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嘉瑩 | 談古詩十九首

 

以前我曾提到，漢初的詩歌有幾種不同的體式，有四言體、楚歌體、雜言體，還有新興的五言體，也就是五言的樂府詩。現在我們首先要明確的是：《古詩十九首》不是樂府詩。嚴格地說，它是受五言樂府詩的影響而形成的我國最早的五言古詩。《昭明文選》最早把這十九首詩編輯在一起，並為它們加了一個總的題目——“古詩十九首”。 

 

許多人認為， 《古詩十九首》在中國詩歌史上是繼《詩經》、《楚辭》之後的一組最重要的作品。因為，從《古詩十九首》開始，中國的詩歌就脫離了《詩經》的四言體式，脫離了《楚辭》的騷體和楚歌體，開沿襲兩千年之久的五七言體式。

 

在中國的舊詩裏，人們寫得最多的就是五言詩和七言詩。直到今天，寫舊詩的人仍以五言和七言為主。而《古詩十九首》，就是五言古詩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它在謀篇、遣詞、表情、達意等各方麵，都對我國舊詩產生了極深遠的影響。然而奇怪的是，如此傑出、如此重要的一組詩，我們大家卻始終不知道誰是它們的作者！

 

晚唐詩人李商隱曾寫過一組非常美麗的詩——《燕台四首》。有一次，他的一個叔伯兄弟吟誦他寫的這四首詩，被一個叫作柳枝的女孩子聽到了，就十分驚奇地問：“誰人有此？誰人為是？”這兩句話裏充滿了內心受到感動之後的驚喜和愛慕，意思是什麽人的內心竟有如此幽微窈眇的感情，而且竟有這麽好的寫作才能把它們表現出來？

 

我之所以提到這個故事，是因為每當我讀古詩十九首的時候，內心之中也常常縈繞著同樣的感情和同樣的問題。這十九首詩寫得真是好，它有非常豐厚的內涵，外表卻很平淡。後來的詩人也能寫很好的詩，但總是不如十九首這樣溫厚纏綿。

 

比如盧照鄰有兩句詩說：“得成比目何辭死，願做鴛鴦不羨仙”，寫得當然也很好，可是你要知道，這兩句太逞才使氣。也就是說，他有意地要把話說得漂亮，說得有力量，結果在感情上反而太淺露了。

 

詩人寫詩講究“詩眼”，就是一首詩裏邊寫得最好的一個字。例如王安石有一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據說他在詩稿上改過好幾次，寫過“又到”、“又過”、“又滿”，最後才改成“又綠”，這個“綠”字就是詩眼。因為江南的草都綠了，其中不但包括了“到”、“過”和“滿”的意思，而且“綠”字又是那麽鮮明和充滿了生命力的顏色，改得確實是好。

 

但《古詩十九首》不屬於這一類，你不能從中挑出它的哪一句或哪一個字最好，因為作者的感情貫注在全詩之中，它整個是渾成的，全詩都好，根本就無法摘字摘句。更何況，這十九首詩互相比較，其水準也不相上下，全都是這麽好。這就更加使人想知道它們的作者：到底是什麽時代的什麽人，能夠寫出這麽奇妙的一組作品來呢？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而大家探討的結果，就有了許多不同的說法。現在，我就把其中幾種最早的、最重要的說法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首先是劉勰的《文心雕龍·明詩篇》說：“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雲周備，而詞人遺翰，莫見五言。”又說：“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

 

劉勰說，西漢成帝時曾編選了當時流傳下來的文學作品，共有三百多篇，但這些作品裏並沒有五言詩。可是他又說，現在傳下來的這一組非常好的古詩，有人說是枚叔的作品，而其中的《孤竹》那一篇，則是傅毅的作品。枚叔即枚乘，是西漢景帝時的人，傅毅是東漢明帝、章帝時的人。

 

現在我們先來討論枚乘，等一下再說傅毅。

 

大家知道，景帝的時代比成帝早得多，如果景帝時代的枚乘寫出了這麽多這麽好的五言詩，那麽成帝時代編選作品時怎麽會不選這些詩呢?這已經是一個問題。但認為這些詩裏有枚乘作品的，還有徐陵。他編的《玉台新詠》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詩，其中有八首在《古詩十九首》之內。然而，劉勰、徐陵和昭明太子蕭統都是南北朝時代的人，以《昭明文選》、《文心雕龍》和《玉台新詠》這三部書相比較，《玉台新詠》成書年代最晚。 

 

《昭明文選》選了這一組詩，標為“古詩十九首”，說明蕭統當時不知道它們的作者；《文心雕龍》說“古詩佳麗，或稱枚叔”，說明劉勰也不敢確指枚乘就是這些詩的作者；那麽徐比他們的年代稍晚，怎麽反而能夠確定枚乘是它們的作者呢?更何況，徐陵編書的態度是比較不認真的，因此他的說法並不可信。其實，比他們年代更早的，還有陸機。

 

陸機曾寫過十四首擬古詩，其中有一部分所擬的就是徐陵認為是枚乘所寫的那些作品。但陸機隻說是擬古詩，卻沒有說是擬枚乘。這也可以證明，在陸機的時代，人們也不以為這些古詩是枚乘的作品。

 

所以，鍾嶸《詩品》就又提出了另一種看法。他說：“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幹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所謂“曹王”，指的是建安時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

 

你們看，現在已經有了好幾個可能的作者了。一個是西漢景帝時的枚乘，一個是東漢明帝、章帝時代的傅毅，一個是東漢獻帝建安時代的曹王等人。劉勰說《孤竹》一篇是傅毅所作，傅毅與《漢書》的作者班固同時，但《漢書·藝文誌》裏並沒有記載他寫過五言詩之類的作品。而且傅毅與班固齊名， 《詩品·序》中曾批評班固的《詠史》“質木無文”，那麽傅毅似乎也不大可能寫出如此諧美的五言詩作品，因此傅毅之說也是不可信的。

 

既然如此，建安曹王的說法是否可信呢？我以為也不可信，因為《古詩十九首》與建安曹王作品的風格大不相同。而且曹丕在一些文章中對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詩都有所評論，卻從來沒有提到過他們之中有哪一個人寫過這麽好的十九首詩。 

 

給《昭明文選》作注解的李善說得比較謹慎。他說：“並雲古詩，蓋不知作者，或雲枚乘，疑不能明也。詩雲， ‘驅車上東門’，又雲‘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所謂“辭兼東都”是說，這十九首詩中應該兼有東漢的作品。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西漢建都長安，東漢建都洛陽，“上東門”是洛陽的城門，“宛與洛”也是指洛陽一帶地方。隻有在東漢的時代，洛陽才這樣繁華興旺。

 

李善並沒有否定詩中有西漢枚乘的作品，但又指出詩中可能兼有東漢的作品，所以說這種說法是比較謹慎的。於是後人因此又有了“詞兼兩漢”的說法，認為《古詩十九首》中既有西漢的作品，也有東漢的作品。這種說法，表麵上看起來雖然很通達，其實也不能夠成立。 

 

為什麽不能成立？因為從西漢景帝到東漢建安，前後相去有三百年之久，而這十九首詩所表現的風格，卻絕不像是相差百年以上的作品。綜觀文學演進的曆史，不同時代一定有不同的風格。唐朝一共不過二百八十多年，詩風已經有初、盛、中、晚的變化。就拿北宋詞來說，早期的晏、歐，後來的柳永、蘇軾，再後來的秦少遊、周邦彥，他們的風格是多麽不同！

 

 

可是《古詩十九首》的風格內容相當近似，如果說二三百年之間的作品都在裏邊，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個人以為，這十九首詩都是東漢時代的作品。

 

由於班固的《漢書·藝文誌》對這些詩沒有記載，所以它們應該是在班固、傅毅之後出現的，但下限則應該在建安曹王之前。因為，建安時代詩風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等到講建安詩的時候你們就會看到：由於時代的影響，三曹、王粲等人的詩已經寫得非常發揚顯露，不再有《古詩十九首》溫厚含蓄的作風了。

 

可是實際上， 《古詩十九首》全部為東漢作品的說法多年來一直不能夠成為一個定論。為什麽不能成為定論？因為大家都不敢斷定這裏邊肯定就沒有西漢之作。原因何在呢？就在於十九首中有這樣一首詩——《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 
玉衡指孟冬，眾星何曆曆。 
白露沾野草，時節忽複易。 
秋蟬嗚樹間，玄鳥逝安適。 
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 
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 
南箕北有鬥，牽牛不負軛。 
良無磐石固，虛名複何益。 

 

這首詩裏寫了“促織”，寫了“白露”，寫了“秋蟬”，完全是秋天的景物，時間應該是在初秋季節。但詩中卻說，“玉衡指孟冬”。孟冬是初冬的季節，但為什麽詩中所寫的景物卻都是初秋季節的景物呢？注解《昭明文選》的李善認為，這裏邊有一個曆法問題。

 

大家知道，漢朝自漢武帝太初元年開始使用太初曆，太初曆與我們今天使用的夏曆基本相同。但在漢武帝之前人們使用什麽曆法呢？李善說：“《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為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他認為，漢高祖劉邦打敗秦軍來到長安附近的霸上時，正好是十月，於是就把十月定為一年的開始。也就是說，當時把夏曆的十月叫作正月。如果依此推算一下，則夏曆的七月就應該叫作十月，十月當然屬於孟冬了。

 

李善認為，這首詩的作者既然把初秋的季節稱為孟冬，那麽他就一定是漢武帝太初時代之前的人，那當然就是西漢初年的作品了。 

 

但我以為李善的說法有錯誤。要想說明這個問題，涉及很多曆史文化的知識，所以我隻能作一個簡單的說明。我以為，“玉衡指孟冬”並非說此時就是孟冬季節，而是在描寫夜深之時天空的景象。古人把天空分為十二個方位，分別用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的名稱來命名，而這十二個方位，又分別代表一年四季的十二個月。舊時過年貼對聯，有一個橫聯叫作“鬥柄回寅”，意思是，北鬥七星的鬥柄現在已經轉回來指到“寅”的方位上了。

 

按夏曆來說，這個時候就是正月孟春，是一年的開始。既然鬥柄指到寅的方位時是正月孟春，那麽以此類推，當鬥柄指到卯的方位時就是二月仲春，指到辰的方位時是三月季春，指到巳的方位時是四月孟夏……不過，這隻是夏曆，而夏商周三代的曆法是不同的，夏建寅，商建醜，周建子。也就是說，商曆的正月是夏曆的十二月，周曆的正月是夏曆的十一月。

 

兩千多年來，我們所一直沿用的，乃是夏曆。 

 

然而不要忘記，地球既有自轉又有公轉，北鬥七星不但在不同季節指著不同的方位，就是在一夜之間，也同樣流轉指向不同方位。隻不過，隨著季節的不同，它指向這些方位的時間的早晚也在變化。因此，僅僅“玉衡指孟冬”並不能判斷是在什麽季節，要想判斷季節，還必須知道玉衡是在夜晚什麽時辰指向孟冬的。也就是說，這裏邊有一個觀測時間的問題。

 

 “玉衡”是什麽意思呢？它是北鬥七星中的第五顆星。“孟冬”，當然指的是天上十二方位中代表孟冬季節的那個方位——我們推算一下，應該是“亥”的方位。在北鬥七星之中，從第一個星到第四個星分別叫天樞、天璿、天璣、天權，它們合起來稱為“鬥魁”；從第五個星到第七個星分別叫玉衡、開陽、招搖，它們合起來稱為“鬥杓”。“杓”字讀作biao（平），就是鬥柄的意思。

 

《史記·天官書》說：“北鬥七星，……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所謂“建”，就是建曆的依據，就是說：如果你在黃昏的時候觀測北鬥，則以杓——即鬥柄的最後一顆星招搖——所指的方位為依據；如果你在夜半觀測，則以玉衡所指的方位為依據；如果你在淩晨觀測，則以魁——即鬥首第一顆星天樞——所指的方向為依據。

 

有了這個觀測時間的標準，我們就可以知道：在孟秋季節的黃昏時分，招搖指在孟秋的方位——我們推算一下，應該是“申”的方位。這也就是《淮南子》所說的“孟秋之月，招搖指申”。但倘若你在夜半觀測呢？那時指在申位的就不是招搖，而是玉衡了。如果你在平明觀測，則指在申位的又不是玉衡，而變成了天樞。

 

北鬥七星是在轉的，玉衡在半夜時指著申的方位，而在後半夜到黎明這一段時間，它就逐漸轉向亥的方位，也就是孟冬的方位。在這同一時間裏，天樞就逐漸轉向申的方位，即孟秋的方位。所以如果你在淩晨時觀測，就不能再以玉衡所指的方位為標準，而要以天樞所指的方位為標準了。

 

 

這件事說起來好像很複雜，其實，在秋天的夜空，這景象是曆曆可見的。 

 

既然如此， “玉衡指孟冬”的意思就顯而易見了：它指的是時間而不是季節，是在孟秋七月的夜半以後到淩晨之前這一段時間。這時候玉衡正在慢慢地離開代表孟秋的“申”的方位，慢慢地指向代表孟冬的“亥”的方位。夜深入靜，星月皎潔，再加上“促織”、“白露”、“秋蟬”等形象的描寫，就烘托出一幅寒冷、靜謐的秋夜景象來。

 

所以我以為，李善的錯誤在於他忽略了在不同的時間觀測應該以不同的星作為依據；同時又把指方位的“孟冬”解釋為真的孟冬季節，這才造成了詩中所寫景象與季節的矛盾。而為了解釋這個矛盾，他又搬來了“漢初以十月為歲首”的說法。這個說法，其實也是不能夠成立的。因為所謂“漢初以十月為歲首”隻是把十月當成一年的開始，並沒有改變季節和月份的名稱。

 

《史記》、《漢書》在太初之前的諸帝本紀中，每年都以冬十月為開始，雖然是一年的開始，但仍然稱“冬”，仍然稱“十月”。這與夏商周之間的改曆是不同的。所以王先謙的《漢書補注》在漢高祖元年敘事到“春正月”的時候，曾加以注解說：“秦二世二年，及此元年，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正月，俱謂建寅之月為正月也，秦曆以十月為歲首，漢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歲首雖異，而以建寅之月為正月則相同，太初元年正曆，但改歲首，未嚐改月號也。”這些話足以為證，因此，李善所謂“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的說法是完全不可信的。 

 

既然主張《古詩十九首》中有西漢之作的一條最有力的證據現在也被推翻，那麽就可以下一個結論了。我以為，這十九首詩無論就其風格來判斷，還是就其所用的詞語地名來判斷，都應當是東漢之作，而不可能是西漢之作。

 

更何況，這十九首詩中所表現的一部分有關及時行樂的消極頹廢之人生觀，也很像東漢的衰世之音。因此，它們很可能是班固、傅毅之後到建安曹王之前這一段時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