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黃吳李邱關押5年後“升級”秦城
1971年10月24日，黃永勝（九大中央政治局委員、總參謀長）、吳法憲（九大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參謀長、空軍司令員）、李作鵬（九大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參謀長、海軍第一政委）、邱會作被“誘騙”到人民大會堂開會，隨即被隔離審查。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一致通過並批準中央專案組《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開除林彪、葉群的黨籍，開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雪峰（九大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北京軍區第一政委、河北省革委會主任、河北省軍區第一政委）的黨籍，撤銷他們黨內外一切職務。但是並沒有撕掉黃吳李邱的領章、帽徽，他們被稱作“特殊首長”。負責監管的北京衛戍區接到指示：“不病不逃不死，其餘不用管。”監管副連長對邱會作說：“中央決定安置曆屆犯錯誤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每月200元生活費養起來。……此前曾兩次通知要你走，都沒有走成。李震（公安部部長）死後，中央對你們的審查也就停下來了。有人提出，黃吳李邱就是那些問題，可以處理了。毛主席、周總理都同意，但汪東興（十大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警衛局黨委第一書記）提出李震的死，可能與你們有關，這樣就拖下來了。1974年2月19日，周總理安排你到新地方，但江青等人反對，你們的事也就沒人管了。”
1975年3月6日，汪東興、紀登奎（十大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法小組組長、北京軍區第一政委）、華國鋒（十大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吳德（十大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等報告，中央專案組670個審查對象，準備釋放除林彪案外的“絕大多數”。3月7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3月8日，毛澤東調看350人的釋放名單後批準。而涉及林彪案的320人依然在押。邱會作認為，對人不加審判就長期關押，本身就是嚴重的政治和人身迫害。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吳法憲從廣播裏聽到後心跳加速，不得不服用鎮靜藥。他那時對毛澤東充滿了感情，同時他也擔心江青掌權，聽到毛澤東治喪委員會以華國鋒為首，他的心情才平靜一些。10月中旬，吳法憲從廣播裏得知抓獲“四人幫”，欣喜若狂，大概也有出頭之日了。邱會作日夜盼望的就是這一天！他甚至夢見葉帥通知他重新工作，鼓勵他放下包袱好好幹。
12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凡屬反對‘四人幫’的人，已拘捕的，應予釋放；已立案的，取消刑期予以釋放；給予黨內處分的，應予撤銷……”有人提出黃吳李邱是反“四人幫”的，應該解放他們。汪東興說：現在主要是集中精力搞“四人幫”，把他們先“放”到秦城監獄。12月31日，華國鋒下令，黃吳李邱“到秦城集中學習，繼續審查”。進秦城的第一件事就是扒掉領章、帽徽，邱會作從小參加紅軍，他堅決不讓扒掉紅領章，國民黨都沒有扒下來過！正激烈爭執，外麵進來一個人說：“不要搞那些事了，以後不穿就是了。”
秦城監獄內部是圓圈，一個個小房，牆是軟的。獄室是棺材形，不到8平方米，一張離地30公分高的單人床板，一張高60公分的小條桌，一個抽水馬桶，一個湯碗大小的洗臉池。李作鵬被抽走鞋帶，摘走手表。監獄長宣布：第一，隻準叫監獄編號7103；第二，不準亂寫亂畫；第三，不準大喊大叫。李作鵬不服：“為什麽不能平反？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徹頭徹尾是錯誤的。各種大小冤案都平反了，難道文革中唯獨林彪一案是正確的，不能平反？隻有華國鋒的‘凡是’思想，才是如此邏輯！”
邱會作認為毛主席、周總理健在時，主要是清查他們與林彪有沒有“兩謀”（謀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毛主席是下決心不要我們了，但還沒有要徹底打倒我們，對我們還是審查。……隻要我們沒有‘兩謀’，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特殊而複雜情況下的路線問題。現在想起來，當權者是匆忙決定把我們關進秦城的，秦城方麵幾乎毫無準備，寒冬臘月，暖氣是壞的，可見這幫當權的家夥多狠心。這是一個重大的曆史錯誤，完全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他們既然已經把我們放到斜坡上往下推，那就收拾不住了。後來鄧小平、彭真（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補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等人又借勢踹上一腳，一踹到底了。”
鄧小平首先提出“兩案”結合
1977年7月，鄧小平對胡耀邦（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說：“林彪反黨集團的問題也應該重新審理了，在揭批‘四人幫’中必須聯係林彪！”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工會議上，主張在製訂若幹曆史問題決議時審理“兩案”，“要把‘四人幫’揭深批透，非聯係揭批林彪不可。”“過去沒有怎麽批，被‘四人幫’包庇下來。……揭批‘四人幫’聯係批林彪，這是順理成章的事，不存在什麽‘糾纏曆史舊賬的問題’。”鄧小平對陳雲（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當選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說：“林彪、江青一夥的問題弄清楚之後，黨內解決不了，就交給人民。”
1978年12月，陳雲擔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鄧穎超、胡耀邦分任第二、三書記。黃克誠（中紀委常務書記、中央軍委顧問）隻有一隻眼睛有微光，他三次拒絕胡耀邦的邀請。陳雲說：“中紀委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抓黨風，現在黨風這個樣子，我們能安心待在家裏，安度餘年嗎？”這才把黃克誠動員出來。
12月18日，中紀委成立第二辦公室，負責審理“兩案”。由於涉案者被開除出黨，陳雲提議：由中紀委抽調人員與有關方麵（中組部、總政治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配合，組成審理領導小組辦公室。一組審查林彪集團，二組審查“四人幫”，三組審查陳伯達。
1979年初，中央成立“兩案”領導小組。胡耀邦（中央組織部部長）提議黃火青（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任組長。黃火青則考慮此案重大，需各方麵配合，建議由胡耀邦兼任組長，自己任副組長，得到中央同意。組員有黃克誠、王鶴壽（中紀委副書記，負責日常工作）、劉順元（中紀委副書記）、張啟龍（中紀委副書記）等。下設辦公室，主任曹廣化（軍事檢察院檢察長），副主任劉鳴九（中紀委委員、一室主任）、劉麗英（中紀委二室副主任）等。審批組負責接收案件材料，林彪案材料在公安部，“四人幫”材料在中辦。清點工作花了一段時間，交接清楚後拉回“兩案”辦，全由自己搬運，大概有好幾十箱。
林彪案由總政治部具體組織。韋國清（總政主任）讓黃玉昆（總政副主任）、史進前（總政副主任）組織保衛部、檢察院、法院和總參、總後、空軍、海軍及各大軍區、各軍兵種的力量，由中央“兩案”領導小組直接領導。
1979年8月11日，胡耀邦在中央“兩案”領導小組會議上說：“小平同誌提出，要召開全國‘兩案’工作會議，林彪和‘四人幫’這兩個案子，要合起來通盤考慮，避免發生畸輕畸重。……這兩個案子在國內國外影響都很大，不公開審交不了賬。”8月15日，第一次全國“兩案”審理工作座談會召開。中央明確指出：林、江反革命集團犯的不是黨的路線錯誤，而是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應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按照法律，依法審判。
國際上對審判“兩案”有各種看法。有的認為不能審，不敢審，審不了。他們懷疑，林彪是毛澤東確定的接班人，江青是第一夫人，你們能審嗎？國內則有人擔心審理“兩案”有損毛澤東的形象和聲譽。有些人提出，先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分清黨內的功過是非，等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做出後，再處理敵我矛盾。還有一些人擔心，我國法製不完備，又經過十年內亂，遭到嚴重破壞的公檢法正在恢複之中，審判這麽重大的案子，沒有先例，擔心審不了。中央經過研究，認為一定要審，不審不足以平民憤。按照法律規定，本應由司法機關獨立審判，但“兩案”問題複雜，16名主犯中13個中央政治局委員，5個政治局常委，3個黨中央副主席。更重要的是他們犯罪時，大多是利用合法的地位和權力，審判他們必然涉及黨的路線錯誤問題，涉及黨的領導方麵特殊複雜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僅靠司法部門是難以弄清楚的。由於這一案件特別重大，情況特殊，工作進行得好壞將對國內外造成很大影響，所以必須置於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之下。但是關於審誰，審什麽，怎麽審？黨內高層認識並不完全一致，座談會沒有最後決斷。
9月3日，鄧小平對胡耀邦說：“黃吳李邱、陳伯達可算一案，王張江姚作為一案，作為篡黨奪權、陰謀政變的集團來處理。不要一個人一個人地去判，按集團案把起訴書寫出來。”“審判時把他們的主要罪行，禍國殃民的罪行寫出來就行了，其它小的罪行不一定那麽細。……”
9月11日，中央“兩案”辦正式通知由總參、總後、海軍、空軍組織專人審查，起草黃吳李邱的單人起訴書。9月25日，林彪案被移交總政治部。10月初，陳雲主持中紀委會議，基本結束黨內審查，交司法部門處理。10月6日，通知將個人起訴轉為集團起訴。黃玉昆回憶：中央 “兩案”領導小組原擬審判兩大集團的108名罪犯，後來幾經研究，遞減至80、60、40、20人。10月25日討論林彪案起訴書第三稿，為增加氣勢，擬讓江騰蛟（空軍政治部黨委書記）、胡萍（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空34師黨委書記）、王維國（空4軍第一政委）、陳勵耘（空5軍政委）、周建平（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李偉信（空4軍秘書處副處長）等12人列入主犯起訴。如何增加“氣勢”呢？鑒於在偵查中沒有發現“四員大將”黃吳李邱與“兩謀”有關的罪證，那就要從承擔這一罪證的“小艦隊”中定一個主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