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產黨興亡追記》
周德高筆述、朱學淵撰寫
第三章 中共與柬共連手製造革命高潮
【柬文《人民報》】
一九五五年，人民黨在金邊出版《人民報》，報頭是犁田的農具，象征它是一個農民政黨的喉舌。高明是報社的領導，“人民黨”的公開領袖努波潘出任社長，從留法學生錢金安是它早期的編輯。《人民報》報社事實上就是人民黨的黨部，也就是柬共公開活動的門麵，所以農順和朱傑都在報社參與工作。
《人民報》在柬埔寨基層民眾和僧侶中間受到歡迎。那時，我們華文《棉華日報》也剛剛起步，我從馬德望到金邊參加《棉華日報》工作，也就開始與《人民報》負責人有所接觸。我最先認識它的努波潘，通過努波潘認識了高明，並曾經與他長談不止十次。
高明是一個中等身材的青年人，豪爽而熱情，交談中總是謙虛地說，“這是我的認識，不知兄台您的見解如何？”從來沒有強加於人的感覺，每次和他握手，總有血息相通的感覺。高明是抗法時期的柬共幹部，領導青年工作，一九五一年帶領柬埔寨青年代表團到東柏林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路過北京時見到過毛澤東，一九六○年他進入柬共中央委員會，一九六三年他與波爾布特、英薩利、宋成等人開始開辟根據地。
人民黨是一個戴著“紅帽子”的政黨，而經濟上又非常困難，辦報的條件非常惡劣，社長、總編輯、排字部都擠在一棟木屋裏。《棉華日報》比較寬裕，於是我們給了《人民報》許多幫助。他們經常派人來借我們用過了的照相製版，後來怕當局誤會，他們的製版、紙張、油墨的費用，就幹脆由我出麵支付，他們拿了收條去取貨。
一九五五年競選時，錢金安被捕坐牢三個月。一九五八年，努波潘被當局暗殺。頂替他的農順又被當局逮捕，而且還以叛國罪判處死刑（後改判終身監禁）。朱傑又頂了農順的空缺，接著朱傑也被抓起來了，《人民報》不得不宣告停刊。麵對這些血腥手段，越南方麵為了顧全與西哈努克和諧局麵，還堅持要杜沙穆克製忍耐。農順和朱傑都是柬共的忠勇之士，進城後一度擔任要職，但在整肅中與高明一起死於波爾布特之手。
我還見到柬共名人塔莫（原名切春），他在《人民報》排字。他是馬德望人，與蔡抗生是抗法時的戰友，在馬德望的時候，蔡抗生就帶我去認識了他。外傳他是留法學生，其實隻是一個略有文化的粗人，樣子很象農民。他是冷靜沉著，不隨便說話的人，他後來的地位很高，也不是偶然的。據說他與朱傑、農順等人的關係都很不好，後來回了馬德望。一九六二年，我到馬德望去調查土地情況，還專程去看了他。
一九六三年起，他就擔任柬共中央委員，接著進入叢林。一九七○年政變後，林光在西南“解放區”見到他，他首先打聽的就是：“阿抗（蔡抗生）在哪裏？”其人作風強悍，治軍有方，進城後主持西南大區工作，一九七八年率部鎮壓東部大區叛亂，十一月初擔任柬共“中央常委”，僅居波爾布特和農謝之後。九十年代盤踞柬泰邊境期間，因立場死硬而取代宋成，擔任柬共殘餘軍隊的總參謀長。柬共瓦解後長期拘押在金邊監獄，死於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時年八十歲。
【中國大使館的“二王”】
一九五五年的萬隆會議上，西哈努克和周恩來一見如故；但是柬埔寨與中國的外交關係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建立，拖了幾年的原因是東南亞國家都追隨美國，對中共采取抵製的態度。那時中共為打開外交局麵的努力也非常不順利，能在反共情緒強烈的東南亞國家中打開一個缺口，就更不容易了。而中國大使館既要處理國與國的事務，還要處理黨與黨的事務，也就是為“世界革命”出招，因此駐金邊大使館長期是以情報部門為主導的。
柬埔寨是一個很小的國家，可是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的幹員卻有很大的來頭。五、六十年代商務參讚先後是王潤生、王樹仁，因此我就稱他們“二王”。他們都是北方人，知識分子出身，非常有涵養，我很佩服他們，心目中把他們當作共產黨員的典範。七十年代，王潤生擔任中國外貿部部長，王樹仁擔任中央調查部副部長，駐廣州辦事處的負責人，那時國內的幹部晉升非常緩慢，他們能達到這樣的高位，說明原來的地位就很高。
一九五九年，金邊——廣州直航開通，柬埔寨王國國會秘書長西索瓦?波拉西親王率領議員代表團參加首航典禮，我則以《棉華日報》記者身份參與其事。
當晚，廣州舉行酒會歡迎柬埔寨貴賓，波拉西講話，王潤生命我即席翻譯，效果很好。會後波拉西邀請我隨團去北京活動，我請示王潤生，他對我說：“這樣不好，會暴露你的身份，你還是隨機返回，我們會另外安排翻譯的。”
中蘇交惡的六十年代初，王樹仁先生接任商務參讚，他為人非常有親和力。有一次酒會，我也去采訪，他悄悄地對我說：“你真是一個柬埔寨通啊！”話中既有玩笑的口氣，也有讚揚的味道。當時我還年輕，記憶力很好，大使館搞不清的柬埔寨政界人事，就常常來谘詢我，所以我才有“柬埔寨通”的聲譽。雖然“二王”都對我非常信任，具體的工作則是由一些“一秘”、“二秘”來安排的。
一九七七年，我們全家回到北京，我向中調部匯報柬埔寨情況後，在廣州等待派遣，有一天在東山百貨商店門前見到他坐在一輛吉普車上經過，我向他招手，他也向我回招了手，但沒有停車，就駛過去了。後來才知道他在中央調查部的高級職務，我想他在廣州的工作是負責向海外派遣人員的。
七十年代末，文革已經結束，中共內部極度渙散，世界革命的希望完全破滅，加之財政拮據，我和妻子被派到香港，實際是掃地出門，在工廠做苦工。而中調部基層麵又充斥著刁民潑婦，我們的孩子在中調部招待所備受他們的虐待，我忍無可忍向香港組織遞上了一份退黨書，負責人讓我回廣州接受領導的召見。
這次竟是王樹仁和夫人親自出麵，王樹仁是一個高佻儒雅的知識分子，他太太瘦瘦的，戴一副眼睛，過去在金邊時我也認識她。王樹仁對我說，在柬埔寨期間，他是負責領導大使館工作的，這也是告訴我，過去我曾經是他的下級，他希望我留在黨內，繼續為黨工作。這時我對共產黨已經完全失望，還是婉言拒絕了，隻敷衍答應做一些“愛國的事情”。我想，他了解我的英勇鬥爭的過去，也了解中調部內部的亂局，是不會太怪罪我的。
我一度想經商，於是又到北京活動，而王潤生先生已經是中共的“外貿部長”，心想他或許能念舊情，給我一些機會。在外貿部的接待室，他讓他的一位秘書出麵告訴我，王部長還記得我這麽一個人，但做生意要靠自己找關係，王部長愛莫能助。
對“二王”先生，我非但沒有私人的惡感，相反還很敬重他們。我說他們的事情，隻是想說明中共對柬埔寨的重視，後來我才懂中共的中調部是淩駕於中國的外交部之上的，所以他們才是中國大使館最重要的人物。
【破獲台灣特工謀害劉少奇、西哈努克案】
在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年的十五年間，是柬埔寨社會的太平年景，也是西哈努克與中國的蜜月時期，他曾經四次訪問中國，周恩來也曾於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年兩次回訪柬埔寨，中國主席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也於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前來金邊訪問，同行的還有外交部長陳毅和夫人張茜。這個日子，我記得很清楚，因為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幾乎所有關於柬埔寨曆史的書，都提及這件事，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背後。
劉少奇來訪的消息傳出後不久，在親國民黨社團中的臥底獲悉，台灣在柬特工張達昌要在車隊從波成東機場到金邊市的途中，引爆烈性炸彈，謀害劉少奇、王光美、西哈努克和母後西索瓦?哥士瑪。那位臥底在完成任務後，就回國了。
於是，大使館一秘毛欣禹召集洪德、翁春和我三人來破獲這個陰謀。毛欣禹要我用柬文寫了三封匿名舉報函，分別寄給安寧部、國防部和很忠實於西哈努克的王室管家麥胡將軍。信紙上不留指紋，字體也略加改形，並從乃良方向的“見檖”郵局寄出，大使館領導人預料王室不會大意。
每逢星期六，西哈努克都在王城內接見平民，聽取民眾的申訴。信發出後第二個星期六，我也去王城采訪，麥胡將軍遠遠看見我，就招手讓我過去。他是一個粗人，開口就問：“記者，你老實回答我，你知不知道一個叫‘國民黨’的人啊？”我裝傻搖搖頭，麥胡罵道：“混賬東西，沒有用，走開去。”周圍的警衛人員，一齊捧腹大笑，他顯然已經收到了我的信了。我經常在國會走動，國會的警員也來問我：“怎樣才能識別誰是國民黨的人？”這證明安寧部也展開調查了；僑領楊傑先生也從參謀部的朋友得知，軍隊也開始調查了。
大使館又令我偵察炸藥埋放的地方，從波成東機場通往金邊市中心的一路上，我逐屋查看哪些房屋下麵可能挖地洞，然後再到屋子後麵觀察形跡。一天，終於發現有一處臨街的租房嫌疑很大，其中有一間離馬路隻隔了不到兩米的人行道。我就帶著太太一起去，裝著要租房子布置新房，在與房東的對話中，套出一個中年戴眼鏡的中國人住在那間屋，那人有縫過針的兔唇裂痕，他白天不在，晚上才回來。根據這個麵貌特征，判定此人就是張達昌。
那時，在我們這樣的一些積極分子的幫助下，中國大使館幾乎已經成為柬埔寨的“國中之國”，它調動華僑社團，把金邊國民黨分子的舉動，全都置於監視之中，連隱藏炸藥地方，也在我們的掌握之中。最後，大使館又通知我們提早下手，以防不測。有一天一個同誌來通知我，要我在傍晚六時二十五分前，到幹隆街高棉舞廳去糾纏張達昌，與他動粗，把事情鬧大，然後將他扭送到警察局去。
到時，張達昌果然出現了，他右手摟著一個舞女出來，然後走向泊在不遠的德國名車，他打開車門讓舞女坐在一旁，他親自駕駛車，而我開的是一架老舊的摩托車，那時我年輕機警，馬上認清車子顏色和牌號是 23786（這個號碼，我至今記憶猶新）。他的汽車一開動，我的老摩托車就不管紅燈綠燈一路苦追，可是距離越拉越遠，追到中華醫院附近，再也見不到他的車影。我走進中華醫院去借個電話通知我的同誌。
我告訴他們，張達昌車上有一個舞女，他肯定是去尋歡了。他的汽車朝南沿莫尼旺大道向鐵橋頭的方向開去，那是個多叉的路口，他可能右轉到宋仁隻去，那裏有很多出租一兩小時的房間，他也可能一直往大金歐的方向，在龍眼園一帶，也有出租房間，他同樣有可能往左拐彎跨過鐵橋到小白馬或小香港一帶，那裏有更多的臨時房間出租。同誌們聽完後，說我們知道應該怎做了，明天早上老地方見。
這一夜晚，我未能入睡。第二天和同誌們碰頭，大家都眼睛紅腫，都是一夜沒睡好覺。老友告訴我，他到處搜索張達昌的蹤跡，最後在小白馬發現張達昌的汽車。通知了警方四麵埋伏，第二天早上才去敲門，將他扣上手拷帶走，其它涉案的人也在當晚統統落網。後來警方發現那間租房裏已經挖好了地道，如果不及時破獲，劉少奇和王光美可能死定了。
【柬共建立叢林基地】
西哈努克在外交上反美親中，在國內則實行高壓政策。努波潘被暗殺，農順被監禁，蕭興變節，杜沙穆失蹤……，使柬共活動分子數量大幅下降，鬥爭一籌莫展，前途非常堪憂。一九六三年二月下旬，柬共在金邊召開了時僅一天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隻有十七、八個人到會，但這次會議作出了效法毛澤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決定，選出了波爾布特、農謝、英薩利、蘇品、塔莫、莫森巴、溫威、宋成八人組成中央委員會，前四人擔任常委。
波爾布特、英薩利、宋成、高明、倪沙良、溫娘（朱傑的妻子）等，先後離開金邊，去投靠設在柬越邊境叢林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總部，它位於桔井省南部仕倫正南三十公裏處，越南一側的一個名叫“塔墨”（Ta Mot， 蕭特誤作Ta Not）的小村莊。第二年，他們在附近建立了代號為“一○○辦公室”的基地。
一九六三年初，“天才的政治家”西哈努克公布了一份列有三十四人的左翼人士名單，據說耿萬薩、周成、胡榮、符寧、喬森潘、沙絡紹、英薩利、宋成、謝安、錢金安、朱傑、薛青等都在其列，這無疑也把柬共進入叢林的過程大大地加速了。但在開頭兩年中，他們都被瘧疾和營養不良折磨得死去活來，根本無法開展任何工作。後來，波爾布特他的一批同事、學生也陸續走進叢林，人數增加，開始形成了力量。
但又正是在這一段時期，西哈努克表現了“向左轉”的反美激進態度，一九六三年他拒絕接受美援，一九六五年他又宣布斷絕與美國的外交關係，而且還默許了越共在柬埔寨境內的活動，越南方麵得到了這些方便，自然希望柬共能夠配合維護這個局麵。這當然就使進入叢林的柬共感到非常困擾，是否應該繼續開展反對西哈努克的武裝鬥爭？一九六五年一月柬共中央會議決定開展武裝鬥爭，而且決定波爾布特去河內訪問。
【波爾布特去河內和北京】
一九六五年四月初，波爾布特和高明出發前往越南北方，他們徒步跋涉胡誌明小道，翻越崇山峻嶺，六月中才抵達河內，他們見了謙虛的胡誌明幾次，但大多是與陰私而官氣十足的黎筍討論工作。在河內期間，波爾布特還花了大量時間研究印度支那共產黨的曆史文件，他說越南方麵許多不利於柬埔寨革命的觀點，是自從印度支那共產黨建立以來就有的，越南人從一開始就想控製寮國和柬埔寨的共產主義運動，就想建立一個一統的印度支那國家。
波爾布特說在他同黎筍舉行過十五次會談中，黎筍反複對他說“如果沒有越南的幫助，柬埔寨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完全的獨立自主，越南也不例外”。而在同胡誌明的三次談話中，胡誌明也屢次說“越南革命的成功，必須在中國革命成功之後”，意思無非是“柬埔寨革命的成功，必須在越南革命成功以後”。這些不投機的談話，使他對越南人完全喪失了信賴，因此他向越南方麵提出到中國去訪問的要求。
波爾布特是在十二月底到達北京的，高明因病在河內留治。接待他的是鄧小平，但具體與他會談的是彭真，劉少奇也接見過他，他住在頤和園附近的“亞非拉培訓中心”。他記得彭真讚揚他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波爾布特也讚揚“毛澤東思想是當代的馬列主義”，中共對小國小黨常常不惜贈以“偉大的”讚揚，肉麻但效果良好。幾個月後，彭真、鄧小平、劉少奇相繼倒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已經在密鑼緊鼓中，波爾布特也注意到中共高層的不安情緒，他盡管沒有見到毛澤東和周恩來，但與陳伯達、張春橋有了接觸，這些文化革命的旗手們甚至表示願意給予物資援助。當波爾布特離開中國返回柬埔寨的時候，他已經接受了巨大的鼓舞，心悅誠服地擁護中共的路線。
一九六六年二、三月間，他從河內啟程回歸，四個月後才到達祿寧。因為越南戰爭的擴大，越共南方局基地從塔墨東移到祿寧的密林中，兩地相距僅十餘公裏。九、十月間波爾布特在祿寧主持了一次中央委員會特別會議，會上秘密決定將“柬埔寨勞動黨”的名稱改為“柬埔寨共產黨”，這是追隨“中國共產黨”的一種表示。會上明確了準備武裝鬥爭路線，後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失敗和大批被屠殺，更堅定了柬共搞武裝鬥爭的決心。這次會議的另一個重要決定是，把“一○○辦公室”搬到臘塔那基裏省，為的是脫離越南方麵的控製。
在祿寧期間，波爾布特曾經通過河內致信中共，表示將全麵發動武裝鬥爭，越南方麵拆閱了這封信，擔心這將破壞越南與西哈努克的關係，中斷通過柬埔寨的戰爭物資輸送。於是河內方麵派阮文靈在越南勞動黨南方局基地，勸說波爾布特顧全大局，暫緩發動“人民戰爭”的計劃；波爾布特提出支持武器的要求，當然更被一口拒絕了。
【臘塔那基裏】
臘塔那基裏省在柬埔寨的東北角，越共已經在它的東部地區盤踞多年。它與上丁省和蒙多基裏省，占了柬埔寨兩成多的國土，但隻有十萬人口，而且幾乎都是少數民族。臘塔那基裏在北緯十四度線南北，胡誌明小道中止在它的東北角；它的東麵就是亦稱“中央高原”的越南嘉萊省，那是越共的重要基地，也是越南戰爭激戰戰場。
英薩利、宋成、倪薩南等人先於一九六七年夏天到達臘塔那基裏，他們在一個叫“安當密”的小鎮以南十公裏的密林中，建立了“一○二辦公室”，後來又在鄰近的密林中建立了一個新的“一○○辦公室”。十一月間波爾布特來到那裏，次年夏天喬奔娜麗、喬蒂麗姐妹和宋成的妻子雲婭，從金邊趕來與夫婿相聚。那時英薩利、宋成、倪薩南分別擔任臘塔那基裏、上丁、蒙多基裏三省的柬共省委書記。
但是，“農村包圍城市”並非容易；反而倒像是“革命精英們”的自我隔絕。一到臘塔那基裏，瘧疾就使他們就陷入困境。幸好一位叫“達良”的部落酋長同情他們，才募集了一百多名少數民族青年，組成了一個警衛團。
宋成是一個幹練的書生，他把這些淳樸的山民訓練成了能夠戰鬥的軍隊，從此他有柬共軍隊創始人的名聲，而且長期擔任柬共軍隊的總參謀長，一九七五年柬共進入金邊，他又擔任“民主柬埔寨”的國防部部長。
但這幫留洋學生不通世故，卻又好事衝動。據說不久後就組織山民集體生產，想恩賜給他們共產主義的生活方式。於是與少數民族又發生對立，種下了後來山民部落叛投越南的根由。後來達良也與柬共反目成仇，他認為“紅色高棉”是一群過橋拆橋的人。
波爾布特從中國回來，更加熱中於“暴力革命”，而且學到了“人民戰爭”這個新名詞。但是他的一廂情願套在一個“西哈努克死結”中。為了這個西哈努克，不僅越南人反對他發動武裝鬥爭，而金日成還是西哈努克的好朋友；周恩來與西哈努克的關係更情同父子，中國的左派書生陳伯達、張春橋的高調，根本不可能得到周恩來的實際支持。故而，等待越南奪取戰爭的勝利，對大家來說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忍耐”。
從一九六七年開始，柬埔寨各地的確發生了一些騷亂，但波爾布特幾十年後說，他組織領導了“全國性起義”，到六十年代末柬共已經有了三萬人馬。其實，那無非是這裏打死一個警察，那裏奪到了一杆步槍；波爾布特不是在鼓動，而往往是在勸阻。他如果真有三萬人馬，何必還要躲在臘塔那基裏深山老林裏？他說柬共擺脫了越南的控製，其實柬共事事依靠越共，他根本沒有違背越南人意誌的可能。
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曆史，不難發現一個規律，那就是“比賽革命”，而且指責別人“不革命”，乃至“反革命”。我們都知道，毛澤東對俄國人懷恨在心，說斯大林不要他渡長江；而俄國人又懷恨德國人，說第二國際反對暴力革命……。因此，波爾布特指責越南人不許他們搞武裝鬥爭；而黎筍又說毛澤東勸他們與美國講和，就都不是什麽新鮮奇怪的事情了。今天，共產主義煙消雲散，它們就統統成了笑話。
【三洛鄉事件】
對於柬埔寨的革命形勢，中共既盼望又憂慮。因此中國大使館要我幫助他們弄清柬埔寨農村的階級狀況。一九六二年三月中，我到曾經工作過的馬德望省添磨古鄉進行調查。法國人和日本人都在那裏辦過實驗農場，用機械開發了大量的耕地，我原也以為土地兼並情況非常嚴重。但當地鄉長將全鄉幾千戶土地登記大冊交給我，經過仔細地查閱對比，我的結論卻是柬埔寨是根本不會發生“白毛女”故事的。
然而，一九六七年，形勢發生了轉變。曾經是抗法根據地，而柬共有很好基礎的馬德望省三洛鄉，發生了大規模的民眾抗爭。原委是六十年代起，馬德望市裏的一些商人開始轉營農業，利用當地肥沃的紅土，種植橡膠、咖啡、椰子、菠蘿、榴蓮、山竹、紅毛丹，獲利豐厚，因此投資的人越來越多，種植麵積越來越大，於是開始侵犯農民的土地。
柬埔寨農村的土地劃界，是從這棵大樹到那棵大樹，再從那棵樹到另一棵大樹……之內就是某某的土地，祖輩相傳，相安無事。一九六七年初，華裔商家何忠立、何忠漢兄弟和馬德望省省長勾結，在三洛鄉非法圈地，而地政當局發給他們地契，他們用拖拉機將大片樹木推倒。當地農民抗議，說那是他們祖輩相傳的土地，但是又沒有文書可資證明。相反，開發商倒持有政府的白紙黑字紅圖章，來證明他們才是真正土地擁有者。他們不理會農民的抗議，命拖拉機手強行開發，忍無可忍的農民就將一名拖拉機手當場殺死。
禍由此起，官府宣傳這是紅色高棉分子作亂，派出軍警前往緝捕凶犯，於是男性的農民統統逃進森林。馬德望省波威寺主持姚端上人，是金邊政府宗教部冊封的僧相（類似主教），他到三洛鄉去進行斡旋，農民們向僧相申述他們並不是什麽“紅色高棉分子”，而是不法商人侵占了他們祖輩留下來的土地，才鬧出事情來的。姚端建議農民選兩位代表到金邊去向“王子父親”（柬埔寨農民都是這樣稱西哈努克的）申訴，事端已經接近平息。
誰知，馬德望省省長嚴?莫尼拉生怕西哈努克知道了真相丟官，於是派人將那兩位農民代表在去金邊的途中殺死。然而，紙包不住火，嚴?莫尼拉二十四小時後就丟了烏紗帽，西哈努克派內政部部長丁源接任馬德望省長。官府失信於民，洞大難補，六個月後丁源又要求離任，西哈努克再派安寧部（相當“公安部”）部長英丹繼任。應該說，西哈努克還是有誠意平息民怨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是柬曆新年，馬德望當局為了討好三洛鄉鄉民，舉行了一個聯歡晚會。可是，在民眾大跳土風“南旺舞”時，偏偏又有一名警官看上了一位美麗的村姑，那姑娘的男友一怒，一斧頭就把這個警官給殺了。這次的禍闖得更大了，當局派軍警前去鎮壓，而紅色高棉組織乘機插手，鼓動全鄉的一千多男女老少走進叢林，繼而又鼓動其它地方人民集會遊行，支持三洛鄉人民反對軍警的鬥爭。
三洛鄉群眾鬥爭，對等待革命高潮而一籌莫展的柬共，無疑是一個絕妙的機會，柬共西南地區的副職領導人宮蘇潘抓緊時機，擴大事態。外界也大事報導，說紅色高棉開始發動武裝鬥爭了。然而，躲在山裏的波爾布特卻指示柬共西北區書記莫森巴，要他適可而止，不要繼續組織武裝鬥爭，等候新的指示。波爾布特顯然受到越南方麵的壓力，他也不敢在戰爭打得死去活來的時候，把西哈努克推到親美的立場上去。
【大使館叫我通知喬森潘、胡榮、符寧出走】
一九六七年，越戰又在逐步升級，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中，北京的左傾路線和華僑社會的革命情緒對西哈努克很有刺激，他開始後悔與中共太緊密，而與美國太疏遠。而這個“三洛鄉”事件，又刺激了金邊上層社會，他們恐懼紅禍將至，對進入政界的喬森潘、胡榮、符寧等左派人物，就更加有所猜忌；因此，柬埔寨政府中的右派力量，乘三洛鄉事態愈演愈烈之際，要西哈努克對限製紅色高棉的活動，趕快作出抉擇。
那時，《棉華日報》社在華人小區組織了一個籃球隊，隊裏有一個小夥子與一位政府高官的兒子很要好，一九六七年四月的一天，我和他一起行路，正好經過這個高官的家，他就帶我進了這家人家，這家大人都不在，兒子就信口對我們說，軍隊中抓到一名紅色高棉的線人文東上校，現在正在施加嚴刑，要他指證三洛鄉事件是喬森潘、胡榮策劃的。一旦有了這樣的口供，政府就要對他們兩人下手。
那時，我精力很旺盛，社會上的朋友很多，連國會管文件的小吏都與我很友好，國會的文件，政府的預算，他都會給我一份，我拿了就往中國大使館送。這回我就把關於政府將處置喬森潘和胡榮消息報告了大使館的張秘書，他是我的直接聯係人。兩天後，張秘書來電話要我到大使館去見他，他要我通知喬森潘、胡榮兩人，讓他們盡快進根據地。我想，這是請示北京後，使館才讓我這樣去做的。
時值“柬中友好協會”在金邊舉辦“中國藝術展覽會”，凡是這樣的活動喬森潘、胡榮兩人一般都將到會。第一天我就去等候他們，但失望了；第二天我再去，兩人終於出現，我趁沒有人注意，將消息告訴喬森潘，他立即轉過臉去向胡榮示意；我再補充了一句：“請您馬上行動，此事萬萬不能拖。”幾天後，在柬中友協的酒會上，柬共金邊地下組織的負責人過來握我的手，說：“謝謝你，他們已經安全進入革命根據地了。”
後來，金邊柬文報紙眾說紛紜，有的說是古倫大臣秘密殺害了這兩位“紅色議員”，有的還說他們被塞進汽油桶，然後放火燒死了……。當局又對另一位“紅色議員”符寧進行“貼身保護”，四個月後符寧又在特警的眼皮下失蹤，接著又有一百多名青年走入叢林。幾年後他們突然在柬埔寨“解放區”亮相，人們才嘩然。當時，越南熱戰的發展關及到世界冷戰的勝負，而中國取道柬埔寨支持越南南方，也是公開的秘密，因此世界輿論也關注著柬埔寨政局的發展，喬森潘、胡榮、符寧三人失蹤的消息，自然震動了世界。
幾年後，我們受冷遇而在柬埔寨農村務農，柬共桔井省省委負責公安事務的“密桂”（柬語“桂同誌”的意思）親口告訴我，柬共中央曾經傳達過一個文件，其中肯定我提供給他們的那個情報是準確的。一九七四年，農謝在桔井召見華運負責人，我也參加了。當時，喬森潘就在隔壁，他從窗口中認出了我，我聽到他對站在身邊的柬共幹部說：“就是他，沒有錯。”我想他是在說，是我通知他逃出金邊進入根據地的。也可能是為了避免嫌疑，喬森潘顯得很冷漠，甚至沒有過來和我打一個招呼，說一句謝話。
我在《棉華日報》當記者的時候，常去國會采訪，經常坐在記者席是聽到喬森潘、胡榮、符寧的講話，喬森潘的口才遠不如胡榮和符寧，說的話也很不尖銳到位，甚至給人一種模糊含混的感覺。我想，平庸使他無福進入柬共的核心，但也使他逃脫了殘酷的清洗。
【西哈努克向右轉】
“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對毛澤東的個人狂熱崇拜，也通過“心向祖國”的華僑社團傳到了柬埔寨，“紅寶書”泛濫柬埔寨城鄉，我們《棉華日報》上的極左言論，和各地華僑學校的過激行為，也隨極左思潮而起。事態令西哈努克非常憂慮，他派他的外交部長到北京去探聽周恩來的態度，周恩來用外交辭令做了非常圓滑的解釋，隻說希望兩國關係不致受到文革的影響。
一九六七年九月，西哈努克以關閉所有雙邊友好協會為名，關閉了柬中友好協會，幾天後金邊的左派報紙刊登了一個發自北京的電報，對柬中友好協會表示“戰鬥的敬禮”，於是他決定關閉柬埔寨的所有的外國文報紙，其主要針對的目標是中文報紙，而我們的《棉華日報》又首當其衝。那時喬森潘和胡寧已經出走，留在金邊的符寧起草了一份請願書，要求恢複柬中友好協會，但受到西哈努克的嚴厲訓斥，幾天後，符寧也逃出了金邊，加入了柬共的叢林隊伍。
中國發生的內亂，使西哈努克處於非常尷尬的地位，於是他又不得不向美國陪笑臉。一九六七年十月，他邀請已故美國總統肯尼迪的夫人傑奎琳?肯尼迪來金邊訪問。接著美國駐新德裏大使鮑爾斯於一九六八年一月訪問金邊，據這位大使報告，西哈努克有了“令人震驚的轉變”，他說西哈努克對他說：“如果你們為追捕越共而進入偏遠的、不會驚擾百姓的地區，他將‘閉上自己的雙眼’。”
從一九六九年開始的十四個月中，美國用 B－52飛機對柬越邊境地區進行大規模的轟炸，而西哈努克果然閉上他的雙眼。
到一九六八年年底，柬埔寨東部邊境地區大部分已被越共占領，西哈努克感到紅色高棉的威脅也與日俱增，這又推動了西哈努克的進一步右轉，因此他決定加強鎮壓，又重新起用了右翼勢力的代表朗諾，任命他為國防部長。一九六九年六月，美國同意承認柬埔寨邊界，柬埔寨就宣布與美國雙方恢複外交關係。一九六九年八月，朗諾再次擔任首相，而施裏瑪達成了朗諾的副手。
【紅色高棉絕處逢生】
一九六九年九月胡誌明去世，西哈努克和波爾布特都去河內，西哈努克坐的是飛機，先就參加了葬禮，他告訴越南人，如果要他繼續保持“中立”，繼續開通支持越共的通道，就必須支持他本人，否則就……。而波爾布特、喬奔娜麗隻帶了一名助手，兩名警衛在胡誌明小道上趕了兩個月的路才到達河內。黎筍數次會見了他們，敦促柬共趕快回到政治鬥爭的道路上來，這當然又是些不投機的談話。
黎筍建議波爾布特到蘇聯去訪問，波爾布特拒絕了，然而他提出要去平壤，但平壤又推說時機不當，連他訪問“寮國愛國戰線黨”的要求，也被“巴特寮”的遊擊頭目們拒絕。顯然，河內、平壤穿的是一條莫斯科連襠褲，金日成寧可要西哈努克，也不想要見一見這個毛澤東的小嘍羅。我們可以想及波爾布特的憤怒，即便常人也很難忍受這樣連續的羞辱，因此也就明白他後來為什麽會成為越南的死敵，
一九七○年一月初，這一幫“最革命”的共產主義孤兒去到北京。那時，革命書生陳伯達已經失勢，接班大元帥林彪正在謀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了無頭緒，柬埔寨的事情當然不可能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優先議題。但是，一個令波爾布特狂喜的消息在恭候他，中國情報機構已經掌握了美國和朗諾推翻西哈努克的政變計劃，套在柬埔寨共產黨脖子上的“西哈努克死結”，將由“美帝國主義”來解開。
當時，越南戰爭進行得非常慘烈。越共利用越柬邊境作為它的後方基地，而中國援越的戰爭物資又是從柬埔寨的磅遜港（後改名西哈努克港）上岸，然後轉運到越共在柬埔寨境內的基地。發動政變推翻西哈努克，扶植一個親美政府，拔除柬越邊境的越共基地，是美國打嬴越南戰爭的一個重大決策，也是約翰遜政府在一九七○年換屆前的拚死一搏。
從一九六三年初離開金邊，波爾布特這個農家出身的皇室遠親，已經在叢林中足足煎熬了七個年頭。當中共告訴他這個當時世界上最機密的機密，他真後悔自己在河內白白浪費了兩個月時間，更後悔自討了平壤和巴特寮們的閉門羹。他原本以為自己或許要在叢林終了一生，如今又恰似柳暗花明，寄人籬下的羞澀和自尊，立即化合成了仇恨。
如今看來，黎筍要教訓一個鄰國友黨的小黨魁，亦無不可，但羞辱卻完全沒有必要。而他連曆史是對抗、是攪局的道理，似乎也不知道。美國對柬共施行“助攻”的可能性，就根本不在他的預料中。越南統一後，他繼續窮兵黷武，把國家搞得窮極潦倒，把民眾逼下怒海逃生；爾後又對先倒的蘇聯實行“一麵倒”，卻與至今未倒的中共翻臉，為後人留下了非常難堪的局麵，他在越南曆史上實在是一個非常拙劣的負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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