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產黨興亡追記》
周德高筆述、朱學淵撰寫
第四章 朗諾政變和柬共取勝
【康生親自指揮，召我去北京】
一九六九年底，中國大使館緊急通知我去北京，要我在廣州先與一位名叫“陳國權”的同誌接頭，他會安排我到北京的行程。十二月下旬，我持有一份具有記者身份的中國護照到達香港，第二天就到深圳關口入境，關員見我是一個“記者”，就仔細地進行盤查，結果在我的鞋裏發現了一張密寫字條，那是我要向北京中央匯報的內容提要。我被扣留了兩天，他們才把我的身份查明。當我趕到廣州華僑大廈後，陳國權馬上就來找我，第二天他就安排我坐飛機去了北京。
記得那是一架螺旋槳飛機，有二十多個乘客，途中在長沙加油。在北京機場下了飛機，在出口見到一輛小汽車，我招手要司機送我到華僑飯店，他竟然也就答應了。後來我才知道那時國內根本沒有“的士”，這一切可能都是刻意的安排。
剛進華僑飯店，竟碰上前麵提到過的蔡抗生，他是越南華僑，一九五○年接受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安排，來柬埔寨組織抗法武裝鬥爭，日內瓦會議後在馬德望開理發店，我去《棉華日報》工作，就是他送我去金邊的；還一個叫蔡哲德，是我在馬德望國光中學的同事，他們都在五十年代回國，都被安排在華僑飯店工作，蔡抗生還是一個什麽科長。大家見麵一驚，見到我這個寒冬季節的不速之客，他們立刻會意了，沒有寒暄，就讓我進了房間。
晚上，中聯部的蔡處長來電話，簡短地問候了幾句溫飽，就作第二天的安排，他要我吃完早飯後，出華僑飯店前門左轉，不遠有一輛黑色的小汽車停在路邊，上車即可。在北京的這兩天，就是這位蔡姓處長和一位小郭同誌和我談話和布置工作的。而直到一九七七年，我們全家到北京，才了解這次“旅行”是“康老”（康生）親自策劃的。
第二天早晨，我出門按約上了汽車，蔡處長已經在車內等候，車開到一條胡同的深宅前停下。蔡處長好像叫蔡笑農，大約五十多歲，是一個很有涵養的知識分子，吃飯時常常為我挾菜，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周恩來的作風，中共的官員事事都是模仿周恩來的。有一次他與我坐車經過中南海和北海間的那座橋，他對我說：“老周啊，你很幸福，你已經來到毛主席的身邊。”他朝窗外指著說：“毛主席就住在這裏。”我一股暖流衝上了心口，眼淚禁不住地流了下來，那時我才不到四十歲，為革命赴湯蹈火的意誌，卻已不可動搖。
蔡處長談話非常簡明扼要，看來是一個有長期鬥爭經驗的老同誌。他要我詳細報告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聽完我的報告後，他又問我，有沒有出現危急情況的思想準備，有沒有克服困難的辦法和決心。坦白說，三十多年以前的我，認識很粗淺。隻憑一股熱愛祖國的心，忠於革命的意誌，極少考慮到個人安危，生死已經置之度外。我光明磊落的性格，毫無猶疑的回答，都使得他非常滿意。
蔡處長這才明確地告訴我：“美國很快就會指使朗諾和施裏瑪達發動政變，推翻西哈努克的政權。我們要你來就是要你準備應變。經過這麽多年的考驗，我們相信你有獨立應付事變和努力開展工作的能力……”他還特別強調，我不應參加武裝鬥爭，我的任務是要盡量想法留在敵占區，開展秘密活動，如果形勢危急，應該先逃到泰國，等局勢緩和了，再返回柬埔寨繼續工作。
蔡處長交給我一個澳門的人名和地址，以及一迭密寫的複印紙，要我用密寫書信與這個人直接聯係。他還給了我一個“許忠民”的代號和口令，將來如果有人來找“許忠民”，那就是自己的人。他還說隻要我能夠留下來，不管我在什麽地方，組織都會想辦法和我聯係的，至於具體的工作，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會給我落實。
【中共指揮我插手金邊政局】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日，我就從北京趕回柬埔寨，大使館要我盡快找到柬共在金邊的地下組織，並建立一條直線聯絡管道。按照指示，我很快找到柬共地下黨的人，並將中共的意圖告訴他們。柬共地下黨負責人問我，兩黨早已有直接聯係管道，為何還要另設一條線？我告訴他情況將要發生重大變化，因此中共中央希望我能和你們直接聯係。大約一個星期之後，對方正式答複，同意我的要求，並指定了一個與我聯絡的專人，這人就是陳綠野（柬名“索山”）。綠野撤入根據地後，接替他的是張允龍，允龍在《棉華日報》當過翻譯。
中國大使館還要我設法將美國策劃政變的情報知會西哈努克，希望他在這最關鍵的時刻不要離開柬埔寨出國訪問。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是非常令人不解的，以周恩來與西哈努克的關係，有什麽事情不可以當麵說，何必要用我這樣一個小人物來傳遞這樣的大情報？事實上，當時柬共武裝鬥爭已初見成效，而西哈努克又在與美國媚來媚去，中共不願在西哈努克和美國之間扮演爭風吃醋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戰略上的考慮，如果西哈努克被右翼分子推翻，柬共的武裝革命就可以全麵開展，而西哈努克還可能成為柬共的盟友。
我采取兩個途徑，一是通過國家元首辦公廳主任，朝夕陪伴西哈努克的周成，當時我並不了解他也是柬共的成員，隻知道他的思想左傾，後來我才知道他在法國就參加了法共。周成皮膚很白，個子矮小，精明強幹而極善辭令。他於一九六○年回國後，就被西哈努克任命為教育部長。我作為一個華文大報記者，曾經為華僑學校問題多次采訪他，但談不上有交情。周成出版一份法文《現實報》，由他的好友卜·勒哥瑪（後任民柬副外長）擔任編輯，我和卜·勒哥瑪交情很好，我通過他將預謀政變的消息告訴周成，再請周成稟報西哈努克。
第二個途徑是通過金邊市市長狄潘，金邊是柬埔寨的首都，市長是王室的代表，金邊市的事務一般不通過內務部，而直接請示王室；而且狄潘還是西哈努克的兒女親家。我曾經對他的市政改革計劃和美化市容的措施，作了大量報導，所以他對我很有好感。有一次，狄潘應邀參觀華僑社團籃球賽和觀賞文藝演出，還被邀請發表講話。在場的使館人員需要翻譯，狄潘見我也在場，便招手要我為他即席翻譯。還有一次，我向槍管局申請購買一支汽槍，金邊警察局對我進行調查，批文說“此人有政治背景，不能持有武器。”槍管局內的一個朋友要我去找狄潘，他大筆一揮“批準”，還蓋上印章。有一次我獵到十二隻野鴿子，都送給了他。
兩條管道都把情報傳給西哈努克了，可惜西哈努克不納，據說他聽了這個報告，反而輕描淡寫地說：“輕舟過水無痕，捕魚後水不渾。”好似有萬全之策，其實他是輕信朗諾不會背叛他的。一月七日，西哈努克夫婦和賓努夫婦帶著一大群隨員，去了法國。這是我個人努力的失敗；而對西哈努克，也是他畢生最大的敗著。他是一個紈絝子弟，危亡之刻還眷戀著巴黎香榭麗大道上的法國大餐；而老謀深算的中共已經做好了萬全的準備，政變或許能使柬共更快地取得政權。
情況愈來愈緊迫，有關係的僑領都得到使館的通知，撤往安全的地方。大使館一等秘書黃書達通知我到潮州籍僑領楊傑先生那裏去領取二十萬元柬幣的活動經費，這筆錢由國內方麵在香港還給楊傑。黃書達也是潮州人，在大使館的任期很長，這可能與金邊潮州幫的勢力很大有關。臨別時，他緊緊地握住我的手說：“老周，勇敢地獨立作戰吧！”我很激動而堅決地回答“是！”
順便要說一下，楊傑先生於二○○六年九月逝世於加拿大多倫多。
一九七八年，我被中調部打發到香港。有一天我從深圳方麵回香港，在羅湖車站站台上，見到“戰友”黃書達從香港方麵過來，我非常激動，可是他隻微微一笑，回避了我伸出的熱情的手，匆匆地離去了。最初我很納悶，但後來也就漸漸地明白了，我隻是一個愛國的性情中人而已，在這些老練的情報人員麵前，許多舉止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我在《棉華日報》當經理時，月薪是一千八百元柬幣，二十萬元就相當於十年的收入，應該說不是一筆小錢。順便提一下這筆錢的去蹤，後來我留了三萬元給我的母親，兩萬元給原《棉華日報》同事楊景新，其餘十五萬由我妻子帶進“解放區”交了公。
原《棉華日報》社長李林，是一個來自越南的華僑幹部，也是我的領導，但他對我與中國的特殊關係完全不知情，他曾經來通知我，要我準備撤退；柬共金邊地下站站長蘇灼也來關心我，問我的打算。對於他們的好意，我隻能支支吾吾，不能告訴他們說我有任務在身。
我們一家四口又趕到泰方邊境城市“亞蘭”小鎮去活動，想通過過去在馬德望的泰國僑生給我們弄一套泰國的居留證。盡管，他們都真誠地願意幫忙，但困難不小。我們回到金邊，情況更緊急了，我按中國大使館的指示，準備結束我所經營的“四海事務所”的工作，做留下來的潛伏準備。不久柬埔寨的右派政變就發生了。
【朗諾和施裏瑪達發動政變】
中國大使館在幾天前就通知我，說很快就會出事了。三月十八日的早晨，金邊很平靜，我騎著摩托車朝國會大廈駛去，隻見三輛坦克停在國會外麵，還有幾百個市民聚集在空地上，擴音器傳來國會議員的發言，政變已經完成了。我回到自己經營的“四海事務所”，收音機正在廣播國會的討論實況，後來就宣布了廢黜西哈努克的決定，金邊沒有發生混亂。幾天後，各地發生了規模不等的遊行示威，沒有人提打倒軍人政府，口號隻是“讓王子爸爸回來”，但遭到鎮壓。
柬埔寨軍隊起了關鍵的作用，它的成員中有不少反對王權的激進分子。政變後，反對西哈努克的“自由高棉”部隊，也來到金邊集結，成為對抗柬共最有戰鬥力的部隊。一九七○年七月政變當局對西哈努克進行缺席審判，判處他死刑；十月宣布廢除君主製，建立“柬埔寨共和國”。民族主義者山玉成也回到金邊，還一度擔任金邊政府總理，一九七二年十月因意見不和出走南越，直到一九七七年逝世在那裏。
中國沒有馬上宣布斷絕與朗諾政權的外交關係，但西哈努克在從莫斯科飛往北京的途中，獲悉中國全力支持他的態度；中國政府依舊以迎接國家元首的禮節來歡迎他。西哈努克的專機在北京機場停穩，周恩來已經等候在舷梯旁，他還邀請了幾乎所有駐北京的外交使團前來迎接，據說到場的有四十一個國家的使節。
歡迎儀式後，周恩來陪西哈努克乘一輛汽車前往釣魚台國賓館，也就一手把西哈努克扶到反美鬥爭的風口浪尖上去了。
兩天後，範文同從河內趕到北京和西哈努克會麵。四月二十四和二十五兩日，在廣州的一家酒店舉行了亦稱“三國四方會議”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但對外宣布是“在印支某地舉行的”。四方代表是，西哈努克、範文同、蘇發努馮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阮友壽。會上成立越南、寮國、柬埔寨三國民族統一陣線。
一個月以後，在北京成立了以西哈努克為元首的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賓努擔任政府首相，喬森潘出任副首相兼國防部長，胡榮、符寧出任部長。中國、朝鮮、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二十多個國家立即予以承認；但蘇聯和法國卻再也沒有沒有參與，它們看好金邊的政變當局，這也造成西哈努克終生對此耿耿於懷。
自從一月份到達，波爾布特一直留在北京，秀木在他的領導下工作，中國方麵與他們密切接觸，但在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的文件上，波爾布特把身在叢林的喬森潘、胡榮、符寧推到幕前，西哈努克對此完全信以為真，他當然記得這三位能幹的前議員和部長，但絕不可能知道一個“沒有法蘭西深度”留法學生，在北京操作他的命運。
四月初，在返歸叢林的衣錦路上，波爾布特帶了喬奔娜麗經過河內。時隔五個月，黎筍、範文同、武元甲不得不刮目看他了。六、七月間，他們才回到臘塔拉基裏基地，那時越南軍隊已經占領了半個多的柬埔寨，還不時把炮火引到了金邊城外。在接近年底的時候，波爾布特和柬共中央將基地搬到磅通省的一個叫“當答”的地方。
我第一次見農謝，不是在當答，而是在它南麵六十公裏，磅占西麵三十公裏的“波禮初”地方，那是越南軍隊在密林中的一個基地，越南的中央聯絡部也設在那裏，顯然也是柬共另一個中央基地。那時磅占市還在朗諾軍的手中，白天公路上還有去金邊的班車通行，但一到天黑，就是柬共暢通無阻的天下，我們的交通聯絡員都是在夜間進到磅占城，白天搭車去金邊執行任務的。到了一九七三年以後，美國停止轟炸，柬共的許多機關搬進桔井城，我就是在桔井見到喬森潘的。
【朗諾、施裏瑪達其人】
朗諾，一九一三年出生於波蘿勉省的農家，他身材非常高大，長著一張圓臉，態度總是十分和藹，他有一個姨太太是廣東海南人。朗諾年輕時在西貢受過法國人的文職訓練，一九四六年時就出任省長，後來卻成為西哈努克手下軍警大吏，曆任警察司令，軍隊總司令，國防部長，還兩度出任總理。其實，他沒有受過什麽正規軍事訓練，柬埔寨的軍隊鬆鬆懈懈，嚇唬嚇唬老百姓還可以，打仗是完全不在行的，
我和他有過接觸。有一次，我在公眾場合替他照了一張相，他走過來對我說：“弟弟，要給我一張喲。”後來我把照片送到總參謀部去，他在辦公室接待過我，聊了一番話。朗諾很迷信，據說在西哈努克授軍權給他的時候，王宮內曾經請“巴古”（巫師）作法，他在巴古用鎮宮寶劍攪動的水盆前發誓，要永遠忠於西哈努克，否則就有殺身之禍。有人說，朗諾起先拒絕在廢黜西哈努克的文件上簽字，是在施裏瑪達的威逼下，才就範的。
柬埔寨老國王是“西索瓦?莫尼旺”，是“諾羅敦?西哈努克”的外祖父，一九四一年莫尼旺國王駕崩時，法國人不同意西哈努克的舅舅“西索瓦?莫尼勒”繼承王位，而把十九歲的西哈努克推上了寶座。施裏瑪達親王是“西索瓦”家族的成員，一般都說他是西哈努克的表哥，但他管莫尼勒叫“哲他”（“哥哥”），因此也可能是西哈努克的舅舅輩。但是，柬埔寨王族的性事很複雜，如西哈努克就與他母親的異母妹妹相愛，還生育了幾個兒女，他們的輩分也就很難清算了。
施裏瑪達，生於一九一四年，是王族中很有能力和威望的人物，他曾經擔任國防部長、參謀總長、駐中國大使和副首相等要職，我所見到的施裏瑪達是身高而瘦削，麵色暗黑，很少笑容，給人一種心事重重的感覺，他是政變的主謀，他主張殺掉西哈努克，以免後患。有人說，他也傾心美貌的莫尼克，但被西哈努克奪了愛。
施裏瑪達也是一個非常有骨氣的人，一九七五年大局已定，柬共即將進城，四月一日朗諾辭職去了美國，四月十二日，美國駐金邊大使邀請施裏瑪達和其它高級官員去美國避難，但施裏瑪達、隆波烈、朗農等人拒絕了他的好意，施裏瑪達還當麵指責美國沒有信義，他們一起留在金邊，四月二十一日統統被柬共處決。
【中國和越南對柬共的支持】
美國支持的這場政變非但未能遏製越共，反而讓名為越共實為北越正規軍，打著西哈努克的旗幟，迅速搶占了柬埔寨東北五省，為柬共建立了一片“解放區”。而從一開始，這場政變就受到人民的反對，當西哈努克從北京發出反對政變集團的號召後，形勢又進一步朝不利於美國的方向發展。不幸的是，柬埔寨人民本來是要選擇紈絝的君王西哈努克，得益的卻是與西哈努克臨時結盟的紅色高棉。
據說，範文同曾經向莫尼克說，越南軍隊有能力在二十四小時內，幫助西哈努克重新奪回政權。我想，以越南的軍力，在十天內占領金邊，是完全可能的。而周恩來在“印支三國民族統一陣線”的成立大會上放言，“七億中國人民是印支三國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印支三國人民的可靠後方”，我以為也不是空話。且不談是非，曆史已經證明，中國和越南都把策劃的事情進行到底了，隻是美國半途而廢。五年後，美國全麵放棄印度支那，朗諾出走，施裏瑪達留在金邊，他指責美國“沒有信用”，也不是沒有根據的。
這時，中國才宣布斷絕與朗諾政府的外交關係。中國大使館通知柬埔寨的華僑幹部，要他們去“解放區”參加柬埔寨革命，組織關係留待中柬兩黨日後協商解決。獲得這個指示後，僑幹及男女青年一千餘人很快就撤入“解放區”，開展支持柬人民的抗戰活動。而朗諾、施裏瑪達的新政府還以為中國會繼續維持和他們的外交關係。
當時，中蘇交惡已久，中共的極左路線和文化大革命的惡劣影響，使它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處於孤立地位。印度支那三黨中，越共持親蘇的立場，寮共親越，因此中共竭盡全力爭取柬共，而華僑又是中共手中的棋子，它企圖以華僑幹部群眾參加柬共的工作，來壯大柬共的聲勢，最終也能達到控製柬共的目的。
然而，這是一個如意算盤，柬共追隨中共的極左路線，卻對中共有所戒備，特別是英薩利長駐北京，在他控製西哈努克的同時，也深知中共對柬共的控製欲。因此，進入“解放區”的華僑幹部和群眾，實際上被柬共長期冷落。很早就被隔離於柬共政治之外，這或許是因禍得福，我們在柬共的殘酷內鬥中犧牲較少，而那些加入柬共的同誌，就犧牲慘重了。
【進入根據地】
政變以後我就回到馬德望市，在那裏我有許多老關係。一天傍晚，群星體育會會長林成保來告訴我說，馬德望憲兵司令是他的好朋友，這個司令剛才告訴他，有一個馬德望華人在金邊當記者，是一個中國間諜，當晚要全城戒嚴搜捕此人。這時天色已晚，我插翅難飛了。夜間搜查果然開始，但持槍闖進門來的民團的隊長，竟是我在咖啡館當“小企枱”時的夥伴，他見到我就吆喝他的手下人說：“自己人，自己人，走，走，走！”我揀了一條命。
於是，我就讓妻子留在城裏做點小事，自己就躲到鄉間堂弟家的鐵皮堆房的閣樓上，按中共給我潛伏指示，靜觀事態的發展。我叔叔一家都住在屋杜村，那裏到我家思維即村，隻有十幾公裏的路。叔叔白手起家，境況很好，擁有好幾台拖拉機，幾個堂弟也都有自己的事業。叔叔多次勸我去做生意，但我醉心革命，把他的話當做了耳邊風。柬共進城以後，兩個堂弟都被柬共發動農民處決了。
話說，一九六三年成功破獲台灣特工謀殺劉少奇案，是洪德（化名楊子江）、翁春和我三人在大使館一秘毛欣禹領導下操辦的，那時有一個約定，如果發生意外，由我出麵承擔責任，撇開與大使館的關係，而洪德和翁春兩人與安寧部和參謀部打交道，後來事態發展得很順利，因此洪德與參謀部的關係很好，而且得到了他們的信任。
當時，柬埔寨政府對越共的防範遠遠超過中共，參謀部曾經發給洪德一張證件，說“持證人有權出入敵占區”，政變後洪德隱瞞了他與中國大使館的關係，以“東方體育會總幹事”的身份偽裝同情政變，參謀部對他信任如故。後來，他也進入嗊吥省根據地，擔任“華運”西南區的領導，但又憑借那張特別通行證經常出入金邊和各“解放區”。
他在參謀部得知，安寧部正在各地緝捕我，但在西南區的“華運”人員名冊上又沒有我，覺得很詫異。於是他就趕到東北區的中心桔井找到李林，發現也沒有我，李林非常著急地對他說：“老楊，是我老婆通知他撤出金邊的，他一定是回馬德望老家去了，你趕快想辦法救他出來，千萬不能讓敵人抓到他。”
六月的一天，洪德派陳錫南、陳創坤兩人驅車到馬德望找到我的妻子，把洪德的親筆字條交給她，上麵寫著“母親要你馬上回家”，並約定五天後來接人。那時我非常死心眼，見到字條後竟完全不相信，認為“母親”應該是中共；但中調部給我的聯絡暗號是“許忠民”，不是什麽“母親”。中共要我潛伏，我就要象黃繼光一樣堅守陣地，完成任務。
五天後，洪德親自駕德國名牌車來接我，我堅決拒絕。乃至好言相勸無效，他隻能騙我說，待我們回金邊後用秘密電台發報請示中央有關方麵，這時我竟產生了自己是在《永不消逝的電波》電影情節中的壯烈幻覺，於是我才上了他的車……。就在我們走了半小時後，馬德望的警特就來圍捕，但是撲了一個空。
我們通過了許多次的檢查，但“特別通行證”都一一化險為夷，在金邊歇了一夜，次日又轉去嗊吥，我扮車夫開車，洪德太太濃妝打扮成一個有錢人家的婦人，總算一路有驚無險，順利進入嗊吥市郊外的聯絡站，接我們的是邵覺民和林翠華。第二日，他們雇了一輛三輪摩托車，裝了許多禮品，讓幾位太太陪我同坐一車，來到“甘再”小鎮上，軍警見我們是象探親走人戶的樣子，就也不盤查。黃昏時分，我們上了一條小船，渡過一條河，便到了“解放區”。
洪德是我的救命恩人，他一直留在金邊活動，直到一九七五年柬共進城，才全家被逐出金邊。到了農村後，他千方百計地尋找我們，我聽說他與柬共地方政權相處得很不好，於是建議他逃到越南去，但又遲遲不見他行動。一九七七年我被召到北京後，多次要求中調部將洪德接回中國，中調部的官員也知道他為中共做過許多事情，但卻以“維護中柬兩黨友誼”的借口，拒絕了我的建議，還有一個處長訓斥我“無組織，無紀律，目無中央”。後來，洪德一家七口果然被殺害了。
【柬越兩共的矛盾的爆發】
越南和柬埔寨之間的恩怨可以扯得更遠，前有難解的“下柬埔寨”領土歸屬，後有越共對柬共長期的指手畫腳，因此柬共黨內，從上到下彌漫著一股反越情緒。中國裝備的柬共軍隊迅速發展，而越軍又一下子替他們占領了五個省份。形勢變好了，猜忌卻反而公開了，這兩家共產主義信徒之間的仇恨內鬥，遠遠超越了他們意識形態的一致。
直到最近，老邁的喬森潘和農謝還在強調，早在三十年代印度支那共產黨成立之初，越南共產黨人就想把柬埔寨和老撾共產黨控製在自己手中，農謝還回憶越南人如何向他拍桌子，強迫他在不平等的條約文件上簽字。這些都表明反越情緒並非來自波爾布特個人，波爾布特是利用這些情緒，把柬共凝聚到一條自取滅亡的狂熱道路上去了。
越南軍隊一下子占了這麽大的地方，一切地方上的工作都要跟上去，但柬共又沒有足夠數量的幹部，於是越方隻好找當地有名望的人士出來理事，但這又觸犯了柬共的心病，他們認為越南人是在扶植親越勢力，是要把持柬埔寨的命運，順境中矛盾又起了頭。過了幾十年，回過頭來看柬共對越共的這些猜忌，實在沒有太多道理。一九七四年越南和美國簽訂巴黎協議以後，越南軍隊就開始朝越柬邊境集結，它並沒有對柬埔寨實行長期占領的企圖。
當時，越南方麵認為這是一個不可多遇的時機，應該用越南部隊迅速解決柬埔寨問題，從而阻止美國繼續插手柬埔寨事務，最終也有利於在南方戰場打敗美國。但從中國趕回來的波爾布特下令停止進攻，他認為紅色高棉的幹部隊伍趕不上形勢的發展，迅速取得勝利後，政權可能會再次落入西哈努克手中，而柬共可能又要再逃入深山老林中去。波爾布特還認定這是越南的陰謀，柬共要獨立自主掌握自己的命運，越南可以急，柬共不能急。
之於柬共來說，中共、越共的格局要大些；但柬共對中共、越共都是有認識的。它站在中共這一邊，不僅僅是毛澤東路線的吸引力，而是越南離柬埔寨太近了，對於沒有安全感的柬共領袖來說，越南的威脅太大了。而越南控製印度支那的企圖，也一直沒有放鬆，西哈努克在台上，它不許柬共搞武裝鬥爭；西哈努克下台，它又要柬共加速鬥爭進程。當與美國談判快要成功時，它又要柬共與金邊方麵談判，格局小的柬共就因此認為越南朝三暮四。
然而，柬共對中共也並不是百依百順的，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鬆訪問中國，柬共非常不滿，內部傳達了“中國變成修正主義”的說法。一九七六年中共“一舉粉碎四人幫”，其時英薩利正在南斯拉夫訪問，南斯拉夫外交部高官告訴他這個消息，他的臉色都變白了，他告訴這位南斯拉夫高官說：“他們（指‘四人幫’）都是很好的人。”因此鄧小平上台對柬共來說，簡直是惡訊，但鄧小平後來對他們還是仁至義盡。
柬共的反越立場，有曆史的公怨，也有波爾布特的私憤，還有中共火上澆油。越南戰爭初期，中國是越南的主要援助國；戰爭的擴大了，蘇聯也開始插手漁利。一九六四年東京灣事件後，戰爭進一步擴大，時任中共總書記的鄧小平訪問河內，表示願意每年支持越方十億美元，但條件是越南必須拒絕蘇聯的援助，這個要求被越方拒絕，中越關係從此蒙上了陰影。而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共自亂陣腳，越南就完全投入了蘇聯的懷抱。
【屠殺“越頭柬身”人】
波爾布特對越南的報複，是在留越歸國的柬埔寨抗法人員身上開始動手的。一九五四年撤往越南的共約二千人，他們在越南住了十六年，大部分人在河內的越柬友誼學校接受過政治和軍事訓練，一九六八年越南人曾建議將這批人送回柬埔寨的遊擊區，由柬共給予任用，但柬共未予同意。一九七○年政變以後，他們每一百人組成一個支隊，沿胡誌明小道跋涉三個多月，回到柬埔寨，其中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死於飛機轟炸或疾病。
一九七一年七月，柬共召開了一次有六十多名代表出席中央會議，會議選出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這次會議除了決定派英薩利前往北京監護西哈努克外（後來西哈努克和英薩利相處得很不愉快），還有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關於處理從河內歸來的幹部的問題，據說波爾布特在會上說：“國外回來的同誌，不負有領導我們的責任，我們在國內從事革命那麽多年，他們應該接受我們的領導”。
柬共還規定，這些留越歸國的軍政幹部必須聲明脫離越共和忠於柬共，才能得以任用。經過短期甄別和整訓後，他們被分派到各戰區。一九七一年九月開始，朗諾集團先後兩次發動圍剿柬共占領區的“真蠟行動”，歸國人員參加指揮，立下了戰功。順便要提到，朗諾軍的情報首長金仁·古如德上校是柬共線人，因此行動尚未起步，柬共就已經掌握了動向，兩次行動均被擊潰。從此金邊軍隊一蹶不振，而柬共迅速擴大。到一九七一年底，約百分之八十的地區已被柬共占領。
順帶說一下，金仁·古如德上校是柬共線人，我早就知道蛛絲馬跡，他是金邊潮州幫僑領楊傑的好朋友，楊傑又是一個非常親共的人物，當初中國大使館通過我們破獲台灣特工張達昌爆炸案，關於柬埔寨軍隊情報部門的動作，都是通過楊傑和金仁·古如德這一條線了解的。
歸國幹部與本地幹部之間出現過一些分歧，本來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波爾布特卻別有用心地將這些分歧提到敵我鬥爭的高度上，他不僅把從越南回來的幹部，甚至把一些從中國回來的幹部，也說成是“親越派”。接著，他又提出一個極其陰險的“越頭柬身人”的說法，把這近兩千名在越南受過訓練的幹部升級為“越南附庸”，從一九七一年底起，他們開始被清洗。一九七二年，已經清除完畢，大部被殺了，隻有少數出逃越南。而當時越南戰爭正在慘烈地進行著，越南當局根本無暇幹預。
一九七二年，我們在桔井省川龍縣農村種地，認識了山玉明的女兒“甘再”（她出生在嗊吥省的“甘再”地方），她和她的丈夫“密桂”從小在中國長大和受訓，密桂學習公安，回到柬埔寨後，負責桔井省的公安工作，他們兩人時常看我們的《前鋒報》，經常稱讚我們的報紙辦得好。記得就是那年，山玉明在中國病故的消息傳來，而波爾布特屠殺“越頭柬身人”的運動也正是高潮。柬共組織要密桂殺掉妻子，來證明他對柬共的忠誠，而這個公安幹部在殺掉愛妻後，自己也被柬共處決了。
逃亡越南的幹部中以賓索萬最為著名，他於一九三五年出生在茶膠省，十三歲就參加抗法鬥爭，十六歲就加入印度支那共產黨，曾經擔任塔莫的警衛員，一九五四年他隨山玉明去河內受訓，一九七○年返回柬埔寨，擔任柬共廣播電台的負責人，一九七四年他的哥哥被柬共活埋，他去了越南，後來與韓桑林，洪森等在柬越邊界組織“民族救國陣線”，一九七九年初回到金邊，曾經擔任“人民革命黨”的總書記，還當過總理，但於一九八二年又被清洗，在河內囚禁了十年。
【“華運”和它的領導成員】
柬共在一夜間有了五個省的地盤，因此極度缺乏幹部。在中國大使館的指示下，華僑幹部帶領了一千多“有覺悟”的群眾進入“解放區”，隊伍比當時的柬共可能還要大。最初大家的情緒很高，以為可以有所作為了。我們這麽多人，集中在西南區和東北區，需要有一個領導集體，因此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在“解放區”的中心城市桔井，成立了一個“柬埔寨華僑革命運動委員會”，或簡稱“華運”的組織，並選出九人組成的“特別委員會”（“特委”）。
說來“僑黨”和“華運”這些名字由來遠久，在中國大革命失敗以後，許多中共黨員逃到東南亞國家，成立了中共的支部，並發展黨員，這就是“僑黨”，後來經過中共的認可和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同意，“僑黨”接受中共和印度支那共產黨的雙重領導，但大都是聽命中共。而“華運”就是“僑黨”的外包裝，在柬埔寨“華運”就是中國大使館指揮的“國中之國”，柬共對之排擠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華運的九個“特委委員”是：
李林，真名潘丙，海南人，越南華僑，印支黨員，曾參加柬埔寨的抗法鬥爭，後任《棉華日報》的負責人，一九七五年，西貢解放前夕，離開柬埔寨去越南，不久中越失和，被捕入獄十一年，後移居西德，仍健在；
王海，廣東人，柬埔寨華僑教育界的領導人，現在廣州；
林三，潮州人，嗊吥省華僑，在越南讀書時參加革命，一九七九年越南軍入柬，他出逃至泰國，後以難民身份來到西方國家，今仍健在；
陳聲，潮州人，越南華僑，五十年代末來柬埔寨教書，是中共與柬共的聯係人，與農謝直接聯係，在“解放區”期間，負責東部大區的華運工作，後來回越南，也被囚禁十一年，其弟化名“張弓”是北京中央僑辦的處級幹部；
楊子江，真名洪德，嗊吥省華僑，金邊東方體育會的總幹事，後全家被柬共殺害；
林青，海南人，越南華僑，五十年代末來柬埔寨，先任《棉華日報》總編輯，後去桔井任中山中學校委主任，在越南坐牢十一年，仍健在；
李寒，真名林光，海南人，抗法時參加革命，曾經在棉華日報工作，仍健在；
李菁，真名林明雄，海南人，裁縫出身，工作能力較差；
林木，即本人周德高，負責與柬共聯係，兼管財務。
僑幹的真正負責人是伍星（化名“劉江”）。老伍一九二八年生於海南，一九三九年就去了越南，一九四五年在越南參加“八月革命”，與後來越南勞動黨的兩任總書記黎筍、阮文靈都有非常親密的私人關係。一九五○年受印度支那共產黨的派遣，到柬埔寨組織領導抗法運動，與柬共的早期領袖山玉明、杜沙穆也都相知。
老伍曾經告訴我，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後，黎筍留在南方指揮地下工作，一九五七年越南勞動黨中央召他回河內，老伍接應他從西貢先潛來金邊，又安排他海路偷渡香港，才由中共接應去了廣州。老伍思想沉著冷靜，善於聽取別人的意見，是一個知人善任、又很有能力的領導同誌，我們都叫他“老大”。他不懂柬語，所以經常要我替他做翻譯。
他的妻子回國匯報柬埔寨情況，是由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聽取的。一九七五年金邊和西貢“解放”前，許多越南華僑出身的柬埔寨僑幹，不堪柬共的排擠，轉去越南，後來中越交惡，他們又被越方囚入監獄。老伍已回中國，在桂林“中國旅行社”負責信件收發工作。他曾經多次給黎筍、阮文靈寫信，營救這些同誌。
在華運組織的鼓動下，“解放區”各地成立華聯會，號召僑胞支持柬埔寨革命，出錢出力支持前線。華運組織還在東北區辦了一份中文報紙《前鋒報》，在西南區辦了一份《華聯報》，都很受僑胞的歡迎。我們還在各地辦學校，辦醫療站，組織青年男女當“赤腳醫生”，到農村去服務民眾。
但是，我們很快就開始察覺，依順中共的柬共，對我們華運人員卻很有防範，處處予以排斥；中共將我們置於“解放區”，企圖通過我們來插手柬共的工作，完全是一廂情願。當然，柬共也沒有加害我們而來得罪中共的必要，而是閑置我們，讓我們在偏僻農村自生自滅。於是，一九七二年“華運”組織就自行解散，我們就去開荒種地了。
【拜會蘇品】
一九七一年初，我和“華運”負責人之一的李林，到靠近越南邊界的棉末附近的密林中去拜會柬共中央第二書記蘇品。他是抗法時期的老戰士，自一九六○年起擔任柬共中央候補常委，一九六三年起又與波爾布特、農謝、英薩利是柬共四人常委會的成員。一九七○年以後，英薩利在中國，蘇品是僅次於波爾布特和農謝的“第二副總書記”，他長期負責管轄湄公河以東的東部大區工作，進城後擔任“民主柬埔寨國家主席團”的第一副主席。
在“解放區”內，蘇品和胡榮都有親民的美譽。一九七五年胡榮反對取消城市的主張，一九七八年蘇品不滿波爾布特，相繼被波爾布特殺害，柬共黨內的優秀人物凋零，剩下的多是喬森潘那樣的的機會主義者，柬共也就不堪一擊了。而蘇品的被殺，直接導致了部下韓桑林等人的起事，這又是柬共滅亡的直接原因，波爾布特集團對蘇品因此懷恨至極。
現在對於蘇品事跡的不僅記載甚少了，相反蕭特的《波爾布特》一書中，充斥了對蘇品的不實之詞，說他是一個粗暴、武斷、酗酒、玩弄女性的人，還說蘇品反對“城市出來的知識分子”，從這一句話就可以看出，這些誣陷之詞大部出自惡人英薩利之口。而我所見到的蘇品與這些說法完全不同，他是一個非常溫和和體恤下級的領導人。
我們是去向柬共方麵報告“解放區”華僑工作的進展。當我見到蘇品時，一下就愣住了，政變前我與他在蘇灼家一同進過餐，同席還有張東海，席間主人沒有作介紹，所以我與蘇品隻是謀麵而已；蘇品見我楞住了，他也會意地笑了。現在想來，那席晚餐是一個故意的安排，因為我提供的情報，使喬森潘、胡榮及時逃脫，因此蘇品很想見我一麵。
當時柬共主持金邊地下工作的負責人，是後來民柬的副總理溫威，溫威是蘇品的下屬，蘇灼和張東海又是溫威的助手；一九七八年五月蘇品被殺後，十一月間民柬要人溫威、蘇灼和張東海也被牽連，統統被殺。於是在座同酌的這幾個活人，都成了陰域的冤鬼。
李林報告蘇品說，我們是根據大使館的指示進入“解放區”，來接受柬共的領導，參加柬埔寨革命的，但組織關係要由兩黨協商解決。蘇品點頭說：“我們已經得到中央的通知，知道有一批華僑同誌進解放區來工作。”李林又向蘇品介紹了華運在“解放區”內展開工作的情況，蘇品聽時不斷地點頭予以肯定，有時還插話“你們做得很好”。
李林談到沒有柬共組織的介紹，“華運”展開工作很不方便，我們甚至連一張通行證也沒有。聽後，蘇品馬上從架上取出公文包，將一本東部大區幹部通行證取出來交給我，說：“同誌，你填吧，需要多少，就填多少。”我就一口氣填寫了六張，蘇品在每一張通行證上簽了名。當時所謂的柬共“解放區”，實際就是越軍占領區，我們進入“解放區”將近一年，全靠越方的通行證件活動，而柬共中央對我們這麽一支龐大的隊伍，卻是裝聾作啞不施援手，這次得到了蘇品的幫助，令我激動不已。
在我們談話時，有兩個柬共幹部在外邊等著要向蘇品匯報工作，蘇品招手他們進來，並當著我們的麵說：“有什麽事就講吧，我們都是自己人。”我聽到“自己人”這樣親密的話，心想：“有這樣的一位領導人來指揮，誰不會為革命去衝鋒，去捐軀呢？”
蘇品介紹了形勢，請我們努力先把工作做好，有些事要等以後解決。我們見向他報告工作的人進進出出，於是欠身告辭。蘇品站起來握住李林的手，說：“請回去努力的工作，本應送你們每人一把‘雞腿’（手槍），但現在雞腿很缺，隻能以後再補發給你們了。”摩托車出了密林，我心情好極了，覺得陽光普照，晴空萬裏。
【會見農謝】
一九七一年初見到蘇品以後，大概是在三、四月間，柬共負責華僑事務的第一副總書記農謝，要會見我方總負責人老伍，我陪同老伍前去。會見地點是在磅占省波禮初附近的越軍基地，越共中央聯絡部駐柬辦事處也設在附近，所以我認為那是柬共中央的另一個辦公地。
那是高樹入雲不見天日的原始森林，美軍不可能對它實施空襲。下午我們先到越南聯絡部小歇，老伍與越南同誌非常熟悉，他們的一個負責人叫“伍東”，我們的老伍向他介紹我叫 “Lammu”，聽上去就像是廣東話的“林木”。
那時，北越部隊紀律非常嚴明，他們也執行中國軍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部隊首長很多會講中國話，看來都在中國學習過。越南部隊身著綠軍裝，都集結在森林深處，很少外出。我曾經去過他們的基地，一切整齊有致，生火做飯的炊煙，用煙道送至遠處，出口處有樹葉覆蓋，使之緩慢發散。那時的衛星偵察係統，可能還不能發現森林深處的活動。
這些越南同誌有的是來自北方，有些是來自南方。伍東是長期埋伏在金邊，經營一家裁縫店的南方人，其實我早就知道他了。幾十年後，老伍告訴我，這些越南同誌後來在越南都很失意，大部分人很早就退休了。還告訴我，在越南人民大批逃亡，投奔怒海的時候，他曾經見到伍東一麵，伍東指著一根電燈杆說：“如果它有腿，它也會逃走的。”可見連這樣忠實的革命同誌，後來也對共產主義失去信心。
傍晚農謝派警衛來接我們，老伍知道農謝很忙，所以非常簡單扼要地說：“是中國共產黨要我們來參加柬埔寨革命，接受柬埔寨共產領導的，組織關係問題，可以留待日後解決。”農謝點頭說：“我們黨也接到同樣的知會；但同誌們要知道，我們黨千頭萬緒，你們的問題還排不上議程，然而這並不影響你們的工作和生活，請先努力工作，等我們黨研究出結果後，再通知你們。”
老伍的化名是“劉江”，抗法時期老伍是印度支那共產黨派駐柬埔寨的重要人物，日內瓦會議後農謝在金邊就認識他，而且還教過他柬語，老伍也記得農謝在泰國讀過大學。他們兩人互相問候，農謝對老伍說：“你過去好像不是用這個化名的。”純粹是官樣的客套話，沒有表現出親切的感情。我想，這次見麵很冷淡的一個原因是，老伍沒有用“偉大的”“光榮的”這樣的語言，去頌揚這個草創的柬埔寨共產黨，而農謝卻是等著來聽這些肉麻話的。
老伍曾經向我們分析過形勢，他是用中國國內盛行的“三支兩軍”的口號，來比喻柬埔寨的狀況，那就是：“中國的支持，越南的支持，西哈努克的支持；越南的軍隊，柬埔寨的軍隊。”他的意思是沒有中國、越南和西哈努克的支持，沒有越南軍隊的撐腰，柬共和它的軍隊是微不足道的。他已經把柬共的實力看得很明白，同時他也不負有吹捧柬共的責任，而那時柬共的腦子已經開始發燒了。
我與農謝是第一次見麵，他不斷上下打量我。老伍向農謝建議說，“林木同誌是負責敵我兩區的聯絡工作的，有時我不在，是否可以讓林同誌向您請示匯報？”農謝接受了。交談隻進行了二十五分鍾，農謝說：“你們可能還沒有吃飯，我去通知他們送飯來，你們慢慢吃，我就失陪了。”我們吃了一頓有冬菰、鮑魚的幾味名菜的美餐，第二天一早，又是咖啡、牛奶和油條，不知這是對“國際友人”特殊招待，還是柬共領袖的日常享受。
我們離去時，農謝前來送行。老伍和農謝互致保重。盡管這次官式見麵沒有深入的內容，但我們還是很高興的，滿以為有了蘇品和農謝的許諾，就可以大展拳腳了。其實，柬共是在和我們打太極拳，磨時間。在他們的眼裏，僑幹滿腦子“偉大的祖國”，而一些從越南來的同誌還有親越思想；隻有象張東海那樣的土生華人，才會對柬埔寨革命忠心耿耿。如果不是礙於中共的麵子，柬共可能早已將我們的肉體消滅了。
事實上，除了得到蘇品發給的六張通行證外，我們全靠越南朋友的幫助；柬共地方幹部不但對我們不友善，甚至以“反動分子”、“國民黨特務”、“劉少奇分子”的罪名，迫害我們的同誌。蓬坡的黃林明，棉末的張汝梅，近知茗的李冠群，城東的彭一心全家，都被柬共地方政權關押、迫害，乃致毒打至死。我們向柬共中央求救，得到的回答卻是“由地方處理”，於是我們成了任柬共宰割的綿羊。
【凶惡的農謝】
我三次會見農謝，每次談話都在二十到三十分鍾之間，印象是嚴肅的官氣有餘，和蘇品的坦誠親切有鮮明的反差。他對我們華僑同誌的態度尚猶如此；對待來自農村的柬埔寨戰士就更可想而知了。記得第二次召見我們時，他站在總部的茅屋門口，警衛員將摩托車停在他的身前，讓我們下車；農謝竟破口大罵：“你他媽的死鬼，停到前麵去！”於是我們隻得重新上車，其實那也不過是多了幾步路而已，這麽大的首長，又何必用這樣難聽的話來辱罵一個農村的小戰士呢？
柬共早期領袖之一蕭興，是農謝的姨父，也是農謝參加柬共的領路人。五十年代後期蕭興變節，但並沒有嚴重的叛賣行為，一九六七年三絡鄉事件發生，農謝還曾經動員他出山領導鬥爭。一九七○年政變以後，蕭興加入朗諾的軍隊，領上校軍銜，駐柬泰邊境詩梳風地方。馬德望省省長薛森益將軍貪汙腐敗，蕭興還當麵指責他：“你們這樣下去，一定要敗在共產黨手裏！”
薛森益懷恨在心，派人擊其頭部，將他殘害成植物人，因此長期臥床家中。
一九七五年四月柬共進城，農謝先派人殺了自己的妹婿金山上校。同年六月，西北大區書記莫森巴請示農謝如何處置蕭興，農謝下令格殺無赦。莫森巴殺了蕭興後，割下蕭興的頭，送到金邊讓農謝驗證。農謝的母親杜彬知道妹夫蕭興和女婿金山相繼被殺，都是這個兒子的罪惡，為此曾經祈求佛祖，讓這個兒子不得好死。
在柬共內部的整肅運動中，流傳著農謝的名言“多一個不賺，少一個不虧”。這也是柬共濫殺無辜的一個原因，農謝是堅持留在波爾布特的身邊的最死硬的人物，直到一九九八年波爾布特死了，柬共作猢猻散，他才與喬森潘一起下山的。這個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至今還在泰柬邊境的拜林，據說最近也在寫回憶錄，對中共則是滿口頌詞，他對去訪的記者說，柬共為什麽與中共相處得很好？那是因為中共從來不幹預柬共的事務。
【柬共的幹部】
我出生在柬埔寨，為中共工作，也與柬共領袖人物有過接觸，甚至還救過喬森潘、胡榮、符寧等頭麵人物，但我沒有參加過柬共的組織活動。柬共的領袖給我最好印象的是蘇品，他親切、和藹、豪爽、真摯，不把我們當作外人；而同樣出自柬共本土派的中央副書記農謝，就予人非常惡劣的印象。柬共的最高層大部分是知識分子，但其基層的“翁卡”幹部，不少是地痞流氓，他們趁革命的到來，也沉渣泛起了。
柬共的高層幹部，文化程度非常高，高過了中共、越共。這些留法學生中以波爾布特、英薩利、宋成三人在柬共真正有地位，喬森潘、胡榮、符寧、周成等人雖然在柬埔寨政壇中名氣很大，在“解放區”名望野很高，但在柬共內部卻不能進入核心圈子，甚至連一些重要的會議也不得參加。
而秀木、秀臣、秀春、秀蒲拉西兄弟都是忠於柬共的正人君子，要讓他們去做小人的事情，他們又是完全不在行的。
我沒有見過波爾布特和英薩利，波爾布特能夠在這群留法學生中出人頭地，必有其原因，據說他是一個非常會說話的人，不僅意誌堅定，而且富有魅力，耿萬薩看不起他，我以為是沒有道理的。宋成可能是柬共中最能幹的人，他既是柬共軍隊的創建人，也是肅反的實際主持人，他的妻子雲婭還是柬共情報首腦，。英薩利是一個不善與人相處，遇事機會主義，喜歡推卸責任的小人，他後來首先叛變，也並不偶然。喬森潘則是一個謹小慎微的人，我曾經救過他，但我在“解放區”見到他，他卻唯恐讓人看見他與中國人有關係，連過來與我握手的膽量也沒有。然而，這些留法學生的共同特征，就是思想極為左傾。
抗法時期就參與鬥爭的柬共領袖，以農謝、蘇品、高明、塔莫、莫森巴、溫威等人的地位較高，這些人中，除農謝、塔莫，其餘四人後來都被殺害。我與高明最熟悉，自一九六五年陪同波爾布特去越南訪問，高明就一直擔任柬共駐河內的代表，漸漸脫離了核心圈子。我與塔莫也有交往，他看上去也並非是一個凶惡的人，以他予我的穩重慎言的感覺，我萬萬不會料到他後來行事的毒辣。我想，柬共聚集在波爾布特的錯誤路線下，與絕大部分本土派領袖的左傾思想也是分不開的，不能因為後來他們大部被殺，就認為他們代表了正確的路線，據我所知隻有蘇品和胡榮是思想比較右傾的人。
柬共的中級幹部，大都初出茅廬。湄公河以西的磅占、磅通、桔井三省連地屬於“北部大區”，柬共在那裏設立一個“三○四分區”，當答、波禮初也在它的轄境中。該區的書記叫“蜜洪”，是個嘴上沒毛的小知識分子，但目中無人。他聽到我是華僑幹部，馬上譏笑說：“革命幹部隻能從實踐中提拔上來的，你們是裝在箱子裏運進來的。”可想這是波爾布特、英薩利們批售的套話，柬共的黨風就是出言不遜。
一九七二年，獲知美國和西貢政權軍隊要進攻柬埔寨境內的越南部隊，而我們所在的桔井省屬川龍縣的甜馬區，有越軍重兵駐紮，很可能是攻擊的目標。那裏在湄公河的東岸，屬於柬共東部大區（亦稱二○三分區）管轄。我們“華運”組織和《前鋒報》落戶在川龍縣的一批幹部，就從東岸轉移到西岸的一個萬喜村住下來。幾戶華僑看到我們如見親人，村幹部對我們也還不錯；越南方麵也在那裏設有交通聯絡站，越共中央聯絡部曾指示下屬，一旦中國幹部有什麽需要，要盡力給予協助。
當時情況非常緊急，越南交聯站的保衛隊不是戰鬥單位，武器彈藥都很有限，而我帶隊的這二十多人中，還有華運的總負責人，越南同誌很難照顧我們大家。那位站長略想一下，就馬上交給我兩支AK47衝鋒槍和一支美製卡賓槍。他說，“我最多隻能這樣做了，你不要小看這些武器，有時也是很管用的”。這事雖小，但凝結著生死與共的感情。
幾天後的一個傍晚，柬共森波縣縣委書記“密箭”率領了荷槍實彈的隊伍，將我們住的屋子團團包圍。箭書記上得樓來，麵露不善地對我說：“把你的證件給我看。”我的證件是蘇品發的，他看完證件之後，殺氣減了幾分。坐下又問：“你們有武器嗎？”我指了指那三支槍。箭就用教訓的口吻對我說：“你知道槍就是政權的含義嗎？”還說：“柬埔寨隻有一個政權，那就是‘翁卡’，不能再有第二個‘翁卡’，因此我要繳你們的槍。”
當時，我非常氣憤這無恥的“槍杆子裏出政權”的歪理，我嚴正地回答他說，我知道隻有柬埔寨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政權，但我不同意三支槍就是一個政權，我們是真心實意來參加“翁卡”領導下的革命的。他說，你們參加革命可以，但槍他必須帶走。
我拒絕他的要求，堅持要留下這些武器自衛，並希望與柬共的地方領導見麵，申訴我們的理由。但箭執意要我們先繳槍，然後才帶我去見他的上級。我說我不理解為什麽要先繳槍，才能見他的上級；但這三支槍可以等敵情緩解後送給他們。有了這個台階，箭書記才收兵。東岸形勢平靜一點後，我向越方交聯站站長作了解釋，然後就把三支槍交給了箭。我們和《前鋒報》人員趕快離開了這個無事生非的地方，我則回到東岸的川龍縣新社村去了。經過這件事情，我對柬共和越共的基層幹部也有了切實的比較。
沒多久，我們所在的新社鄉政權召開地方華僑會議，也通知我和一批同誌去參加。新任的鄉書記“密倫”主持會議，他也是一個年紀很輕的人，他先說了一盤“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之類的道理，然後話鋒一轉，宣布不歡迎我們“華運”人員，要我們搬離新社。
我當即起立發言：“我們是中國駐柬大使館通知到解放區來參加革命的，柬埔寨革命組織也天天呼籲朗諾集團統治下的人民，應該與朗諾集團劃清界線，到解放區來；但是你們卻要將我們趕到敵人那一邊去。“
這時負責公安的“密順”才改了口，說鄉政權覺得你們和本地華僑不一樣，很難領導。我說我們是作出種種犧牲，才來到“解放區”的，農謝、蘇品都知道我們這批人，而且我們也願意接受地方組織的領導，也很歡迎鄉政權能夠來指導我們的工作。“密順”說，既然你不接受鄉政權的這個決定，那我們再向上級請示。我知道縣委書記“密春”也住在這個村子，他們應該很快就有結果。
沒幾天，密順又來到我住的茅屋，嘻皮笑臉地說，“林同誌（我化名林木），你有一部收錄兩用的收音機，‘翁卡’想要‘沙呢’（柬共根據地習慣語，是向你討東西的客氣話），開會時可以把群眾發言錄下來。”他這樣向我開口，還說是為公事，我明知這是勒索，也隻能割愛了。幾天後，密倫又來我家，嬉皮笑臉地對我說：“林同誌，我知道你是很有辦法，鄉裏民兵的衣服很破爛，你能不能找到一些黑布，給他們添一些衣服？”我知道這又是勒索，於是一臉苦笑請他自己設法。
倫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柬埔寨農村流氓，當地有一個綽號叫“抓蛇王”的農民，倫把抓蛇王的女兒搞得懷了孕，怕事情敗露，便命令幾個民兵，將抓蛇王父女騙上一條小船，說要送姑娘到對岸去打胎，船劃到湄公河中，民兵就用木棍將他們父女打死，兩屍三命丟進湄公河去了。從金邊被驅逐到農村來的許多“新人民”中，不下三十餘名姑娘、少婦、寡婦被他奸汙，後來，他被人用鋤頭敲破了腦袋。
【西南事件和張東海的惡劣行徑】
一九七一年，柬共根據地還在草創時期，反越鬥爭就已經開始了。十二月十二日，西南區（含嗊吥、茶膠、戈公、實居、磅清揚五省）的同誌也出事了。柬共西南區負責領導華僑事務的張東海，授意柬共地方政權派武裝人員，包圍了西南區華運組織駐地，以“親越派”的罪名扣押了幾位領導人和機關人員，還把他們捆綁起來，其中有林三和陳聲同誌。林三是張東海抗法時期的戰友；陳聲是來自越南的華僑幹部，政變前是在金邊與農謝聯係的中共代表。
張東海是一個土生華人，個子高瘦，過去是馬德望地方的中共僑黨領導人，我曾經是他的部下，組織分家後，他參加柬方工作，他給我的感覺是生活作風非常節儉。所有被扣留的人都與張東海認識，他操辦的這件事，令我們大家莫名其妙，覺得他做了傷天害理的事情。當然，張東海不過是執行指令，向我們這些中國幹部發出“不歡迎”的信號。至於，柬共為什麽要這樣做？我至今也沒有搞清楚，以陳聲與農謝的相知，柬共根本不應該將這些同誌視為“親越派”。
柬埔寨共產黨的領袖大多目光短淺，心地狹窄，對幹部人事，用得著的時候用，用不著了就殺。張東海轉入柬共以後，也不惜以打擊華僑幹部，來抬高自己，柬共占領金邊以後，他就出任“民柬”政府的財政貿易部副部長。但波爾布特清洗蘇品後，他的上司溫威受株連，他也一起被殺。他在壞的製度下不擇手段地追求權力，結果也被他人不擇手段地謀殺了。
在西南區有一個叫吳植俊的華僑青年，他的柬文和中文都很好，一九七二年“華運”結束工作，他去參加了柬方的工作，不但表現非常積極，而且與我們的界限劃得很清，因此張東海將他推薦給波爾布特當貼身翻譯，一九七九年柬共撤出金邊時，波爾布特把全部通曉機密的翻譯殺死滅口，他也是其中的一個。
一九七〇年十月我和林青、紅衛等十二個同誌，奉命從西南區轉移到東部大區，途經柬共西南區委員會所在的巫賴山基地時，張東海從山上下來看我們，他要我留下來，在他的身邊工作，我告訴他組織給我的任務不是武裝鬥爭，謝絕了他的邀請。我知道張東海非常器重我和吳植俊，要是那次我踏進了柬共的隊伍，很可能就會成了波爾布特身邊的人，也就沒有今天這條命了。
西南事件後不久，東部大區哥士瑪縣政權，把華運幹部黃林明同誌抓起來。黃林明對革命忠心耿耿，受到柬華群眾的愛戴。但是他的威望太高，引起柬共土幹的妒忌，柬共加給他的罪名是“劉少奇派”；林彪事件發生後，黃林明又有了“林彪派”的新帽子。每換一頂莫須有的帽子，柬共都要對他施加毒刑，甚至用鐵鉗拔掉他的指甲，我們要求柬共中央幹預，但柬共中央以相信地方組織為借口，置之不理。最後他被發送到重瘧疾區，死在那裏。
關於西南區事件和黃林明事件，我都曾經向農謝報告，但都如石沉大海。幾個月後，還是華運組織的負責人老伍出麵，和柬共西南區黨委交涉，礙於與中共的關係，柬共同意西南區的僑幹撤到東北來。在撤往東北區的路上，一位同誌觸雷犧牲。陳聲同誌來到桔井後，與我同在一個小組中。
【王海和林三回國匯報】
柬共黨雖小，心卻很大，他們要創造比毛澤東更大的奇跡，要做“世界革命的中心”；而狂妄者如英薩利等，可能從來就沒有把中共放在眼裏。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鬆訪問中國，不僅北越、北韓非常不滿，連仰承中共鼻息的柬共，也非常不滿，“解放區”各地柬共組織都開會傳達“中國變成修正主義”，因此對我們也就更不友善了。
緊接著，柬共東部大區又通過川龍縣政權出麵，要收回蘇品早先發給我們的通行證。東部大區屬下的第二十二分區公安首長馮光華，原來是金邊東方體育會幹事，與洪德和我都是熟人，他後來告訴我，蘇品隻是奉命行事而已，蘇品曾叮囑辦理這件事情的人員少加評論，千萬不要傷害中國同誌的感情，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為什麽緣故。
順便說一下，馮光華也算是一個不小的柬共幹部，後來因男女關係被柬共槍斃了。柬共的高幹、中幹、低幹、土幹，乃至基本民眾，因性事而被處死的無計其數，貴吞的妻子妒告他與人有染，身為北部大區書記即被處死。後來波爾布特在柬埔寨實行婚姻配給，自然要杜絕男女私情，英薩利與喬蒂麗當年在巴黎行“婚前性生活”，說來也是應該槍斃的。而蕭特也人雲亦雲，說蘇品亂搞女人，而以蘇品所處的的地位和環境，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話說回來，事態非常清楚地表明，柬共要就我們從他們身邊趕走。因此，一九七二年“華運”組織就決定自行解散。我們這些人中，大部分是從城市來的知識分子，但都拿起鋤頭去解決生存問題。王海和林三同誌，代表大家到北京去請示中共中央的安排。
那時，我們的代表在B-52型轟炸機密集轟炸的胡誌明小道上，跋涉了近一年，終於又回到了柬埔寨，帶來的卻是一個冷酷的決定：“中國共產黨和柬埔寨共產黨已經取得協議，決定將柬埔寨華運組織的全體成員移交給柬共。”這對我們來說無異晴天霹靂。林三同誌後來告訴我，他曾經向中共領導說，柬共是絕對不會接收我們這批人的，要求中共把全部華運成員接回中國去，但中共中央置若罔聞。
北京領導世界革命的官僚們，根本不體諒我們的疾苦。據說，北京有一位姓田的領導，訓斥我們的代表：“馬列理論水平太低，不懂事物發展的規律。”還說：“事物是發展的，不是靜止的，如果柬共一時不答應接收你們，你們就要耐心等待。他們今天不接收，明天就會接收的。革命的大門永遠是大開的。不要把人家看得太僵死。”我們的代表不服，這位姓田的幹部就繃起臉孔說：“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你們隻能接受，不能違反。回去如實向柬共中央匯報，不能一哄而散。否則將會受到紀律處置。”
我將上述的情況向農謝作了報告。不久，農謝派人到川龍來接我和陳聲，又派人到湄公河西岸去把李林接來開會。李林向農謝匯報了中共的決定，農謝聽完點點頭，他說柬共也得到中共方麵的照會。農謝又問：“你們同誌中暴露了身份的多不多？”意思是能夠參加柬共秘密工作的人多不多，李林說沒有公開身份的也不少。農謝聽後表示，要我們等待他們研究的結果，說來這已經是一九七三年下半年的事情了。
中共要強加於人，將我們塞給柬共，我以為是不合情理的。而那時柬共很自負，可能還將我們視為“中共修正主義集團”的奸細；要是農謝當初不是心比天高，早知道柬共被趕出金邊的下場，沒有中共接濟就活不下去的窘境，就絕對不會這樣刻薄待人了。現在看來，柬共不接收我們，乃至金邊“解放”以後，還把我們閑置於絞肉機外，真是讓我們因禍得福了。一九七三年華運剩下約七百八十人中，到一九七九年柬共徹底失敗時，隻犧牲了約一百餘人。
【美國的炸彈】
一九七二年，柬共對我們實行排擠打擊，我們這近千人的華運人員結集在桔井地區，必須去種地謀生。某日，越南方麵的“老伍”通知我，要我到柴楨省緊靠越南邊界的“巴域”地方去接一筆越南交通員轉送過來的款項，那是一個四方枕頭大小的綠色軍用布袋，裝的全是五百元柬幣現鈔，是給我們購置農具的錢。
巴域在“鸚鵡嘴”的尖端附近，是一號公路旁的一個小集市，從川龍到巴域，要經過磅占、波羅勉兩省，抄農田和森林小路，也有一百幾十公裏的路程，在足社附近還要走一段七號公路，經過一快七、八百米寬的開闊地，它的兩側都是橡膠園，美軍“豬玀”偵察機（Rockwell OV-10D Bronco）整天在那一帶執勤，如果發現情況，轟炸機一喊就到。
我們四人分乘兩輛摩托車，馬增光和郭勇走前頭，吳天生和我走後頭，去時很順利，回來卻差點送了命。回到達開闊地邊緣，我們熄了火，仔細聽了好一陣，以為沒有飛機聲音，於是就飛快地衝上公路，想盡快地通過，誰知道我們衝到半路，豬玀機就從右側飛來，小馬和老郭的車倒下，他們就逃向路邊的幾間木屋，小吳聲音發抖地問我：“林叔，怎麽辦？”我說：“小吳，衝！”
飛機來得很快，但是一株大樹擋住了它的視線，而角度一偏就無法實施攻擊，我隻聽見它在我們後麵急轉彎的尖叫聲；當我們衝到樹林邊上時，它又回到我們的背後朝我們掃射，隻見樹枝樹葉劈劈啪啪地落下來。我顧不得這些，就使著畢生最大的力氣，把摩托車推進幾百米以外的密林深處。我知道美機決不會罷休，下麵就是一輪大轟炸。
可是，這時小吳卻找不見了，原來他鑽進公路下麵的水泥泄水洞去了，那裏躲得過豬玀機的掃射，卻躲不過轟炸機的炸彈，我連拖帶拉地把他拉出來，他已經嚇得沒有人智了……這時轟炸機的聲音傳來，我們趕緊鑽進森林，後麵就是炸彈的猛烈爆炸聲音，緊跟著子母彈連續爆炸，樹林邊的幾間木屋全部起火……轟炸機走了，豬玀機還在盤旋，但危險已經過去。我和小吳重新回到原地，看到一顆炸彈正好落在他藏身的那個地方。
【柬共統治下的世外桃源】
柬共將我們置於人民公社之外。我們一組華運同誌十二人，被安排在川龍縣新社村，柬共的鄉書記最初想把我們趕走，但後來又不得不分些地給我們。那是一片低窪的原始森林，地方上的農民都擔心我們會餓死。然而，我們以無比的求生毅力，一共砍掉了兩千多株大樹，還將所有的樹根挖掉，總算將它平整成耕地，竟而在一片饑謹的柬埔寨，建起了一個小小的世外桃源。
我與青年同誌們同甘共苦的生活，至今令人難忘。那時，柬共統治下的農村缺吃少穿，而我們靠雙手和最簡陋的工具，創造了奇跡般的豐收。我們住在芒果樹下的茅草屋中，人民公社的食堂就在茅屋子對麵六、七十米遠的地方。他們一日三餐清湯寡水；而我們的穀倉裏有吃不完的糧食，每天三頓白米飯，還養了一群幫忙吃飯的鴿子。
我們還是捕魚的能手。柬埔寨老百姓靠竹編的魚籠抓魚，把魚籠沉入湄公河，等魚兒來自投羅網。可是，誤入了魚籠的魚兒拚命地衝撞，頭破血流也不肯止息，驚得周圍的魚兒不再遊來。我們的人就跳下水去，將籠中的魚兒打死，收入籮筐中，再將籠子挪到新的地方。這是非常辛苦的勞動，十月到一月間的北風天，雖非冰天雪地，清早下水也是沁心刺骨，移動魚籠更是非常吃力。但是我們天天如此操作，每天都能捕獲幾十公斤的肥魚。
我們隻有兩個魚籠，公社有十二個；可是他們捕獲的數量，還不及我們的一半。那時，柬埔寨也吃大鍋飯，幹不幹一個樣，同吃一鍋湯，何必多受一層苦。他們有時也捕到幾條大魚，但都被頭頭獻給鄉裏和縣裏的書記，剩下些魚子魚孫自己受用。因此，他們就沒有積極性，沒有人肯下水苦幹，捕獲量不及我們的一半，也就不奇怪了。
柬埔寨的蔬菜名字，大多是潮州人的叫法，因為種菜技術是中國人帶去的，供給城市的菜農都是華人。我們也繼承了先輩挖井澆灌的傳統，種出了蒜頭、洋蔥、生薑、甜薯、油菜、芥蘭、包心菜，既可自用，又可換物。我們還養了兩頭肥豬，幾十隻雞鴨，屋前屋後種了三十多棵木瓜，藤上掛滿了冬瓜、苦瓜，連公社的製糖組要吃菜，也得拿糖來與我們換，因此我們應有盡有，不時還有甜品享用。
那時，柬共取消貨幣，一切以物換物，而且隻能偷偷地交換。如果有人偷藏了一些針、線、傷風感冒藥物之類的東西，可比黃金還要值錢。我們用魚來換鹽，用鹽來醃魚，我們的鹹魚片裝了四大酒酲，足足夠吃三年。柬共進金邊後，中國外經貿部長李強訪問柬埔寨時，東部大區派了兩名戰士駕駛摩托車來到我家要菜。他們割去兩大麻包蔬菜，說過後會給我們送食鹽來，我慷慨地說“就不必了”。
【柬埔寨農村的痛苦生活】
柬埔寨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到處都是魚米之鄉。我們居住的湄公河岸邊，雨季的洪水給農田帶來肥沃的衝積土壤，除了稻米，還盛產大豆、綠豆、玉米、煙葉。過去，柬埔寨農民過著閑散而知足的生活，除了春耕和秋收，平時就靠天吃飯。農家平時一日兩頓，男人到河邊抓一兩條魚，女人在屋前屋後摘一些瓜茄，便是一餐。可是一等到推行人民公社，吃大鍋飯，柬埔寨頓時變成了饑謹的世界。
柬共進城前，“解放區”的物質匱乏問題，還可以通過與“敵占區”的交換來解決。柬共進城以後，天上一片赤紅，人間一團漆黑，一切都失去了來源。我們所在的川龍縣在湄公河的東岸，屬於東部大區管轄，而大區的書記是蘇品，他的地位遠遠高於其它大區的領導人。蘇品來自社會基層，思想實際，比較體恤人民的生活，不象那些留法學生好高騖遠，夢想製造奇跡。盡管蘇品也在的轄區實行人民公社，但較遲才推行吃大鍋飯的製度。
一位“朗諾政權”的女教員，被安置在我家對麵的高腳屋，有一天她到我家來，要用幾件質地很好的內褲和乳罩換些吃的東西。
說來，一個城市小教員，也背上了“朗諾政權”的大名號，實在很可笑，也實在太可憐了，我非常同情她。我對她說：“東西你留著自己用，飯菜則可以吃個飽，但不能帶回去，我們經常幫助妳是犯法的，‘翁卡’知道了，你我都會有麻煩。”這些城市知識分子，大都體力很差，又沒有務農的經驗，因此餓死了許多。後來回中國，聽說也有“偽職員”之類的名號，才知道柬共中共的路線是一脈相承的。
過去，百分之八十的柬埔寨人民在鄉間種田，不僅養活了全國，每年還有四十萬噸白米出口。而許多柬共領袖擁有西方的各類博士文憑，回到柬埔寨來教導革命，把這個富饒的國家弄得一貧如洗、民不聊生，有一首泄憤的民謠唱道：“從前種田靠上天和星星，天天吃香噴噴的白米飯，現在種田靠水庫的水，頓頓喝稀湯湯的清水。”沒多久，就不準再唱這支“反動民謠”了。
新社有一個很有見識的貧苦老農，我們叫他“塔賓”（柬語“賓老伯”），他與寺院的僧人相處得很好，與我們這些外來的中國人也相處得很好，他把湄公河邊一塊好田讓給我們做秧田，還教我們了許多種田的技術。塔賓的一個兒子去參軍，在蘇品的部隊當兵，他回家探親時告訴我們，蘇品發現革命成功了，人民的生活卻更艱苦了，因此很失望。塔賓拿著一柄砍刀對我們說：“將來我就用它去殺他們（指柬共幹部）。”
我在一九七七年四月離開新社，奉召去北京報告柬埔寨的情況。一九七九年，我又從香港去泰國，在泰柬邊境的難民營見到從新社逃出來的華運朋友。他們告訴我，一九七八年蘇品死後，東部大區發生叛亂，塔莫率西南大區的柬共部隊去鎮壓，不分青紅皂白，將當地農村幹部統統殺光，還把塔賓扔進我們過去挖的那口井，他就淹死在裏麵了。我聽了之後浮想聯翩，柬共農村幹部固然劣跡重重，但還不至於全部該死；塔賓不過是個農夫而已，何至於也要陪死在其中？
【殺狗運動】
一九七二年到了農村，我開始養狗。那是一條餓得皮包骨的母狗，流串到我家的茅屋前，我們就收留了她，她長得並不討人喜歡，因此就叫她“阿勃”，在柬語裏的“土裏土氣”的意思。可是，阿勃很通人性，很快就博得了我們的喜愛。
每天早晨，我要走三、四裏路去田裏勞動，阿勃總是在前麵領路，東闖闖，西嗅嗅，到了田頭，她就沿著田疇去挖吃穀子的田鼠，每天她都會捉到幾隻，而且會把它們一隻一隻地銜到草棚前，來向我邀功，我開始打心底裏愛她了。一天傍晚收工回家，天色昏暗，阿勃走到了一處草叢邊，突然大聲地吠叫起來，我趕上去看，竟是一條手腕那麽粗的眼鏡蛇，我就一棍打了下去……。阿勃還發現過穿山甲、果子狸，不僅滅了害，還讓我們飽餐了野味。
湄公河邊有許多山龜，洪水退去後，山龜就下蛋，又趁河泥未幹，將自己沉入泥中，然後就等河泥漸漸幹結成保護殼，隻露出鼻尖呼吸，進入休眠狀態，等待明年洪水再來。山龜的鼻子與泥土同色，肉眼很難辨認，但是阿勃在河邊發現了一隻二十多公斤重的大山龜，於是“林同誌的母狗本事大”的消息，就在村裏傳開了。後來她一抱下了六隻小崽，大家都搶著來領養，我留下了那隻深褐色的尾崽，取名“阿卡拉紅”（柬語“紅色”的意思）。
一九七六年某日，公社的公安幹部“卡寧”，來到我的茅屋，對我說：“林同誌，‘甘地’你的狗。”
柬語“甘地”是“粉碎”“消滅”的意思。第二天一早，我去田裏上工，塔賓提著砍刀走到我身旁，問我：“那幫死鬼有沒有通知你殺狗？”我說：“有啊，難道‘翁卡’又要和狗作對了？”
塔賓說：“‘翁卡’懷疑老百姓背後講壞話，派人偷聽家家戶戶的談話，他們近不了有狗的人家，於是就要把狗全部殺了。你們說話也該留心了。”
這時，阿勃還是和往常一樣，搖乞著尾巴在前麵領路，這竟然會是她的最後一天，她竟要為人間的政治而犧牲生命，我恨自己沒有力量來保護她。我更沒有勇氣去殺她，於是我拿了一罐舍不得用的牙膏（“解放區”裏的珍品）去獻給“卡寧”，我對他說：“我向‘翁卡’請罪，我實在太軟弱，沒有革命的意誌殺阿勃，請你們處理她罷……”
【桔井事件和密娟的“堅定立場”】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國代表基辛格和越南北方代表黎德壽在巴黎簽署《關於在越南戰爭結束、恢複和平的協定》，同年三月二十九日，美軍完全從南越撤出，兩人還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此後，在柬埔寨的越南軍隊就有步驟地向越南南方邊界集結，準備接收西貢。當時，世界上出現了共產主義即將全麵勝利的幻象，而麵臨美國的全麵撤出，朗諾集團坐守待斃，金邊落入柬共之手，是遲早的事情，於是波爾布特也開始做占領大城市的準備。
很久以來，波爾布特集團就積心處慮有消滅城市和取消貨幣，來消滅“萬惡的”城鄉差別和“墮落的”商業行為，來實現“純潔的”共產主義。桔井是柬共控製區最大的城市，政變後不到半月就落入越軍手中，柬共剛從叢林裏出來，越方就將它交給柬共管理。一九七四年柬共以為進城在即，因此迫不及待地在“解放區”進行試驗，桔井就成為試點。四月二十八日，柬共限令全市華人到農村種田，並將該地華運幹部七十多人，被用軍車強行押往重瘧疾區振公村。這就是著名的“桔井事件”。
這事件的起因是，柬共桔井地方政府命令市民（絕大部分是華僑）下鄉從事生產，禁止他們從事一切商業活動。而桔井華僑一向“熱愛祖國”、“擁護革命”，他們也同意棄商務農，但要求讓老弱病殘留在城裏。於是與柬共幹部發生激烈爭執，柬共動員無效，就下令限期搬遷，終於鬧到華僑提出集體返回中國的要求。
柬共幹部碰上了棘手問題，就懷疑有人挑撥，於是召集華僑開大會，並邀請住在桔井市的“華運”前負責人王海與會，想在會上“揪黑手”。但會議一開始就失控，過去僑胞一向逆來順受，可是這次相反，他們認為自己為革命盡了力，可是連安身立命都被剝奪，他們不僅向柬共政權說“不”，而且都要求返回中國，柬共幹部恐嚇說“要回中國舉起手來”，而全場都舉起手來。華僑學校的楊壁陶老師站起來發言，她說“華僑要求回國是正當的權益，連國際法都有保障”，群眾報之以熱烈的掌聲，以至柬共幹部無法下台。
那天，正巧有一對華僑青年男女在王海的住處辦婚事，這個婚禮竟成了柬共幹部的借口，他們一口咬定那是在開慶祝會，是在為抗拒下鄉打氣。於是在“煽動華僑對抗革命政權”的罪名下，抓走了王海在內的七十多名華運幹部，群眾也就不得不就範了。
那時，桔井省委負責華僑事務是“密娟”，她的真名叫黃清音，祖籍潮州，原來是金邊中華醫院的護士。柬共上山，蘇灼動員她進山去做保健工作，後來在臘塔那基裏的山上嫁了一個柬共高幹，於是也就以為自己也成了高幹。此人思想極端左傾教條，對華僑同誌毫無同情之心，我和她過去的中華醫院同事許智昭醫生去哀求她，讓我們去振公村探望同誌，求了她幾次她才勉強同意。
我們帶了一些藥物，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病魔還是奪走七、八位同誌的生命。後來農謝接見我們時，對這些事輕描淡寫地說：“過去你們對我們，或者我們對你們有什麽誤會，今後就不要再提了。”我想提一下的是，這位忠於波爾布特的“密娟”，進城後也被波爾布特清洗處決了。因為她是蘇灼動員上山的，蘇灼又是溫威的人，“密娟”在這條“反革命”的在線，自然也就在劫難逃了。
【胡榮被殺】
胡榮在留學法國期間獲得經濟博士，六十年代曾經兩度當選國會議員，還當過西哈努克政府的經濟部長。他任國會議員時以雄辯和直言無畏，而聲名大噪，西哈努克本人對胡榮也有很高的評價，他說紅色高棉有許多了不得的人才，其中又以胡榮最優秀。現在想來，盡管西哈努克有許多錯誤，但他當政時的柬埔寨，實在是一個相當溫和開放、人盡其才社會。
那時，安寧部長古倫是一個令人畏懼的人，喬森潘在街頭受辱事件發生後，胡榮在國會的講壇上責問古倫說：“你是安寧部長，你為什麽沉默？為什麽不譴責製造事端的人？”古倫不得不上台答話，他說：“我以安寧部長的身分，譴責那些製造事端的人。”這番話通過直播傳全國，我和我的朋友激動得跳起來，當然也替胡榮捏了把汗。
胡榮作風好，人緣好，朗諾政變以後，他被波爾布特推到台前，擔任“柬埔寨民族團結政府”的部長，因此在根據地軍民中威望極高。西南區的一次萬人大會，因胡榮到會而群情激奮，會場自發掛起了“柬埔寨人民的好男兒胡榮萬歲”的橫幅。波爾布特急於要在“解放區”搞高級合作社，各地出現人民逃亡事件，胡榮就站出來反對，他認為革命才剛開始，搞得太快太左，會破壞統一陣線，會把人民嚇跑了。
一九七四年，在慶祝柬共成立二十三周年的會上，胡榮還曾經作過講話，那是他最後一次露麵。當時，波爾布特曾經大病一場，病好後，柬共開始討論和製定進城後的大計方針，在波爾布特的主導下，形成了“八大政策”，那是：一、將全部城市居民遣散到農村從事生產；二、實行配給，禁止一切商業行為；三、廢除貨幣流通；四、禁止宗教信仰，僧人全體還俗；五、堅決處決朗諾政權的人員；六、全國組建高級合作社；七、驅逐全部越南僑民；八、調整軍力部署，準備開展對越鬥爭。
柬共中央對波爾布特的這個“八大政策”，據說隻有胡榮一人發言反對。他說，沒有做好妥善的準備，就將城市的人民趕到農村去，不是向人民負責，不是為人民謀福利，柬埔寨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是信仰佛教的，強迫和尚還俗，可能會抵觸民情，在生產物資還不充裕的情況下，提倡吃大鍋飯，弄不好會挫傷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他甚至還說，如果這樣搞，要不了三年就垮台。波爾布特聽後大光其火，認為胡榮一貫反黨，拒不執行黨的決議，因此將胡榮殺了，有人說他的屍體被扔進了湄公河。
胡榮、喬森潘與波爾布特都是磅占西哈努克學校的同學，後來又一起在法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他在西哈努克時代還能夠有所作為，而到了他以身相許的革命陣營中，卻人頭落地了。那時許多柬共成員支持胡榮的意見，但攻打金邊在即，都隻能先忙“大事”。胡榮的死，是柬共自取滅亡的裏程碑，從此政策出自一人之口，眾人感怒不敢言，謬令也就暢通無阻了。
【越南僑幹的離走和牢獄之災】
柬共的抗美鬥爭與反越鬥爭，幾乎是同步進行的。越南和美國的巴黎和談達成協議後，柬共控製區的越南部隊軍隊開始向邊境集結。一九七三年底開始，洞裏薩湖和湄公河兩岸，以捕魚為生的農村越僑，就被柬共政權勒令隨越南部隊返回越南，這是一九七五年四月柬共驅散柬埔寨城市人民和全麵驅趕越僑的序幕。
一九七四年春夏之交，我看見從暹粒省“隻根”地方來的一群越南僑民，他們在烈日炎炎下扶老攜幼吃力地跋涉。據說要走三百多公裏，才能回到越南，還說有“好心腸”的柬共幹部叫他們將生產工具留下來，“空著身子好走路”。那時，柬共“解放區”已經廢除紙幣，更沒有代步工具，老人的雙腳腫得像冬瓜，孕婦就在路邊臨盆。這些早走了一年的越僑，是以小不幸換來了大幸，他們都被安置在越共占領的西寧省和碌寧省之間的黑婆山山區。
當時由於柬共和越共有約定在先，農村越僑還能從容準備，“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在邊境設立了回鄉接待站，安頓了他們的生活。而一九七五年四月柬共占領金邊後，驅趕城市越僑的手段就大大不同了，大家毫無思想和物質的準備，就被趕上了路。但越僑畢竟是朝著祖國前進，還有求生的方向；華僑則如無娘的棄兒，漫無目的地向農村流去。當越僑向柬越邊界湧去的時候，越南當局收留了不少參雜其中的華僑，讓他們逃過了柬共的三年暴政。
一九七四年底，印支戰爭接近尾聲。農謝來到桔井，他讓“密娟”派快艇來接我和陳聲，我們到桔井時，王海和李力已經先到了。第二天，農謝在桔井省委領導人的陪同下，來“看望”我們。農謝對我們說：“過去有什麽誤會，就不要再提了。今天我很想知道的是，究竟有多少同誌想回中國去，請你們把名單交上來，但回中國的途徑，你們要自己想辦法。”
見過農謝後，我馬上將情況報告老伍，強調柬共向我們攤牌了，他們讓我們回中國，但不負責護送，隻是讓我們去找越南方麵幫助，走胡誌明小道。可是問題還不在於越方是否願意讓我們借路，而是扯上與越南的關係，恐怕連性命都沒有了。柬共毫不手軟地斬殺從越南歸來的幹部；如果我們報名，等於自投羅網。
那時，老伍剛從北京匯報工作回來，路過河內時黎筍見了他四次，向他打聽中共的態度。而他的老朋友阮文靈、陳文蘇又是越黨南方局總書記和常委，鑒於柬共與越共的關係越來越壞，阮文靈就讓他留在西寧省社馬地方的南方局基地。那是越柬邊境上的一片很深的原始森林，離我們所在的新社地方隻幾十公裏，摩托車車程約兩小時。
老伍接到報告後，就讓越南方麵的聯絡員帶來了密寫的指示，還要我到社馬去見他。他指示：一，情況緊急，北京有些鬆動的決定。因此凡是原來從越南去柬埔寨工作的同誌，應迅速撤離柬埔寨，返回越南與家人團聚。二，原來在柬埔寨發展起來的同誌，要繼續耐心等待柬共接收。三，由林木（我的化名）負責安排撤離工作。四，由林木負責安置留下的同誌，直到柬共接收為止。
我把這些“歸國無門”的指示告訴大家，大家的心如雪上加霜。我們這些被中共使用了幾十年的海外僑幹，原來以為祖國是母親，黨是親人，可是中共也不要我們，它把我們當做皮球一樣，一些踢給越南，一些踢給柬共，而中共的走狗柬共又把我們踢出了界外，誰也不想去撿它了。
我是通過小馬安排將幹部撤往越南的工作，他是柬埔寨華僑，也是我在《棉華日報》時的同事，要小我十七、八歲，是一位非常忠誠勇敢的青年。那時，越南聯絡處曾經要求華運組織提供人員，幫助他們的財經部門，接運轉入“解放區”的大宗金邊政權的貨幣，供駐柬的越南部隊機關使用，小馬就去參與辦理此事，他和幾個幫手為越方做了不少工作，因此與越南方麵的關係很好。
我們中間的越南僑幹，都是在中越兩黨是“同誌加兄弟”的假話糖水裏泡大的，以為自己為越南革命做過貢獻，在柬埔寨語言不通，沒有前途，有了中共中央的這個回越南的指示，個個急於要走，越南方麵也予方便，途中又有其它華運同誌加入，估計有一百人左右同行去了越南。小馬也去了越南，很快西貢解放，他又進了西貢。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金邊先行落入柬共之手；十四天後，越南北方軍隊進入西貢。而柬共奪取金邊後，驅趕越南僑民的情況極端混亂，不少“華運”的青年同誌在歸國無門的絕境中，混入越僑回鄉的行列逃生。隻有那些死心塌地按照中共的命令，等待柬共收留的馴服同誌，一直等到一九七九年柬共集團土崩瓦解，才逃出生天。
這些戰友為中共、越共、柬共做了很多事情。但柬共認為他們親越，越共認為他們是中共第五縱隊，中共又把他們看做無組織無紀律的叛逆，麵麵都不是人。數年後，中越這雙“同誌加兄弟”，竟為柬共交惡翻臉，撤往越南的僑幹頭麵人物李林、陳聲、林青，乃至小馬等統統無端受累，被越方逮捕，後囚禁加隔離長達十年之久。
中共也確有在越共、柬共中安排“第五縱隊”的企圖，柬共對此有所防範，也不無道理。中共在西貢、堤岸等地，早有一班潛伏人馬，負責人化名“林立”，地位低於老伍，他來過柬埔寨“解放區”，但我沒有見到，隻知道大家叫他“二哥”，他的這條線叫做“統線”，直接受中共的指揮。
在中、越翻臉打仗前，老伍和林立就先行奉調回國了，之後西貢發生過打著“反對征兵”的橫幅和毛澤東的頭象的遊行示威，這個舉動引起越南方麵的注意，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統線”全部落網。兩個月後，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我們這些同誌也被逮捕。這些愚不可及的盲動，都是來自北京笨伯指示，它使我們無辜的同誌蒙受十年牢獄之災。桔井中山學校校長張德祥先生，長期追隨中共，在獄中情緒失控，自殺身亡。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越軍打進金邊，推翻柬共；二月十七日中共假裝“自衛反擊”，派兵“懲罰越南”。兩個共產主義“兄弟”睨牆打架，卻不斷絕關係，領導人“同誌”不離口，下級人員卻坐在越南的大牢裏。直到一九八五年初，越南勞動黨中央才下達指令，釋放這些人員，轉押西寧省黑婆山從事農業生產。一九八八年他們才獲準去第三國。
我所見到中共和柬共，對同誌毫無感情，隻有利用，無不行“過河拆橋”的作風；越共還講點麵子，還不隨便殺人。對於這些入獄的同誌，中共並不出麵做拯救工作，隻有老伍一人以老戰友的關係與黎筍和阮文靈寫信，要求釋放他們。後來，他們大都流落西方國家，實在也是與中共情絕，無所眷戀了。我從參加革命，就有坐牢斷頭的決心，到頭來卻落得一個海外孤兒的命運，但較之那些被越共囚禁，被柬共殺害的同誌，當孤兒也算是一種幸運。
老伍和林立回國後的待遇很不同，林立被留在北京的中央僑委當處長，老伍被支遣到廣西桂林去當一個旅行社的副經理。一九七九年為了援救泰國難民營中的同誌，我從香港去北京僑委要求幫助，那時林立已經是北京的官僚，我看著他們那副無關痛癢的表情，就很挖苦地說：“過去你們說階級感情，現在就需要你們的階級感情了。”林立聽了很不舒服，但他也知道我已經退黨，也奈何不得我了。
【劣質軍事家】
柬共領導集團的這幫留法學生思想左傾，念念不忘“槍杆子裏出政權”，打起仗來卻沒有一點本事。柬共軍隊是中共一手武裝起來的，柬共的根據地卻是越南部隊占下來的。一有了根據地，波爾布特就下令喊“停”，就不再取進攻態勢，因此占領的版圖長期如舊。在這個暫停階段，柬共就忙於“培養”和“清洗”幹部。
七十年代，美軍在越南戰場的陣亡人數大幅上升，國內反戰運動此起彼伏。因此，為求“光榮撤退”，美國與北越在巴黎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談判，一九七二年武元甲指揮北越軍隊在南方發動攻勢，美國則以空中優勢實施狂轟濫炸，越南北方重要設施完全被摧毀，南方戰事也犧牲慘重，越共政治局決定妥協，但美國沒有得到確切的情報，以為轟炸未能奏效，反而向北越作了許多讓步。一九七三年初，美國與越南間的巴黎和談成功。為此，波爾布特大罵越南是民族利己主義，是重施一九五五年日內瓦協議出賣柬埔寨的故技，還強調柬埔寨要獨立自主、不談判、不妥協的立場。
美越和談成功後，越南駐柬部隊開始有計劃地朝柬越邊境集中，準備最後奪取整個南方，美國也停止轟炸胡誌明小道。西哈努克多次提出要到柬埔寨戰區看看，美越和談成功。在中越兩國部隊的嚴密的護衛下，他和莫尼克終於來到柬埔寨根據地。出麵歡迎他的是喬森潘、胡榮、符寧、宋成、貴吞和喬奔娜麗等人，而波爾布特則總是站在遠處不露鋒芒。很久以後西哈努克還隻以為喬森潘是柬共的領袖，不知波爾布特其人。
西哈努克的到訪，大大地提高了柬共的國際影響力，但西哈努克自己卻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他看到是經過多次排練的場麵，而沒有任何真實的東西。中國派來的攝影隊，拍攝了這些加工製造的場麵。西哈努克回去後，柬共向全體黨的黨員解釋，說黨之所以對西哈努克表示熱烈歡迎，是要讓他站在革命一邊，他跑到美國那邊去，就會對柬共不利。
越軍撤走，波爾布特以為是逞能的時候了，於是策劃一場攻取金邊的戰役。可是，他沒將美國的反應估計在內。在戰鬥白熱化的關頭，美國的B-52轟炸機在金邊外圍，投下了二十五萬噸炸彈，這是三年多來在柬埔寨所投下的炸彈的總和，紅色高棉軍隊損失自然慘重。美國的空中優勢使到柬共軍隊再也不能靠近金邊，也延長了朗諾政權兩年的壽命。
波爾布特為了雪恥，又親自指揮攻打磅占。他動用大量兵力，但隻能前進兩公裏，就再也攻不進去了。最後，隻能將城郊幾千群眾趕進“解放區”，也算是波爾布特的戰利品了。
波爾布特親自指揮的兩次戰事，都以失敗告終。一九七四年夏，他再下令主持西南大區的塔莫攻打金邊西北二十五公裏處的高棉古都“烏東”。“自由高棉”守軍鬥誌頑強，柬共部隊久攻不下，最後是在中國顧問的指揮下方才得手。戰事非常慘烈，戰後塔莫部隊以屠殺戰俘和平民，此後世界輿論開始收集柬共殺害平民的證據，塔莫的“殺人王”之名，開始遐邇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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