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上海，最大規模的武鬥事件無疑首推砸“聯司”行動。這場聞名全國的大武鬥發生在1967年的8月4日，其成因卻可追溯到1966年的8、9月份甚至更早。本文試對廠內兩派群眾對立的過程進行具體分析。
上柴廠兩大派對立群眾組織的形成
上海柴油機廠地處上海東北角工業區軍工路上，是當時全國最大的柴油機生產工廠，也是直屬上海第一機電工業管理局的大廠，有6千多名職工。1967春天，它成為上海關注的焦點。原因是這家工廠兩大派群眾組織的矛盾，不但鬧得全市皆知，而且由一個工廠 內的分歧，逐漸引發出全市性的分歧。
上柴廠兩派形成，最初源於對已經調往貴州柴油機廠任廠長的原上柴廠長朱文斌的評價。朱文斌較早參加共產 黨，但曾兩次脫黨，而在脫黨期間，經宋子文駐滬辦公室的機要譯員介紹，曾在國民政府軍用倉庫工作過。文革前夕的“四清”中，上柴廠的上級管理部門第八機械 工業部（八機部）以及上海市委曾專門為此調查，結論不是叛徒
但文革開始後，廠黨委中有人因對八機部有意見，就說朱是被包庇下來的，要將朱文斌作為批判對象；有人不讚成，認為對朱的曆史，“四清”已有結論，沒有新材料不應推翻。朱文斌管生產，平時平易近人，不但幹部，工人們也都對他有好感。上柴廠就這樣形成“反朱” 和“保朱”兩派。“反朱派”大多是從廠黨委到車間黨支部的政工係統幹部，“保朱派”大多是生產和行政係統的幹部。
上柴廠生產軍用船用柴油機，和海軍關係密切。1964年上柴廠為擴大規模，向八機部要幹部，部裏給他們分去六七十人，大多是海軍部隊轉業下來的營、團級幹部，黨員。這麽多轉業軍人一下進廠，原來都是幹部，但沒有專業技能，廠裏隻能按他們原來的部隊級別，相應地安排他們當了政工幹部，大多數在各個車間當書記 副書記，也有在廠部的；甚至還將原來的書記調去管生產，將書記之職空出來安排這些轉業軍人。就這樣，上柴廠的政工係統的幹部，從廠黨委到車間黨支部，基本是轉業軍人幹部，生產和行政係統的幹部大多是上海地方幹部。那些轉業軍人大都資格老，許多人1949年前就參軍了，進廠就因自己在軍隊的相應級別擔任車間幹部，而不是由廠裏培養提拔，所以他們與廠級幹部 的關係，就不會像一般從工人一步一步地被提拔上去的幹部那樣多了層個人感情色彩，貼領導大字報也就少了感情和私人關係的幹擾；而且又由於當初他們是一個軍種，一個軍種地轉業而來，本來就有共同經曆和來曆，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上海工廠更容易抱團。他們工作作風簡單，而且不懂業務，工廠和車間的生產幹部有問題不願 找他們，因為找他們，他們聽不懂也沒有能力處理。上柴廠政工係統的幹部，與行政和生產係統的幹部就這樣工作和感情上溝通不暢。這兩個群體的隱形矛盾，到文 革時終於顯現兩派。（資料引自《關於上柴聯司的調查報告》，華東化工學院紅旗總部駐上柴聯絡站1967年6月 中旬印，以及《東方紅》1967年7月3日第44號 中所載：《從聯司的產生發展和所作所為看它到底是什麽貨色——上柴階級鬥爭調查報告之二》，同濟大學革命委員會、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編輯。“陳國康文革報 刊資料”，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以下所有引自藏於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的資料，都屬“陳國康文革報刊資料”。）
上柴廠在1949年前，因為與宋子文的關係，有部分職工曾經集體參加過國民黨。這些職工在建國後長期不被信任，反複受審 查，心裏自然有不滿。而“四清”，正是由政工係統負責的，那些部隊轉業幹部整了不少職工；對青年工人，也得罪不少，尤其因“KO反革命小集團”事件結下許多怨。那是在1966年5月28日，上柴廠最後一批“四清”工作隊員剛離廠，“在圖書館、閱覽室、理發室同樓男廁所裏，發現有四張用藍墨 水寫的反動傳單……汙蔑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個成員，我不能不為目前的半個月工資隻能買一雙鞋子，而感到羞恥！’並惡毒地說我國‘生活水 平隻能同落後的非洲相並列，國弱民窮！’這些反動家夥還高呼‘女人萬歲！美國生活方式萬歲！’‘立即開放舞會！’”（引自《東方紅》1967年7月3日第44號中所載：《從聯司的產生發展和所作所為看它到底是什麽貨色——上柴階級鬥爭調查報告之二》，同濟大學革命委員會、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編輯，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 室。）
這些傳單署名“KO直屬”，撰寫者都是青年工人。他們下班住在工廠集體宿舍，業餘生活十分枯燥。一些人聚在一起，喜歡談論 女人和時尚；有幾個人還在自己的褲子的皮帶頭上刻上英文字母“KO”，標新立異。上柴廠黨委馬上立案，不久破案，一個“KO反革命小集團”被揪出，“核心成員4人，外圍3人。處理的情況是：首惡分子一名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處分3人，免於處分3人”。不久又抓“KO集團發展對象”，結果補充交待出來的“發展對象”共有30名（“KO集團”人數及處理結果的資料引自《聯司戰報》1967年7月8日第3期 所載：《政治陷害者的卑劣伎倆》，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聯司戰報編輯部》主辦，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那些所謂有“曆史問題”的老工人，那些“KO集團”的“發展對象”，或多或少受到批判或審查。
文革開始後，廠部的轉業軍人幹部跟著廠黨委的一些人貼朱文斌的大字報。車間的轉業軍人幹部也大多成為 “反朱派”。就這樣，政工係統的大多數幹部都成了“反朱派”。受他們影響，許多黨、團員和複員軍人也加入了“反朱派”。
上海市委1966年9月間曾派馬天水前往上柴廠處理過朱文斌問題。“反朱派”要求將朱文斌調回上海批鬥，馬天水等市委領導先 是不同意，表示朱的曆史1956年的審幹和文革前的“四清”都已有結論；後來實在頂不住，讓朱回上海，但還是想方設法保護朱。“反朱 派”於是認為上海市委包庇朱文斌，又參加了反對上海市委的行列。而且，因為國務院分管農業機械的八機部是上柴廠的業務主管上級，八機部以及中共中央華東局 都曾經不同意將朱文斌調回上海批鬥，上柴的問題又被提高到“根子是四級黨委”，即機電一局黨委（上柴廠在上海的上級主管局）、上海市委、華東局、八機部， “階級關係特別複雜”（引自《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大事記編輯組[包括上柴東方紅戰鬥總部、工總司上柴大隊、上柴紅色革命指揮部、上柴東方紅曙光兵團]1967年4月 編印）。
“反朱派”於1966年9月15日成立了“紅色革命指揮部”，10月31日又與廠內相同觀點的其他組織聯合成立了“東方紅”（全稱“東方紅總部”），成員一千人左右。
另一派於1966年10月4日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群眾串聯總站”，1967年1月10日又與廠內觀點相同的其他組織聯合，成立“聯司”（全稱“上柴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成員三千人左右， 負責人是上柴廠技術員楊仲池。（兩派的資料引自《關於上柴聯司的調查報告》）
就這樣，以政工幹部係統為核心，“東方紅”形成以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車間級黨支部幹部居多的特點。因 為反對上海市委，所以“東方紅”又參加了“工總司”，參加過“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是“工總司”初期的一支重要力量。這樣 的成員構成在當時應歸入“老保”之列，然而，“東方紅”又偏偏是造反派組織。
“聯司”的成員則以青年工人和普通群眾居多。還有那些曆次政治運動中的挨整對象和邊緣分子，也是“聯 司”的成員或同情者。這些人在當時被稱為“17年受壓製者”，應該是造反派。然而，因為“聯司”中的一個組織曾經參加過“赤衛隊”，在“安亭事件” 中，還為“赤衛隊”印發過《非常大的安亭事件》等傳單，於是被對立派指為是“老保”。（“聯司”參加過“赤衛隊”的資料引自《東方紅》1967年7月3日第44號所載《從聯司的產生發展和所作所為看它到底是什麽貨色——上柴階級鬥爭調查報告之二》，同濟大學革命委員會、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編輯，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
黨團員多的組織持造反派觀點，底層群眾和被視為“落後分子”多的組織被指責是“老保”，完全顛覆了1966年底的造反派“落後分子多”和保守派組織“黨團員多”的特點。這是上柴廠兩大派陣營構成完全不同於上海 其他單位的獨特之處。
“聯司”和“東方紅”互相指責對方是老保
1966年12月2日，王洪文為負責人的“工總司”成立不久，“東方紅”參加“工總司”，正式宣布成立“工總司上柴大隊”（這個日子引自《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而“聯司”其中一個組織加入過“赤衛隊”，在1966年12月3日成立過“上柴工人赤衛隊”，還印發了《上海柴油機廠工人赤衛隊宣言》（引自《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雖然不久這個組織在“康平路事件”前退出“赤衛隊”，但“聯司”還是被“東方紅”抓住把柄說成是老保 組織。
其實，“聯司”12月底後，也加入了“工總司”，“聯司”與“工總司”的“副司令”潘國平關係比較好，掛在與潘國平關係較 密切的“工總司楊浦區分部”下，是楊浦分部的直屬大隊。但“楊浦區分部”的負責人李某，不久因軋進反“工總司”的“雙造司”事件被抓，“楊浦區分部”實力 大減。3月，“工總司”清理整頓各區既有“聯絡站”又有“區分部”狀況時，“楊浦區分部”與“楊浦區聯絡站”準 備合並，而潘國平此時已失勢，“楊浦區分部”派沒有了勢力。“聯司”與“工總司楊浦區分部”從此不再聯係，由此也與“工總司”總部切斷關係。
“東方紅”指責“聯司”受市委操縱，因為“聯司”中有廠黨委書記的女兒，她與市委一些領導幹部熟悉。 “東方紅”還指責“聯司”“搜羅了廠內大批地、富、反、壞、右分子，四清中的雙不清分子，反革命KO集團分子”，“而在四清中未徹底清算的KO反革命分子，現在也有百分之八十在柴革會（即聯司。筆者注）中鬼混”，還指責說“聯司”參加過“工三司”（引自《東方紅》1967年3月22日第20號所載《“上柴革命委員會”是牛鬼蛇神反革命勾結的產物——上柴階級鬥爭調查報告之一》，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上海市東方紅總部、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編輯，藏複旦大學 曆史係資料室）
“聯司”則指責“東方紅”黨團員多、幹部多、“五好工人”多、積極分子多；文革前“都是黨委的紅人”， 是“中上層幹部的大本營”，“徹頭徹尾”的“鐵杆保皇”（引自1967年2月 的傳單《上柴“紅衛兵指揮部、東方紅戰鬥總部”的保皇鐵證》，上海柴油機廠“揭老保”戰鬥組編，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聯司”還說“東方紅”批判原廠長朱文斌是投機，因為朱已經調往外地，批判他沒有風險；說“東方 紅”批判市委是“炮口向上，大放空炮”（引自《群眾的眼睛全然沒有錯》，載1967年2月16日第2期《東風》，“東風”編輯部編，”陳國康文革報刊資料”，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是“隻造市裏的反，不造家裏的反，就是造了反，也隻是虛張聲勢，裝裝門麵”（引自文革傳單《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保皇有罪，罪該萬死》，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聯司）1966年12月23日，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還說“東方紅”中的許多人都是中層幹部，自己就是當權派，本身就應該是被革命和造反的對象。
關於“聯司”和“東方紅”兩派組織各自的成員狀況，“聯司”曾經做過統計。以下是當時的統計（表格中的“紅衛兵指揮部”即“東方紅”的前身之一，“串聯站”即“聯司”）：
表1 全廠各級領導幹部參與各群眾組織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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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
合計 |
屬紅衛兵 指揮部一方 |
屬串聯站 一方 |
不參與 或不表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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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
％ |
人數 |
％ |
人數 |
％ |
||
|
領導幹部合計 |
260 |
182 |
70 |
59 |
23 |
19 |
7 |
|
廠黨委委員 |
17 |
13 |
76 |
2 |
12 |
2 |
12 |
|
十七級以上幹部 （除黨委委員） |
17 |
16 |
94 |
1 |
6 |
－ |
－ |
|
正副科級幹部 （除以上二項幹部） |
94 |
50 |
53 |
32 |
34 |
12 |
13 |
|
工長級幹部 （不包括組長） |
44 |
31 |
71 |
10 |
22 |
3 |
7 |
|
政治工作幹部 （除以上四項幹部） |
88 |
72 |
82 |
14 |
15 |
2 |
3 |
表2 領 導幹部基本群眾百分比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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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
屬紅衛兵指揮部 |
屬 串 聯 站 |
不參與或不表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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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 |
幹部 |
％ |
群眾 |
幹部 |
％ |
群眾 |
幹部 |
％ |
群眾 |
幹部 |
％ |
|
6000 |
260 |
4.3 |
1200 |
182 |
15.2 |
4000 |
59 |
1.5 |
800 |
19 |
2.4 |
（以上兩個表格引自1967年2月 的傳單《上柴“紅衛兵指揮部、東方紅戰鬥總部”的保皇鐵證》，上海柴油機廠“揭老保”戰鬥組編。）
“聯司”又公布自己總部常委等人的情況：“19人中黨員7人、團員2人；家庭出身除1人係小業主外其餘均為工人和貧下中農”。所以“聯司是以基本群眾為主體的革命組織，聯司負責人是這個革 命造反派組織中的積極分子，聯司及負責人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引自《聯司戰報》1967年7月8日第3期所載《政治陷害者的卑劣伎倆》，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聯司戰報編輯部》主辦，陳國康文革 資料藏上海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聯司”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造反派。一則他們組織成員中文革前的幹部比“東方紅”少得多；二則他們反 的是自己的直接領導，壓力大，風險也大；三則他們是“17年受壓製者”。他們對“東方紅”把他們稱為“保朱派”不以為然，說“我們保這些當權派幹什麽，我們頭上 又沒有烏紗帽！”（引自《群眾的眼睛全然沒有錯》）
1966年12月22日，“聯司”以黨委將“黑材料”轉移至“東方紅”派的“紅衛兵指揮部”為由，砸了“紅衛兵指揮部”以及 “東方紅戰鬥總部”，兩派衝突開始尖銳化。
1967年1月10日，“聯司”接管上柴廠的黨政權力，不久又成立上海柴油機廠革命委員會。但是“東方紅”不承認這個奪權， 發表聲明說要“徹底粉碎這個反革命奪權”。（引自《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上柴廠的兩派衝突於是又升級，今天這派有人被抓，明天那派有人被打，不過最初還屬於一家大廠內部兩派 摩擦。
上柴廠獨特的文革兩大派陣線曾引起許多人的興趣，還是在1966年11月，就有“首都三司”紅衛兵進駐上柴廠進行調查，交大“反到底”、同濟“東方紅”、“首都三司駐滬聯絡 站”等，都曾經組織調查組去上柴廠。以後，各路紅衛兵調查團進駐上柴廠不斷。紅衛兵大多支持“東方紅”，例如陳國康在“人民網”上的《陳老頭子的集藏博 客》中，《上柴“聯司”資料1》中指出：“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支持“東方紅”，不過清華“井岡山”的幾個戰鬥隊支持“聯司”。因為 “東方紅”中黨團員多，且又反對上海市委。一個當年參加過調查團的紅衛兵文革後回憶：“我們進去調查後覺得，全國隻有上柴廠文革的階級關係是清楚的，因為 這個廠和別的廠不一樣，黨團員是造反派。我們認為造反派是文革的主力軍，就應該是黨團員組成。”（李遜1989年對宋永毅的訪談，宋1967年 初曾參加過一個進駐上柴廠的紅衛兵調查團。）
紅衛兵的觀點直接影響“工總司”尤其是王洪文。王洪文對紅衛兵的意見一向比較重視。這使“聯司”與“東 方紅”的矛盾又升級為與“工總司”的矛盾。
去上柴廠的學生紅衛兵大多支持“東方紅”，令“聯司”很惱火，“聯司”多次與學生發生衝突。1967年2月6日至20日，“聯司”與去上柴廠調查的紅衛兵以及上柴廠“東方紅”連續摩擦，雙方都有人被打。（引自《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學生向社會呼籲要求支援，上柴廠的兩派鬥爭開始引起社會關注。
上柴廠的第一次大規模武鬥
1967年1月21日，上柴廠兩派發生衝突，“東方紅”稱自己一派先後有200人被打，向“文保會”（“上海市文化革命保衛委員會”，參加者多為公安人員）控告“聯司”。第二天，“文保會”派專門調查組去上柴廠調查，並與兩派代表協商，共同製定了不許私設公 堂、扣人、打人等四項協定。
但兩派的衝突並沒有停止。1月24日清晨5時半，“聯司”抓走“東方紅”的人。聞訊趕去調停的二百名“文保會”（“文化革命保衛委員會”）和“公革 會”（“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員會”）人員，一進廠也遭包圍扣留和毆打，帶去的步話機和手銬被搶走，還被撕下公安帽徽和領章。（引自《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
“東方紅”向“工總司”楊浦區聯絡站求救，楊浦區聯絡站調來近萬人，控製了上柴廠周圍從閘北電廠至翔殷 路之間的地區，將上柴廠團團包圍，要聯司“交出打人凶手”。“聯司”的人關緊工廠大門，三次拉響防空警報，爬上房頂反擊。但最終還是沒有守住，晚上7點，六千多人衝進上柴廠，當場抓走“聯司”方麵許多人。
這次衝突造成上柴廠全廠停產一天，一些廠房設施被破壞。“東方紅”方麵說自己一派多人被打；而“聯司” 則說自己方麵二百多人被綁架。
事情發生當天晚上，張春橋將王洪文叫去興國路賓館，要王洪文出麵調停，去上柴廠讓兩派坐下來談判。王洪 文和陳阿大趕去上柴廠，找到在場的黃金海及楊浦區聯絡站的人，說服他們撤人。武鬥終於暫時平息。（《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 人幫”辦公室1981年2月 編）
但是，上柴廠兩派積怨更深。“聯司”不服“文保會”對上柴廠武鬥的處理。第二天，一千五百多名“聯司” 成員及家屬，分乘二十幾輛大卡車，身掛“我是反革命前來自首”的牌子，往“文保會”所在的福州路遊行示威和抗議，要求釋放被抓人員。（引自《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這是“聯司”將廠內衝突推向社會的開端。
這以後，上柴廠大小武鬥不斷，而且越來越頻繁。衝突中，“聯司”始終占著上風。他們人數比“東方紅”多 得多，廠裏的廣播台也為他們控製。每有摩擦，“東方紅”都不是對手，被打得幾次全體人員撤出工廠。對此，王洪文和葉昌明等多次說過: “‘東方紅’頭頭很無能，被‘聯司’一打就跑出來了”， “‘東方紅’太軟，被‘聯司’一打就往外跑，把廠裏的陣地都讓給了‘聯司’。‘東方紅’的活動能力太 差，不如‘聯司’會造輿論”。（前一句話轉引自王秀珍1979年9月1日供詞，後一句話引自葉昌明1978年4月19日供詞，均刊於《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中共上海 市委揭批“四人幫”辦公室1981年2月 編）
市革會和“工總司”總部，一開始想將“聯司”和“東方紅”兩派捏在一起，希望兩派聯合。但多次努力，沒 有成功。
三軍宣傳隊和“工總司”都支持“東方紅”
市革會幾次向張春橋匯報上柴廠情況。3月，張春橋決定派解放軍宣傳隊進駐上柴廠，因為隻有軍宣隊才可能被兩派組織都接受。但派什麽部隊去，頗 費考慮：“張春橋決定在上柴廠派‘三軍’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在上海是獨一無二的。張春橋講過，上柴廠海軍轉業幹部多，再派海軍不太好，武裝部是支持 東方紅的，派警備區聯司不信任，不好工作，最後決定派陸海空三軍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上柴廠的問題在市革會碰頭會議上議論過很多次。”（引自王承龍1978年8月28日）
派海軍去會被“聯司”懷疑有傾向性，因為“東方紅”中海軍轉業軍人多，而且上柴廠原來的軍宣隊就是海 軍，是支持“東方紅”的；陸軍去也不容易展開工作，因為上柴廠所在的楊浦區武裝部支持“東方紅”，區、縣武裝部都屬上海警備區管轄，而陸軍是由警備區派出 的。於是陸、海、空三軍都派。這樣一支由三軍組成的宣傳隊在上海是絕無僅有的。
3月23日，軍宣隊進駐上柴廠，受到兩派群眾歡迎，雙方都希望軍宣隊表態支持自己這派。三軍宣傳隊進廠後便組織成 立上柴廠“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聯司”認為其中沒有自己一方代表，指責說這是個親王洪文的“王家鋪子”。
經過一個月調查，軍宣隊在4月1日宣布“聯司大方向有問題，不對頭，錯了”。4月24日下午召開全廠廣播大會，明確表態支持“東方紅”，再一次宣布“聯司大方向錯了，而且一錯再錯”。（引自《駐滬三軍支左辦公室堅決支持上柴東方紅》，載1967年5月1日《工人造反報》，“陳國康文革報刊資料”，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
這個表態是經市革會討論的：“三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上柴廠一段時間之後，對上柴廠運動表態是經過市 革會碰頭討論過的。並且為了支持‘三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工總司表態支持，還安排上海的群眾組織聯合發表聲明支持。”（引自王承龍1978年8月28日）
三軍宣傳隊還於4月6日，讓市政法指揮部抓走柏和盧兩人。市政法指揮部讓“公革會”執行抓人。
“聯司”原本希望三軍宣傳隊為自己說話，不想三軍宣傳隊還是向著“東方紅”，4月22日，砸了軍宣隊組織的“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4月26日又組織赴京控告團，由“聯司”負責人楊仲池帶隊北上告狀。楊仲池1967年8月後被關押8年，文革後平反。
三軍宣傳隊抓柏、盧二人的理由是此二人“一貫打人”。這個本來意在抑製“聯司”的行動，卻促使了“聯 司”的進一步行動。
5月20日，回上海的楊仲池帶隊，“聯司”二千餘人前往福州路上的市公安局門前靜坐示威，要求釋放被抓的柏、盧二 人。還成立接待站，爭取社會同情。“聯司”通過靜坐示威，將活動場所從上柴廠搬到了人民廣場，福州路的一頭是上海市公安局，另一頭是人民廣場。上柴廠內兩 派矛盾於是又在人民廣場展開。
張春橋最初對上柴廠的兩派沒有表態，至少到5月初前，張春橋對“聯司”還沒有下定論。他在5月5日的一個講話中說：“上海有個大廠子，六千多工人，分兩派，一派四千，一派兩千，兩派都互相說對方是保皇 派。又都說自己是左派，經常武鬥。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就分成兩派，到現在已經十個月了，還是兩派，還是武鬥，一打就可以去幾千人，從外麵廠子調一些人，一方 是兩萬人，一方是一萬人地幹。經常打。為了想識別一下究竟哪一個是左派，北京和外地在上海的三十幾個左派學生組織和上海的所有左派組織，工人的，學生的， 機關的，都介入了。結果，別的問題左派組織都很一致，就在這個問題上一分為二，兩派弄得誰也做不了結論。我們收到關於這一工廠的材料就一大堆，我們現在也 判斷不清楚。”（張春橋1967年5月5日在濟南軍區機關排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引自《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宋永毅主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 究中心2006年版）
張春橋還要再觀察。
“支聯站”使“聯司”走向社會
“聯司”從一個工廠內的矛盾成為全市性矛盾，是從全向東和陳卜昌的加入開始。全向東，真名湯福坤，文革 中是上海交通大學教師，1967年8月後被關押多年，文革後平反，2007年在美國逝世。陳卜昌，1944年生，文革中是上海汽車配件廠工人，1967年後被關押，判20年徒刑，1978年11月被釋放並平反。
全向東那年32歲，任上海交通大學140教研室助教。2月29日，前往上柴廠與“聯司”負責人楊仲池見麵。他和楊仲池都是文革前的大學畢業生，楊仲池1962年自清華大學機械係畢業，被分配進上柴廠，任鑄工車間技術組長。湯、楊二人交談非常投合，全向東表示支 持“聯司”。全向東擅長演講，講話很會抓住聽眾的情緒。他的加盟，理清了“聯司”的思路，放大了“聯司”的聲音，為“聯司”爭取到許多同情者。
陳卜昌是上海汽車配件廠的鉗工，時年24歲，參加過“安亭事件”，當時擔任廠革委會主任、虹口區革委會（籌）委員。他是在6月4日與“聯司”開始聯係的，陳卜昌提出將全市的反對派勢力聯合起來，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聯司革 命行動聯絡站”（即“支聯站”）。（ 引自《“支聯站”內幕種種——“支聯站”壞頭頭陳卜昌供詞摘錄》，載1967年8月9日《工人造反報》；以及《反逆流戰報》1967年9月6日第6期中所載《“聯司”和“支聯站”累累罪惡內幕目擊記》，紅衛兵上海第三司令部、上海財貿係統革命造反委 員會、華東化工學院紅衛兵師（籌）紅旗總部聯合主辦。，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陳卜昌的加盟，將“聯司”與“東方紅”的矛盾，從上柴廠擴展到整個上海。
6月14日下午4時，數十萬人在人民廣場召開聲援“聯司”的“誓師大會”。用4輛大卡車搭起的臨時主席台上，陳卜昌首先發言，然後“聯司”的支持者們紛紛上台發言。
雖然6月14日這天的大會，並不是“支聯站”成立大會，但大會後，全市許多工廠支持“聯司”觀點的團體紛紛去人民廣場 表態、發言支持“聯司”，或者為“聯司”提供物質支援。全向東和陳卜昌串聯了一百多個“支聯站”，開展對“聯司”的聲援活動，到7月全市“支聯站”更發展到627個。（這個數字引自未刊稿《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
“支聯站”的興起，使“聯司”力量大增。上柴廠兩派矛盾就這樣發展到社會上，在全市形成兩大派。所有對 市革會、“工總司”或對張春橋、王洪文不滿者，終於找到一個代言人。一時上海大大小小“支聯站”成立。
“支聯站”是過去的反對派力量的重新整合。那些挨過整受排擠的造反派群眾，那些被打擊的保守派群眾，那 些對文化大革命感到失望的人們；那些被解散的一、二、三“兵團”和“工三司”成員，那些受張春橋打擊的“紅革會”、“炮司”成員，那些被排擠出“上海人民 公社”的造反派組織，還有許多對張春橋、徐景賢、王洪文不滿的人們，都集合到“支聯站”的旄下，結成了一個新的反對派陣營。
“聯司”被砸後，《工人造反報》上曾登出過一篇文章：《我為什麽要“支聯”，反工總司？》。作者戴祖大 是原“一兵團”負責人戴祖祥的弟弟。他曾隨戴祖祥參加過“工總司”的早期活動，後來又隨戴祖祥反對過“工總司”。雖然這篇交代是他關押期間被迫寫的，但反 映出參加“支聯站”成員的心態。戴祖大說，他哥哥戴祖祥因為成立反“工總司”的“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在3月被關押，“對此，我對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刻骨仇恨，並把我哥哥戴祖祥的拘留歸罪於他們，因此，我就一 直想乘機報複。就在這種思想根源下，我就和上柴聯司站在一起，開始了反工總司、市革會領導的罪惡的階級報複活動，於七月底正式組織了‘壓勿煞戰鬥隊’，並 散發了好幾種夥同‘聯司’反王洪文等革命領導人的傳單……。”（載1967年8月7日《工人造反報》，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
又如《解放日報》社的“支聯站”，後來被揭發就是當初《解放日報》被奪權時，拒絕印刷“第一張新生的 《解放日報》”的工人們，也即都是當初的“老保”（引自《支聯站必須解散》，載《反到底通訊》1966年8月5日第46期，上海交大反到底紅衛兵、兵團總部第一動態組主辦，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在一些反對“聯司”的小報上，更不時可以看到文章揭發哪個支聯者過去曾經是老保、“赤衛隊”，或什麽 “兵團”的分子。
“聯司”開來二十多輛大卡車，在福州路口人民廣場排開，又從廠裏運來了柴油發電機自行發電，每輛卡車都 裝上大喇叭，隻要車上的人一說話，全廣場都能聽見；晚上柴油發電機將廣場照得通亮。過了幾天，江南造船廠的“支聯站”又拉來了厚木板和三角鐵，以幾輛卡車 為底座，焊接搭起了演講台。每天晚上，人民廣場上不是“支聯會”，就是辯論會，或者是聲討會；講演、辯論、撒傳單。文化大革命開展一年，群眾中的種種不滿 情緒在這裏找到了宣泄之地。所有的不滿情緒在這裏受到鼓勵，並傳染放大，人民廣場成了反對派的天下，廣場集會每天到下半夜才散。
“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
“聯司”原來反對的隻是自己廠裏的對立麵組織“東方紅”；自從全向東等加入，“支聯站”興起，“聯司” 的對立麵擴展到市革會和“工總司”以及“公革會”、“財革會”等。因為這些組織都是堅決反對他們的，而且市政法指揮部抓“聯司”的人都是由“公革會”出 麵；還有駐滬海軍，因為“聯司”認為駐上柴廠的三軍宣傳隊中，海軍最堅決支持“東方紅”。
下麵是全向東的部分言論，可以看出全向東矛頭指向：
l “春橋同誌文元同誌對這些山大王估計太高，依靠太多，也是山大王為所欲為的促成條件之一。”
l “安亭事件應該有個恰如其分的曆史估價。既有初期推動運動好的一麵，更有它帶來破壞性的一麵。”
（以上引自《全向東的黑話必須嚴加批判》，原載交大反到底兵團的傳單，《工人造反報》1967年7月15日轉載，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
l “上海市在1967年以來，‘群雄’突起，山頭繁多，新式的行會借著造反的名義紛紛建立，山頭較大或較早的拉到虎皮者，就 拉著虎皮作大旗去嚇唬別人，發號施令，為所欲為，成為‘新形式’的工作組和新型反動路線的執行者，‘四大’得不到發揚，運動冷冷清清。”
l （安亭事件）“絕不應該成為某些野心家用之不絕，取之不盡政治資本的聚寶盆，應該把這些山頭解散，把種 種新型工作組解散。”
l “我認為這些靠所謂‘安亭事件’起家的人，不能代表上海市廣大革命造反派，從數月來運動的實踐，他們中的 很大部分是一些投機家和野心家，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必須重新改組，把這些人清洗出去。”
（以上引自《把“聯司狗頭軍師全向東的黑話示眾》，文匯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解放日報革命造反聯合 司令部、支部生活革命造反司令部1967年7月 尼日，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
l “在3月份王洪文集團掌握工總司大權以來，就在其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把上海的工人運動引入歧途。”
l “上海工總司的司令部和基層組織、基層群眾是分離的，在廣大革命工人的心裏並不承認這個爛掉了的司令部是 自己的領導。”
（以上轉引自《亡命之徒在嚎叫——把全向東潛逃武漢期間寫的黑文章“上海告急”、“紅色上海發刊詞”、“鮮血不會白流”揪出來示眾》，載 《反到底》1967年9月17日第22期，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主辦，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
全向東反對 “工總司”獨覇造反派天下，他稱“工總司”為“某些大牌組織”，他尤其對王洪文不以為然，認為王洪文不 是真正的工人，不能代表工人階級。他的理論根據仍是階級鬥爭學說，他所有的言論不是反對造反派，更不是反對文化大革命，而是討論誰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奪權 後究竟應該由誰來掌權。全向東認為市革會必須改組，把王洪文、徐景賢等清除出去。
“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轉引自1967年7月28日《工人造反報》，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全國六個革命委員會五個已經垮台了，上海你們等著看好了，曆史會證明，要把革委會中的著名人物一個 個揪出來。”“上海某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篡奪了政權”，“徐景賢、王洪文就是新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陳國康文革報刊資料”，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以上轉引自《全向東罪惡活動醜事記》，載《反到底》1967年9月17日第22期，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主辦）
幾乎就在全向東說這些話的同時，以北京大學生中的“四三派”為代表，提出“權力財產再分配論”，立即遭 到主流話語批判。上海的《文匯報》也馬上在7月24日發表批判文章《評一種所謂“新思潮”》。後來“聯司”被砸之後，全向東的這些講話被與“權力財產再分配 論”掛上鉤，遭到批判。
“解福喜事件”
與此同時，兩派衝突不斷升級。從6月22日起，至6月29日，上柴廠又發生連續武鬥事件。這次武鬥中被打傷者二百多人，其中十多人重傷。（引自《上柴“六•二九事件”真相》，載1967年7月1日《工人造反報》，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
上柴廠兩派長期武鬥，“東方紅”一派幾次被打出廠，“聯司”一派也是無心生產。據當時一份小報報道統 計，在這個6000職工的工廠中，僅“聯司”方麵：“5月20日至6月5日中，聯司成員曠工人數達6143人次。平均每天曠工人數達409人，而且還不包括每天報到後又外出的，和不作統計的非生產的科室人員。鑄工車間6月1日至5日的曠工人數也沒計算在內。”（引自《上柴“聯司”頭頭在幹什麽》，載1967年7月20日《解放日報傳單》，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這個統計沒有將“東方紅”方麵的曠工工人數計算進去，否則人數還要多。
在整個“聯司”與“東方紅”的衝突中，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以及“工總司”都態度明確地站在“東方紅”一 邊。王洪文多次召開“工總司”總部會議，商量如何對付聯司，以“工總司”的名義在《工人造反報》上發表聲明譴責“聯司”，還要葉昌明去“工總司”所屬區、 縣、局聯絡站聯係，要他們也公開支持“東方紅”，譴責“聯司”。（引自《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中葉昌明1978年4月19日供詞）
6月30日下午，王洪文以市革會領導人身份，與“工總司”的潘國平、葉昌明、陳阿大等，還有駐滬三軍支左辦公室的 軍代表劉政委，聯合接見慰問“東方紅”被打傷者。以探望行動作為不是表態的表態。
7月1日，市革會在人民廣場組織十萬人集會，“聲討‘聯司’和‘支聯站’挑起的武鬥”。
7月18日，上柴廠局勢又進一步惡化，再一次發生武鬥，“東方紅”一派的群眾解福喜被打死。
解福喜是一個車間的工段政治指導員，共產黨員。武鬥的起因是7月18日那天上午，“聯司”認為“東方紅”提前覆蓋了他們刷的大標語。兩派群眾發生爭執，4個“東方紅”工人被20多個“聯司”工人圍住。解福喜見狀，上前勸阻，被“聯司”的人拖走，第二天死亡。“東方紅”認為他是被 “聯司”打死的，因為他身上傷痕累累。事件發生後，“東方紅”派認為在廠裏生命安全沒有保障，又一次全部撤出工廠。
從1966年底至1967年7月，上柴廠先後發生幾十起武鬥，上柴廠的生產幾乎停頓。“支聯站”的興起又將上柴廠的矛盾推向社會。本 來有可能通過談判解決的分歧，被一次又一次的武鬥衝突激化升級著仇恨，直到解福喜的死亡。
7月21日，以“工總司”為首的上海各造反派組織在人民廣場召開聲討“聯司”、追悼解福喜大會，王洪文在會上發 言。會上宣讀市革會政法指揮部通令，通令要求“以楊仲池為首的上柴‘聯司’負責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過程，交出殺人凶犯名單，聽候審判。”（引自《東方紅報》1967年7月27日第2期所載《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法指揮部通令》，工總司上柴東方紅總部，東方紅工學革命造反兵團合編，藏複 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會後，與會者分乘上百輛卡車遊行。
市革會一方麵在上海所有報紙上開展政治攻勢，徹底孤立“聯司”；一方麵讓兩派代表都到市革會來談判（引自王承龍1978年8月28日《關於上柴問題》）。解福喜被打死之後，市革會王少庸、徐景賢、王承龍以及三軍代表，與“聯司”負責人坐下談判。但是， 談判沒有成效，“聯司”不接受市革會要他們交出打人凶手的要求。
解福喜被打死之際，正是武漢“7•20事件”發生之時。7月23日，市革會召開聲討武漢群眾組織“百萬雄師”以及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的大會，會後舉行遊行。
事態已經發展到打死人，而且在武漢，被中央文革反對的一派群眾組織正遭到壓製和解散。“聯司”卻沒有察 覺局勢變化，仍沒有降溫或改變策略，不但繼續反對以市革會及“工總司”為首的主流派，繼續在鬧市區和人民廣場宣傳，辯論，而且還進一步籌劃更大的行動，準 備成立全市性的支聯總站。
事態繼續擴大
市革會一麵倒的表態不會使兩派對立的局麵緩和，相反，事態還有擴大趨勢。從6月底到7月底，光是人民廣場及附近地方就連續發生多起武鬥事件，雖然不一定都是“聯司”或“支聯站”所為，而可 能是圍觀起哄者幹的，但起因都是由於支持或反對“聯司”引起：
6月29日晚上12點，西藏路江西路口的市青年宮被衝砸，玻璃打碎，一人重傷。起因是“聯司”的人說有人從青年宮內樓上往 下灑六六六粉（一種殺蟲劑）。（引自1967年7月7日《工人造反報》載：《戳穿“聯司”賊喊捉賊的卑鄙伎倆——關於上柴廠“6•29“嚴重政治事件的調查報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主編，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
7月3、4、5日晚上，吳淞路海寧路上的市北區郵電局被連續衝砸，一人被打傷。起因是那裏有個廣播喇叭在播放《工人造 反報》上批判“聯司”的文章。（引自1967年7月11日《工人造反報》載：《又一出醜據——上柴“聯司”和“支聯站”一小撮混蛋衝砸市北區郵電局調查記實》，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主編，藏複 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
7月8日晚上，西藏路福州路口的市飲食公司大樓被衝砸，所有廣播器材被砸毀，2人重傷。起因是“財革會”在那裏設了一個廣播站播放批判“聯司”的文章。（引自1967年7月11日《工人造反報》載《“聯司”和“支聯站”一小撮人唆使暴徒砸毀“財革會“廣播站，財革會就此發表嚴正聲 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主編，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
7月9日和8月2日晚上，淮海路西藏路附近的光明中學被衝砸，校門被搗毀，門口所有玻璃被砸毀，光明中學的門房間被火燒 毀。起因是該校紅衛兵在外麵散發反“聯司”傳單，在校門口懸掛反“聯司”大標語。（引自1967年7月15日《工人造反報》載《革命的組織是衝不跨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主編，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
7月31日、8月1日和8月3日晚，南京路四川路口的上海市手工業局辦公大樓被連續衝砸。起因是一輛卡車上的紅衛兵對著另一輛卡車上的 人員高呼“聯司必敗”口號。紅衛兵的卡車因此被對方攔下，所乘人員被毆打，其中一個女中學生被侮辱。事發附近的手工業局值班人員見狀出麵製止，與打人者發 生口角，也遭毆打，累及所在的手工業局大樓遭衝砸。大樓的大部分大小玻璃共一百四十七塊被砸毀，而當時一塊大玻璃就值五百元；二十一間辦公室被砸，打字 機、速印機等辦公用品被毀；底層產品陳列室被搶，手工業局機關文件被燒。還波及對門和附近的和平飯店、春雷童裝店和益眾商店也遭毀壞。手工業局內六人被打 傷，其中二人被打至重傷。（引自1967年8月8日《工人造反報》載《南京東路“7•31”“8•1事件真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主編。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
市手工業局門前這場襲擊連續3天，到8月3日半夜，更達到高潮：一輛卡車去人民廣場參加市革會召開的聲討“聯司”大會，行至手工業局門口被攔下，車上人 被拖下毆打，多人因此被打傷；一輛“交大反到底”的摩托車在手工業局旁邊的和平飯店門口被攔，騎車者被打成重傷，摩托車被燒毀。（引自1967年8月8日《工人造反報》載《南京東路“7•31”“8•1事件真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主編。藏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這篇文章說騎車者在送醫院途中就 死了，但筆者查閱其他傳單，說是送醫院後重傷搶救，頭部縫了好多針。筆者覺得後一種說法更可信些。因為如果死了人，應該還會有後續傳單或文章，但沒有查 到。）
鬧事和看熱鬧的人群整天擁擠在馬路上，搞得途經人民廣場的49路公共汽車隻能改道，光明中學附近西藏路上的公共交通17路無軌電車無法通行。
與此同時，在上柴廠內，從6月1日到7月20日，不到一個月時間內，武鬥就有三十多起。解福喜就是在其中一起衝突中被打死的。（引自1967年8月7日《工人造反報》載《同無產階級專政為敵者必將粉身碎骨——上柴“聯司”一小撮壞頭頭陰謀製造“上海第二次大亂”的可恥下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主編，藏 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
市革會向“聯司”送《公開信》
麵對“聯司”和“支聯站”的日益壯大，“工總司”利用自己手中的《工人造反報》開展猛烈宣傳攻勢，連續 發表文章批判“聯司”。
8月2日，市革會發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給上柴聯司革命群眾的一封公開信》，要“聯司”群眾“反戈一擊”，“起 來檢舉揭發，抓出殺害解福喜同誌的凶手及其幕後策劃者”。
這封信是市革會的王承龍等人極力主張寫的，王承龍主張“先禮後兵”，先以市革會和政法指揮部名義發“公 開信”；而王洪文則主張快刀斬亂麻，不主張發什麽信。（王洪文和王承龍的主張引自《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 五》中的張寶林1979年11月25日供詞，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1981年2月）最後，市革會同意王承龍意見，給“聯司”送公開信。
8月3日下午5時，三輛宣傳車載著市革會代表、駐滬陸海空三軍代表，以及《文匯報》、《解放日報》、《支部生活》記 者，還有上海電視台記者和東方紅電影製片廠電影拍攝人員，上百人分乘三輛卡車，前往上柴廠。當車輛駛至上柴廠大門口時，被“聯司”的人攔下。結果宣傳車上 高音喇叭被砸，攝影記者的攝影機被搶，東方紅電影製片廠的吉普車被扣下，市革會公開信被燒毀，市革會和三軍代表以及記者共二十多人被毆打和扣留，並都被關 進地下室。據“聯司”後來說，扣押他們是打算萬一發生情況，可以將這些人作為人質提條件。
下午5時左右，《公開信》代表被打被扣消息傳到市革會。
“聯司”根本不把市革會放在眼裏，連市革會代表都敢打甚至扣留，顯然是對上海最高權力機構權威的公然挑 戰。市革會決定立即於當夜在人民廣場召開聲討“聯司”大會，逼迫“聯司”釋放被扣押的人質。
8月4日淩晨1時左右，全市群眾組織在人民廣場召開數萬人的“控訴‘聯司’罪行大會”，市革會領導們：王少庸、王洪 文、徐景賢、王承龍出席大會，徐景賢、王洪文、王承龍並講話。被打死的上柴廠工人解福喜的妻子、被搶了攝影器材的攝影記者，都上台控訴；“同濟東方紅”的 陳敢峰代表紅衛兵發表講話。大會開得很短，半小時不到就結束。
8月4日早晨5點，市革會接到消息：上海柴油機廠已經被幾萬人團團包圍。
上海文革中最大的武鬥——“8•4砸聯司”大武鬥，就這樣開始。
結 語
從“聯司”和“東方紅”的早期軌跡，可以看出文革前的社會人際關係是怎樣被文革初期的政治動員梳理出派 別意識。這是文革初期派別形成的又一模式，即派別意識不隻由文革前與主流政治的親疏，而且也由人際關係的親疏決定。而以後，政治因素又不斷激化著派別的矛 盾。在上柴廠，幹部問題是兩派群眾組織矛盾的開端。對幹部的爭奪，就是對政治資源和話語權的爭奪。幹部問題是奪權的關鍵，正是奪權和對於幹部的評價，激活 造反派組織的欲望以及組織之間的分歧。誰都希望奪得這個能夠顯示自己組織正確的至關重要的政治資源。在矛盾衝突的過程中，每一方都堅持不懈地不斷證實自己 的正確及對方的錯誤，因為一旦失敗，帶來的結果是全盤皆輸，不隻是自己這派組織的潰滅，而且更是組織中每個個人尤其是領導成員的徹底垮台。這是文革中群眾 組織之間衝突不斷升級的原因之一。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文化傳統，又一次發揮強大的影響。
整個反對“聯司”和“支聯站”的過程，反映出文革對上海造反派角色轉換的要求。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建 立，是文革對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等秩序的恢複和重建。因奪權而成為或即將成為各級領導的造反派們，角色的轉換要求責任的轉換。此時的造反派的職責，必 須從“炮打”、“火燒”“走資派”，轉為“支持新生的革命委員會”。
於是，“一月革命”前，衡量“革命派”或者“左派”、“右派”的標尺是“造反”還是“保皇”。造反派是 文革動力，必須大力支持；保守派是文革阻力，不被允許存在。但是“一月革命”以後，衡量“革命派”的標尺因文革新政權的建立而改變，以是否維護革命新政 權、新秩序為標尺。
可是“聯司”和“支聯站”卻沒有悟出這個變化，他們的標尺還是“造反”與“保皇”，還在糾纏誰是“造反 派”誰是“保守派”，全然不顧他們所反的對象不再是“走資派”，而是文革中建立起來的新政權；全然沒有覺察文革話語已經改變，“革命派”已經以是否擁護市 革會和新秩序為準則。“聯司”指責“東方紅”是老保，既然是老保，就沒有存在權利；市革會支持“老保東方紅”，所以市革會也必須改組。他們挑戰文革新秩 序，挑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權威，以為隻要造反就必然革命，必然是文革原動力，就必然應該掌權，根本沒有想到這種原教旨造反主義已經使自己成為文革發展的 新阻力。
“聯司”和“支聯站”將“一月革命”前造反派“炮轟”上海市委的口號“上海必須大亂”，稍作修改，重又 拿出來作為自己的口號：“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這是已經成為文革強勢集團的“工總司”等最不能接受的。用《工人造反報》上的話來說：過去亂，是亂了走資 派，現在再要亂，就會亂了自己。反映了已經躋身上海主流政治的“工總司”等造反派們對不同階段秩序的態度。
砸“聯司”是上海文革中規模最大的一場武鬥。和外地死人無數的武鬥相比，上海的這場大規模武鬥要克製得 多，隻死亡1人。而且，這場武鬥與外地同一時期發生的動輒動刀動槍的武鬥相比，還有一個顯著不同，就是沒有動用槍枝 彈藥。上海幾次著名的武鬥，最初1966年12月底的“康平路武鬥”隻是拳腳相加；以後包括這一次上柴廠的大武鬥，都隻是以長矛、鐵棍、彈弓、燃燒瓶 和高壓水龍為主要武器，殺傷力較小。這一方麵是因為上海地方文化所特有的上海人對生命的相對尊重和對法律的相對敬畏，另一方麵，也與駐上海軍隊沒有太深介 入上海地區文革有關。上海地區的矛盾都由張春橋表態定奪是非，軍隊對上海的是非沒有發言權。向上柴廠派軍宣隊，是上海市革會派出；軍宣隊進廠後的傾向，實 際是市革會的傾向，代表的是市革會，而不是駐滬三軍。這就使駐滬部隊領導部門與上柴廠的兩派都拉開了感情距離，避免了直接介入。
在全國一片武鬥烽煙甚至真槍真炮戰爭之際，砸“聯司”行動卻是上海文革中最後一次大規模武鬥。砸“聯 司”的兩個月之後，除了郊縣，上海的兩派武鬥基本平息。這為上海文革局勢的穩定起到決定性作用，上海就這樣以穩定的局麵，成為全國文革的樣板。
但是，這樣的穩定卻是以巨大代價換來的。這個代價，不僅是兩派群眾大量傷亡，不僅是上柴廠廠房設備財物 嚴重損壞，而且更是對本已混亂的文革理念的徹底摧毀。
文革初期。造反派之所以起來造反，是因為他們批評幹部卻受到壓製。解決強權國家中民眾對政府和執政黨的 批評和監督權，應該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之一。但毛澤東沒有從製度層麵將這些權利法製化永久化。而剛進入主流話語的造反派們，更是沒有對製度的呼喚意 識，當自己的權威遭到挑戰，他們出手甚至比當初整他們的幹部們更強硬和無情。
在這方麵，“工總司”的造反派們更是早有端倪。他們對“赤衛隊”，對“紅工”，對“二兵團”等，都是道 不同就相砸，動不動就宣布對方是“非法組織”；他們對幹部，對反對文革者動不動批鬥。就這樣，他們重複“走資派”曾經對待自己的方式，封死了從社會製度或 社會關係層麵進行哪怕是作些許改變的可能，文革徹底進入死胡同。而他們直到最後被真正“秋後算賬”，也許還沒有對自己當初與“走資派”同樣專橫的行為有所 醒悟。
但是，即使他們中有人嚐試，也不會被允許。事實上，不久紅衛兵中異端思潮紛湧，都是試圖對中國政治和政 體作進一步討論探索，但無一例外都被批判鎮壓。
這是造反派的必然悲劇，更是文革的必然悲劇。
說明：本文是筆者正在撰寫的《革命造反年代——文革時期的上海群眾運動》中一章的部分內容。引用資料大部來自陳國康先生 搜集的上海文革時期的傳單小報，在此對陳 國康先生的無私而熱心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謝。陳先生已經將自 己多年搜集的上海文革資料全部贈予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經數字化後，將全部向社會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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