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雲：《 1980年林彪、江青案審考疑》（5、6）

成立“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

1980年1月25日，第三次全國“兩案”審理工作會議召開，根據鄧小平“判刑要少，開除黨籍、軍籍要嚴”的指示，把第一次會議擬定的108名中央直管幹部，減到43人，又減到38人。在彭真主持下，反複審議依法審判的人數。王鶴壽提議，彭真同意，最後報請中央決定，特別法庭隻審判10名主犯，其他案犯由各地方法院和軍事法院審判。

3月17日，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我同意王鶴壽同誌說的這個案子要多從曆史的角度去考慮。判誰不判誰，書記處定不了，報政治局才能定。彭真同誌掛帥……

3月19日，中央書記處根據政治局常委的意見，提出審判方案，一、正式確定按“集團”進行審判。二、起訴書、證據要確鑿，站得住腳，傳到子孫後代也推翻不了。三、從現在起搞好預審，讓被告講話、申辯，從中摸清他們的思想情況，以便有的放矢。四、起訴前起訴書要發給被告，爭取被告不僅自己服罪，而且出來作證。五、根據中央的建議，成立“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由彭真、彭衝（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第一副書記）擔任正副主任，江華（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黃火青、趙蒼壁（公安部部長）及王鶴壽、楊得誌（總參謀長）等同誌參加。六、組織特別法庭進行審判，針對這些案犯掌握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不公開審理。4、5月準備，6月初審判，7月底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前結束。開庭審判時發一條簡訊，審判後公布結果。由各界人士擔任審判員。林彪案由軍事檢察院起訴，江青案由最高人民檢察院起訴。怎麽審判，中央書記處再討論一次，交政治局審定。 “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最終確定七人：彭真、彭衝、伍修權（總參副總長、特別法庭副庭長、第二審判庭庭長）、王鶴壽、江華、黃火青、趙蒼璧。彭真最後說：“起訴書應當以證據做後盾，以預審做基礎。四道程序把關，公檢法是三道關，中央領導小組是第四道。現在的起訴書（草稿）不能拿出去，要把罪行列出來。……有不少是路線問題，我們是審理罪行的，路線問題我們管不著，公檢法沒有資格審查黨的路線問題，也不應過問這件事……”

3月30日，全軍“兩案”審理工作會議召開。林彪案97名被告，其中空軍37人。他們羈押時間長，材料分散在中央專案組、中紀委二辦、軍委辦公廳各處，幾經易手。經各單位查對，69人被處理出部隊，3人下落不明，還有25人仍由部隊管理。史進前緊急布置，4月底前形成審判方案初稿。一審終審，擬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建議軍事法庭由13人組成，擬請楊得誌或粟裕（軍事科學院第一政委）、韋國清任庭長，史進前等四人任副庭長。審判人員擬在總參、總政、總後、海軍、空軍選定。擬以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名義起訴。並由12人出庭支持公訴，建議由黃玉昆任首席檢察員，曹廣化、於克法（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任檢察員，其他檢察員也從各大單位選定。林彪案被告擬定25人，一次審理或分兩批審，考慮了兩個方案。不會公開審理。最後宣布判決時，擬組織萬餘人參加大會……以上方案，在中央批準同意後，由有關單位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法律規定任命。

彭真指示：審判指導委員會下麵設審判工作小組。這個工作小組既是“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又是中央政法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審判工作小組下設兩個辦公室，淩雲（公安部副部長）兼江青案辦公室主任，郝蘇（軍事法院院長）任林彪案辦公室主任。中央政法委員會、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總政治部、中紀委二辦、司法部、中組部、中宣部、新華社、廣播事業局、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以及各省、市有關負責人聯合辦公，召集人劉複之（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秘書長）、淩雲，後增加洪沛霖（江蘇省副省長、江蘇省公安廳廳長）。

彭真、彭衝審定審判工作小組成員為：劉複之、淩雲、洪沛霖、於桑（公安部副部長）、朱穆之（中宣部副部長）、曾漢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特別法庭副庭長）、江文（最高檢刑事檢察廳廳長、江青案起訴組組長）、馮基平（國務院副秘書長）、史進前、王芳（中共浙江省委副書記）、衛之民（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姚倫（公安部預審局局長）、王漢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製委員會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郝蘇、王照華（中組部秘書長）、陳卓（司法部副部長、“兩案”律師組組長）、穆青（新華社副社長兼總編輯）、高富有（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公安部六個預審組，其中第五預審組負責審訊毛遠新。

關於法庭獨立審判問題的變化

彭真說：在原審查基礎上，進一步組織力量預審，準備提起公訴和審判。公安部打頭陣，檢察院是第二道程序，法院出來就紮實了。起訴書要拿到中央書記處討論，要報中央常委批準。一定要搞好預審，時間不能搞得過死，以搞好為標準。中央書記處決定：一、現在的“兩案”領導小組對案件抓到底；二、中央政法委抓“兩案”的程序，要嚴格按司法程序辦事。……司法公正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因為當時程序公正尚未有足夠的重視，所以才予以強調。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明確指出：“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要忠實於法律和製度，忠實於人民利益，忠實於事實真相；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1979年7月1日，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的《人民法院組織法》，有1954年《憲法》“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的條款，而同時通過的《刑事訴訟法》卻沒有。原來為趕上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審議，彭真要求平行作業，兩個多月中分頭拿出七部法律，才出現這樣原則不統一的表述。

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堅決保證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再次明確要求“切實保證人民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並宣布“中央決定取消各級黨委審批案件的製度”。

但實際上呢？1980年4月5日上午，彭真主持召開中央政法委會議，傳達中央決定：“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對“兩案”從頭管到底。需要起訴審判的名單，由審判指導委員會報告中央決定。整個預審、起訴、審判工作，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由公安、檢察、法院、司法行政機關依照法律程序進行。

7月24日，中央書記處研究“兩案”審判，提出我們黨曆來有一個黨委書記說了算的壞習慣，生殺予奪，幹擾司法工作，不改掉這個壞習慣，民主和法製就建立不起來。黨是要領導一切的，是方針、政策，是支部堡壘作用，不是什麽事都親自領導，下半年要討論、研究司法工作。8月24日，江華在法院工作會議上說：刑事案件由黨委審批的做法應該取消，黨委對審判實行領導的做法需要重大改革。

但正像1979年《刑事訴訟法》可以忘記法庭“獨立”審判一樣，最高領袖說：“憲法是我參加製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兩案”不僅有中央級的審判指導委員會，還有中央級的領導小組。正如特別法庭第二審判庭在審判工作總結中說：“黨中央十分重視，中央領導同誌親自抓這項工作。第二審判庭在中央‘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和特別法庭的領導下……順利完成了審判任務。”張思之說：“兩案”審判“倒也算司法不能獨立的典範。要是從‘兩案’來討論司法獨立問題，可議之處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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