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十）
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
本節要點：
1）從初涉政治之時起，劉仁靜就是個極端激進分子。
2）劉仁靜曾是中國托派運動中最活躍的成員之一。
3）劉仁靜的後半生趨於平靜，也窩囊得可以。
劉仁靜 (一九0二 —一九八七)出生於湖北應城城關。父親乃滿清秀才，以辦私塾養家。劉仁靜早慧，三歲即開始習誦《四書》、《五經》，十歲時就曾充當“槍手”替人考試。
在一九一六年進武昌中華大學附中，讀了許多冊的《新青年》、《甲寅》和《科學》等新思潮雜誌以後，劉仁靜加入了惲代英等人組織的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為宗旨、並開展愛國活動的互助社，經常上街派發呼籲民眾購買國貨、勿忘國恥的傳單。
一九一八年，十六歲的劉仁靜考入北大物理係預科。
次年五四那天，他是打開曹汝霖住宅大門、火燒趙家樓事件中的先鋒闖將之一。
五月五日，當撰寫《五四宣言》的學生領袖羅家倫在北大的學生集會上發表演講時，劉仁靜悄悄擠進會場，懷裏揣著一柄尖刀。他打算用刀當眾自盡，仿效譚嗣同以生命和鮮血去喚醒處於危亡中的民族。當劉仁靜拔出尖刀，向自己腹中刺去時，被身邊的同學發現，刀被奪下。
在緊接著五四的六三抗議示威中，劉仁靜又一次衝鋒陷陣。在被捕時，他與軍警大鬧。在獄中，他因“不服管教”而招致刑訊，受虐最重，在“腥穢四塞、濕熱蒸騰”的囚室裏，雖“一日未得一食”，他仍拒絕取保。
關押一個月被釋以後，劉仁靜潛心研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從而對剩餘價值理論和辯證法等頗有心得。
一九二0年，劉仁靜轉到北大哲學係，不久又轉英語係，同時加入了李大釗等人創建的少年中國學會和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由於讀過不少馬克思主義著作以及有關共產國際的材料，自以為懂得無產階級專政，博聞強記、能言善辯的劉仁靜在同道的會議上發言時，經常引經據典、振振有詞，故人送外號“小馬克思”。一度劉仁靜與張國燾、鄧中夏被並稱為“北大三傑”，頗得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青睞。
在讀了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書以後，劉仁靜覺得籠統的學生運動太不濟事，必須根據馬克思的學說來組織一個共產黨以開展革命。
一九二0年十一月，劉仁靜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首批團員。他也是北京共產黨支部的首批成員。
一九二一年七月上旬，時年十九歲的劉仁靜被推為北京支部的代表，到上海參加中共一大。他是一大代表中的小弟弟。
會前會上，劉仁靜強烈主張中共應該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信念，逢人便滔滔不絕地說教。他反對西歐社會民主黨的議會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堅持要把“武裝暴動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寫入黨綱，因此經常與主張走議會改良道路的被譽為“馬克思主義播火者”的理論家李漢俊激烈爭辯。這兩個湖北佬唇槍舌劍，互不相讓，都是整段整段地引用馬克思的原著，還背誦《共產黨宣言》中的許多章節，其理論素養和辯才讓在場諸人驚訝不已。最終劉仁靜的觀點得到多數代表讚同，一大黨綱確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
在一大會議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發言是劉仁靜翻譯的。
一大結束後，包惠僧留在上海幫助張國燾搞工運，周佛海幫著創辦《勞動周刊》雜誌，劉仁靜則協助李達搞宣傳。直到當年十二月，劉仁靜才回到北京。返京後，劉仁靜與鄧中夏一道創辦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先驅》。該刊後來遷往上海，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
一九二二年，劉仁靜與他的“娃娃親”未婚妻、私自離家投奔他的武漢姑娘史靜儀在北大附近的一條胡同裏成親。
十一月，以陳獨秀為團長、劉仁靜為團員的中共代表團赴蘇出席在彼得格勒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由於陳獨秀不能運用大會規定的任何語言作報告，劉仁靜代為發言。剛二十出頭的他麵對各國造反精英侃侃而談，獲得廣泛讚譽，甚至引起了列寧的注意。托洛茨基還單獨接見了他。
一九二三年六月，劉仁靜列席了中共三大。
一九二三年九月，劉仁靜當選為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不過由於與團中央施存統等人意見分歧，他以參加北大畢業考試為由，離職而去。團中央委員長職務由任弼時接任。然而劉仁靜未能趕上畢業考試的補考，因此他不曾有過北大文憑。
劉仁靜婚後對史靜儀很是冷淡，加上離多聚少，以致史靜儀兩次移情別戀。她第二次出軌的對象是陳獨秀的次子、公認的美男子陳喬年。當劉仁靜心生悔悟，試圖重續舊情，甚至寫血書以示愛意時，史靜儀早已誌堅如鐵。“大家長”陳獨秀的處理還是老規矩，第一，由女方決擇；第二，讓出局者出國回避。
於是劉仁靜在一九二六年九月赴莫斯科進列寧學院學習。其間他列席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還在中共六大上擔任翻譯。在他留學期間，蘇共黨內爆發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惡鬥。托洛茨基是革命家、鼓動家、組織家，卻不是出色的陰謀家，搞陰謀他不是斯大林的對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一九二九年一月，他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境。這些事件讓劉仁靜極為震驚，他非常同情托洛茨基的遭遇。與此同時，由於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中國大革命遭到慘敗，劉仁靜因此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產生了強烈的懷疑和抵觸情緒。
一九二九年四月，劉仁靜結束了在列寧學院的學習以後，沒有直接回國，在未向中共中央請示、未經許可的情況下，他從蘇聯繞道波蘭、捷克、德國和羅馬尼亞，一路打聽，幾經輾轉，終於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東南馬爾馬拉海中的王子島（Princes' Islands）上找到了他心目中的革命導師托洛茨基。劉仁靜與托洛斯基相處近月，每天交談。在托洛茨基的書桌上，放著一張列寧的兩寸照片。他倆切磋的內容，主要是中國國共合作問題和反對派的任務。臨別之前，托洛茨基交給劉仁靜一篇文稿，題目叫《中國目前政治形勢和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任務》。在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提出：第一.蘇維埃不是隨便可以組織起來的；第二.蔣介石和汪精衛是一丘之貉，應一視同仁地反對；第三.中國革命現在處於低潮時期，不能馬上進行起義，不能盲目活動，要積聚力量；第四.作為過渡時期的口號，應追求以直接、平等、不記名的方式投票產生國民議會，實現中國的獨立統一、少數民族自決、八小時工作日以及土地歸農民等目標。這篇文章後來成了中國托派運動的基本政治綱領。
劉仁靜曾希望能得到托洛茨基的背書，擔任中國托派運動的領袖，不過未得到托洛茨基的應允。
他於一九二九年八月回到上海，不久見到了陳獨秀。以前陳獨秀他們接觸的托洛茨基的理論都是轉輾翻譯過來的“二手貨”，而劉仁靜不僅帶回了許多印刷精良的原版著作，而且還有不少“最新指示”。
在劉仁靜回國之前，中國已先後出現了幾個托派組織，如“我們的話”、“無產者社”和“戰鬥社”等。這些托派組織的成員多數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留學生。劉仁靜積極活動，也聯合了一些留俄學生，成立了“十月社”，還辦了刊物《十月》。他在《十月》上頻頻發表文章並刊載了他翻譯的托洛茨基論文集《極左派與馬克思主義》。在托派已在蘇共和共產國際的內鬥中徹底落敗的情況下，劉仁靜仍堅定地宣傳托派學說。
年底，劉仁靜寫信托洛茨基，報告了中國托派組織活動的情況。托洛茨基回信說：“應該把幾個組織統一起來，不然對運動不利。”按照托洛茨基的旨意，劉仁靜穿梭在幾個托派組織之間，努力企圖把它們統而為一。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致函劉仁靜，限他於三天之內書麵答複，公開表示他對中共六大決議、中央政策以及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態度，劉仁靜置若罔聞。因目無黨紀，又執迷不悟，劉仁靜於一九二九年年底被中共開除出黨。
當時，劉仁靜已跟學醫的陸慎之結了婚，但無業在家，靠微薄的稿費維持一家人生活。
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國托派各個小團體終於統一成立了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但劉仁靜自命不凡，處處以“托洛茨基的代表”和“正統托派”自居，經常公開與陳獨秀抗衡，誇誇其談“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從而引起了陳獨秀和許多托派成員的反感。劉仁靜曾逮住陳獨秀在上海一二八淞滬抗戰後提出的“聯合資產階級與之共行動”的主張，指責陳獨秀是“小資產階級的表現，是浪漫主義”。劉仁靜的人緣太差，因此在托派組織中非常孤立。
一九三四年，劉仁靜帶著妻子到北京為一個叫伊羅生的美國人當翻譯。
次年三月，劉仁靜在北京被國民黨警察逮捕。他原被以為是托派的重要幹部，審訊後才知道他已不是主要成員了，因而被輕判三年，關在蘇州反省院。而托派中央臨時委員會以為他在被捕時“未能保持革命者堅決的態度，後入蘇州反省院，更顯出動搖的傾向”，於十一月開除了他的黨籍。
抗戰爆發前夕的一九三七年四月，劉仁靜刑滿釋放。釋放以前按規定要寫悔過書，他斷然拒絕，隻在統一印製的悔過書背麵寫下“以後以翻譯為生，不再搞任何政治運動” 。獲得自由以後，他先去上海。聽到自己已在一九三五年被托派組織以叛徒的名義開除，他十分憤怒，要求重新恢複與托派組織的關係，並把此事告訴了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對人表示：“至於劉仁靜，我不願給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勢又太緊張，我無法確定他是否在玩弄兩麵派手法”。
由於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劉仁靜乘船到武昌，先去拜訪剛從延安來到武漢、已經投靠國民黨的張國燾。當劉仁靜了解到張國燾反共的態度後，就不再與他聯係了。接著劉仁靜又去拜訪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認識的蔣經國，蔣經國正準備去江西任職，苦於無人協助，想拉劉仁靜一起去，不過劉仁靜隻是想跟他敘舊而已。後來劉仁靜去尋找剛出獄的陳獨秀，被陳獨秀拒之門外，於是他徹底脫離了托派運動。
劉仁靜於一九三八年開始在三青團中央機關任職，並隨三青團中央撤退到重慶，在宣傳處當科員，不過他始終不曾參加過三青團。然後他到西安的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四團（戰幹四團）工作了一年多，先任俄語教官，後來改任曆史教官。接著在陝西省教育廳任編審室編審，並在西安《正報》當主筆。在整個抗戰時期，劉仁靜在政治上隻抗日而不反共。
一九四六年十月，劉仁靜到上海，先後在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的《民主與統一》半月刊當主編，在顧祝同辦的《前線日報》和孔祥熙辦的《時事新報晚刊》當主筆。一九四八年七月，他到南京，在國民黨政治研究室當研究員。此時的劉仁靜開始寫反共文章，如他在一九四八年寫了《評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後辭職回到上海，靠親友的資助維持生活。
一九四九年大陸易幟，劉仁靜主動寫信給上海軍管會，要求處理。
一九五0年，劉仁靜赴京向中共中央懺悔，其遞交的《劉仁靜聲明》刊載於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日報》上。在該聲明中，劉仁靜檢討了自己所犯錯誤，並保證“今後必須向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學習，我過去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以後決心在黨及毛主席的領導下，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與劉仁靜的聲明同時刊出的還有《李季的聲明》。李季於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也成為托派。
《人民日報》為他倆的聲明加了編者按：“……劉仁靜和李季現在表示開始認識了自己過去的反革命罪惡。但是第一，他們的這種表示還不是誠懇坦白的，特別是劉仁靜竭力不提自己的實際反革命罪惡行為，而隻是把它們輕描淡寫地說成是簡單的‘思想上的錯誤’；第二，無論他們說得怎樣，他們是否確實有所悔悟，仍然有待他們的行動的證明。”編者按還引用了斯大林殺氣騰騰的名言：“過去，在七、八年以前，托洛茨基主義曾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派之一，固然，是一個反列寧主義的，因而也是極端錯誤的政派。可是，它當時總算是一個政派。……現在的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派，而是一個無原則的、無思想的、暗害者、軍事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凶手的匪幫，是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是外國偵探機構雇傭的奸細。”
當局把劉仁靜安排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然而由於遭到學生的反對，隻得又把他調往人民出版社。次年，他被人民出版社改為編外特約翻譯，不再被列為正式職工。為方便起見，劉仁靜改名為“劉亦宇”。此後，劉仁靜在人民出版社默默從事編譯工作，他翻譯了《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等著作，署名劉若水。
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大肅托中，劉仁靜驚恐不堪，以致瘋了一陣。
（那是斯大林七十三歲生日的第二天，留在大陸的托派分子、他們的同情者和親屬共一千餘人被突擊秘密逮捕，一網打盡，關進各地監獄，然後經過二年多的秘密審訊，根據“一個不殺”的最高指示，陸續被判刑，其中八人被判了無期徒刑，另有鄭超麟、尹寬等四人因為“罪惡太大，無法量刑”而成為既不起訴，更無刑期的“未決犯”，一直不明不白地關著。一九六四年五月，公安部決定將還關著的十九個托派分子集中到上海提籃橋監獄（其中四人判了十二年徒刑，三人十五年，八人無期，四人“未決犯”）。這些人在一九七二年九月根據毛澤東“釋放全部在押的托派分子”的指示走出監獄，分別去了上海南匯的勞改工廠勞動玻璃廠和上海青浦的勞改農場青東農場。四年後，他們才恢複了公民權。這些托派分子中最異類的是被判無期徒刑的杜畏之。杜畏之隻當過一年托派，並且從來沒有擔任過任何托派職務，然而他卻是跟陳獨秀、彭述之、劉仁靜等一樣著名的托派分子。他出名的原因，是因為他“著作等身”。他是個翻譯家，而他翻譯的，全是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如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普列漢諾夫的《戰鬥的唯物論》等等，杜譯是翻譯界公認的最精美、最權威的版本。他先在提籃橋監獄擔任翻譯組組長，主要翻譯一些科技資料，包括進口機器設備的說明書。一九六三年中蘇兩黨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種種問題展開大論戰時，他被陳伯達和康生弄到秦城監獄為論戰出力（文革中秦城監獄一度人滿為患，他曾被轉移到遼寧撫順從前關押戰犯的監獄裏關了一年多）。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的大肅托，完全是因為斯大林和他的心腹圈子受王明的影響，一直懷疑毛澤東是不是托派，是不是第二個鐵托，中國會不會走南斯拉夫的道路，而為了徹底消除斯大林的疑慮，中國的那些托派分子就成了犧牲品，被送上了祭壇。其實那些人都是些手無縛雞之力、安分守己的書生，星散各地，對當局毫無威脅。這個案件始終被層層疊疊地包裹起來，籠罩著嚴峻又神秘的色彩，從來沒見諸於報端，更不用說轟轟烈烈、大張旗鼓的宣傳了。）
一九六七年六月文革中，劉仁靜被收審，後被關入秦城監獄。毛澤東得知此事後說，有些老托派，像劉仁靜，不要關了吧。於是劉仁靜被放出秦城。不過有關部門怕紅衛兵會成天鬥他，不敢把他放回家，就在別的監獄裏找了間房子，讓他單獨居住，他可以看書報，每月可以進北京城一趟，進城時還給他派車，由專人陪送。後來又把他調到少年犯管教所裏看管果樹。直至一九七八年底，劉仁靜方才真正得到自由。
此後他回到人民出版社，任特約翻譯。一九八五年被聘為國務院參事。
一九八七年八月五日，劉仁靜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被一輛二十二路公交車撞倒，當場死亡，享年八十五歲。其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作為一個局級幹部，他的骨灰安放在骨灰盒架子最下麵的一層。
劉仁靜是最晚離世的中共一大代表。
劉仁靜原配妻子史靜儀。第二任妻子陸慎之，育有女兒劉文瀾。劉仁靜至少還有一個兒子，名字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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