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1日，盧漢取代龍雲，成為新一任雲南省主席，也是繼蔡鍔、唐繼堯、龍雲之後的第四代“雲南王”。相比於龍雲的活躍，盧漢一生謹慎而低調。早期的盧漢似乎也樂於在龍雲的光環下默默幫他征戰南北、打理天下。而在龍雲被驅逐出雲南之後，盧漢用自己的智慧和謀略，遊走於各方勢力之間，壯大自己的實力，最終成功地謀劃了起義事件，投奔了新政權。作為盧漢惟一的女兒，盧國梅曾被外界想象過的是優裕的“彝族小公主”的生活。但在實際上，在父親自食其力的樸素要求下，她的人生道路，是一個標準的“紅旗下長大的”新公民的生活軌跡。也是受父親影響，她對家族曾經的榮耀和財富，也看得風淡雲輕。
和龍雲是表兄弟
提起“雲南王”，大家首先會想到的人物是龍雲。從1927年確立統治到1945年被架空，龍雲在雲南整整統治了18年；而在龍雲離開昆明後，父親盧漢出任雲南省主席，所以也有人稱他是繼蔡鍔、唐繼堯、龍雲之後的第四代“雲南王”--也可以說是最後一代“雲南王”。
不過父親的人生軌跡的確與龍雲密不可分。他們倆都是彝族，龍雲比我父親大11歲，是我父親的表哥。他們的老家在雲南昭通下麵的一個小山村裏，雖說兩人都出身於地主之家，但那個地方非常貧窮，所以他倆很早就結伴從山裏出來闖蕩天下。他們曾與一位同鄉一起出外收購木材，後因木筏被撞壞貨物沉沒，淹死20餘人，無顏回鄉，隻好去四川另謀出路。
辛亥革命爆發後不久，父親和龍雲正式投入滇軍。不久，兩人進入雲南講武堂第四期學習。龍雲學騎兵科，父親學步兵科。1914年，父親從講武堂畢業，分配到滇軍任少尉見習排長，開始了他的職業軍人經曆。
父親早期見證了幾位地方實力派對雲南領導權的爭奪。那時，第一代雲南王蔡鍔已經去世，取而代之的是唐繼堯，不久唐繼堯被滇軍第1軍軍長顧品珍逐出昆明流落香港。在唐繼堯失去權力時，父親和龍雲也效忠於他。次年3月，唐繼堯又重新確立了對雲南的統治，龍雲被任命為第五軍軍長兼滇中鎮守使，駐守昆明，成為滇軍實際上的二號人物，父親被任命為近衛第3團團長，不久又升任第七旅旅長。
但是他們內部的爭權奪勢也從來沒有停止過。1927年2月6日，龍雲與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4位鎮守使一起調兵逼進昆明，對唐繼堯“兵諫”。被迫交出政權的唐繼堯不久就病死，政權又失去了平衡，特別是胡若愚與龍雲爭奪領導權的矛盾加劇。1927年6月13日深夜，胡若愚派兵突襲龍雲住宅，擒獲龍雲。這就是雲南曆史上的“六一四政變”。龍雲一隻眼睛被炸瞎，被囚禁於鐵籠中。
當時胡若愚也派兵包圍了父親的住宅。父親在家裏聽到槍聲後機警地從石牆爬出，藏在朋友家中。兩天後化裝逃出昆明，在楚雄等地收容部隊，向昆明反攻，最終逼迫胡若愚釋放了被囚一月多的龍雲。在隨後兩年中，龍雲在我父親的支持下，打敗了胡若愚、張汝驥等部，統一了雲南，自此開始了他漫長的統治曆程。
雖然是並肩作戰、一道打天下的戰友，但父親與龍雲間難免產生摩擦和矛盾，這也使得他們的關係複雜而微妙。龍雲上台後，提出“廢師改旅”的整頓軍隊辦法，用了很多自己的親信，引起父親及張衝、張鳳春等師長的反對。1931年，3月11日，父親和3位師長以“清君側”為名發動兵變，龍雲措手不及，隻好以回昭通掃墓為名離開昆明。但龍雲走後，這4位師長反而沒有了主意，慌了手腳，無法善後，幾天後，隻好又把龍雲請回來當省主席。龍雲起初以“以下犯上”罪名把他們扣押，消了氣之後又把父親給放了。
滇軍浴血台兒莊
回首上世紀30年代，中原大地軍閥混戰不斷，而雲南則相對安定穩定。龍雲在雲南站穩腳跟後，利用這個優勢，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麵實行了一係列整頓和改革，建設“新雲南”，使地處邊疆的雲南成為民國時期一個引人注目的省份。在此期間，父親不但幫助龍雲處理省財政一些問題，也在軍政大事上為龍雲出謀劃策，是龍雲最重要的助手和事實上的雲南第二領導人。
與桂係、川係等其他派係的軍閥一樣，龍雲也一直注意保存實力，對於攔擊長征中的紅軍也不積極。在紅軍長征過程中，其兩大主力--中央紅軍和紅二、六軍團，先後兩次路過雲南。蔣介石命令龍雲“追剿”紅軍。但是龍雲要求滇軍對紅軍盡可能多追少堵，盡可能讓紅軍走出雲南。有趣的是，當年紅二、六軍團路過雲南時，父親帶領部隊就跟在賀龍部隊的後麵，建國後，賀龍與我父親同時被任命為國家體委主任、副主任，兩人見麵時，父親還和賀老總開玩笑說：“我當年還追擊過你呢。”賀龍笑答道：“我知道，我曉得，你追也追不上，擊也擊不倒嘛！”大家都默契而笑。
1937年，抗戰全麵爆發，在南京國防會議上，龍雲慷慨表示“滇省將盡地方之人力物力”，出兵20萬，參與抗戰。不久，滇軍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60軍，由父親任軍長。9月9號，60軍在昆明南郊巫家壩機場舉行誓師大會，出征抗日。
雖然出身地方軍閥，但無論對龍雲還是對父親來說，民族大義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滇軍出征抗日時絲毫沒有隱瞞自己的實力，帶上了最好的武器。60軍不僅配備有德國克虜伯廠製造的山炮，還有從比利時購進了每分鍾射速400發的法式高射機槍等當時最先進的武器。每個連隊配備有3挺重機槍、6挺輕機槍、3門迫擊炮、每人1頂法式鋼盔--這些武器並非來自南京中央政府，都是雲南自己花錢從比利時、德國買的。
60軍的裝備和人數，尤其是兵員素質甚至超過了國民黨的嫡係部隊，所以當他們到達武漢後，蔣介石還特地曾命令這支軍容整齊的軍隊繞鬧市一周，以表明我們有優秀的軍隊來安定民心。滇軍的很多人都是彝族同胞，他們特別善戰，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什麽叫做後退。
當年，60軍的軍歌也非常有名。歌詞是田漢的夫人安娥寫的，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譜的曲，他還親自到軍營裏教60軍官兵唱這首歌。當被征調到台兒莊前線時，60軍就是唱著這支雄壯的歌前進的。此時的台兒莊戰事極為不利，李宗仁、孫連仲各部都已疲憊不堪，紛紛後撤，僅有湯恩伯一部留在邵縣附近。他們到達時，甚至還沒來得及將機槍從馬背上卸下來，就與日軍的板垣師團展開一場惡戰。
60軍浴血台兒莊最慘烈的戰鬥，就是禹王山攻防戰。禹王山不過是座隻有300米高的小山頭，但因為這座小山地處魯南大平原上，登上山頭便可一覽無遺地俯瞰60軍陣地，湯恩伯部隊大潰退時，禹王山被日軍占領，這對60軍各部構成了極大威脅。4月23日，父親下令奪回禹王山。他們在敵人密集的炮火攻勢下強渡運河，向禹王山發起猛攻，日軍瘋狂抵抗，一時敵我難辨。陣地上突然刮起了強勁的東南風，將濃煙卷向敵方的陣地，日軍一下子看不清目標。184師師長張衝抓住這一機會，命令吹響衝鋒號，部隊一鼓作氣攻下了禹王山。這場進攻戰曾在1940年被定為優秀戰例編入國民黨軍事院校的軍事教材。
作為第一方麵軍的最高首領，去越南接受日本投降
板垣征四郎帶領日本皇家精銳師團向國民革命軍第60軍(滇軍)所在的禹王山發起輪番瘋狂的進攻，成噸的炸彈將山頂戰壕夷為平地，前沿戰士隻得用炸彈坑為掩蔽，用戰友的屍體圍成掩體，抵禦著敵人潮水般的進攻。戰士們作了拚死抵抗，仍擋不住冒死衝上來的敵人，便與鬼子展開血刃戰。禹王山一戰，日軍死傷7千多人全線潰敗。
由於60軍前仆後繼的英勇阻擊，打得日軍寸步難行，傷亡慘重，使日軍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日本報紙也不得不承認：這是“自'九·一八'與華軍開戰以來，遇到滇軍猛烈衝鋒，實為罕見”。不僅粉碎敵人由台兒莊直下徐州的企圖，也為數十萬的中國軍隊大部隊迅速跳出敵人的包圍圈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在台兒莊這場28個晝夜的大血戰中，60軍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全軍38242人，陣亡13869人，受傷4545人，失蹤430人。各級軍官犧牲177人，最終已不足5個團的兵力。
台兒莊戰役的總指揮是李宗仁，而滇軍和桂係一直有矛盾，所以當60軍被派去執行最艱難任務的時候，下麵的軍官也頗有微辭，有的人認為李宗仁是借機報複，父親的一位老下級張衝曾經向我們回憶，他曾在父親麵前忿忿不平地念叨說：不行就走，誰跟他們打啊！父親說：“怎麽能走呢？！這是民族戰爭，打日本！”
徐州會戰以後，滇軍名聲大震。不久，60軍改編為第30軍團，之後再擴編為第一集團軍，先後參加武漢會戰、長沙會戰及贛北戰役。1940年，日本占領越南北部，危及雲南大後方，蔣介石委派我父親為滇南作戰軍司令，調回一部分滇軍防守中越邊境，父親圓滿完成任務，在5年中沒有讓日寇越雷池一步。
抗戰後期，父親升任第一方麵軍的總司令，軍銜升為上將，與他身份相同的幾個方麵軍總司令，都是蔣介石的嫡係、出身黃埔的正規軍，父親是滇軍出身，又是少數民族，能獲得那個位置，也表明相當不簡單。父親也是一員福將，打了那麽多年仗，而且他每次都衝在前頭，這麽多年隻是手指頭擦破一點點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8月1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遠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為盟國接受日軍投降的最高統帥，並同時下達了第一號總命令，對同盟國各自的受降區域作了嚴格的劃分。總命令規定，“除滿洲外中國境內的所有日本部隊，包括空軍、海軍、陸軍和後勤部隊，以及台灣和北緯17度線以北法屬印度支那的全部日軍，都必須由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受降。”
按照這一命令，國民黨將中國戰區劃為15個受降區，以何應欽為全權代表；其中第一受降區，以第一方麵軍父親盧漢為受降主官，到越南接受北部約6萬多日軍的投降；越南南部地區的日軍則由英軍受降。
不久，第一集團軍被擴編為第一方麵軍，除了滇軍第60軍、第93軍外，還包括來自廣東的第62軍和中央軍第52軍、第53軍共5個軍、4個獨立師，20萬中國部隊按幾路分別入越集結。雖然父親名義上是第一方麵軍總司令，但實際上他也隻能指揮滇軍各部。而滇軍的10萬部隊出發前，蔣介石向龍雲保證，滇軍完成受降儀式後馬上回雲南。
9月28日，受降典禮在河內原法國總督府大禮堂裏隆重舉行，父親以受降主官的身份，莊嚴地向日軍投降代表下達了漢字第一號訓令，並通過英、日語翻譯宣讀完畢。日軍投降代表土橋勇逸中將在投降受領證上簽了字。作為第一方麵軍的最高首領，去越南接受日本投降，是父親軍人生涯的最高榮耀。
成了在國民黨軍政勢力監視下的“光杆主席”
就在父親率領幾乎全部滇軍入越後，蔣介石卻坐鎮西昌，策劃了轟動一時的“驅龍事件”。
蔣介石對龍雲的不滿積蓄已久。在蔣介石看來，雲南長期以來政治、軍事、經濟、人事都處於半獨立於中央政府的狀態。日軍攻占東南亞後，雲南也由大後方成為國防前哨，而抗戰中後期，龍雲在交通、運輸、補給等問題上與中央政府、駐滇美軍等問題上衝突越來越多。
父親率領10萬滇軍去越南受降之後，龍雲在昆明剩下的兵力隻有他二兒子龍繩祖的憲兵團和警衛營。而中央軍在昆明的部隊則有邱清泉的第5軍全部、青年軍第207師、機場守備司令部4個團以及憲兵第13團等兵力。在蔣介石看來，這是清除龍雲的最佳時機。
1945年10月3日，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下令第5軍采取軍事行動，很快控製了除五華山省政府以外的昆明地區，下令撤銷龍雲在雲南的 一切職務。龍雲被迫同意到重慶任軍事委員會軍事參議院院長，實際上這是一虛職，也很難說蔣介石讓父親去越南受降，是故意“調虎離山”，但在客觀上，確實為他鏟除龍雲勢力提供了一個良機。
10月4日，何應欽奉蔣介石之命，以中國陸軍總司令的身份，飛至河內，名為視察情況，實際上也在監視父親的動靜。接著，空軍副司令王叔銘到越南，向我父親遞交了蔣介石的親筆信，要求他“曉諭所屬，以安眾心”。
此時，父親雖有20萬大軍在越南受降，但蔣介石的中央軍以更多的兵力形成畸角之勢形成威脅，同時父親也從蔣介石的親筆信中也讀出了蔣介石對 倒龍之事早有部署，所以他隻好保持冷靜。龍雲後來對我的父親也有些怨氣，他還希望父親能像在第一次“倒龍事件”那樣，冒著生命危險，率兵反攻昆明，拚死救 他。可是時局畢竟還是不一樣了。
後來也有很多人議論父親、龍雲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在我看來，其實，父親總的來說是忠於龍雲的，有“外敵”時，他們倆的立場總是一致的。當 然他們倆之前也存在些微妙的矛盾，而這個矛盾屬於兄弟之爭，公平地講，也並不是由蔣介石挑動的。不過父親在世時，他從來不談論和龍雲的關係，對龍雲也從來不評價。
除了龍雲的武裝之後，蔣介石也知道，單靠杜聿明的軍隊是無法控製雲南的，他還必須要依靠於父親。1945年12月1日，父親接替龍雲任省政府主席，成為新一代“雲南王”。
從另一方麵講，蔣介石也通過此舉巧妙地解除了父親的軍權，之前還安排李宗黃作代主席，父親成了在國民黨軍政勢力監視下的“光杆主席”。但父親也很巧妙地利用他的鄉土優勢，努力經營，盡力擴大自己的實力。
那時候，受金圓券改革失敗的影響，雲南的金融財政也非常混亂。父親主抓財政這一項，在雲南自己造幣在老百姓當中流通，短時間內迅速穩定了金融。另一方麵，父親從他前半生的征戰生涯深深領悟到：在那個時代，必須要有軍權，所以他自力更生，造了很多槍支彈藥，擴充自己的軍費和軍餉。
父親接任雲南省主席的第一天，昆明就發生了大規模的學生遊行，特務向遊行隊伍投擲手榴彈，炸死4人，這便是震驚一時的“一二·一”慘案。父親表示同情學生運動，贏得了學生的擁戴，他也借此之機趕走了蔣介石派來的李宗黃。
那時候，父親的政治立場也並不明確。雖然他與國民黨中央政府若即若離，但他也並沒有下決心走到共產黨這邊來。他隻是以地方實力派的一貫心態，力求壯大自己的實力。
中共在東北戰場對滇軍的統戰相當有效
在父親的爭取下，蔣介石同意他成立“雲南保安司令部”，父親於是很快以入越受降的原第一方麵軍司令部為基礎，改組成雲南省保安司令部，由他兼任保安司令，取得了對省內地方部隊的控製權。到1949年起義前夕，這支部隊已達5萬餘人，成為起義中的基本武裝力量。
1946年4月下旬，遣返越北日軍的任務即告全部結束，滇軍第60軍和第93軍先後搭乘美國艦艇，在葫蘆島登陸，自此又開始投入到內戰。蔣 介石此舉也是一箭雙雕：一是滇軍是有名的能征善戰，正好可以用他們來對付中共的部隊。其二，眾所周知，60軍和93軍是父親親自帶出來的部隊，把這兩支部 隊調出來，也是借機把滇軍分化掉。
在東北戰場，60軍和93軍歸東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長官杜聿明統一指揮，“中央軍”對滇軍也並不完全信任，彼此有不少懷疑和猜忌，矛盾不斷。 中共方麵也深知滇軍與蔣介石的矛盾，所以他們也非常重視對滇軍的策反。很多戰役中，他們主動放滇軍一馬，滇軍攻哪個村，他們就退出。另外，因為龍雲當年在西南實行開明政策，使得昆明成為左派知識分子雲集之地，滇軍的很多將領也深受影響，容易接受中共地下黨的宣傳，所以中共在東北戰場對滇軍的統戰相當有效。
5月29日，第60軍第184師師長潘朔端在海城率部起義，這是解放戰爭時期第一支國民黨軍隊整師起義。蔣介石深為震驚，他認識到滇軍還得自己的人來管理，所以他特命我父親趕往東北前線。在東北公開場合，父親總是高調要求滇軍發揚光榮曆史，擔當軍人使命。而在與60軍軍長曾澤生和93軍軍長盧浚泉的私人談話中，父親說了一番模棱兩可的話：“你們要固守而不死守，要根據形勢靈活判斷，不要顧慮雲南……”
盧浚泉也是盧氏家族裏的人，雖然年輕比我父親小，但從輩份上講，卻是父親的叔叔。他的93軍在海城被圍時，因顧及到我父親的位置而拒絕投誠，最終被俘成了戰犯，解放後被關在功德林監獄裏，直到1959年被特赦；而曾澤生則1948年10月17日，率60軍2萬多人，在長春宣布起義。父親一手帶起來的部隊，就這樣灰飛煙滅了。
1948年底，他對秘書這樣說：“我們都坐在國民黨這隻船上，由於這隻船的管理人員太不行、太壞，使這隻船經不起大風大浪的衝擊，眼看就要沉沒了。不過，它既是一隻大船，不是一下子就沉下水去，還得慢慢地沉。沉是注定的了。問題是坐在船上的人各自怎麽辦。”
1949年初，國民黨在軍事、政治的全麵崩潰，父親的態度也慢慢發生了變化。2月下旬，他派與中共有聯係的民主人士宋一痕秘密與中共接觸，父親與中共華南局的聯係也從此建立。
作為雲南的一方首領，父親的政治態度顯得更為關鍵。那時我9歲，正在昆明上小學，對外麵的世界將要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也沒什麽體會。我後來才知道，其實沈醉的軍統早已經在我們的房子周圍和附近鄰居布置了各種暗哨，家裏來了什麽人、幹了什麽，都有人監視。他們也到處搜集信息和情報，來判斷父親 究竟是親共還是反共。如果被發現“變心”，綁架甚至暗殺，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父親決定讓家人先轉移到香港。
也許是受大人們的影響，我也早早就有了非常高的警惕意識。在香港，我們住的是一幢7層公寓，前麵門鈴一響，家裏大人馬上從木門上的小鏡子往外看，但看也看不清楚，我們就從通常給傭人進出的後門樓梯走下去，躲起來。
龍雲在香港宣布“起義”，險些幫了盧漢倒忙
1949年6月，原任國民黨北平警備區中將司令官的周體仁受到周恩來、朱德委托，輾轉回到昆明，與父親長談。父親感歎：“傅作義兵比我多，地比我富，尚且依靠共產黨，我盧漢怎麽還為老蔣賣命。”此時的父親，顯然已經為自己的政治道路作好了選擇。
在父親為起義而緊鑼密鼓地暗中籌劃時，龍雲的一個舉動險些幫了他倒忙。
1948年12月8日，被蔣介石軟禁了3年的龍雲在陳納德的幫助下逃離了蔣介石的控製，到香港定居。1949年8月13日，他與蔣介石原來的一些親信和舊部等一共44人，在香港發表一份宣言，宣布脫離與國民黨的聯係。第二天，龍雲又在香港接見記者，再一次公開表明了自己與蔣介石的決裂，同時 宣布“雲南起義”。香港各大報立即以大字標題刊登了“龍雲策動雲南正式起義”的消息。
消息傳出，國民黨軍政一片震驚。國民黨行政院長閻錫山主張馬上用武力解決雲南問題，而代總統李宗仁下令指派桂係部隊入滇震懾。
龍雲的舉動讓父親也陷入非常危險的局麵。如果打草驚蛇，不但原來的計劃全部落空，危及生命，而且很可能把戰火先在雲南燒了起來，殃及民眾。 不久龍雲又派他的一位夫人顧映秋到雲南來催促，父親都沒讓她出機場，隻是跟她說：“告訴老主席(注：指龍雲)，如果起義，我算他頭一功。”
8月24日，放心不下的蔣介石特地由台灣飛重慶，屢次電召父親去重慶。父親擔心去了被蔣介石扣留不放，稱病不去。蔣介石又派侍從室主任俞濟 時飛到昆明，再次催父親到重慶，他又讓張群出麵給我父親打電話，保證重慶之行一定是安全的。另一方麵，餘程萬第26軍已由開遠向昆明移動；李彌第8軍已由四川瀘州向雲南前進，先頭部隊已到達宣威；劉伯龍第89軍由貴陽向雲南前進，先頭部隊已到達盤縣。當時昆明的形勢格外緊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無奈之下，父親不得不在9月6日飛重慶。沒有料到的是，父親在重慶受到了蔣介石的熱情接待。他委任父親出任綏靖主任，給了他指揮雲南軍警憲特的大權，還承諾他把保安團擴編為兩個軍、現銀100萬元的軍費，武器、彈藥裝備陸續補充。
蔣介石如此慷慨，是有目的的：此時解放軍已占領了大半江山，他寄希望於大西南，想把國民黨中央政府遷到雲南，把這裏變成反共基地。父親也隻好先表示同意，以求先能安全回到雲南。其實當時的形勢對父親還是非常危險的。國民黨一些高官堅決反對把盧漢放回雲南，閻錫山認為這無異於放虎歸山。我後來 聽說父親的飛機剛剛起飛離開重慶，他就派人追到了機場。
而這樣一來，也真是應驗了閻錫山放虎歸山的那句話：從重慶回來後，父親下決心起義的態度明朗了。如何把握準時機是一個問題。此時，國民黨的殘部向雲南潰退--其實所謂殘部，從另一個角度看，也都是對蔣介石最忠心、最嫡係的中央軍主力。而解放大軍離雲南尚有一段距離，如果把握不當，這部分國民 黨部隊先進攻並占領了雲南，真的變成反共的基地，那給中共的新政權也將留下無窮後患。所以葉劍英給父親密件，要求他先穩住，一直拖到解放大軍壓境時再起義。
12月9日這一天，張群第四次來到昆明，父親安排他住在青蓮街的盧公館裏。當天下午，父親在公館裏大擺宴席，宴請美國駐雲南總領事陸德瑾和副領事，英國總領事海明威和法國總領事戴國棟等人。
釋放張群，受到主席和總理批評
1949年12月9日晚上，盧公館門前車水馬龍，一派賓主盡歡的祥和氣氛，這也在相當程度上迷惑了暗中監視父親的那些人。其實父親的警衛團早已暗中布置完畢。
父親其實早早以張群名義，發了一張通知，假稱因張群到來，晚上9點開會。
晚上9點整，第26軍軍長餘程萬、第8軍軍長兼第6編練司令部司令李彌、雲南綏靖署保防處處長沈醉和憲兵司令部副司令兼西南憲兵區指揮憲兵李楚藩、憲兵司令部參謀長童鶴蓮、空軍第五軍區副司令沈延世、第193師師長石補天等，如約來到盧公館。可是父親一直沒有出現。眾人等得有些不耐煩，這時父親的警衛長龍雲青帶著一群衛兵走了進來，用手槍對準他們，把他們繳了械。當時隻有李彌不甘屈服，還厲聲質問，但也無濟於事。這些人的副官、衛士和司機， 早已被俘虜。
當時一直跟隨父親的副官楊誌華後來向我們回憶了很多細節。他說，李彌、沈醉這些人用父親的專車一個個單獨送到五華山光複樓扣押的。之後，父親自己從後門走上了五華山。12月9日晚上10點，父親在五華山正式宣布起義。
這時，張群仍然住在我們家的新公館裏，他往成都打長途電話，卻怎麽也打不通，其實電話早已經被撤了線。張群可能感覺事態有變，他要求副官帶他去見盧漢，可是進來的卻是父親這邊的兩名警衛，告訴他盧漢已上了五華山，雲南已經起義了，張群頓時目瞪口呆。
父親宣布起義後，還致電劉文輝，要他會同四川各將領扣留蔣介石，可惜此電為蔣截獲，蔣介石在1949年12月10日下午2點，在成都鳳凰山機場登機升空，自此永遠地離開大陸。
張群雖然被單獨住在盧漢新公館內，生活上也很受優待。父親曾派楊文清去做張群的工作，張群回答：我同情你們的起義，但人各有誌，我和蔣先生的私人關係你們也知道的，希望盧先生能放我一馬。父親與張群的私人關係很好，當初又是他在蔣介石麵前力保父親，所以父親考慮再三決定放了張群。12月11日上午，他派專人把張群送到昆明巫家壩飛機場，張群搭乘一架英國飛機去了香港，幾天後轉船去了台灣。
父親釋放張群的舉動，當時被毛主席批評。1950年，周總理對千家駒這樣說過：“盧漢未與我們商量，便把張群放了。如果不放的話，我們可以當作籌碼與張學良交換。”
另一方麵，被扣押的李彌、餘程萬等人，在父親警衛人員的逼迫下，也被迫在同意起義的聲明上簽了字。父親的副官楊誌華告訴我們，當時他們用槍逼著沈醉簽了一份手令：命令所有軍統內外勤人員及一切公開和秘密單位的工作人員擁護盧漢起義。1956年，沈醉因為是“起義投誠人員”而被特赦，說起來，這還要“感謝”父親逼他在起義聲明上簽了字。
跟父親在一起生活這麽多年，我從來沒見到他跟什麽人講當年起義的過程，盡管裏麵肯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不管外界是讚美也好，批評也罷，他頂多是笑笑，既不解釋，也不反駁。父親其實是一個心思十分縝密的人。早期在滇軍裏，各種關係錯綜複雜，他就要學會如何安全地生存下來，保存自己；而後來夾雜在國共之間的政治鬥爭更加驚心動魄，特別是他在眾多軍統特務嚴密監視的情況下，都沒有暴露自己，隱蔽得非常成功，這也足以說明，父親是非常有謀略的一個人。
當年中共在雲南有很多地下組織--比如有朱家璧領導的邊縱，鄭伯克領導的滇桂黔縱隊，還有一些遊擊隊等。父親宣布起義後，這幾個組織都要求接手昆明政權。而當時中共高層傳來的意思是：政權將來要派四野來接管。
希望女兒成為自食其力的人
父親起義時，當時中共高層傳來的意思是：昆明政權要派四野來接管。父親嚴守這一命令，一直等到1950年初陳賡與宋任窮前來接手。這也引起昆明本地一些共產黨人的不滿。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為雲南後來形勢的安定奠定一個很好的基礎。接管雲南後的陳賡與宋任窮，對父親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雲南是邊疆地區，又有很多少數民族，一些問題如果處理不好，也會引起不少麻煩。而當時事務是他們三個人一起商議決定的，他們互相尊重又默契配合，父親終身與他們保持了很好的私人關係。
1954年，父親與賀龍一道，從西南調任北京國家體委，賀龍任主任，他當副手，雖然體育是他完全陌生的領域，但父親的精神狀態非常好，一點失落感都沒有。家裏麵所有體育的書都有，每次體育比賽都有人送票，他每次都會欣然前去。有次我愛人問他：“您愛看嗎？”他說：“當然有興趣了，另外，這是我的工作，所以人家給了票我就必須要去。”
從1950年代到“文革”之前，對他們來說是黃金時代。父親也發自內心地認為，這條路走對了。他也努力地學習共產黨幹部的行事作風，比如到哪兒吃飯，都要去廚房看看，跟廚師握手。公家配給他的車，他看得也很嚴，有一次家人突發急病要用他的車送到醫院，他還記下來，給公家交油錢。我們到北京後被安排在後圓恩寺胡同的一個大四合院裏。房子的性質是借住，配發的家具都是向公家租用的，一張桌子每月租金5分，一把椅子每月租金3分。父親對這些家具也愛護得特別仔細。有一次，我很想在牆上掛一幅畫，父親死活不同意，隻因為用圖釘會破壞牆麵。父親去世後，我們從四合院裏搬出來，政府來人，看到這個家具，還驚訝地說：“怎麽這麽新！”
我想，父親在考慮是否起義，肯定經曆了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一旦下定決心，他就早已經把一些事情想得非常清楚了：既然走到這一方來，就不要與以前有任何瓜葛。決定起義後，他把自己以前的很多東西都燒毀了，包括他作軍人時的照片，看一個燒一個。所以到現在，我們手裏幾乎沒有父親以前的舊照片。“文革”時，有的人被抄出來還保留的國民黨的勳章、獎狀之類的東西，他聽到這種消息時就說：“這個人真奇怪，為什麽還留著那些東西呢？”
我的兩個哥哥比我大很多歲，他們很早就去了美國，我是留在父親身邊唯一的孩子。父親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我能有一技之長，成為自食其力的人。他覺得我如果一直呆在昆明，別人肯定把我當成大小姐、公主一樣地伺候，為了鍛煉我，他決定把我送到北京來讀書。
1953年，父親借著到北京開會之機，把我從昆明一起帶了過來，給我轉到了第28中學，這是一所普通中學。父親回到昆明，我獨自一個留下來繼續上學。我住的宿舍，是60個人的大通鋪，條件很差，周圍同學都沒人認識我。父親把我的學費和生活費存在龍雲夫人顧映秋家，我定期去他們家取。
到了寒假，同學都回家了，我也沒地方回，家裏覺得昆明太遠，回一次還要坐飛機，有點浪費，所以偌大的學校隻剩下我一個人，暖氣也停了，管宿舍的老太太看我可憐，每天給我一撮子煤，半夜煤用完了，我就哆哆嗦嗦地熬到天亮。第二天一早，毛巾就凍得跟冰棍一樣。食堂也不供飯了，也根本沒暖氣，我一般都窩在宿舍裏，中午到校外小飯館裏吃飯，來這裏的大多是街上拉三輪的苦力，他們都好奇地看著我一個小姑娘自己來吃飯，聽說我要二兩炒餅，他們都嘿嘿地笑。
把所有房產都列在一張清單上，全部上交國家
一天傍晚，我正蜷縮在學生宿舍的床上發呆，突然聽說門外有人找我，我非常驚訝。一位穿軍裝的戰士問過我姓名後，說：“你爸爸的朋友陳司令員叫我來接你……”我跟著他一起上了有軌電車，一路上，忐忑不安地想：這個陳司令是誰？他叫我去幹什麽？到了靈境胡同的一座普通四合院裏，有人迎麵來接我，我才知道是陳賡大將。原來他偶然從我父親那裏聽說我在北京上學的事，很有心地記了下來，派人找到我。後來我周末和假期就在陳賡伯伯家，在北京不再那麽孤單了。父親與陳賡、宋任窮的友情，也延續到了我們第二代。
父親調到北京後，沒有房子住，我們暫住在北京飯店裏，葉劍英、朱德經常過去看望父親，興致所至，三個人就下樓走到王府井，背著手，在東長安街散步再回來。那時認出葉帥的人不多，但大部分都認識朱老總，有的人還走上前，湊到他跟前看，甚至還指指點點。朱老總也笑嘻嘻地讓大家看，特別可愛。雖然都有警衛，但那時氣氛還挺輕鬆的。
父親的性格與龍雲完全不一樣。龍雲性格外露，社會活動能力強，所以比較容易引人關注。相比之下，父親一直很低調，嘴也非常嚴。他平時極少在我們麵前點評時政，也從來不議論他人。我想，這固然有他本身的性格原因，也與他戎馬一生的軍人生涯有關。他經曆的很多事情都是涉及生死攸關的大事，所以必須嚴守秘密。解放後，他更是謹慎低調，避口不談自己的事。
我們家在昆明有很多房子，宣布起義之後，父親把這些房產，包括我二哥在上海的房產，都列在一張清單上全部上交國家。後來中央給他傳達了一個意見，意思是把我們自己住的房子可以留下來。他的老部下張衝跟我們說過：“你的老父親，就是個木匠，到哪兒都蓋房子，蓋了那麽多房，自己都沒住。”有一年父親到天安門城樓上參加活動，周總理指著我父親對榮毅仁說：“你看他最輕鬆，沒負擔，一無所有都交了。”父親回來還問我們，總理這句話是什麽意思。
我們的家，也就是策動起義的盧漢公館在昆明翠湖南路4號，是一座法國風格的兩層的別墅。父親調到北京工作之後，我們一家都搬了過來。父母就花錢雇人看房子。但沒過多久，省政府出麵協商，說要借用那套房子。父親得知後指示家人，除了把一些細軟收拾出來之後，房子內部的擺設、油畫、地毯，都不許動，原樣借給政府。
房子一借就是50多年，一直到現在。幾年前我到昆明還找機會到裏麵看了一下，這幢房子裏的東西大部分都沒了。那幢房子有許多特別珍貴的藝術品。我記得有一個很高的架子上，擺著一個象牙球雕，特別精美，每層都可以單獨轉動，裏麵的圖案各不一樣，我就經常撥動去數，大人告訴我有13層，1、2、3……數著數著就暈了。有一個漢白玉刻的仕女出浴雕塑，仕女身上的綢子和紗就像真的一樣，非常有質感，我母親非常喜歡這一件，過一段時間她就讓人用牛奶去洗。飛虎隊的陳納德將軍送給父親一個鐵鑄的鷹，那個羽毛，就像真的在飛一樣。母親後來問起家裏的一個親戚：見到那隻鷹沒有？她總希望它能落到識貨人的手裏，也算是有個善終，可惜都不知所終。
最後的歲月
我們家搬到北京之後，每隔一段時間，父親必然要去龍雲家去看他，留在那吃頓飯，有時我也會陪著去。
1957年的某一天，我記得父親回來，憂心忡忡的樣子。原來，在白天的政協會議上，身份是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龍雲對中央提出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提出質疑。龍雲在發言中慷慨激昂地批判蘇聯，說蘇聯掠奪了不少東北的機器，又占領了海參崴等等。父親聽了，深覺不妥，他私下裏勸龍雲不要“開炮”，但龍雲並不在意。
在政協會議要結束的頭一天晚上，我陪著父母又一起去了龍雲家。我聽見父親苦口婆心地說：“龍主席，你明天不要再說了，你說的太過分了，再說你說了也沒用，誰聽你的呀！”母親她們也在旁邊勸了一陣。龍雲起初還在堅持：“我上兩次的發言，好像還沒說清楚，明天還要好好再說說。”父親又苦苦相勸：“千萬不要再說了！”我媽也勸，說，“還有半天會就開完了，你就別再說了！”龍雲最終答應下來。
第二天，父親開會回來，長歎一聲：“這個龍主席啊，都上午11點半了，還是沒坐住，又起來趕著說，好，這回就說‘拐’（注：雲南話”說錯了“的意思），肯定要倒黴了。”果然，沒幾天，龍雲就因為“對蘇聯的惡意攻擊”被劃成右派，也成了中國少數民族頭號右派。
龍雲成了右派後，我們要跟右派“劃清界限”，所以後來再也沒怎麽去過龍家。1962年6月27日，75歲的龍雲患心肌梗塞去世，第二天，中央統戰部宣布摘去龍雲的“右派”帽子，成為第一批被平反的右派。
龍雲一共有7個孩子，他們後來也大部分去了國外。我和龍家的幾個兒子都很熟，從小到大都是大表哥、二表哥地稱呼他們，但我們在不同的環境下長大，受的教育完全不一樣，觀念也不一樣。很早之前，龍雲曾在北京買過一個大院子，是以前的舊王府，有100多間房子。解放後，這裏被衛生部征用。龍雲到了北京後，曾希望回到這座王府裏住，後來經商議，將北總布胡同14號院給他作為置換。龍雲去世後，他的子女又不在身邊，這個院子由國家事務管理局出麵分配給了陸定一。上世紀90年代，龍家子女提出希望歸還那套老宅子，但此時陸定一年齡已經很大，身體也很不好，一個醫療組都已駐進了他們家，政府提出緩幾年再說。1996年，陸定一去世後，這個院子最終歸還了龍家，聽說不久前又被龍家賣了出去。
說起來，父親的房產比龍家多得多，但父親都捐了出去，絲毫也不在意，我們也深受他影響。
父親對他所選擇的道路深信不疑。他以前很喜歡京劇，也收藏了很多京劇名角的唱片。開始掃“四舊”的時候，他自己主動地把收藏的唱片撿出來砸了一些，但起初還留了馬連良等人的唱片，沒舍得。把那部分砸碎以後，他在院裏溜了兩圈，想了一想，回屋子後，一狠心，全部都砸碎了。也許因為父親早就淡出了政治，所以他在後來的“文革”中受衝擊得並不厲害。
1973年，父親被查出患了肺癌。雖然父親從來不提，但我們都知道，他非常想見我的兩個哥哥。從1949年解放之後，我們就和兩個哥哥失去了聯係。抱著試試的態度，家人試著向組織提了一下，沒有想到，在外交部的幫助下，我們很快就與失散25年的兩個哥哥取得了聯係。兩個哥哥得知消息後，都從美國趕了回來，輪番伺候父親，讓即將離世的父親得到了最大的安慰。
1974年5月13日，父親離開了這個世界。一代“雲南王”和他經曆的那些歲月，已永遠成為一段傳奇。
轉自《史事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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