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產黨興亡追記》
周德高筆述、朱學淵撰寫
第五章 柬共的勝利和失敗
【柬埔寨華僑的悲慘命運】
五十年和六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已經在國內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但是我們海外華僑對這些情況是不了解的，即便了解也很膚淺，而且總是被“祖國強大了”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樣的口號和假像所欺騙蒙蔽。我就是在這種民族主義的亢奮情緒下，而投身到中共的懷抱中去的。整個華僑社會又以中共支持柬共，采取了一種“凡是祖國支持的，我們就要擁護”的“愛國主義”的盲目態度。
然而，自從柬埔寨共產黨成了中共的“友邦”，柬埔寨華僑就是沒有價值的“家奴”了，依了“寧贈友邦，勿與家奴”封建傳統，中共就把全部柬埔寨華僑，也包括我們這些幾十年來效忠它的僑幹，一並贈與柬共了。中共曾經正式通知我們“以後你們和中國沒有關係了”。從此，我們就成為海外孤兒，任柬共刀俎宰割的魚肉。
幾十年後的今天，共產黨的世界革命已經偃旗息鼓，發財致富的口號響徹雲霄，紐約某些“同鄉會”中，有許多人在為中共大使館、領事館搖旗呐喊，他們覺得“祖國強大”了，“熱淚盈眶”了，做中國人“有麵子”了，要和“反動分子”和“敵對勢力”勇敢鬥爭了，其實內中有許多人是為了自私的目的；而我們當初卻是一些為世界革命不惜拋頭顱的胡塗蟲。
在中共的心目中，華僑是世界革命的大棋盤中的小棋子，當時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的任務，主要是策動柬埔寨革命，而不是保護僑民；至於“團結華僑”的工作，也不過是策動革命的大目標中的小動作。而中共最重視的，還是與柬埔寨王家和政府的關係。到了柬共統治的時期，中共心目中隻有“兄弟黨”，犧牲心向祖國的僑民，他們就在所不惜了。
柬埔寨人民經曆了史無前例、慘絕人寰的劫難，而當地華人又首當其衝。西哈努克時期，全柬華人共約七十萬，柬共執政的三年又八個月，有人估計華人共死亡三分之一。回首往事，為造就“心向祖國”的局麵，斷送華僑社會安定的生活，我雖非首惡，但亦為犬馬，每當念起這些，我就陷於極端痛苦的內疚中。
柬埔寨的華人大部經商，經濟能力一般高於普通民眾。然而，柬族民眾虔信佛教，心地善良；華人社會也恪守儒家信條，柬華兩族非但沒有“階級衝突”，反而是“水乳交融”。但是從共產黨的“階級分析”來看，華僑的都是“剝削者”，而柬共學習中共的階級分析，宣傳“華僑是吸柬埔寨人血的資產階級”，因此華僑麵臨著比柬族更為險惡的困境。
一九七七年六月，柬共宣稱公開的敵人已被消滅，但出現了“階級鬥爭的新動向”，而且要各級組織注意“散布反對言論的人”和“懶惰的人”，說前一種人是反革命的後備軍；後一種人是剝削分子的根苗。一九七八年，波爾布特變本加厲地開展“肅反”，殃及到商人、醫生、教師，乃至殘疾者；而華人中的商人、知識分子比例較大，受害尤深。許多柬共華裔黨員、幹部大批遇害，張東海、蘇灼、吳植俊、密娟……無一不是冤魂。
因為柬共的排擠，我們沒能回金邊，柬共看中共的麵子，對我們這些“華運”幹部還算過得去。但華僑有時能碰上幾個中國援柬專家，他們向這些“祖國親人”投訴的時候，得到的回答大都是要他們“顧全大局”、要“忍耐”；甚至還有援柬人員認為華僑是“剝削階級”，當麵訓斥他們要好好接受柬共的管教，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我還聽說，有許多華僑冒死去金邊，向中國大使館哭訴求救，而大使館給他們的答複都是：“要聽從當地政府的安排，遵守柬埔寨的法律。”難怪有人說：“我們枉有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這也就是過去“心向祖國”的柬埔寨華僑，為何如今對祖國一片冷漠，對中共心懷仇恨的原因了。
【柬共進城】
美國決定全麵撤出印度支那，一九七五年開始，停止援助金邊政權了。四月五日朗諾出走美國。四月十日美國駐柬埔寨大使館降下美國旗。四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是柬埔寨新年，柬共沒有進城，金邊的市民照樣過了一個傳統的佛曆新年。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柬共“解放”金邊，身著黑衣的柬共部隊（人稱“烏衫兵”）進城，而朗諾軍隊早就潰不成軍。
施裏瑪達是個有擔當的人，美國大使邀請施裏瑪達和金邊政府高級官員去美國避難，但施裏瑪達和總理隆波烈都拒絕了，他們都留在金邊。朗諾的胞弟朗龍是與波爾布特感情很好的同學，他們之間的友誼一直保持到波爾布特進入叢林之前。他同麥士俊將軍、僧王胡達方丈一起到新聞部的廣播室，向全國人民廣播，籲請人民保持冷靜，說他和胡達方丈等，在新聞部等候和柬共領導人共商大事，可是四十八小時後他就被處決。四月二十一日施裏瑪達和隆波烈也被處決。
柬共入城不久，便向全國廣播，說美帝國主義不甘心失敗，將轟炸金邊以及各大城市，請市民收拾一些細軟和隨身用品，暫時離開城市，數日之後就可以回來。一周後，兩百萬居民悉數撤盡，其中即有華人四十餘萬，金邊遂成空城一座。
四月是酷熱的月份，幾百萬市民擁塞在幾條出城的公路上，根本就沒有目的地，被逐出家園的金邊市民帶不了什麽財物，隻能帶一些現鈔。可是，柬共緊接著宣布廢除貨幣流通，現鈔頓時變成廢紙。許多家庭已經斷糧，老弱開始病倒路邊，到處是被遺棄的屍體，和混亂、呼叫、嚎哭、哀鳴，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頓時間柬埔寨變成了人間煉獄。
疏散過程中，演出了無數慘劇，有的家庭等候外出未歸的親人，便遭殺害；有不願離城的躲在房內，竟遭炸彈炮擊；醫生、護士為了搶救病人，延誤了撤離時間，便死於槍下。百萬市民匆忙出城，所備食品不多，許多人餓斃途中。婦女更經受不住行途折磨，老年婦人死亡比例尤大。到達偏僻鄉村或荒蕪密林後，又有許多人死於霍亂瘧疾。
除金邊外，馬德望、磅占、嗊吥、柴楨、菩薩、磅清揚、茶膠、磅通、磅遜等中小城市的居民，也被迫向農村和山區遷移。各地柬共都規定了最後期限，不按時離城者，格殺勿論。而自一九七六年起，柬共又將轉入農村居住的華人進行再度遷移，其中以徙往馬德望省的居多。該省原是魚米之鄉，但遭連年戰火的破壞，加之外來人口太多，竟成為全柬埔寨糧荒最嚴重的地區，華人死亡率極高。
波爾布特竟自我表彰說：“驅趕所有人離開城市，是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能做到的偉大創舉”。數年之後，有記者訪問塔莫，他解釋驅趕城市人民一事說，領導城市工作的農謝和溫威能力比較弱，沒有辦法搞清敵我關係的具體情況，隻好把城市人民統統撤離到農村，一舉打亂敵人，來保衛革命勝利的果實。
這本是柬共蓄謀已久的“革命創舉”，可是除了波爾布特和塔莫外，其它柬共領袖都肆口抵賴。那位身為柬共的第二號頭目，領導城市工作的農謝，一再宣稱柬共的事情都是“集體領導”；而身為“民主柬埔寨”國家主席團主席的喬森潘，竟一概不認賬，最近他還說他是在進金邊的路上，見到跋涉的民眾，才知道這回事的。
後來，柬共不僅實踐中共實踐過的“人民公社”，還實行中共沒有實行過的“婚姻配給”，真是創造了人間的奇跡。它又將高棉人民分為“老人民”和“新人民”兩等，前者是原來的農民，後者是城市居民轉化成的“準人民”，而一些柬共農村幹部又對“新人民”施行了令人發指的奸淫擄掠，柬埔寨真的成了一個十足的地獄中的人間。而毛澤東曾經這樣地誇獎波爾布特的惡行：“你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一舉消滅了階級。”
【全麵整肅的啟端】
待柬共進入金邊，將城市居民驅往農村，趕盡全部越南僑民，殺絕朗諾政權人員，廟宇關門大吉，波爾布特的錯誤就統統浮上台麵。於是，黨內的反對意見抬頭，波爾布特意識到他的領袖地位受到挑戰，便開始整肅內部，全麵消滅異己了。然而，事端卻是出自一件完全無關緊要的事情。
一九七六年九月，柬共的一份刊物，發表了一篇談論黨史的文章，說柬埔寨共產黨是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就成立的，波爾布特認為這是有意貶低他、抵毀他。原因是，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金邊的那次代表大會上，他才成為黨的中央成員，杜沙穆擔任黨的總書記，農謝和他兩人是助理書記，一九六二年杜沙穆被害失蹤，他才轉正為總書記。以前的黨的領導集團中沒有他份。所以他就不承認一九六○年之前的柬共曆史。
這個心胸狹隘的總書記認為，是有人利用黨的成立的時間，來與他論資排輩；他可能盤點了黨內的營壘，農謝是他的同夥，英薩利是他的姻親，宋成是他的親信，胡榮已經消滅，喬森潘是個機會主義者……；隻有老抗法人員，才能與他較量。
於是他就稱病離職，讓農謝代理操辦，農謝先把高明和東北大區書記倪沙良抓起來。高、倪兩人莫名其妙，還以為是誤會，高明寫信給波爾布特，表白忠於黨、忠於大哥，期望大哥明察。
高明在黨內成名很早，學生時代就參加越盟的抗法鬥爭，一九五○年三月為建立柬共，在越柬邊界港口城市南河仙舉行預備會議，高明與黎德壽、阮清山、山玉明、杜沙穆、蕭興就都是與會者。一九六○年的黨代會上，他當選中央委員。一九六五年，他陪同沙絡紹去越南訪問，後來就一直留在河內擔任柬共代表。
逮捕高明和倪沙良之後，波爾布特又向中央委員高莫尼和駐越南大使謝安下手，因為他們和高、倪兩人的關係很好，他們後來一起被處決了。這批高幹的被處決，對柬共黨內的震動太大，同情他們的人很多，不滿的情緒在醞釀。於是，波爾布特利用一間金邊中學的校舍，組建了一個專職審訊的 S-21肅反監獄，任用他的一個磅通省的同鄉，名叫“密杜”（真名江吉耀）的華裔幹部主事。“密杜”心狠手毒，他指使殺害了約兩萬名柬共同誌，那間校舍後來成了堪與奧斯威辛齊名的S-21監獄。
【第二次被召去北京】
一九七七年四月，柬共川龍縣委書記密春開了一輛摩托車來到我家，我們住得很近，也經常在路上相遇，但從來沒有打過招呼。這次他登門是來通知我，要我帶全家去北京，而且他還派了一艘可以坐一百多人的小客輪把我們一家人送到金邊。到了金邊我們先住在一間招待所，第二天轉到原大臣甘德的別墅，那是柬共外交部管轄的屋舍。我在那裏遇到吳植俊，他用柬語對我說：“外交部已經得到中國方麵的通知，要你馬上去北京。”那時，他是民柬外交部的幹部，也是波爾布特的貼身翻譯。柬埔寨華人中，他可能是最得意的一位。
我在華運人員中資格並非最老，但卻是中國大使館最信任的人。在我之前王海已經先行，他原本是國內的幹部，後來到柬埔寨來參與工作，在華運主管僑校工作，他對柬埔寨的黨情國情知之不多，甚至很少，到北京後自然言之無物。於是大使館或中調部才決定將我召去。
第三天，大使館傅學章開車來接我們，他於五十年代就到金邊來學習柬語，一九六三年破獲台灣特工時，我寫的匿名信還是經過他修改的，因此互相熟悉，久別重逢，相見甚歡。他驅車繞金邊一周，隻見蕭條肅殺、麵目全非。到了大使館，孫浩來迎，五十年代他就是大使館的“一秘”，現在榮任大使，在飯席間他直率地對我說：“英薩利這個人很壞，很反華。”這可能與“四人幫”倒台後英薩利有很多反對議論有關。
自柬共進城，至中共召我去北京，足足隔了兩年。此間，中國援柬專家有數萬人，對柬埔寨的鼎沸民怨，柬共內部的人頭落地，他們不可能沒有與聞，但“四人幫”絕對信任柬共，根本沒有傾聽各種意見，了解實際情況的願望。我去北京時，“四人幫”已經倒台，雖然鄧小平還沒有複出，但中共反省錯誤路線的呼聲已經高漲。
【外交部和中調部】
我們一家人是乘飛機直達北京的，到飛機場來接我們的是中調部王濤處長，他先把我們安排在北京飯店，一個星期後才轉到地安門中調部招待所。那是在一條胡同中的大院子，所長是一位“小刁同誌”，他關照我們不要到外麵去隨便走動。
在北京飯店住的時候，王濤說外交部想聽一下我的報告。那次我是在領事司做報告，有六個人來聽，其中一位身材高高、皮膚白白、風度很好的女士，說是“亞洲司司長”，她說自己“姓龔”。可能是喬冠華夫人龔澎的姐姐龔普生，因為龔澎在一九七○年就故世了。還有兩位原來在駐金邊大使館工作過，我認識他們，但名字記不起來了。
聽了我對柬共一路直言的批評，這位女司長倒還算很客氣，她很含蓄地說：“你報告的情況，好像與伍某某同誌說的有點不一樣……”
伍某某就是“老伍”，他已經先來過了。當然，老伍是“老同誌”，對中共的政治路線和幹部路線有更多的了解，他的匯報難免不有所保留，而且他對柬埔寨社會的下情也未必了解很多。
我不知道孫浩大使是外交部係統的人，還是中調部係統的人。以孫浩對英薩利、宋成等極壞的看法，就是對波爾布特集團的否定。如果外交部不相信我的話，還情有可原；難道他們還不相信孫浩嗎？但中共一貫是以“立場”看問題的，那時“四人幫”雖然被打倒了，他們支持柬共的立場，卻還在繼續堅持中，我的話他們當然是聽了不愉快的。
最後，我告訴這位女司長，柬共非常殘暴，希望能將一些有危險的同誌接回祖國來。她一臉無奈地說：“回來很難安排。”我說：“他們不會有好高騖遠的想法，要他們到新疆去，他們就會到新疆去的。”她又說：“困難很多啊！”時到如今，我還認為華僑和僑幹的大量犧牲，與中國外交部的漠不關心有直接關係，中國外交從來沒有把保護僑民當作自己的使命。
而中調部人事全非，來與我談話的人，竟連一九六九年底是誰接待我的，也不知道了；我告訴他們是一位叫蔡笑農的處長，王濤就詭譎地笑了，而且笑得很粗魯，使我有一種受侮辱的感覺。後來我才知道，那次蔡笑農是按“康老”的指示，安排我的潛伏任務的，康生死後已為黨內所不齒，蔡笑農可能也失勢了，但對於我這樣根正苗紅的海外幹員，可能還不至於夠上“康生分子”或“四人幫餘孽”的資格。
接著，中調部的領導要我寫一份關於柬埔寨的情況的詳細報告。當時，我對柬共深惡痛絕，但對中共還有許多美好的想法，以為自己總算是回到了親娘的懷抱，而對中、越兩黨的對立也完全沒有了解，因此希望自己的報告能引起中共對柬共錯誤路線的注意，並盡快將處於困境和危險中的華運同誌調回國內，避免無必要的犧牲。完成這份報告已經是六月初。
我的報告引起了上級的重視，一位“高局長”曾經對我說：“你提供的×百四十九條（記不清楚是幾百了，隻記得尾數是四十九）情報，雖然有些我們需要核實，但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你是一個很優秀的情報人員，關於你的職務級別，我們稍後再做決定。”他還說：“根據你的情況，還是到海外去工作的好，北京冬天很冷，你先到廣州去等候，我們把事情安排好了，你就先去香港。”
我那一陣很風光，隔三叉五地就有科長、處長、局長、主任來問寒問暖，請客吃飯。但是王濤有一天突然對我說：“讀了你的報告，愈讀愈發現你是反對柬共的。”
中調部發現了我的情報的重要性，同時也發現了我反對柬共的立場，領導上與我的關係就開始冷淡下來了。看來中調部、外交部都持支持柬共的立場，我也就開始有點灰心了。
後來，當我再三提出將統戰人士林宏毅、楊碧陶，生病的洪覺民，以及很可能被柬共殺害的洪德一家撤回國內來時。王濤竟而拍桌子大罵：“你太沒有組織紀律性了，叫你回來匯報，匯報完就完了。為什麽老提那些問題，你目中還有沒有中央？就算將來有撤什麽人，也不是照你周德高的意見辦事，那是中央的決定。”
王濤，一個胖胖的北方人，官不大，官氣卻很大，而且毫無見識，他的舉止談吐，就更不適宜在中調部這樣的部門工作。今天，如果他還健在，還有良心，還能讀到這段關於他的文字的話，他應該感到非常羞愧，他實在是太對不起犧牲在柬埔寨的同誌了。當時是夏天，我卻有在冰天雪地的冷感。啊！原來這就是被我當做親娘的祖國黨，我們在柬埔寨出生入死地為它奮鬥，無畏地麵對內外的屠刀，然而它隻把我們當作隨時供犧牲的卒子。
我太太和我還是被送到延安和大寨去參觀，在大寨接待我們的還是陳永貴的一個副手。“十一國慶”還上了天安門城樓下的觀禮台，部裏還有人關照我，觀禮時如果有攝影機對準我，就應該回避，不要暴露了自己。對於一個海外工作人員的觀點，他們也未必看得很重，他們希望今後還能利用我。然而，我提供他們這麽多的情報，非但沒能幫助他們，反而像是將他們推進泥坑去了。
【蘇品被殺】
我的報告中有一則是蘇品與越南方麵有聯係。蘇品在抗法時期的戰友“阿保”，一九五四年去了越南，政變後沒有返回柬埔寨。阿保與越共中央關係密切，也是老伍的好朋友。前麵說到，老伍去北京匯報工作回來後，被阮文靈留在越共南方局所在的社馬基地，阿保也在那裏。一九七四年底，我去社馬見老伍，他告訴我一個非常重要的消息，蘇品曾經兩次派人來找阿保，要求越南方麵幹預柬共的胡作非為，而阿保也已經向越南中央通報，但均未被采納。我向中共報告這個情況，當然是出自對蘇品的同情。
高局長說我提供的情報，有的“需要核實”，可能就是這一條，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到八月二日，也就是我完成報告後的一個月，時任“民主柬埔寨國家主席團”第一副主席的蘇品（主席喬森潘）和西南大區書記朱傑，就被邀請訪問中國。當時蘇品仍然主掌東部大區工作，而且是負責對抗越南的七號公路地區的軍事總指揮。
盡管，我報告的是蘇品在柬共進城前與越南的關係，但中共卻迫不及待地想了解這些“親越派”的態度。因為前一年前清洗高明、倪沙良、高莫尼、謝安等人的嚴重事態，而蘇品和朱傑又對中越兩黨的矛盾沒有深入了解，在與當時的中國領導人的談話中，他們可能表達了對波爾布特集團某種程度的不滿，於是也就印證了我所提供的情報的正確性。
緊接著，一九七七年九月底至十月初，波爾布特和溫威等訪問北京和平壤，當時掌權的華國鋒對波爾布特大加讚揚，他說：“尊敬的波爾布特同誌，您走的是一條正確的道路，請您繼續走下去。”中共方麵意識到，如果柬共內部的反對派與越南的合作，將打破它的戰略安排，因此就向他們通報了這些動向。一九七七年“十一國慶”，我站在觀禮台上，回頭見到波爾布特和華國鋒並肩站在天安門城樓上。
為了不暴露中共的角色，蘇品和朱傑回到柬埔寨後，波爾布特沒有立刻對他們下手，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先抓了朱傑，五月份才開始對蘇品下手。這件事與鄧小平可能完全沒有關係，而是華國鋒的安排，然而柬共為此加速敗滅的後果，卻要由鄧小平來承擔了。
同年四、五月間蘇品在金邊住院，他的軍事副手蓋寶在東部大區開始清洗，除了被就地處決的以外，還有四百餘名涉嫌的柬共軍人被押往金邊S-21監獄。密杜曾經報告農謝說監獄人滿為患，農謝則指示他不必再細問，統統殺了就算了。據蓋寶說，波爾布特和農謝曾經親自召見他，向他出示朱傑的與蘇品密謀叛亂的供詞。蓋寶進而傳喚蘇品，蘇品派人與蓋寶溝通，但去者皆無還。
蓋寶是個沒有什麽文化的工農分子，少年時期就參加抗法鬥爭，經曆與塔莫相似，因對波爾布特惟命是從，而與塔莫成為柬共兩大軍頭，在柬共內部有恃無恐，還擔任柬共中央委員，中央常委委員等職務，一九九八年波爾布特死後，他才下山向洪森政府投誠。蕭特對蓋寶和密杜有詳細的訪談，內容相當可靠。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蘇品忍無可忍，要去金邊弄清是非。他的部屬，柬共第四師的副師長兼政委韓桑林，說他曾經勸蘇品不要自投羅網；但蘇品親自駕駛一輛吉普車，帶了四名警衛（蕭特說他還帶了妻子）去了金邊。蘇品一行來到湄公河邊的水淨華渡口，他派一名警衛拿著他的親筆字條去求見波爾布特，可是這名警衛一去不複返。沒多時，金邊開來兩艘汽艇，汽艇泊岸後，二十幾名武裝人員登岸快步衝向吉普車，並開槍掃射。蘇品腹部中彈，負傷逃至湄公河畔一間廟宇中，但失血過多，傷勢嚴重。
金邊方麵派飛機散發傳單，命令當地軍民緝捕蘇品歸案。六月三日，他屬下的一名團長拿著一張傳單去見蘇品。他自知來日無多，對下屬說：“我不行了，往後的事情隻能靠你們擔當了。”說著拔出手槍向自己胸部開槍，再把槍口塞進口中再開一槍。蘇品死後，他的妻子兒女及鄉裏七百餘人被殺；他的兒女親家，西北區書記莫森巴一家也被株連，全部被殺。
【揭竿而起】
整肅蘇品是波爾布特與中共的合謀。蘇品是柬共內部威望甚高的領導人，而且長期領導東部大區的軍事政治，他的死使整個東部大區人心震撼，而緊跟而來的清洗，又把他的部屬韓桑林等人逼上了揭竿而起的道路。波爾布特調塔莫的西南區部隊前去鎮壓，韓桑林兵敗，率部退入越南境內。塔莫殺紅了眼，數萬人民群眾也逃去了越南，他們後來在越南境內扯出了“柬埔寨救國民族團結陣線”的旗幟，訓練出了自己的軍隊。
“柬埔寨救國民族團結陣線”的領袖人物中，韓桑林原本是東部軍區第四師的副師長兼政治委員，謝辛是第四師的一名後勤幹部，而最傑出的就是後來在金邊長期執政，而又表現出卓越政治才幹的洪森，他那時還隻是一個年輕的營團級指揮員。一九九三年，聯合國主導的柬埔寨大選後，西哈努克重新擔任國家元首，他首先授這三人以“五星上將”的殊榮，以表彰他們十五年前造反的功勳。
洪森的出走比韓桑林還要早一些。那是因為蓋寶不斷進行清洗，卻又不斷命令下屬向越南發起進攻，作為一個中級指揮員，洪森既感到無奈，又感到恐怖，於是逃到越南去了，他被越南方麵囚禁了二十幾天，才被釋放。另一名“救國陣線”的組織者，就是賓索萬，隻是他過早地被越南清洗了，因此沒有得到最後的榮耀。
韓桑林等起事後，柬越發生正麵衝突，東部大區大批群眾逃亡越南。波爾布特對此恨之入骨，他將柴楨省邊境上的人民集中起來，又向中國訂了幾百噸綠色布料，這些布料在兩周內分五批運到。柬共將它們裁縫成衣服和水布，柴禎省邊境人民每人配給一套，再用卡車將這些穿綠色服裝的人們運到金邊，然後用火車轉運到菩薩省。這幾千名“綠色壞人”無處逃遁，就在菩薩省的土地上被消滅了。
救國陣線在愈來愈緊急的情況下，曾多次要求越南幫助他們推翻波爾布特，越南礙於中共可能的幹預和美國一貫的敵視，投鼠忌器而猶豫不決。但訓練了一支的越柬混合的特工部隊，計劃潛入金邊，解救被軟禁的西哈努克，由西哈努克來領導柬埔寨軍民推翻波爾布特。然而，這個行動失敗了，特工部隊在突破金邊外圍防線時，被柬共軍隊發現，在激戰中被消滅。
【鄧小平教訓波爾布特】
當時，中共對柬共的倒行逆施不能說沒有了解，但鄧小平和華國鋒正在交接權力，內部的思想一片混亂。然而，幫助波爾布特—農謝—英薩利集團整肅蘇品，引發柬共內部叛亂，推動柬共政權加速崩潰，其後又讓中共頭痛了二十年。
一九七八年初，周恩來遺孀鄧穎超出訪柬埔寨，要求見西哈努克，但柬共隻讓她在西哈努克的寓所外繞了一圈，對這位政治老人來說是一個不小的刺激。但鄧穎超和她的先夫周恩來都以說“違心話”，做“違心事”著稱，她在離開金邊前發表一次廣播講話，她說：“在高山上，有許多樹，其中一株長得比別的樹高而大，因此免不了要受到強烈的風所吹襲，但不管強風如何使勁地吹，這株大樹依然傲立挺直不動，最後終於戰勝了這個惡運。”盡管她的言辭美妙，但柬共的惡運卻難逃了。
一九七八年夏天，東部大區軍民叛亂後，越南也加緊了應對的步伐，九月間範文同出訪新、馬、泰諸國，爭取同情和支持，但空手而歸。接著他與黎筍趕到莫斯科，與勃烈日涅夫簽訂了同盟友好條約。山雨欲來，柬共是熱鍋上的螞蟻，七月份宋成訪問北京，八月份農謝訪問北京，九月份下旬波爾布特也趕來拜見鄧小平，如日中天的鄧小平接見了這些曾經好高騖遠，如今卻失魂落魄的高棉英雄。
當時柬共駐北京大使畢薑（現在金邊）回憶了鄧小平與波爾布特的談話。鄧小平開始先大罵越南忘恩負義，接著就教訓波爾布特，說柬共的困難是自己過左的路線造成的，鄧小平還告誡他統一戰線和團結西哈努克的重要意義，在談到越南可能入侵時，鄧說抵抗越南的戰爭要由柬埔寨人民自己擔當，中國不可能派兵到柬埔寨去。畢薑說波爾布特在聆聽這位“修正主義分子”的教訓時，始終保持著微笑的姿態。
波爾布特還沒有回到柬埔寨，九月二十八日金邊就傳來了喬森潘宴請西哈努克夫婦和賓努夫婦的消息，他們已經銷聲匿跡了兩年多的時間。這究竟是在取悅強人鄧小平，還是在取悅弱者西哈努克？我們外人就不得而知了，但鄧小平和西哈努克，對柬共都是有用的人。這時，離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南的入侵，隻剩下了三個月的時間了。
麵對來自北方強敵與越南的威脅，重新上台敢於拍板的鄧小平親自出馬，十一月間他趕到東南亞，他承諾停止對馬共、泰共的支持，寬慰了這些反共國家，使它們站在反對越南的立場上。同時，中共要人汪東興、胡耀邦趕到金邊，汪東興建議柬共儲備糧食，發放武器給人民；而明智的胡耀邦看到的是宴會進行時，金邊又斷電一片亂象。最明白世道的，莫過波爾布特自己，如果把武器發給人民，等於把武器發給敵人。
英薩利回憶，十一月一、二兩日柬共匆匆召集了一個“第五次代表大會”，會上選出了由七個人組成的“中央常委”，其排名如下：波爾布特、農謝、塔莫、英薩利、溫威、宋成、宮蘇潘。十一月三日上午，塔莫、溫威、宮蘇潘三人在一起議事，突然一群持槍的軍人衝進室內，嚇得塔莫把大小便都屙在褲襠裏……，所幸抓走的隻是溫威和宮蘇潘。時僅一日“七人常委”就隻剩下了五人，柬共的清洗還在隨心所欲的興頭上。這時，離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南的入侵，隻剩下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了。
柬共最後的“核心”，大概就是這些人了，喬森潘一世都沒有進入這個圈子，溫威和宮蘇潘顯然不會謀害自己，塔莫和英薩利似乎也可以高高掛起，這個清洗決定，較可能是在波爾布特、農謝、宋成三人之間秘密達成的。
波爾布特在最後的日子，曾經對西方記者這樣說：“我知道有很多人怨恨我，並要我對‘種族滅絕’行為負責，我也知道很多人因此而死。”他接著說“我應該向所有發生過的事情負責，因為這個路線政策太左了，我沒有及時發現到各方麵的失誤，及事態的嚴重性。其實我就是像一個家庭主婦，不知道下麵孩子幹了些什麽，我太相信一小撮人了。例如負責執行中央決策工作的秦森瓦，負責知識界工作的倪沙良，還有負責政治教育工作的蘇品，他們都是我最親密的人，但結果他們給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波爾布特不但將責任卸得一幹二盡，而且還要讓被他殺掉三個“親密戰友”，來替他背黑鍋。他說東說西，有一件事情他是萬萬不能說的，那就是他殺死蘇品是來自中共授意，這也是他為什麽要在撤出金邊後，要將涉及機密的中文翻譯人員盡數殺絕的原因。
【柬共逃出金邊】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有“救國陣線”引路，久經戰練的越南軍隊，分七路打進柬埔寨。越方原有以湄公河為界，兩方割治的想法，但隻出手幾天，柬共就不堪一擊，全麵潰逃，波爾布特被逐出金邊後，逃至柬泰邊境苟延殘喘。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金邊易手，次日“柬埔寨人民共和國”就宣告成立，它的早期首腦就是韓桑林，賓索萬等人。此時，全世界唯有中共如喪考妣。來年，惱羞成怒的中共以“自衛反擊”為名“懲罰越南”。
被逐出金邊的柬共主力，盤踞在連接戈公、馬德望、奧多棉吉、柏威夏諸省的柬泰邊境地區，中國政府很快和泰國達成協議，以放棄對泰共武裝的支持，換得取道泰國支持柬共的條件。泰國政府在柬共和越南間，取了“兩害權其輕”的原則，在它的默許下，柬共人員可以越界逃生。因此，在馬德望省的拜林、梅萊，奧多棉吉省的安隆汶三地，形成柬共十年“抗越鬥爭”（一九七九——一九八九）的中心。此間波爾布特就躲在拜林和梅萊之間的山區。
描寫柬共逃出金邊的紀事很多，據說情況混亂已極。英薩利是赤腳上了去馬德望的火車，然後步行進入泰柬邊境的山區，孫浩大使帶著大使館的官員與柬共外交部長英薩利同行，以示中國與“民主柬埔寨”同生死的決心，英薩利向蕭特提供的一張路途上的照片，每人都是一副重上井岡山的打扮。這無疑很令人感慨，三年多以前兩百萬人民被趕出金邊，今天就輪到了柬共自己。
多少年後，國際上還有越南侵略了柬埔寨，越南軍是侵略軍的輿論。然而，柬埔寨人民也是取了“兩害權其輕”的原則，非但沒有把越南軍隊當作侵略者，而且歡迎他們，感激他們，還帶領他們去找抓捕躲藏的柬共分子。西哈努克就說過：“如果越南人不對紅色高棉發動進攻，那我們的人民就將永世地被那野蠻的‘翁卡’統治，永遠當奴隸了。”
中共因“文革”而瀕於崩潰，唯望柬共能製造一個勝利，讓自己在東南亞保有一席之地，給渙散的黨心民心，打一劑強心針。然而，柬共的暴政，殘害了原來對中國懷有好感的高棉民族，也使“心向祖國”的柬埔寨華僑遭受慘重犧牲，從此對中共深惡痛絕；而柬共被逐出金邊，也就把中共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了。
【在柬埔寨的奧斯威辛懷舊】
一九九九年，我從美國回柬埔寨，有機會參觀那座用中學校舍改建成的殺人魔窟S-21，現在它已經向公眾開放。這個柬埔寨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在“密杜”的主持下，前後關押殺害了約二萬人，他們絕大部分是柬共的成員，隻有六人幸免於難。由於柬共倉促逃出金邊，魔窟的檔案和死者的照片都保存完好，囚者大都被誣陷為“美國中央情報局”、“蘇聯克格勃”、“越南”的特務，甚至“劉少奇派修正主義分子”，其誣陷捏造的荒謬程度超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波爾布特的許多“親密的同誌”，都死於S-21，民柬副總理溫威是波爾布特參加印支共產黨時期的老戰友，在他擔任副總理時，曾陪同波爾布特訪問中國和北朝鮮，兩人經常出現在同一個鏡頭中。他的被捕與他的前任上司蘇品有關，在殺他之前，波爾布特親自參加審訊，並對他拳打腳踢，死前溫威先被打斷了一條腿。
符寧在西哈努克時期曾任司法部長，後來又在民柬政府擔任新聞部長。西哈努克認為，論才學和智慧，乃至人緣和禮儀，符寧都遠勝於英薩利。他被殺的原因，是因為他進城後提出體恤人民疾苦和發揚黨內民主的意見，因此不能見容於波爾布特。在一張鐵床兩邊有兩副手銬和兩副腳鐐，講解員說那是符寧被處決前睡的床。
我的悲憤從心中迸發出來，腦中閃現了在六十年代中國大使館的一次酒會上，符寧和淩秘書在談話，我在一旁做翻譯。一個說我們堅決支持你們，一個說我們堅決鬥爭到底，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這些美好的話餘音繚繞，可是符寧卻被革命巨獸吞噬了。
出席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的柬方抗法人員代表農順，後來擔任金邊《人民報》總編輯。一九五八年被政府判處死刑，後改判終身監禁，政變後被朗諾政府釋放，到“解放區”在柬共內擔任要職；而革命成功後，當年與他不和的《人民報》的排字工人塔莫，成了波爾布特最主要的親信，身居柬共要職，因此農順也在S-21被處決。
秦森瓦是波爾布特的隨從，在東北根據做油印工作時，得到波爾布特的信任，進城前就被提拔擔任柬共中央辦公廳廳長，進城後擔任總理辦公廳主任。象這樣親近的人，也被波爾布特處決。而與我熟識的蘇灼、張東海等，也統統死在裏麵。
蘇品案發以後，S-21囚犯大增，處決也加速進行。這座原來是中學校舍的走廊上，陳列了數千名被殺者生前的相片，這些表情絕望的死囚絕大多數隻有編號，沒有名字，但我認出不少過去的熟人，其中一位是金邊中華醫院護士陳萍，她是柬共黨員陳綠野的妻子。照片上她身穿黑衣，懷抱一個小孩。一九七〇年我從北京回到柬埔寨，奉命與柬共中央建立直線聯係，第一個接頭的就是綠野，後來綠野在“解放區”死於瘧疾。陳萍一定是因為溫威—蘇灼這一條線的牽連，而被清洗了。
狄蒙女士，是一個留法的生物學博士，是很少有高學位的柬埔寨女性之一，西哈努克曾經任命她擔任勞工社會福利部部長，我在《棉華日報》工作期間訪問過她多次，有時她在國會受議員質詢時，我也在場，她是一個難得的機敏幹練的才女，一個心氣很高的單身貴族。她的思想左傾，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柬共的成員，在S-21的死者照片中，我發現了她。
【紅色高棉的囚徒】
一九五五年八月“萬隆會議”開始，西哈努克就結識了周恩來，中柬關係就翻開了愛恨交織的篇章。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年，堪稱是中、柬關係的蜜月期。西哈努克多次訪問中國，周恩來、劉少奇、陳毅、李先念等，也先後訪問柬埔寨。高層互訪之頻繁，實屬罕見，而民間文化交流和往來就更加密切了。
然而，中國共產黨常以與各國共產黨的關係有別於政府間的關係的蠻橫道理，長期支持泰國、緬甸、馬來亞、菲律賓共產黨的暴力武裝，因此這些國家長期與中國沒有外交關係。而在蘇加諾和西哈努克的領導下，印度尼西亞和柬埔寨保持與中國和西方的等距關係。五十年代，中共在東南亞的處境相當孤立，柬埔寨是一個難得的“友邦”，對於在柬埔寨推行革命，中共最初還是有所節製的。
柬埔寨的共產革命慘劇，是中共影響的苦果，也是越南戰爭的結果。越南戰爭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冷戰中的一場熱戰，柬埔寨是雙方都要爭取的對象，西哈努克也隻能在它們之間走鋼絲。但把西哈努克踢出柬埔寨，卻是美國發動政變的錯誤。
中共傾力促成西哈努克和柬共聯合，西哈努克名義上是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的主席，也是柬埔寨民族團結政府的元首，其實他隻是一個紅色高棉的囚徒。中共將他和柬共捆綁成為一對“夫妻”。而柬共根本就不把西哈努克放在眼裏，負責監護他的英薩利，對待他連起碼的的尊重和禮儀都沒有。盡管，莫尼克是英薩利之妻喬蒂麗，還是在西索瓦預科的同學。
西哈努克說到，中國政府給他維持著很高的生活水平，有一次他在食用法國鵝腸時，一個柬共幹部竟當麵指責他說：“這是人民的血汗。”西哈努克頓時大光其火，回答他們說：“這不是你們的血汗，而是中國政府給我的。”其實，這是他自己化錢買的。西哈努克很早就向周恩來表示，他要與柬共分手，要回柬埔寨去鬥爭。周恩來表示很理解他的心情，要求他千萬別讓在前線戰鬥的戰士和人民，因為他退出政治舞台，而失去戰鬥的意誌。
毛澤東也親自出麵當和事佬。他曾經當著西哈努克、莫尼克、賓努、喬森潘和喬蒂麗說：“親王殿下，我很清楚殿下和你的柬埔寨共產黨同誌們有不少誤會；但是請諸位別忘記了你們之間存在著很多共同點，一些分歧畢竟是小事。”西哈努克無奈，隻好微笑。喬森潘也報以微笑，西哈努克說那是笑裏藏刀，令人心寒。毛澤東還開玩笑地說：“親王殿下，你講話很坦率，你有資格當共產黨員。從現在起請考慮做一個共產黨員吧！”
顯然，毛澤東和周恩來是為了幫助柬共小夥伴，才將西哈努克捆在柬共的戰車上的。西哈努克曾經指出：“我對他們是非常重要的，沒有我的支持，他們就很難得到農民的支持。”一九七五年九月，西哈努克獲準返回柬埔寨前，去北京醫院向周恩來辭行。當時，周恩來已經病重，他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對著前來迎接西哈努克的柬共代表團成員喬森潘和喬蒂麗，道出了一番肺腑之言。
周恩來說：“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如果犯了錯誤，就必須對此而引起的災難性的後果負責。我想對你們提出一點建議，不要企圖通過一個大躍進，就能抵達共產主義最高階段。你們一定要小心謹慎，在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穩步前進。你們的目標並不是要立即實現共產主義，而是逐漸地向社會主義邁進。如果你們拋開謹慎和明智的做法，那肯定會給你們的人民帶來災難。共產主義當然是給人民帶來幸福、繁榮、主權和自由。如果有人想通過一跳就實現共產主義，而不顧人民的思想狀況和民族的現實，那肯定有把人民和國家拖進災難的危險。我們中國犯過這樣的錯誤，我提醒你們，不要再蹈我們的覆轍。”
這一段話見諸於中國出版的《波爾布特》，對於一貫篡改曆史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很多人會以為這是死無對證的捏造，是中共在推卸自己在柬埔寨問題上的曆史責任。但是，我以為一個“行將就木”的“革命老人”，說些“其言也善”的話，是相當可能的。可惜這些慘痛的教訓，被“初出茅廬”的柬共領袖置之腦後。
中共對柬共進城前的內部鬥爭，對柬共的極左思潮，不是沒有察覺。然而，柬共的這些錯誤的根子在於中共，在於毛澤東思想。而當時中國自己正在進行浩劫式的“文化大革命”，在這種“己不正”的狀況下，又如何能夠去糾正更加左傾的柬共呢？事實上，我們也不妨問問周恩來：當中共在犯那些錯誤的時候，你周恩來又在幹什麽呢？
西哈努克在國際社會巨大影響，和在柬埔寨農民心中的崇高威望，都被柬共利用了。在西哈努克返回柬埔寨前，東德駐北京大使（前駐金邊大使）的夫人，當時是含著眼淚勸西哈努克取消回國的決定，說他們認為返回柬埔寨後，親王本人和王族成員都將遭遇不幸。西哈努克沒有接受忠告，終於回到他的祖國，去承受了三年軟禁生涯。在當時，東德與蘇聯是站在越南一邊的，然而，事實證明，東德方麵所表達的判斷是正確的。
回金邊後，西哈努克自己的居住環境極其惡劣，老鼠成群結隊，水電時有時無。他說他終日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有時竟無聊到觀看壁虎交配來打發時間。後來西哈努克情緒失控，乃至與喬森潘爭吵；莫尼克也精神崩潰，不時發抖。西哈努克的近二十名子孫被柬共殺害，他在回憶錄中說：“我偷藏了一條大繩子，準備在浴室上吊，也常備大量安眠藥，隨時可以服藥自殺。” 西哈努克夫婦能逃過大難，也算是奇跡。
說到莫尼克，她有意大利血統，在一九五二年舉行的一次選美會上，莫尼克貌壓群芳，使西哈努克一見鍾情。自從莫尼克嫁給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就此收斂了風流的情種；莫尼克幾十年如一日，陪同西哈努克遍訪世界各國，她的美豔因此為世界所知。大色鬼蘇加諾一再到訪金邊，明說就是為了再睹莫尼克的芳容。赫魯曉夫曾經戲言，如果沒有莫尼克的陪同，就不允許西哈努克踏上蘇聯的國土。有一次柬埔寨和蘇聯談判友好條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體不召而來，人人心不在焉，個個目不轉睛……這些都是西哈努克的回憶。
莫尼克為西哈努克生下兩位王子，大的叫“西哈?莫尼”，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國王，其人知情達理，孝敬父母，曾留學北朝鮮，金日成也很疼愛他。西哈努克被柬共軟禁在金邊時，柬共以假電報召西哈莫尼回金邊參加紀念活動，於是也失去了自由，他曾經抱住父親的雙腳，要求父王將自己交給柬共，來換取父母的自由。次子“諾靈?狄奉”，留學蘇聯，思想親共，與西哈努克做對作到水火不容。他甚至對波爾布特沒有把西哈努克殺掉，感到不理解。當西哈努克第二次流亡北京時，小王子把西哈努克鬧到忍無可忍，最後求助中國政府將他送去法國。
【西哈努克在美國謀求政治庇護】
一九七三年，西哈努克視察“解放區”時，波爾布特不讓他知道誰是柬共的真正領袖；他回到金邊後，波爾布特本人根本不去見他，而且還對人說過：“西哈努克對革命有些貢獻，因此我們才免他一死，否則還真想殺掉他呢。”一九七九年元旦一過，越軍兵臨城下，一月五日，“民主柬埔寨國家主席團主席”喬森潘，請西哈努克到政府大廈來喝茶。
西哈努克到時，波爾布特和英薩利已經站在政府大廈門前等候，波爾布特行彎腰合什禮，傲慢無比的英薩利，也隻得跟著照辦了。這是西哈努克訪問“解放區”以來，第一次再見到波爾布特。波爾布特顯得很有魅力，他用皇家和僧侶的稱謂和用語與西哈努克交談，這被認為是一種非常高貴的方式，喬森潘也常常用這樣的方式同西哈努克講話。
波爾布特是要讓他到聯合國去控訴越南。喝茶時，他對西哈努克說：“殿下在世界上有很多好朋友，一定能夠為柬埔寨的利益爭到好處。”西哈努克應對說：“我感謝閣下的政府派我去當一名‘律師’。”
然而，麵臨滅頂之災，波爾布特還吹牛：“這次戰爭不會拖太久，也許隻須兩三個月，我們的戰士和人民將把這些越南人打敗。將侵略者趕出柬埔寨國土。到時，殿下願意回國，我們將在祖國恭候。”在回憶這段話時，西哈努克不無幽默地說，他很欽佩波爾布特的口才和臨危不懼的鎮定。
最後，波爾布特說：“形勢非常緊急，我們必須撤退。現在需要您幫助我們的時候了，因為您在聯合國很有名望。您願意幫助我們嗎？”西哈努克在說一些義不容辭的答應話時，英薩利插話：“我們安排了飛機，但由於座位不夠，您隻能同夫人先走。”西哈努克擔心親屬將成人質，向波爾布特請求說：“請允許讓我的全部家庭成員和我的同事，同我一起走。”波爾布特看了看英薩利，然後說：“好，讓他們全體上飛機。”還是波爾布特決定放人，英薩利好像比波爾布特更刻薄。
一月六日早晨，越軍的炮聲離愈來愈近了。西哈努克一家人來到機場，見到機場的另一端停放著一排中國造的米格十九型戰鬥機，但由於柬共沒有人會駕駛，都將留給越南人當戰利品。而中國飛機能否到達，能否降落，能否起飛？也都是問題。直到中午一架波音七○七型客機降落在波成東機場，才使西哈努克見到了解脫的光明。
以越南占領了金邊，推倒了柬共的暴政，既有柬埔寨人民的支持，又有蘇聯的撐腰，占盡了上風。而中共則是最大的輸家，也是它的曆史上最大的敗筆，它為了給柬共喘息機會，讓西哈努克到聯合國去譴責越南侵略，自然是唯一的辦法。對共產陣營的內部惡鬥，美國當然是喜不自在，然而“抑強扶弱”才是最好的辦法，於是它站在中共的一邊譴責越南。
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傍晚，西哈努克再回到北京，他已經再也見不到周恩來了，是起死回生的鄧小平親自來接的機，西哈努克走下飛機時，鄧小平快步迎上去，第一句話又是“歡迎您再一次來到第二故鄉”，不知道這話有沒有歉意。幾天後，西哈努克就從北京啟程去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從他離開金邊之時起，柬共派了秀木、傑春等三人全程監視西哈努克。
在安理會柬埔寨問題特別會議上，西哈努克譴責越南侵略，古巴追隨蘇聯幫越南說話，安理會譴責案的表決票數大大不利於越南，但蘇聯動用了否決權。而西哈努克完成了他對柬共的的承諾，心卻如死灰，他聲明以後他是“自由人”“愛國者”，不再代表任何政府了。他機警地遞紙條給美國保安人員，要求美國給予政治庇護。他和莫尼克，終於甩脫了柬共人員的尾隨。
西哈努克向他的仇敵美國申請庇護，本可以成為一條驚人的消息，但美國考慮到要與中國結盟對抗蘇聯，就必須給中國人麵子，因此先安排他們倆夫婦住進一家醫院，進行全麵的體格檢查。不久，鄧小平應卡特總統邀請訪問美國，在美國政府的安排下，二月一日他和西哈努克進行了兩個小時的私人見麵。
飽受毛共摧殘後複出的鄧小平，撫慰飽受柬共折磨的西哈奴克說：“紅色高棉對殿下種種作法是令人遺憾的，他們忘記了殿下對柬埔寨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不尊重殿下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懷，甚至也還不滿中國，對此我也應該向殿下表示道歉。”鄧小平還向西哈努克保證，他在中國將有絕對的自由，而且不再提出要他和柬共合作的要求。但鄧小平對幾百萬柬埔寨人民，和數十萬柬埔寨華僑，卻沒有說過一句抱歉的話，共產黨一口一個“人民”，可是心目中卻隻有帝王將相。
世界上沒有比中國更要麵子的國家，而西哈努克就是中國的麵子，惟有在中國他才能予取予求，這些斤兩他都掂量得很清楚。於是，西哈努克接受了鄧小平的邀請，決定長期居住在北京，他直言不諱地說：“如果我必須接受某一國政府的供養，最好就是中國政府。”二月十三日，西哈努克從紐約飛回了北京，中國政府給了他國家元首規格的歡迎。
【鄧小平教訓“同誌加兄弟”】
中、越兩共，一貫唱著是“同誌加兄弟”和“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的高調，可是當波爾布特暴政被越共消滅後，鄧小平就放出“教訓越南”的狠話來了，“大同誌”要教訓“小同誌”的，“老大哥”要教訓“小兄弟”了。鄧小平在對越南用兵的報告中指出，柬共的軍隊仍有一定的實力活動於農村山區，中國的“自衛反擊”也是對他們的支持，對越用兵其實是“圍魏救趙”的重施。
鄧小平更知道中國軍隊長年不打仗，軍力懈怠。他還說過：“這次自衛反擊也是一次練兵。”鄧小平可能還有更多的個人因素，他是要發動一場不大不小的戰爭，來檢驗一下“我指揮槍”的能力，然後再用槍杆子來為“我指揮黨”保駕護航。他在一九七九年初訪問美國期間，就向美方做作了“教訓越南”的承諾。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二十多萬中國軍隊兵分兩路越過中越邊境，中方稱這次戰爭為“對越自衛反擊戰”，多數中國人也有踏平越南方可解恨的思想，然而人民解放軍的戰力大為“失準”，野戰部隊連與越南地方部隊作戰，亦不能勝任。經曆了長期“政治鬥爭”，正應了“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悲哀戲言，中國的軍力已經十分衰弱。但這一場戰爭延續成經年的邊界衝突，對越南的經濟有很大的破壞，也算是達成一部分目的。
當然，鄧小平本人對越南有一段不愉快的心結。中越惡戰後，越南方麵翻出了許多令中共難堪的老帳，其中有一條說：“一九六四年東京灣事件後，鄧小平曾秘密訪問河內，向越南方麵提出，願意每年提供十億美元的援助，附加條件是要越南拒絕蘇聯對越南的援助。”越南方麵還說：“越戰期間，中國方麵曾千方百計阻撓蘇聯援越物資的運輸。”
那時，蘇聯是世界一霸，黎筍有了俄國人的撐腰，揭露中共毫不假顏色，他說：“中共支持越南革命的目的，是它吞拚印支及整個東南亞計劃的一部分。”還說，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共提出中、越聯合協助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奪權。一九六七年中國駐河內大使館曾鼓勵華僑青年搞紅衛兵運動，遭到越南方麵製止。一九六八年中國反對越南在南方發動“春節攻勢”，認為隻能靠打持久戰取勝。越共把這些芝麻綠豆全部扯在一起，其中當然不乏事實，但象“吞拚印支及整個東南亞”這樣的罪名，也隻是用了世界共產黨慣用的“上綱上線”的伎倆，要把中共搞臭而已。
叫中共下不了台的是，黎筍還揭露，一九七一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中國，中美達成秘密協議，中國願意協助美國保留阮文紹政權。交換的條件就是要美國放棄台灣。因此，一九七一年毛澤東規勸到訪的越南總理範文同，建議越南放棄解放南方，但遭到範文同的拒絕。我們當然無法求證毛澤東和尼克鬆之間的私房默契，但毛澤東向範文同作此建議，越南方麵是沒有必要造謠的。
黎筍對中共的這番不留情的揭露，實在是一個不可挽回的曆史性錯誤，越共再也料不到它抱的那條蘇聯大腿，竟至於潰滅於驟然；而日日搖搖欲墜的中共，居然還能挺到今天，中共、越南、北韓竟成共產主義的三盞孤燈，越南也隻能學“改革開放”，有時還要到北京討一杯羹。總之，世界上的共產黨，行事都是一個模式：不作盡作絕，是決不罷休的。
【柬共重整旗鼓，又重歸失敗】
在美、蘇稱霸的冷戰格局下，中國又與美國連手，使柬共贏得了喘息的機會，一九七九年以後的曆屆聯合國大會上，絕大多數成員國拒絕承認金邊當局，並譴責越南侵略柬埔寨，要求越南無條件撤軍。而潰退到邊境山區的柬共，也不得不檢討過去的一些失誤，在政策上作出一些調整，如波爾布特就曾經承認取消貨幣是錯誤。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八日，柬共宣布“自動解散”，實際上“翁卡”（革命組織）原封不動。一九八五年波爾布特、農謝宣布退休，以進一步改善形象，但波爾布特仍主宰紅色高棉的一切大政方針。之後，紅色高棉部隊開始恢複元氣，八十年代末擁有二萬五千人的二十五個師的軍隊，控製著近約二成的偏遠國土。
而西哈努克和“自由高棉”領導人宋雙，也在柬泰邊境各自擁有小股武裝。盡管西哈努克憎惡柬共，但還是再度與之合作。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柬共、西哈努克和宋雙三方成立“民族團結政府”，由西哈努克任主席，宋雙任總理，喬森潘任副總理兼“國民軍”總司令。紅色高棉是三方中最大的軍事力量，西哈努克是它最大的政治資本，中共希望柬共能在西哈努克的招牌下繼續生存下去。
一九八六年以後，聯合三方的力量並沒有得到實際的增強；反倒是二十萬越南軍隊無法決戰決勝，長期滯留柬埔寨，軍費浩大；而國際的製裁，又使越南經濟停滯不前，其間發生民眾大批逃亡的船民慘劇，使越南的麵子很不好過。更重要的是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喬夫上台以後，對前任遺留的問題作了許多反省，如開始從阿富汗撤軍，開始與中國改善關係。這種大局迫使越南和金邊當局考慮柬埔寨的政治解決方案。
柬埔寨問題的要害有兩個，一是越南撤軍，二是處置柬共頭目。前者糾纏了很多年月，但一九八六年黎筍死後，情況迅速變化。一九八九年一月越南副外長丁儒廉突然訪問北京，開始了中越關係的正常化，四月五日越南又單方麵宣布將於九月三十日前無條件從柬埔寨撤出全部軍隊，這為和平解決柬埔寨問題鋪平了道路。越南的這些做法，顯然來自蘇聯的壓力。
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一年，蘇聯和東歐的共產製度的徹底崩潰，越南失去了靠山，更必需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中共在一九八九年受到重創，也急於在世界事務上改善自己的形象，過去是毛澤東和“四人幫”在柬埔寨問題上涉足太深，鄧小平對柬共極左路線則未必不深惡痛絕，隻是蘇越連手的軍事成功過度刺激了他的自尊心，因此不得不強打著精神來支持柬共。而一旦越南有意和解，中共立即順水推舟。
後來經過美中蘇英法五國、東盟諸國和聯合國的斡旋，經過長達兩年的談判，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與會國外長及“柬埔寨全國最高委員會”十三名成員（西哈努克，金邊政府六人，西哈努克派、自由高棉、柬共各二人），在《柬埔寨衝突全麵政治解決協議》《關於柬埔寨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及其不可侵犯、中立和國家統一的協議》《柬埔寨恢複與重建宣言》及《最後文件》上簽了字。同意實現民族和解，並在聯合國監督下進行大選，組成新政府。
西哈努克的決定“柬埔寨全國最高委員會”，回金邊複會，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柬共代表喬森潘由曼穀乘飛機到達金邊後，即在寓所被憤怒的民眾毆打成傷。
為了調解柬埔寨四派的鬥爭，聯合國從一九九二年二月起，陸續派出二萬二千名人員，幫助實施巴黎和平協議。這是聯合國曆史上最大一次維和行動，總共花費二十八億美元。然而，在巴黎協議上簽字的紅色高棉一方卻突然變卦，以金邊當局控製實權和存在越南移民為借口，拒絕與之合作，並抵製預定的一九九三年進行的大選。它先不讓聯合國維和人員進入其控製區，繼而拒絕裁減軍隊，還不斷采取軍事進攻，進而發生多起傷害維和人員的惡性事件，聯合國維和人員死亡六十六人，其中包括兩名中國軍人。
波爾布特做出這個錯誤決定，是因為他對柬共取勝毫無信心，他希望“槍杆子”能夠維持一個持久的對立局麵。而他對西哈努克派取勝也沒有把握，他寄望於西哈努克派競選失敗後，重新與柬共結盟。選前喬森潘還曾經在曼穀會見宋雙，提出隻要他退出大選，紅色高棉方麵願意向他提供六百萬美元的援助，但遭到宋雙的拒絕。
結果，其它十九個柬埔寨大小政黨，都參加了一九九三年五月舉行的大選，出人意料的是，西哈努克派的“奉辛比克黨”得到 45.47％的最高票，金邊當局控製的“人民黨”得票 38.22％。“奉辛比克黨”是“柬埔寨獨立中立和平合作民族團結陣線黨”的簡稱。
在蘇聯東歐紛紛變天的情況下，金邊方麵未雨綢繆。巴黎會議尚未結束，以韓桑林為首的“高棉人民革命黨”，就在金邊召開了一次特別代表大會。大會上，黨的名稱改為“人民黨”，並宣布放棄馬克思主義的舊綱領，和實行自由經濟、多黨民主、保證公民權利，尊奉佛教為國教的新目標。這些變動是為了改變形象，適應未來大選的需要。他們還很早就看到西哈努克站在誰的一邊，誰就將是大選的勝利者。
人民黨的骨幹是由柬共“叛徒”組成的，他們大都是蘇品的下屬，東部大區的中下級軍事幹部。然而，他們中間產生了洪森這樣圓滑的政治家。洪森生於一九五二年，投身紅色高棉時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和尚，謀反時還隻是一個青年軍人，而一九八七年他以總理的身份在巴黎與西哈努克會麵時，已經表現了卓越的政治才幹。一九九一年，他就親自去北京把西哈努克接回金邊，兩人竟能相處得象父子一樣。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四日柬埔寨王國政府組成，奉辛比克黨和人民黨達成妥協，聯合執政，拉那烈王子任第一首相，洪森為第二首相，中國和泰國立即承認它是合法政府。然而，柬共既想離間新政府，又想在新政府中謀取一席之地，但又不願交出控製地區和解散武裝。首鼠之間，時不待人，柬埔寨兩大派的格局迅速重組，柬共與西哈努克、宋雙的“三方聯合”自動破裂。柬共葬送了回歸政壇的曆史性機遇，也失去了中共對它的最後寄望，正如一位中國官員說：“紅色高棉的事管到這裏，中國也管夠了。”從此中共對柬共的援助全麵停止。
新政府得到全世界一致承認，柬共軍隊士氣開始渙散。在喬森潘極盡挑撥離間之能事時，七月間柬共部隊又在各地挑起事端，殘害百姓。新“三方聯合”政府軍，決定對柬共實施清剿。一九九三年八月中旬，在詩梳風以北的豐查鎮的戰事中，英薩利幾乎被擒，柬共中央大批重要文件被繳獲。十月二日，喬森潘再到金邊以“承認政府”來討價還價，無奈柬共已經沒有身價，喬森潘無功而還。
一九九四年二月七日，政府軍攻克柬共北部重鎮安隆汶；三月二十二日陷西部重鎮拜林。盡管拜林和安隆汶相繼被紅色高棉重新占據，但它的戰力已非神話。一九九四年七月七日，柬埔寨王國國民議會宣布“紅色高棉”和“民主柬埔寨”為非法組織，繼而對波爾布特與英薩利作了缺席審判。紅色高棉爭取東山再起的十五年鬥爭，又付諸東流。
【鄧小平決定停止輸出革命】
毛澤東“輸出革命”是要當世界革命的領袖，而五、六十年代中共操辦“輸出革命”的就是鄧小平，當時中共和越共的立場是一致，要推動東南亞革命高潮的到來。據馬來亞共產黨領袖陳平的回憶錄《我方的曆史》說，一九五九年馬共就作出了停止武裝鬥爭的決定，而鄧小平在一九六一年六月會見馬共領袖，促令他們恢複武裝鬥爭，並在以後的近三十年中，以秘密管道向馬共持續提供了巨額的運轉經費。
但是，在一九七八年鄧小平複出後，他的“輸出革命”的立場，發生了南轅北轍的變化，而正是柬共的困境促成這種變化。因為援助柬共的物資必須通過泰國，一九七九年中共要求設在中國境內的泰共“愛國陣線之聲”降低調門，泰共拒絕這個要求，電台隨即被關閉。一九八○年十二月，鄧小平接見陳平，要馬共關閉設在湖南山區的“馬來亞革命之聲”，理由是要換取東盟國家在聯合國支持柬共，而且是“李光耀要我立刻終止廣播”。
事實上，東南亞各國的“武裝鬥爭”都是在中共的直接參與和幫助下展開的。參加緬共鬥爭十五年的楊美紅女士，在她的《嬰粟花紅》一書披露，緬共許多幹部都是在中國受訓武裝鬥爭的，而緬共人民軍的“七號”“八號”首長就是中共的軍事顧問，其基層有大量的中國知識青年參戰，緬共的軍需和裝備，更是由中共一手操辦。她所描寫的緬共的鬥爭方式和自相殘殺，與我所見到的柬共所為完全雷同。
楊女士說緬共的中央會議常常是在中國境內召集，會議廳中懸掛毛澤東、林彪和緬共主席德欽丹東相片，會前三呼“毛主席萬歲”和“德欽丹東主席萬歲”，高唱“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德欽丹東翻版中國文化大革命，黨內也搞什麽“鬥私批修”“抓走資派”。中央書記處書記巴丁、中央分局書記頂吞、政治局常委博鐵、依洛底瓦江軍區政委梭東，都被無端處置，被殺前自己挖好葬坑，劊子手的屠刀提起，就人頭落地。而德欽丹東也被貼身警衛一槍，結束了作惡多端的生命。
八十年代初，中共反省曆史。鄧小平認識到“輸出革命”是在禍害世界人民，中共作出了停止支持東南亞各國共產黨武裝鬥爭的決定，從此東南亞各國走向國泰民安。中共領導人喬石出麵召見緬共代表團，宣布到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終止一切援助。緬共迅即滅亡，餘眾有的在雲南養老，有的在緬北經營毒品，繼續危害世界。
印度支那共產主義的始作俑者，當然是創建越南共產黨的胡誌明。他領導抗日、抗法的獨立鬥爭，無可厚非。但自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終止戰火，到一九五八年戰火重起，越南南北兩方的人民隻休息了三年，而這場“解放南方”的戰爭，居然長達十七年之久，直至一九七五年方止。現在共產主義的“崇高理念”煙消雲散，當初胡誌明撕毀協議，發兵“解放南方”，自然是一場邪惡的非正義戰爭。
美國見義勇為，毅然出兵；而為“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中共蘇共也競相大施援手，這是世界曆史上一場空前慘烈的搏鬥。最後美國雖然失敗，但越南民族也“付出了空前的犧牲”。而越南統一後，越共實施一係列錯誤的政策，導致經濟全麵崩潰。饑餓的人民竟敢以一葉偏舟投奔怒海，出現了世間少見的難民潮。這樣的“民族勝利”還有什麽意義？
【波爾布特的新婚】
波爾布特之妻喬奔娜麗早在一九七○年就精神分裂，八十年代初離開叢林到中國就醫。一九八五年，年近七十歲的波爾布特與不到三十歲的“密鬆”（“鬆同誌”）結婚，貧苦農民出身的密鬆一直追隨柬共，據說這個婚姻得到了喬奔娜麗的認可。婚後密鬆為波爾布特生下了一個名叫“西”的女兒。
一九九八年四月波爾布特死亡，終年七十二歲。四月十五日，紅色高棉按照佛教的儀式，為波爾布特舉行了葬禮，十八日儀式結束後，波爾布特被火化，當時密鬆和西都出現在媒體的鏡頭前麵，而死去的波爾布特則滿頭黑發。
二○○三年，西方記者在安隆汶采訪了四十五歲的密鬆，那時她已經與波爾布特的秘書狄昆納結合，記者向她求證波爾布特是中毒而死和屍體被調換的傳說時，密鬆說：
“他是死於心髒停搏，沒有人投毒。至於他的頭發，是我在他的要求下給染的。他對我說，‘這樣一來，如果我死了，人們不會相信這就是我’。”波爾布特說過這樣的名言，“秘密工作是一切成功的關鍵”，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還有這麽一小手“秘密”。
密鬆說，一九八○年她就與波爾布特在叢林中相識了，當時有許多男子向她求愛，但她卻與革命領袖一見鍾情，後來為他生育。她說波爾布特是一個很“寬容”的人，一個很好的丈夫，也是一個好父親。她還說他們之間的愛情是真實的，不象傳說的那樣，是由“翁卡”安排了這場婚姻。
我們不必懷疑這位農村女子的真情，她所說的是她所知的真實，即波爾布特是個有七情六欲的真人。事實上，毛澤東也是情欲旺盛的男子，波爾布特和毛澤東一樣，都會生兒育女，但是他們也是殘害人類的妖孽，毛澤東使無數的中國的婦女失去丈夫，波爾布特使無數柬埔寨的兒童失去父親。
波爾布特與高棉村姑密鬆的婚姻，是一雙男女的血肉結合。然而，波爾布特與英薩利的姻親關係，也因此新婚而結束。這對結識幾十年的誌同道合的政治友人，創導種族絕滅的共產主義領袖，從此親密不再，而仇恨相繼了。英薩利叛變後，曾經這樣地議論他過去的連襟：“波爾布特行事隻為鞏固其權力，他認為自己是曠世奇才，在軍事、經濟、衛生、作曲、跳舞等各個方麵，皆無人可及。簡而言之，他把自己當作地球上的神。”
【連襟的決裂】
柬共黨內視波爾布特和英薩利兩人，有著“盤石一般堅固”的關係。柬共進城前，英薩利為看守柬埔寨的“政治財富”西哈努克，長駐北京，他得過“四人幫”的很多恩惠。柬共已經進城後，英薩利擔任“民主柬埔寨”的外交部長。一九七六年中共“一舉粉碎四人幫”，英薩利正在南斯拉夫訪問，他從南斯拉夫外交部高官那裏聽到這個消息，臉色都變白了，他告訴這位高官說：“他們（指‘四人幫’）都是很好的人。”
一九七七年四月，我奉召去北京報告情況，在金邊時中國大使孫浩告訴我，身為民柬外交部長的英薩利，曾經在外交部對他的部屬說：
“我們和中國的來往要特別提高警惕，我們欠中國很多恩情，他們是一個大國，又是一個新興起來的強國。可他們骨子裏就是想把我們當成他的附庸國。”孫浩提到另一個“很壞的人”就是宋成，英薩利和宋成可能是柬共內部反對中共改革路線的主要人物。
一九七九年一月，柬共撤出金邊後，越南扶持的新政權將英薩利和波爾布特兩人，缺席審判且處以死刑。為此，英薩利曾對外國記者宣稱，整肅處決大批柬共幹部的時候，他在國外，因此完全不知情，事實當然不是如此，柬共的清洗是進城以後達到高潮的，盡管他有時在紐約聯合國與會，但對許多柬共高層人物的謀殺，不可能不有所與聞。這個沒有擔當的機會主義態度，引起了高層死硬分子的一致不滿，也導致他的影響力的下降。
然而，一九九一年巴黎和議簽字前後，英薩利和宋成反倒是主張民族和解，和讚同參加聯合國主持一九九三年五月大選的，但卻遭到波爾布特以及農謝、塔莫一幹人等的堅決反對。從一九九三年起，波爾布特就剝奪了英薩利的軍權，一九九四年他動了心髒和腰椎手術後，他要求逐步退出第一線，隻在梅萊邊境做一些行政工作，那時邊境貿易越來越紅火，他又被波爾布特指為意誌衰退，貪汙腐敗。
一九九六年八月，英薩利宣布向政府投誠。不僅使紅色高棉失去了拜林這個重要的軍事和經濟基地，還沉重打擊了紅色高棉的軍心，由此拉開了紅色高棉全麵瓦解的序幕。事實上，在英薩利獲悉紅色高棉總部正在整理他的材料後，就加緊與洪森方麵進行有關投誠的具體細節安排。但表麵上，他的叛變是柬共第四五○師和第四一五師的軍頭推動的；據他的兒子說，這幾支部隊都堅定不移地信服他的父親。這幾個軍人的行為，固然是被波爾布特的極左路線促發的，但他們與英薩利顯然是密謀在先的。
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四年間，柬共在政治、軍事兩條戰線上連續失敗，西哈努克與柬共的決裂，又使它卻失去了最後一點合法性。於是，經過二十五年苦鬥的柬共部隊，前途不明，士氣低沉。可是波爾布特奇想突發，竟於一九九五年在柬共內另組一個秘密的“貧民黨”，來調查幹部的思想狀況，企圖以這個“黨中黨”來控製局麵。而這個消息走漏出來後，在各個部隊的領導層又一次引起恐慌，駐梅萊的第四五○師師長索佩，和駐拜林的第四一五師師長伊錢，就開始串聯，以圖自保。
一九九五年五月，柬共中央指示各控製區內，除了農業生產外，禁止各種貿易活動，禁止佛事和修建寺廟，禁止同外界聯係，沒收汽車、摩托車和便攜收音機。這一指示導致了相當數量的民眾投向金邊新政府。一九九六年五月，紅色高棉中央又發布指示，沒收農民的手推車和小貨車，違者將被逮捕受訓，索佩拒絕執行這項命令。接著四五○師和四一五師都接到有一批“經過長期考驗，革命意誌堅定的同誌”要來參加工作的通知。索佩和伊錢開始謀反。
七月中旬，宋成和塔莫視察各部隊，講解中央的新政策。在其它部隊進行得尚順利，但在宋成在梅萊，塔莫在拜林，分別受到營團級幹部的質問，塔莫不辭而別。八月五日，索佩和伊錢都接到紅色高棉總部命令，要他們去北方軍區，向塔莫報到。他們知道這意味著甚麽，因此都沒有服從。三天後，塔莫派了他親信的三二○師副師長，帶領三卡車官兵去抓索佩；而索佩部下五百人將他們反包圍。對峙雙方互相鬆手後，索佩帶領部隊撤出梅萊。
下午，紅色高棉電台就廣播了索佩部隊叛變的消息，還指控英薩利是主謀，廣播還命令駐拜林的坦克分隊和步兵師前去消滅叛徒，但伊錢抗命。就這樣四五○師和四一五師一同走上了一條不歸的路。第二天，金邊政府就向世界發布了這個消息。
【洪森策反成功，英薩利受西哈努克寬赦】
為策反英薩利，洪森表現了極高的政治智慧，他意識到這將為和平解決紅色高棉，徹底結束內戰鋪平道路。事實上，在六月間英薩利就得到了一盤洪森的錄音講話，洪森向他保證，柬共投誠人員的“生命安全、政治權利和其它權利，將和柬埔寨公民一樣，獲得沒有任何歧視的保障”，允許他們“加入柬埔寨王國軍隊、國家警察部隊和憲兵部隊、民政部門、以及其它王國政府部門”，或者“根據自己的誌願和能力，從事任何正當的職業”。
英薩利起事後，洪森和拉那烈王子立即趕到起義地區，慰問投誠部隊，會見英薩利夫婦。洪森一再表示：“英薩利的行動不是投誠，而是為柬埔寨民族和解作出的寶貴貢獻，是雙方的共同勝利。”而且在群眾大會說：“一九七○年以來的二十年戰亂不斷的曆史責任，不應當由我們這代人負責，是上一代政治家遺留下來的。”還說：“除了波爾布特少數人外，我們都是戰爭的受害者，不對曆史負有責任。”“你們返回社會大家庭，不是投誠，不是自首，是作為一個柬埔寨兒女應盡的責任。讓我們一起來結束戰爭和流血，重建家園。”
英薩利對西哈努克有很多失禮之處，柬共進城後西哈努克的許多家人死於迫害。英薩利和波爾布特，於一九七九年和一九九三年，兩度被缺席審判。而在英薩利投誠後，西哈努克表現了大度，一九九六年九月十四日，他簽署特別赦免令，赦免了英薩利，還將盛產寶石和木材的拜林劃為特區，由原紅色高棉人員自治，至今英薩利還住在那裏。政府既往不咎的和解政策，徹底摧垮了紅色高棉官兵的心理防線。紅色高棉的解體已是不可避免。不久又有十幾個師脫離波爾布特，而後改編並入政府軍。
英薩利率領四一五師、四五○師、五一九師和二五○兵團等部隊四千餘人投誠，是末路中的紅色高棉走向公開分裂的第一步。到一九九七年五月，紅色高棉已喪失了近百分之八十的作戰部隊。依一九九三年聯合國的統計，柬共部隊共二萬五千人，因此合計有近二萬人加入了英薩利的投誠行列。從此，柬共西部軍區喪失殆盡，波爾布特和農謝、喬森潘、宋成夫婦等人，於一九九七年一月，從各地聚集到塔莫控製的北方軍區的中心安隆汶，等待最後的失敗。
轉型中的柬埔寨充滿了醜惡和墮落，拜林更抵擋不住金錢的誘惑。金邊政府論功行賞，率先投誠的紅高棉領導人獲得優待。第二年，伊錢就參加了洪森的“人民黨，而且被委任為拜林市委書記和市長，“槍杆子裏出財富”，這位黨政軍的首長，也是拜林的首富。他在拜林有三處新建別墅，在市中心還有三個店麵。英薩利的別墅也是他送的，英薩利的兒子是拜林副市長，兼拜林醫院的院長。
【宋成全家被殺】
失去了的每月提供一千萬美元經費的拜林，在與世隔絕的安隆汶，紅色高棉的死硬集團中也發出了與金邊接觸的呼聲。然而。金邊政府也在貌合神離的局麵中。西哈努克派的勝選，是來自西哈努克個人聲譽，並非是王子拉那烈的威望，因此金邊的實權是握在紅色高棉的“叛徒”洪森的手中。安隆汶能選擇的談判對手，不可能是死敵洪森，而隻能是拉那烈。而拉那烈又一度是紅色高棉的盟友，而且當時仍然有名無實，需要支持。波爾布特對這種接觸不滿，但還是默許喬森潘作出麵經營這件事。
政府軍副總參謀長的聶文財將軍，是拉那烈王子方麵的人，他說：“我們代表的王國政府方麵，同以喬森潘為首席代表的紅色高棉的對話，是從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開始的。那天，我們派柬埔寨駐泰國外交官龍薩倫前往紅色高棉的最後據點安隆汶，與喬森潘的代表畢文烈和狄昆納等，就結束戰爭和實現國家統一進行對話，雙方達成了協議。五月二十五日，我帶領三名助手去安隆汶，與上述代表就同一問題舉行磋商，又取得良好結果。六月一日，我們四人再次前往安隆汶，與喬森潘本人直接舉行會晤，也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事情順利到難以置信的程度。
我認識聶文財，他是馬德望國光中學的學生，普通話說得很好，後來他參加了拉那烈王子的部隊，成了西哈努克派的一個重要將軍。一九九九年我回金邊，他是金邊政界名人。
雙方甚至討論了柬共餘部加入政府軍的具體條款，其中有一條是波爾布特、塔莫、宋成三人必須離開柬埔寨。據說，波爾布特對此的反應是憤怒，塔莫不作聲，而宋成則同意了。但是，六月十一日聶文財等人再次飛往安隆汶，進行最後一輪協商的時候，情況卻急轉直下。原來是波爾布特得到了有人與洪森秘密聯絡的情報，而這個人恰恰是原柬共軍隊總司令兼民柬政府國防部長，波爾布特最堅定的支持者宋成。宋成的弟弟，就是駐詩梳風以南地區的三二○師的師長尼昆，在一九九六年的投誠浪潮中，尼昆和部隊一起投向了金邊，而洪森利用尼昆的關係，與宋成開始有所接觸。
宋成是波爾布特、英薩利、喬森潘、胡榮、符寧……這一批留法激進分子集團中的一員，他是波爾布特最默契、最信任，而且是最有能力的人，在擔任柬共軍事領導工作的同時，又是金邊S-21監獄的直接指導者，因此直到最近，農謝堅持要把S-21中的屠殺罪行全部推卸給他。而中國方麵也對他表示不滿，孫浩大使在議論英薩利後，還曾經對我說過：“宋成這個人非常陰險。”而宋成的妻子雲婭，不僅是一個善於生育的女人，她還長期擔任柬共情報部門的負責人。
作為一個左傾知識分子，他和波爾布特結識後，共事了四十多年。一九八九年開始，他和喬森潘一起參與了各次和議活動。而同樣作為血債累累的劊子手，他甚至比英薩利更早就主張參加大選，但從此他就從紅色高棉中央的高位上下滑，他的最高軍事領導人的地位，被“意誌鑒定”的排字工人塔莫取代。無疑，英薩利的出走是他的榜樣，但他和雲婭，以及九個子女統統不智地陷在安隆汶這個魔窟中，根本沒有出逃的可能。
老邁衰弱的波爾布特獲悉宋成私通洪森，孤家寡人對“叛徒”的仇恨，已經不可按奈。六月十日淩晨，他召集緊急會議，喬森潘、農謝、塔莫等人到會，會中外麵傳來了急促的槍聲，波爾布特宣布，宋成是洪森的間諜，他已經下令將他槍決，與會者保持沉默，最後大家在絕望中離開。第二天，波爾布特強迫喬森潘在紅色高棉的秘密電台上宣布，在安隆汶為洪森建立間諜網的宋成雲婭夫婦，已按照人民的意誌被處決。後來，金邊的電視播送過宋成全家十一人的屍體被車輪碾壓後，頭顱破損的不堪目睹的鏡頭。
【波爾布特的死，才迎來紅色高棉的末日】
當宋成、雲婭的九個子女也死於非命的消息傳入紅色高棉的戰士們耳中，最後一次叛亂的烈火被點燃了。六月十三日，宋成原來的一些部下帶領戰士向安隆汶進攻，波爾布特命令塔莫前來解圍，但塔莫不僅拒絕執行，反而下令逮捕他的上司。波爾布特睡在擔架上，吊著輸液的鹽水瓶，帶著二百名衛士逃到泰柬邊境的一個叫“普雅維哈”的古廟。臨走時，他還吩咐把兼有的委曲求全和辦事能力的喬森潘帶上同行，他之與喬森潘的不可分離，就如同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恩怨與共。
六月十八日，波爾布特身邊的人員已經幾乎散盡，他不得不作出了投降的決定。一位追隨他多年的柬共軍人回憶，波爾布特曾經輕輕地歎息了一聲：“真想不到，處決一個叛徒居然會帶來如此巨大的嘩變。”事實上，那些大大小小的鬥爭狂人，他們以殘酷而堵塞了自己的視聽，那時不隻是英薩利、宋成是叛徒，而是紅色高棉人人都想叛變，都在反思這個領袖的所有作為。處決宋成一家，促成了柬共對波爾布特的判決。
六月十九日，安隆汶舉行了有三千多人參加的群眾集會，慶祝他們的領袖被逮捕；紅色高棉電台則又再一次宣布：“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然而，對“叛徒”毫不留情的波爾布特，卻並沒有表現出革命家視死如歸的氣概。當喬森潘向他宣布審判在即的時候，他懇求這個一貫謙讓的下屬，留他一條性命，因為“這樣會對‘翁卡’更為有利”。七月二十五日，安隆汶舉行了公判大會，波爾布特被判“終身監禁”。
紅色高棉以藥物繼續維持了波爾布特三百天生命，讓他與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兒，在安隆汶享受了宋成和雲婭沒有享受到的最後的天倫之樂。一九九八年四月五日，他默默死去。
紅色高棉對波爾布特的審判，引起世界輿論的質疑。但是，以紅色高棉幾個最後僅存的核心人物喬森潘、農謝、塔莫的經曆、性格和處境而言，這或許是他們最佳的選擇，因為魔鬼曾經對他們有過不可言喻的魅力，而且他們又都是魔鬼的同謀。即便眾叛親離，但不等到魔鬼的自然死亡，他們是沒有膽量將魔鬼處死的。
一九九三年大選後，國際社會和金邊政府中的一些人態度強硬，主張將紅色高棉領袖送交國際法庭審判。於是，無論是和解，或者是投降，他們都是死路一條，這也就成為紅高棉與政府無法和解的最後障礙。而英薩利投誠後，洪森說這是“和解”，而不是“投降”，並讓他率部在拜林地區安居樂業。洪森認為“我們最需要的是停止戰爭。任何人隻要他願意在這個時候停止戰爭，使柬埔寨人民不再流血，他就有功勞。即使他過去犯下了多大的罪行，但功能贖罪，值得我們歡迎。”於是隻用了五年，就徹底解決了問題。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柬埔寨政府軍副參謀長米索皮在柬泰邊境，會晤紅色高棉代表英潘等人。僅數小時後，英潘等人即宣布決定脫離塔莫，率領三洛和安隆汶地區的部屬，無條件向政府歸順，其中包括塔莫的女婿米斯穆斯，參謀長蓋姆翁，財務主管農努，以及這支部隊的指揮官英潘、沙羅尤姆和吉姆森等，總數五百餘人。十二月二十五日夜，喬森潘和農謝在拜林宣布向金邊政府投降，塔莫留在安隆汶就擒。作為一支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的紅色高棉，不複存在。金邊的監獄裏隻囚禁了兩名紅色高棉犯人：密杜和塔莫。
由多國人員組成法庭原本計劃於二○○七開始審判塔莫，但是塔莫於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病死在金邊獄中，他的審判程序不得不終止，他成為又一個以死亡逃脫審判的紅色高棉領導人。而英薩利、農謝、喬森潘都以沉默在等待死亡，紅色高棉領導人逃脫審判可能並不是最重要的，事實真相的湮沒可能才是最大損失。
中共最大的期望就是讓人們盡快遺忘這段醜惡的曆史，而最好的辦法又莫過於花錢消災。二○○二年十一月，中國總理朱鎔基對柬埔寨進行了四天訪問，大筆一揮，勾銷了柬埔寨政府欠下的二點二億美元的債務。二○○六年四月，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他短短的兩天訪問中，又宣布了給柬埔寨政府六億美元的援助。
北京的盛宴無時不刻在等待西哈努克親王的光臨，洪森總理很快就要到中國援建的政府大廈中去批閱檔，老邁的農謝和喬森潘還在拜林回憶權力的美好，而扁擔山脈上埋著的中國地雷，則至今還沒有掃清，或許永遠也掃不清了。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給柬埔寨民族留下的：過去、今天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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