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早年去井岡山旅遊，參觀過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的陳列室。陳列室有張曾誌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曾誌的容貌靚麗倒是其次，驚奇的是，照片中曾誌顯示出來的風采，比筆者當時認識的湖南妹子還要現代、文氣。
1932年的曾誌（21歲）與2000年的李湘（24歲）
後來知道曾誌年輕時是中共黨內有名的美人。性情豪爽，為人剛烈，獨立不羈，有"母夜叉孫二娘"的惡名。雖然如此，自古英雄愛美人，先後有五位中共人士與她交好，分別是夏明震、蔡協民、陶鑄、葉飛和任鐵鋒。他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在中共早期出任過中層要職，稱得上一時才俊。當了解他們的經曆後，筆者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這五位男士似乎與曾誌關係越深，命運就越淒慘，巧合地應驗了"紅顏禍水"的說法。
維多利亞時代的曆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在其代表作《英雄與英雄崇拜》中提出，"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s but the biography of great men"（曆史除了為偉人寫傳，什麽都不是）。筆者對此不敢苟同。曾誌和夏、蔡等人也許在曆史上隻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透過對這些普通曆史人物的研究，能幫助我們了解和認識那場改變無數人命運的中共革命。
卿本佳人奈何從共
曾誌（1911-1998）原名曾昭學，湖南宜章人。其祖父年輕時當過把總（相當於營長），解甲歸田後開始懸壺濟世，成了當地名醫。父親畢業於長沙法政學院，是個書呆子。他當厘金局局長（相當於現在的稅務局局長）能當到賠錢，做生意更是做什麽虧什麽。
昭學自小受祖父、祖母寵愛，養成膽大、任性、不計後果及不負責任的習慣。四歲那年，昭學淹死一隻老母雞，被母親揍了一頓，然後要給她纏足；惹得祖母大怒，掄起洗衣棒追打其母。
八歲到長沙讀小學。嫌給她的早餐比姨娘的兒子少，操起秤杆照著姨娘的後腦勺就是一下；被父親提著菜刀追打。昭學一口氣跑到訂婚的夫家。夫家在長沙有實業，又是省議員；住所氣派、寬敞，生活奢華、腐朽。夫家供昭學去學費昂貴的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讀書，還請兩位家庭教師分別教授其英文和國文，十分寵愛。
1923年，昭學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衡陽），同學中有夏明衡、毛澤建、伍若蘭和任培軒。1926年，以國民黨名義開辦的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招生。昭學聽同學說講習所教的是軍事，就去報名，並改名為曾誌，意為"爭誌氣"。湖南民風尚武，女子也不例外；這可能也是受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當年辦湘軍的影響。
曾誌8月考入講習所，10月底加入中共，時年15歲。從此踏上腥風血雨、曲折坎坷之路。
夏氏兄妹
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製為半年，比當時各地講習所的學製都長。農講所所長彭平之，是毛澤東最早發展的青年團員；總隊長趙伯誠為黃埔生，教務長就是夏明震。他們都是中共黨員。
夏明震（1907-1928）出生於衡陽當地的名門望族。他畢業於衡陽省立第三師範學校（男校）。三師為中共培養了不少人才，比如蔣先雲、陳為人、黃克誠、江華、張平化、曾希聖、張經武、唐天際、張際春等等。1925年秋，中共湘南區委選送夏明震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夏是農講所五期學員，不是主持農講所六期的毛澤東的學生。夏明震似乎對毛有看法，曾勸誡朱德要警惕毛澤東。
廣州第五屆農講所學員畢業合影（二排左12為所長彭湃）
衡陽農講所共招收學員112名，按連隊編製。學員基本都是青年學生，其中包括曾誌、毛澤建、夏明衡等十多名女生。那個時代的女學生，一般家境良好，難免嬌生慣養、自由散漫。在軍事訓練場上嘻嘻哈哈、打打鬧鬧，和孫武訓練吳王闔閭後宮時的情形差不多。她們入學一周就串通起來，抗議軍事教官的常規訓練與管教，所以全部被轉到衡陽政治運動講習所。隻有曾誌堅決要求留下來，成為農講所惟一的女兵，轟動一時。
衡陽農講所學員合影
經過半年係統的政治學習和軍事訓練，曾誌以總分第八名的成績從農講所畢業。她進入衡陽警察第二大隊，擔任政治助理員，每月50元大洋，年僅16歲。那個時期的兩湖地區，舊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傳統的鄉紳勢力受到壓製，農會和工會代行議會、法庭、治安等職能。掌握農會和工會的中共，也經常掌握著所在地區的人事大權。當時，即便像小學教師這樣低階的職位，也須得到中共人員的首肯。
從古至今，容易說服人的永遠是利益，而不是道理。當革命儼然成為一門時髦的"生意"時，青年知識分子紛紛向黨組織靠攏。
曾誌同時兼任衡陽農民協會婦女部幹事。1927年，她與中共衡陽地委組織部部長夏明震結婚。曾誌說，她嫁給夏明震並非心甘情願。有次夏明震以開會太晚、不便回家為由，半夜進了她的房間，第二天就流言四起。黨組織做工作，說夏家是官宦人家、書香門第，母親也是地主家小姐出身。夏明震向曾誌跪下，苦苦哀求，曾誌不得已從了夏。那時曾誌喜歡的是穩重、含蓄的趙伯誠（已婚），對慷慨激昂、鋒芒畢露的夏明震並不欣賞，而且夏有未婚妻在衡陽婦女運動講習所學習，同時他還正與女子三師的一位學生熱戀。
1928年1月，夏明震參與領導湘南暴動，組建了工農革命軍第七師。3月21日，時任郴州特委書記的夏明震，在"反白事件"（中共稱之為郴州反革命暴亂）中被農民亂刀砍死，死狀甚慘。
當時湖南省委特派員席克斯（本名尹澍濤）等人，麵對即將北上的桂係部隊，提出了一個奇葩計劃：即將從宜章到衡陽一線400多裏長、兩側各5裏寬的沿途鄉村，燒個片瓦不留（原計劃各燒30裏寬，後經夏明震等人據理力爭，改為各燒5裏），“使進攻之敵無寸草禦寒，無粒米果腹，不戰自垮”，然後大家就等著去撿槍——這種腦洞大開的奇思妙想，大概後世的波爾布特也難望其向背。
當得知家園要被共黨燒毀，原本支持中共的農會成員紛紛反水。"淳樸、善良"的農民一旦被挑動起來，其暴虐的一麵就顯露無遺。他們見中共人員就殺，對女屍極盡侮辱。那時有幾百個手無寸鐵的少先隊員，都是12-15歲的孩子，"老實"的農民先欺哄他們下山，然後毫不手軟地展開屠殺。
夏明震的胞兄就是寫下“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的夏明翰。夏母陳雲鳳是清末"鐵麵禦史"陳嘉言的長女（陳嘉言三兄弟是同榜進士，這在中國曆史上可能絕無僅有）。夏母思想開明、進步，主張子女接受新式教育。她育有4子3女，幾乎全部參加了中共組織。明翰是長子，比明震早一天遇害；三弟明霹在此前的2月28日為中共犧牲；二妹明衡是曾誌的同學，於同年6月被害。所幸夏家還留下一個兒子沒有加入中共，不過自幼失聰（用大白話說，就是個聾子）。
“軍中梁祝”
1928年4月，曾誌與工農革命軍第七師黨代表蔡協民結婚，隨部隊進入井岡山。
蔡協民（1901-1934）是湖南華容人，比曾誌年長10歲。蔡1921年考入武昌中華大學預科，1925年加入中共。與夏明震同為廣州農講所五期。"馬日事變"後，和同鄉何長工一道去當時的國民政府所在地武漢。經毛澤東介紹，蔡協民由組織安排到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麵軍（張發奎部）司令部工作。蔡參加了南昌暴動，任連黨代表。27年11月，朱德率南昌暴動餘部，暫寄於其在滇軍時的舊交範石生部；此時蔡協民已升任朱德部政治處主任。不久被朱德派去聯絡中共湘南區委。蔡協民參與領導湘南暴動，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政治部主任，後兼七師黨代表，受到朱德的重用。第一師係南昌暴動餘部擴編而成，朱德為師長，陳毅任黨代表。
上井岡山後，蔡協民很快得到與其有舊的毛澤東的信任和器重，成為毛的親信。曾誌因此與毛澤東及毛當時的妻子賀子珍相識，並結下友情。蔡先後出任紅四軍第三十團、三十二團、三十一團（前身是武昌國民政府警衛團）黨代表；那時紅四軍共五個團，這三個團均原屬毛澤東部。1929年3月，三十一團改稱為第三縱隊，蔡協民續任黨代表；縱隊司令就是當時與一縱司令林彪齊名的伍中豪。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閩西龍岩縣城召開。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毛澤東落選。"七大"《決議案》指出毛澤東有七項缺點：“A.英雄主義；B.固執己見，過分自信；C.虛榮心重，不接受批評；D.在黨內用手段排除異己，慣用報複主義；E.對同誌有成見；F.工作態度不好；G.小資產階級色彩深厚”。大會決定給予毛澤東嚴重警告處分。其時朱毛爭鬥非常激烈；朱德曾親自出馬，企圖爭取曾誌的支持。
會後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去閩西上杭的蛟洋休養。毛的親信蔡協民、譚震林（二縱黨代表）、江華（毛的秘書）和曾誌同時調離紅四軍。經毛的運作，在蛟洋鎮舉行的閩西第一次黨代會上，蔡協民當選為閩西特委委員兼組織科科長，曾誌任團委書記，江華任秘書長，譚震林任特委委員兼軍委委員。
閩西特委書記和軍委書記分別由本地人鄧子恢和張鼎丞擔任。鄧子恢是閩西龍岩人，曾考取公費留日生。1928年3月，鄧子恢與郭滴人等領導龍岩後田暴動，揭開福建農民武裝暴動的序幕；6月，鄧再與傅柏翠等領導上杭蛟洋暴動。張鼎丞是永定人，做過小學校長。1928年6月，張領導了福建規模最大的永定暴動。和賀子珍一樣，他們都是客家人。
那時，蔡、曾夫婦與毛、賀夫婦住在一起。毛澤東得了瘧疾，特委請來一位廚師，每天給毛做一隻雞、二斤牛肉。因為毛澤東愛吃魚，蔡、曾二人就經常抓魚給毛吃。29年底，陳毅奉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的指示，請毛澤東回紅四軍。毛委托曾誌照顧身懷六甲的賀子珍。
1929年12月28至30日，紅四軍"九大"在上杭的古田鎮召開，這就是紅四軍曆史上著名的"古田會議"。毛澤東終於在紅四軍內部徹底鬥倒朱德。據曾誌回憶，那時蔡協民身體很差，經常起夜。會議期間，蔡在一次起夜時摔成了腦震蕩，身體不能動，說話困難。此後，蔡協民時常抱怨曾誌對他不夠照顧和關心。
1930年6月，蔡協民、曾誌調廈門，去福建省委工作。
中央路線與地方土共
毛澤東在紅軍時期的政治路線，相對溫和而實用。他與上杭的地頭蛇傅柏翠關係不錯。傅柏翠（1895-1993）出身於地主家庭，1917年從東京法政大學畢業，回鄉進行社會改革試驗。賀龍、葉挺部在南昌暴動後南下，行軍至閩西時，傅柏翠加入中共。1929年5月，紅四軍入閩，朱、毛曾問計於傅。傅柏翠領導的地方武裝，積極配合紅軍打下龍岩和上杭。朱毛紅軍能在閩西立足，傅柏翠功不可沒。毛澤東在閩西休養，主要是在傅伯翠的老家蛟洋；當時傅伯翠對毛相當照顧。追隨毛澤東的閩西特委，與傅的關係尚可維持。
1930年7月，中共福建省軍委書記兼省委宣傳部長王海萍對閩西特委非常不滿，認為他們偏安保守、組織紀律性差、對中央新指示陽奉陰違。王海萍（1904 - 1932）是海南瓊山縣人，曾就讀於上海滬江大學和東華大學。他參加過南昌暴動；暴動部隊在潮汕地區潰敗後，被派往福建工作。30年5月，王海萍赴上海參加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返回福建後，王傳達中央決定：“閩西蘇區和紅軍為廣東領導，命令閩西紅軍進攻東江、潮汕，奪取兩廣，會師武漢”。其時中原大戰正酣，混戰中的軍閥無暇顧及紅軍，紅區因而得以快速擴張。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認為新的革命高潮到來，就策劃出“飲馬長江、會師武漢”的鬧劇。李甚至還揚言：“打下武漢再和共產國際算帳！”
閩西特委隨即改組，換上黨性更強的郭滴人和張鼎丞，分別接替鄧子恢的閩西特委書記和蘇維埃政府主席兩個職務。鄧調至福建省委做巡視員。之前，負責閩西組織工作的蔡協民被調離，可能是王海萍在人事上的提前布局。因為從蘇區調一個非軍事幹部去白區，協助王做軍事工作，it doesn't make sense。此時毛澤東已離開閩西，閩西特委與傅伯翠的關係變得更為惡劣。
當時的福建省委書記是中共黨史裏大名鼎鼎的羅明。羅明（1901-1987）是廣東大埔客家人（大埔緊鄰閩西，都是客家地區）。他早年在廈門附近的集美師範完成學業，1925年考入國立廣東大學。26年2月，羅明作為特派員到廈門發展黨組織。他吸收了大量青年學子加入中共，其中包括很多來自閩西的客家學生。南昌暴動後，擔任閩南特委書記的羅明，主動去閩西接應暴動部隊。羅明建議暴動部隊將多餘的6000多條槍，留給當地，建立閩西紅色武裝，被周恩來拒絕。之後，他留在閩西擴展黨組織，發動土地革命，籌備武裝鬥爭。羅明與閩西本地知識菁英關係良好，比如傅柏翠就是由羅明介紹而加入中共；曾在集美師範學習的郭滴人，則是羅明特地去閩西、為毛澤東主持的廣州農講所六期而招收的學生。
羅明在執行中央政策時，力求符合實際，也注意維護地方利益。他對追隨毛澤東路線的蔡協民比較信任。兩人均對"立三路線"有所抵觸。蔡協民很快從省軍委秘書，調任省委委員兼省委秘書長。蔡、曾夫婦對羅明很尊重。據羅明女兒羅小玲介紹，1931年初，經曾誌牽線搭橋，羅明與母親謝小梅在廈門結為伉儷。
王海萍則是"中央派"幹部的代表。王比較重視黨的組織與紀律，執行中央指示堅決。他曾幾度臨時主持福建省委的工作，整肅、打擊過不少羅明的支持者或好友。王在福建省軍委的副手陶鑄，也是外來幹部。陶鑄（1908-1969）是湖南祁陽人，黃埔五期畢業，參加過南昌暴動和廣州暴動。陶與王海萍的關係非常密切。有次王巡視閩西時，委托陶鑄照顧他重病的妻子，陶鑄端屎端尿、盡心盡力。但陶鑄對省委書記羅明很不客氣。
王海萍、陶鑄與羅明及原閩西特委之間的矛盾，實質上是上海中央與地方土共的衝突。中央著眼的是如何執行莫斯科下達的指示（"立三路線"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不過比莫斯科的命令還要荒唐、離譜），方式一般比較狂飆、激進和不計後果，也經常不切實際。地方土共有的可能緊跟中央，比如張鼎丞；有的就未必了，比如傅柏翠：跟著你搞共產革命可以，但不能損害我的民眾的利益。
這並不意味地方土共的路線就一定是正確的。以筆者的觀點，地方土共領袖與中國曆史上的傳統鄉紳沒有本質區別，有的人就是行一些共產黨進步政策的土皇帝。閩西土共的宗族與排外意識嚴重，保守割據思想突出，傳統農民意識濃厚。黨組織的維持與發展主要靠當地黨員間的私人關係，自由散漫，缺乏列寧主義政黨所強調的組織和紀律觀念，上級很難調動其武裝作戰，特別是離開本地，外出作戰。
毛澤東與江西東固的李文林（"富田事變"的主角）之間的矛盾也比較類似。對於蘇區紅軍來講，"誘敵深入"是打敗敵軍的最佳戰略；但對李文林而言，"誘敵深入"將殘害到本地百姓的利益，故不能接受和不願執行。"不執行"就意味著不服從上級黨組織。在列寧主義原則的組織架構下，不服從上級黨組織會導致什麽樣的後果，不言而喻。中共黨內的血腥屠殺（學名叫"肅反"），其中一個原因即源於此類矛盾。
連城訣
1930年6月，19歲的曾誌在福建省委認識了22歲的陶鑄。她在回憶錄中坦言，雙方見到對方時，都是為之一震。“愛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們，想要的未來”。這大概是傳說中的一見鍾情吧！
1930年12月，周恩來的親信鄧發抵達蘇區，任閩粵贛邊區特委書記。新成立的閩粵贛邊區特委事實上代替了閩西特委的職能。新來乍到的鄧發不了解閩西土共內部的矛盾及利害關係，他很快就捅了馬蜂窩——將長期與上級齟齬的傅柏翠開除出黨，從而拉開了閩西"肅反"的序幕。傅柏翠率數百名當地黨員退黨。鄧旋即給傅扣上反革命社會民主黨的帽子，數次派閩西紅軍攻打傅的老巢蛟洋和古田地區，但皆被傅用遊擊戰術擊退。多年以後，一位91歲的傅姓老人顫巍巍地舉起右手，麵向黨旗再次莊嚴宣誓，重新加入中共。
羅明那時因抵製"立三路線"被調至上海賦閑，王海萍代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蔡協民則轉任軍委書記兼福州市委書記。1931年4月，與傅伯翠關係良好的羅明被中央派至新改組成立的閩粵贛省委，協助鄧發工作，收拾殘局，但為時已晚。7月，鄧發上調去蘇區中央局工作；11月，閩粵贛省委被迫從永定的虎崗遷移去了長汀。
曾誌稱，那時不知出於什麽原因，不停地與蔡爭吵。
31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撤銷，成立廈門和福州兩個中心市委。王海萍為廈門中心市委書記，蔡協民任福州中心市委書記。中央派巡視員姚仲雲到福州檢查工作。蔡表達對閩西"肅反"的不滿，同時認為有人為了排除異己而公報私仇。張鼎丞和傅柏翠兩位地方領袖係一山不容二虎，這是中共黨內相互殘殺的另一類誘發因素（類似土匪火並）。姚仲雲認為蔡協民"立場傾斜，有社黨之嫌"。32年1月，蔡被免職，調廈門，職務由王海萍的副手陶鑄接替。
1932年4月，毛澤東率部打下漳州，蔡協民去迎接紅軍。蔡任漳州中心縣委（即先前的閩南特委）書記；成立閩南紅軍獨立第三團，蔡協民兼任總指揮。因執行羅明傳達的中央精神：“保護蘇區每一寸土地，主動出擊”，導致作戰失利。後蔡協民不斷調整策略，失敗後的獨立團開始漸漸站穩腳跟。這支部隊就是抗戰初期的"何鳴事件"中閩粵邊紅軍遊擊隊的前身。
10月，蔡協民和曾誌突然被招回廈門，受到嚴厲批判。蔡協民不服，到上海中央申訴。
曾誌則follow her heart，選擇去了福州。不久曾誌出任福州中心市委秘書長。"由於工作需要，經黨組織安排"，與市委書記陶鑄假扮夫妻。兩人終於借機成了真夫妻。隻是天公不作美，當時曾誌挺著大肚子。
在上海的蔡協民，就沒有曾誌"幸運"了。他沒有得到中央的答複。當花光盤纏的蔡協民找不到任何聯係人時，意識到自己被拋棄。蔡流落街頭。走投無路的蔡協民甚至想到馬路上撒尿，讓警察抓走，在牢裏有口飯吃（想起了歐·亨利的《警察與讚美詩 (The Cop and the Anthem) 》）。後來遇見一同鄉，獲贈10塊大洋，得以於33年初回到福州。
黨組織（就是陶鑄）批準曾誌去見蔡協民，但嚴厲警告她不得泄露黨的秘密。蔡協民在上海時用買船票後剩下來的錢，買了些漂亮布料，準備給曾誌做件旗袍。其時落魄的蔡住在福州一家肮髒、低下的小旅店，原本知識分子模樣、斯斯文文的蔡協民變得像一個"衰弱的小老頭"。曾誌接到衣料後大為感動，潸然淚下，忍不住一時人性beat黨性，向蔡透露了黨的機密——我黨認為你是"社黨分子"，你被踢出去了！
【注：不知是誰製定的這種缺德又荒唐的政策？試想如果被逼到絕路的蔡協民叛變投敵，後果會如何？這種把事做絕的方式，不太像伍公的手法。伍公總是“人情留一線，日後好想見”。即便伍公請人跳井，也會眼含熱淚地讓對方明白其跳井的意義有多偉大，然後自願跳下去。】
事情的原委：蔡協民沒有按照廈門中心市委的要求，肉體清除一名被市委認定為"社黨分子"的閩南獨立團軍官。於是，市委向中央報告說，蔡本人就是"社黨分子"。從時間上看，此事應該是王海萍主導的。雖然王於32年7月被捕，但廈門市委正是在7月開始了長達三個多月的"反蔡協民路線"鬥爭。根據當時黨內開展政治鬥爭的程序來推斷，廈門市委理當在鬥爭開始的7月之前，上報中央，並得到批準。曾誌在其回憶錄《一個革命的幸存者》中罕見地用"見馬克思"這樣有些調侃的語氣，講述王海萍的犧牲。
據陶鑄告知曾誌，他於32年秋天收到上海中央來信，說蔡協民是"社黨分子"，要求福州中心市委對其“揭發批判、劃清界線、肅清影響”。曾誌32年年底到福州後，陶就給中央打報告，替蔡申辯。
看到此處，筆者不自覺地想起《連城訣》中戚芳去監獄探望狄雲的情節。看透人性醜惡的丁典告訴狄雲：『為了討好那位姑娘，我自然要忙忙碌碌，一筆筆白花花的銀子拿將出來，送到衙門裏來打點，說是在設法救那個小子。那妞兒一切都是親眼瞧見的，心中自是好生感激。』
蔡協民之死
從政治路線上看，蔡協民與羅明、毛澤東等人氣味相投，王海萍、陶鑄則與上海中央更為一致。王海萍曾向中央揭露羅明及閩西特委的問題，而且王也積極支持肅反。筆者懷疑，蔡協民被撤職，王、陶二人可能在中央巡視員麵前給蔡上過眼藥，甚至向中央打過蔡的小報告——實事求是地說，蔡協民對某些中央政策，消極應付、甚至抵製。
被組織拋棄了的蔡協民，聽從曾誌的建議回到廈門。以打石頭、扛枕木等重體力活為生，與苦力們同吃同住，開展工運工作。蔡還是不能忘情於曾誌，時常給她寫信。33年7月，蔡協民重新恢複了組織關係，被派往閩南打遊擊。11月，"福建事變"爆發，作為"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而備受批判和排擠的羅明，又被中央派回廈門臨時主持福建省委工作。得知蔡協民的遭遇，羅明痛斥原廈門中心市委，並將蔡召回廈門。1934年5月，準備回中央蘇區的蔡協民，在途中被叛徒出賣而遇害。
曾誌認為蔡協民“穩健縝密、認真負責、具有組織才幹；他作為共產黨員的忠誠和信仰也毋庸置疑”。在筆者看來，蔡協民的人品比較像曾誌的父親：清白、正直、厚道。蔡協民先後受到朱德、毛澤東和羅明的重用，顯示他應該也具有不錯的工作能力。就連看他不順眼的廈門市委，在向中央揭發蔡時，也承認其“工作能力本不差”。
但蔡協民的性格並不適合參加中共革命。首先，蔡協民的鬥爭性不強，在黨內鬥爭中拉不下臉麵。當需要站隊、表態時，蔡雖然在路線上堅定支持毛澤東，但對朱德也抹不開情麵。紅四軍"七大"後，落選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曾責怪蔡是中間派。這可能是蔡協民在"古田會議"後未能同譚震林、江華一樣，重回紅四軍的主要原因。毛的期望大概是蔡協民能挺身而出，與朱德一方撕破臉地對幹。當年劉少奇上位，就是因為其能赤膊上陣，與"王明派"麵對麵撕咬，為毛澤東戰勝王明-周恩來聯盟立下赫赫戰功。
其二，蔡協民黨性不強，對黨內同誌下不了狠手。一個上級指示要清除的"社黨分子"，蔡竟然借口與事實不符，把人給放了，這黨性何在？同為毛親信的譚震林，就與蔡協民不同。中央紅軍離開蘇區後，譚震林奉令清除將來有可能會動搖的林野。林野是黃埔四期生，曾任紅十二軍參謀長和公略步兵學校校長。其妻魏月初是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生，當時剛剛曆經國軍封鎖，冒著生命危險，千裏迢迢到達蘇區，與林野團聚。譚震林將歡天喜地的兩人騙到林子裏，毫不猶豫地用大刀砍死，體現出無與倫比的黨性！相比之下，譚的很多同僚，黨性就不行。他們居然心中不忍，特別是對林野的妻子，想網開一麵。譚震林後來一直官運亨通，官至中共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東漢時有一民謠：“直如弦，死道邊；曲如勾，反封侯”，看來對於中共革命者來說，應該修改為：“講人情，死道邊；無人性，反封侯。”
紅顏禍水
前些年，耶魯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發現：娶其貌不揚的妻子，丈夫可以多活幾年。該研究是以己經死亡的3519位已婚男性及其配偶為研究對象，將女方的照片，交給學生打分，20分為滿分。結果發現妻子得分越高，丈夫壽命越短。妻子得14分以上的丈夫壽命，比得13分以下的短12年。
究其原因，研究人員認為娶個嬌美的妻子，丈夫要付出相當的精神負擔。為了顧好美麗的妻子，有時疑神疑鬼、心緒不寧，有時要放低姿態，有時妒火中燒。長期在患得患失的情況下，身體狀況會跟著出現問題。這正是蔡協民活生生的寫照！
在廈門做地下工作時，年輕的男男女女住在一起，難免有接觸。有些男同事愛去與曾誌聊天，蔡就很不高興。那時陶鑄私下告訴曾誌：蔡協民經常借酒消愁，報怨曾誌三心二意，對他不真心。有道是：娶妻當娶鍾無豔，敬愛的總理睿智啊!
蔡協民對感情忠誠，把曾誌看得很重，對她百般嗬護、情意綿綿。在蘇區時兩人關係尚可維持。自從曾誌見到陶鑄後，情況就改變了。曾誌承認，蔡對她很好，但她對蔡協民的感情不深，對蔡的安危從不擔心和關心；對陶鑄就完全不同。各人有各命，蔡協民再深情也是枉然。
現世報
1933年3月，中央通知陶鑄到上海，職務由陶鑄一手提拔的陳之樞接替。
陶鑄對中共革命的殘酷性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知道這次去上海後，可能要與曾誌永久分離。臨行前，陶鑄特地在旅館訂了房間（這經費是挪用組織的吧？），與曾誌共度十天的"蜜月"。此時曾誌生完孩子，身體剛複原。
果不其然，陶鑄在上海也被中央拋棄。比蔡幸運的是，陶鑄很快被捕，因而不必為吃、住發愁。
據後來披露的資料，陶鑄被撤職的原因：一是中央巡視員朱理治對陶的評價不好；二是陶的親信陳之樞，向中央揭發了陶鑄。陶鑄的遭遇有些像是在盜版蔡協民，大概是神有意為之吧！
打小報告揭發同事甚至上級，是中共發揚至今的優良傳統。其曆史最早源於莫斯科東方大學時期，當時的留蘇學生領袖羅亦農，曾為少數學生向黨組織告密同學中的不當言行辯護，並大加讚賞。
陳之樞揭發陶鑄的目的之一，應該是出於對權力的渴望（此係聖經上所說：今生的驕傲）。陳接任後，各項決策顯得更為靈活、穩妥，特別是處理閩東土共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比較細膩、周到；作風也更溫和、民主。
陳之樞出身於福建豪富之家，曾是葉飛（1914-1999）任福建團省委書記時的部下。1931年底，葉飛調至福州工作時，帶上陳之樞作助手。陶鑄接替蔡協民任市委書記後，很快提拔陳做市委組織部長。葉飛在閩東與已擔任福州中心市委書記的陳之樞，在工作中多有爭論，但葉飛對其能力比較認可。葉飛在其回憶錄中對曾經的上級領導蔡協民，評價不錯，對陶鑄的評語就有點八股文的味道了。
曾誌不久被陳之樞打發到閩東。1934年陳之樞被捕叛變，閩東自行成立臨時特委，曾誌任組織部長，葉飛任宣傳部長兼閩東紅軍第二獨立團（1934年1月成立）政委，任鐵鋒（1910-1987）任獨立團團長，而特委書記是一位能力有限的工人幹部。
那時，曾誌同時與葉、任交好。葉飛外表如文靜學生，善於思考、縝密穩健（有些像蔡協民）；果決勇敢、精明強幹（有些像陶鑄）。任鐵鋒膽大勇猛，指揮發動"甘棠暴動"，創建了獨立團。任鐵鋒具有戰略眼光，這在當時不多見；是他建議路過的紅七軍團（即尋淮洲的北上抗日先遣隊）打下羅源縣城，協助閩東創建根據地。曾誌革命經驗豐富、意誌堅定、性格潑辣。她早前在蘇區及紅軍時期學到的方法，像怎樣開展土地革命、遊擊戰術等，為大家所倚重。任鐵鋒對曾誌比較癡迷；他除了曾誌，誰也不放在眼裏。特委其他領導，特別是本地人的領袖詹如柏，對曾誌感到如芒在背。
詹如柏是一位能力、魄力、魅力都很強的幹部。曾誌評價：“他勇敢機智，敢說敢幹，處事果斷……在當地黨組織和群眾中有相當的威信”。不過此人權力欲甚強，曾派人將與其不對付的另一位地方領袖範浚，連同懷孕的妻子，一起謀殺。一般認為，也是詹如柏因嫉妒葉飛的才華，買通敵人，襲擊葉飛。葉飛命大沒死，但胸部的子彈終生未曾取出。這驗證了筆者一位友人對中共革命的評價：政治原本肮髒，革命亦非聖潔。
閩東特委趁曾誌生病時，開會批判曾、任、葉。特委的處分：“曾誌在戀愛問題上極不嚴肅，同時與黨內兩個負責同誌要好，影響黨內團結，是企圖把黨權、軍權都掌握在自己手裏的陰謀手段“。曾誌被撤職，並留黨察看。
曾誌對這個處分很是憤怒，覺得她有戀愛自由，而且是任、葉主動招惹她的。曾誌承認自己那時有些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對"眉清目秀"的葉飛有好感，對任也沒有拒絕。
曾誌說，這個處分“一直像夢魘一般糾纏著我，給我在政治上帶來莫大的災難”，因為她“不能在向黨組織交待革命經曆時，將這個處分隱瞞不報”。 向組織坦白曆史、人人過關，是中共政治運動的一個特點。其時曾誌這個層級的中共幹部，基本都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一般寬以待己，嚴以律人；長於諷刺挖苦，慣於勾心鬥角；嫉妒心還特強。這種處分，你叫一位年輕美貌的女子如何說得出口？而且還要一次又一次地向組織坦白。更糟糕的是，這個處分還沒法申請撤銷，因為閩東特委的領導後來都犧牲了，偏偏就三個當事人：曾、葉、任活著。
被組織批評之後，葉飛很少再單獨與曾誌說話；但對曾誌還是有所照顧，隻是斷了男女之情。葉飛服從了組織要求，也兼顧到人情——雖然曾誌多少有些悵然。聖經上說“肉體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並今生的驕傲”，是人在世上會遇到的三大誘惑。20歲的葉飛能在激情燃燒的歲月，戰勝“肉體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平衡好黨性與人性，很了不起！
葉飛後來在閩東特委領導人死亡殆盡之時，自告奮勇擔任特委書記，成為閩東蘇區和閩東紅軍的代表。其後在中共軍內及黨內的發展一直比較順利，在中共的曆次運動中也基本能全身而退，不隻是憑著僥幸。
葉飛夫婦與他們的二子四女
癡情任鐵鋒
任鐵鋒則依然我行我素，繼續和曾誌來往。他領著幾十人的遊擊隊，在海上搶掠；搶到好的東西，比如西洋參，就送去給曾誌。1935年初，當國軍對閩東蘇區大舉圍剿時，身有腳傷的任鐵鋒帶著遊擊隊費了好大的勁，找到生病的曾誌。然後丟下遊擊隊，護送曾誌去就醫。從此和曾誌一起東躲西藏，流浪到福州、汕頭、廣州、上海等地，帶曾誌治病和尋找黨組織。兩人顛沛流離、患難相依，任鐵鋒吃盡了苦頭（應該比《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護送楊不悔上昆侖要艱難得多）。
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1937年，當機會來臨時，曾誌毫不猶豫地離開任鐵鋒，由上海前往武漢。任鐵鋒雖然不舍，隻能黯然分手。
任鐵鋒在淞滬戰役中組織的別動隊被打垮，他帶著三名女護士，也到武漢向黨匯報情況。黨大怒，當即開除其黨籍，讓其自謀生路。被趕出門的任鐵鋒後來想想總是不甘心，三番五次回去找黨要求繼續參加革命，都被打發去白區做統戰，也不給恢複組織關係。按現在的話說，就是要他作"自幹五"。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和羅明在貴州被捕、脫離組織後的境遇大體相近。
任鐵鋒帶到武漢去的一個護士，後來成了他的妻子。任鐵鋒就與人合夥做點小生意維持生計。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黨突然又想起了任鐵鋒，要他去做策反、發動群眾等白區工作，以配合解放軍。1949年，任鐵鋒從上海隨軍南下，分配到福建省公安廳情報處，迅即被派往東南亞收集情報（任鐵鋒早年曾在馬來西亞念書、工作）。
1951年，任鐵鋒做生意時的合夥人被發現係中共叛徒，任受到牽連，被以"反革命"罪判刑5年。出獄後恢複幹部職務，在省公安廳勞改局工作。看來葉飛至少沒有為難任鐵鋒。葉飛於1954年接替張鼎丞擔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直至"文革"初期。
"文革"中，任鐵鋒被隔離審查。他仍然實事求是地為陶鑄、葉飛等人的曆史，寫證明材料。1981年獲得平反，1984年恢複其自1929年以來的黨齡，評定為行政14級（正縣/正團級），增補為福建省五屆政協委員。1987年病逝於上海家中。
任鐵鋒和曾誌離開閩東後，一去不返，長期被認定為逃跑行為。1983年12月，任鐵鋒和昔日情人曾誌一道，終於再次踏上閩東的土地。
任鐵鋒一生命運坎坷。他是閩東紅軍的主要創始人，大學生出身，有戰略眼光，作戰勇敢，對中共忠誠。但年輕時將個人感情置於黨性之上，不能做到斬情滅性，反而為情所困，缺乏"黨叫我幹啥就幹啥"的態度。按照中共的標準，其黨性嚴重不純。
重逢
曾誌在武漢意外地見到出獄的陶鑄，兩人興奮異常。有情人終能相廝守，彼此非常恩愛。
可惜好景不長。到了延安後，曾誌發現一切都變了：陶鑄整天與朋友們在一起，對曾誌基本不管不問（和當初曾誌對待蔡協民的態度相似），即便曾誌產後大出血，也是如此。在女兒兩個多月時，性情剛烈的曾誌因此與陶鑄大打出手。慢慢地曾誌也接受了現實：她認為陶鑄以前和她在一起，是因為做地下工作時，不得不和她在一起。
抗戰後兩人去了東北，曾誌就有意避免和陶鑄在同一地方工作。南下廣州後，曾誌自己安了一個家，接母親、親戚同住。隻在周末去和女兒及陶鑄相聚；比其母親抱怨與曾誌父親的名義夫妻關係，好不了多少。
"文革"中，一度成為中共第四號人物的陶鑄被打倒，軟禁在中南海。曾誌陪伴陶鑄三年，對自己過往有所反省。不過在陶鑄癌症晚期被疏散到安徽時，曾誌沒有選擇陪同陶鑄走完其人生最後一段路，而是去了粵北插隊勞動。
陶鑄於1930年5月率12人突擊廈門監獄，劫走獄中40多名共產黨員，斃傷敵方20餘人，而己方未傷一人，表現出非凡的膽識、才智和能力。在延安審幹時期的"搶救運動"中，當陶鑄看到柯慶施被劉少奇的人馬"搶救"得死去活來時，為柯仗義執言，自己迅即被劉的打手們當成失足者施行隔離"搶救"，顯示陶鑄不畏強權、打抱不平的正義感（陶、柯二人都出自周恩來係統，但之前並無交集，也無交情。他們後來均被毛澤東救下，自此成為毛的鐵杆馬仔）。
中共建政後，葉劍英曾說：“陶鑄這個人，在廣西一腳踢開了張雲逸，到廣東，又一腳踢開了我葉劍英“。 1951年，陶鑄尚未上任華南分局書記，就已在廣東開展"反地方主義"的鬥爭，將數萬地方幹部降職、撤職、查辦，展現其對黨內同誌敢於重拳出擊的魄力！
時任南方大學副校長的羅明雖然已是黨外人士，仍然在劫難逃。在1951年的"三反"運動中，羅被冠以"大老虎"（大貪汙犯）這一對自視清高的知識分子極具羞辱性的罪名，隔離審查。此等整人手段之狠辣，果如聖經《耶利米書》17:9中所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毛澤東獲悉後，對陶鑄說，“羅明一向艱苦樸素、作風好，為什麽說他是大貪汙？”從而救下羅明。相比之下，傅柏翠後來長期接受國民政府方麵的委任，其曆史問題比羅明惡劣得多，卻在中共建政後出任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長、省政協常委、省人大副主任等職。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陶鑄能在廣東這個隨處見芭蕉、野果布滿山、河海有魚蝦的地方，把老百姓治理到餓死，實在是牛逼！要知道，廣東氣候條件非常優越，且不說椰子、菠蘿、香蕉、芒果等多年生的熱帶水果，像南瓜、紅薯等速生作物，極易栽種和成熟。中共治下，老百姓吃不好、吃不飽，並不意外；但要說在廣東這個地方，把人搞到餓死，談何容易！所以，筆者對陶鑄的組織與管控能力之景仰，如滔滔之珠江水綿綿不絕。
隨後，陶鑄在廣東進行了比較有效的農業政策調整與補救。"文革"初期，陶鑄拒絕被主席當槍使，去整肅劉少奇集團的幹部。皆閃耀出一絲人性的光輝。不過，當一位革命者顯露出人性的光輝時，多半意謂著此人的政治生命、甚至肉體生命，離終結不遠。陶鑄亦是如此。
陶鑄與曾誌的那種夫妻關係，筆者難以理解。即使到了1949年，陶鑄才41歲，也應該是精力旺盛的時候。不知道類似的情況在中共領導層中是否普遍？沒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是否會影響到領導人的心理健康，進而影響到他們對國家和百姓的治理？
親情
1928年11月，曾誌在井岡山產下一子，送井岡山土著王佐部副連長石禮保收養。孩子8歲時養父母雙亡，外婆領著他乞討度日。曾誌在1933年生下另一個兒子；其時曾誌正與陶鑄熱戀，孩子生下來十幾天就送人了。這個孩子在收養家庭備受虐待。曾誌1950年再次見到孩子時，17歲的兒子隻有10歲的個頭，少了兩根肋骨，還是個跛子。曾誌的大兒子後來在井岡山務農，小兒子在粵北貧困山區工作。
1931年11月，曾誌還生過一個兒子。據曾誌回憶，這個孩子見人就笑，非常乖；而且很小就知道不將屎尿拉在床上。組織上為籌措經費，作主把孩子賣掉了。曾誌得知組織決定後當即表示服從，蔡協民則埋怨曾誌不該一口答應。此前，曾誌收到母親寄去的40元大洋，準備自己送孩子回家鄉。
從福建方麵的黨史資料看，中央巡視員姚仲雲31年去福建的一個任務，就是解決廈門中心市委的經費問題，但市委仍有100元大洋的經費缺口。在蔡協民被撤職調回廈門時，王海萍、陶鑄事先已決定將他們的孩子，以100元大洋賣給一位黨內同誌，即葉延環。葉家是主治小兒科的名醫世家，兼做大煙生意，家境不錯。其時廈門天花麻疹流行，孩子被去葉家看病的兒童傳染上，沒幾天就死了。
有人懷疑一個孩子賣不到100元大洋。這裏麵是否有陰謀論，筆者不好妄加推測。曾誌的小兒子曾在"文革"時控告陶鑄謀害父親蔡協民，這毫無疑問不成立——蔡遇害時，陶鑄正在南京國民黨監獄裏服刑。
賣孩子籌經費，在中共黨內並不罕見。1935年6月，高文華任北方局書記時，據說因黨組織缺乏經費陷入困境，就將四個月大的兒子賣掉，換來50元大洋，維持了省委機關三個月的生活費用。高文華1932年在上海已經為黨賣過一個兒子。中共還宣傳過比賣孩子更不可思議的事跡：原中共滿洲省委書記陳為人，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孩子餓死，沒動用一分一毫黨的經費。陳為人（1899-1937）是湖南江華人，1918年考入衡陽省立三師。五四運動時期，與夏明翰、蔣先雲等人同為湘南地區的學生領袖。1920年底與羅亦農、彭述之、劉少奇、任培國（弼時）等一道去蘇聯受訓（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這樣一位心硬如鐵的父親，並非滿臉橫肉、凶神惡煞的模樣，而是一位看起來人畜無害的文弱書生。
文質彬彬的陳為人
有人認為，出賣親生骨肉來籌措黨的經費的人，不是精神病，就是邪教徒。這一觀點對不對，請讀者自行判斷。隻是筆者有個疑問：賣自己的孩子或聽任自己孩子餓死的人，會有多愛別人的孩子？會有多愛老百姓呢？
曾誌晚年說過，“我對我選擇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對我走過的路無怨無悔”。有時人們以為自己在忠於信仰，實際上隻不過在忠於自己的一種幻想、情緒或欲望。而人總是很難否定自己，特別是否定自己的青春、否定曾經為之奮鬥過的事業。
但晚年的曾誌有了一些改變。她鼓勵、出錢讓孫輩們進京上學，學習開車等等。 臨終重病期間，對自己年輕時沒有盡好做母親的責任，特地向兩個兒子真誠道歉。此外，曾誌能將自己真實的一麵展現在回憶錄中，比大多數"無產階級革命家"都勇敢、真誠，這一點非常值得敬佩！
無論您是喜歡或是恨惡曾誌，您得承認，她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結語
前些天，有網友推薦視頻《老梁：人性與信仰之間的關係》。老梁說，“泯滅人性的忠誠和信仰絕對是罪惡的”，筆者對此不予置評。但筆者對人性與信仰這個主題很感興趣。觀看此視頻時，筆者就聯想到曾誌以及與曾誌交好過的五位中共人士，想起他們在中共革命的旋流中所表現出來的人性、黨性，對信仰的堅守，以及他們各自不同的命運。
這幾位男士的遭遇似乎驗證了"紅顏禍水"的說法：夏明震年少遇害、蔡協民悲涼就義、任鐵鋒坎坷一生、陶鑄孤獨離世。而曾誌本人又何嚐不是命運多舛，應驗所謂"紅顏女子多薄命"——兩個丈夫死於非命，與陶鑄長期沒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與溫暖，和兩個兒子談不上多少親情，也未能享受子孫滿堂的天倫之樂。聖經上說，人在世上會遇到的三大誘惑就是：“肉體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並今生的驕傲”。對照葉飛的表現，想想他們在麵臨這三大人性挑戰時所作的選擇，會多少明白紅顏禍水與紅顏薄命的真相（本文沒有對“今生的驕傲”展開分析，而“今生的驕傲”可能是中共革命者最大的軟肋）。
筆者在梳理這段曆史時還發現，本文所提及到的幾十個中共人物，幾乎都是當時的青年知識分子和時代菁英，大多出生於比較富裕的家庭。沒有一個是因為無法生存而投身中共革命，也沒有一個僅僅是為了出人頭地、升官發財而加入中共。多數具有救國救民的理想和比較強烈的社會正義感。“ 中國向何處去？民族的未來又在哪裏？”像傅柏翠在東京法政大學畢業後，回到窮鄉僻壤的上杭，替底層百姓當律師，維護社會正義。這種行為即便到了今天，也很少人能做到。葉延環是名醫世家出身，家境富裕，卻在1927年的白色恐怖時期，“舍棄安逸的生活和美好的職業”，甘願參加中共做一名默默無聞的小角色，後來年紀輕輕就為中共捐軀。這些事實不僅反映出當時中共革命強大的道德感召力，而且也從某個側麵折射出這一如今被很多人所詬病的革命，在那個時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迄今為止，中共並沒有完全蛻變成為一個世俗政黨，還保留有很多革命黨的特征。在治理國家和管理社會時，中共的這種革命黨性質會帶來一些掣肘；但當麵臨內外壓力時，就會展現其戰鬥力與生命力。筆者在八九六四之後對中共所宣稱的，他們與蘇聯及東歐共產黨不同，很是不服。隨著對中共曆史和現狀的了解，覺得中共吹的牛皮也有幾分道理。中共就像打不死的小強，其韌性之強，超過一般人的想象。
如果現在還有人幻想倡導一場暴力革命來推翻中共，請對比本文中所提及的中共人物，你能像他們那樣堅守信仰、百折不撓並作出犧牲嗎？當然，如果你隻是想忽悠別人去做烈士，就另當別論了。
《傾國傾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