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1）
1977年大學開始重新招生，招考範圍除了應屆畢業生外，還包括1966年以後被耽誤了十年學業的曆屆學生。那些有誌上大學的“老學生”重新拿起課本，勵精圖治，準備一博。當年永豐中學就有三個年輕老師考上了大學，均是重點大學。這三個人恰好都是北大附中的畢業生，我這個老北大附中對他們羨慕之極，特別是其中一個，和我年齡一樣大，上學晚點，是老高二的，他有資格考，我就沒有，我文革前高中畢業，不在這次的招生範圍，心中無限惋惜。
1978年初，大學恢複招收研究生。一天，老宋從學校裏拿來一張研究生的招生簡章，說你可以試試報考研究生。大學本科已經讓我肅然起敬，眼巴巴地望著它的門檻爬不上去，更何談研究生。我說絕對沒可能。老宋堅持說可以考一個試試，即使考不上也沒有任何損失。我動心了。那時我已經沒有什麽雄心壯誌，隻是想換個學校，離家近點，考研究生倒是一條途徑。
考哪科呢？我接過招生簡章，目光首先落在北大中文係，那是我高考那年的第一誌願，可是沒有希望，那些必讀書什麽史什麽學什麽概論，聽都沒聽過，更不知到哪兒去找。再看曆史係，也不行。法律係更沒門。隻有哲學係還沾點邊，起碼《矛盾論》和《實踐論》我看過，而且看過多次，在我的概念中哲學就是《實踐論》和《矛盾論》。我的選擇無可奈何地落在了北大哲學係馬列主義哲學史專業，就試試它吧。一看必讀書，又是腦袋發暈，渾身冒汗：《兩論》隻是滄海一粟，要讀馬恩列斯毛和國內哲學家的主要哲學著作，要讀世界史工運史共運史聯共（布）黨史，還要考數學和英語。
幸而那些馬恩列斯的哲學著作我家裏全有，文革期間，文學書籍都抄了燒了，僅僅留下一櫃子馬恩列斯毛。
媽媽帶我去請教中央黨校的副校長韓樹英。1949年以前他是大連教育局副局長，媽媽是大連師範學校副校長，與他常有來往。韓樹英問我，都讀過什麽哲學著作？讀過《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嗎？沒有。讀過《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嗎？沒有。《反杜林論》？沒有。《自然辯證法》？沒有。《哲學筆記》？沒有。《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沒有。那麽至少應該讀過《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普及本吧？也沒有。韓樹英搖搖頭：“這些書粗讀也至少需要一年，你首先要細讀一下我和艾思奇同誌合寫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明後年再考吧。”
我們又去找了爸爸的高中同學任繼愈，他是搞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看來也是不以為然，隻說那些東西得精讀，有問題可以找他。
盡管專家說不行，我也要試一試。對我來說，考研究生的目標並非當個哲學家，而是換一種活法，更主要的是考我有多大潛能。自從大學落榜，我對自己的能力就失去了自信。學校裏好多人都用一種莫名其妙的眼光看我，更有老師譏諷：“劉海鷗想考研究生？純粹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不管別人怎麽說，既然我已經打算吃天鵝肉，好歹也要嚐一嚐。
我日夜兼程啃完了所有的必讀馬列經典著作，寫滿了兩個筆記本，記住了世界史工運史共運史上所有重大事件的時間過程結果意義，做完了高中三年的數學題，背下了一本英語語法書。白天還要上課，這一切主要是用晚上時間，我幾乎每晚都讀通宵，隻是在淩晨三四點鍾最睏的時候迷糊一陣。
我利用一切空閑時間背英語單詞，騎車回家時手持一個英語單詞小本，一路背誦。
僅僅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我完成了全部學習。整理書本帶回家時，才發現我這一個多月讀的書加起來竟有一米多高。最讓我驕傲的是，我的體重達到了我曆史上最輝煌的數字，一百零六斤，減少了二十多斤。就為這個，考不上也值得。
應考那天，北大圖書館考場前擁著上千男女考生，多是文革前那幾屆的老大學生，個個氣度不凡，胸有成竹。見此陣仗，我竟頭一暈，坐在台階上喘息了一會兒。待第一門課的考卷拿到手裏，心才平靜下來，不難，答案都可以在我看過的書裏找到。
幾門專業課的考試發揮得很好，唯一知道的錯誤是把被恩格斯譽為新世紀的曙光的旦丁寫成海涅。考完專業課，心已放下了一大半。
英語考試允許帶字典。進入考場，嚇了我一跳，隻見人人都帶了一兩本辭海那麽大的英漢詞典，見都沒見過，而我隻帶著巴掌大小的鄭易裏的袖珍字典。憑著這個小字典，竟也啃完了一篇列寧和第三國際的文章。
數學也不難，感謝北大附中的數學課，我那時雖不用心學，基礎也夠紮實。十三年過去了，連解析幾何都還能對付，隻是忘記了一個算利率的公式，問的是一筆存款二十年後增長到多少，我隻好一年一年利滾利地手算（那時連個計算器都沒有），算了一個鍾頭才得出答案。
如果考題我都能答出，對那些老大學生們不更是易如反掌？考完試回家睡了一天，不再抱什麽希望。
一個多月後，一天早上一群坐公交車上班的老師到校後，爭先恐後地告訴我：“你考上研究生了！你考第一。”他們哪兒來的消息？原來永豐公社某小學有個老師的丈夫是北大哲學係的老師，負責招生，看到我的考試總分第一，想不到永豐公社還“藏龍臥虎”，就問他的妻子是否認識劉海鷗這麽一個人。一般來說，全公社的中小學老師經常一塊開會學習，不認識也知道。小學老師在車上把這消息告訴了中學老師。
我將信將疑，不敢高興，直到收到了成績單和複試通知。我的專業成績平平，才78分，是數學（83分）和外語（61分）給我幫了大忙，這兩門雖然分數也不高，但是有些考生專業成績拔尖，數學不及格，外語零分。
複試是寫一篇命題論文。那陣剛剛冒出了一個新提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學術界和社會上還頗有爭議。參加複試那天早上，騎車經過清華大學，聽見學校的大喇叭裏正在播送《人民日報》社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邊騎車邊聽了兩耳朵，記住了幾句關鍵的話。複試的論文題目竟然真是《論檢驗真理的標準》。我不知從何而降神來之筆，一氣嗬成寫了三四千字。紙不夠用，要了一張又一張，把監考老師都逗笑了。後來我的指導教師黃楠森先生跟我說過幾次：“我真佩服你，考試三個小時的時間，你竟能寫出四千字的論文，我是做不到的。”據消息靈通人士說，複試成績又是我第一。
口試由郭羅基先生主考，問我如何看待中國統治階級的“讓步政策”在改朝換代中的作用。過去我們學過的觀點，基本持批判態度。我一高興，大膽地發表了一個文革中被徹底批判，當時還未被“正名”的觀點：中國統治階級在改朝換代中的“讓步政策”對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的積極作用。
總而言之，我被錄取了。一切都出於偶然性，如果不是丈夫發現一張招生簡章，如果不是恰巧家裏有馬恩列斯的書，如果不是聽見兩耳朵大喇叭播的社論，我也許至今與哲學無緣。
我收到了北大哲學係研究生錄取通知書，終於在三十一歲時跨進了大學的校門。
我對研究生完全沒有概念，也不知道該怎麽讀。第一次開會時黃先生問我們各自準備研究什麽題目，我說：“我想研究中國人為什麽這樣。”把大家逗笑了。我實際想說的是，中國人民群眾在文革中到底扮演的是什麽角色。
剛剛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了“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平反了文革中重大的與高層領導的有關案件，從根本上架空了文化革命“成果”，也就是說文革沒有一件事是正確的（後來1982年召開的中共第十二屆代表大會上以文字決議的形式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我實際上是困惑的，因為否定文革就是對我這十年生命的否定，這十年我即使沒有百分之百也至少把自己百分之八十的青春精力熱情投入了文革之中。我幾乎脫胎換骨地換成了另外一個人，一個按照文革給我們指定的標準所變的新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鬥士，然後一下子這些都是錯誤的，反動的。就像文革開始時一樣，我又要否定自己的一切作為，來一個否定之否定，盡管沒有人要求我這樣做，盡管這樣做是痛苦的。但是我不能這樣糊裏糊塗地翻來覆去，我必須搞明白，為什麽我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人民能夠一呼百應地瘋狂地投入這個錯誤的運動，這和幾千年中國社會的結構、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國人的民族性有什麽關係。若是再碰上一次這樣的革命（老毛說“這樣的文化革命每隔七八年來一次”），我不能再把自己來一個否定之否定之否定了。
我的問題尚不屬於當時哲學係所研究的範圍，隻能暫時存疑。
哲學係共招了三十幾個研究生，分別研究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我在“馬哲史”班，有七個研究生，三個老大學生，兩個工農兵學員，兩個（包括我）高中畢業生。讀研的三年中，有一個同學因為精神問題退學，一個同學中途出國。最後五個人完成學業。
我們的導師有黃楠森先生、郭羅基先生、宋一秀先生。我非常榮幸地被黃楠森先生收為研究生弟子，他看上了我複試的答卷，把我的研究方向定為馬克思主義認識史，黃先生在這個領域有相當高的造詣。
我們的課程為小組授課，有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西方哲學史、黑格爾《大小邏輯》、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宗教史、邏輯學、美學、美術史、外語及第二外語（我學的是英語和德語）。沒上過大學的還要和本科生一起上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和高等數學等大課，以補足哲學本科的基礎知識。
在小組授課中，教授們的講授不再是給本科生講大課那樣中規中矩，常常有一些自己的閃光思想和大膽論證。最敢於發表異端見解的是郭羅基先生，這位先生個子矮小精致，帶著同樣精致的眼鏡，有一種漠視一切的神態。我的入學口試時就是他主持的，當時感覺他盛氣淩人，所提問題也比較刁鑽，好在我應付過來了。他授課不按常理出牌，講的幾乎都是社會政治問題，提倡思想解放，言論自由和政治民主。其觀點新穎大膽，敢說當時沒人敢說的話。聽他的課收獲最大，那真是一種精神刺激，讓我的思路大開，並有一種重新審視一切的躍躍欲試的衝動。他的這些觀點後來係統地寫成幾篇文章《思想要解放，理論要徹底》《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等在1979年的《紅旗》和《人民日報》上發表。這些文章惹怒了鄧小平，下令將其逐出北京，郭羅基拒不從命。1982年鄧小平再次下驅逐令，並責令中宣部和北大黨委發動對他的批判運動，郭羅基全家最終被放逐南京。當我聽到這個消息，非常為郭先生感到不平，我所能做的是寫了一封支持他的信，並寄去了一個精美的掛曆（收到了他的回信感謝）。1989年“六四”後，他被取消黨員資格、教授資格和授課資格。最後被迫遠走他國。
黃先生的課也好，他在1957年曾經被劃為右派，仍是堅持真理，他的學術研究獨有見地，不落窠臼。他為人平和，表達觀點時不露鋒芒，但綿裏藏針。他是一個真正的學者。
我學習從來沒有這麽努力過，除了細讀馬列著作，還認真閱讀了黑格爾的《邏輯學》，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等，做了大量的讀書心得筆記。後來我對現代西方哲學和科學哲學又發生了濃厚興趣，以我的自然科學基礎弄明白科學哲學的研究內容是十分困難的，但是他們的理論對我認識問題的方法大有啟迪。
我發覺我最喜歡的課是湯一介先生和朱德生先生的西方哲學史。它給我呈現了一個人類大智慧的發展曆程，相比起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隻能算是這棵智慧之樹上的一根枝椏。而這棵樹上的另一根枝子——唯心主義令我有了全新的思考。過去一貫的宣傳讓唯心主義變成了一個萬惡之源的標簽，在“工農兵學哲學”的大批判中，一切壞事情的思想根源都是由此產生。唯心主義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不過是為政治偏見所綁架而形成的一個概念，在對唯心主義批判的同時培養了人們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
恩格斯說唯心主義是人類智慧之樹上不結果的花朵（大意），讀了西方哲學史才發現唯心主義的產生發展不僅是花朵，而且果實豐碩，在某種程度上唯物主義也是它的果實之一。對唯心主義的公允評價哲學史上早有之，我國的哲學工作者早期也有過論述，但是1949年以後中國的哲學體係完全照搬蘇聯，對所謂的資產階級哲學體係及其研究者持批判態度。同時，唯物主義在曆史上也不是永遠帶著神聖的光環，他產生時就帶自身瑕疵——機械性。盡管後來有辯證法輔佐，仍然難以避免武斷的決定論，從而導致對人性和人的價值的否定。
我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重新認識，在今天已經是哲學最一般的常識，但那時對我來說不僅是重大發現，而且開始動搖了二十多年來以權威形式灌輸給我們的對某種思想體係的信念，動搖了我已經形成的融化在階級劃分中的黑白思維方式。
從1978年到1981年讀研究生的這三年正是中國社會大變革時期，各種思想又進入了新一輪百家爭鳴的時代。新思想和舊勢力你爭我奪，你上我下，異常活躍。民主啟蒙運動已經開始，“西單牆”就是一個象征。所謂“西單牆”最初張貼天安門詩抄，1978年9月《中國青年》複刊的第一期剛一出版就被汪東興下令查禁，理由是上麵刊登了天安門詩抄，而沒有老毛詩詞和華國鋒題詞；還登載了“破除現代迷信”的文章。有人把這期雜誌的內容貼在了西單牆上，引來千萬人觀看，展開討論，進而出現要求民主和言論自由的大字報。後來魏京生貼出批鄧小平獨裁路線，提倡政治民主化的大字報，事情就起了變化，魏京生被捕，西單牆被取締，“四大”被取締，舊勢力重占上風。
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有一朵浪花是自由派文人掀起。1978年我看到了一本手刻蠟板油印雜誌，叫《今天》，其中的小說詩歌與建國三十年來的文學作品都不一樣，我立刻被鎮住了。我迫不及待地訂了這份雜誌，1978年12月創刊號（還附送一張照片，一束逆光的蘆葦）裏有很多社會批判的談話和思考，但我印象最深的是趙振開（北島）的小說《波動》，講的是以文革為背景的年輕人的愛情故事，不同於其它悲悲戚戚發泄憤怒的傷痕文學，小說開放式地描述正常的愛的感情，以人性的魅力衝擊著讀者的心靈。寫作手法也別具一格，以不同人物的敘述為結構，我才意識到小說原來是可以這樣寫的。《今天》一共出版了九期就被迫停刊。這九本雜誌我一直珍藏著，直到離開中國。
“四人幫”倒台後，中國國門終於遮遮掩掩向世界打開了一條縫隙，外麵的立刻東西蜂擁而入。惠及普羅大眾的首先是物質層麵的變化，媽媽在香港的弟弟我們的大舅汪華祚，就像是這個變化的使者。七十年代末他從香港來北京探望媽媽，那是他們分別幾十年後第一次相見。大舅帶來了一大堆港貨——各種新潮衣服、蛤蟆鏡、磚頭式錄音機、電動剃須刀、一次性打火機，還有大量的華語粵語流行歌曲磁帶，從鄧麗君的全套歌曲到《鬼馬歌》（後者媽媽竟然喜歡聽）……
我們每個人都分到了大舅帶來的東西，我得到了一條喬其紗長裙，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麽漂亮的連衣裙，簡直不好意思穿出來。一個同事看到了，不由分說強行拿她的一條日本百褶裙“換”走了這件連衣裙。不管怎麽說，我敢於穿裙子了，從剛開始試試探探的過膝半截裙到後來自己設計和縫製的無袖連衣裙，我終於突破了藍衣服灰褲子的束縛。
還有，一種已經消失了十幾年的發型在市麵上流行起來——卷發。我也未能免俗地燙了頭發.
音樂對我衝擊最大的可能算是鄧麗君的歌曲，在她之前我曾聽過上海的朱逢博唱喜兒，已經嚇了一跳，綿軟柔和，與文革樣板戲中喜兒剛烈的演唱大相徑庭，隱約覺得這不唱成了靡靡之音嗎？鄧麗君的歌不止軟綿綿，歌詞也都是你情我愛。剛從不允許公開講愛情的時代走過來，我被這些歌曲攪合得惶惑不已，心中總有兩種東西在打架——十幾年來已從耳際植入大腦的鏗鏘強健的聲音和突然冒出來的柔軟優美的音調，該抗拒哪個接受哪個呢？有一次我把磚頭收錄機和鄧麗君歌曲磁帶帶到宿舍給同學聽，一會隔壁中文係的研究生來敲門，滿臉嚴肅地請我們降低音量。其實我們播放的聲音一點也不高，夏天各宿舍都敞著門，歌聲四處流蕩，看來困惑的不止我一個。
收錄機給我帶來的不隻是鄧麗君，更有銷聲匿跡十多年的西方古典音樂。一天同宿舍的丁東紅帶來一個磁帶給我們播放，太好聽了，樂曲一開始就把我們的情緒帶到一個輝煌的頂峰，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鋼琴協奏曲。那時收音機裏還很少播送外國音樂，音樂愛好者們不知從什麽途徑用磁帶錄製了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音樂大師們的傑作，然後就像文革中的手抄小說一樣，一傳十十傳百地互相拷貝。有一個公派留學日本的朋友歸國後，借給我一大堆在日本電台轉錄的古典音樂，包括貝多芬全套的交響樂和鋼琴奏鳴曲，音質雖然很差，還是讓我如醉如癡。
改革開放帶來的另一個衝擊是交誼舞。1979年北大學生會貼出一張告示——某月某日在第一食堂舉辦一場大型交誼舞會。“交誼舞”，這幾乎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同義語（我們叫“交際舞”，更有些曖昧的意思）。文革前幾年交誼舞在一浪接一浪的階級鬥爭中就已經絕跡民間，隻有州官有權放火——“三座門”、中南海的舞會從來也沒有停止過。據參加者說，江青場場必到，當她一出現在舞場，樂隊立即奏響《我的太陽》。
這是文革後的第一次大學交誼舞會，同宿舍西哲史的女生們興奮不已，老早就在議論此事，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可惜我們這一代人均為舞盲，沒人會跳，幹著急。丁同學周末回家跟人學了三步四步，回到宿舍拉著我們一個個地教，教的也笨，學的也笨。舞會那天，室友們早早打扮整齊，穿上花裙子，抹上口紅相約而去。我也非常想去，哪怕是看看熱鬧也行，又自慚形穢，顧慮重重，怕自己歲數太大被人笑話；怕自己身材不好，叫人看不上；更怕自己的身份（馬列主義哲學研究生）不合時宜。前思後想，終於沒敢去，隻能等著聽室友回來匯報（據說她們也隻是幹站著看，沒有舞伴）。舞會後我們係研究生有黨員幹部批評：竟有黨員參加交誼舞會，又表揚了我們馬哲史研究生沒有一個參加。這麽一來，我隻好收回了跳舞的那顆心，繼續假扮一個馬列主義的衛道士，盡管心裏無限羨慕那些在舞場飛來飛去的大膽女孩。
從“門縫”擠進來的外國電影給我打開了又一個世界，文革中很多年隻有樣板戲的電影，幾乎全國人民都能唱整出樣板戲，還有就是反複上映的戰爭教學片《地道戰》《地雷戰》以及幾部越南朝鮮阿爾巴尼亞的片子，連小孩子們都諳熟其中對白。文革後期終於拍了幾部“故事片”《春苗》《海島女民兵》等，和樣板戲一樣，千篇一律的單身工農兵和地主資產階級壞分子鬥爭並取得勝利。
文革中有一種電影叫“內部參考片”，無論封資修，哪國的都有，專門放給毛澤東江青，還有高幹及其子弟過癮的，一般民眾隻能反複地看那幾部外國革命影片。有一次有兩部內參片《啊，海軍》《山本五十六》的票子竟也下放至我們永豐中學，但那是因備戰的需要而教育民眾，並且隻能黨員幹部，出身純正者和積極分子去看，像我這樣的群眾隻能留在單位學習《毛選》。
八十年代初仍然沒有多少外國影片上映，但是觀看“內參片”的範圍擴大了一些，特別是惠及了“文化人”。爸爸常常能得到內部電影展的票，自己不去，給了我們。我第一次看的“內參片”是美國電影《音樂之聲》。1949年以後中國隻放映過一部美國電影，片名忘記了，黑白片，是講工人罷工的左派影片，看得我隻想中途退場。而《音樂之聲》給我的感受隻有兩個字——“震撼”，原來美帝的歌曲那麽好聽，原來美帝也表現那麽純潔的愛情，原來美帝也反法西斯……那些窮凶極惡的麵孔隱藏在哪裏呢？這與我們接受的教育相去何其遠！這部電影是不朽的經典，我出國以後又多次觀看，百看不厭。我還看了“內參片”蘇聯的《戰爭與和平》，四部巨製，其人物刻畫的精準（和我看書時腦子裏的人物形象一樣！）和場麵的宏大獨一無二，隻有蘇聯才能做到。久違了，伴隨我們長大的蘇聯電影；久違了，我最崇拜的蘇聯演員邦達爾丘克（為電影《戰爭與和平》的編劇及導演，並飾演彼埃爾）；久違了，吉洪諾夫（飾演我最喜愛的安德烈。早在少女時期看了他主演的《海軍少尉巴寧》，曾讓我心靈久久震顫）；久違了，上譯廠一眾優秀配音演員。我們落後了世界有多遠多遠呀！
性開放對中國人也是一大衝擊，人們已經被十年八個樣板戲中沒有家庭沒有配偶的中性人折磨得幾乎性無能。我們永豐中學有個老師是從兵團回來的知青，她和男朋友準備結婚時，才剛有了初吻的舉動。本來她根本不知道結婚後要幹什麽，接吻時她感到了男友身體的異動，就突然聯想到了兵團的公豬交配時的樣子，恍然大悟，原來人發情的身體反應也和豬一樣。跟我們一說，沒把我們笑死。更有甚者，我同宿舍的老師結婚一年多沒有懷孕，老嘮叨不知為什麽懷不上，我勸她去醫院檢查一下。從醫院回來說：“臊死人了，醫生說我還是個黃花大閨女呢。”我說：“姑奶奶，您這一年晚上都幹嘛了？”一個小單位就這兩檔子笑話，全國人民中這種事例定不在少數。
打開國門一看才知道電影裏外國人剛一認識就上床，原來人們可以那樣生活，可以那樣做愛。這事怎麽可能發生呢？
北大一些學子也有點聞風而動的衝動。一天我在校園裏騎車，碰上同向而騎的一個研究生，就聊起天來。他告我：“我正在研究性問題，我看了很多外文書籍，發現我們對性的了解落後於西方社會幾十年。現在西方人對性是非常開放的，他們可以經常更換性伴侶。性和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是脫節的，而且不牽涉道德問題……”他問我：“你怎麽看待這件事？”我想了一下：“我讚成性一定要建立在愛的基礎上。不過根據唯物辯證法的理論，世間萬事萬物都處在變化之中，感情這東西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如果愛情發生變化或者已經不存在，那就可能有兩種結果，離婚或產生婚外情。”他說：“你說的太有道理了，我們應該深入地談一談。這樣，你今天晚上到我宿舍來，我們宿舍沒人，我們好好聊聊。”看著他激動得迫不及待的樣子，我噢了一聲就騎走了，心裏“哼哼”冷笑兩聲，等著去吧。
文革時期北大和清華兩所中國最知名高校以“梁效”之名成為毛及其班子“四人幫”的代言人。在我上學之際，思想和學術的自由空氣再度回到這個具有民主傳統的校園。思想解放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1980年的競選。那年上麵似乎在進一步退兩步地試圖邁出政治改革的步伐，其中一步就是選舉法的重新修訂——基層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直接選舉產生。這一小步在全國多所高校的師生們掀起了一場競選人大代表的風潮，北大更是當仁不讓。
北大校園內有一塊空地，被稱為“三角地”，因近食堂，學生集中，通常學校及學生會的告示在此發布。反右運動之初，熱血青年在此以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宣講自己的主張，多數活躍分子被打成學生右派，此後三角地經曆了長時間的沉寂。自由競選又使這塊地方活躍起來，許多熱心有見識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站出來參加海澱區人大代表的競選活動，在三角地發表他們的競選宣言。一時間大字報、答辯會、民意調查熱鬧非凡。討論的題目涉及評議文革，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如何評價毛澤東、改革之路、人性解放……已經遠遠超過了人大代表所要考慮的事情，三角地再次成為北大精神的象征。
哲學係西哲史研究生胡平參加了競選。他的競選宣言是《論言論自由》，一石激起千層浪，為此在大食堂召開了千人答辯會。
胡平經常到我們宿舍來高談闊論，我同宿舍的另外兩個人都是西哲史研究生，與胡平關係很好。我覺得他是個很傲氣的人，有一次聽哲學大課，我頭不抬手不停地做著筆記，胡平雙手抱胸坐在我旁邊，非常不屑地給了我一句：“我從來不記筆記，真不知道你們都記些什麽，都是書上的話。”由此我知道我和他不是在一個檔次上的。
哲學係的研究生為胡平的競選組成了一個十一人的支援團，我沒有參與，甚至整個學生競選活動我都沒有十分關注，不是因為反對，而是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學習上，那時真有點“兩耳不聞窗外事”，用當時時髦的語言說就是把失去的時光補回來。我們馬哲史的研究生都保持沉默，有些人不一定是“補時光”，而是對“競選”這個資本主義的玩意兒不敢苟同，至少是持觀望態度。有一個同學甚至貼出長篇大字報，字字句句駁斥胡平的觀點。
有一天我們馬哲史的研究生被黨支部叫到學校某個地方，有幾個幹部模樣的人讚揚了我們在競選中所持的態度（不參與，不支持），又要求我們注意觀察那些競選活躍分子的動向，及時向組織匯報。我又聞到了文革的氣味，我保持沉默。
胡平成功當選海澱區人大代表。上麵的政改試驗又到了退兩步的階段，因為參加競選胡平畢業後竟然沒有單位敢接收他，失業一年多，最後終於分到了一個小單位。幾年後出國。現在是在美國知名的民運人士。
轉眼就到了寫畢業論文的時候了，選題時黃先生說，你複試寫的“論檢驗真理的標準”很不錯，你就在這個基礎上深入研究這個問題吧。兩年的學習，已經使我在認真思考每一個命題。我覺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提法並不完全科學：如果說實踐活動是一種標準，如同說吃飯是檢驗飯菜是否好吃或胃口好壞的唯一標準，睡覺是檢驗神經功能或睡覺環境的唯一標準，從語法和理論上都說不通；如果說實踐結果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語法上可站得住腳，而理論上和前一命題一樣隱含著唯經驗主義的導向，實際上“黑貓白貓論”就是這條命題的的通俗表述，“黑貓白貓”在國民經濟幾近崩潰的時代是改善民生的權宜之計，但長此以往，它可能會導致實用主義的社會後果。這是我論文的基本思想（現在看來又有給X某“遞刀子”之嫌，中國的理論研究就是這樣的危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1980年全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會議在四川樂山召開，黃先生帶我參加了這次會議。參加者全都是中國哲學界頂級大腕，高談闊論，應接不暇，我不敢在大師們麵前發言，認真聽著，聽來聽去無非是給“實踐標準”找出哲學理論的根據。
休會時間，黃先生在樂山大佛山頂的亭子裏跟我談論我的論文，一章章地分析。總體來說，他讚成我的觀點，並給我提出修改意見，使論述更臻完整。
1981年的七月我在媽媽家寫最後一稿論文，這時我已經懷了第二個孩子四個月。這一年遇上罕見的酷暑，巨熱而且悶濕，汗水蒸發不掉渾身粘嗒嗒的，我和媽媽幹脆打赤膊。我寫，媽媽幫我抄。稿子改了一遍又一遍，完全靠手寫，汗如雨下，胳臂下墊了厚厚一層報紙，以防汗水打濕稿紙，一會兒就要換一疊報紙。晚上，地上鋪一張席子睡覺，仍是熱得睡不著。終於在七月的最後一兩天下了一場傾盆大雨，天氣立時涼快下來，我的論文也完成了。
論文答辯時，中國研究馬哲的“泰鬥”們對我的論文提出了許多質疑，我不記得是什麽問題了，隻記得我侃侃而談，一個問題也沒難住我。當然通過了，也許成績還不錯，因為我被列在了留校的名單上，是馬哲史研究生唯一的一個。這個夏天在我腦子裏隻留下了幾個印象——酷熱、席地而睡、媽媽赤身抄論文……我不記得我曾對媽媽說過一個謝字，可能還因為心煩和她爭執過，現在想起來多麽對不起她呀。
當今社會出現了很多弊端，從理論上說與片麵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無關係。至今沒有人（也可能有，我沒看到）反思這個問題。當年我是怎樣論述的已經記不得了。我曾自己留了一份論文稿，出國時沒有帶走，體院收回我們的宿舍時，被人賣了廢紙。2015年我去了一趟北大圖書館，想在研究生論文檔案室裏搜尋我的論文（用複寫紙抄了一式三份），但是沒有存檔，在我們之前的研究生論文根本沒有，隻能感歎當年的文檔製度太不健全。
我的觀點如投入深潭的小石子，無聲無息。
寫完論文就是等待分配了。文革後的第一屆研究生非常搶手，中直機構早已經派人來物色對象。我們的分配方向絕對錯不了。我沒考慮去什麽單位，離開永豐我已經十分滿足，更加不可告人的是我已經“偷偷”懷上第二胎，那時候已經是嚴重違紀甚至“違法”的事情，我非常地低調，希望不要引起任何人注意。一天在校園裏碰見給我們上英語課的教授，開口就說：“恭喜你呀！”我說：“恭喜什麽事？”他說：“你還不知道嗎？你留校了。”感謝黃先生對我垂青，我心裏卻因為“二胎”一事充滿不安。正式公布分配方案時，我被分到《紅旗》雜誌社工作。有人告訴我“你留校的位置被人頂了”，我根本不在乎，對那個人（他已經向我道歉了）一點怨言也沒有，反而心裏坦然了，要不然懷孕事發怎麽麵對黃先生和北大的信任。
我知道自己其實不適合學哲學，沒有嚴密周全的頭腦，沒有能言善辯的口才，且感情用事邏輯混亂。讀馬克思的《資本論》時，讀上三五頁就睡著了，醒來接著讀，讀讀睡睡，睡睡讀讀。讀完了，問我講的是什麽，不知道。至今三年研究生學到的東西早已化為一團煙霧，在眼前消散。腦子裏隻模模糊糊留下幾個哲學家的影子和一些似是而非的哲學箴言。
但是我非常感謝（當年的）北大的自由空氣，感謝（當年的）北大教授的開放思想，從這裏開始，我的“思想改造”進入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對過去十幾年洗腦的否定，我終於一點一點地找回了自己，盡管這又花費了我若幹年的時間。
下一集： 二十五《母親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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