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有個情節，為了賄賂文化水平比較高的高育良，趙公子讓漁家女高小鳳熟讀“萬曆十五年”，老道的高書記襠不過有文化的小姐姐，從此上了貪官的賊船。這個情節漏洞很大，但讓我記住了“萬曆十五年”這部書名。
最近剛死了一個曆史學家餘英時，和《萬曆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一樣，也是著名的海外華人史學泰鬥。中國史學方麵，大陸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一般被認為是穢史，充滿了謊言，鄧後時代稍微好一點，現在又不行了，今上發話，曆史的問題不能留有那麽多的爭論，容易把人思想搞亂，定下一個調子就不要輕易改變，這樣才能統一思想。這太荒唐了，曆史就像個妓女，你想怎麽搞怎麽搞？
黃仁宇和餘英時一樣，對中國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都著作等身。但總體而言，餘比較“陽光”，認為在中華文明的基因裏，包含了民主的成分，而且可以成為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基礎。黃則比較“陰暗”，認為中國文明是一種失敗的文明，必須徹底西化，否則中國無法走向現代化。
《萬曆十五年》以明代萬曆皇帝當政的其中一年為書名，七章各以一個萬曆年間的人物為標題，深入淺出地介紹了明朝的體製，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也介紹了萬曆年間的一些標誌性事件。
讓我有點驚訝的是，萬曆皇帝似乎並不那麽有威權，他想立寵妃的兒子為太子，但這麽一件事，他一輩子（45年當政）沒辦成。他死後，寵妃愛子都被人整死。貴為天子，不能保護住自己愛的女人和孩子，這個要求對一般男人都不為過，這個天子也太窩囊了。萬曆因為不能立中意的太子心灰意冷，幾十年不出朝，但天下好像也沒出什麽大亂子。萬曆年間有三大戰，其中之一是和日本打了一場朝鮮戰爭，勝了，似乎政績也不錯。
讓皇帝無可奈何，而在皇帝懶政期間支撐起國家大事的是誰？不是某個個人，正是中國傳統政治體製的基石，文官體製。為什麽叫文官體製，不叫武官，宦官，錦衣衛官體製？因為明朝的文官必須經過一個必需的步驟，科舉，即使也有些官家子弟當官的，但他們也是有高考成績的，進入這一體製的是士大夫，是君子，具有不可剝奪的尊嚴和抱負。而武官的考試很簡單，更重要的是依靠武功和背景，宦官和錦衣衛雖然權高勢重，這些人都不為文官們看得起。這就像本朝李克強的那張文憑是硬榜榜的，而今上那張博士文憑都不好意思拿出來，張文宏是科學家，而懟他的高強是宦官。不一樣的！
一個政府，不能隻剝奪，不為轄下人民做事。那樣的政府是無法長久的，是土匪！在現代的政治體製出現之前，中國的帝國體製還算是比較成功的一種，當然黃先生在本書中，主要是論證明朝體製已經無法勝任了，必然走向滅亡。但撇開這個不談，讓我們來分析一下中國帝國體製是怎樣工作的？
從漢朝起，就出現了一個士大夫階層。到隋唐的科舉製度後，官員的一部分都是科舉的成功者。到了明朝，朱元璋嚴重打擊了功勳階層，也廢除了宰相這一CEO ，這樣，幾乎100%的官僚階層，都是科舉出身的。朱元璋把政府工作人員分成官和吏兩組，吏是幹活的，幾乎沒有可能當官，官是可以升遷的。這和現代軍隊裏的軍官和士官類似，士官永遠是兵，無法升遷。
明朝的體製，與其說是個法製社會，不如說是個德製社會。所謂法製，就是整個社會依據法律條文行事，有爭議了，就掐條文。德製呢？出現爭議了，就掐道德！
明朝的官員們都是一個模子培養出來的，對忠義仁孝的定義爛熟於胸，有非常整齊劃一 道德觀念。以德治國，有一定的可行性，因為德的要求，是先賢提出來的，不需要像美國製定憲法那樣，十幾個州的議員爭論幾年，先賢之言是無可爭議的公理，是“聖經”；因為有幾百萬的中舉和未中舉的讀書人，再通過他們把德的要求普及到全社會，人人對德的要求口述能詳，不像法律，隻有專業人員才能搞得清楚。一旦出現問題，能很快達成一致，作出行動。
即使對於皇帝，也很難躲過道德監控。萬曆想廢長立幼，本來明朝並無立嫡長子之法，所以不犯法，但犯了文官們的道德經。孔孟道德裏有殺身成仁的說法，必要的時候可以以犧牲自己來達到高尚的目的。官員裏冒死直諫的人多了，法不壓眾，皇帝也不敢犯眾怒，隻能不了了之。
整個社會，除了依據那些忠仁孝義的道德，也有禮儀和等級規範來約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是最為基礎的社會等級規範，臣要聽君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子要聽夫的，妻子要聽丈夫的。那怎麽強化這些規範呢，就要通過禮儀。臣子每天上朝，要經曆一個繁複的程序，山呼萬歲！兒子見了父親從小要打躬做輯，跪著說話！特別是男尊女卑，從小教育女子順從男人，這解決了90%的夫妻矛盾。人和人之間總是有矛盾，像美國那樣，夫妻打架就叫警察，警察來了就把男的抓起來，以後女的更猖狂，男的更憋氣，發生凶殺的可能性絕對比男尊女卑時代要多。
當然德製也是有問題的。雖然文官們個個熟諳道德經，但要說個個沒私欲，那簡直是天方夜譚了。於是，陽奉陰違，貪贓枉法的事層出不窮。明朝的解決方案，就是用官員問責製來解決。這是一種不問青紅皂白的製度，那個地方出了問題，就拿那個地方的官員問責。這樣處理也有其自身的邏輯，但凡出事，地方官總有推責的理由，於是必須進行繁複的調查，有時會導致無法結案。因此不分青紅皂白地處罰，能使官員時刻保持警惕，盡可能地製約其私欲（和當下新冠的處理方法是否有點雷同）。
德製的另一個問題，就是當道德和現實發生衝突時，如何取舍。儒家的孝法，要求父親死亡後在家守孝三年，名為丁憂，（現代遵守儒家傳統的金正日在金日成死後就守孝三年不出）。處於實際上的監國地位的張居正，如果也讓他守孝三年，這國家怎麽辦。但正因為他沒守孝（得到皇帝恩準），以後成為他死後身敗名裂的導火索。
黃仁宇的結論是，德製無法適應越來越多元複雜的現代社會，必然走向法製。
對照明朝的文官體製，再來看看天朝當下。說天朝是法製社會，大多數人都要嗤之以鼻，但天朝是德製社會嗎？
天朝是有一個比明朝文官（最多時達2萬人）在絕對數和相對數都要高的官僚階層，根據人社部公布的數據，截至2015年底，中國共有公務員716.7萬人，是中國首次披露公務員總數。此人數主要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即政府係統工作人員，範圍是人大、政協、政府、法院、檢察院等機關，除工勤外的人員，不包括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即教育、醫療衛生、科研、文化等公立部門人員）。
但這些公務員並無法雷同於明朝的文官，他們並沒共同的高競爭而得的優勝教育記錄，沒有士大夫的優越感和高道德門檻，沒有什麽共同的價值觀。官位是謀生的手段，逐利的階梯，大多數官員的境界，和明朝的宦官，錦衣衛雷同，是小人。
天朝也沒什麽全國的推崇的道德聖經。馬恩列斯都聲名狼藉，毛澤東也無法達到孔孟的聖人地位，他們的話自然也無法成為舉國推崇的道德標準。至於今上，他的金句更不用說了。
因此，在當下的中國實行德製，是毫無可行性的。還是應該朝法製的方向發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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