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是我姐夫在他退休後把從前的一些經曆從記憶中抽出來，展現當年生活的若幹素描。）
九，精神的迷茫
還有比物質缺乏更析磨人的是精神的失落與迷惘。這是一個瘋狂的年代，政治無限拔高、泛化，凡事上綱上線，得勢者的頤指氣使與無權者的誠惶誠恐，無時無處不在，充斥社會，人人自危。這種危機就常常發生在身邊，讓你隨時都感受到壓力與窒息。
有一個全國知名的案例就發生在那裏。1971年3月，白沙縣牙叉農場醫士官明華因公開反對林彪，遭到滲無人道的迫害，被判處死刑。因她始終不服，臨槍決前，怕她呼喊口號，特用一節竹筒塞進她嘴裏，穿上鐵絲紮在腦後。此案在1979年1月得以平反昭雪，追認她為革命烈士。
官明華，1934年出生於廣東始興一個地主家庭。1949年，她15歲就離家，參加土改宣傳。1952年從廣州市第二醫士學校畢業後，報名參加海南農墾建設。先後在儋縣木排農場，白沙的龍江農場從事醫務工作。1961年調到牙叉農場醫院當醫士。據反映，她在醫院工作期間，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多次被評為先進醫務工作者。但出身不好卻害苦了她，每有運動，就會首先成為審查對象。被槍決時才37歲。盡管後來得以平反，但此事卻殘酷地招示了，個人的命運在曆史的洪流麵前簡直是不堪一擊，留下的隻有憐惜與悲愴。
白沙農場有個廣州知青，1968年，16歲的她便到了那裏，白淨，怯儒，總像是害怕著什麽。一件新衣服，總要打上幾塊補丁才穿，隻要能還能補的衣服，她永遠會把它補下去的。一個鋁鍋，她用來煮飯、洗衣，甚至洗澡。她這樣的行為叫人無法理解，她本人的解釋就是說為了避免別人說她資產階級思想。那時，總是有不斷的舉國歡騰的大好日子，在這些大好日子裏.，她還是穿著補了又補的破衣服。於是，被認為是跟大好形勢唱反調，是對現實不滿，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機，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於是被打成革命。可憐這女孩後來瘋了，待到知識青年大返城，孤獨的、瘋了的她卻朝野山奔去。她不再理會，也不懂得什麽叫做平反，什麽叫做回城，至今仍在南渡江畔五指山上過著野人般的生活。
還有，也是在七十年代，位於邦溪的大嶺農場的一位廣州知青，僅僅因一句錯話﹙或者隻能說是不該說的話﹚，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直至1979年才得以平反。
那時，幾乎每晚都集中在公社開會，搞運動，有時在開會中途，會議主持人一聲斷喝，把xx人抓起來！xx人就會從會場中被帶走關押起來。
這些都是當年發生在周圍的事。試想，在這樣的氣圍下，心情可以輕鬆舒暢嗎？盡管每天都有早請示，晚匯報，唱語錄歌，跳忠字舞，吃飯前先念語錄，但思想真可以一統起來嗎？目睹的是荒誕與瘋狂，精神隻會是更陷入迷惘與失落，在誠惶誠恐中度過每一天。
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是當年的樣板戲之一，還是江青親自抓的，裏麵有一段較為抒情的音樂畫麵“萬泉河水清又清…”。有一次，衛生院的朱醫生與曾醫生晚上到河邊洗澡，帶上的小收音機正播出這段音樂，剛好被公社的一個幹部聽到，認為是在聽黃色音樂，不得了，準備懲處，後經再三解釋才放手。這可算是無知與偏見的典型。聽不出《紅色娘子軍》的音樂，是謂無知，骨子裏總認為這些知識分子臭老九是資產階級，是謂偏見。無知與偏見自然離真理更遠，在那個時代更催生出很多扭曲的事件來。
大量的知識青年，要到廣闊天地去，據說僅海南島便來了10多萬，在人生的黃金時段，中斷學業，失去提高的機會，渾渾噩噩，蹉蹉歲月。剛剛結業的院校畢業生，得接受再教育，甫走出校門，便下到最底層，沒有繼續深造的環境與指導，不少還學非所用，糊裏糊塗或閑閑蕩蕩便一天。我們從縣委組織部開出到公社的介紹信，無不例外的都有“邊勞動，邊工作，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這樣的一段話。讀書無用風行全社會，大人物直說，書讀得越多越蠢，知識不是力量，知識成了諷刺，越有知識越遭社會所不容。
有一次下村醫療歸來，正值黃昏，夕照餘暉灑在荒原上，四野無人，煢煢孑立，形影相吊，倍感寂寞蒼涼，大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感覺，頓生惆悵。想到流落於此，舉目無親，此後還要麵臨著紮根安家，生兒育女，度日終老等問題，一生就得在此陌生之地度過，如何想得通，理得順？腦海一片混亂。沒有方向的人生是迷茫的，理想與現實的強烈衝擊，精神上的困頓、失落無時不在纏繞著我們這批人。
不甘於命運，卻難於改變命運，於是有人便挺而走險，督卒，即偷渡港澳。那時，督卒成風，從陸路、水路、趴火車過去的都有，廣東有不少年青人就走上這條路。偷渡即叛逃，是很大的罪，若被抓到，便要坐牢遣返，一輩子洗刷不清。偷渡風險極高，沒有一定的膽色，是不會走出這一步的。梁醫生有個同學，廣州醫學院畢業，分在澹縣白馬井，曾來過白沙探梁，高大威猛，體格魁梧，綽號三鬥六，可見食量大，體格好。在分配來的第二年便人間蒸發了，其實是偷渡去了香港，據說後來在外麵幹得不錯。
七十年代末以後，開放改革，政策開始寬鬆，符合條件者便可以申請移居海外，我們班有七7人到了香港，1人去了加拿大，合占全班的1/4人，他們都是正正規規過境的，不必偷偷摸摸去督卒了，與當年的偷渡者真不可同日而語。
十，學習的大好機會
文革時期，雖然物質生活貧乏，思想紛亂迷茫，但並不缺少信仰，不缺少愛心，守得住道德底線，求知上進還佔主流，不少人珍惜時光，把握好這段時間用於學習。
那時，農村還沒有電視，一個月也輪不上放一次電影，沒什麽娛樂節目，更沒有社交活動，唯一富餘的是時間。白天上班，來的病人不多，處理完了，便回宿舍守候，時間也可以自已支配。晚上的時間，多數人是用來打撲克、下棋，或就是圍坐聊天。對這些我均不感興趣，晩上的時間便都用於讀書學習。對我說來，學習也許隻是習慣，不問原因，也不問結果，隻是習慣改不了。那時還沒有電網供電，公社配有一台小發電機，晚上7～10時發電，但故障多多，三日打魚，二日曬網，並且電壓不穩，發出電來也是昏黃的燈光，閃閃爍爍，故晚上照明基本是用煤油燈。人人均備有一兩盞煤油燈，我用的是長燈管那種，頗為光亮，比起那些孤燈如豆的小油燈要勝出許多。我的宿舍位於公社邊上，外麵是荒野，再遠一點是村莊，白天已夠寂靜了，更何況晚上！記曾寫過一首詩︰“靜夜四無隣，荒村狗吠頻。孤燈相映處，天涯淪落人。”寫的就是當時的境況。這樣的境況，安靜無比，若心能靜下來，確實是一個良好的讀書環境。
在那幾年裏，我主要讀了下麵幾方麵書籍：
一類是醫學類書籍。這與所學專業有關。由於文化大革命，1966年下半年始停課造反，耽誤了不少課程，後來糊裏糊塗也就畢業了，專業上有多少斤兩，自已十分清楚。現在好了，可以利用這段時間認認真真複習所學的各門科目，特別是現代醫學的各門課程，如《診斷學基礎》、《藥理學》、《內科學》等。所學的這些書一直留存至今，裏麵用紅藍鉛筆劃得密麻麻的，可見當時確實是花了不少功夫。俗說，功夫不負有心人，當年所下的功夫為日後的業務開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我1973年調返，先在中醫科，第二年便入編內科從事中西醫結合工作，很快便獨立值班，主管一組病人，主持急診編班，80年代赴省人民醫院及中山一院進修，主攻腎病專業，此後堅持用中西兩法診療疾病，基本得心應手。我的優勢明顯在於業務專長，諸如升職、得獎、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從住院醫師至主任醫師，從普通職工到醫院院長，不是靠拉關係“跑” 出來的，很大程度就來自於業務能力與社會影響。但名望也是一把雙刃劍，既博得了榮譽與掌聲，也引出了嫉妒與誣陷，並帶來了厄運與屈辱，而最終拯救我的還是靠這專業技術。厄運之後，一切歸零，我成了名符其實的三無人員。如何生存是個問題，一切得從頭再來，隻能自救，憑自已的雙手養活自已。這時我更深深體會到技術之可貴，真正感受到知識就是力量。我當正副院長16年，幸好從政其間，並不忘乎所以，從未放鬆業務，正是這業務救了我，是普普通通的病人們救了我。在聲名狼藉，遭人側目的情況下，硬是通過醫療服務，逐慚再次樹立起威望，從而走出困境。而這業務水平，離不在海南當年的讀書學習。有說，天道酬勤，真是至理名言。
二類是文學類書籍。我對文學感興趣，喜歡讀這方麵的書籍。可惜文革時期，這些書，或為四舊，或為毒草，大多被禁止了。但魯迅著作是革命的，於是成了我讀得最多書，凡是找得到的魯迅著作我都讀了，包括日記與書信，還摘錄了一本筆記本語錄。此外，讀得最多的還有古典文學著作，諸如唐詩、宋詞、曆代古文、幾大名著等。有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同理，文學書讀多了，於潛然黙化中也提高了寫作水平，為日後撰寫科技論文及編寫醫學專著打下了基礎。
三類是學習外語的書籍。我在學期間學的是俄語，實用性有限，後來中蘇交惡，就更無應用價值了。那時，有的是時間，腦袋記憶也好，還是想學一門外語，想到日語中還有不少漢字，可以自學掌握，成功率較高，於是找來學習課本，自學起日語來。學習還算比較認真，手上的課本、語法書都反複閱讀了。沒太多的書籍，就利用日文版《毛澤東選集》對照閱讀，厚厚的一本選集，反複多次閱讀，對提高日語水平果然有很大幫助，此後借助字典，基本可以閱讀日文書刊。後來的醫院有幾份日文醫學雜誌，看的人不多，我則始終是忠實的讀者。
想起五指山歲月的讀書機會，我總懷有感激之情。我一向認為，社會的主流總是要向上的，進步的，真善美終歸會戰勝假惡醜。正邪之爭，正氣始終要壓倒邪氣。讀書無用可以盛行於一時，卻不可能盛行於永遠。黃山古黟有對楹聯曰：“欲高門第須為善，要好兒孫必讀書。”提倡讀書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讀書無用隻是一股歪風，文革結束後，逐慚便拔亂返正過來。
十一，同是天涯淪落人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正值文化大革命的火紅時期，學校一概停課鬧革命，後來又聲勢浩大地掀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這運動是毛澤東同誌直接發起的，他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編者按：“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 。於是，全國幾千萬人從城裏湧向農村，僅海南島就來了十幾萬。一時間，給這些窮鄉僻野送來了許多新人，年青，活躍，朝氣蓬勃，一派清新熱烈之氣。光雅有一個龍江農場的分隊，駐有許多廣州知青，進青鬆公社的公路也在此分叉，於是，這裏便很自然的成了這批人交往的一個平台。我們常常在此相聚，相同的命運使我們走到了一起，自然投機，倍感親切，相見甚歡，真正體會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之情感。
梁醫生，廣州醫學院畢業，出身於廣州梁氏名門望族，父母均為政府官員，劃為走資派，於是他有幸到此偏遠山區鍛煉來了。改革開放後他到了澳門，成為一位聲譽很高的兒科專家。
朱醫生，中山醫學院畢業，父親是著名的傳染病學教授，文革中是反動學術權威，他則屬臭老九的子女，於是被分配到這瘧疾高發區來了。後來調回廣州，他也成了一位傳染病學專家。
艾醫生，中山醫學院畢業，湖南籍，出身不好，屬可以教育好子女，到艱苦的地方去鍛煉理所當然。他不敢奢望調離，於是便在當地生兒育女，準備一輩子就此紮根過日子。所幸所娶之妻為廣州知青，知青有政策可以回城，於是他也就夫妻雙雙回到了廣州，如今享受著天倫之樂。正所謂天無絕人之路，上蒼關了一副門，又必定為他打開另一扇窗。
吳醫生與小鍾，前者畢業於湛江醫學院，後者畢業於廣州工人醫院衛校，同時期分配到靑鬆衛生院，日久生情，喜結連理，後雙雙調回廣州。
彭醫生，畢業於廣州中醫學院，分配在七坊衛生院，後調回中醫學院仼內科教授，亦成為一代名醫。
小謝與小羅，兩者均畢業於廣州衛校，一個從事檢驗，一個從事護理。小羅為中山醫著名藥理教授之女。後兩人得以調入暨大醫學院。
胡醫生與小徐，胡醫生畢業於海南衛校，小徐畢業於廣州市二醫衛校，比我早幾個月分配到邦溪衛生院，兩者是在衛生院相識相愛的，後來依政策調回了廣州。
李醫生，畢業於湛江醫學院，也是比我早幾個月分配到邦溪衛生院，後來在邦溪農場找了一位廣州知青作對象，七十年代末調回了老家河源。
還有不少，不一一列舉了。
農場知青中有來自廣雅、廣州一中等一大批小青年男女，碰在一起，嘰哩咕嚕，均以廣州話交流，令你真不知身在何處。
那時候，人才往下走，僅一個3000人的光雅公社，其衛生院，單是醫生就有中山醫本科畢業的3人，廣州中醫學院本科畢業的1人，汕頭醫專畢業的1人，海南醫專畢業的2人，還有其他一些，可謂人才濟濟。
我們這批人，原先都互不相識，是共同的命運使我們走到了一起。特殊時期，特殊環境，患難之交，情真意切，艱苦歲月裏所建立起來的情誼真可謂是刻骨銘心。1978年10月，世紀偉人鄧小平，站出來說了一句公道話：“我們花了三百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國務院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幹問題的試行規定》，上山下鄉運動到此宣告結束，我們這批人也就陸續得以返城。
歲月如梭，四十多年一晃而過，我們當中，大學畢業的已年過古稀，中學畢業的亦已年過六旬，但往事並不如煙，非旦不會淡忘、泯滅，有些反而曆久彌新，更加深厚牢固。盡管當年是那樣地艱苦，有些事情是那樣地荒唐、扭曲，但我們卻從中了解了國情，體察了民生，並在“煉獄” 中鍛煉了體魄意誌，積累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幾十年過去了，當年的那段歲月是不堪回首，但當年的那段記憶卻怎麽也揮之不去，難以忘懷。正是這段情誼長久地維係著我們，至今仍不斷地在緬懷，當年我們在那裏付出了青春的五指山歲月。
十二，老革命林桃森
老革命林桃森，1927年生於儋州，純正的海南本土幹部。13歲參加革命，入伍瓊崖縱隊，15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剛成立時，任白沙縣團委書記、縣委常委，隨後任縣委副書記、縣委書記，曾是全廣東省縣委書記中最年輕的一位。文化革命期間被關押數年。打倒四人幫後，重返政壇，出任海南行政區組織部副部長，隨後任海南行政區黨委常委、組織部長。
1968年我們到白沙時，他正在關押中。
夫人李法靜原為白沙縣人民醫院助產士，關押審查幾年後帶著帽子，亦被逐出縣醫院，下放至光雅衛生院做工友，毎天的任務是挑水，搞清潔衛生。其時兒女四人，最大的10歲上下，最小的才2歲，就這樣拖兒帶女一並來到衛生院。政治的界限很重要，周圍的人被告知，不得靠近她們。一個女人，孤立無援，帶著四個小孩，其生活之艱辛可想而知。當時，她的小女兒出麻疹不暢，不吃不喝，高熱，神誌迷糊，呻吟不己，李法靜抱著火炭一樣的孩子，幾天未睡，無人替換，但她從不叫苦，不歎息，有時還低聲吟唱歌曲，令人敬佩。我們這些剛分配來，與當地的政治人事無任何關連，十分同情她的遭遇，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明裏我們亦不敢較多地接觸她們一家，暗地卻都給以一些關照，尤其是嬴得小孩的歡心，在備受岐視的現實中，至少也給這些小孩心靈上帶來些小溫暖，體會到世界並不都盡是冷酷的。在以後的日子裏，我們這些同是天涯淪落人，坦誠相處，互相關懷，彼此融洽相處，如同家人。孩子長大成家立業後，仍與我們保持親切的關係，顯然與這段不尋常的經曆有關。
李法靜是個堅強的人，生性開朗樂觀，在逆境中仍十分平靜，從未見她吐過苦楚，發過怨言。剛解放，她才18歲，從衛校畢業，便背井離鄉，從山東濟南分配過來，紮根海島，在最最偏遠的少數民族山區，奉獻青春，這一紮便是數十年，在艱苦的生活中經受了各種鍛煉，真正做到了無怨無悔。她一生中，波折不斷，所蒙受的苦難、冷遇、岐視是少有的，其心理的承受能力也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
林桃森在職時，於上世紀70年代末，曾兩次到過湛江，一次是代表海南區黨委慰問在湛江休養的革命老人潘雲波，一次是去廣西前線慰問部隊經過這裏，兩次我都陪伴過他。1992年10月，我所在的醫院組團到海南農墾醫院考察，在海口隻逗留一天，當天晚上我到他家看望過他。那時，他因汽車事件蒙冤，已雙目失明，癱瘓在床，不能起坐，得以保外就醫在家，但精神尚好，樂觀開朗，見到我很是高興，還十分記掛當年我們這批到白沙工作過的大中專畢業生。我在他床前傾談大約1個小時才離開，想不到這竟是永別，此後我未到過海南，4年後他也離開了人世。
林桃森命途多舛。少年即隨姑母參加革命，文革期間，他是縣裏最大的走資派，關押數年，飽受折磨，其他的虐待不說，手骨折了，不給治療，以至手臂彎曲變形，更惡劣的是經常被迫交替進出於黑房與烈日之下，不準閉眼，如此反複不斷，後來他的眼晴果真壞了，視力嚴重下降。解除監護後多方治療也無法恢複。後又因卷入海南“汽車事件” ，1986年被無辜判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決下來後，將近60歲的林桃森被關進監獄，林不服，在獄中不停地寫申訴狀。由於眼睛壞了，有時就由他口述，讓同監犯人代寫。後來他又因視刀差，在獄中摔倒，骨折，不能動彈，下肢肌肉萎縮，才得以保外就醫。從保外就醫到去世，林桃森在家裏仍是不斷地寫申訴狀。
海南建省後的第一任省委書許士傑說：“如果這種案子不平反，就談不上改革開放！”
當時任海南行政區黨委書記兼公署主任的雷宇說：“這件事本來就是假的，這個案件本來就是站不住的！”他還說：“在他的有生之年，應該把問題弄清楚，還事件本來麵目。”
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林桃森的生命始終沒法延續到平反的那天。
去世前不久，他在海南醫學院附屬醫院病床上寫信給中共海南省委，對省委對他個人問題的關心和在病危期間給予的照顧表示感謝。他寫道：
“我在世的日子不多了。回顧我的一生和自小從事革命的曆程，我認為我對黨的事業是忠誠的，盡力的，沒有做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情。對此，我問心無愧，深感寬慰。
黨是偉大的，實事求是的。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我的複查結論和曆屆省委為解決我的問題所做的努力，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我堅信，我的問題總有一天是會得到公正解決的。遺憾的是，我生前不能盼到這一天了。我去世後最大的心願是：冀盼這一天早日到來！”
1996年11月1日，林桃森在儋州老家去世，終年70歲。臨終之前，他還斷斷續續交待家人，要繼續為他申訴，如果平反後要替他補交黨費。
2004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指令海南省高院對此案進行複查並依法處理。省高級法院再審認為，原判在林桃森投機倒把罪的認定上證據不足，不能認定林桃森有投機倒把罪。
2004年2月26日下午，省高院在林桃森家中依法正式宣判：林桃森無罪。林桃森的妻子李法靜接受了丈夫的無罪宣判。
李法靜說：“我們一直堅信會有這麽一天。他在世的時候，他也堅信。他去世了，我們也沒有放棄。我就是怕有生之年，像他一樣，看不到這個結論了。這次終於看到了。”
而這一等，足足等了18年，林桃森已作古，李法靜也已是72歲的老人。
回顧林桃森的一生，不禁令人唏噓。一個十多歲便加入共產黨，真正是為黨的事業奮鬥終身的人，就如瓊崖縱隊孤懸海外，紅旗不倒一樣，坐過日本侵略者的監獄，也坐過國民黨的牢房，沒有被打倒，沒有被毀滅；想不到卻在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在自己的組織裏，在文革中被關押，在改革開放後入獄，最終在服刑中含冤離世。
一宗“本來就是假的” ，“本來就是站不住的” 的冤案，曆時18年反複申訴，卻始終未能在當事人生前給予糾正。我們天天在講實事求是，可是這些冤假錯案卻不時發生，並且，前車之覆也未能成為教訓，想來令人黯然。由此，不能不令人反思，相對於時刻不忘強調的革命性、階級性，是否人性、人性關懷也應有所顧及呢？
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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