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
傅雷夫婦自殺真相
傅雷先生
在采寫《家書抵萬金——傅雷與傅聰》的過程中，我采訪了諸多傅雷親友。我繼續進行采訪，著手寫關於傅雷的報告文學。
這篇報告文學，題為《傅雷之死》，交給《人民日報》主辦的雜誌《報告文學》。
之後，我緊急通知《報告文學》編輯部，《傅雷之死》暫緩發表！
為什麽我要求暫緩發 表呢？因為我對《傅雷之死》要作重大修改。
我慶幸在《傅雷之死》發表之前，發現了我的重大差錯！
傅雷家的保姆叫周菊娣，是浙江鎮海人。從二十九歲起，周菊娣就來到傅家工作，盡管她與傅雷夫婦非親非戚，然而十一年朝夕相處，如同一家人。
我采訪了她。
她回憶說：“傅先生是好人。有幾次，我生病了，傅先生把醫藥費放在我的麵前，一定要我上醫院看病。我不去，他就發脾氣。我看病回來，他才放心了。我的女兒住在浦東。有時我去看女兒，如果晚上八點還沒回來，傅先生就坐立不安，生怕我路上出什麽事情。有幾次我把飯煮爛了，覺得真過意不去，趕緊向傅先生打招呼，他並沒有生我的氣，高高興興吃爛飯。還有一次，我失手把一盆大排骨翻在地上。我趕緊向傅先生道歉，他反而笑笑，幽默地說成了‘拖地板排骨’啦，沒有責怪我……”
她說起了傅雷的為人：“傅先生正正派派，整天埋頭於書房寫作。來了客人，占了時間，他當天晚上就多工作一會兒，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有時候，我到書房裏擦玻璃窗，他連頭也不抬，一句話也不說，隻顧自己工作。他的脾氣非常直爽，見到不對的地方，就當麵‘開銷’。他心地好。傅太太性格溫和，為人善良。我在傅家工作那麽多年，從未見過傅太太發過脾氣，她整天笑嘻嘻的……”
上海江蘇路傅雷故居
在傅雷夫婦晚年，長子傅聰在英國，次子傅敏在北京，唯一與傅雷夫婦生活在一起的是保姆周菊娣。
第一個發現傅雷夫婦自殺，是保姆周菊娣。
去派出所報案的，也是保姆周菊娣。
正因為這樣，我認為根據周菊娣的回憶寫成的傅雷夫婦之死，當然是準確的。
周菊娣告訴我，傅雷夫婦是喝敵敵畏自殺的。
傅雷的兩個兒子傅聰和傅敏也這麽告訴我。
我把傅雷夫婦喝敵敵畏自殺，寫進了報告文學《傅雷之死》……
我差一點掉進錯誤的泥潭！
幸虧在發表前，為了更加準確起見，我認為應該到公安部門核實一下傅雷的死因。
在上海公安部門的幫助下，我查閱了傅雷的死亡檔案，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實情況，更正了種種誤傳——我明白，就連傅雷之子傅聰、傅敏，就連當時唯一和傅雷夫婦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所說的情況，都與檔案不符！
驗屍報告指出，傅雷頸部有馬蹄狀索溝。報告還附有傅雷夫婦所用自縊的床單的照片，這些檔案確鑿無疑地證明傅雷夫婦是上吊自縊……
那麽重要的目擊者、當事人保姆周菊娣為什麽說傅雷夫婦是服敵敵畏自殺的呢？
我再度訪問了周菊娣，又訪問了法醫及當時處理現場的戶籍警，終於弄清真相：
那天上午八時半，周菊娣遲遲不見傅雷夫婦起床。按照傅雷家的規矩，保姆是不能隨便進入主人臥室的。隻是由於情況異常——傅雷夫婦連續被鬥四天三夜，今天這麽晚沒有起來，會不會發生意外？
一直等到九時三刻，仍不見有任何動靜。
當周菊娣走近傅雷夫婦臥室的時候，敲了敲房門，傅雷夫婦沒有回答。
周菊娣又敲了敲房門，傅雷夫婦仍然沒有回答。
周菊娣把房門敲得很響，傅雷夫婦還是沒有回答。
周菊娣感到情況不妙，她非常緊張地推門，門沒有反鎖。她見到傅雷夫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實際上，傅雷夫人當時並沒有倒在地上，是保姆神經過分緊張造成的錯覺。
周菊娣嚇壞了，不敢再看一眼，就連忙跑到派出所報案。
戶籍警左安民趕來，進入傅雷夫婦臥室，保姆一直不敢進去。
傅雷夫人朱梅馥與傅聰、傅敏（1939年）
後來，當周菊娣終於硬著頭皮進入現場時，傅雷屍體已經被左安民放在躺椅上。周菊娣見到傅雷身上紫色屍斑，誤以為服毒身亡。保姆憑自己的推測，以為傅雷夫婦是服敵敵畏自殺。
為了詳細了解傅雷之死，我在1985年7月10日找到了當年的戶籍警左安民。他是第一個進入現場的人。他的回憶，澄清了一些關於傅雷之死的誤傳。
以下是根據他的談話錄音整理出來的：
1966年9月3日上午九點多，我接到傅雷家保姆的報告，就趕去了。
當時，傅雷臥室的房門關著，但是沒有反鎖。我使勁兒一推門，看見傅雷夫婦吊死在臥室的落地鋼窗上（注：臥室外為陽台，他們住在底樓）。鋼窗關著。夫婦倆一左一右吊在鋼窗的橫檔上。傅雷先生在右邊，傅雷夫人在左邊。
我推門時勁兒太大，一股風衝進去，傅雷先生上吊的繩子就斷了。他掉了下來，正好落在旁邊的藤躺椅上。
我趕緊把門關上，打電話給長寧分局，治保科的經誌明等來了，我們一起進入現場。我走上前，把傅雷先生扶正，躺在藤椅上。所以，後來進入現場的人，都說傅雷先生是躺在藤椅上死去的。其實不是那樣，是我把他在藤椅上放好的。
他們上吊用的繩子，是浦東的土布。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單，撕成長條，打個結。你看，死亡檔案上有當時拍的照片。這土布上有藍色方格。照片上右麵那個斷了的布條，就是傅雷先生的。
當時，地上鋪著被子。被子上是兩張倒了的方凳。我把傅雷夫人放下來，放在棉被上（注：這點與保姆周阿姨的口述不一致。據左安民說，保姆當時神情非常緊張，不敢正眼看，可能記錯）。
長寧分局治保科經誌明和長寧區法院有關人員，一致認為傅雷夫婦是自殺。當時，除了把上吊的布條拿回去拍了照之外，現場沒有拍照。
傅雷先生死去的時候，穿的是汗衫、短褲，夫人穿的也是睡衣。屍體曾用車送到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法醫檢驗所檢驗，法醫是蔣培祖。他們根據頸部有馬蹄狀索溝，斷定為自縊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屍斑，說明死亡已有好幾個小時。
區法院來了十多個人。我當時跟他們一起在傅雷家清點財產。我記得，花了兩天兩夜。
當時曾發電報給傅雷在北京的一個兒子（即傅敏）。他回電說，後事托他舅舅（即朱人秀）處理。
傅雷死的時候，留下遺書和好幾個信封。信封裏裝著東西，上麵寫著給誰。我沒有動過。後來，舅舅來了，他跟法院一起處理的。舅舅是老幹部，那時候靠邊了。
我聽保姆說，她在那天早上，很久沒見傅雷夫婦起床，就在門外邊喊傅先生。裏麵沒有答應。她這才推門，一看，嚇壞了，趕緊把門關上。她當時沒有走進去看。一方麵她有點害怕；另一方麵傅雷有規矩的，未得同意，保姆不能隨便進他的臥室的。
我進去的時候，記得有一盞很暗的燈還點在那裏。那時候，傅雷夫人掛在那裏，這是很清楚的。是我親手把她放下來的。
傅雷臥室的門，如果開了一點點，隻能看到傅雷夫人——窗的左邊。窗的右麵是看不到的。
1955年傅雷夫婦陪同來訪的波蘭文化代表團官員埃娃夫
當時，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五百多戶中有二百多戶被抄家。
一開始，遇上抄家，我就趕去查看有沒有抄家證明。著名影星祝希娟（電影《紅色娘子軍》女主角）也住在那地段。當一些中學的紅衛兵抄她家的時候，我趕去了。一問，他們沒有證明，我就不許他們抄。他們罵我是“老保”。我說，要執行《十六條》。他們說，《十六條》之外，還有第十七條哩，跟我吵。盡管當時我對運動也認識不清，但是，我們做公安工作的，總還是按照製度辦事。沒有抄家證明的，就是不給抄。
後來，抄家的越來越多，根本不跟派出所打招呼，社會上越來越亂，我也顧不上。
傅雷家，本來我以為不會有什麽單位來抄家的，因為他不屬於什麽單位。上海音樂學院跟他們家沒什麽關係。他們的紅衛兵來抄家，沒跟我打招呼。所以一直到傅雷夫婦死了，我才知道。
那時候，自殺的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死。當時，考慮到傅雷是社會上很有影響的作家，所以特地請市檢察院的法醫來驗屍。不是重要的案件，市裏的法醫是不來的。
傅雷與夫人朱梅馨、兒子傅聰在書房（傅聰從波蘭回國時留影）
我是在1958年開始當這一地段的戶籍警，1968年7月21日離開。那時候公檢法搞“清隊”，我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我有一個本子，曾把我管的地段哪一家什麽時候被抄家，什麽單位來抄的，負責人是誰，都記下來。還有各單位來抄家時交給我的證明、抄家物資的收條，我都收集起來，有一大堆。很可惜，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之後，這些東西都丟了。
我管那個地段十年，傅雷家我常去的。傅雷待人很客氣的。他是高級知識分子，並沒有看不起我這個民警。一開始，我管那個地段，他成了右派。我總喊他“傅先生”。第一次去，問了他家幾口人之類的。慢慢的，我們熟悉了，正好遇上傅聰出走。我常常上他家，他們都很和氣，和我聊天，有什麽說什麽。他那樣悲慘地死去，很可惜的。
應當說，左安民的這些回憶，是極為珍貴的曆史資料。他的回憶，糾正了保姆當時在神經過分緊張情況下所造成的錯覺。
又據保姆回憶，1966年9月3日下午四點多，一輛收屍車駛入上海江蘇路，停在一幢貼滿大字報的花園洋房——傅雷家前。在公安人員的監視下，傅雷夫婦穿著睡衣、光著腳，被抬上了車，說是送往萬國殯儀館。
保姆把傅雷夫婦前幾天穿的外衣熨平，自己花錢買了兩雙黑色的軟底鞋，於翌日趕往殯儀館，給傅雷夫婦穿上……
傅雷遺書複印件
其實，傅雷夫婦的遺體並沒有直接送往萬國殯儀館，而是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法醫處。
據上海公安部門告訴我，傅雷因屬著名人物，所以在他自殺身亡後，曾送上海市公安局屍檢——這事，當時連他的保姆都不知道，隻說屍體送火葬場，而實際上是送往公安局法醫處……
查閱檔案，使我的作品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誤。
起初，傅雷的親屬不相信傅雷自縊——因為他們一直是聽保姆說是服毒而死。經我說明了檔案所載的事實，出示死亡檔案複印件，他們信服了。
根據檔案以及戶籍警的回憶，我在報告文學《傅雷之死》中第一次披露了傅雷自殺的真實情況：
經過多方查詢，1985年7月，我終於在上海公安部門的幫助下，找到了這份案卷。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法醫檢驗所有關傅雷的屍體檢驗證明書複印件
案別：上吊自殺
姓名：傅雷 朱梅馥
受理日期：1966年9月3日。
結案日期：1966年9月12日。
承辦單位：××分局××科。
這是一份觸目驚心的死亡檔案。其中有案情報告、驗屍報告、《周菊娣陳述筆錄》、傅雷和朱梅馥遺書、上吊繩索照片以及查封物品清單等等。
案情報告一開頭，就非常清楚地寫明了死者的身份：
傅雷男五十八歲，上海南匯人，作家。
朱梅馥（傅雷之妻）女五十三歲，上海南匯人，家務。
發現（非病死亡）1966年9月3日。
報告1966年9月3日。
驗屍1966年9月3日。
傅雷在江蘇路宅邸臥房前的陽台上（1964年）
傅雷夫婦有兩個兒子。當時，長子傅聰客居英國倫敦，次子傅敏在北京工作。在傅雷夫婦身邊，唯有保姆周菊娣。周阿姨是第一個發現傅雷夫婦憤然棄世的人。案卷中的《周菊娣陳述筆錄》，是一份十分珍貴的曆史文件。現全文抄錄於下：
傅雷夫婦
依靠檔案查清傅雷夫婦之死這件事，給了我深刻的教訓，從此我更注意依靠檔案，發揮檔案的作用。
我在1986年第二期《報告文學》雜誌發表的《傅雷之死》，被許多報刊所轉載，並選入《曆史在這裏沉思》等書。就連遠在紐約的我的表妹，也見到當地華文報紙連載，隻是改了標題——《傅聰之父傅雷之死》，因為在海外傅聰的知名度超過了他的父親傅雷。日本譯成日文發表。
（本文摘自葉永烈著《出沒風波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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