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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先生
在采寫《家書抵萬金——傅雷與傅聰》的過程中,我采訪了諸多傅雷親友。我繼續進行采訪,著手寫關於傅雷的報告文學。
這篇報告文學,題為《傅雷之死》,交給《人民日報》主辦的雜誌《報告文學》。
之後,我緊急通知《報告文學》編輯部,《傅雷之死》暫緩發表!
為什麽我要求暫緩發 表呢?因為我對《傅雷之死》要作重大修改。
我慶幸在《傅雷之死》發表之前,發現了我的重大差錯!
傅雷家的保姆叫周菊娣,是浙江鎮海人。從二十九歲起,周菊娣就來到傅家工作,盡管她與傅雷夫婦非親非戚,然而十一年朝夕相處,如同一家人。
我采訪了她。
她回憶說:“傅先生是好人。有幾次,我生病了,傅先生把醫藥費放在我的麵前,一定要我上醫院看病。我不去,他就發脾氣。我看病回來,他才放心了。我的女兒住在浦東。有時我去看女兒,如果晚上八點還沒回來,傅先生就坐立不安,生怕我路上出什麽事情。有幾次我把飯煮爛了,覺得真過意不去,趕緊向傅先生打招呼,他並沒有生我的氣,高高興興吃爛飯。還有一次,我失手把一盆大排骨翻在地上。我趕緊向傅先生道歉,他反而笑笑,幽默地說成了‘拖地板排骨’啦,沒有責怪我……”
她說起了傅雷的為人:“傅先生正正派派,整天埋頭於書房寫作。來了客人,占了時間,他當天晚上就多工作一會兒,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有時候,我到書房裏擦玻璃窗,他連頭也不抬,一句話也不說,隻顧自己工作。他的脾氣非常直爽,見到不對的地方,就當麵‘開銷’。他心地好。傅太太性格溫和,為人善良。我在傅家工作那麽多年,從未見過傅太太發過脾氣,她整天笑嘻嘻的……”
上海江蘇路傅雷故居
在傅雷夫婦晚年,長子傅聰在英國,次子傅敏在北京,唯一與傅雷夫婦生活在一起的是保姆周菊娣。
第一個發現傅雷夫婦自殺,是保姆周菊娣。
去派出所報案的,也是保姆周菊娣。
正因為這樣,我認為根據周菊娣的回憶寫成的傅雷夫婦之死,當然是準確的。
周菊娣告訴我,傅雷夫婦是喝敵敵畏自殺的。
傅雷的兩個兒子傅聰和傅敏也這麽告訴我。
我把傅雷夫婦喝敵敵畏自殺,寫進了報告文學《傅雷之死》……
我差一點掉進錯誤的泥潭!
幸虧在發表前,為了更加準確起見,我認為應該到公安部門核實一下傅雷的死因。
在上海公安部門的幫助下,我查閱了傅雷的死亡檔案,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實情況,更正了種種誤傳——我明白,就連傅雷之子傅聰、傅敏,就連當時唯一和傅雷夫婦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所說的情況,都與檔案不符!
驗屍報告指出,傅雷頸部有馬蹄狀索溝。報告還附有傅雷夫婦所用自縊的床單的照片,這些檔案確鑿無疑地證明傅雷夫婦是上吊自縊……
那麽重要的目擊者、當事人保姆周菊娣為什麽說傅雷夫婦是服敵敵畏自殺的呢?
我再度訪問了周菊娣,又訪問了法醫及當時處理現場的戶籍警,終於弄清真相:
那天上午八時半,周菊娣遲遲不見傅雷夫婦起床。按照傅雷家的規矩,保姆是不能隨便進入主人臥室的。隻是由於情況異常——傅雷夫婦連續被鬥四天三夜,今天這麽晚沒有起來,會不會發生意外?
一直等到九時三刻,仍不見有任何動靜。
當周菊娣走近傅雷夫婦臥室的時候,敲了敲房門,傅雷夫婦沒有回答。
周菊娣又敲了敲房門,傅雷夫婦仍然沒有回答。
周菊娣把房門敲得很響,傅雷夫婦還是沒有回答。
周菊娣感到情況不妙,她非常緊張地推門,門沒有反鎖。她見到傅雷夫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實際上,傅雷夫人當時並沒有倒在地上,是保姆神經過分緊張造成的錯覺。
周菊娣嚇壞了,不敢再看一眼,就連忙跑到派出所報案。
戶籍警左安民趕來,進入傅雷夫婦臥室,保姆一直不敢進去。
傅雷夫人朱梅馥與傅聰、傅敏(1939年)
後來,當周菊娣終於硬著頭皮進入現場時,傅雷屍體已經被左安民放在躺椅上。周菊娣見到傅雷身上紫色屍斑,誤以為服毒身亡。保姆憑自己的推測,以為傅雷夫婦是服敵敵畏自殺。
為了詳細了解傅雷之死,我在1985年7月10日找到了當年的戶籍警左安民。他是第一個進入現場的人。他的回憶,澄清了一些關於傅雷之死的誤傳。
以下是根據他的談話錄音整理出來的:
1966年9月3日上午九點多,我接到傅雷家保姆的報告,就趕去了。
當時,傅雷臥室的房門關著,但是沒有反鎖。我使勁兒一推門,看見傅雷夫婦吊死在臥室的落地鋼窗上(注:臥室外為陽台,他們住在底樓)。鋼窗關著。夫婦倆一左一右吊在鋼窗的橫檔上。傅雷先生在右邊,傅雷夫人在左邊。
我推門時勁兒太大,一股風衝進去,傅雷先生上吊的繩子就斷了。他掉了下來,正好落在旁邊的藤躺椅上。
我趕緊把門關上,打電話給長寧分局,治保科的經誌明等來了,我們一起進入現場。我走上前,把傅雷先生扶正,躺在藤椅上。所以,後來進入現場的人,都說傅雷先生是躺在藤椅上死去的。其實不是那樣,是我把他在藤椅上放好的。
他們上吊用的繩子,是浦東的土布。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單,撕成長條,打個結。你看,死亡檔案上有當時拍的照片。這土布上有藍色方格。照片上右麵那個斷了的布條,就是傅雷先生的。
當時,地上鋪著被子。被子上是兩張倒了的方凳。我把傅雷夫人放下來,放在棉被上(注:這點與保姆周阿姨的口述不一致。據左安民說,保姆當時神情非常緊張,不敢正眼看,可能記錯)。
長寧分局治保科經誌明和長寧區法院有關人員,一致認為傅雷夫婦是自殺。當時,除了把上吊的布條拿回去拍了照之外,現場沒有拍照。
傅雷先生死去的時候,穿的是汗衫、短褲,夫人穿的也是睡衣。屍體曾用車送到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法醫檢驗所檢驗,法醫是蔣培祖。他們根據頸部有馬蹄狀索溝,斷定為自縊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屍斑,說明死亡已有好幾個小時。
區法院來了十多個人。我當時跟他們一起在傅雷家清點財產。我記得,花了兩天兩夜。
當時曾發電報給傅雷在北京的一個兒子(即傅敏)。他回電說,後事托他舅舅(即朱人秀)處理。
傅雷死的時候,留下遺書和好幾個信封。信封裏裝著東西,上麵寫著給誰。我沒有動過。後來,舅舅來了,他跟法院一起處理的。舅舅是老幹部,那時候靠邊了。
我聽保姆說,她在那天早上,很久沒見傅雷夫婦起床,就在門外邊喊傅先生。裏麵沒有答應。她這才推門,一看,嚇壞了,趕緊把門關上。她當時沒有走進去看。一方麵她有點害怕;另一方麵傅雷有規矩的,未得同意,保姆不能隨便進他的臥室的。
我進去的時候,記得有一盞很暗的燈還點在那裏。那時候,傅雷夫人掛在那裏,這是很清楚的。是我親手把她放下來的。
傅雷臥室的門,如果開了一點點,隻能看到傅雷夫人——窗的左邊。窗的右麵是看不到的。
1955年傅雷夫婦陪同來訪的波蘭文化代表團官員埃娃夫
當時,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五百多戶中有二百多戶被抄家。
一開始,遇上抄家,我就趕去查看有沒有抄家證明。著名影星祝希娟(電影《紅色娘子軍》女主角)也住在那地段。當一些中學的紅衛兵抄她家的時候,我趕去了。一問,他們沒有證明,我就不許他們抄。他們罵我是“老保”。我說,要執行《十六條》。他們說,《十六條》之外,還有第十七條哩,跟我吵。盡管當時我對運動也認識不清,但是,我們做公安工作的,總還是按照製度辦事。沒有抄家證明的,就是不給抄。
後來,抄家的越來越多,根本不跟派出所打招呼,社會上越來越亂,我也顧不上。
傅雷家,本來我以為不會有什麽單位來抄家的,因為他不屬於什麽單位。上海音樂學院跟他們家沒什麽關係。他們的紅衛兵來抄家,沒跟我打招呼。所以一直到傅雷夫婦死了,我才知道。
那時候,自殺的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死。當時,考慮到傅雷是社會上很有影響的作家,所以特地請市檢察院的法醫來驗屍。不是重要的案件,市裏的法醫是不來的。
傅雷與夫人朱梅馨、兒子傅聰在書房(傅聰從波蘭回國時留影)
我是在1958年開始當這一地段的戶籍警,1968年7月21日離開。那時候公檢法搞“清隊”,我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我有一個本子,曾把我管的地段哪一家什麽時候被抄家,什麽單位來抄的,負責人是誰,都記下來。還有各單位來抄家時交給我的證明、抄家物資的收條,我都收集起來,有一大堆。很可惜,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之後,這些東西都丟了。
我管那個地段十年,傅雷家我常去的。傅雷待人很客氣的。他是高級知識分子,並沒有看不起我這個民警。一開始,我管那個地段,他成了右派。我總喊他“傅先生”。第一次去,問了他家幾口人之類的。慢慢的,我們熟悉了,正好遇上傅聰出走。我常常上他家,他們都很和氣,和我聊天,有什麽說什麽。他那樣悲慘地死去,很可惜的。
應當說,左安民的這些回憶,是極為珍貴的曆史資料。他的回憶,糾正了保姆當時在神經過分緊張情況下所造成的錯覺。
又據保姆回憶,1966年9月3日下午四點多,一輛收屍車駛入上海江蘇路,停在一幢貼滿大字報的花園洋房——傅雷家前。在公安人員的監視下,傅雷夫婦穿著睡衣、光著腳,被抬上了車,說是送往萬國殯儀館。
保姆把傅雷夫婦前幾天穿的外衣熨平,自己花錢買了兩雙黑色的軟底鞋,於翌日趕往殯儀館,給傅雷夫婦穿上……
傅雷遺書複印件
其實,傅雷夫婦的遺體並沒有直接送往萬國殯儀館,而是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法醫處。
據上海公安部門告訴我,傅雷因屬著名人物,所以在他自殺身亡後,曾送上海市公安局屍檢——這事,當時連他的保姆都不知道,隻說屍體送火葬場,而實際上是送往公安局法醫處……
查閱檔案,使我的作品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誤。
起初,傅雷的親屬不相信傅雷自縊——因為他們一直是聽保姆說是服毒而死。經我說明了檔案所載的事實,出示死亡檔案複印件,他們信服了。
根據檔案以及戶籍警的回憶,我在報告文學《傅雷之死》中第一次披露了傅雷自殺的真實情況:
經過多方查詢,1985年7月,我終於在上海公安部門的幫助下,找到了這份案卷。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法醫檢驗所有關傅雷的屍體檢驗證明書複印件
案別:上吊自殺
姓名:傅雷 朱梅馥
受理日期:1966年9月3日。
結案日期:1966年9月12日。
承辦單位:××分局××科。
這是一份觸目驚心的死亡檔案。其中有案情報告、驗屍報告、《周菊娣陳述筆錄》、傅雷和朱梅馥遺書、上吊繩索照片以及查封物品清單等等。
案情報告一開頭,就非常清楚地寫明了死者的身份:
傅雷男五十八歲,上海南匯人,作家。
朱梅馥(傅雷之妻)女五十三歲,上海南匯人,家務。
發現(非病死亡)1966年9月3日。
報告1966年9月3日。
驗屍1966年9月3日。
傅雷在江蘇路宅邸臥房前的陽台上(1964年)
傅雷夫婦有兩個兒子。當時,長子傅聰客居英國倫敦,次子傅敏在北京工作。在傅雷夫婦身邊,唯有保姆周菊娣。周阿姨是第一個發現傅雷夫婦憤然棄世的人。案卷中的《周菊娣陳述筆錄》,是一份十分珍貴的曆史文件。現全文抄錄於下:
傅雷夫婦
依靠檔案查清傅雷夫婦之死這件事,給了我深刻的教訓,從此我更注意依靠檔案,發揮檔案的作用。
我在1986年第二期《報告文學》雜誌發表的《傅雷之死》,被許多報刊所轉載,並選入《曆史在這裏沉思》等書。就連遠在紐約的我的表妹,也見到當地華文報紙連載,隻是改了標題——《傅聰之父傅雷之死》,因為在海外傅聰的知名度超過了他的父親傅雷。日本譯成日文發表。
(本文摘自葉永烈著《出沒風波裏》)
傅雷博學,這些應該考慮到。
我見到文革投河自殺的老院長,袖口領口和褲腳都自己認真捆綁好。在顏麵掃地的年代,為自己保留一絲尊嚴。
寫鄭州720水災,隧道死亡人數必定是6人一個不多一個不少。
記住:和政府保持一致是寫紀實文學的唯一準則。
傅雷用自己的勞動致富,著作等身,你懶蟲想不勞而獲?還要害人性命?
想不到如今還有這麽惡毒的人,居然為害死傅雷夫婦的人找理由?
runrunrun777 發表評論於 2021-09-02 02:22:02
有什麽了不起,住那麽大的房子,難道不應該均貧富
有什麽了不起,住那麽大的房子,難道不應該均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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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住的是一層,並不是一幢房子。住大房子的,一直在中南海裏,去那裏均貧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