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產黨興亡追記》
周德高筆述、朱學淵撰寫
第六章 脫離中共
【政治立場不可靠】
一九七七年四月，中共將我一家人從柬共的魔掌中接回中國，得到這樣“殊榮”的人不多，可見中共當局對我在柬埔寨的鬥爭曆史是重視的。當時，我已經對柬共的路線深惡痛絕，而中共中央還在認為柬共是一個革命政黨，認為它敢於做前人未曾作過的事；相反又為越南共產黨的路線是修正主義的，是對柬埔寨有野心的。
我在外交部領事司作過一次匯報，我直率地表示中共有必要幹預柬共政策。主聽人還讓我“按毛澤東思想，把詳細的情況寫出來，讓中央參考”。我認為對黨要無限忠實，就把自己的想法毫無保留地寫了出來，在這篇以“路線和政策是黨的生命”起頭的報告中，我說“以柬共之所為，用不著越南對它有什麽野心，隻要柬共內部有人敢於樹起一麵旗幟，波爾布特政權就會應聲倒台”。
我給中調部的報告就更細致，中調部的人對我說：“聽你口頭報告，還覺得你是基本肯定柬共的，但讀了你的書麵報告，卻發現你是完全否定柬共的。”原來他們是帶著預設的立場看問題的，他們是聽不得不同意見的。結果他們反而利用我的情報與波爾布特合謀，殺害了柬共要人蘇品，導致了柬共東部大區軍民揭竿而起，而波爾布特政權果然不堪越南軍隊一擊，應聲倒地，曆史不幸被我言中。
那時，已經打倒了“四人幫”，但華國鋒汪東興還在搞什麽“兩個凡是”，凡是毛澤東確定的路線都是不能改變的；支持柬共也不能動搖。中調部雖然重視我的報告的情報價值，甚至給了我許多表揚和許願。但它和外交部一樣，但發現我不迎合他們支持柬共的態度後，就開始認為我的政治立場不可靠。中共曆來以“立場”取人，而它的立場又是變化無常的，這也是中共任用奸佞而歸於失敗的原因。去到延安、大寨參觀和在天安門觀禮後，他們就對我開始冷淡，要打發我到香港去，於是我們一家人先去了廣州。
鄧小平重新上台以後情況就有所變化，一九七八年九月他在北京訓斥波爾布特，說他搞了過左的路線，造成了柬共麵臨的困境。盡管後來鄧小平依然支持柬共，但那是為毛澤東的路線擦屁股。而中共路線的修正，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那時中調部可能不再認為我是一個“政治立場不可靠”的人了，但那時我已經心有異誌，立場真的不可靠，而且準備脫離中共了。
【廣州中調部招待所的刁民潑婦】
一九七七年底我們全家到了廣州，被安排在中調部的一間招待所住下，它設在一座樓房的第三層，有兩大兩小四個房間，我一家住兩個大房間。服務員是“李同誌”，惠州人，她住一個小房間，負責替我們做飯。她的女兒“阿蘭”是人民警察，藍製服帽上有一粒紅星，住另一小間。阿蘭的未婚夫是解放軍，大家叫他“張參謀”，是海南人。
我們住在那裏，感到非常榮幸，以為可以向共產黨員、人民警察、解放軍學習了。而一住就是半年，起初大家感情很好，我還與李同誌認了姐弟。
有一晚閑談，我問張參謀：“報上講‘四人幫’那樣胡作非為，但那時毛主席還健在，他老人家為什麽不管呢？”張參謀有苦難言，他支支吾吾地說：“你們有疑問是很正常的，我們也不好講。”
我們一家整天無所事事，日子很難打發。在痛苦傍惶的時候，遇見了一位過去一起做秘密工作的老同誌，我們怕竊聽，不敢在室內講真話，就到中山公園去談心。我告訴他，上麵有意圖讓我到香港去，而我已經一切灰心失望，隻想到農村去種菜。他馬上接過去說：“他們讓你出去香港，是天大的好機會。要知道，多少人想要到香港去？就是沒辦法去。你必須非常清醒，好漢就是要吃眼前虧。不管發生什麽不如意的事，你一定要忍、忍、再忍。何必計較眼前的得失，看不慣周圍的人和事，你到了香港，就是另外一個天地了。”
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老周，你剛剛回來，完全不了解這個社會，一切情況完全不象過去書本上讀到的那樣美好，那都是被人美化了的故事，你如果還以為是真的，就太天真了；而你如果再意氣用事，那更是要吃大虧的。”這席金玉良言使我茅塞頓開，於是我就在廣州耐心等待。可是，說是把我打發走，辦手續卻又花了許多時間。
總算聯絡的張同誌來告訴我說，我和妻子去香港的批條最近就要下來，但是孩子要滯後一段時間，我聽了非常高興。星期六，妻子感到將要和兒女分手，趁手頭有一點錢，想帶他們去吃點東西。女兒很懂事地跟我們走了，而七歲的兒子卻說要跟李阿姨去看電視。我太太情急，用柬語對孩子說：“你就好好在家，你如果出外，我回來打斷你的腳！”她本意是想叫孩子一起去，但孩子還是不聽。我們就隻好和女兒走了，還第一次進了酒樓。
我們出門後，李同誌問我的孩子，“為什麽不跟你爸爸媽媽出去？”他回答：“我不想去。”李同誌說：“那你跟我去機關看電視。”孩子說：“我不敢去，媽媽說回來，要是不見我在家，要打斷我的腳！”李同誌聽後，一肚火氣快要炸。我們萬萬沒有想到，為了這樣一句話，我們一家人竟被李同誌和阿蘭折磨到要發瘋。
李姓婦人是勤雜人員，我們的飯菜都由她做。可是，這天她煮好早餐，放在爐子上，自己就回房去睡覺。不一回，她又跳出來。破口大罵我女兒“你死衰女、唔識羅出來食。”我莫名其妙，不知道出了什麽事。而我一問她，她就惡狠狠地瞪著我，那張嘴巴象機關槍般嗒嗒地罵道：“我不想同你們這些陰險人講道理。虧我對你們一家人那麽好。你們竟然是兩麵三刀的壞蛋。我看錯人了。”
我妻子把兒子叫到一邊問了個究竟，他說：“李阿姨叫我跟她一起到機關看電視，我說我不敢去，媽媽說：要是她回來沒看到我在家，就要打斷我的腿。”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這些話被誤會了。我把這情況告訴張同誌，她就更處處整我們，午餐晚餐都是冬瓜湯，清炒菠菜或白菜，連續一個星期。我又把情況告訴張同誌，第二天張同誌來說，李同誌說她高血壓不能為你們做飯了，要我們自己動手做飯，我們一口答應了。張同誌就把肉票、魚票、糖票、油票、糧票和四十元人民幣交給我，這是我們一家人一個月的生活。
廚房有兩個煤爐，分一個給我們用。這種煤炭爐很不方便，但很耐燒，每天晚上要一塊煤餅，讓火慢慢地延續著，第二天再加一塊煤餅來煮飯。可是我們不懂，第一天爐子就熄了，我們到樓下去揀樹葉和廢紙來起火，摸了大半天才起著了。我又去菜市場買肉，交肉票之後，賣肉的隨便切一刀肉給你，連挑選都不允許。從此，我就到自由市場去買肉，我們一家人是這樣才了解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才了解了國內人民的生活是多麽的貧苦。
一九七八年時，廣州自來水的壓力很低，深更半夜用水人少的時候，三層樓上才會有水。而我們樓上沒有畜水池，隻有一個水缸和一個洗衣服用的大鐵盆。每晚上我就起來盛水，先把水缸裝滿，再裝滿大鐵盆、飯鍋、湯鍋、大碗、小碗，總之一切容器都用來裝水。我們一家四口和她們兩母女，一天就用這麽一點水。
這個可惡的共產黨婆，整人一招又一招。過去她半夜起來裝水，現在我要半夜起來，這點小事我倒也不在乎。一天，她故意洗澡不關門，我剛好在客廳看報，她用缸裏的水灌進她的褲頭，伸手去摸洗她的陰部，讓水流進鐵盆，以示我們是喝她的陰道水。我不想說所有的中共黨員都是這樣的德行，但這個共產惡婆就是這麽下流缺德。其女人民警察，中午回來，腳穿硬膠鞋，走路象操兵，故意砰砰砰，叫我們不得安寧。
有一個星期六晚上，我們一家人到東山區鐵路局廣場上去玩，那裏有露天電影、下棋比賽、撲克比賽。我最喜歡看下棋，回到招待所，已是十時三十分，過去開門，鎖匙一插進去門就打開了；但是今晚不能開。我知道她們把鎖死鎖了，於是哀叫請李大姐開門。可叫到嗓子啞了。她就是不下來。夜已深，我讓太太和兒女站在門口等，自己去找公共電話，可是夜深了，沒有人營業。我不得不到醫院去借電話，報告單位的值班同誌，要求幫助。
我急步跑回到招待所，又等了一大會，門終於開了。惡婦人還說我們不會開門。我本來氣得要爆炸了，但還是克製了。這個惡婆一路上樓一路用廣東語罵到：“丟你個老母，我落來幫開門，一句多謝都無。種瘟事，死喊家殘，死撲街。”這是廣東話最惡毒的咒罵。上到樓上她一路還在罵。我拿起電話打到機關去，我問機關的人聽見罵人的聲音沒有？那個惡婆更大聲地說：“我鬧啊！你點？”（“我罵，你奈何？”）
張參謀現在也不互相招呼了。我過去對中國共產黨的一片深情，看到電影中抓特務的公安人員，就無限崇敬，對董存瑞、雷鋒那樣的解放軍就更加敬佩了，現在這一切破滅了，我氣得頭暈發病，天翻地轉又嘔又吐，連膽汁也吐出來。而那個共產惡婆拿起電話打到機關去，用廣東話說：“張同誌啊，你個客人就來死了，又嘔又吐。你快地來看，遲了他會死啦。”
張同誌向水果店借來一架腳踏三輪木板車，把我送到中山醫院急救。醫生說我患的是“歇斯底裏症”。但我很清楚，我已經得了一種“不能和共產黨同流合汙的瘋狂症”。過去聽說斯大林說過“共產黨員是特殊的材料製成的”，而我所見到的這幾位中共黨員、警察、軍官卻都是地地道道的刁民潑婦，過去我在柬埔寨沒有碰到過一個象他們這樣品行的人，後來我離開了中國也就再沒有見過這樣惡劣的人性了。
而這些毒蛇一樣的小人，竟是“中共中央調查部”的部屬；而即便在它的中樞，也充斥著象王濤那樣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官僚。話說那正是一九七八年“春季廣交會”期間，王濤也到廣州來公幹串聯。他到招待所樓上來看我，我向他反映了這些情況，身為中央處長的他，對如此低級的勤雜人員的惡行，居然一臉漠然，毫無辦法；他當然更沒有設想過，這是否會使一個即將派遣海外的人員發生離心。
我記得王濤在北京訓斥我說“你目中還有沒有中央？就算將來有撤什麽人，也不是照你周德高的意見辦事，那是中央的決定”；我還記得外交部的那位女司長一再對我說“事情很難辦”。我和中共打交道的體會是“人人都是官，事事無人管”。說來，中共最核心最開明的機構如外交部、中調部，尚且如此散沙低能，其它部門就更可想而知了。
【去香港“潛伏”】
一九七八年夏天，越南開始與中共翻臉，柬共的情況愈來愈危急，根本無法預料未來會發生什麽事情。因此，中共急於把我送回金邊，還不如將我們送到香港去應變。那時，中國的經濟麵臨崩潰，中調部經費想必也十分緊蹙。而中調部利用我們這些“愛國華僑”，向來都是不肯花錢的，他們一共隻給了我們兩口子一千港元，就把我們打發到香港自生自滅去了。我們這些“愛國傻瓜”，也向來都是“自願愛國”“分文不取”的。當然，也有例外，一九七○年他們讓我在金邊潛伏，是給了我一大筆錢的，但那是“康老”安排的特殊任務。
我為中共工作了幾十年，本以為自己回到中國以後，就一定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了，可是組織上竟對我說：“我們了解你的革命曆史，但不承認你有組織關係。你要重新正式申請入黨。”我一直沒有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直到他們暗示必須辦理入黨手續，才能放我去香港，我才寫了申請。我在去香港時，隻是中共的預備黨員。他們花一千港元把我放到香港去“自生自滅”，“滅了”沒有什麽損失；“生了”說不定還是一顆“為黨工作”的棋子。
我冒充是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張中根太太的外甥，向港英當局申請移民，一九七八年五月間就辦好了手續，去香港的前一天，管我的“齊部長”（中共的“部長”很多，可大可小）來問我還有什麽要求。這對我來說是太突然了，他們從來沒有過問過我，我也從來沒有提過什麽要求。這回我們夫妻二人要先走，孩子們還要暫時留在廣州，因此我要求說：“請求領導上能夠將我們的孩子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住。”他一口答應了。
是中國旅行社的一位幹部把我們送出深圳海關，我們在羅湖移民局，坐等了很久，直到一名“內線”移民官坐台，才上去辦理入境手續，他問我：“你到香港去做什麽？”我按約回答：“姨丈要我去幫忙做生意。”他就在護照上蓋了一個“永久居留”的印章。出了關，我們在一位張先生家住了兩個月。原因是在香港的領導“老許”回北京開刀，沒法接頭。他回到香港，才讓我與香港中國旅行社的“林主任”聯係。老許名許耀興，據說是泰國華僑，早年回國參加了革命。
我們在香港舉目無親，又沒有一技之長。離開了張先生家後，租了一間四平方米的樓閣，租金就要四百港元。香港是彈丸之地，居住環境非常惡劣，有一句有名的俗語：“給你吃，不給你住”。我們兩人隻好到工廠去拚搏。我先做燙牛仔褲的工，技術不行，用力過猛，還沒有賺幾塊錢，就把手給弄腫了。後來又到單車製造廠去做裝配工，清晨上班，半夜才能回到家；妻子白天去車衣，下班還背一大包回家加夜班。後來，我們搬到廉租屋“九龍城寨”去住，上下要爬十二層。
四個月後，永久居留證件才到手。張先生開的一家旅行社讓我帶了一個旅行團去廣州。到了廣州，晚上掛電話給女兒，讓她帶弟弟來酒店相會。見麵時三人擁抱成一團。坐下後，我看到兒子的兩隻腳在腐爛灌膿，我問女兒是怎麽一回事。
她說：“你們走後，齊伯伯沒有讓我們搬家，隻是搬來了一台電視機放客廳給弟弟看。”她又說：“學校看我年齡大了，要我試讀初一，而我隻有三年小學程度，就必須趕功課。但那母女把電視機聲音開得很大，我就帶著弟弟留在學校做作業。弟弟就在課桌上睡著了，被蚊子咬成了這個樣子”。
她擦幹眼淚又說：“那倆母女太可惡了！這幾天，廣州天氣冰涼。我想在廚房煮點熱水洗澡，但他們把煤爐弄滅了，不讓我煮。我隻能用冷水給弟弟擦身，凍得他跳起來直叫。我自己也用冷水洗身，凍得我也發抖……”
從柬埔寨來時，我們一家窮到隻有四個背包。除了幾件衣服，四條高麗參，兩頂軍用尼龍蚊帳，一部日本收錄兩用機，一無所有。我曾向這位李大姐表示，去香港時會將這些東西留給他們，她很高興地告訴女兒說：“阿蘭，你結婚不用買蚊帳了，周同誌留給我們的還有收錄機呢。”這些東西看來不值錢，但那時國內有錢也買不到的，而且也沒人有錢。等到關係鬧僵了，她以為帳子和收錄機的希望就吹了，於是就來折磨孩子了。
我出生在民風淳厚的柬埔寨鄉間，自幼向往有四千年文明的華夏祖國，又以為祖國到處都是共產主義的英雄人物。叫我失望的是，沒有見到一個助人為樂的雷鋒，也沒有見到一個勇於犧牲的江姐，在北京遇到的是不管我們死活的腐朽官僚，在廣州則遭遇了這些為蠅頭小利而計較不休的刁民潑婦。共產主義不僅把社會糟蹋得一貧如洗，而且人性都已經普遍卑劣，我心中已經沒有這個叫我失望透頂的祖國。
我氣炸了！既然共產黨造就了這樣惡劣的社會和人性，我還要當“共產黨員”幹什麽？我要自由自在的做人。我拿起電話，掛到機關去。剛好是張同誌值班。我告訴他說：“明天我就要回香港去了，再過幾天你們就會接到我的退黨聲明。請你們幫我的孩子辦手續，我要接他們到香港去。盡管我現在的生活還不穩定，但也不相信一家人會餓死在香港的！”
我是一個忠實的人，當向往革命時，義無反顧；一旦看透了共產黨，也是義無反顧。我本來可以不說這些話，但是我要羞辱他們，他們看上去是巨人，內部卻是一盤散沙。在中共的眼裏，你跟他走，你就不重要；而你要反對他了，它就重視你了。
我回到香港以後，就遞交了退黨書，幾天後他們通知我，說上級要在廣州見我，想不到這位上級竟就是位高的王樹仁先生。我說到過王樹仁，六十年代他是駐柬埔寨的商務參讚，是中國大使館的實際領導人，七十年代末是中調部副部長，在廣州擔任重要的工作，他為人非常隨和親切，沒有一點官氣，對我在柬埔寨的情況也非常了解。
那天，他的太太也來了，我們敘了舊，他對我受的氣，似乎也已經有所了解，隻是說“要允許別人犯錯誤嘛”，聽了這種國內濫用的空話，我也沒有什麽應對的本事。他勸我繼續為黨工作，礙於麵子，我就對他說：“今後我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但作為一個中國人，對中國人民有利的事情，我還是會去做的。”那次我把孩子也帶走了。
【在香港打爛仗】
我在香港一籌莫展，楊傑先生給過我兩千港元的幫助。有一天路上巧遇馬德望的老朋友陳華發先生，他見我一副落泊相，就建議由他出資一百萬港元，購買一些麵包車，開辟跑深圳到汕頭客運，要我到廣州去找門路拿批條，生意上由我來負責管理，年終分百分之十五的紅利。我回到廣州去鑽營，卻到處碰釘子，沒有人願意幫忙，因此事情沒有成功。
每次回廣州，看到到處都是開“皮包公司”的倒流海外的“歸國僑胞”，他們利用進出兩便的機會，四處鑽營，買空賣空，想趁改革開放的賜機，撈第一桶金。
我在香港也學會了“冒險精神”，就也在九龍注冊了一個“聯發貿易公司”，提一個公文包，上下一腳踢，實際一無所有，連活動費都是借來的債。
“廣交會”，我去湊熱鬧，學派煙拉關係。有一個外貿幹部看了我的“聯發貿易公司”的名片，說我這個公司的名字取得好，我說：“不但名字好，內在也百分百好，我可以和你聯合起來發財。”交了這個“共同富裕”的心，才簽到幾單辣椒幹、白瓜子、桂皮的貨。雖說是有了供貨的合約，但我沒有能力開信用證，隻能做中間人賺取傭金。而傭金是要到對方收到貨，一切滿意後才支付的。
記得與我做的第一單生意的，是一個來自黎巴嫩的中東商人。他在廣州也一籌莫展，我們之間語言不通，我讓他看了我的合約書，他知道我有貨，於是到香港來，想見見我的“虛實”。當他見到“九龍城寨”地小人多，建築老舊，垃圾滿街，蒼蠅亂飛，真嚇了一大跳。他打電話上樓，要我下來見他，彼此用紙寫，後來又約我到旅店去見他。他有錢買不到貨，隻能從我這裏轉手，我想他也是不得不服了我的。
我女兒來到香港後，讀書懂了一點英文。於是父女倆人登門造訪這位客商。他看來很需要這批貨，我說隻提百分之四的傭金，但他說隻要順利到貨，就願意支付百分之五，他用手提打字機打好合約書，女兒看後認為沒有問題，合約就簽成了。
不久，我就收到一封中東來信，夾著一張支票，是他付給我的傭金。我做事也很守信用，逐步開始在香港、星加坡、馬來亞、中東有了一些客戶，他們又再互相介紹，“聯發貿易公司”看來很有前途，我對“自生自滅”也就有了一點信心。
【重逢老伍】
一九七五年初，我與老伍在越柬邊界的社馬分手，那時越南的戰火紛飛。一九七八年秋，我們又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重逢，這時漓江的水清澈見底。他是中國旅行社桂林分社的一個管信件收發的副經理，我是香港旅行社的一個臨時導遊。
我很敬重老伍，以他對事物判斷的透徹，對下屬的知人善任，以及與越南共產黨高層的親密關係，和在柬埔寨開展工作的實際經驗，中共委他一個方麵要員，他的能力也綽綽有餘。可是正因為他有這樣的能力和背景，中共就更不能信任他。從一九七二年開始，他在川龍新社和我在一起，那時他就把柬共看扁了。他以波爾布特對國內和國際統一戰線認識的膚淺，行事的殘暴，不止一次向我預言過柬埔寨的悲慘結局。一九七四年，他回北京匯報工作，也不可能不向中共中央流露這種大逆不道的真知灼見。
我們回顧了走過的忠誠的道路，卻懷著失落的苦痛徹夜長談，設想著永遠逃避不了的“海外孤兒”的歸宿，他的妻子沉重地說：“德高，我們心有靈犀一點通。”老伍還告訴我蔡抗生從北京下來看他時說“周德高不知天高地厚，膽邊生毛，敢和共產黨鬥”，可見我退黨反抗的事情已經盡人皆知。但老伍對蔡抗生說“周德高很有膽量，替我們僑幹爭回了一點顏麵，也讓共產黨知道知道我們這些人的骨格”。
【援救在泰國的同誌告於失敗】
一九七九年元月，越南軍打進金邊，柬共就倒台了。二月間，中國出兵“教訓越南”，因軍隊的戰力不佳，教訓也就很不理想；再礙與螳螂蘇聯在後，更不敢深入，於是早早就撤了兵。而中共在越南的人員也被一網打盡，柬埔寨的華運同誌，大部分逃到泰柬邊境的難民營。中共苦苦經營了幾十年的印度支那，如今隻剩得是白紙一張。
一九七九年初，老伍也從桂林來到香港，中共好像也沒有給他任何資助，生活非常艱苦，好在有一個侄子周濟他的生活。我隻見他寫了許多信給黎筍和阮文靈，要求他們釋放受冤被捕的華運同誌，使我心中非常感動。五、六月間，老伍建議我到泰國難民營去看看是否有老朋友，我向留港的幾位柬埔寨僑商募了一點旅費去了泰國。
我到了曼穀，先找到了馬德望同鄉楊春裕，他原來是“國光學校”的董事，“群星體育會”的總幹事，是僑界很有名望的人物，而且與我也非常友好。他在政變前去了澳門，又從澳門移民泰國經商，那時他一帆風順，家資富有，當印度支那難民大批進入泰國後，他就到邊境地區探望，做了許多救援工作，也了解了許多情況。
他先就告訴我，我的母親、二妹、三弟，以及他們的家人都已經被美國接受，從難民營去了美國。說是有一個幼年生長在汕頭的美國老傳教士，到難民營訪問，聽到我母親和二妹在講潮州話，就與他們交談起來，我母親形容枯槁、命運淒慘，他見了十分同情，於是就用教會的名義出麵擔保，將他們全部接到美國的北卡羅來那州去了。而我的嶽母陳春花一家還留在難民營。
楊春裕給了我一點錢，安排了我去了“考依蘭”和“邁律”難民營，找到了嶽母一家，又見到劫後餘生的洪衛、杜華、寶蘭、起豐、美英、林明雄等老友數十人，其狀慘不忍睹，亟須救助。他們大部分是從東部和東南地區逃來，李力則是先到了老撾，再來的泰國。我暗示他們不要再抱“落葉歸根”的觀念，還是在西方尋找出路，否則後悔莫及。大家都明白我的好意，唯有林明雄大罵我是叛徒；後來他被中共安排在海南島農村種田，曾經來信表示後悔，希望我幫助他離國，最後貧病交加，癱瘓死於病榻。
回到香港以後，我和老伍想到《棉華日報》有一筆廣告費存在香港“中國銀行”，而這筆大約五十萬港元的錢，是五個人（潘丙、江文奇、郭之勤，蔡粱鏗、黃盛遭）聯名立的戶，有三人聯署，即可提款。當時，郭、蔡、黃三人都在香港和澳門。但是，為了穩妥起見，我還是寫了一個動用這筆款項的求援同誌的報告給“國務院僑辦”。
不久僑辦召我去北京，司長吳濟生和處長張弓、林立三人接見了我，我把泰國方麵的情況向他們做了匯報，向他們說了很刺激的話：“過去你們都說要發揚階級感情，現在階級兄弟非常需要你們的感情了。”他們聽了很不是味道，但也不好發作，要我回香港聽候指示。後來北京方麵的確通知了香港中行，但我們在中國銀行會麵提款時，郭、蔡、黃三人中的黃盛遭拒絕簽字，他借口是“不相信周德高”。
黃盛遭，福建人，原來在柬埔寨做鋼鐵生意，是金邊僑界有名的“鱷魚頭”，凡事都要由他領頭出麵，有一次他為了爭出頭，竟引起福建幫和潮州幫械鬥。而這回不是由他出頭去救人，他就寧肯置人於困境不顧了。我這一生遇到過許多沒有理性的人，而象黃盛遭這樣蠻橫的倒還是從未有過。我來回泰國曼穀，又兩次去北京活動提取那筆款項，但碰到這個“鱷魚頭”的搗亂，不但毫無結果，卻還誤了我兩個月的生意，因此就更灰心了。
這事把中共搞得非常難堪，泰國的難友們在眼巴巴地等錢；而北京的偉大指示，又可以止於一個“鱷魚頭”之手。中共自然不能冒“見死不救”的惡名，有一天中國旅行社的周副總經理召我去，給了我兩萬美元，叫我轉交老伍，我簽了字，把錢交給了老伍。至於這些錢是做什麽用，我連問也不願意問了。中共花了數以幾十億計的財力物力，製造了世界曆史上空前絕後的慘劇，可是隻願以幾萬美元來收拾殘局中的敗卒。
【拒絕去柬埔寨】
到了一九七九年夏季，柬埔寨大局已經底定，柬共隻能在柬泰邊境遊擊，金邊的生活也逐步正常化。中國駐泰國大使參加曼穀的外交使團，也到邊境去做樣子探望難民，以為是配合了世界上的一片反對越南入侵柬埔寨聲音，但在難民營遭到難民的羞辱，中共也就明白柬埔寨人民和華僑痛恨柬共和中共，遠遠甚於痛恨越南，柬共回金邊隻是做夢。
秋季的一天，中共在香港的高級負責人，“粵海公司”總經理許耀興約我見麵。
他問我：“你敢不敢返回柬埔寨？
我反問他：“沒有什麽敢與不敢，隻是去柬埔寨做什麽？”
許說：“有任務交給你去完成。”
我又問他：“以什麽身份回去？是以目前這樣的落魄的身份回去嗎？”
許反問我：“你自己的想法呢？”
我說：“既然是有任務，我就應該是以商人的身份去。後台老板當然是中國。讓我代理一些柬埔寨人民需要的商品，賣出以後再還款。”
許耀興最後說：“好吧，等我們研究一下再說。”
其實我非常明白，柬埔寨是中共的一塊心病，而它的信息已經完全斷絕，因此中共急於讓我這樣的“勇敢分子”進入金邊，重新為它開辟情報來源。然而，中共在國際上扼殺金邊政權的努力，正在不遺餘力地進行；金邊當局仇視中共的情緒也正在興頭上，我在金邊知人太多，知我者更不少，隻怕是有去無還了。
當然，我也想起王濤處長在北京訓斥我的言語，“周德高，你太沒有組織紀律性了，叫你回來匯報，匯報完就完了。為什麽老提那些問題，你目中還有沒有中央？就算將來有撤什麽人，也不是照你周德高的意見辦事，那是中央的決定。”
他們凡事都要“請示中央”，萬一我在金邊有個三長兩短，怕更是有去無還了。
再想到這個可與“中央情報局”或“克格勃”媲譽的“中調部”，上麵雖有副部長知我任我，下麵卻有無知無識的勤雜人員欺我辱我。對於這樣一個全無章法的團體，我為之賣命還有什麽價值？我已經不是兩年前的我，更不是二十年前的我，叫我去“赴湯蹈火”，我是不得不要問一個“為什麽”的了。
隻數日後，許耀興又來約見我。他告訴我說：“你的方案是可行的，我們讓香港某皮草公司的陳某老板持名，你協助他的工作。”我聽後很明白，他們是不信任我的，他們真還不如“康老”任用人時，先就給了我幾十萬元柬幣。俗話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派我去赴湯蹈火的時候，卻還在懷疑我，於是我就一口回絕了他。
我既拒絕他們的要求，他們就要對我下毒手。有一天我從羅湖過深圳，排隊過海關，那條龍很長，但過得很快，一般人交上回鄉證，蓋章就放行。輪到我的時候，女關員看清回鄉證上的名字，就把它交給一旁的男關員。那人就將我帶進一間黑房，命我脫光衣服，接受檢查，沒有查出什麽東西，他們下不了手。但這一招使我清醒：有情況。到了廣州，我在華僑大廳租了一個通鋪過了夜。
第二天，我很快又發現了跟蹤者，那是一對扮做情侶的男女。然而，我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我故意急步趨前，他們也快步追來；我又突然急轉回頭，看看他們的麵孔，他們就停下來交談。待我返回到華僑大廈，他們也緩步過來。我叫了一輛“的士”到東方賓館，要將剛發生的事情告訴老伍等朋友，後麵一名公安騎摩托尾隨不放，我走進東方賓館某座二樓，他也尾隨到服務台，然後盯住我進入那間房。
我把情況告訴他們朋友，他們一起轟笑了起來，說我神經過敏。當晚我已經熟睡，突然房門被打開，闖進來一個女公安，開亮了燈，說：“我是查房的，看你回來了沒有。”我立刻就明白了，他們是要羅織“嫖娼”的罪名來抓人。第二天一早，我就趕緊回了香港。
後來朋友們了解到，這不是我神經過敏，而是任務下達得非常緊，隻要稍有把柄，就將我拿獲。我與中調部就此絕了情，它在我身上的這些作為，像是上了它的船，就非要替它幹到底。其實，它是怕我將內幕公諸於世。老伍對我恩義很重，他通過其它線路上友人，向有關方麵擔保我不會出賣人事和機密，因此事態才漸漸平息，我也就保了幾十年的密。
【幸福的晚年】
回到了香港，我就決心離開中共陰影籠罩下的香港。我化了不少年，曆盡風險，才偷渡到美國來，後來又獲得了合法身份，成為了美國公民，終於有了真正的自由和安全。過去我曾經與美國為敵，今天我發現它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地方，我深深地熱愛這個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國家。
自從我踏上這塊繁榮富強的國土，除了駕車超速收到過罰單，始終保持良好的公民紀錄。我七十多歲了還在南方的一間學校當清潔工，但我工作勤奮，無怨無悔，以善待報答善待我的國家。我能在這個美好的國度，以最平常的心做人，就是人生的最大的快樂。
今天，中共已經不原再回顧這些事情，而我們這一代共產革命的曾經信徒，也行將逝去。我的同誌們大都受到過柬共的摧殘，有的雖然逃離柬共統治，卻又被越共監禁多年，今天又都是流散世界各地的中共的棄兒。我將自己經曆留給後代，也是向曆史表達自己的悔意。
（全書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