式,隻是糟糕不過人們以往所嚐試過的各種其它形式。”(“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有意思的是在這個題目上,一個多世紀來人們似乎喪失了在其它領域所顯示的好奇心和尋求“更好”解決方法的執著,滿足止步於“最不糟糕”,甚而使之神聖化。不管什麽政體,立憲執政方式如何殊路雲泥,都以標榜“民主”來信證自己的合法性,有的幹脆假予國名, 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從曆史語言學角度看,“民主”標簽的神聖化始於歐洲列強依借殖民主義統治在世界大範圍奪得話語霸權。它們需要使曆經幾百年動蕩變遷後演化出的立憲執政方式名正言順,於是在自家文明源泉之一的希臘語匯中找到了一個最能撫慰民心謀長治久安的複合詞“民眾權力”— 中文沿襲日文漢字翻譯為“民主”。 無論作為一種理想還是作為一種幻覺,誰不會在“民主”旗幌下或多或少感到“我也行使權力”的虛榮煦風?這是“民主體製”的一個重要認同感,因而也是其最大穩定因數之一。

       對北韓的“僭稱民主” 西方自然要嗤之以鼻。西方擁有話語霸權,“真正民主國家”當然按西方標準定義。它包括長期演變的體製程序,如從城邦集議民主到一人一票選舉出的代議製(議員和行政官員)民主, 從羅馬角鬥場上用手指下判決的民主到陪審團判決民主,從一體集權(如民選德國納粹政府)民主到三權分立民主。


       然而以“民眾權力”去看,民主政體無論是初級的還是成熟的都有各自的局限。希臘羅馬的城邦集議不單不包括婦女奴隸,能參與集議的公民數量也很有限;奴隸製的廢除,全民選舉(universal suffrage)和代議製(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消除了這些局限,但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利益集團用財富左右選舉對民眾權力的限製。亞裏士多德曾指出,真正的民主應實行抽簽方式。如果是代議製,通過隨機抽選的方式來選代議人才叫民主。而如果是競選,產生的其實是寡頭政體(oligarchy)。

       西方國家的寡頭政體從君主封選到民主競選的演變是伴隨工業革命城市化老錢(old money)貴族逐漸失勢於或溶匯於工商資產新階級;工業革命及掠奪海外殖民地形成的資本原始積累因各種政治革命和權爭得到再分配,造就並惠及奠定民主基礎的中產階級,新舊勢力終於達成民主形式的權力平衡,不管這種演變是比較血腥的轉製共和還是比較妥協的君主立憲。


       壟斷資產階級的產生使新舊寡頭在民主形式下搞權力平衡更趨默契成熟。可以說資本原始積累支付了民主政體的試驗費, 其它政體沒有這種奢侈。民主政體的神聖化是拜金教在政治領域的變態延續。在這種傳統下,民主選舉成為金錢遊戲也就命中注定。


金錢遊戲

       以美國總統選舉為例。幫助威廉·麥金利贏得美國總統大選的競選總管馬克·漢納坦言:“要贏得選舉﹐需要兩個東西。第一是金錢﹐第二我就記不得了。” 現今預選階段若未能籌集上億美元,競選人機會就幾近於零。總統競選花費年年遞增,僅1980到2008年就從1.62億美元攀升至24億美元。兩黨總統選舉有史以來,絕大多數是競選開支超過對方的一方獲勝。

       要籌集資金,競選人就要向不同的利益財富集團拍賣自己, 忽視窮人和弱勢群體。例如美國相當嚴重的無家可歸問題幾乎從未出現在總統競選議程上或總統競選議程辯論中,因為存在一種惡性循環: 無家可歸者無錢可捐,政客媒體也就不試圖影響他們, 他們也就極少參與投票。


       競選人當選後從組閣到施政都要顧及資助集團。利益集團日益坐大,根深蒂固,形成近親繁殖式的“旋轉門”機製,進則從政,出則遊說,執政當局在政策上也就趨於吃老本,仍舊慣,即便有調整,也是把本來有限的“公共利益”逐漸拱手相讓。如美國裏根政府80年代為迎合富豪利益集團,全麵倡導“減免管製”,降低投資收益稅和高收入稅率,使國債猛漲四倍,接任的老布什上台後隻好打破競選時“聽好了,我絕不增稅”的信誓旦旦,增稅補缺,以圖經濟衰退軟著陸。而“減免管製”的惡果是造成小布什執政後期出現的華爾街金融海嘯和僅次於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又一次經濟危機。


      民主政體的其它層次也無不滲透金錢侵蝕。州議員是一個價,國會參眾議員也各有各的價。向最高出價者拍賣議員空缺並非鮮無先例,但伊利諾州長布拉戈耶維奇為此遭起訴多因狂妄操之過急 —— 空出他欲售參議員席位的是剛剛當選的美國總統。


虛幻的參政認同感


       盡管中產階級大多數成員受雇於人,不會幻想自己能夠“民主”選舉總裁或高級主管,主掌自己最切身利益,但卻因數年一次的選舉相信參與了民主決策並與間隔多層代議的立法執政官員產生認同感。但又有多少選民和他們的眾議員、參議員、總統有過親身交流?

       這種“參政”認同感是很虛幻的。界定競選選項是前麵提到的利益集團 —— 美式民主至今沒有突破兩黨競選的範籬;選舉過程也由利益集團(包括主流媒體)操縱導向。出於虛榮心,選民認為自己投的一票代表了自己的意願,而不會去琢磨每張選票的含金度—— 多少錢影響了它的歸屬。

       盡管虛幻,這種數年一度定時重溫的“參政”認同感卻是穩固體製,防範革命很行之有效的手段。勝方的選民會有新政府將改善自己境遇的自滿樂觀,敗方的選民則會以幾年後重見分曉自慰。選舉能穩定民心的另一方式是提供宣泄渠道。眾多選舉都有相當數量的選民投“抗議票”,哪怕是承認在兩個惡人中挑一次惡。

       如此循環往複,選舉以引發自滿幻覺,自慰心理平衡和宣泄不滿起到政治麻醉劑的功效,能夠掩蓋卻未必能夠醫治體製痼疾。如果選出的領導人日後證明平庸甚至邪惡,公眾輿論隻會怪罪個人,並仍然堅持體製運作正常(The system works!)。

       選民往往因“參政”虛榮和周期性選舉時間框架做出比較近視和功利的政績判斷,而當選者從代議員到執政官也往往隨之任期舞蹈作秀,任後哪管洪水滔天。前麵提到裏根的減稅放任措施任期確乎為美國經濟注射興奮劑,背後那數倍增長的國債一時影響不到選民腰包,他因此獲得連任。相形之下,老布什增稅補缺,選民記憶猶新的卻是他競選時“我絕不增稅”的許諾,他因此隻獲一個任期,他的增稅措施也“為他人做嫁衣裳”,給克林頓任期的經濟複蘇鋪磚墊路。小布什汲取老子反麵教訓,繼承裏根減稅放任英雄榜樣,連任後流下的金融危機大洞也就由奧巴馬去填了。

組織能力蛻化


       周期選舉急功近利導致的惡性循環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尼采之言:“民主是組織能力日益蛻化的政府形式。”的確,若以經濟實力衡量,西方民主強國似乎反證尼采論斷,但如前所說,那是建立在資本原始積累的老本上的。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統計從1870到1988年,全世界前20名最富裕國家排名沒有什麽變動。而新一代“民主化”的國家的經濟表現並不如在較為專製政體下騰飛的亞洲四條小龍。


       有關民主程度與國家能力之間矛盾的論述很多,當前的世界經濟危機也使歐美各國在國策製定上凸顯這一矛盾。以美國新選奧巴馬政府為例,在金融市場管製,醫療體製改革,環保政策實施等重大政策上,都有增加中央政府作為,強化國家能力的欲望。


       然而如前所說,與競選金錢遊戲相輔相成的利益集團寡頭政治是不會輕易向公眾轉讓既得利益。當前奧巴馬政府搞醫療改革舉步唯艱也足見各利益集團的盤根錯節,最多能做的是以對其它集團讓步來換取對醫療保險集團的遏製。以醫改方案在國會的走勢看,即便勉強通過,也難挽美國醫療體製的惡化頹勢。


       主要利益集團恰如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的兩三個主要政黨一樣占據了所謂“合法高地”(the plateau of legitimacy),總會竭盡全力不容他人登足角逐。它們遊說操縱技法爐火純青,按遊戲理論兩方使錢,不管哪個政黨上台即便不能全身避害,至少也能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主要利益集團不受重創並不意味著民眾利益不受侵害。姑且不論不在利益集團顧及範圍內的貧困階層,每一次出現經濟危機時,大多數總裁高級主管都有“合法”為自己準備的金降落傘,而雇員則是“合法”一張粉條,幾個紙箱打發走人。


一府兩總統理論和“民主”旗幡下的宗教征戰


       美國政治學家艾倫.威爾達夫斯基頗有意味的“一府兩總統”理論點出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在製定對外政策上比在製定國內政策上更有作為。其他學者應用類似的研究指數驗證“一府兩總統”現象19世紀便已定勢。這說明政治精英和利益集團寡頭基於曾對資本原始積累貢獻重大的殖民主義傳統,在使用國家組織能力對外爭奪權益上協調較好,也可以稱為“國旗簇擁效應”(the “rally-around-the-flag effect”)。不過這種協調有時亦會擴展延伸到西方強權盟友,法國越戰失敗後美國接手便是一例,美國和英國在伊拉克戰爭的堅定聯盟是另一例。

       不管代表的是一國還是整個西方聯盟利益,西方強權在為維護 “文明衝突”中的統治高位,需要一麵更冠冕堂皇的旗幡掩蓋其全球性活動的自身利益。“民主” 旗幡便很方便地應運而生,北美西歐也便以此搞冷戰名正言順地壓垮前蘇聯東歐集團。

       強撐伊拉克戰爭台麵的三根謊言支柱,就是大規模殺傷武器和伊拉克與基地組織勾結這兩根完全坍塌,在許多西方人眼裏,“民主”征戰的招幡仍多多少少使殺戮數以萬計的伊拉克平民合法化。

       然而從朝鮮到越南,從阿富汗到伊拉克,民主征戰大旗久已失其輝煌。

結語?

       不管是在政治思維還是政體實踐,民主的主義化和神聖化登峰造極,自然便隻會走下坡路,應老子所說,“反者道之動”,或依黑格爾辯證,“萬物皆自否 (Everything involves its own negation)。” 隻要地球還在轉,福山的“曆史終結”就隻是一箱情願線性思維得出的虛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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