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子阿姨

鳳子阿姨

辛夷楣

 

1955年,我家搬進史家胡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大院後,我每天都可以見到美麗的女演員們穿梭來去。但是,當媽媽把鳳子阿姨介紹給我的時候,我立時被她的優雅風度吸引。她五官秀美,普通話帶著柔和的南方口音,微笑的時候嘴唇的線條特別好看。

我那時快十歲了,正是十分好奇的年紀,忍不住問:“媽呀,鳳子阿姨風度怎麽這麽好呀?”

爸爸媽媽都笑起來。爸爸說:“你沒見過鳳子阿姨年輕的時候呢!抗日戰爭時期在昆明,鳳子真是漂亮得驚人呐!”

媽媽提起:“那時,鳳子在曹禺的《原野》裏演金子。聯大的同學們說,這下才明白了什麽叫

 ‘驚為天人’啊!”

 

相識於舞台

 

原來,媽媽與鳳子阿姨早已認識多年了。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華北的大片土地很快被日本人占領。共產黨領導的“民先”(即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通知媽媽想辦法轉移到大後方的昆明去讀大學。那時,北大、清華和南開正準備南遷,成立西南聯大。1938年9月,媽媽從天津輾轉千裏,到達昆明,投考西南聯大。

   在等待發榜期間,“民先”領導指示她參加“抗先”領導的金馬劇團,搞抗日救亡宣傳活動。金馬劇團正在排演石淩鶴寫的反映抗日的話劇《黑地獄》。媽媽就介紹她的堂姐去演女主角。沒想到,堂姐看了劇本,卻死活不肯演了。

她說:“定華,你知道嗎?女主角金姑娘是個暗娼。我要是演了這個,家裏人知道了可不得了!”媽媽左勸右勸,說張家人大多遠在南京和四川,未必會知道,還是宣傳抗日要緊,堂姐卻執意不肯。

媽媽覺得很對不起組織。民先的董葆先就拿話激她:“張定華,咱們劇團演不了戲,影響可就太大了!”

媽媽隻得說:“我也沒有辦法。我要會演我就演了。”

董葆先馬上接茬:“我就等你這句話!你為什麽不可以演?”18歲的媽媽鼓足勇氣,答應試一試。

首演那天,觀眾踴躍。一位聯大同學到後台來告訴媽媽:“聯大的好幾位名教授都在下麵看戲呐!你看,那個有胡子的是聞一多;那個穿西裝的是孫毓棠;他旁邊是他的夫人著名演員鳳子……”

那是媽媽第一次看見鳳子。她那天穿著旗袍,非常漂亮。因為她姓封,聯大學生都叫她封先生。

演出結束了,觀眾熱烈鼓掌。教授們好奇地問:“你們從哪兒找來個說著標準普通話的年輕姑娘?”

金馬劇團裏的大多數演員是雲南當地人,能講標準普通話的人很少。媽媽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顯得很突出。

此後不久,聯大已經開學,兩位男同學來找媽媽說:“一些聯大師生準備排演一出抗日話劇《祖國》,是陳銓教授根據外國劇本改編的。女主角教授夫人由封先生扮演。幾個女同學去試演教授夫人的年輕女仆,結果都不合適。老師們和封先生看過你的戲,希望你去試試,你總不能不去吧?”

媽媽怕影響功課,可又推卻不過,隻得跟他們走。到了排演場,聞一多、孫毓棠、陳銓幾位教授和鳳子都在那裏。

孫毓棠先生是導演。他給媽媽講解了劇情,讓她做一個小品。女仆在打掃房間,電話鈴響了,是夫人的年輕情人劉先生打來的。

媽媽回憶說:“那天,我也不知怎麽福至心靈。我先是懶懶散散地打掃屋子。鈴響了,我慢慢滔滔地拿起電話,一聽是劉先生,就騰地站起來,高興地說:‘我上樓去叫夫人!’結果,老師們都很高興,說我演得好,演出了小女仆自以為是教授夫人心腹的心態。鳳子高興地拉著我說:‘我就知道你能演!’”

鳳子阿姨1912年生於廣西,在漢口二女中時就參加了戲劇活動。30年代,她在複旦大學念書時,參加複旦劇社,先後在名導演應雲衛、歐陽予倩指導下,在曹禺的《雷雨》、《日出》裏擔任主角,在上海引起極大轟動,後來,還到日本演出過《日出》。

但是,媽媽發現,鳳子阿姨沒有一點大演員架子。她排戲十分認真,而且總是耐心地幫助點撥聯大這幫初出茅廬的新手。有一天,鳳子阿姨發高燒打擺子,在後台披著大衣還冷得發抖,上台去卻照樣精神抖擻,演戲一絲不苟。

《祖國》的演出獲得巨大成功,不但場場滿座,每次劇終,台下觀眾自動全體起立,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抗戰必勝!保衛祖國!”

《祖國》演出結束,臨近1939年春節,劇組老師同學一起聚餐。擔任舞美設計的聞一多先生舉杯邀請大家共祝抗戰早日勝利;並說抗戰勝利的那天他要剃去自己的飄然長須。

鳳子阿姨不善飲酒,又難卻同學們的盛情,喝了一點兒,已滿麵通紅。有位同學請她在紀念冊上題字留念。她寫了一句:“眾人皆醉我獨醒”,引來哄堂大笑。

在《祖國》排演之中,地下黨領導同學們成立了聯大劇團。《祖國》演出之後,聯大劇團陸續排演了一係列宣傳抗日的大戲小戲,這使媽媽與鳳子阿姨的接觸不斷增多。

1939年暑假,熱心戲劇的聯大老師和同學邀請曹禺來昆明排戲演出。那時,曹禺在重慶附近的國立劇專教書。

地下黨領導決定由聯大劇團發起,組織國防劇社、金馬劇團、藝專、雲南省劇教隊等單位舉行聯合公演。上演的劇目有曹禺的《原野》和曹禺、宋之的聯合編寫的《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總動員》)。鳳子在兩個戲裏都演主角,在《原野》裏演金子,在《黑字二十八》裏演富商的女兒瑪麗。曹禺親自執導《原野》,又在《黑字二十八》裏演小漢奸楊興福。

   兩出戲的演出獲得極大成功。《原野》更是轟動了山城。鳳子的大幅劇照掛在昆明馬市口的照相館櫥窗裏,常常引來人們圍觀。鳳子走在街上,常有人驚呼:“金子——鳳子!”多年以後,曹禺曾說:“鳳子是所有演過金子的人中,最好的一個!”

此後不久,鳳子決定去重慶演戲。那時,重慶聚集了大批影劇界人士。她參加了中國電影製片廠、中國萬歲劇團,成為一名職業演員,演了一些舞台劇,還拍了夏衍編寫的電影《白雲故鄉》。

 

香港又重逢

 

1941年1月,國民黨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此前,媽媽已在1939年3月加入了共產黨。這時,地下黨領導通知她迅速離開昆明,轉移去香港。到達香港後,媽媽在地下黨辦的《女光》雜誌工作。不久,她聽熟人說,鳳子也到了香港,住在太子道,就跑去看她。

原來,皖南事變發生後,中共南方局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有計劃地撤退進步文化人士。一天傍晚,鳳子被通知到重慶《新華日報》社附近的一家小飯館等一位同誌。她做夢也想不到,來和她見麵的竟是周恩來副主席。周副主席詳細詢問了她的撤退路線,還給了她300美元,以備不時之需。

鳳子阿姨與媽媽在香港相逢,真是他鄉遇故知了。兩人促膝談心,從國事到家事,從熟人到自己。媽媽對鳳子阿姨與孫毓棠教授分手感到惋惜,但是也意識到,他們的想法確有很多不同。

那時,在廖承誌、夏衍等領導下,撤退到香港的大批文化人成立了“旅港劇人協會”,鳳子是台柱子之一。他們一連演出了《霧重慶》、《北京人》和《馬門教授》三台大戲,一時間,轟動了港島。鳳子阿姨曾來找媽媽,說演員不夠,要她去參加演出。但媽媽那時的工作任務是隱蔽的,怎能在舞台上拋頭露麵呢?所以,她隻好婉言拒絕。

當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後,日本人大舉進攻香港,鳳子與王蘋等很多人從九龍逃到媽媽的上級——曹亮夫婦家裏來躲避,她們又有機會在一起。後來,廖承誌安排一些文化人從廣東東江遊擊區去桂林,鳳子阿姨曆盡周折回到重慶。在那裏,她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中國藝術劇社”,繼續演戲。1943年,媽媽到重慶生我姐姐,她們劫後餘生,又再次重聚。

   抗戰勝利之後,鳳子阿姨到上海,先做報紙,後又編輯《人世間》雜誌。有一天,媽媽在報上看到鳳子阿姨結婚的消息:“美人已屬沙博理。”盡管當時有許多議論,但媽媽相信鳳子阿姨的選擇一定是對的。她們兩人的再次見麵則是在全國解放之後的北京了。

 

患難見真情

 

1952年,媽媽就職的《大公報》社遷京,她一人先來,爸爸和我們還在上海。她去看望北京市文藝處的負責人王鬆聲。1942年初,媽媽自香港回到昆明繼續在聯大讀書後,一直與王鬆聲一起從事進步戲劇活動,排演了《霧重慶》等一係列抗日劇目,所以他們十分熟悉。

王鬆聲得知我母親當時在報社工作,就說:“定華,你怎麽跑去搞報紙了,而且搞私營工商業?你應該去搞戲。鳳子在人藝,你也去人藝吧!”雖然媽媽當時未置可否,但知道了鳳子阿姨的下落,她十分高興,馬上就去看望鳳子阿姨,她們已經有五、六年未見麵了。

後來,王鬆聲跟北京人藝的書記趙起揚一說,調令就下來了,《大公報》卻不放媽媽走,拖了一年多,1954年上半年,媽媽終於進了人藝。

鳳子阿姨當時在人藝擔任藝術處處長。那時,人藝筆杆子少,許多文字工作都堆到她身上。她一心一意撲在工作上,不知休息。有一天,她竟暈倒在辦公室,說是腦血管痙攣症引起的。

   人藝領導安排媽媽到藝術處搞文字工作。鳳子阿姨高興地說:“定華,這下好了,文字工作有人與我分擔了。”本來,藝委會開會,都是鳳子阿姨召集組織,媽媽去了以後,就由媽媽擔任記錄、整理,分擔了鳳子阿姨的一部分工作。

媽媽的辦公室在史家胡同人藝大院海棠院正房西屋,鳳子阿姨的辦公室和她的緊挨著,在西屋後的小套間。

1955年,人藝成立了總導演辦公室,媽媽擔任秘書。人藝的總導演是大名鼎鼎的焦菊隱。焦先生才大脾氣也大。媽媽新來乍到,處處生疏。但有鳳子阿姨這位認識多年的老師幫助提攜,工作很快就上手了。

鳳子阿姨主要負責找劇本,聯係作者,向人藝的藝委會推薦劇本。後來,她調到中國劇協去擔任《劇本》月刊副主編。他們的編輯部就在距首都劇場數步之遙的文聯大樓裏。她不僅常常到人藝來看戲,也常常把劇本方麵的信息通知人藝。

媽媽與鳳子阿姨雖然不在一個單位了,她們的友誼卻日益加深。記得有一次,媽媽帶我去看鳳子阿姨。他們當時住在東四附近。鳳子阿姨的女兒沙亞美比我小幾歲,我們很玩得來。鳳子阿姨和媽媽在客廳裏說話。亞美把我帶到她屋裏。我倆把她的玩具攤了一地。等到媽媽說,我們該走了,我倆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了,爸爸被打成右派,送去勞動改造,爸媽兩人的工資一下子減少了一半。奶奶(我們管外婆叫奶奶)和我們4個孩子都要依靠媽媽一人的工資養活。家中還有一位保姆是我們從上海帶來的,關係親如家人。在她沒找到工作之前,媽媽自然要繼續付她工資。撇開政治壓力不說,單是經濟壓力就把媽媽壓得透不過氣來。

有一天,焦菊隱拿了一個點心匣子到媽媽的辦公室,對媽媽說:“定華同誌,這是給你的!”媽媽打開一看,裏麵是一滿盒雞蛋,雞蛋上麵放著一個存折,裏麵有200元存款。

媽媽馬上說:“焦先生,太謝謝您了!雞蛋我收下了,但是,存折我不能要!”焦先生沒說什麽,隻好把存折收回去了。

事後,媽媽把此事告訴了鳳子阿姨。鳳子阿姨說:“定華,你不收焦先生的存折是對的。我和沙博理的工資都比較高,我以後每月補貼你20元,你得收下!”媽媽當然不肯要,但鳳子阿姨一再堅持,媽媽就同意了。從那以後,大概有兩、三年之久,鳳子阿姨每月都給媽媽20元補貼家用。

爸爸遭受打擊時,我雖然小學還沒畢業,但是對於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已經很敏感了。鳳子阿姨對我們家的幫助,我深深記在心裏。多少年後的2006年,焦先生與鳳子阿姨都已經作古。一次,媽媽爸爸提起這些往事,仍是無限感慨。爸爸說:“那時,人們對我們這樣的人避之惟恐不及,像焦先生和鳳子這樣主動幫助我們,實在是太難得了!”

後來,鳳子阿姨的一位領導對她說:“你這樣做是幫助了張定華,但是政治影響不好。”鳳子阿姨隻得改變做法。那時,《劇本》月刊總是收到大量各地寄來的劇本投稿,編輯們看不過來,她就讓媽媽幫助審閱劇本,寫出評語意見,並給作者回信。然後,根據媽媽的工作給一些報酬,大約也是每月20元。

 

溫馨的家庭

 

我上初中時的一個暑假,媽媽對我說:“鳳子阿姨想請你這個暑假去幫亞美補習數學。放假了,亞美一個人在家寂寞,也想你去陪陪她。”

那時,鳳子阿姨家已搬到後海前街;我家也從史家胡同的人藝大院搬到演樂胡同,與焦先生為鄰。我去鳳子阿姨家,隻要從燈市東口坐上十一路無軌電車,就到了後海,很方便。能夠幫人補習功課,我覺得很高興,特別是能幫鳳子阿姨的女兒做一點事,我頓生欣慰之感。

我第一次去的那天,鳳子阿姨特地晚去上班,在家等我。一見我,她就說:“我怕她一人在家不專心做作業,就說暑假期間找個姐姐教她、陪她。我提出好幾個人讓她選,結果,她就選了你!我給你買張月票,以後,你每天上午都來。你們先做作業,然後再一起玩兒。”

那時,亞美在上小學三、四年級,一雙眼睛又大又亮,眼睫毛特別長。她性格安靜,為人善良,我們十分合得來。每天,我總是先督促她做作業,然後再和她聊閑天,玩遊戲,她告訴了我學校裏的許多趣事。

在家裏,鳳子阿姨對亞美說話總是很親切而且帶著鼓勵的語氣,沙博理伯伯則喜歡開玩笑。有時,他給我講亞美小時候的笑話、趣事,講完了還要問:“亞美,是不是啊?”亞美就不好意思地笑了。

   有一天上午,鳳子阿姨在家裏做事。她對我說:“今天下午,我要去單位開會。一會兒,你在這兒吃飯,吃完飯,咱倆一起走。”

鳳子阿姨特別平易近人。她和我什麽都談,亞美的學校啦,她自己的愛好啦,人藝最近演出的戲啦……

吃完飯,我們倆走出來,上了無軌電車。一上車,鳳子阿姨就說:“咱們往前走,前麵有風,視野開闊。我一上車,就總是往前麵走。”那天,她穿著短袖襯衫和薄薄的黑褲子,頭發挽在腦後,風度優雅,一看就是一位文化素養很高的女士。清風吹拂著她的頭發,窗外掠過故宮筒子河的美景。我不禁想,鳳子阿姨一生成就了很多事情,她大概就是這樣永遠往前走,一路向前闖的吧。

那個暑假,使我對他們一家比較了解了。沙博理伯伯總是梳著整齊的背頭,戴著眼鏡,文縐縐的,身材卻像運動員般健美。他和藹可親,普通話講的比較慢,仍帶著外國味兒,但十分清楚。沙博理是他的中文名,他是美國人。

二次大戰前,沙博理從法學院畢業,曾在律師事務所工作。戰爭中,他被應征入伍,服役期間被調去學中文。戰後,他想到中國繼續學中文。1947年,他一到上海,就帶著鳳子阿姨朋友的介紹信,來找她。鳳子阿姨當時正在編輯《人世間》雜誌。

   因為認識了鳳子,沙博理也就認識了許多文藝界的進步人士。1948年的一天,上海《文匯報》突然登出一條小消息:鳳子將定於某月和美國律師沙博理結婚。原來,這是鳳子阿姨的老朋友馮亦代開的一個玩笑。他倆原打算簡簡單單旅行結婚,這樣一來,朋友們都知道了,每天電話不斷,而且禮物也源源不斷地送來,他們不得不舉行了一個比較正式的婚禮。

解放後,沙博理在外文局工作,先後翻譯了《李有才板話》、《家》、《保衛延安》等大量中國文學作品。在家裏,他們都說中文。我注意到,沙伯伯的生活習慣幾乎中國化了,他穿中式布鞋,吃中餐,喝綠茶。他隻是不喜歡吃米飯,每頓飯總是讓阿姨給他烤一點饅頭片。

一次,鳳子阿姨笑著告訴我:“我們認識之初,我教他中文,他教我英文。結果,他的中文越來越好,現在還成了外文局的專職翻譯,能翻譯中國文學名著,我的英文卻一直沒有學好。”

他們家的房子並不大。坐北朝南,陽光充沛的那間是客廳兼書房;中間一間是臥室兼餐廳,在大床之前擺了一架屏風,屏風外麵擺了一個小餐桌。鳳子阿姨對我解釋說:“他們外國人不習慣在臥室吃飯。所以,我們用屏風隔開,把床擋在裏麵,外麵就算做是餐廳了。”再往後走,有個小房間是亞美的,還有一間衛生間。後院是廚房和阿姨住的房間。鳳子阿姨喜歡種花,他們的小院裏種了不少花,不同的季節總有不同品種的花在開放。

大約是1963年吧,沙博理伯伯參加了電影《停戰以後》的拍攝。這部描述抗戰勝利後北平軍調處的電影在當時可謂紅極一時。印象中,中共和談代表是張平扮演;國民黨的代表是項堃演的;美方首席代表由擔任過宋慶齡秘書的美國人譚寧邦扮演。他們三人和趙子嶽扮演的國民黨縣長都演得活靈活現,相比之下,沙伯伯演的美國教授就顯得比較呆板。鳳子阿姨笑話他是“活道具”,他卻一點也不生氣,開玩笑說:“鳳子嫉妒我,她解放後一直都沒有再演戲!”

沙伯伯上下班,都是騎自行車。他的自行車前有一個小筐,裏麵放著書什麽的,如果買了東西,也放在裏麵。有一年春節,他們家的阿姨回家過年,沙伯伯負責燒取暖的鍋爐,鳳子阿姨和亞美做飯。媽媽帶我去拜年時,沙伯伯十分詳細地給我們介紹他怎麽燒鍋爐,充滿了對生活的樂趣。

 

劫後重聚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切都亂了套。媽媽怕影響連累別人,幾乎和所有的親戚朋友都斷絕了來往。有好多年,我們沒有見到鳳子阿姨一家。媽媽聽說,鳳子阿姨被整得很厲害,關在文聯大樓不許回家,因為她和田漢、夏衍、陽翰笙等“四條漢子”很熟。後來,她又被送到“五七”幹校。到了70年代中期,幹校的人幾乎都走光了,鳳子阿姨還在那裏養雞種菜,幾年不許回家,還聽說……

“四人幫”終於被粉碎了,中國近代史上最荒謬的噩夢結束了。“文革”中,媽媽的老同學、老朋友、老同事幾乎都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黑幫份子”、“聯合國特務”等嚇人的大帽子,一個個被整得人仰馬翻,幾乎無一幸免,有的甚至家破人亡。到“文革”結束,他(她)們才陸續恢複自由,開始走動,為了落實政策奔走相告。“文革”前,我和他(她)們就很熟悉;“文革”後,我覺得他(她)們更可愛了。這群老知識分子年輕時經曆抗戰,他們當中有許多是老黨員,在敵後、在戰場出生入死,而中年時卻經曆了一係列政治運動,更增添了幾分坎坷,但花甲之年他們仍然是朝氣蓬勃。每當他們聚在一起時,那童心未泯的心態,真讓人感歎他們可真堅強啊!

我急於想看到鳳子阿姨,想知道她身體精神可好?1977年春節,媽媽帶我去給鳳子阿姨一家拜年。那天,鳳子阿姨穿了一件藏青色對襟棉襖罩衣,臉色又紅又白,梳著發髻,風度仍然是那麽好。當時,她已有60多歲了,又受了多年折磨,當然顯老了。但是,她精神、鮮活、愉快,沒有一點消沉的痕跡,對受過的折磨,鳳子阿姨對我們沒有絲毫的訴苦或者抱怨。

    我們不知說起什麽,她仰頭大笑。沙伯伯趕緊說:“鳳子,小心一點,你的頭差點碰到後麵的窗框!”隔了一會兒,鳳子阿姨又仰頭大笑,沙伯伯又提醒她。聽到鳳子阿姨爽朗的笑聲,看到他們倆惺惺相惜的情景,我心中升起陣陣暖意。

十年不見,沙伯伯竟一點不顯老,仍然腰板挺直,身手矯健。亞美仍是那麽文靜善良,她先在工廠當了幾年工人,後來進入醫學院學醫,現在已經在醫院工作了。

那天,從鳳子阿姨家出來,媽媽帶我去建國門的社科院宿舍看望她的聯大老同學。我們正走著,迎麵走來一位清瘦的老人,旁邊一位女士扶著他。媽媽立即高興地迎上去:“孫先生,您好,孫師母,您好,給您拜年!”她又趕忙對我說:“快叫孫爺爺、孫奶奶,這是我的老師孫毓棠先生。”媽媽和他們談了好一會兒,才告別了。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孫毓棠先生。等他們走遠了,我不禁笑著說:“孫先生可真老呀,顯得比鳳子阿姨老多了!鳳子阿姨還是嫁給沙伯伯好!”

媽媽也笑了:“你哪裏知道,當初在昆明,孫先生可帥了,現在幾十年過去了,又經過文化大革命,他能不顯老嗎?”世界上真是有那麽巧的事,分別十年之後我們在見到鳳子阿姨的同一天,竟然會遇到了久聞大名的孫先生。

從那以後,媽媽每年都帶我去鳳子阿姨家拜年。鳳子阿姨總是很樂觀。有一次,不知我談起什麽事,鳳子阿姨指著我對媽媽說:“我喜歡她,她性格明快。”

亞美結婚了,和她的大學同學。他們一直住在家裏,陪伴著爸爸媽媽。鳳子阿姨很欣慰地說:“他們擠在後院原來阿姨住的那間小屋裏,一點都不嫌棄。他們如果搬出去,我們可太寂寞了。”後來,他們生了女兒,三個人仍然擠在那間小屋裏。我們每次去,都看見沙伯伯在和小孫女玩。

沙伯伯翻譯的《水滸》接近完成了。他很高興。我從心眼裏佩服他,能把這麽難的古典名著翻成英文,太不容易了。當然,其中少不了鳳子阿姨持續不斷的幫助。

鳳子阿姨談起他們去美國探親的事。那時,出國留學風已經掀起,許多年輕人都走了。我問:“沙伯伯,你會不會回美國長住啊?”

他連連搖頭:“我已經不習慣美國的生活了。我覺得這裏好。我想鳳子也喜歡在中國生活。”說完,他看著鳳子阿姨微笑。

沙伯伯還談起,他正在做調查,準備翻譯一本關於猶太人在中國的書。他說,一千多年前,猶太人沿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他們中的一些人在開封等城市定居下來。當地人管戴白帽的回民叫白帽;管戴藍帽的猶太人叫藍帽,他們已經慢慢地與當地人融合了,這在猶太人的曆史中是一個十分特殊的例子。他匯集了中國學者的12篇文章編輯翻譯成《中國學者論述中國古代猶太人》。

 

他鄉遇故知

 

1987年初,我赴澳洲留學。下半年,媽媽寫信告訴我,鳳子阿姨夫婦要來澳洲訪問。沙伯伯關於猶太人在中國的書在美國出版後,引起了世界各地猶太人廣泛的興趣。澳洲的猶太人社團邀請他們來訪問。媽媽把他們在墨爾本下榻的旅館的地址、電話都告訴了我。

對於在異鄉艱難拚搏的我,能見到從小就認識喜歡的人,我真是欣喜若狂。我按約定時間趕到他們住的旅館。鳳子阿姨親切地對我說:“你的情況媽媽都告訴我們了,留學生活都是很辛苦的,以後語言進步了就好了。”

她告訴我:“今天晚上,沙伯伯要去一個地方講演和回答問題,他正在加緊準備呢!你如果願意,可以跟我們一塊去。待會兒,有車來接我們;演講完了,我們找人送你回家。”我當然很想去了。

鳳子阿姨又很關心地說:“這會兒,你最好吃點東西。你想吃什麽就要,旅館的服務員會送來。我們倆中午吃多了,現在不想吃了。”

鳳子阿姨談到,接待單位很周到,因為她是搞戲劇的,就請他們去看話劇。但是,演員的英語講得很快,她聽不懂。沙伯伯馬上從桌邊回過頭來說:“你別喪氣,連我都聽不懂!”

演講是在一個猶太教堂裏,聽眾踴躍,把教堂擠得滿滿的。沙伯伯先講,然後回答問題。很有趣的是,聽眾問得最多的是,沙伯伯如何遇到鳳子阿姨,兩人的關係如何發展,他們在中國的的家庭生活是什麽樣子?有一些女聽眾還點名要鳳子阿姨回答。

會場氣氛熱烈親切,觀眾時時爆發出笑聲。散場時,已經很晚了。沙伯伯找了一對猶太年輕人開車送我回家。我們在車上愉快地交談了一路。我沒接觸過(除沙伯伯之外)猶太人,對他們的宗教、文化、習俗很感興趣。他倆也對我,對中國人很感興趣。

我抵澳八年之後,1994年底才有機會回京探親。由於時間緊,我沒有來及去探望鳳子阿姨夫婦。媽媽告訴我,鳳子阿姨曾想讓媽媽為她寫傳記,但媽媽早幾年仍未退休;這幾年媽媽退休了有時間了,但鳳子阿姨的身體已經越來越虛弱了。

 

最後的歡聚

 

媽媽最後一次與鳳子阿姨歡聚是在1995年下半年。那次,鳳子阿姨的老朋友,也在北京人藝當過演員的淩琯如從上海來了,她約了人藝的演員呂恩一起去看望鳳子阿姨。鳳子阿姨就邀媽媽和原《劇本》月刊主編張穎一起到家裏聚聚。媽媽特意買了一盒西點帶去。

    那天,這些老朋友見麵特別開心。沙伯伯笑著說:“鳳子見了你們這麽高興,她和我在一起就沒有這麽高興。”媽媽就說:“您也來和我們一起聊嘛!”沙伯伯幽默地說:“你們今天是婦女會,我不便打擾!”大家又請他來吃點心,吃了點心,沙伯伯又回到書桌前去做事了。

那次見麵後不久,鳳子阿姨住院了。媽媽趕到協和醫院去探望,沙伯伯坐在病床邊。後來,醫生說,鳳子阿姨需要靜養,就不讓朋友們去探望了。

1996年1月21日,鳳子阿姨去世了。媽媽去參加了追悼會,又給《北京日報》寫了一篇文章寄托哀思。

文章見報那天,媽媽打電話到鳳子阿姨家。亞美接的電話,她一聽出媽媽的聲音就說:“張阿姨,爸爸和我們都好。今天報上還有一篇紀念媽媽的文章呢!”媽媽說:“那是我寫的,我就是打電話來告訴你這件事的。知道你們和爸爸都好,我就放心了!”

如果說,人的外貌主要來自父母的基因遺傳;那麽,人的風度與氣質則得益於後天的環境與個人的修養。鳳子阿姨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二十多年了,我卻常常想起北京後海前街那個花木扶疏的小院,想起風度優雅的鳳子阿姨。

 

選自《記憶深處的老人藝》一書

 

照片說明,1,1939年,在昆明,鳳子(左)在《原野》中扮演金子,孫毓棠扮演常五爺

          2,1948年,鳳子(左)與沙博理結婚照

          3,鳳子夫婦在北京

          4,1989年春節,母親與鳳子阿姨(右)攝於鳳子阿姨家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請您先登陸,再發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