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十二）
中共一大代表李達
本節要點：
1）李達既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早期領導人之一。
2）李達脫黨原因眾多，他天生不是個革命黨人。
3）與毛澤東的舊誼未能讓李達逃脫文革的滅頂之災。
李達（一八九0—一九六六）出生於湖南永州零陵縣一個普通農家。
一九0五年，李達在投考永州中學時，為被錄取者的墊底，而第一學期結束時，他已躍居年級榜首。
一九0九年，李達中學畢業，同年秋考入北京京師優級師範學校。一九一二年秋，因學校暫時停辦，李達回到湖南，先在一所中學任教，後又入湖南工業專門學校和湖南優級師範就讀。
一九一三年，李達以第二名考取湖南公費留日生資格，進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攻讀采礦實業，後因肺病回國休養。在養病的三年中，李達與人合夥開了家藥店，當了三年藥商。
一九一七年，李達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學校（即東京帝國大學預科）。
一九一八年五月，留日學生因抗議段祺瑞政府與日本在東京簽訂賣國的《中日兩國防敵協約》，被日本警察逮捕多人，激起一千多留日學生罷讀歸國。李達率留日學生救國團一百多人到北京請願抗議，但不見任何效果。就此李達在觀念上由和平漸進的“實業救國”轉向了激進的“革命救國”。他發現要想救國，隻有由民眾起來推翻反動政府，走像俄國那樣的道路。
一九一九年六月，李達棄理從文，在日本社會主義理論家河上肇門下係統攻讀馬克思著作，其中包括絕大多數中共黨人一輩子也沒通讀過的《資本論》。
一九二0年，海歸的李達和妻子王會悟借住在陳獨秀家裏。李達與王會悟簡單的婚禮是由陳獨秀夫人高君曼操辦的。那時的李達手不釋卷，每天都埋頭寫作。
李達是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個發起人之一。
一九二0年十一月七日，李達擔任主編的《共產黨》雜誌問世（毛澤東當時在長沙辦的文化書社就代售過這本雜誌）。李達還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
一九二一年六月，毛澤東收到李達寄給他的通知，要他在七月二十日到上海開共產黨代表大會。
到上海後，毛澤東向李達報到，李達問毛澤東：“你是CP （共產黨）還是CY（共青團）？”毛澤東回答：“是CY”。那時湖南隻成立了青年團，還沒有共產黨。李達說：“我們這兒是要開CP的大會，你既然來了就參加CP吧，等回到湖南就去組織CP” （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李達可算是毛澤東的入黨介紹人。
張國燾記憶中的一大時的李達“是一個學者氣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勁，與人談話一言不合，往往會睜大雙目注視對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樣子。他的簡短言詞，有時堅硬得像鋼鐵一樣”。
李達在一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宣傳主任。他那時滿口湖南土話，說話有時別人聽不懂。
會後，李達主持建立了中共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了《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等馬克思主義著作。
一九二一年八月至一九二五年五月，李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委員。
一九二二年，李達等籌建了上海平民女校，他擔任業務主任兼代數教員，其妻王會悟是語文教員，陳獨秀、陳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和高君曼等擔任各科教員。學校有學生約三十人，丁玲是其中之一，還有王一知（當時施存統的夫人）、王劍虹（當時瞿秋白的夫人）和張琴秋（當時沈澤民的夫人）等。
同年七月，中共二大在李達家中召開。在選舉新的中央時，李達表示根據他一年來在中央工作的經驗，覺得自己還是專門從事寫作比較適宜，加之準備去湖南教書，所以請求不再擔任宣傳的工作。
十一月，李達應毛澤東之邀擔任湖南自修大學校長，並主編了自修大學《新時代》雜誌的創刊號。毛澤東一麵操持這個學校，同時也在裏麵學習。其間，毛澤東與楊開慧跟李達夫婦同住清水塘，比鄰而居。毛澤東經常敲門而入，向李達請教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湖南自修大學被軍閥強令關閉後，李達在湖南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和湖南第一師範學校任教。
一九二三年醞釀國共合作時，陳獨秀接受了共產國際黨內合作的主張，而李達堅持黨外聯合，兩人互不相讓多次大吵。其實陳獨秀開始時對國共黨內合作是非常懷疑的，隻是一旦做了選擇，他這“大家長”就不能容忍別人的挑戰，而李達則受不了陳獨秀以“老頭子”自居的霸道作風和獨斷專行的一言堂，因此與中央逐漸疏遠，甚至未參加不久後召開的中共三大。他多次說，陳獨秀“這草莽英雄怎可領導中國革命的大事業？”
李達在一九二三年秋脫黨。
盡管離開了組織，但李達自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並未動搖，他說：我雖然脫離開了黨，卻絕不脫離馬列主義。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初，李達先後任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代理政治總教官、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編審委員會主席以及武漢圖書館館長。
一九二七年春，李達曾在毛澤東主持的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社會科學概論。
一九二七年五月馬日事變以後，李達脫離政治活動，先後擔任了上海法政大學、上海暨南大學、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國立武昌中山大學、中國大學、廣西大學、廣東中山大學和湖南大學等校的教授和係主任。他堅持研究與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經濟學，是國統區著名的“紅色教授”。
一九三七年五月，李達在上海出版了《社會學大綱》，他把該書和他寫的另一本書《經濟學大綱》寄給在延安的毛澤東。毛澤東把《社會學大綱》讀了十遍，在書中空白處寫滿批注。毛澤東稱譽該書為“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號召中共的高級幹部學習。他甚至讚揚李達為“理論界的魯迅”。毛澤東也仔細讀了李達所譯的《辯證唯物論教程》。毫無疑問，毛澤東的知識結構中有關西方馬列主義這一塊，受益於李達不少。
一九四一年七月，李達在廣東中山大學任內被教育部解聘。此後五年多時間裏，他不得不在老家零陵務農為生。一九四六年，李達在零陵創辦了輔仁小學並親任校長。
李達從未與汪偽政權同流合汙。
一九四七年秋天，毛澤東和周恩來曾幾次邀請李達去解放區，而他因健康狀況欠佳未能成行。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李達在湖南大學任教。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毛澤東致信李達：“鶴鳴兄（李達號鶴鳴）：吾兄係本公司發起人之一，現公司生意興隆，望速前來參與經營。”
一九四九年，李達參與策動了湖南政權的和平移交。不久，由地下黨安排，李達從長沙經香港、天津輾轉抵達北平。他在五月十八日應邀到毛澤東在西山雙清別墅的居所敘談。李達向毛澤東檢討了他早年離開中共的錯誤。對此，毛澤東說：“早年離開了黨，這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個很大的損失。往者不可咎，來者猶可追。”兩人暢聊至深夜。當晚，李達就睡在毛澤東的硬板床上，毛澤東則批閱文件一宿未眠。李達事後跟朋友講起此事時用了東漢嚴子陵與光武帝同床而眠，把腳放到光武帝肚子上的典故，說：“嚴子陵加腳於帝腹，忘其尊貴，我可沒忘其尊貴加腳於帝腹”。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由毛澤東等人作曆史證明，由劉少奇介紹，李達獲準重新加入中共，破例沒有預備期。
在重新入黨時，李達在自傳中檢查了自己當年“脫離組織的動機”。他說原因之一“是不滿意於陳獨秀的魯莽暴烈的草寇式作風”，二是認為陳獨秀對於馬克思主義並無研究，陳獨秀在黨的二大前發表的文章“隻是當時一個新聞記者的水平”。此外，李達還檢討自己當年退黨的原因，有“不願意參加示威行列”、“不願意做國民黨員”、“要專心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不願分心於他務”、“自己當時患有肺病”、“小資產階級的生活負擔頗重”、“在主觀上，自以為專做理論的研究與傳播，即算是對黨的貢獻，在黨與否，仍是一樣”等等。最後李達總結為：“小資產階級意識過於濃重，以致思想與實踐脫節—這是當年離開黨組織的總的原因。”
重新入黨後，李達被委任為中國政治大學副校長和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因為不願當京官而希望從事教育工作，李達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被毛澤東任命為湖南大學校長，他是由新政府最早任命的大學校長之一。一九五0年二月，李達就職湖南大學，不久他配合政治需要對湖南大學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並主持了嶽麓山上愛晚亭的重建工作。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李達被任命為武漢大學校長。他還兼任過中國哲學會會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及哲學社會科學部常委、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籌委會主任及院長等職。
李達在五十年代積極跟風，熱情地投入了毛澤東發動的各個政治批判運動。他在武大建立了全國高校第一個毛澤東思想研究室。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李達是著名的反右權威，發表過一係列反右文章。不過他不讚成在學生中抓右派。同時，即使是被劃為右派的專家教授，他也會請到武大委以教學和科研重任，如他邀請了著名的有機化學家、曾國藩曾孫、大右派曾昭倫到武大組建化學教研室。
一九五八年在武漢東湖客舍同南巡的毛澤東討論哲學問題時，據說李達曾直言批評大躍進中出現的主觀唯心傾向，他嘲笑“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之類的口號。他對毛澤東說：“你發燒四十度，下麵就會發燒四十一度、四十二度。”而毛澤東則堅持認為在一定的條件下，人的主觀能動性可以無限放大。兩人爭到臉紅脖粗，不歡而散。李達對時任湖北省委副秘書長的梅白說，連毛主席也這麽認為，我們國家要大禍臨頭了。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後，李達趨向沉默。
不過在六十年代中，他曾表示不同意林彪和陶鑄的“頂峰論”，說“頂峰論”違反辯證法。
一九六六年四月，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打算拋出李達丟卒保車。然而他們深知毛澤東與李達的交情，所以王任重三次請示毛澤東可否批李達。毛澤東前兩次均未答複，第三次表示可在校內批判一下，但不要點名，也不登報，又指示王任重說：“不要把李達整死，要照顧一下。”
當李達看到揭發材料中有他曾經對人講過毛澤東去參加中共一大時還不是CP這一條時，驚呼：“後悔啊，我不該把這事講出來惹來大禍！”
從六月二十日起，李達作為“珞珈山三家村”黑幫的頭子被公開批判和聲討。武大紅衛兵大會小會鬥得他苦求把他送到拘留所，說那裏安靜，好寫檢討。進入七月中旬，酷熱難當，批鬥也達到高潮。高音喇叭架在李達居所的上方，“打倒李達”的廣播日夜不斷；他的住所被一批批湧來的群眾包圍；有農民要用鋤頭把他打死；曾受過李達批評的鄰居教師甚至直接跑進書房指著他的鼻子罵娘。他的生活秘書劉長森是安插在他身邊的臥底，隨時報告他的一舉一動。李達心力衰竭，胃潰瘍複發，糖尿4+，血壓曾高達226/114，常感頭頂發麻，但他仍被迫多次參加大小批鬥會，最後是在家聽批鬥廣播。校衛生科停止對他的公費醫療，連糖尿病所需的常服藥也停止供應。
毛澤東在六月到武漢，七月十六日暢遊長江。李達從在門外玩的小孩口中聽到消息，悄悄對夫人石曼華說，你去東湖給毛主席送信，讓他救我一命。石曼華說，不行，我出門都有人跟著。李達沒法，就跟劉長森說，你幫我個忙，給毛主席送封信，我知道活不長了，請毛主席救我一命。他的信極簡單：“主席請救我一命！我寫有坦白書，請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隊取閱為感。此致最高的敬禮！李達七月十九日”。其實，毛澤東已於七月十八日晨離漢返京了。就在十七日晚上，湖北省委召開常委會，一致通過了《關於開除混入黨內的地主分子李達黨籍的決定》。（據說王任重在自己生命的最後時日，說到他這一生有兩個人對不住，一個是李達，一個是張體學。）
毛澤東直到八月十日才看到了李達求救的請求，不是信，而是一張字條：“李達要主席救他一命”。毛澤東批了一句：“陶鑄閱後，轉任重同誌酌處”當日，陶鑄批：“即送任重同誌”。（當年章士釗向毛澤東求救時，毛澤東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於是第二天就有當兵的到章家門口站崗放哨了。）
八月十二日淩晨五時，石曼華聽到一陣響動，跑進臥室一看，李達仰臥在地，臉色蒼白，鮮血噴濺到牆上。上午九時，學校衛生科醫生來探視，診斷可能是胃出血。李達的血壓已降至90/50，隨時有休克的危險。醫生建議立即送醫院治療，但被工作隊拒絕。李達悲憤交加地說：“印度戰俘有病，也會給他治好病送回，現在就算把我當敵人，就算是你們的一個俘虜，也應當讓我治病。”
八月二十二日早上，李達已奄奄一息，才被人送去武漢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但不允許石曼華陪同。李達以“李三”的化名（“李達”、“三家村”之意）住進普通病房（他是當時整個武漢地區僅有的兩位六級幹部之一，當住高幹病房）。八月二十四日，李達在無一親人陪伴的情況下死去，終年七十六歲。第二天，他的遺體被火化。
武大工作隊隨即抄了李達的家，將李達的書籍、手稿和衣物洗劫而去。李達的妻女二人被逐出寓所。石曼華開始了長達六年半邊挨批鬥邊拉板車的勞改生涯。
李達死後被《人民日報》定性為“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武漢大學為李達舉行追悼大會。
一九八0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中共湖北省委的決定，為李達平反昭雪，恢複黨籍。
一九九六年九月，李達的骨灰由武漢九峰山遷至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安葬。
李達曾自省說脫黨是他一生“最大的錯誤”，不過在文革中被批鬥時，他曾自辯說：“我叛變的是陳獨秀的黨，不是毛主席的黨”。
李達一生撰寫了數百萬字的文章、專著和譯著，主要有《現代社會學》（一九二六年）、《中國產業革命概觀》（一九二九年）、《經濟學大綱》（一九三五年）、《社會學大綱》（一九三七年）、《社會進化史》、《〈實踐論〉解說》、《〈矛盾論〉解說》等，其中的兩本《解說》曾被毛澤東讚譽為“極好”。主編有《唯物辯證法大綱》。
李達的原配妻子王會悟，育有女兒李心田、李心怡和兒子李心天。第二任妻子石曼華，育有女兒李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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