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0031：失蹤的叛徒
——偵緝陳雲點名的反革命分子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09年第03期
文：南佩珊
一、一位中西醫兼看的大夫忽然失蹤
1951年9月20日中午，上海市公安局提籃橋分局接到一位名叫辛靜蓮的居民的報案，稱其丈夫昨日離家去上班後未歸，經過一夜半天的尋找，未見影蹤，也無音信，似已失蹤。
接待辛靜蓮的民警小唐詳細詢問了情況，辛靜蓮向民警作了以下陳述——
辛靜蓮的丈夫名叫趙錦章，四十二歲，在提籃橋區公平路上開了一家私營性質的“和順診所”，中西醫兼看，雇有一名護士。辛靜蓮和趙錦章結婚十七年，生育兩女一子，其子年方六歲，係家裏的掌上明珠。昨天是兒子的生日，趙錦章讓妻子準備一些菜肴，說他會早些下班回家，一家人替兒子慶賀生日，他還答應會給兒子帶回生日禮物——玩具汽車。
辛靜蓮按照丈夫的吩咐準備了一桌菜肴，還給兒子換上了一身新衣服。兒子從下午三點鍾起就開始等候父親回來，等著得到企盼已久的玩具小汽車。可是，一直等到平時下班的五點半左右，趙錦章還沒回家。辛靜蓮最初還以為是碰到了意外情況，比如病人多，或者是有個別難纏的病人在看過病後覺得收費不公道、療效有問題什麽的，找上門討說法，這樣就會耗去許多時間，導致無法提早結束營業甚至不得不晚些下班。辛靜蓮盡管這樣想著，但心裏總覺得不踏實，於是就去弄堂口對麵的“興峰鐵工廠”門房向門衛賠個笑臉，借用那裏的電話機往“和順診所”打了個電話，想詢問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可是，診所那邊的電話機光響回鈴聲而沒有人接聽。這樣，辛靜蓮就想當然地認為丈夫已經離開診所正在回家的路上，於是就回家去對兒子女兒說老爸快回來了，稍等即到。
趙錦章的診所開在公平路上，家則住在提籃橋區和榆林區交界屬於提籃橋區的霍山路盡頭。趙錦章上下班是騎自行車的，這段路正常情況下大約二十分鍾足夠了。可是，辛靜蓮回家後足足等了半個小時，還沒見丈夫回家。這樣，她心裏就犯了嘀咕，暗忖今天別是發生了什麽意外事兒吧？想著，辛靜蓮就覺得不放心，於是決定去診所走一趟，看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
辛靜蓮匆匆趕到診所門前，診所卻是鐵將軍把門。她定定神想，既然來了，就去找診所的那個女護士施佩瑤，問問究竟發生了什麽情況，丈夫為何既沒有消息也不見人回來？
“和順診所”雇傭的護士施佩瑤，是一位三十來歲的女人。她出生於上海灘的一個青幫頭目的家庭，其父跟青幫大亨黃金榮同屬青幫“通”字輩，據說黃金榮還得尊其一聲“師兄”。想來是可以做出一番黑道事業來的，再不濟弄些黃金白銀貴重細軟料是不成問題的，不料時運不濟，在施佩瑤八歲那年就患傷寒而歿。幫會中人講究江湖義氣，尤其是做出了市麵的更是要麵子，黃金榮當時出麵指定青幫中人專門替施家料理喪事。大殮那天，黃金榮還親自到場。以黃金榮當時在上海灘的聲望，他一出麵，其他幫會頭麵人物自然也都來了。黃金榮就跟另一大亨杜月笙嘀咕了幾句，杜月笙便登高一呼，當時就籌集得一筆款項專門用於將施家三個子女扶養成人。
施佩瑤就是靠著這筆款子讀完了小學，又讀了三年初中，然後進了英國教會所辦的一所護士學校，兩年後成了廣慈醫院的一名正式護士。廣慈醫院是當時上海灘最大最牛的醫院，醫務人員能在那裏供職，在業界是能夠引以為豪的。本來施佩瑤可以一直做下去，直到解放後也沒有問題。但是，到了1948年7月，她手裏卻出了一樁醫療事故，由於上夜班時打瞌睡而導致一名老年病人嗚呼哀哉。死者恰恰是當時駐軍上海的“國軍”少將的老太爺，於是施佩瑤的麻煩就來了。“國軍”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奉命當即將其拘捕，一場官司是少不了要吃的了。但不到二十四小時情況就發生了變化，施佩瑤被淞滬警備司令部的一輛軍車載著送回了廣慈醫院，原來是黃金榮發話了。但是，廣慈醫院卻容不下這樣一個發生重大事故的護士，當天就把施佩瑤給開革了。
施佩瑤回家後，閑居了兩個多月，一天逛街時路過公平路，看見那裏有一家正要開張的私人診所張貼出了“招聘護士一名”的告示，於是就去應聘。這家診所正是趙錦章的“和順診所”，聽說施佩瑤是廣慈醫院出來的，馬上如獲至寶似的把她收了下來。施佩瑤家住得離診所不遠，步行也不過十來分鍾，她就樂嗬嗬地開始上班。
當下，辛靜蓮便去了施佩瑤家，詢問丈夫的去向。施佩瑤告訴她，趙錦章是下午三點半左右離開診所的。他說今天是他兒子的生日，他得提早回家。臨走時，趙錦章交待了要施佩瑤辦理的兩樁接待病人的事兒，說辦理完後她就可以下班了，不必等到平時正常的五點半下班時間。施佩瑤又說，趙錦章看來對兒子的生日是蠻重視的，前兩天就在念叨了，今天中午還特地抽空去了趟百貨公司買了一輛漂亮的玩具小汽車，說是送給兒子的生日禮物。下午三點半他離開診所時，還到隔壁南貨店去要了一張包裝禮品的紅紙封住了玩具盒子。
辛靜蓮聽得明白，心裏卻是愈加糊塗了，怎麽也想不通丈夫離開診所後為何不回家而到現在還不知去向？她想了想，對施佩瑤說想去診所看看。於是，施佩瑤就陪她去了一趟診所，開門進去看了看，跟平時沒有什麽兩樣。施佩瑤說會不會趙錦章這時已經回家了，要麽打個電話回去問問？辛靜蓮於是就用診所的電話跟住宅弄堂口對麵的“興峰鐵工廠”門房間門衛取得了聯係，央求那位去她家看看丈夫是否回家了。門衛去看了看，說趙錦章沒有回家。
這下就更是奇怪了。連施佩瑤也感到不可思議，於是就決定相幫一同尋找趙錦章。兩個女人在診所商量著，先分析了趙錦章可能會去的地方，列出了十幾位親戚朋友的名單。這些對象分布於上海的七八個區，雖說都屬於市區範圍，但那時候並無住宅電話聯係，還是得一一登門詢問，靠她們兩人顯然是難以做到的，辛靜蓮便決定請娘家兄弟相幫。
這樣，辛靜蓮就由施佩瑤陪著先去了住在楊樹浦區的娘家，說了情況，請三位兄弟出麵連夜尋找趙錦章的下落。她自己則和施佩瑤一起去了小叔子家，一說情由，兩個小叔子當即提出和她們一起尋找。
這樣，到次日中午為止，已經有九名親戚朋友參加了尋訪趙錦章下落的行列，但是，他們跑遍了整個上海灘被認為趙錦章可能會去的所地方，所有被訪的對象不但沒有見到過趙錦章，連電話都沒有接到過一個。
這就奇怪了，趙錦章到哪裏去了呢？眾親戚分析下來，一致認為應該向公安局報案。於是，辛靜蓮就去了提籃橋公安分局，陳述了情況，請求警方查找丈夫下落。
民警小唐將辛靜蓮的這番陳述記錄下來後，向領導作了匯報。按照分工，此類事就交給分局治安科承辦。小唐正是治安科民警，領導就讓他跟派出所聯係一下，分局、派出所一起過問這件事。之所以說“過問”，是因為此事沒有立案。對於警方來說，群眾風風火火哭天喊地跑來報案稱家人特別是小孩失蹤的事兒是經常碰到的，你若在第一時間就認定應該立案偵查的話，常常是承辦員還沒調派妥當時，“失蹤”的人已經平安回家了。
派出所讓戶籍警小許過問此事。小唐、小許兩個年輕民警商量下來，決定先走訪失蹤人的妻子辛靜蓮。
這時是下午兩點，差不多已經兩天一夜沒有睡覺的辛靜蓮兩眼布滿了血絲，但腦子卻是非常清醒，她對民警說去分局報案後回家定下神來想了想，認為丈夫一向與世無爭，在社會上沒有任何冤家對頭，也向來沒有惹是生非之念，所以這次的失蹤就顯得蹊蹺，她甚至懷疑趙錦章可能已經遭遇不測之禍了。如果果真這樣，那麽她對診所的那位護士小姐施佩瑤有懷疑，認為事情多半跟其有關！
民警聞之暗吃一驚，自然要問辛靜蓮為何口出此言。
二、揚言要殺人的男子跟失蹤案有關嗎
辛靜蓮便說了她所曾經目睹過的一幕：三個多月前即1951年6月中旬的一天中午，辛靜蓮去外灘十六鋪碼頭送一位小姐妹去寧波，返回時途經公平路，便想去丈夫的診所坐坐。當時是中午十二點半左右，按照“和順診所”的慣例，中午是不關門休息的，這是當時一般私人診所的規矩。可是，當辛靜蓮走近診所時卻發現玻璃門關閉著，連裏麵的窗簾也拉了個嚴嚴實實，就像晚上診所關門停止營業後一樣。當時她就覺得有些奇怪，於是便悄悄湊攏過去，想看看裏麵究竟是否有人。由於拉著窗簾，窺看當然是看不到什麽的，她就隻好用耳朵聽。裏麵似乎傳出輕輕的異響，卻又聽不真切。這時，辛靜蓮馬上想起了那個女護士施佩瑤，心裏一陣緊張。想了想，就去了馬路對麵，躲在弄堂口那個街頭拔牙大夫的大陽傘下，偷偷察看著診所這邊。片刻，隻見診所玻璃門裏麵的窗簾拉開了，接著，門也打開了。辛靜蓮清清楚楚地看見裏麵待著兩個人：丈夫趙錦章和女護士施佩瑤。於是，她就明白這是怎麽回事了。
當時雖然已經解放兩年多，人民政府早已大力宣傳“婦女翻身，男女一樣”，號召提高廣大婦女群眾的社會地位了。但是，對於辛靜蓮來說，由於她是一個沒有工作和任何經濟來源的家庭婦女，在家庭的地位跟舊社會仍無什麽差別。而在這個家庭裏，趙錦章是當家人，主宰著一切。因此，辛靜蓮盡管極為氣憤，但是卻不敢發作，想了想，就悄然離開了。直到兩天後的晚上，見丈夫喝酒喝得似乎很高興時，才隱晦而婉轉地提醒了一下。趙錦章當時沒有說什麽，既未承認也沒有辯白，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至於趙錦章後來是否跟施佩瑤仍舊保持著那種關係，辛靜蓮就不知道了。
現在，發生了趙錦章失蹤之事，辛靜蓮想來想去實在想不出什麽原因，就不得不想到了這件事，她曾經聽說過施佩瑤的丈夫是青幫弟子，是一個遊手好閑之徒，心狠手辣，行事不計後果。解放後曾被公安局請進去吃過免費飯，原是要判刑的，但因為檢舉揭發有功，為體現政策而寬大釋放，政府還給安排了一份工作。但是，以辛靜蓮此刻的猜測，認為這樣的男人的凶殘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如果他知道自己的老婆跟其他男子通奸的話，那會采取什麽樣的報複手段就很難說了。
總之一句話，辛靜蓮認為趙錦章的失蹤多半是跟施佩瑤夫婦有關的。因此，她向民警提出：請求政府對她所提供的這條線索進行調查。
唐、許兩位民警聽說施佩瑤跟趙錦章還有這種事兒，覺得有調查一番的必要。於是就著手進行調查，這一查，還真發現了異常！
唐、許兩位民警商量後，先去向領導匯報了情況，請示是否需要立案偵查。領導的意思是讓他們先進行調查，是否需要立案視情況而定。於是，兩人便先去了“和順診所”，那裏，施佩瑤還在上班，當然替人看病是不可能的，但她認為還是有必要守著診所。民警帶去了封條，說既然診所主人不在，而且一時也不知其下落，還是先把診所封起來再說吧。當下就讓施佩瑤把她的東西帶走，然後把診所大門上了鎖，貼上了封條。
施佩瑤則被民警請到了派出所接受調查，她把對辛靜蓮說過的那番關於趙錦章昨天下午如何離開診所的過程又向民警作了一番陳述。民警做了筆錄，讓她閱讀確認後簽了名。然後，就言歸正傳問到施佩瑤跟趙錦章的關係。和當時所有有著這種所謂“男女問題”的男女一樣，最初施佩瑤矢口否認。民警於是不得不稍稍拋出了一點材料：某月某日，你和趙錦章大白天在診所裏關了門拉上了簾子，過了多久才恢複原樣。這件事當時是有人特別留意到的，是不是需要把證人叫來跟你對證後你才肯承認？不過，需要提醒你的是，根據政府的政策，如果這樣，那處理時就要考慮朝從重方麵傾斜了。
施佩瑤不過是一個尋常婦道人家，哪裏見識過這一套。當下就馬上改變口徑，對跟趙錦章的男女私通情況作了交代。對於民警來說，這不過僅僅是第一步，他們真正需要了解的情況是趙錦章的失蹤問題。於是接下來就詢問了施佩瑤的丈夫是否知曉她跟趙錦章私通之事。施佩瑤說原先不知道，但最近知道了，是因為她在睡夢中叫著趙錦章的名字說了曖昧之語，被丈夫聽見了，當時就喚醒她追問情由。
施佩瑤的丈夫名叫關寶應，是青幫打手，用當時一句使用頻率比較高的話來說，叫做“流氓成性”，施佩瑤沒少挨過他的打罵，早已像一團加了適量水分的麵粉那樣給揉成了一個軟軟的麵團，當時睡眼惺忪的她腦子還一片糊塗，哪裏經得住凶神惡煞般的逼問，就承認了跟趙錦章確實有著那種關係。
民警於是感到有戲了，便問關寶應對於此事的態度。施佩瑤到這時已經意識到民警為何這樣詢問她了，於是直截了當地說：“你們不必對關寶應有什麽懷疑，他這兩天並不在上海。”
不在上海？那麽到哪裏去了呢？施佩瑤說丈夫前天去了無錫親戚家，到現在還沒回來，他說過要在那裏住個把禮拜的。民警就讓施佩瑤把無錫的那個親戚的姓名、地址、職業什麽的都一一寫了出來，說今天就問到這裏，有什麽情況我們再跟你聯係。
兩位民警認為應當對關寶應去無錫之事進行進一步調查，於是小唐就返回分局向領導匯報後，開了一紙“長途電話使用單”，請分局電話總機接線員接通了無錫市公安局，要求立即查明某某路居民某某某家是否來了一位名叫關寶應的上海親戚，是什麽時候來的？
在當時來說，要查明這種情況是比較容易的，因為當時根據公安部的規定，全國實行“臨時戶口申報製度”，外地人員凡要在本地住宿的，戶主都必須去轄區派出所申報備案。無錫市公安局向施佩瑤所說的那位親戚家所在的轄區派出所打電話詢問後，就有了回音：關寶應於今日上午十時許抵達無錫，下午兩點由其親戚陪同著前往派出所申報了臨時戶口，事由是“訪親”，擬住五至七天。
小唐得知這個消息，頓時一個激靈：施佩瑤不是說關寶應是前天去無錫的嗎？事實上卻是今天上午才去的！她為什麽要幫丈夫作偽證？而關寶應昨天還在上海，這跟趙錦章的失蹤是否有關係呢？
另一位民警小許迅速趕到了分局，兩人分析下來，覺得施佩瑤、關寶應夫婦疑點重重，而以目前的情況，看來是必須采取偵查方式才能迅速查清楚究竟是怎麽一回事。於是兩人就聯名寫了一份報告，直接送到了分局治安科領導麵前，請求對趙錦章失蹤一事立案偵查。
立案偵查不是治安科方麵能夠決定的，領導跟刑警科聯係後，刑警科方麵認為可以立案，於是此事就作為一個刑事案件開始進行運作。原本立案後案件應當由刑警科管了，但是分局刑警科那一陣人手緊張，所以隻派了一位名叫蘇吉殿的三十多歲的刑警過來，領著小唐、小許一起偵查該案。
蘇吉殿辦案講究雷厲風行，那時也沒有一整套法定的辦案程序，大體上覺得合理的就照著做了。蘇吉殿所作出的第一個決定，是把施佩瑤召到分局，開了一紙“留置決定”，將其送進了看守所。與此同時，電告無錫警方協助立即將關寶應限製人身自由，暫押當地派出所，上海這邊派員過去向其宣布留置決定後押回上海。
關寶應還沒有押回上海時，施佩瑤在看守所已經要求跟承辦員見麵了。小唐、小許已經被派往無錫押關寶應了，隻有蘇吉殿去跟施佩瑤見麵。施佩瑤向蘇吉殿承認她對民警說了假話，說她因為擔心警方會把趙錦章失蹤一事扯到他們夫婦身上，於是就出主意讓丈夫暫時前往無錫避風頭，而且把離開上海的時間提前了一天多，以使人相信其夫沒有作案時間。
“那麽，你的丈夫關寶應到底是否跟趙錦章失蹤之事有關係呢？”
“這個……我想應當是沒有關係的。盡管他在知曉我跟趙錦章的那事後暴跳如雷，拍桌摔凳地說要把趙錦章殺了，但是，第二天他就不再對這件事發什麽火了。”
這是為什麽呢？
因為，關寶應解放後被公安局逮進去嚐了一番鐵窗滋味，以前青幫打手的棱角銳氣已經磨平，此外，他目前做的工作收入很少，連老婆的一半也不到。經濟是基礎，有錢就是尊嚴，他沒有錢鈔了，底氣就顯得不足了。還有一點，他知道解放後婦女翻身了，婚姻平等，如果把施佩瑤逼急了，鬧一個離婚，顯然對他大大不利。
但是，施佩瑤說不出丈夫在趙錦章失蹤那天究竟幹了些什麽，所以蘇吉殿無法排除對關寶應的懷疑。
這個問題，隻有留待關寶應自己作出解答了。
答案很快就出來了：關寶應被押回上海後，還沒進看守所，在提籃橋分局接受訊問時就說出了他在趙錦章失蹤那天的活動情況，除了上班，是跟幾位朋友一起在打牌，直到晚上九點多鍾才回家的。
蘇吉殿便立馬進行調查，三個警察同時出動，跑遍了關寶應供職的那家工廠以及那幾位打牌的朋友處，最後獲得的結果是一致的：關寶應沒有說謊。
這樣，關寶應夫婦身上的疑點就被排除了，兩人當日就獲得了自由。
可是，趙錦章卻沒有音信。這個開著私人診所兼看中西醫的大夫，就這樣失蹤了。
當時，知道這件事的人誰也沒有想到，趙錦章的失蹤沒隔多久就會被重新提起，而且由上海市公安局政保部門專門組成專案組進行嚴密追查。
三、誰是陳雲點名的叛徒
趙錦章失蹤之事之所以引起上海警方的如此重視，是因為有人提起了他。這個提起趙錦章的人，就是上一年在中共中央七屆三中全會上補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成為當時中共七大領袖之一的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雲。
陳雲是在趙錦章失蹤一個多月後因公前來上海的，下榻於外白渡橋畔的上海大廈。陳雲抵達上海的當天晚上，接到潘漢年的一個電話，說有點公事想去求見。陳雲為人一向謹慎、低調，他的嚴於律己是全黨出名的，出差時每到一地除了工作必須露麵以外，通常是不會露麵也不願意跟別人私下見麵的。但他跟潘漢年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就已經相識並一度建立過工作關係，聽說是公事，就說那你就過來吧。
潘漢年當時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上海市副市長，主管上海的政法工作，此外由於還兼任著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部長和統戰部部長，所以同時也管著整個華東地區六省一市的政治保衛和統戰工作。他求見陳雲，要談的確實是公事。其時，從1950年7月23日由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根據中共中央七屆三中全會精神公布《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作為開始日的聲勢浩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經過一年多的運作，已經接近尾聲。中國的所有運動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在運動中遇到的疑難問題總是要放到運動後期解決。陳雲這次來滬公幹的當兒，正是“鎮反”運動的後期了，潘漢年手裏積壓著若幹件關係到一些社會名流其中包括中共早期活躍人物的案子，都是上海和華東各地覺得難以處置而上交過來請示的。這些案件所涉及的人物幾乎都跟中共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一些活動有關，潘漢年原是準備在適當時候專程去一趟北京向包括周恩來在內的當時在上海活動的中央領導當麵詢問核實相關情況的，現在聽說陳雲同誌來上海了，便想正好向當時在上海作為中央成員領導革命鬥爭的陳雲當麵了解一下涉案人物的曆史情況。
當下，潘漢年趕到上海大廈，見了陳雲，開門見山說明了來意。陳雲詢問了涉案人物的涉案情況後，稍一回憶，便說起了這幾個人物當時的情況。在開口述說之前，陳雲說小潘你當時也在上海，協助中央搞過特科情報工作，對於這幾個人物的情況你應當也有所了解，我就稍稍說一下，你一聽就會清楚的。當然，如果需要具體書麵材料，那我會親筆寫出來的，這是要存檔備案的，不容草率。
陳雲說過潘漢年需要了解的情況後，可能來了興致，麵對著潘漢年這個當年的戰友，就多說了幾句，談到了當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時跟國民黨特務的秘密鬥爭情況，其中說到了他當年的一位交通員被捕後叛變之事，說那個叛徒跟其他變節分子不同的是，其他變節分子多半是被抓進去後，經過敵人的刑訊和心理攻勢後才考慮叛變，然後出賣組織，引領敵特抓捕同誌；而這個叛徒的情況卻是比較獨特，他竟是前一分鍾被捕，後一分鍾被押上“大紅袍”（當時敵人的警車為紅色，滬上群眾遂稱其為“大紅袍”）就聲稱叛變了。結果，敵人就命其帶著他直接開始抓捕我們的同誌。幸虧那天臨時中央機關正好決定例行搬遷（這是當時地下黨的一種防範措施，即在一處待的時間稍長時，即使沒有發現什麽異常情況，也會突然沒有任何先兆地搬遷），當敵人由叛徒引領著趕到那裏時，機關已經遷走，沒有一人被捕。否則，中共黨史上或許就會出現一次重大損失。
雖然時隔二十年，但陳雲說到這裏時，還十分氣憤地用手拍著沙發扶手。潘漢年當時不是臨時中央機關成員，所以並不知道此事，這會兒聽著也暗自捏了一把汗，便問後來那個叛徒怎麽樣了。陳雲說我的記憶中好像沒有采取什麽措施，聽說那個叛徒後來向敵人提供了地下黨交通站的情況後，獲得了若幹賞金，被釋放了。陳雲又說，這個叛徒是上海人，可能後來還是留在上海了，不知解放後是否受到了懲處？
潘漢年便問道：“這個叛徒叫什麽名字？我去查一下看在被捕人員中是否有此人。”
陳雲想了想，說：“這個叛徒名叫管作成，當時也不過二十歲出頭的樣子，是一個小青年，當過中藥店鋪的學徒。”
潘漢年當天晚上就給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打了電話，讓警方對叛徒管作成的下落進行追查，言明要將追查結果向市委呈遞專項報告。
次日上午，揚帆局長就把此事下達給了上海市公安局政保處負責承辦。政保處領導經過商議，決定抽調三名偵查員組成一個調查小組，專門對叛徒管作成的下落進行嚴密調查，務必要拿出一個準確的結果來。
調查小組三名成員中，兩名是上海解放時參加接管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的從山東老區南下的幹部，一位名叫陳慶複，一位名叫練必生，都是二十六歲；還有一位成員是上海人，名叫厲天元，是上海解放後才參加工作的，這時不過二十一歲。三人中，領導指定由陳慶複擔任組長。
陳慶複當即把練必生、厲天元聚攏起來，商議如何開展追查工作。鑒於叛徒管作成的反革命身份，他們認為有可能在上海解放後曾根據市軍管會的通令向公安局進行過“曆史身份登記”，這是可以追查的一條途徑。此外，隻要管作成沒有離開上海，仍是上海市的居民的話，那麽他的戶口應當可以在上海的某個派出所查到。還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管作成為逃避處罰，早已改名換姓，那就需要耗費比較大的力量進行追查了。綜上，不論屬於哪一種情況，目前可以采取一個通用的辦法進行初步查摸，那就是向各分局下發“協助調查函”。
這樣，說幹就幹，三人當即起草了“協查函”，送辦公室打印後一一蓋章，然後交由機要通信員專門分發到全市黃浦、老閘、新成、虹口、嵩山、盧家灣、常熟、靜安寺、江寧、北站、提籃橋、長寧、邑廟、蓬萊、普陀、北四川、榆林、楊樹浦、徐家匯、閘北、洋涇、龍華、新市街、大場、江灣、高橋、斯盛、新涇、真如、吳淞、水上三十一個公安分局，由各公安分局對追查管作成之事分別作出具體安排布置。
各公安分局接到市局的“協查函”後，按照平時接到此類函件時的操作流程，都一一執行，下發到了分局各相關科室以及每個派出所。當時公安的辦公條件極為簡陋，當然談不上什麽電腦存檔之類，靠的都是手寫，然後就是大腦儲存。派出所的每個戶籍警對於本轄區管段內的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員都有清晰的記憶，即使半夜三更把他從沉沉大睡中喚醒後問管段裏的某個具有特殊身份的居民，也許他眼睛還沒有完全睜開，但嘴上已經能夠作出清晰的回答了。如果你不具備這份能力，那就對不起，你得離開這個崗位，甚至得脫下警服離開公安隊伍！
各分局憑著這份底氣資本，在不到五天的時間內就完成了調查，陸陸續續上報到市局調查小組來的一份份材料上，竟然沒有“管作成”那三個字。倒是有老閘、江寧、龍華三個分局報稱發現了五名可疑對象。可疑對象就是線索，接下來就輪到調查小組那三名偵查員上場一顯身手了。
可是，令人失望的是，三位偵查員折騰了數日，四處奔波內查外調下來，最後發現這五名對象都不是叛徒管作成。
時間一晃就過去了十天，調查小組一無所獲，三人麵麵相覷，個個沮喪，一時做聲不得。正待振作精神重新分析時，電話鈴響了。這個電話，傳來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
電話是提籃橋分局民警小唐打來的。小唐在跟著刑警蘇吉殿對“和順診所”趙錦章大夫失蹤案調查時，表現出一份精幹勁兒，正好分局刑警科需要補充警力，蘇吉殿向領導一推薦，小唐就從治安科調到了刑警科。因為剛從治安警改做刑警，得有一個熟悉過程，領導就讓他先在刑警科幹內勤，一段時間後再跟著老刑警出現場學習刑偵業務。
提籃橋分局接到市局政保處調查小組發下的“協查函”，自然照章辦事，刑警科也接到了通知讓協查叛徒管作成。分局的書麵通知發給刑警科後，科長是安排給另一內勤負責執行的。這名內勤是老刑警了，對於刑偵業務很熟悉的，隻因健康原因才被照顧安排幹上了內勤。他在接到這份書麵通知後，用了三天時間接觸了本分局的每一名刑警，當麵詢問關於管作成的線索，但所有刑警都一概搖頭，皆說印象中沒有這麽一個人。這樣，老刑警就寫了一份報告，交科長簽字後上報分局辦公室了。
按照規定，報告是一式兩份，正本上交，副本留在科裏存檔。存檔是新手小唐的活兒了，他得每隔十天就把科裏所有需要存檔的文件整理一份目錄，然後把存檔的文件裝訂在一起，放進文件櫃裏。這天，正是整理存檔文件的日子，小唐因為有著熟悉業務的使命，自己也有著這份迫切願望，一邊幹著，一邊順帶翻閱著這些文件。當翻閱到那份執行市局“協查函”情況的報告時，小夥子忽然覺得“管作成”這個名字似曾相識！
小唐於是放下手頭的活兒，靜心回憶究竟是在哪裏曾經見到過“管作成”這個名字的。想來想去，似乎又沒有確切的印象。出去轉了一下，吹吹風清醒清醒腦子，再回來回憶時，就想起了曾在前些日子奉命追查“和順診所”趙錦章大夫的失蹤事件時，趙錦章的妻子辛靜蓮好像曾經說到過類似“管作成”的姓名。於是就找出保存在分局刑警科辦公室文件櫃裏的那份卷宗，一翻閱當時跟辛靜蓮談話時所做的那份筆錄，上麵果然有類似的姓名，一共有兩個，曰“管作相”、“管作行”，那是趙錦章的兩個弟弟，當時一起參與了對趙錦章的尋找。小唐、小許其時進行調查時，一心想了解的是趙錦章失蹤的情況，沒有留意過其他內容，現在一看“管作相”、“管作行”兩個姓名，馬上就跟市局要追查的“管作成”聯係了起來，難道趙錦章還有一個名字叫管作成？
小唐這下坐不住了，向刑警科科長一匯報，科長便讓他立馬去找辛靜蓮詢問情況。小唐馬上騎了輛自行車急急趕到辛靜蓮家所在地區的派出所，請戶籍警小許把辛靜蓮叫到所裏來。辛靜蓮很快就過來了，一看是之前承辦尋找丈夫的民警小唐，還以為是丈夫有消息了，緊張地望著小唐，靜候開口。小唐當然不可能說到市局追查“管作成”其人的機密，隻說警方還在繼續尋找趙錦章，重新翻閱之前的卷宗時，發現“管作相”、“管作行”兩個名字，不知這二位跟趙錦章究竟是什麽關係？是嫡親弟兄還是表親弟兄？
辛靜蓮說她當初結婚時，丈夫就已經叫了“趙錦章”這個名字。後來她聽說了兩個小叔子的名字後，曾經問過丈夫這是怎麽一回事，既是一母同胞怎麽連姓氏都是兩樣的？丈夫當時說，他原先也姓管，後來因為聽了城隍廟一位名氣很大的算命先生的建議，為了避除災難而改去了原先的姓名。
小唐聽著，心髒跳動的速度倏然加快：“那麽，你是否知道你丈夫原先的名字叫什麽？”
辛靜蓮回答：“他叫作成，管作成。”
行了！小唐當下自是大喜，立馬返回分局向領導報告。領導讓他直接給市局政保處打電話告知此情，於是，就有了調查小組接到的這個電話。
當下，調查小組三人自是非常興奮，出於慎重，他們決定馬上親自對這一情況進行調查。三人先趕到提籃橋分局，讓小唐陪同對此情況進行核查。商量下來，決定四個人分為兩個小組，分別去找辛靜蓮和管作相、管作行進行調查。
辛靜蓮和管作相、管作行對趙錦章即是管作成作了認定後，偵查員感到還不牢靠，他們要查到原始憑證才算作數。於是，便又去了江寧公安分局，那裏是趙錦章——管作成的出生地轄區，他的父母雖然已經去世，原先居住的房子也已經易主，但老鄰居都還在。偵查員由派出所民警陪同著找幾位老鄰居一打聽，他們一致作證管家確實有三個兒子，分別叫管作成、管作相、管作行，後來大約在二十年前，管作成改了個名字叫趙錦章，當時大家都感到有些不解，但聽他一解釋，當時都是有點迷信思想的，再說城隍廟那位算命先生確實也很是有名，是被視為“半仙”的，於是也就覺得理解了。
偵查員在這次走訪中又意外獲知管作成十六歲時進入南市老城廂大境閣附近的“沐仙堂”中藥鋪當學徒，大約在那裏待過三年多時間。這點跟陳雲所說的那個叛徒曾經當過中藥店學徒也是相符的。
至此，調查小組就有理由認定一個多月前提籃橋區失蹤的那個“和順診所”趙錦章大夫就是要查找的陳雲所說的叛徒管作成。
四、少尉的敘述真實地還原曆史
情況上報到揚帆局長那裏，揚帆當即指示：組建專案組，對失蹤的趙錦章進行追尋，務必追查到此人下落，生要見人，死要見屍！
上海市公安局政保處領導說，調查小組的工作很有成效，也有了經驗，專案組就由你們三個人去搞吧。如果工作開展起來後人手緊張，可以給你們增派。
專案組三位偵查員一商量，預感到工作鋪開後三個人肯定是不夠的，於是就跟提籃橋分局方麵提出：能否把當初負責偵查趙錦章失蹤案的那三名偵查員蘇吉殿、小唐和小許暫時借調過來協助工作？提籃橋分局的領導自無二話，這樣，蘇、唐、許三人就參加了偵查工作。
專案組開了一個碰頭會，商議如何開展偵查。先是對趙錦章的失蹤原因進行分析，認為多半跟趙錦章自身有關，也就是說，失蹤是由於他自己能夠主宰的原因而造成的，甚至有可能是那種主動的失蹤。為什麽玩主動失蹤？也許是他已經感覺到其曆史上的叛徒問題有暴露的可能，因而來一個畏罪潛逃。如此，再往下商議，六人就一致認為要弄清其中的緣由，那就還得去找辛靜蓮和施佩瑤再度進行調查。因為，隻有這兩個女人跟失蹤前的趙錦章有密切接觸。
專案組議定了調查的主題：著重調查趙錦章失蹤前一段時間的活動情況、日常言行以及是否有反常情形出現過。
對辛靜蓮的調查是由練必生、小許、蘇吉殿進行的。三人跟辛靜蓮作了兩個多小時的談話，用完了事先研究擬訂的調查提綱，但辛靜蓮盡管反複冥思苦想，卻未能提供任何有價值的線索。她覺得丈夫在失蹤前一切都和以往一樣正常，飯吃得下，覺睡得著，對她和子女也是一如既往的態度，實在想不出有什麽兩樣的地方。
與此同時，偵查員陳慶複、練必生和小唐在跟施佩瑤談話。相比之下，施佩瑤對趙錦章失蹤之前的情況倒還能多說一些內容，因為診所的日常內容跟家裏是不同的，顯得多樣化一些。偵查員讓施佩瑤不必按照什麽杠杠說，想到什麽說什麽，反正隻要是趙錦章身上出現過的言行，不管什麽現象，都說一下就是了。施佩瑤是一個很健談的女人，一些雞毛蒜皮的內容也能說得頭頭是道、津津有味，偵查員不能打斷她，就捺著性子靜靜地聽著。說了將近兩個鍾頭時，偵查員終於捕捉到了一個有價值的內容。
據施佩瑤說，趙錦章失蹤那天下午大約三點鍾時，診所來了一位年約五旬的男性病人，是由其老婆陪著過來的。這位病人進來後，先是施佩瑤接待了他，問老先生您哪裏覺得不舒服。對方說今天早上起來後感到頭有點痛，眼睛似是發熱樣的不大睜得開，胃口不好，早飯隻吃了幾口就咽不下去了。平時他很喜歡喝茶，幾乎是杯不離手的，今天卻是喝著茶水隻覺得一片苦澀，難以下咽。到了中午，飯也吃不下去，上床休息，痛痛快快睡了一覺醒來後隻覺得渾身酸痛，便斷定肯定是生毛病了。老先生是最近剛從靜安寺那邊搬到提籃橋這邊來的，不知該上哪裏去看病，他老婆問了弄堂口擺攤的小皮匠，知道附近有一家“和順診所”，那位大夫中西醫都會看，聽說醫術還不錯，於是就過來求診了。
施佩瑤聽了這一番話後，便先讓病人測量了體溫，三十九度五，於是就說老先生您得治療了。按照當時的行醫規矩，施佩瑤問對方想用中醫還是西醫治療，當然，也可以中西醫結合著治療，但收費是各有標準的。老先生說我兼看中西醫吧，施佩瑤就領他進了屏風後麵，交給了坐診的趙錦章。
趙錦章當時正在接待另一位病人，已近尾聲，向那位病人作了一番注意事項的交待後，開始接待老先生。施佩瑤因為料定老先生既然是選擇兼看中西醫，那肯定是得打退燒針的，所以已經待在旁邊準備著伺候了，因此她在無意間看到趙錦章的目光在最初一瞬間掃視到老先生的臉孔時，似乎突然一驚似的定了一定，之後，他的眼光就沒有在對方臉上停留過。不但如此，連治療方案也跟平時不同了，他沒有讓施佩瑤馬上準備給病人打退燒針，而是先從抽鬥裏取出一個醫用口罩戴上，然後問了問症狀，搭了搭脈搏，也沒有看舌苔什麽的，就匆匆開了處方。施佩瑤見沒有針劑，便輕聲問是否需要打退燒針，趙錦章這才像是被提醒了似的把臉轉向病人家屬，問要不要打針。人家自然需要，他這才在西藥處方上增加了退燒針。
打針是在診所最裏側的一個用白布屏風分隔出來的角落裏進行的，施佩瑤在那裏麵操作時，聽見趙錦章在外麵快速地開關著抽鬥，這個打開那個關上地折騰著，似是在尋找什麽東西。趙錦章平時也有這個動作，因為他放東西沒有規律性，這方麵的記性似乎又很差，所以隔三差五總要來這麽幾下的，當時施佩瑤也就沒有在意。
那位病人離開後，趙錦章倒是一臉平靜，他喝著茶，把給兒子買的生日禮物拿出來。那是一輛當時還很少見的電動玩具汽車，裝上電池後可以自己開動，行駛中如果撞到了牆壁什麽的障礙物，還會自動退回來。施佩瑤還是第一次看到，覺得很是新奇。趙錦章玩了會兒玩具汽車，看看時間，說已經三點多了，我得回家了，兒子還等著我呢，於是就起身脫下白大褂，出門時又對施佩瑤說一會兒有兩個病人要來換藥，完了就沒事了，你也可以早點下班。說著，就推上停在診所門口一側的那輛自行車，朝施佩瑤揮揮手，上車而去。
當下，陳慶複等人一聽說有這樣一個情節，頓時來了興趣，盯著施佩瑤追問了一些細節，最後又問那個老先生姓什麽叫什麽，家住何處？這個，施佩瑤就說不上來了，她解釋說“和順診所”太小了，跟滬上的其他診所一樣，不可能像正規醫院那樣搞什麽病人看病先得掛號登記什麽的，否則不但增加了營業成本，還會使有些病人覺得不方便，得擔著一份減少病人的風險，所以沒人肯這樣幹的。
三個偵查員結束調查後返回分局時，另一路刑警蘇吉殿他們三人也正好回來。蘇吉殿三人聽說陳慶複這一路調查有收獲，自是高興，六人便湊在一起討論施佩瑤所說的那個被認為是趙錦章反常的情節。因為此刻大家都已經知曉趙錦章曆史上是個叛徒，所以分析問題時就可以站在這一角度上予以考慮了——
趙錦章在二十年前叛變革命後，擔心受到地下黨的懲處，改名換姓，不知去向。上海解放後，像他此類情況明顯屬於市軍管會的通告中應當在規定的期限內向人民政府自動登記的那部分人員，但是，他竟然沒有去辦理登記。這說明他之前一直認為對於自己當年的叛變行為隱藏得很到位，沒有人知道他在這二十年裏在幹什麽，現在在哪裏，所以他自信是能夠用不登記一舉來逃過法律嚴懲的。但是，趙錦章沒有想到，他竟然在行醫時遇到一位老先生，而這位老先生顯然是跟他曾經見過麵的，而且是知曉他的曆史罪行的。這一驚肯定是非同小可，他不得不考慮到那老先生是否有檢舉他曆史問題的可能。不難想象，公安局方麵隻要接到此類舉報，肯定會在第一時間趕到診所將其控製起來的。為了繼續逃避懲罰，趙錦章就當機立斷決定馬上離開，這就是他失蹤的原因。
當然，這僅僅是一種推理。要想證實這種推理，需要證據，證據就是那位老先生了。因此，專案組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就是全力尋找那位前往“和順診所”求診的老先生。
診所沒有留下老先生的姓名、住址，這叫專案組如何去尋找其蹤影？這個問題，偵查員倒覺得還可以解決：施佩瑤不是說那老先生以及其老婆對她說起過他們是新從靜安寺那裏搬過來的嗎？這就好辦。靜安寺屬於新成區，他們既然是從新成區搬到提籃橋區的，那戶口通常也得過來，隻要讓分局戶籍股查一下最近從新成區把戶口遷到提籃橋區來的居民，那就簡單得如同甕中捉鱉一樣。當然，也有可能那對老夫婦所說的“搬遷”不過是一種從這個子女家轉到另一個子女家的行為，他們的戶口還是在新成區原住處，那也不難找到的，因為即使是父母到子女這邊來住，按照公安部的規定也得向提籃橋分局這邊申報臨時戶口，同樣一查就查得到。
當即向分局戶籍股調查，果然一查就查著了。這位老先生名叫龔培春，居住於大名路連州坊37號。
據戶籍資料和龔培春在解放後向人民政府做登記時自己寫的曆史經曆顯示，龔培春這年五十二歲，漢族，浙江寧波鎮海縣人氏。十四歲時來到上海當米行學徒，終日擺弄米包使他練就了一身力氣。十七歲那年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招收華捕，米行老板慫恿龔培春去試試，竟然一下子就被英國佬看中，於是就當了一名巡捕。在巡捕房幹到第四年時，龔培春因工作出色，被英國佬提升為組長，手下有七名“包打聽”。提升後沒幾個月，龔培春的英國頂頭上司換了個人，那個英國佬是一個性格怪異之徒，龔培春跟他合不來，幾次被罰扣薪水和津貼，他便生了離開之心。正好這時遇到了一位寧波同鄉，那人在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當官，經其介紹，他便跳槽去了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成了那裏的一名少尉軍官。
龔培春在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幹到1933年春，受了當時熱血青年的救國呼籲影響，竟然辭職隻身前往張家口意欲投奔馮玉祥將軍發起組建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張家口，喜歡結交朋友的龔培春認識了一個後來知道是中共地下黨員的姓彭的朋友，對方聽說了他的情況，就動員他打消主意返回上海，設法與中共方麵取得聯係，發揮其在上海國民黨以及租界巡捕房的特殊作用，為抗日事業作出一份貢獻。龔培春覺得對方說得有道理，欣然聽從。
龔培春返回上海後，果然與地下黨建立了關係，根據地下黨的安排，再次進入英租界巡捕房，為地下黨提供過機密情報並參與過營救被捕的中共黨員以及各界進步人士，一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他離開巡捕房去做生意為止。正因為有過這段經曆，龔培春在上海解放後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善待，沒有追究他以前的那段曆史。現在，龔培春在楊樹浦區定海橋一家私營漁業公司當賬房先生。
專案組長陳慶複和組員練必生、小唐三人前往大名路連州坊拜訪了龔培春，一說“管作成”的名字，老先生一臉迷惘；再說“趙錦章”三個字，也是一陣搖頭。偵查員心裏一涼，暗忖難道情況不是原先估料的那樣？這可糟了，又得從頭來過，那條路還不知究竟是否走得通？
定定神再問吧。這回是從那天去公平路“和順診所”看病說起了，老先生承認確實是去看過病，還說隔天再去複診時，診所大門竟然已經貼上了封條，不知是怎麽回事，向鄰居一打聽，說是那個看病的大夫憑空失蹤了。
陳慶複便問：“龔老先生，您是幹過偵探這一行的，在您看來，那位大夫失蹤是怎麽一回事？”
龔培春笑而不語。片刻，緩緩開口：“三位先生屈尊登門，不知究竟需要龔某為你們做何效勞？”
偵查員說“效勞”兩字言重了，我們是有疑難來向龔老先生請教的。不知您是否記得起以前曾經跟那位失蹤的大夫打過什麽交道？
“打過交道？”龔培春反問了一聲，稍停又說，“讓我想想。”
偵查員三雙眼睛緊緊盯住了龔培春，指望從他嘴裏吐出希望得到的內容來。可是，老先生想了一會兒後還是緩緩搖頭，抱歉地說：“對不起，我實在想不起來啊！”
這樣，偵查員就隻好提醒了，問不知您是否還記得，大約在二十年前的某天，中午時分，您那時是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的少尉，曾經參加過一次抓捕共產黨地下人員的行動，被捕的是一位年輕男子……說到這裏，龔培春的眼睛一亮，掌拍額頭道：“哦！我想起來了！對！對！對！是那麽一雙眼睛，像的！像的！”
於是龔培春便提供了一段當年的曆史情節：1932年4月中旬的一個下著小雨的中午，他在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設在英租界二馬路的一個秘密點值班時，忽然接到來自偵緝大隊部的電話，耳機裏隻報出了一個地址，沒有多餘的一個字。這是他們的規矩，龔培春便明白是那個地址有目標需要抓捕。那個地址在英租界，根據當時延續執行的清朝政府跟英國政府所簽訂的協議規定，中國當局若要去英租界抓捕人犯，必須先向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遞交申請書，然後由英租界巡捕房派員前往指定的地址執行。待將人犯抓捕到後，再由中國當局向英租界遞交引渡照會，予以引渡，這才最後完成了抓捕。
對於當時一心想消滅共產黨的國民黨當局來說，這種做法顯然是“多有不便”，有時正是這種夜長夢多的做法而導致已經秘密查清楚了的目標在眼皮底下消失了。因此，漸漸他們就玩起了花樣，通常的做法是：派出便衣特務化裝成匪徒對目標實施綁架，到手後隻要出了英租界，巡捕房就沒有辦法了。但這種做法的弊病是有時會遇到巡邏的英租界巡捕房武裝人員，這樣，要麽跟外國巡捕開火交手，搞強行突破；要麽束手就擒，被人家作為刑事疑犯拿下。
這樣，國民黨方麵就有了另一種比較溫和的做法：買通外國巡捕房駕駛警車的華人司機，有抓捕使命時讓其把警車開出來，特務隨車前往目的地抓捕目標，到手後駛離租界轉移到預先停在那裏的自己的車輛上。
據龔培春回憶，那次抓捕管作成就是采取的這種方式。他接到電話後，向秘密點負責人報告了內容，負責人便下令馬上行動。電話打出去，七八分鍾後英租界巡捕房的“大紅袍”警車就開到了秘密點附近約定的上車點，龔培春等四人上車後直撲目的地，順利實施了抓捕。管作成被捕後，一上警車就叫著願意“立功贖罪”，然後說出了在英租界何處有中共的一個秘密機關，那裏有多名共產黨頭子不定期住宿和進出，還密藏著重要機密文件什麽的。
如此重大的情報，龔培春四人就做不了如何處置的主了。當時他們稍一交換意見，馬上停車，讓一個特務下車就近去找電話機往淞滬警備司令部打電話報告，另外三人讓“大紅袍”繼續按照事先指定的方式執行，把被捕者送到華界轉移上警備司令部的車輛。龔培春三人把被捕者押解到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後，汽車剛停下來準備把管作成往下押時，就被已經等候在院子裏的另一撥特務叫住。為首的一位少校軍官把龔培春叫下去問了問被捕者願意“立功贖罪”的情況後，說奉命要將被捕者帶出去執行任務，讓龔培春三人退出行動。龔培春的那次抓捕行動就到此為止了，後來發生了什麽情況他也不清楚，隻是聽說那個被捕者的“立功”願望好像沒有實現，那個共產黨重要機關已經轉移了。被捕者管作成後來是如何處置的，他就不知道了。
在龔培春的那段不光彩的曆史裏，這種抓捕包括中共地下黨在內的案例經曆了不少，而他其實並不是一個精明的偵探，不具備那種大偵探過目不忘的本領，所以他已經記不得曾經跟他打過不到一小時交道的管作成這樣一個人了。所以，那天他去“和順診所”看病時，根本沒有認出那位不知姓什麽叫什麽的大夫其實就是曾經被他抓捕過的中共地下黨人員。
但專案組的偵查員已經明白了：龔培春沒有認出趙錦章，而後者卻已經認出龔培春了，而且想當然地以為對方也已經認出了他，所以，他就作出了果斷反應。
可是，這個當年的管作成如今的趙錦章在跟龔培春不期而遇之後，忽然就不見了蹤跡，他究竟是自殺了呢還是選擇了潛逃？
五、失蹤了的趙錦章重現
專案組於是便對趙錦章的生死問題進行了分析討論。從客觀上來看這個問題，應當是有死和活兩種可能，在目前沒有證據能夠證明其中哪一種是確鑿的情況下，那就隻能兩種都要分析。
先從自殺的可能性來看，像趙錦章這樣一個有家小的人，如果決定選擇離開這個世界，因為他是一個有著七情六欲的正常人，所以他總是要做若幹後事方麵的安排，如果時間來得及，他還得回家去一趟，尤其是他得考慮把生日禮物送給兒子。所以，趙錦章應該是回家去一趟的，反正不過是二十分鍾時間嘛。如果他以為龔培春一離開診所就會去公安局檢舉他的，而警察也會馬上出動前來緝拿，那他再怎麽著也得把禮物留在診所，給家人留一紙三指寬的條子，對後事做一個哪怕是含蓄的安排。
可是，趙錦章並沒有這樣做。如此看來就有理由排除自殺，而是畏罪潛逃了。為防止泄露潛逃跡象，給之後他確信會發生的警方追捕提供線索，所以他得把這件事搞得天衣無縫，非常神秘，讓人想往哪個方向哪種可能上麵去想就能朝著哪個方向去想。
於是專案組就向領導匯報了趙錦章很有可能還活著的結論。但以防萬一，他們還是決定對自趙錦章失蹤以來上海各區以及屬於蘇南行政公署轄區的上海郊區各縣公安局所發現的無名屍體進行調查。與此同時，專案組還決定立即著手對趙錦章的行蹤進行周密調查。
六位偵查員開始了日夜不停地緊張運轉，分出兩人專門調查無名屍體，其餘四人則重新梳理趙錦章的所有社會關係，即使是當年在靜安寺老家那裏的老街坊、小夥伴也都一一列入了調查範圍。核查無名屍體的兩位偵查員忙碌了七天，直接和發函查遍了上海市的三十個區和水上公安分局，以及後來被劃入上海市的當時屬於蘇南行政公署的那十個區，查看了四十六具無名男屍的照片和法醫鑒定書，沒有發現跟趙錦章特征相同的屍體。這樣，核查屍體的工作就告一段落，那兩名偵查員騰出手來參加對趙錦章社會關係的調查。
趙錦章解放後沒有按照市軍管會的通告規定去公安局進行登記，他也沒有工作單位，所以就沒有檔案，包括他的妻子辛靜蓮在內的親屬也沒有一個能夠完整地說出他四十二年的經曆。這次調查，專案組倒是將其自1910年出生以來一直到1952年失蹤這整段時間裏的經曆都清查了一遍，製作了一份檔案材料。但是，材料是有了，可就是不知其下落。趙錦章自那天離開“和順診所”後，就像一滴水從空氣中蒸發了似的憑空消失了，誰也沒有看見過他的人影，沒有聽見過他的聲音，沒有接到過他的函件，也沒有聽說過他在這之後的任何消息。
盡管專案組堅定地認為趙錦章沒有死，還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可是，他們整整工作了四個月零七天，就是沒有找到任何線索！
至此，按照公安行業的行規，這個案子就隻好作為懸案掛起來了。專案組長陳慶複接到領導的通知時，心裏好生難過，感到自己沒有完成這項重要任務。專案組解散前，陳慶複自己掏錢請提籃橋分局食堂的大師傅燒了幾個菜，請全組偵查員吃了一頓飯。飯桌上，他們還在談著這個案子，堅信趙錦章還活著，而且會在將來的某一天重新出現在他的家人麵前。
基於這個思路，陳慶複當晚起草了一份報告，請求領導批準讓提籃橋分局方麵對趙錦章家、施佩瑤家等處進行秘密布控。上海市公安局政保處是否批準了這個報告，陳慶複就不清楚了，因為即使批準了，那也是提籃橋分局的事兒，跟他這個業已解散了的專案組是沒有什麽關係了。
之後，陳慶複、練必生、厲天元三位市局偵查員就各自投入了其他偵查工作，反正解放初期公安局的警察是從來沒有一個空閑的，曆史的、現行的、防範性質的等各類案件簡直多如牛毛，白天幹著不夠夜晚還得連軸轉。漸漸他們幾乎也就把這個案件丟到腦後去了。
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三十個月。陳慶複三人還在市局政保處幹著，提籃橋分局這邊的蘇、唐、許三位警察卻發生了變化。刑警蘇吉殿調到分局治安科去當了副股長，小唐覺得跟著蘇吉殿幹很順心，就跟著蘇吉殿重新回到了治安科，那個派出所戶籍警小許有點不順，為了一位直係親戚的曆史問題加上頂撞了領導而被貶往蘇北勞改農場當管教員去了。
而就在這時，果如當年專案組吃散夥飯時所預料到的，失蹤了的趙錦章真的重新出現在他的家人麵前了！
那是1954年3月下旬的一個暮色初降的傍晚，天上飄著蒙蒙細雨，街頭行人稀少，辛靜蓮正安排子女們準備吃晚飯時，虛掩著的門在輕輕叩響了三下後，被推開了，趙錦章提著一個旅行包走進了家門！
男主人去而複歸，全家上下自是大喜過望。一番熱鬧自不待言，所有人中，隻有趙錦章保持著一份出奇的也是異常的冷靜，他對於家人們“這段時間你去了哪裏”的詢問一概不作回答，反倒詳細詢問了他“失蹤”後家裏發生的種種情況，特別是妻子報案後公安局方麵的反應。然後，他讓妻子備酒菜，同時又派大女兒騎自行車前往他的兩位兄弟家，把他們請來一起喝頓團圓酒。
趙錦章的兩位兄弟聽說哥哥平安無事地回到了家中，自然喜從天降，急急趕來。趙錦章還是保持著那份冷靜，一邊喝酒，一邊聽他們敘述著他“失蹤”後在兩位弟弟那邊發生的情況，對於警方如何調查詢問之事問得很是詳細，但即使是弟弟們說到警察曾經登門向他們調查過哥哥以前的管作成原名時，他的神色也還是依舊。
兩位弟弟自然也是急切地想知道趙錦章當時“失蹤”的原因以及這三十個月裏在幹些什麽，對此，趙錦章的臉上露出神秘的笑容，隻是淡淡地說：“沒發生什麽事情，我一切都很好。”後來喝了許多酒後，又增加了一個內容，“我還在幹著老本行。”
當晚，沒有什麽意外發生。意外是在次日早晨出現的，女主人辛靜蓮在大約五點半左右醒來準備起來去買菜時，發現丈夫已經不在床上了。她不敢出聲，怕驚動了子女，悄悄去外間和女兒們的房間一一看過，並沒有趙錦章的影子；再看昨晚掛拿出了東西的那個空旅行包的位置，旅行包已經不見了。她奔到門外去看，弄堂裏空蕩蕩的，哪有趙錦章？再回來看時，發現客堂的桌子上留著一張紙條子，是寫在孩子做算術作業時的草稿紙反麵的，上麵寫著寥寥數字：我走了，一切皆好，不必擔心，留錢貳佰萬元（注：舊人民幣，合新幣兩百元）在枕頭下。
這次，趙錦章屬於不辭而別，其妻辛靜蓮就沒有必要向警方報案了。
可是，辛靜蓮不報案，有人卻報案了。兩個多小時後，居民小組組長顧阿姨走進了派出所，對管段戶籍警小周說她聽說那個名叫趙錦章的人昨晚已經回來了。小周聽了一臉的愕然，說趙錦章是誰呀？我一點也不知道啊！
原來，這裏麵有著一層貌似複雜的緣由：按照兩年半前市公安局交辦追查叛徒管作成即趙錦章的下落時的規定，這個案子是屬於保密的。這樣，分局也隻有幾位領導和兩位參加專案偵查的民警蘇吉殿、小唐知曉，而派出所，則隻有所長、副所長和小許才知道。專案組解散後，這個案子還是被規定嚴格保密。對於辛靜蓮家的布控，是小許經手向居委會布置的，當時說好，如果趙錦章出現，居委會方麵就馬上向戶籍警報告。
本來小許調往勞改農場時，他是應當跟接手的戶籍警小周辦一個工作交接手續的，這樣也就可以把對辛靜蓮家的布控作一個不透露原因的說明，關照小周如果接到報告說辛靜蓮家的男主人回來的話，那就應當立即向所長或者副所長報告，領導是知道怎麽回事的。但是，小許當時的調動經過說來可笑又可氣：那天上午一到派出所，他突然接到所領導的通知，說接到分局通知，市局在各分局臨時抽調若幹名民警參加押解勞改犯去蘇北農場，分局把名額下達給各派出所，本所攤到一名，經研究決定派你前往，你這就去分局報到。
小許不疑有他，尋思去蘇北轉一趟也不錯，便高興地去分局報到，再到市局集中，然後就押解著勞改犯上路了。到了蘇北，把犯人交給農場後，農場方麵擺酒席犒勞他們。酒席結束前，帶隊的一位領導當眾念了一串名字，讓被念到的同誌一會兒留一留，小許也在內。其他警察退出去後，農場的同誌抬進來一塊大黑板，往主席台上一放，隻見上麵寫著一行美術大字：熱烈歡迎新同誌！小許他們喝得有點高了，還不知是什麽意思呢。然後就有幾位農場領導登台，說代表全場幹警熱烈歡迎新鮮血液注入勞改幹警隊伍行列。小許等人這時才覺得不對勁，找帶隊領導時，已經不見了。他們這二十個人，就是這樣從上海調到蘇北勞改農場的。如此，接替小許的戶籍警小周當然就不知道對辛靜蓮家的布控是怎麽回事了。
幸好小周責任心強，他不知道卻沒有一推了之，而是去問所長。原先的所長已經調往楊樹浦分局了，這位所長也不清楚布控之事。幸虧原先的副所長其時還在這個派出所，已經擔任了根據去年召開的第五次全國公安會議關於建設公安部門政治工作的決議而增設的派出所指導員一職，他是知道趙錦章那個案子的，當下就急報分局。分局也清楚該案的分量，當即上報了市局。
當時，上海市公安局的領導班子也發生了變化，1953年年底，原先的公安局長揚帆被免去了所有職務，賦閑在家（後於1954年12月31日被逮捕，蒙冤入獄二十五年方獲平反）。正局長由中共中央華東局常委、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長許建國兼任，常務副局長黃赤波主持日常工作。領導雖然換了，但是對於趙錦章叛徒一案的偵查並沒有撤銷。政保處領導向黃赤波匯報該案情況後，黃赤波當即指示重新組建專案組，務必要把趙錦章這個被陳雲點名的反革命分子捉拿歸案。
政保處領導知人善任，仍把之前的專案人員陳慶複、練必生和厲天元三人抽調出來成立了專案組，陳慶複還是擔任組長。陳慶複好不幹脆，馬上提出要把兩年半前那三位提籃橋分局的同誌調來參加專案偵查，這樣，小許得以離開蘇北勞改農場返回了上海市區。
六、目標在偵查員的眼皮下消失
提籃橋分局的領導對該案的及時處置給專案組的偵查提供了幫助，他們接到派出所的報告後，一麵向市局報告，一麵馬上讓派出所方麵去辛靜蓮家了解趙錦章回來的情況，並把趙錦章帶回家的那些禮品除了給兩個弟弟已經拿走了的之外，全部暫時扣住。另外，還跟趙錦章的老婆辛靜蓮進行了談話，製作了一份詳細的筆錄。專案組能夠得以查清趙錦章的下落，就是得益於派出所采取的上述措施。
專案組首先對筆錄作了分析，由於趙錦章自始至終沒有對其家人說過他去了何處以及這兩年多是如何度過的，所以筆錄的全部內容幾乎對偵查工作都沒有什麽幫助。但偵查員留心到了趙錦章在喝酒時說過的一句話：還是幹老本行。他的老本行是什麽？是醫生。這就是說，趙錦章這兩年多是在某個地方做著行醫的營生。
趙錦章在哪裏行醫？這就要從他帶給家人的那些禮品來判斷了。這些禮品是：鹵汁豆腐幹、棗泥麻餅、茉莉花幹、鹹青魚幹、橘子罐頭。其中的鹵汁豆腐幹、棗泥麻餅、茉莉花幹都是有包裝的，標明產地是蘇州，鹹青魚幹是用幹荷葉包裹著的，看不出產於何地，橘子罐頭是橘子連湯汁一起密封於玻璃瓶子內的，瓶子外麵光禿禿的什麽也沒貼，因此一時也無法判明產地。偵查員認為從那三樣能夠判明產地的禮品來看，趙錦章多半是藏身於蘇州，因為另外兩樣禮品鹹青魚幹和罐頭，也是蘇州盛產之物。這樣，專案組就決定去蘇州調查。
陳慶複和厲天元、蘇吉殿、小許四人乘火車抵達蘇州後，直奔蘇州市人民政府，找了衛生處。因為凡是有固定地點的行醫，那就必須向政府主管部門做登記，而像趙錦章那樣的情況，不管他做中醫還是西醫或者中西醫兼行，都不可能像打拳賣膏藥走江湖的遊方郎中那樣替人看病，所以他必須得有一個固定的行醫點。
蘇州市人民政府衛生處主管社會閑散行醫人員的同誌接待了偵查員，他們應要求拿出了最近三年全市社會散醫的行醫情況登記資料。陳慶複四人翻閱後，又要求查閱前一年的登記資料，經過對照，將凡是在1950年就已經登記過而又在後麵三年中也出現的那些名字劃掉，最後剩下了二十三名行醫人員。陳慶複圈出了其中十九名男性行醫人員的姓名：“就這十九位，我們分頭去查訪一下。”
四名偵查員分成兩路，幾乎跑遍了蘇州全城，對這十九名行醫者一個個進行了麵對麵的訪問，沒有一個是趙錦章。
於是重新分析：會不會有可能趙錦章是在沒有登記的情況下從事非法行醫的？他們去跟衛生處的同誌探討這個問題，馬上遭到了駁斥，說非法行醫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因為一個不對就會鬧出人命來的，甚至還會導致傳染病蔓延流行，所以不但衛生管理部門對此抓得極緊，就是公安機關對此也是非常注意的。另外還有一個機構也很在意這種情況，那就是稅務局，他們是要向社會私人行醫者收稅的，不允許出現逃稅情況，所以跟衛生管理部門一樣，也是隔三差五經常騎著自行車大街小巷轉悠著進行稽查。
偵查員聽對方如此一解釋，也就排除了這種可能。這樣，就隻能換一種辦法調查了，那就是從禮品上去撞運氣。
偵查員帶著那些禮品走訪了生產廠家，那時還沒有進行社會主義工商改造搞公私合營，生產鹵汁豆腐幹、棗泥麻餅、茉莉花幹的都是小作坊式的私營廠家，老板見有出示警察證的公家人登門，都有些誠惶誠恐。待聽清楚是來調查產品去處的，這才放鬆下來。原以為他們對於產品發往何處自己也弄不清楚，但問下來卻是一目了然。發往不同地方的產品的編號是有區別的，當然那數據隻有他們自己才知道。據他們介紹，偵查員帶去的禮品都是發往蘇州市區幾家大商店的那部分產品中的。
聽走訪的最後一家棗泥麻餅廠的老板介紹過情況後，偵查員順帶著把另外兩件禮品橘子罐頭和鹹青魚幹拿出來請對方識別。那老板一看罐頭，馬上說：“這是東山勞改農場的產品，去年秋天收橘子時才開始試製的，生產得不多，對外是不供應的，隻在農場內部的商店裏賣。”這老板之所以清楚此事，是因為東山勞改農場去年決定試製橘子罐頭時，曾從蘇州市裏請了幾家老字號食品廠家的老板前往指導，這位老板就是其中的一位。
偵查員這下可是喜出望外了，找到了禮品的購買點，而且就固定於一個勞改農場，那不是好辦了嗎？於是便借了蘇州市公安局的一輛中吉普馬上前往東山。
蘇州東山，又名洞庭東山，位於蘇州城西南約五十裏處。這是延伸於太湖中的一個半島，總麵積將近一百平方公裏，三麵環水，陸上青山如壁，林木茂密，三側則萬頃湖光連天，漁帆鷗影點點，既是風景勝地，更是魚米蔬果之鄉。解放初期，蘇南行政公署公安處在東山建立了一個農場，將一些無業遊民和輕微違法分子送到農場予以收容教養，這就是後來的勞動教養的雛形（中國的勞動教養製度正式形成於1957年8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國務院頒布《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之後）。後來，一部分無業遊民被家人領回，收容人員漸漸減少，就把一些判處了徒刑的犯人押送過來進行勞動改造。因此，東山農場當時既是勞改隊，又是收容教養單位。
專案組一行四人趕去後，先找了相當於公安派出所性質的農場保衛股，一個一看便知是新參加工作的年齡不超過二十歲的姑娘接待了偵查員。陳慶複一番敘述使對方了解了他們的意圖，那姑娘說，這裏的人有四類：幹警、留場就業的職工、勞改犯、勞教人員，具體分別由政治處、職工股、管教股和管理股負責，我馬上跟這四個部門的人聯係，看有沒有你們要找的那個趙錦章。
這幾個部門其實都是在場部一起辦公的，但還是用內線電話聯係方便。第一個電話是打到政治處的，政治處接聽電話的那個同誌說：趙錦章！不就是場部醫務所的那個既看中醫又看西醫的大夫嗎？偵查員聞之頓時一陣驚喜：對啊！趙錦章不是對他的家人說還是在幹老本行嗎？原來是到勞改農場幹醫生這一行了。
農場職工股譚股長來到了保衛股，向偵查員介紹了趙錦章的情況：這人是1951年初冬因在無錫市調戲婦女而被群眾扭送到當地派出所的，當時正在整頓社會治安，遂被處以收容教養一年，押送蘇州東山農場執行。鑒於趙錦章會醫術，而農場正好缺乏這方麵的人才，管理科向場部報告後，就將其安排在農場醫務所當醫生。一年收容期執行完畢後，農場方麵決定趙錦章留場（對於這種對象，沒有“征求意見”一說）就業，這樣他就留了下來，還是當他的醫生，每月可以領得一份薪水。趙錦章目前在農場的身份是“留場職工”，所以屬於職工科管的。
偵查員對譚股長說，這人是上海市公安局偵緝了許久的一名反革命分子，我們這次來要把他逮捕後押解回滬，說著，出示了由許建國局長簽署的逮捕證。譚股長自是說好，問是否要把這個人叫來，陳慶複說麻煩譚股長直接帶我們去農場醫務所就行了。
譚股長於是就引領著四名偵查員前往醫務所，不過兩三分鍾的路，到得醫務所，譚股長當先一步進去，卻見趙錦章的那張桌子空著。他一怔之後便問趙醫生呢？剛才我走過時他還在的嘛！旁邊一位醫生說趙醫生剛剛走出去，可能是上廁所了吧。譚股長於是就去廁所找，沒有見到。當時的農場場部很是簡陋，沒有圍牆，當然也沒有什麽門衛室，就是空地上蓋了幾排平房，前前後後轉來轉去每個辦公室都走到也不消五七分鍾時間。譚股長轉了一圈沒見到趙錦章的人影，這邊陳慶複馬上一個激靈，暗忖這個家夥別是察覺到有什麽不對頭的，就像當初在上海“和順診所”那樣，玩了一招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於是馬上對蘇吉殿和厲天元說你們立馬駕著汽車順著我們剛才過來的那條路搜索過去，我和小許在農場尋找。
蘇吉殿、厲天元當即出動。這邊，刑警出身的譚股長不等陳慶複發話，已經通知場部所有跑得動的幹部、職工立刻統統出動，四處追捕。保衛股的幾位幹警則和譚股長等人叫上了陳慶複、小許一起對場部每間屋子、每個角落進行搜查。
可是，三路人馬中哪一路也沒有搜索到趙錦章。這個當年有著地下黨秘密交通員身份的逃犯，憑著跟帝國主義租界和國民黨特務的一次次周旋中形成的那份經驗，在第一時間發現警情後立馬逃跑，還竟然像老狐狸那樣能夠不留任何痕跡。
偵查員自是大怒，馬上驅車往蘇州火車站趕，想在候車室將可能想乘車逃離蘇州的趙錦章截下。到了那裏，陳慶複讓蘇、厲、許三人行動，自己轉身去了蘇州市公安局求見領導請求派員連夜對全市各旅館、澡堂等公共場所進行檢查，並指令各派出所對各自的轄區進行巡邏時特別留意逃犯趙錦章。蘇州市局同意全力協助上海警方采取追緝行動。
可是，一直忙碌到次日上午八時，也未能抓獲趙錦章，而且就像在上海“失蹤”那次一樣，任何痕跡也沒有留下。
叛徒趙錦章再次消失了！
陳慶複四人返回上海，真是好不沮喪。向領導匆匆匯報情況並先作了簡單的口頭檢討後，隨即馬上著手采取補救措施。補救措施有以下三條：
一是秘密對趙錦章相關的上海親屬住處進行長期布控。
二是向全國各地縣以上公安局發出協查通知。
三是向華東六省所有的勞動改造、收容教養單位發出趙錦章潛藏於蘇州東山農場以逃避法律製裁的情況介紹，提請各單位密切注意在接收新犯人以及收容人員時甄別鑒定是否有趙錦章其人。
補救措施采取後，沒有任何效果。
專案組在近似煎熬的等待中堅持了五十天後，終於接到了上級讓解散專案組的指令。
趙錦章“失蹤案”再次成為懸案。
專案組解散那天晚上，陳慶複像上次一樣，自己掏錢請全體組員吃飯，感謝他們這段日子全力投入偵緝工作。任務沒有完成，大家都很鬱悶，最後有三人還喝醉了。幸虧都是穿的便衣，才沒有造成什麽不好的影響。
陳慶複六人不知道，他們苦苦追緝不著的目標，此刻其實就在距他們吃飯的飯館不到一公裏處的一個安全點待著！
七、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避風港
這個安全點，就是上海市公安局黃浦分局看守所。
趙錦章當年參加中共地下黨後不久，組織發現他年輕機靈，又是上海人，在中藥店鋪當學徒時，因為替客戶送過數年藥，自行車騎得好（在當年那還算是一樁稀罕事），對市區情況相當熟悉，英、法、公共租界的巡捕在每條馬路上幾點鍾上下班他都能說得一清二楚，所以就將其發展為專職秘密交通員。為此，組織上還指派曾去蘇聯學習過政治保衛工作的同誌特地對當時名叫管作成的這個年輕人進行過短期技能培訓。通常來說，人在年輕時學的東西不容易忘記，許多甚至能貫穿人的一生。趙錦章也是這樣，他後來做了叛徒，帶著敵特襲搜了中共臨時黨中央的機關，盡管撲了個空，但他知道中共方麵不會放過他的，於是在被淞滬警備司令部釋放後，改名換姓偽裝良民，憑著在中藥店當學徒時的藥工底子，去昆山拜師學了中醫，後來抗戰爆發後又返滬開業，同時去廣慈醫院學習西醫，兩年後在診所門前掛出了中西醫兼看的牌子。如此，一直到1951年9月。期間，趙錦章運用之前所學的防範思維和技能，日夜注意人身安全，診所和家庭也是數次搬遷，以防在一處時間待久了會暴露出叛徒真麵目而遭到嚴懲。
這種防範進行到1951年9月19日那天，在那位當年的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軍官龔培春出現後，趙錦章便下意識地知道安定日子算是過到頭了。盡管從僥幸角度來說龔培春也許當時並沒有認出他來，但是看對方那副病蔫蔫的樣子，今後肯定會不時光顧診所的，那就難免有一天會回想起當年那一幕。所以，根據安全防範原則，趙錦章就毅然作出決定馬上離開上海。
當妻兒還在家裏看著時鍾計算著趙錦章差不多快要回家的時候，趙錦章已經在北火車站踏上了北上的火車。他購買的是去南京的車票，但是，在無錫就下車了，因為在這段時間裏，他已經考慮好了如何逃避公安局可能會采取的追捕行動，那就是躲到看守所去。他相信這種類似“大隱於朝”的方式是能夠蒙蔽對手的。於是趙錦章在抵達無錫後，就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小飯館喝酒，然後假裝醉醺醺地對飯館老板娘動手動腳實施調戲。結果如他所預料的一樣，當時就被扭送去了派出所。在派出所，民警依據從他身上搜出的那張隨身帶著的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衛生局發的私營醫生執業資格證認定了他的身份，先是予以留置。趙錦章擔心火候力度不夠，人家會把他放出來，於是第三天又在看守所跟一名同監犯人幹了一架。這樣，半個月後他就獲得了一紙收容教養的決定書，然後就去了蘇州東山農場。
那時候警方技術手段落後，辦公經費也有限到極點，因此對於趙錦章這種情況的人犯，憑著一張印有本人照片的隨便什麽證件，就足以作為真實身份來認定了。新中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興，法規也還未健全，沒有必須通知被羈押人家屬的規定，而且趙錦章的交代是“無家可歸”，承辦員也就到此為止了。趙錦章的那個證件盡管沒收了，但是隨著卷宗一起交給執行單位。而執行單位蘇州東山農場憑著這個證件認定了他在登記表上所填寫的醫生身份，如獲至寶似的把他安排到了場部醫務所。
趙錦章一年教養期滿後，農場讓他留場就業，他自是求之不得，於是就成了東山農場的一名職工。職工當了一年半時，趙錦章突然產生了想回家去看看順便打聽一下叛徒身份究竟是否暴露了的念頭，便用上了平時積攢下的加班調休假回了一趟上海。當晚，他從兩個弟弟口中得知警方已經前往調查過他當年改名換姓的情節，於是就明白大勢已去，待家人熟睡後便毫不留戀地立刻離開。
回到農場後，趙錦章對自己此行的整個過程作了詳盡的回憶，對曾經說過的那句“還在幹老本行”後悔不已。正是因為這份後悔，導致他開始特別留意到農場場部來的外人。這天，趙錦章發現來了四個漢子，進了保衛股的門，便頓時警惕起來。然後，他又看見職工股譚股長進了保衛股。到這當兒，如果還不作出反應，那他就是白癡了。趙錦章當機立斷，馬上離開了場部。
趙錦章離開場部後，並未如之後偵查員追捕他時所估測的那樣去了蘇州火車站想立馬逃出蘇州。他去了場部後麵的小河汊，上了一條即將出發去捕魚的漁船。當時東山半島沒有醫院，那些島民、漁民有什麽不適是到農場醫務所來求診的，因此趙錦章結交了幾位漁民朋友。平時星期日休息時，他經常到漁船上去，和漁民一起去太湖捕魚、喝酒，然後就在船上過夜。因此，漁民對於趙錦章的登船一點也不感到奇怪。漁船慢慢地離開岸邊，趙錦章在船上悄悄注意著農場方向，依稀可見人來人往的，呈現出從未有過的熱鬧景象，他便暗歎了一口氣，知道自己是回不了東山了。
當晚，趙錦章宿在漁船上。次日清晨，他讓漁民在湖中截住了一條農船，問明是去昆山裝運磚頭的，便說要去昆山轉轉，改搭了那條農船。趙錦章在昆山上岸後，順水路去了當時轄屬於蘇南行政公署鬆江專區的朱家角，用東山農場的工作證去旅館住了一夜。這時，他已經理清了思路，決定還是采取“大隱於朝”的法子來逃避追捕，這回幹脆就隱到上海市區的某個看守所裏去吧。
不過，在去上海之前，趙錦章還得做一件事，那就是需要偽造一個假證件。趙錦章以前學過刻章，於是就在旅館裏用肥皂刻了一枚昆山縣人民政府衛生科的公章，用這枚假公章偽造了一份介紹信，去找了朱家角鎮上唯一的一家小型印刷社，製作了四十份“昆山縣私人醫師執業資格證”，同時又去照相館拍了照片。次日，印刷社交貨，趙錦章在其中一個假證上填寫了姚執義這個偽名，貼上了照片，用那假公章蓋了騎縫，然後就把假公章和其餘三十九份證件全部銷毀了。
又過了一天，已經化名姚執義的趙錦章搭乘朱家角每天隻有一班前往上海曹家渡的內河小火輪前往上海。然後，前往外灘，用盜竊遊客行李拎包故意被發現後又毆打對方的方式使自己折進了局子。
盡管趙錦章把看守所視為一個可靠的保險箱，還得設計一番才能混得進去，但那裏麵畢竟不是一個好處所，不但沒有自由，物質生活的質量也是可想而知的。但趙錦章的運氣似乎好些，在他進去的當晚就有一個犯人在監房裏用放風時撿得的布條搓成繩子後上吊自殺，被同監房犯人發現，及時解救了下來，但人已經昏過去了。值班看守員經曆過這種情況，聞訊趕到後知道如果折騰著送醫院可能難以奏效，導致自殺者真的送掉性命，當下便馬上在走廊一迭聲喝問哪個監房有懂醫的。這樣，趙錦章也就當仁不讓了。看守員馬上把他開出來搶救那個犯人，經過一番人工呼吸再加上萬金油之類的刺激，把那犯人救了過來，連醫院也不用去了。
次日，看守所長上班後得知了情況，因為那個要自殺的犯人是個還沒有審出底細來的曆史反革命分子，如果真的死了那看守所是要挨批評的，甚至他這個所長是否當得下去還得打個問號。因此，看守所長內心對趙錦章有了一份隱隱的感激之心。當下，就翻閱了趙錦章的入所簡單登記，發現此人是一個犯下輕微罪行的遊方郎中，類似這種罪行和無業流浪身份的人犯當時看守所裏海了去了，在看守所方麵的意識裏是沒有什麽大的危害的人物，於是便決定對趙錦章實施優待。怎樣優待法？讓趙錦章當了看守所的勞役犯。
看守所的勞役犯，就是那種承擔著給其他犯人送飯、送水和負責監舍清潔衛生等勞役的在押人犯，這種角色有一定的活動空間，夥食也比關在監房裏的犯人好些，並且每天還有充足的水用於個人衛生，因此在看守所這是一樁好差使。但這種好差使通常隻能由犯輕微罪行、身體好而又比較老實的未決犯才能做。趙錦章一來就當了勞役犯，那對於他來說乃是一個意想不到的歡喜。
專案組向全國縣級以上公安局發函件請求協查趙錦章時，當然也給上海市各區的公安分局一一寄發了。各公安分局也有回單表明全部收到了，這是屬於刑警科管轄的工作，趙錦章被關押的黃浦分局刑警科確實也安排做了這項工作。刑警科當然也沒有忘記看守所這個可能的“避風港”，除了向所方發了分局油印的《轉發協查函》外，還特地給看守所方麵打了電話讓注意查一查。看守所也確實核對了每個在押人犯的姓名，但僅僅是核對姓名而已，所以終於讓趙錦章從眼皮底下滑了過去。
看守所一關滑過去後，預審科這一關那就更加容易混過了，他們根本不知道還有什麽協查函件，總共一兩次的提審中天天是盯著被捕時的案情訊問，趙錦章也就過關了。趙錦章被提審了兩次，承辦員認為其罪行應當逮捕，於是就讓他在逮捕證上簽了名字。逮捕之後，趙錦章終於鬆了一口氣，尋思這件事總算基本上過去了。再往下，就是檢察院、法院了，那兩家當然就更加不清楚什麽協查函件之類的題外事情了，公事公辦地履行了一番法律程序，趙錦章最後被判刑三年。
趙錦章被判刑後，先是押解提籃橋監獄，大約過了半個月，就隨著大約一百五十名已決犯移押安徽省宿鬆勞改農場去勞動改造了。
八、冤家路窄
趙錦章去了宿鬆勞改農場後，暫且無話。轉眼到了1955年10月，這個隱藏了二十四年的叛徒的真正厄運終於到了！
給趙錦章帶來厄運的，是兩度參與偵查叛徒的專案組偵查員蘇吉殿。這個老蘇，此刻自己也正剛剛遭受了厄運而且還陷在裏麵沒有解脫。
蘇吉殿的厄運，跟潘漢年出事有關。
1955年3月15日晚，潘漢年作為出席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的上海代表團成員，與陳毅、柯慶施、陳丕顯、許建國、夏衍等人乘上北去的列車。代表團抵達北京後，下榻於北京飯店。
這次會議的主要議程有一項是《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會上印發的關於饒漱石、揚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護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使潘漢年意識到事情的發展可能會牽連到他，因為材料中提及的饒漱石在華東局主持工作的時候主抓的工作中有一項就是公安，而潘漢年是華東局的社會部長並主管上海公安工作，揚帆是他的手下，現在上下級都有問題，他夾在中間肯定跑不了責任。另外，還有一樁曆史事件，1943年，在組織批準之後，潘漢年曾經由一個名叫胡均鶴的人介紹去跟汪偽大漢奸李士群見麵。而李士群對潘漢年實施突然措施，挾持潘漢年去跟漢奸頭子汪精衛見了麵。事後，由於種種原因，使潘漢年失去了向組織說明此事的機會。而這時胡均鶴也已經被捕，此事肯定會被重新提起。
在這種情況之下，潘漢年決定向組織說清楚上述事宜。4月1日，潘漢年向上海代表團團長陳毅詳細講述了自己十二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鶴挾持下去見汪精衛的經過，檢討了自己長時間沒有向組織上匯報的錯誤，同時將自己寫的有關報告交給陳毅，請他轉呈中央。
第二天，即4月2日，陳毅親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澤東報告了此事，並將潘漢年的那份材料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隨後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的決定，由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親自組織人員於4月3日前往北京飯店對潘漢年執行逮捕。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終審判決潘漢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粉碎“四人幫”後，根據時任中紀委書記的陳雲同誌的提議，對潘漢年一案進行複查。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推翻了強加於潘漢年身上的所有莫須有罪名。次年，胡均鶴也獲得平反，安排於上海市公安局老幹部處享受離休幹部待遇。
潘漢年出事後，上海市和華東局政法係統掀起了一場“清查潘（漢年）、揚（帆）集團分子”的運動，數以百計的優秀政法幹部特別是公安幹警因此而蒙冤。蘇吉殿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中共的地下黨員，曾在潘漢年領導的情報戰線上當過一名小卒子，要說跟潘漢年的關係，那是八竿子也打不上的，他還是解放後從《解放日報》刊登的照片上第一次知道潘漢年長得何等模樣；至於潘漢年，更是從來不知道他手下的秘密情報人員中有一個名叫蘇吉殿的同誌。但是，以當時清查運動的標準，蘇吉殿已經夠得上劃進“潘揚分子”的行列了。
當時蘇吉殿已經從提籃橋分局調到市局政保處工作了，他被處理的方式跟幾年前民警小許被打發到蘇北勞改農場相差無幾。1955年8月中旬的一個星期一，蘇吉殿走進辦公室上班時，一位領導跟進來對他說，有點公事想派你和老曾、小林兩位同誌去安徽宿鬆出趟差，事情有點急，得立馬出發，火車票已經買好了。蘇吉殿不疑有他，當下就和兩位同事一起上路了。那當兒交通不便，從上海去安徽宿鬆先得乘坐火車去南京，然後從南京乘汽車去合肥，到了合肥再轉汽車，反正蘇吉殿從周一出發，到周三才到。
因為領導指定那位姓曾的作為這趟出差的負責人，所以一路上蘇吉殿按照幹他們這一行的規矩也不便詢問去宿鬆幹嗎，尋思反正到了那裏總有個說法的。現在到了目的地，這才知道是一個勞改農場，因為這個農場當時一度接收了較多的上海犯人，便以為是來向犯人外調的。當晚，三人就在這個農場的一個很小很簡陋的招待所裏住了下來。
次日吃過早飯後，姓曾的那位同事說你們在招待所待著，我去場部跟他們聯係公事。他去了不一會兒，就來了兩位農場的幹部，問哪位是蘇吉殿同誌。蘇吉殿答應後，對方說我們想跟你聊幾句，請另一位同誌暫時回避一下。另一位同事出去後，農場的兩位同誌跟蘇吉殿聊了起來，問了他的基本情況，然後忽然板著臉掏出一紙公文宣布說：經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決定，將蘇吉殿同誌送交安徽省宿鬆農場管束。蘇吉殿大驚之際，對方已把那紙公文送到他麵前讓他簽名。這時，蘇吉殿才知道自己遭遇了跟當年提籃橋分局民警小許差不多的事兒，那兩個同事顯然是奉命將他押送過來的。
到這當兒，蘇吉殿知道對宿鬆農場方麵說什麽也是白搭了，留下就留下吧，但他拒絕簽字。農場那兩人說，不簽字就不簽字，我們是奉命行事，希望你不要給我們製造什麽麻煩，根據場黨委會議討論決定，你在本場的活動範圍是以場部為中心的方圓一裏之內，如果需要離開必須向農場政治處報告獲準。農場準備給你安排工作，工資待遇仍按在上海時的級別享受，停止過黨組織生活，單獨安排住宿，吃飯在場部幹部食堂，和農場幹部一樣自購飯票排隊打飯，看病享受公費醫療，可自由通信和訂閱報刊，有什麽事情需要解決的可以找農場相應的科室。
這樣，蘇吉殿就開始過起了軟禁生活。當時，華東六省一市的勞改農場、收容教養隊中一半以上都根據中共中央華東局公安部的通知接收了跟蘇吉殿情況相同的來自上海政法係統的“潘、揚案涉及人員”。
蘇吉殿在農場無所事事，終日在劃定的範圍內轉悠。他知道自己這種人此刻已經被劃為另類，農場那些幹部不會願意跟他多接觸的，所以也很識相，從來不到場部各科室去串門，也不跟任何一名幹部建立超出正常接觸範圍的關係，以免給對方造成不好的後果。最多有時去農場工會轉轉，到圖書室去借書看。倒是農場派出所在國慶節前夕為偵查一樁耕牛死亡案無法可想時，所長登門來向他求教過。蘇吉殿聽對方介紹了情況後，對案子進行了分析，派出所根據他的分析重新確定了偵查方向，結果僅僅用了三個小時就找到了案犯。這樣，國慶節過後農場幹部上班時，每個辦公室都在悄然議論這個來自上海市公安局的老蘇確實是大偵探。
蘇吉殿發現隱藏於宿鬆農場的叛徒趙錦章就是在這些議論還沒有消失的時候。那是國慶節後的第三天，上午，蘇吉殿覺得肚子有些痛，他身體一向很好，來農場後沒有上過醫院，但這次卻覺得似乎來勢有點凶，生怕熬著不好，就決定去場部醫院看看。
農場的場部是根據在押犯人的人數為體現人道主義而組建的，主要服務對象是勞改犯和收容教養人員，幹部和職工也可以前往看病，都是免費治療的。醫院的醫務人員也分三種身份：幹部、職工和犯人，勞改單位從事醫務勞役的犯人稱為“醫務犯”。蘇吉殿去掛號時，那個接待他的女職工認出來人乃是“上海大偵探”，對他便特別客氣，說你來得不巧，幹部醫生都去場部禮堂聽報告了，隻有醫務犯在。蘇吉殿說沒關係，誰給我診療都一樣，隻要懂行就行了。
這時，另一個職工身份的掛號人員開口了，說要論醫術，那當然是醫務犯比幹部醫生好。肯接受分配到這種地方來的幹部醫生哪有什麽真水平的？倒是犯人中水平高的多，我們這裏醫務犯中，有國民黨軍隊的軍醫，有留過洋的醫學博士，有中西醫兼通的全科人才，還有……蘇吉殿聽見“中西醫兼通的全科人才”，心裏不禁一動，尋思別就是趙錦章那主兒？當下便說那我就請那位中西醫兼看的全科大夫給看看吧。
對方糾正道：“我們這裏稱從事醫務勞役的犯人叫‘醫務犯’。”
“明白！這位醫務犯姓什麽？”
“他叫姚執義。”
蘇吉殿暗暗一怔，尋思名字不對嘛。嗯，不管他，反正先去看看再說吧。
蘇吉殿跟趙錦章從來沒有打過照麵，但幹偵查工作的，隻要見過照片，那模樣就能印在腦子裏似的多年不忘。所以，當蘇吉殿踏進那個名叫姚執義的醫務犯所在的科室，隻朝對方掃了一眼，就認出此人正是久緝不著的叛徒趙錦章！
趙錦章正在給人看病，沒有留意到有人進來。蘇吉殿便坐在一旁的凳子上等著，前麵三個候診的職工見一個幹部模樣的來看病，便請蘇吉殿先上前去。蘇吉殿在趙錦章麵前坐下，生怕驚動了對方，便故意不說上海話，而說一口帶寧波口音的普通話，說了說症狀。
趙錦章問：“隊長，您想吃中藥還是西藥？”
“你這裏是看中醫還是西醫？”
“我都會看的。”
“那太好了，我遇上高人了！這樣吧，你就按你的經驗替我看，不管中藥西藥，能夠解決問題的就吃。”
趙錦章想了想，說搭搭脈看看。於是搭了脈，又看了看舌苔，說隊長您這是中焦阻塞，加上飲食不周，放心，沒什麽的。要麽先吃點西藥止止痛，同時給您開張中藥方子吃點中藥？
蘇吉殿點頭說行，心裏已經完全確認眼前的姚執義就是趙錦章。他接過方子，隨口謝了一聲，便離開了診室。
蘇吉殿不知自己此舉是否驚動了對方，尋思行動得快。以他此刻的被管束身份，不便直接出麵抓人。但他想起當年去蘇州東山農場逮捕趙錦章時被其察覺得以逃脫那一幕，心裏就有點惶惶。稍一考慮，決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下手控製了對方再說。
這時，正好有兩個職工從外麵進來，一看那穩健的步伐，便知道是無病青年偽裝生病想騙病假逃避勞動的。蘇吉殿看中了兩人那副剽悍的體魄，尋思肯定有一把好力氣，加上他自己三個人控製一個趙錦章料想沒有問題。於是就朝他們招招手，對方見之臉上露出驚奇的神情，但還是過來了。
三人在醫院一角進行了簡短的對話——
“你們二位是哪個單位的？”
“哦！隊長，我們是三中隊的，我們有點不舒服，想來醫院配點藥……”
蘇吉殿擺手打斷道：“現在有一個立功的機會送給你們，幹不幹？”
兩人一愣之後，馬上點頭：“幹幹幹！隊長您讓我們幹什麽？”
“你們跟我走，到前麵那間屋子後，我讓抓誰你們馬上上去控製他。行嗎？”
“沒問題！隊長，我以前是練摔跤的，他練舉重。”
“那手腳就輕一點，我是要活的。”
說到這裏，蘇吉殿正好瞥見趙錦章從那間診室裏出來，手裏拿著一張紙往另一頭的化驗室那邊走去，便一指悄聲道：“看準了，就是那個穿白大褂的醫務犯！上！”
那兩個職工如離弦之箭似的射了出去，蘇吉殿忍著腹痛還沒走出數步，趙錦章已經被撲倒在地。其他診室的職工醫生、醫務犯聽見走廊裏動靜不對，紛紛出來察看，見狀還以為這兩個職工為看病的事跟醫務犯鬧糾紛，便有職工醫生出言指責。這時蘇吉殿走了上去，厲聲道：“是我讓他們下手的！誰去拿根繩子來，把他綁起來！”
趙錦章在兩人手裏掙紮：“憑什麽綁我？”
蘇吉殿一聲斷喝：“趙錦章——管作成！你老實點！”趙錦章頓時像馬失前蹄似的軟軟地癱倒在地。
蘇吉殿不敢大意，親自把上了綁的趙錦章押到掛號處，進去後把門牢牢閂上，命那兩個職工在外麵看守著，不讓任何人靠近。然後，叫掛號處的職工接通了農場派出所的電話，說這裏抓住了重要案犯，讓馬上派人過來押過去。
片刻，派出所長親自帶人過來了，見抓人的是蘇吉殿，不禁大奇。蘇吉殿把派出所長扯到一旁介紹案情，隻說了個開頭就把對方驚得雙目滾圓！
趙錦章被捕後，由農場派出所電告上海市公安局。上海警方連夜派員前往安徽，將趙錦章押解回滬。
蘇吉殿為此事受到了上海方麵的表揚，並對其“問題”及時作出了“從寬”處理：結束管束，調蘇北農場擔任管教員。那兩位協助緝拿趙錦章的職工受到了嘉獎。
趙錦章被押解回上海後，不久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連同之前未服完的殘刑，合並執行有期徒刑十六年。1969年，趙錦章服刑所在的勞改農場遭遇洪水襲擊，他當時正在倉庫勞動，被倒塌的庫房當場壓死。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係列
【附錄】
過去人，名字起的真的很不錯
楊帆局長出現過幾次，可惜了啊。
蘇吉殿一身虎膽，真公安也！
發這麽多，看的頭昏眼花。不過，真過癮
舊上海驚心動魄的地下鬥爭，真不是我們這些普通人可以想象的
可以拍成電視劇，絕對精彩
這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啊！
聰明反被聰明誤！51年的事，假如當時抓住了，判15年，66年就出來了，也不會69年服刑被砸死！
晚了幾年才抓到，算命大還能活了那麽久。
小時候家裏有訂啄木鳥，還有故事會，所以，看到這些故事，很喜歡
沒逃過上天的懲罰
被抓時是醫務犯，抓了以後還是醫務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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