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028：“一貫道”拐劫兒童案

【塵封檔案】係列之028：“一貫道”拐劫兒童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08年第12期

文　宋千波

• 老先生拜訪董必武，孫兒失蹤

　　1953年5月9日，一位頦下長髯飄逸的銀發老者攜著8歲孫兒，乘坐列車風塵仆仆從武漢來到首都北京。

　　這位老者，姓鄭名震俠，湖北黃州人氏，1905年考取秀才，與後來成為著名革命領袖的董必武同為湖北“文普通學堂”學員，1910年畢業後，又同批獲得清朝學部授予的拔貢學銜。次年，鄭震俠和董必武一起參加了辛亥革命，並經董必武介紹加入了同盟會。

　　在之後的歲月裏，鄭震俠當過蔡鍔的智囊，又在廣州為孫中山出謀劃策，一度還是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麾下的少將參議。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4.12”反革命政變後，鄭震俠心灰意冷，從此退出政界，遠走高飛去了南洋經商。直到抗戰爆發後，他才從海外回國，以企業家的身份出資援助軍隊抗日。當時，蔣介石曾親自前往鄭震俠在漢陽的寓所拜訪，委以高官，企圖利用鄭在軍政界的影響為其所用，遭到鄭震俠的拒絕。

　　當時，鄭震俠當年的摯友董必武正和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鄧穎超、王明等中共領導人在武漢領導長江局和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的工作。鄭震俠聞知後，便前往漢口日租界中街9號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拜訪，受到了董必武的熱情接待。董必武還特地請出周恩來，將鄭震俠鄭重介紹了一番。

　　“皖南事變”發生後，由於鄭震俠在陪都重慶公然嚴詞指責蔣介石，而遭到戴笠控製下的“軍統”局的綁架，竟被關押半年有餘，幾乎喪生。出獄後，鄭震俠想前往延安參加革命，但因“軍統”特務的阻撓而始終未能成行，於是隻好繼續經商。抗戰勝利後，鄭震俠回到武漢，正式退出商界，賦閑在家。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有一次去廣州公幹途經武漢作短暫停留，曾和鄭震俠見過一麵，當麵轉達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副總理兼國家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董必武對鄭震俠的問候和赴京遊覽的邀請。鄭震俠當時即向董必武去函致謝，表示非常願意去北京拜訪，但因身體原因恐怕一時難以成行。董必武收到函件後修書一封，除了關心老朋友的健康外，還再次邀請鄭震俠在方便時赴京一遊。這樣，鄭震俠在休養兩年後覺得身體可以了，這次就帶了8歲孫兒鄭星兒赴京了。

　　鄭震俠沒有想到，這次北上竟是一趟驚魂之旅！

　　鄭震俠抵達北京後，被一位在民主黨派中央機關任職的老友接往其寓所，讓他在京期間就住在那裏。當天下午，鄭震俠給董必武辦公室打了電話。董必武聽說鄭震俠已抵北京，很是高興，不一會兒就親自給鄭震俠打電話，說次日下午3時派車接鄭震俠去他那裏會晤。

　　鄭震俠在北京有許多朋友，聞知他抵京，紛紛來電來人約見。有一位原擔任國民黨中將後來起義後在國家某部任職的老部下來電，說他因次日中午就要離京出差，所以約定上午9點前往鄭震俠在京下榻處拜訪。

　　次日，5月10日，那位老部下準點抵達，兩人已經二十年未見，自有一番親熱。鄭震俠的孫兒鄭星兒初時還依偎在爺爺膝前看小人書，一會兒就溜到外麵院子去玩了。鄭震俠沒有在意，隻管跟老部下聊著。鄭星兒在院子裏，先是看爺爺那位老部下的司機檢查轎車，漸漸沒興趣了，就在院子裏四處奔跑。奔著奔著，不知怎麽的就出了大門去了外麵。

　　這一去，竟然就此消失了！

　　一小時後，那位老部下告辭時，鄭震俠送他上車，這時才發現院子裏沒有孫兒的影子，但是沒有在意。直到把老部下送走後，才開始叫著孫兒的名字在寓所內外找，卻沒小家夥的應答，這才有點緊張。他的那位老友於是馬上讓家裏的傭人去外麵尋找。一刻鍾後，傭人還沒有回來。大人們這時意識到情況似乎不妙，於是就坐不住了，主人、客人一齊出動到外麵去找。這番尋找進行了一個多小時，最後以失望告終。

　　鄭星兒是鄭氏家族自鄭震俠以下第三代中唯一的男丁，鄭老先生這下真是急得團團打轉，血壓驟高，癱倒在沙發裏。老友一看，一麵吩咐妻子拿出降壓藥讓鄭震俠即服，一麵馬上往西單公安分局打電話報警。

　　西單分局接到報警電話後，馬上派出兩位治安科民警趕來，稍一了解情況後，說他們這就去轄區派出所請求派員尋找，同時還要發動附近居委會幹部相幫查找。鄭震俠這時還沒有透露他此次赴京主要是來拜訪董必武的，但老友覺得應該讓民警知曉一下，也好引起他們的足夠重視。其實，西單分局是知道鄭這位老友的民主黨派要員的身份的，要不大概還不至於為此而立馬派員登門了解情況哩。當下，他就對民警說，希望趕快找到孩子，因為下午3時董老要派車接鄭震俠過去敘舊，這孩子自然也得過去拜見董爺爺的。

　　民警一聽，吃驚不小，馬上就近去了轄區派出所打電話向分局報告，又對派出所領導說了說。派出所領導聽了也覺得此事非同小可，於是馬上下令全所民警一律放下手頭的工作，除了留人值班外，其餘人員立馬參加尋找，一部分人下居委會發動群眾協助尋找，一部分人則騎著自行車直接尋訪。西單分局方麵接到電話後，也當即派員前往車站布控。

　　如此折騰，結果卻仍是零。

　　於是，西單分局一麵向北京市公安局報告，一麵繼續查尋鄭星兒的下落。

　　北京市公安局三處(治安處)接到西單分局的報告後，出於慎重，馬上指令專人以市局的名義給全市除西單分局之外的所有分局打電話，讓各分局了解各自轄區內是否發生了同類情況。然後，三處領導就向市局分管領導報告此事。

　　當時，北京市公安局局長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兼任的，副局長是馮基平和張明河。西單分局上報的情況很快就送到了副局長馮基平那裏，他意識到這件事一定會驚動董老，正盤算如何在全市範圍內展開查尋時，羅瑞卿的電話就打來了。果真如馮基平所預料的，此事已經驚動了董必武。

　　董必武按照昨天的安排，於當日下午3時派轎車來將鄭震俠接去。董老一看鄭震俠是一個人去的，馬上說昨天電話裏不是說過連孩子一並過來做客嘛，為什麽不把孩子帶來？說著就要吩咐司機再走一趟去把孩子接來。鄭震俠原本不想驚動董必武，當下一看不驚動也不行了，於是就把鄭星兒失蹤之事說了說。董必武一聽，馬上親自給羅瑞卿打電話，請求公安局方麵加緊行動，務必要找到失蹤兒童。這樣，羅瑞卿就把電話打到了馮基平這邊。

　　馮基平向羅瑞卿匯報情況的當兒，三處又報來了相同的情況——西單分局急報：該局轄區範圍內又有男女兒童各一名失蹤；西四區也報來有男女兒童各一名失蹤。馮基平跟羅瑞卿通畢電話一看治安處的電話記錄就愣了：看來，這不是通常常見的兒童走失啊！莫非是有人故意拐劫兒童？

　　這時，三處竟然又報來了情況：海澱區、崇文區各有一名兒童失蹤！

　　至此，不用說像馮基平這樣的早在抗戰前期就已經從事保衛、情報工作的老公安了，就是北京解放後參加工作的學生出身的人民警察也能夠意識到這顯然是團夥式的故意作案了。馮基平當即召來三處的幾位領導，一番商議後作出決定：立刻責成西單、西四、海澱、崇文四分局對各自轄區發生的兒童失蹤事件立案，迅即組織警力開展偵查，盡快追回失蹤兒童，緝拿犯罪分子。

　　北京市公安局三處於是立刻以市局名義向上述四個分局通報了全市一天之內失蹤七名七八歲男女兒童的情況，下達了立案偵查指令，規定不管調查工作是否取得進展，都必須每隔四小時就向市局三處報告偵查情況，以便市局方麵及時掌握情況，能夠在第一時間對整體工作進行合理調控。

　　此時是5月10日下午4時20分。

　　西單、西四、海澱、崇文四個分局於是當即對兒童失蹤事件立案，組織了以本局治安科、刑偵科警察為成員的偵查小組，迅即投入了偵查工作。

　　先說西單分局的偵查情況。該分局轄區內一共失蹤了三名兒童，簡述失蹤者情況如下：

　　鄭星兒，男，湖北省武漢市人，8歲，父母均為知識分子，其父係大學中文教授，母係中學語文教師；於當日上午9時30分許在西單區其祖父友人宅院內玩耍後獨自走出大門，失蹤。

　　劉菊馨，女，北京市人，7歲，父母均為醫務工作者；當日中午隨母親及舅舅、舅母去“達誠飯館”用餐時失蹤。

　　袁至秋，男，北京市人，8歲，喪父，母為京劇演員；當日下午2時許隨姥姥在其家所居胡同之鄰居處串門時失蹤。

　　三名失蹤兒童的家長在發現孩子失蹤後的處理措施是相同的，先是自己和發動親友尋找，尋找不著然後報警。警方接到報警後，出動警力協助尋找或者聯係居委會組織群眾協助尋找，但都未能找到。

　　立案後，偵查員分別走訪了三名兒童的家長以及失蹤前在場的居民、飯館夥計及顧客十三人，一一進行了詳細的了解，但未能獲得任何線索。

　　西四區失蹤的兩名兒童，男童7歲，名叫李清唯，天津市人，父母均為區政府幹部，由奶奶照料，讓其上了幼兒園，幼兒園距家僅四十米距離，平時都是孩子自己來回的。當日下午1時，孩子跟奶奶說過“再見”後，和平日一樣出門而去。奶奶隻道孫子已經抵達幼兒園了，哪知到了下午3時幼兒園放學了卻還不見回家，於是就去看看，這才知道孫子下午沒去上學。老奶奶患有高血壓、心髒病，當下一急，立馬暈了過去，幼兒園於是馬上報警。

　　失蹤的女童名叫薑美麗，8歲，唐山市人，小學一年級學生，父親是鐵路職員，母親是沒有工作的家庭婦女，在居委會義務幫忙。居委會就在她家附近，薑美麗每天放學後必去居委會向媽媽拿家門鑰匙，逗留玩耍一會兒。小姑娘名“美麗”，長得確實漂亮，人見人愛，一班鄰居都喜歡逗她。這天下午由於老師開會，學校隻上一節課就放學了，她卻沒出現在居委會。媽媽看到其他孩子都已放學卻沒見女兒，覺得奇怪，也有點不大放心，於是就去學校查看，方知女兒早就離校回家了。媽媽於是就在附近四處尋找，居委會幹部知曉後，馬上發動群眾幫忙找，但找了一個多小時尋遍了附近所有可能去的地方還是沒見小姑娘的影子，於是就斷定有問題了，居委會主任二話不說馬上向派出所報了警。

　　警方立案後，西四分局派出了三名偵查員，會同失蹤兒童所在轄區的兩個派出所指派的四名民警開了個短暫的碰頭會，決定分成兩支力量分別予以查找。具體分工是，派出所的兩名民警，一個下胡同發動群眾提供查找線索，並請居委會幹部組織治安積極分子直接尋找失蹤兒童；另一個民警則和分局偵查員一起走訪失蹤現場，察看地形並逐家訪問沿途住家、店鋪。

　　兩支力量一直調查到午夜，也沒有獲取有價值的線索。

　　海澱區和崇文區失蹤的是兩名7歲男童，都是北京市人，一個名叫郝衝鋒，一個名叫伍中瑞。郝衝鋒的父親是解放軍軍官，駐防在河北廊坊，母親是紡織廠工人。這天母親休息，午後帶著兒子去公園遊玩，2時許看到有人在賣風箏，就上去給兒子買。等到付過錢擠出人群一看，卻不見兒子的身影了。情急之下一麵哭一麵大聲呼叫著兒子的小名，旁邊人見她一副急赤白臉的樣子便問是怎麽回事，聽說丟失了孩子，就找來了公園管理人員。管理人員和這位母親以及數名樂於助人的遊客馬上幫著全園尋找。公園不大，十來個人分頭轉了半個多小時已經搜尋了兩圈，但卻沒見孩子。公園方麵於是就向公安分局打了電話。

　　伍中瑞是北京市人，其父是中醫，母親是百貨商場的會計。這天母親輪到休息，中午帶著兒子到丈夫供職的診所附近的一家小飯館吃了一頓飯。飯後返回時，跟著丈夫去診所取東西。到診所後，和另一熟識的女中醫說了兩三分鍾話，等到告辭後想招呼兒子離開時，剛才在診所門口玩耍的兒子已經不見影蹤了。

　　海澱、崇文兩個分局立案後，采取的方式有點不約而同：除了跟西單、西四分局一樣派出民警調查以及發動群眾尋找外，還在郝衝鋒、伍中瑞失蹤的公園和中醫診所門口及附近張貼了請群眾提供線索的啟事。

　　上述措施不謂不周全，但跟西單、西四分局一樣，海澱、崇文分局一直到次日上午7時向市局三處報告偵查情況時，還是白板一塊，沒有發現失蹤兒童的任何線索。

　　北京市公安局的領導非常關注該案，留局擔任總值班主任的馮基平副局長8點鍾一上班就把三處領導召來了，想跟三處領導商議如何推動偵查該案的問題。話剛說了個開頭，就有電話打了進來，報來消息稱：有三名失蹤兒童已經回來了！

• 又有五名兒童失蹤

　　三名兒童失而複現是一個姓蔣的汽車司機發現的。蔣師傅是國家重工業部的專職司機，負責駕駛一輛大客車，有時沒有大客車的載客活兒時，也被調去開開小車或者大卡車。這兩天，他的大客車負責載著一批從蘇聯過來的工程師在北京各處遊覽。昨天晚上，蔣師傅把蘇聯客人送到下榻的位於西單區的飯店後，就駕著汽車回家了。蔣師傅家住海澱區周家巷迎福機器修造廠旁邊，工廠前麵有一籃球場大的空地，晚上沒有人活動，他有時開著汽車回家，就把車停在空地上的一株大槐樹下麵。昨晚也是這樣，蔣師傅把大客車停好後，關上窗子，鎖上車門就回家休息了。

　　今天早上7點，蔣師傅想把大客車開到飯店那裏去等著接蘇聯賓客遊覽八達嶺長城，哪知發現車門鎖已經被撬開了，車門開著一條縫。他看了下，雖然感到吃驚，可是卻又不可思議，這車上又沒有什麽值錢的東西，小偷幹嗎撬車門？有這把力氣那倒還不如去撬油箱鎖了，裏麵倒是剛加滿了汽油，偷一桶汽油去還能銷得幾個錢呢。蔣師傅一邊想著，一邊上了車。隻一瞥，不禁大吃一驚：靠近車門這邊的三個雙人座位上，竟然躺著三個孩子，身上都裹著舊毛毯。蔣師傅一瞬間還以為是屍體，嚇得頭皮發麻，片刻大著膽子上前去看，這才發現這三個孩子臉色如常，一動不動的原因是正呼呼大睡。

　　蔣師傅不敢去碰孩子，想了想，下車朝遠處幾個正在練拳的老者呼喊請他們過來。老者過來後，蔣師傅讓他們守著車門，自己三步並作兩步奔到迎福機器廠，借用工廠的電話機給海澱公安分局打電話報告了此事。

　　海澱分局昨天就已經對本轄區的7歲兒童郝衝鋒失蹤之事立案偵查了，也知道全市四區一天之內一共失蹤了七名兒童，值班警員此刻接到電話，自是重視，當即通知昨晚忙於偵查未能回家休息而留宿分局的三名偵查員。偵查員一聽頓時來勁，立刻出動。趕到迎福機器修造廠那裏登車一看，那三名兒童已經醒了，正一臉迷糊地睜著惺忪的眼睛趴在車窗口往外張望。

　　經詢問，這三名兒童一是海澱區的郝衝鋒，一是西四區的薑美麗，還有一位是西單區的袁至秋。

　　這樣，海澱區失蹤的孩子算是找到了，偵查員鬆了一口氣。當然，人是找到了，但案子是如何發生的，作案者是如何作案的、動機何在、為什麽又把孩子放了回來、放回的孩子是否受過傷害，等等，這些問題還有待於繼續調查。所以，偵查員在對大客車內外痕跡進行勘查後，就請蔣師傅順便把大客車開往海澱分局，讓三個孩子到分局去。

　　郝衝鋒等三名兒童到了分局後，馬上有女警員負責接待。偵查員則分別向三名兒童家長打電話告知消息，請他們來分局。而海澱分局的領導則向市局打電話報告了情況。

　　市局這邊，馮基平聽說這一情況後，跟三處領導略一商議，當即下達指令：先把三名兒童送往醫院檢查看是否受到了什麽傷害，必須派員寸步不離地予以監護，除了家長、醫生，不準任何其他人接觸孩子；同時，與兒童失蹤案相關的西單、西四兩個分局參加偵查該案的偵查人員立刻集中到海澱分局合議案情；市局指派一處(偵訊處)科長吳福鑫和三處兩名資深偵查員前往指導。

　　郝衝鋒、薑美麗、袁至秋三名兒童在醫院接受了檢查，沒有發現受了外傷，但是精神似乎有點恍惚，醫學專家懷疑可能係麻醉類藥物所致，出於慎重，還抽取血液作了化驗，但血液中並未發現異常物質，於是被認為可能接觸了乙醚之類的嗅型麻醉劑。醫學專家的意見是，在孩子未曾完全恢複正常精神狀態前，最好不要對他們進行詢問。

　　這當然跟公安人員的想法有所不同，偵查員此刻真是恨不得立馬像對大人那樣跟三名兒童進行談話，詳盡了解他們失蹤的情況，以及在將近二十小時內發生了什麽，以便盡快獲取有價值的線索，迅即營救另外四名被拐劫的兒童。於是，偵查員就向專家提出了這個問題，請教是否有讓孩子盡快恢複正常精神狀態的法子。專家說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孩子放鬆再放鬆。怎樣放鬆？讓家長帶他們去公園轉轉，做做遊戲，如果有條件，提供些玩具那就更好了。

　　偵查員於是馬上照辦，先招待大人孩子在醫院外麵的一家小飯館吃了點東西，然後弄了輛汽車把大人小孩拉到了頤和園，由兩名女警員陪著一起遊玩。想想隻怕力度還不夠，又臨時從海澱區機關幼兒園借了一名擅長把跟兒童的距離可以接近到零的女老師，送到頤和園去一起活動。

　　一部分偵查員在作上述安排時，另一部分偵查員也沒有閑著，市局吳福鑫科長他們對那位發現三名兒童的重工業部司機蔣師傅的口述情況記錄、大客車的刑事勘查情況以及那三條裹孩子的毛毯等情況進行分析。最後得出的結論是：

　　一、大客車的車門鎖是被人用工具強行撬開的，從留下的痕跡判斷，撬車門者對於此行並非熟手，由此可以排除作案人有盜竊之類的刑事前科。

　　二、裹孩子的三條草綠色毛毯，係用舊了的美國軍用毛毯，那是二戰結束後美國救濟總署運來中國的美軍剩餘物資，當時在北平地區就低價拋售了三萬多條，所以很難以此為線索進行查摸。

　　三、從撬開車門然後再把三名熟睡的兒童送到車上的過程判斷，作案的可能不止一個人，聯係到昨天在本市四個區失蹤七名兒童這一點來看，這是一個專門拐劫兒童的犯罪團夥。隻是，他們為什麽把已經拐劫到手的孩子又放回來，還顯然是出於生怕孩子受涼的原因而給裹上了毛毯，這就一時捉摸不透了。

　　要想進一步了解案件情況，看來隻有從郝衝鋒等三名兒童那裏作嚐試了。上午10點，陪同孩子們去頤和園的偵查員打來電話，說孩子都已經恢複正常，請示是否把他們拉到分局來接受詢問。這邊吳福鑫科長他們一商量，說還拉回來幹嗎，就地跟孩子們聊唄，這樣不是更好嗎！

　　對七八歲的兒童進行案情詢問，也真難為那幾名偵查員了。他們一邊聊天似的問著，一邊根據他們的回答考慮著如何啟發孩子回想起更多的內容。這番折騰，足足耗費了三個小時。

　　三名兒童的陳述情況綜合起來如下：郝衝鋒出事是在媽媽給他買風箏的時候，他看著媽媽擠進了人群，自己也想跟著擠進去，當然難以實現，正著急間，他被人從後麵抱了起來，還沒作出反應時，一樣有點濕的軟東西捂住了他的鼻子，他就失去了知覺。薑美麗的情況跟郝衝鋒差不多，隻是她記得在被人抱起前身後傳來一個男性大人的聲音，說你的鉛筆掉下來了。她回頭去看，身子就懸空了，跟著就什麽也不知道了。袁至秋是跟著姥姥去鄰居家串門的，姥姥在裏麵聊得起勁，他在門外一堆黃沙上掏洞堆壘玩得也正開心，玩著玩著，就不知道了。

　　等到袁至秋醒來時，已經在一間燈光通明的屋子裏，他是躺在鋪在地板上的棉被上，旁邊一字兒靠牆坐著六個孩子，其中兩個就是和他一起出現在大客車上的郝衝鋒和薑美麗。他們手裏都拿著糖果、餅幹等零食，有的在吃，有的隻是拿著。屋裏還有一男一女兩個大人，正拿著毛巾給他擦臉。據郝衝鋒、薑美麗說，他們醒來後一看是待在陌生環境，馬上哭了起來，但很快就被那個男的凶聲惡氣地給嚇住了，那個女的很和氣，拿出零食讓他們吃。袁至秋倒沒有哭，他不吭聲，隻是盯著別人手裏的零食。人家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把裝著糖果和餅幹的罐子拿到麵前，他就抓了一些放在身邊吃了起來。

　　一會兒，那個男的出去了，女的讓袁至秋也靠牆跟其他孩子坐在一起，然後就細聲細氣地說我現在跟你們說話，一個一個說，不要害怕，一會兒拿玩具給你們。先說說自己的名字，住在哪裏，爸爸媽媽幹什麽的，說清楚了我們可以聯係上他們把你們領回去。

　　問話是按照孩子們所坐的位置次序逐個進行的，那個有著兩條長辮子的女人一邊問，一邊在一個本子上記錄著，不但問了她說過要問的內容，還特別詳細地詢問是否上學、是否識字、會唱歌嗎等等。薑美麗是背著書包被拐劫的，那女人就把她的書包打開翻了一番，看到作業本上老師批的成績，說：“小姑娘看看你長得漂亮，讀書怎麽這樣笨？看都是紅燈，最好的也不過是3分，真是可惜了！”一邊說，一邊搖頭。

　　那女人問完後，拿出了一些小人書讓孩子們自己看，一會兒又問他們是否要上廁所，沒有人敢答話。但是，她還是把他們帶到了外麵院子上了廁所，這時外麵天色已經幾乎黑了。

　　晚飯吃的是水餃，飯後那個男人送進來一塊小黑板，那女人在黑板上寫了各人的名字，問他們是否認識。認識的就讓玩玩具，不認識的就教他們，認識後就讓各人在黑板上輪流學著寫，寫對了的就讓玩玩具。識字的薑美麗等人，則學另外的生字，看誰記得快。

　　如此折騰了一番，後來就來了另一個燙著披肩長發的女人，說是教他們唱歌。教之前逐個問孩子會唱什麽歌，還在本子上記了下來。問過後，燙發女人就教他們唱《小熊蕩秋千》。

　　這番折騰結束後，那個男人捧來了兩條被子，說你們睡吧。袁至秋他們已經很累很困了，也不脫衣服，就地躺下，不一會兒就睡著了。等到醒來，已經在那輛大客車上了。

　　詢問結束後，偵查員馬上返回海澱分局，向等著他們的市局吳福鑫科長等人匯報上述情況。

　　這個案件的偵查進行到這一步，受命前來指導的吳福鑫大體上已經領會了市局領導的意思，目前集中在海澱分局的這十一人，基本上就是一個專案偵查組了，組長就是他。如果案件偵查沒有進展，那市局就該案組建專案組的指令肯定下達。這一點，海澱分局的領導顯然也是知道的，所以，他們連案情匯報也不來聽了，對吳福鑫說這個案子就請你多費神了。吳福鑫當下也不說官場套話了，尋思破案要緊，還是趕緊開案情分析會吧。

　　案情分析會進行了一個多小時，對以下情況進行了梳理：

　　從袁至秋被拐劫至目的地到去院子上廁所時天色快黑這段時間後所經曆的事情所耗時間來推斷，案犯的窩點應當是在北京市的市郊接合部，結合三個兒童被釋放的地點，窩點位置應該是在海澱區，可能就在迎福機器修造廠所在的周家巷地區。

　　袁至秋醒來的時間應當是在下午3點鍾左右，他和另外兩個孩子郝衝鋒、薑美麗卻一致記得所待的那個屋子裏亮著電燈，那說明這個窩點所處的環境並不隱蔽，那個屋子的窗子是關閉上的。因為關閉了窗子，並且蒙上了布簾，光線不足，所以大白天才要開燈。為何關閉？顯然是恐怕被鄰居發現那裏發生了什麽樣的一幕。天黑後才讓孩子們去院子裏上廁所可能也是這個原因。

　　從被拐劫兒童都瞬間失去知覺後遭劫持這點看來，案犯是使用了某種高效麻醉劑。這種高效麻醉劑在使用時——尤其是對兒童使用時，其劑量、稀釋比例、麻醉時間都有嚴格的控製，使用不當就會發生危險。而那七名被拐劫的孩子都是到了目的地用冷水擦拭臉部後就蘇醒，而且很快就能進入正常活動狀態。如此看來，案犯中顯然有人掌握這方麵的知識，有可能是從事或者曾經從事過醫務工作。

　　案犯對被拐劫兒童進行識字、唱歌測試之舉，使偵查員感到莫名其妙。聯想到拐劫行動的動機，莫非是打著草台班子旗號流竄江湖的犯罪團夥企圖訓練兒童從事那些由兒童出麵下手的刑事犯罪活動？

　　如果上一點的判斷是準確的話，那麽袁至秋、郝衝鋒、薑美麗的被釋放則是測試之後被認為缺乏訓練項目的潛質而放棄了。

　　案情分析會根據上述分析，迅速製訂了偵查方案：通過派出所聯係居委會發動群眾，對海澱區以周家巷地區為中心的居民住宅進行可疑情況查摸；偵查員同時對迎福機器修造廠周邊地區的住家進行訪查，了解昨晚是否發現過異常動靜。

　　案情分析會結束後，吳福鑫給市局打電話報告會議情況，提出鑒於目前的偵查工作事實上進入了統一專案的程序，所以建議領導考慮是否幹脆將目前三個分局以及市局參加偵查工作的人員合成組建一個專案偵查組，對三區範圍的七起拐劫兒童案件串案並偵。接電話的市局一處領導認為此事可議，待請示局領導後作出正式決定。

　　一小時後，吳福鑫接到了市局的電話，原以為是他的建議獲準了。哪知卻是告訴他一個消息：當天中午11時40分至下午2時50分這三個多小時內，東單分局轄區的天安門廣場、東長安街、王府井大街一共有五名6至8歲的外地來京的男女兒童失蹤！

　　吳福鑫還沒有回過神來，電話就斷了。正要撥打過去，又一個電話打進來了。這是馮基平副局長親自打來的，說已經決定立即組建專案組對拐劫兒童案進行偵查，東單分局將派三名同誌前來充實專案工作，由你吳福鑫同誌擔任專案組長。鑒於案情重大，關係到被拐劫兒童的生命安全，故要求專案組在從現在起的七十二小時內將該案偵破。馮基平還說，從現在起，他開始親自抓這個專案，專案組的情況直接向其匯報。

　　電話掛斷後，吳福鑫看了看時間，此刻是1953年5月11日下午4時。這就是說，到5月14日的這個時間，專案組就得把失蹤的兒童全部找到，並將案犯捕獲。而此刻，他們手頭還沒有掌握任何線索。

　　這時，東單分局派來的三名偵查員趕到了。他們向吳福鑫匯報了那五名兒童的失蹤情況：這五名兒童是兩女三男，分別來自福州、上海、南寧、合肥的五個互不相識的家庭，是由其家長領著進京走親訪友或者旅遊的。他們失蹤時，正由家長、親友領著在上述地點遊覽，跟昨天郝衝鋒等七位小朋友被拐劫時一樣，也是大人一不留神，孩子就不見了。

　　吳福鑫聽後說，那看來這也是昨天作案的那夥歹徒下的手了，作案手法一模一樣，遂把相關情況簡單作了介紹，又說已經把偵查員全部派出去調查了。正說到這裏的時候，分局大門門衛室打來了電話，說有人求見吳福鑫科長。吳福鑫問是哪位，聽見回答後馬上一躍而起：“哦！看來是線索來了！”

• 小女孩記憶中的一個碎片

　　點名求見吳福鑫的，是失蹤後又回來了的女童薑美麗的父親薑林曦。薑林曦在鐵路局工作，常年在列車上跑。女兒失蹤時，他正在車上值勤。昨天早上剛回北京，在聽說女兒失蹤的壞消息後不到一小時就又得到了薑美麗平安無事的好消息，便和妻子一起趕到海澱分局，後來又陪女兒去了醫院和頤和園，偵查員向孩子們了解情況時，因為要讓孩子情緒穩定，所以家長也是在場的，有的內容還是家長出麵問了自己的孩子才打聽出來的。

　　因此，薑林曦知道偵查員需要了解些什麽內容，偵查員讓他們帶著孩子回家時也特地關照過讓家長回去後注意繼續跟孩子作這方麵的溝通，如果有什麽線索請立刻通知這幾天移於海澱分局辦公的市局吳福鑫科長。對於薑林曦來說，由於列車員職業的緣故，他是很善於跟各種年齡段的人進行溝通的，跟自己的女兒那就更能溝通了。今天下午，薑林曦帶著女兒出門去逛街，走出胡同迎麵來了一輛載著客人的三輪車，“丁零零”地從他們父女身邊一溜而過。

　　薑美麗看著遠去的三輪車，記憶中忽然靈光閃現似的出現了前天被拐劫後的一個碎片，便告訴父親說，她記得前天失去知覺後不知過了多久似乎恢複了一點感覺，覺得自己是乘坐在一輛三輪車上。小姑娘對三輪車有著一種特別的感覺，因為她的叔叔就是三輪車夫，路過她家停下歇息一會兒時，經常載著她在胡同裏轉上片刻。薑林曦聽了，認為這可能是一條線索，於是就決定來公安局向吳福鑫科長報告。

　　當下，薑林曦把上述情況向吳福鑫科長一一作了陳述。吳福鑫認為這是一條線索，馬上意識到他們在進行案情分析時遺漏了一個問題：案犯是通過什麽交通工具拐劫兒童的？似乎有必要循著交通工具這一點軌跡進行調查。不過，現在對於此事還來得及作補救。於是，吳福鑫馬上以市局名義同各分局聯係，布置分局交警科即刻跟各轄區的三輪車管理部門聯係，火速尋找前天下午2點左右在護國寺街一帶營業過的三輪車、人力車工人，主要目標是曾經拉過一個或者兩個大人抱著一個似乎熟睡著的八歲女童的那位師傅。

　　那時候，三輪車、人力車還是私人經營，全北京林林總總大大小小不下六七百家車鋪，各分局接到協查通知後馬上分頭行動，通過派出所找到轄區內的車鋪，向老板說明來意。那些老板們自是積極協助，那時候也沒有什麽手機、呼機，但他們自有迅速跟各自工人取得聯係的渠道。大約過了兩個小時，東四區“順昌車鋪”老板向東四公安分局報告：該車鋪三輪車工人葛小順稱其在前天下午2時多曾在護國寺街虎踞坊口拉過一個抱著熟睡女孩的乘客，那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穿著一件藍卡其中山裝，戴一頂同樣顏色的帽子，帶著一個黑色公文包，看模樣像是一個幹部。

　　吳福鑫帶著偵查員小胡馬上跟葛小順見了麵，詳細詢問了當時的情況，從他記得的那個被認為是熟睡著的女童所穿的衣服顏色和那個小書包這兩點上，確認他當時載的確實是被拐劫的薑美麗。據葛小順說，他踩著空車經過護國寺大街虎踞坊口時，從胡同裏匆匆忙忙走出一個抱著孩子的三十多歲的男子，衝著他喊“三輪”，嗓音有點沙，聽口音是北京當地人，身高大約在一米七二左右。他就停了車，因為對方抱著孩子，生怕人家上車不便，他就下車去扶了一把，這才發現對方手裏還拿著一個花布做的書包。

　　葛小順問對方要去哪裏，那男子指了指西邊：“新街口大街！”

　　葛小順原以為這孩子生了病，尋思肯定是讓去醫院，一聽心裏便想：新街口大街可沒什麽醫院啊！於是就問：“先生您去新街口哪個旮旯？”

　　那人似乎有點不耐煩：“你踩過去就是了，到了我會招呼你停車的。”

　　於是三輪車就時不時響幾下鈴地往新街口大街去，經過一所私立小學大門口時，那人讓三輪車停了下來，掏錢付了車費。這時不知從哪裏冒出一個三十多歲的燙發女人來，接過了男子手裏的公文包和書包，那男子就下了車。葛小順當然不可能沒來由地去關注乘客下車後去了哪裏，於是就踩著空車離開了。

　　吳福鑫獲得上述線索後，看看時間已是下午7點，天都黑了，但他還是和偵查員小胡馬不停蹄又去了新街口大街的那所私立小學門口。那裏是一塊很大的空地，白天黑夜都有一些小販前來設攤，出售小吃、蔬菜、雜貨、舊衣服、古書籍之類，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市場。區政府似乎也認可了這個事實，派了個稅收員待在這裏對小販收取若幹稅款。吳福鑫找到了那個脖頸上掛著個帆布包四處晃悠的稅收員，亮了亮證件，將其請到一旁，低聲打聽靠近馬路的位置有哪些小販白天也在這裏擺攤的，麻煩你把他們一個個請過來，我想向他們了解情況。

　　片刻，就有小販過來接受偵查員詢問了。吳福鑫一說前天下午有一輛三輪車載送一個懷抱熟睡孩子的男子在這裏下車之事，那小販就說看到了。但是，這人提供的情況還沒葛小順詳細。這使偵查員有點失望，好在還有小販在旁邊等著接受詢問。於是又問，還是如此。直到問到第四個，才算有了點新的內容。那是一個女小販，說一口北京郊區話，她說她是在這裏賣小吃的，因為當時沒有主顧光顧，所以有些空閑，見有人乘三輪車過來，就有意無意地注視著。那個迎接抱孩子男子的燙發女子，事先是等候在這邊的，就在她小吃攤旁邊的那棵大樹下站著。

　　那麽，你是否看到那個女子候到了抱孩子的男子後去了哪裏呢？

　　看見了，他們就在大樹下站了大約三分鍾左右，這時來了一輛轎車，銀灰色的，停在離這邊大約十幾米的馬路邊，那對男女一見就快步走了過去。這時有人來問小吃價錢，她回答後人家沒買，於是又轉過臉去看那對男女，隻見他們已經上了轎車，轎車隨即就開走了。

　　吳福鑫盡管不抱希望，但還是問了一聲：那輛轎車的牌照你看了嗎？

　　對方果然搖頭。

　　不過，還有五個小販沒有接受過詢問，偵查員還是心抱希望。一一詢問下來，問到最後一個，果然又有新的發現。新的發現不是那輛轎車的牌照，而是另一內容，這個內容後來被證明對於偵破案件起到了關鍵作用——

　　這個小販姓丁，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小老頭，這邊市場上人都稱呼他“丁老頭”。丁老頭是賣古錢幣的，他的攤位正好在那輛銀灰色轎車停下位置的旁邊，他以為來了主顧，兩眼飽含期待地盯著轎車上下來的那位司機。那是一個中年男子，身穿米黃色西裝，頭上戴著一頂同樣顏色的鴨舌帽，臉上扣著一副大墨鏡。他站在轎車旁邊，四下張望著。這時，那對抱著孩子的男女過來了，跟司機沒有說話，但也沒有上車。那個女人把手裏拿著的公文包、書包遞給男子，然後向那司機做了個手勢，司機就讓他們上車了。

　　偵查員馬上詢問：“那女子做了個什麽樣的手勢？”

　　丁老頭說我也沒有看清楚，大體上是這麽一個姿勢吧——說著就做了一個左手放在右手手背上，手心向內置於胸前的動作。吳福鑫不知這是什麽意思，問小胡，他也說不清楚。

　　盡管不清楚，可是兩人都已經意識到這肯定是一條線索。調查進行到這裏，算是結束了。吳福鑫離開前，拜托稅收員幫助打聽是否有人看清了那輛轎車的牌照號碼。

　　吳福鑫和小胡回到設在海澱公安分局的專案組臨時辦公室時，白天派出去的各路偵查員都已經返回，正一邊七嘴八舌議論著案情，一邊等著吳福鑫回來。吳福鑫說那咱們趕緊開會吧，現在領導給我們的期限隻剩下六十六個半小時了，耽擱不起，還是抓緊時間討論案情吧。

　　吳福鑫主持會議，先讓偵查員匯報各自的調查情況，有收獲的詳細說，沒有收獲就一言帶過。結果，竟然沒有一路查訪到有價值的情況。這樣，吳福鑫就說了他去私立小學所調查到的情況，最後說到了丁老頭所說的那個手勢，問同誌們是否知道這是什麽意思。

　　話音剛落，有人倒抽一口冷氣：“啊——我知道了！”

四、“合同手勢”

　　這個倒抽一口冷氣的人，是西單分局偵查員老範，他說過“我知道了”之後，稍一停頓嘴裏又吐出了一句話：“莫非案犯是‘一貫道’分子？”

　　此語一出，滿室皆驚：北京的“一貫道”已經給摧毀了，怎麽又冒了出來，而且出手不凡，一下子就作了這樣一串驚動高層的大案！吳福鑫定定神，說老範請你說說何以懷疑案犯是“一貫道”分子。

　　老範是早在抗戰勝利時就奉命打入國民黨北平市警察係統的中共地下黨員，當時為了便於開展工作，經請示組織同意參加了“一貫道”，因此他知道一些“一貫道”的情況。解放後，北京市開始清理“一貫道”反動幫會時，由於老範熟悉情況，所以曾被市局請去擔任過一個介紹“一貫道”內幕情況的短期培訓班，使參加培訓的那些偵查員知道“一貫道”是怎麽回事，便於他們在接下來進行的取締行動中開展工作。為此，老範還受到了表彰。

　　這樣一個角色，對於“一貫道”的手勢自然能說得出個道道來的。當下，老範就向與會人員介紹了這個手勢：參加“一貫道”時，有一個入道儀式，那就是點傳師的所謂“傳三寶”。何謂“三寶”？名曰：點玄關，傳口訣，教合同。其中的“教合同”就是點傳師教給入道者一個手勢，其手勢為右手拇指按右手第四指第三節紋，左手放在右手手背上，左手拇指按右手小指第三節紋，將兩手置於胸前，手心向內，謂“子亥相交”。因左手不持刀，是善手，意思是以善壓惡。又因子亥是地支的一頭一尾，象征新舊交替，脫胎換骨。

　　老範邊說邊比畫，眾人便都看清楚了這個手勢。老範又說“一貫道”分子若到異地有事要跟同道人士取得聯絡，第一個方式就是做這個合同手勢，手勢對頭後，如果對方信也就罷了，談話即可進入正題，如果不信，那就需要盤底，即說一些“一貫道”中流行的暗語切口。從吳福鑫科長查摸到的情況來看，那兩個拐劫薑美麗的男女案犯，跟前來接應的轎車司機打出了“一貫道”的合同手勢，那估計是屬於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一是那對男女是外地來京的“一貫道”分子，跟北京的“一貫道”分子取得聯係後共同作案，那個前往接應的轎車司機則是北京“一貫道”派出的，但他本人跟那對男女從未謀麵，所以需要打手勢確認。另一種可能則是相反，那對男女是北京的“一貫道”分子，因為作案需要汽車，就從外地的“一貫道”分子那裏借了汽車，那個司機根據事先安排開車抵達新街口私立小學前接應，由於雙方互不相識，所以需要手勢確認。

　　眾偵查員都讚同老範的這個推斷，說看來不管怎麽說，那三個家夥的“一貫道”身份是確信無疑了。那麽，這是“一貫道”分子排除跟“一貫道”的組織關係自己聚合團夥作案呢，還是為了“一貫道”的某種利益而作案？這個問題，需要分析清楚，因為如果是前者，本案就基本上是一般性質的刑事作案；而如果是後者，那就是一種政治性質的反革命案件了。

　　於是繼續分析，這當然是熟悉“一貫道”的老範唱主角了。

　　為了讓讀者朋友更容易了解案情，這裏有必要對“一貫道”情況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一貫道”，又名天道，此外還有很多別名，如先天大道、孔孟聖道、中央大道、白陽教、性理大道、明理道、中庸道、明一道、老母道、真道、真天道、崇華道、中華道德慈善會等等。“一貫道”於清光緒三年即1877年由山東青州人王覺一首先創立，當時叫“末後一著教”。到了1886年，王覺一的徒弟劉清齋接替王覺一執掌教門，九年後正式易名“一貫道”。之後，經過路中一、張光壁、孫素貞的發展，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一貫道”已由原來隻在魯、豫、蘇交界的農村活動的小教門，一躍成為流傳全國的第一大教門，擁有信徒一千五百萬人，占當時全國總人口的三十分之一，占當時全國其餘大約三百個教門道徒總數的一半以上。

　　“一貫道”初創伊始，曾在江蘇海州、武進、湖北武漢等地組織發動過反抗清王朝暴政的暴動，被清廷鎮壓後以失敗告終。應當承認這些暴動帶有一定的反封建的進步意義。但是，進入民國後，“一貫道”就再也沒有過任何進步意義的行動。抗日戰爭期間，“一貫道”招收了大批漢奸頭目入道，其總首領張光壁也賣身投靠日本侵略者，充當漢奸，大肆鼓吹神權，尊崇帝製。抗戰勝利後，“一貫道”又跟國民黨上層官吏相勾結，積極反共。解放後，“一貫道”繼續與中共及人民政府對抗，秘密從事破壞活動。

　　“一貫道”的上述作為，解放後被人民政府宣布為反動會道門，列為重點取締、打擊對象是一樁很容易使人理解的事情。新中國成立前，北京市是“一貫道”活動的重點地區，全市有“一貫道”道徒數十萬之多。北京解放伊始，主政當時還被稱為北平市的兼任市長聶榮臻司令員就指出“一貫道”會徒甚眾，其上層分子多為地主、富農、特務，政治上堅決反對我們，所以應當予以取締。中央也開始醞釀有計劃地分地區、分步驟解決全國的包括“一貫道”在內的反動會道門問題。1949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就按照公安部長兼市公安局長羅瑞卿的布置，組成專門小組對“一貫道”情況進行秘密偵查，很快就掌握了北京“一貫道”總壇及各分壇的名稱、壇址、壇主、主要點傳師、三才，以及道產、職業點等重要情況。

　　1950年12月，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北京市開始對當時業已轉入地下活動的“一貫道”采取暴風式的打擊行動，從12月19日至次年3月16日，封閉“一貫道”道壇二千五百六十六個，共逮捕了千餘名“一貫道”頭目和骨幹分子，其中大約三分之一被分批判處死刑，執行槍決。至1951年暮春，全市約有七十四萬道徒宣布退出“一貫道”。至此，北京市的“一貫道”被徹底摧毀。

　　偵查員老範認為，北京市對於“一貫道”的打擊力度雖然非常強大，“一貫道”已經被取締，但是，其中肯定有漏網分子，時隔兩年，這些漏網的骨幹分子很有可能開始進行死灰複燃活動，而這次的拐劫兒童係列案件就是在為“一貫道”的死灰複燃作準備工作。

　　為什麽這樣說呢？這要提一下“一貫道”的兩大具有相當惑眾性的活動：扶乩和借竅。

　　扶乩，又稱為開沙盤，具體操作如下：乩手三名，分別稱為“天才”、“人才”、“地才”，“一貫道”內將這三個位置統稱為“三才”，在兩張桌上分別放上乩盤和文房四寶。乩盤是一個七十厘米長、五十厘米寬、十厘米高的木盤，內盛淘淨曬幹的細沙。此外需準備工具：用薄竹皮彎成一個圓形的籮圈，直徑約三十厘米，高約八厘米，在一邊綁一根木棒，此為乩筆，高出籮圈約十五到二十厘米；木製耙子一把，用於平理沙盤。扶乩正式開始時，天才閉目站於沙盤左側操作，剛開始時，讓乩筆飛快運轉，說這是“神人合一，代天宣化”，所有神仙的旨意全由它頒降。乩筆在沙盤上多次旋轉，畫成許多圓圈，由人才理平後，天才就開始寫字，先寫一首定壇詩，通常是五言四句或八句，有時也會來一首西江月什麽的，將降壇神仙的名稱嵌於每句的第一個字中貫出。一旁的人才就大聲念出，並讓圍觀的道眾察看，然後就用耙子將細沙抹平。天才就開始寫訓文，稱為“壇訓”。壇訓的第一部分是報名和序文，通報降壇神仙的名稱、來路和用意；第二部分就是正文了，體裁通常是十言韻文，三三四句法。每句分三次寫在沙盤上，由人才念出，地才記錄下來。壇訓的內容中通常都會包含在場道徒當時想請神仙預測的內容，得到妥善解決的指示。奇怪的是這些道徒這時還沒來得及開口詢問，乩文中卻已經說出來了。這樣，道徒就不得不相信這真的是神仙降臨了。其實，壇主事先通知道徒來時，早已派人查摸過允許前來的道徒的最新情況；而在進門登記時，負責登記的“一貫道”骨幹分子也會巧妙地向人套話，並且留心他們在等候開壇的這段時間裏互相之間談話的內容，然後悄悄向天才通報。

　　借竅，跟北方農村經常舉行的“跳大神”差不多，也由天才負責操作，自稱某某神仙附體，說一番也是事先已經通過暗中查摸而知曉了的內容。借竅，通常在“一貫道”內部發生糾紛時進行，不對普通道眾開放。

　　按照“一貫道”的規矩，擔任天、地、人“三才”角色的，一般都是從10歲出頭的兒童開始，因為這麽一個小小人兒能夠操縱乩筆在沙盤上書寫詩詞，還能將別人的心事用四六句半文半白行文不打半點噎頓地一嗬而就，對於不知情的人來說，顯然不得不嘖嘖稱奇，然後就會相信那是得了神助之故。借竅也是這樣，一個孩子能夠用戲曲中的道白腔調、文縐縐的語言，將附體的神仙的來曆淵源報得一清二楚，還能明白無誤地道出別人的心事，指出解決的辦法，對某些未來的事情作出預言(由於“一貫道”之後的操縱，其中部分“預言”是“靈驗”的)，這不是真的神仙附體還會是什麽呢？你不信也得信啊！

　　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要勝任“三才”，就得具備以下條件：熟讀四書五經和古詩詞，熟悉中國曆史重要人物和神仙典故(因為有的新道徒有時會現場來個考核，你說是某某神仙，他偏偏要問你家住何處，你就得迅速寫出出處)，具有把需要表達的現實內容的意思巧妙地鑲嵌在古體詩詞中的能力，有時甚至是直接寫出一首詩詞來，此外，還必須寫一手流暢的毛筆字。這些能耐，要一個隻有十來歲的兒童能夠獨立勝任，就不是一般的難度了。所以，就得選擇七八歲的具有靈性天分的男女兒童(“一貫道”規定男女必須分別扶乩，所以“三才”分為男女兩種)，由專人傳授文史民俗知識，習練書法，起碼進行兩年的強化訓練後，方能出麵操作。

　　正因為“三才”的選材、培訓不易，所以“一貫道”一旦培養出了“三才”(特別是“天才”)那就奉為寶貝，一定得牢牢控製在手裏，一年一年使用下去。至於新培訓出來的小“三才”，那就專門用於蒙騙新道徒。不過，畢竟物色、培訓“三才”需要耗費大量精力和財力，對於那些道徒眾多已經形成很大勢力的地區如北京市的“一貫道”首領來說，一般已經不大需要依賴十來歲的小“三才”出場施用蒙騙手段去發展新道徒了，所以，這些地區的“一貫道”對於新“三才”的培訓工作也就不大熱衷了。這樣，到解放後北京市公安局對“一貫道”采取取締措施時，所抓獲的“三才”年齡最小的也超過十八歲了。按照當時的政策，“一貫道”“三才”屬於骨幹分子，逮捕後法辦時如果沒有重大立功表現，那就決無寬大之說，不是死刑就是無期，最輕也得二十年。因此，到1953年時，北京地區的“一貫道”殘餘漏網分子中已經沒有“三才”了。

　　“三才”是“一貫道”賴以發展組織的最基本要素，要想發展新的道徒，必須得靠扶乩、借竅去蒙住人家，如果沒有“三才”，那也就沒有扶乩、借竅了，“一貫道”就無法取得發展。這樣，“一貫道”殘餘分子如果想死灰複燃重整旗鼓，那就隻有重新物色合適人選，重砌爐灶培訓“三才”。

　　老範認為，從目前發生的這些拐劫兒童係列案件來看，失蹤的兒童年齡均在七八歲，據家長反映，孩子平時都顯得活潑聰明。這就具備“一貫道”的“三才”培訓人選的首要條件，於是，就被案犯盯上後拐劫去了。到手後，案犯需要對這些孩子進行智力和接受能力方麵的測試，據失蹤後複歸的三名兒童郝衝鋒、薑美麗、袁至秋回憶，案犯對孩子們進行的識字、唱歌之舉，看來就是測試。測試的結果，案犯可能對郝、薑、袁三童的情況不滿意，認為沒有培養前途，所以就把三個孩子放了。但是，案犯事先對於需要拐劫的人數是有計劃的，放掉了三名就不夠了，於是次日又拐劫了五名。多餘的兩名可能也是作為應對之後可能出現的淘汰情況的。

　　專案組成員一致認同老範的上述分析，於是討論製訂了新的偵查方案：一是繼續按照之前部署的偵查方向進行偵查；二是立刻去看守所和監獄對已經判刑的那些“一貫道”骨幹分子進行提審，了解北京市的“一貫道”殘餘分子線索；三是針對那輛接走拐劫薑美麗的那對男女案犯的銀灰色轎車進行調查，尋找線索。

　　會議結束後，專案組長吳福鑫不管已是晚上10點，還是給馮基平打了電話，報告了新的情況，請求領導對連夜查閱“一貫道”落網分子的材料以及去看守所、監獄外調之事進行協調。馮基平說沒有問題，專案組同誌該怎麽做就怎麽去做，市局方麵肯定會協調得一路綠燈。

　　二十四小時很快就過去了，盡管專案組偵查員顧不上休息四處奔波調查，但是幾路人馬都沒有獲得什麽有價值的線索。吳福鑫看看眾偵查員，一個個疲憊得一臉憔悴，眼布血絲，他自己料想也好不到哪裏，於是就說大家先睡四小時覺再說吧。

　　睡過覺後，吳福鑫跟老範商量後提出了一個方案：分頭和各派出所聯係，訪查那些被寬大未判刑的“一貫道”分子，看是否能夠獲得線索。

　　這是一項工作量比較大的活兒，因為先得去各分局調出處置“一貫道”的專檔，摘錄獲得寬大的那些人的姓名住址，然後去派出所溝通，由派出所派員陪同著前往訪查。一旦發現線索，就得追查下去。

　　這番調查，倒是訪到了一個嫌疑人，專案組諸君頓時精神大振

五、“一貫道”中資格最老的點傳師

　　這個嫌疑人，名叫沈扶鼎，北京人氏，四十八歲。此人說起來非等閑之輩，其祖上三代均為清朝官員，曾祖父、祖父都是官至三品，其父稍稍不濟，也放過一任湖北鄂州道台。沈家祖祖輩輩是漢族人，後來到了曾祖父那輩，蒙清廷恩典，抬籍進了滿族，此後就算是少數民族了。沈扶鼎出身於這樣一個家庭，打從三歲就接受文化教育，什麽四書五經、唐宋詩詞念得滾瓜爛熟。家庭原是準備把他培養成為朝廷官員的，他也確實下過苦功死讀書，一時差點被人視為神童。後來還沒來得及進行嚐試，清王朝就給革命黨推翻了。

　　進入民國，沈氏家族漸漸開始敗落，到了沈扶鼎二十歲時，幾乎已經淪落到吃了上頓愁下頓的地步。幸好他童年時苦讀的那些老古董還好派派用場，就去教私塾。教了一段時間，就窗戶裏吹喇叭——名聲在外了，全北京都在說沈秀才書教得好。兩年後的夏天，沈扶鼎趁放暑假的機會去山東濟寧走親戚。在濟寧，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結識了後來成為“一貫道”全國總壇主的張光壁。沈扶鼎從此就對“一貫道”產生了興趣，半年後寒假時再次赴濟寧，經被當時“一貫道”全國總壇主路中一封為代表師的張光壁親自點化加入了“一貫道”。當時，“一貫道”正製訂從魯豫蘇交界向全國擴展的戰略計劃，物色了一些兒童準備培訓為“三才”。張光壁看中了沈扶鼎的才學，就請沈留下負責教授四書五經和古詩詞，遭到了沈的拒絕，隻答應在寒暑假期間前來濟寧幫忙。於是，之後的幾個寒暑假，沈扶鼎都是在山東過的。

　　到了1930年，張光壁接替路中一執掌“一貫道”，馬上開始實施向北平、天津擴展的計劃。以張光壁的想法，憑沈扶鼎的才學和在“一貫道”的資格，完全可以擔任“一貫道”北平市的總壇主。可是，跟沈扶鼎一說，沈一口回絕。張光壁無奈，隻好另外物色人選，後來培養木匠出身的河北束鹿縣(今辛集市)人張五福出來維持。張五福先擔任天津“一貫道”的總壇主，抗戰開始後又被張光壁派往北平擔任總壇主。這時，沈扶鼎教的私塾已經關門，他的生計發生了困難。經張光壁介紹，就去了張五福手下，還是點傳師，但他不執行通常“一貫道”點傳師的點傳新道徒入會，而隻是相幫搞搞文字方麵的工作，也曾給“三才”講過四書五經、唐宋詩詞之類。由於有張光壁的那層關係，再說其還是老資格的點傳師，所以受到了道眾的追捧。一些富裕的道眾經常贈送金錢、物品，再加上道內發給他的資助錢，使他的家庭成了一個有點小財的小康之窩。

　　北平和平解放後，沈扶鼎的一位二十年代時的私塾學生前來看望他，這位學生在抗戰前就已經參加了中共，這時已經是個團級幹部，勸沈應當出去參加工作。於是，沈扶鼎就去了一家親戚開的建築營造社，協助搞搞管理。後來，北京市開始取締、打擊“一貫道”了，以沈扶鼎在“一貫道”的那份資格和名聲，當然是第一批被捕的對象。不過，折進局子承辦員訊問、調查後，卻發現這主兒似乎是徒有虛名，說他是“一貫道”的點傳師沒假，可是查下來他卻從未點化過一名新道徒；說他是“三才”的培訓教員，他本人卻並不熟悉“三才”的那一套伎倆手法，他做的事情僅僅是教授四書五經、唐宋詩詞。這樣，對於如何處置這人，內部就有兩種意見：一種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隻要認定是點傳師了，就得嚴厲打擊，至於是否槍決或者判重刑，法院自會根據其罪行大小量刑的；另一種是根據其在“一貫道”的實際表現，這人還算不上頑固反動分子，點傳師一職也是徒有虛名，所以，按照黨的政策，還是稍加處罰即可，比如判個三年，或者幹脆釋放後管製起來。

　　兩種意見發生了碰撞，以當時的形勢，最後是第一種意見占了上風，這樣，沈扶鼎的名字就被列入了必須嚴厲懲罰的“一貫道”骨幹分子的名單報送法院了。那當兒正是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的時候，法院判決時光憑“二十年代即加入‘一貫道’，擔任點傳師”這句話，就可以判死刑立即執行槍決了。

　　沈扶鼎看來已經處於命懸一線的絕險境地了，他自己大概也意識到了，於是在看守所就開始采取自救措施，拋出了兩份材料。一份是1928年李大釗被害後他對收殮烈士遺體出過力，另一份是抗戰時期他曾應中共北平市地下黨組織的要求，協助做過幾件事情，跟在偽警察局供職的學生、道徒通融釋放了幾名什麽什麽人，協助收集過什麽什麽情報，替八路軍購買過什麽什麽藥品和醫療器械。

　　看守所把材料轉給承辦員後，承辦員進行了核實，證實沈扶鼎所言不謬。於是，沈扶鼎就得以化險為夷，什麽尾巴也沒有地離開了看守所。

　　可是，當沈扶鼎準備回建築營造社繼續搞管理時，盡管那邊是親戚，但卻板起了臉打了回票，原因不言自明。這樣，他就麵臨著一份尷尬，因為他解放前的那些積蓄在這次取締“一貫道”運動中，已被經人民政府發動的退出了“一貫道”的原先那部分最底層的道眾通過合法途徑拿走了，理由是這些錢財原本就是道眾在受蒙蔽的情況下送給“一貫道”骨幹分子的。這樣，沈扶鼎的家庭生活就發生了困難。好在他還有那個當團級幹部的學生，給他介紹了一份教書工作。

　　沈扶鼎的物質生活從此就發生了變化，由原先的小康變成了拮據，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十分壓抑。這使他非常痛苦，有時在喝了些酒後跟朋友聊天時就會說些令人心驚的話語，比如“早知道會是這樣一個結局，我當初就跟張光壁大幹了，如今早就帶足了黃金在海外享福了”、“就是1950年我要醒過來也還來得及的，張五福逃往香港前，曾經悄悄問過我是否有興趣跟他到香港轉轉，我當時聽出了一點名堂，料定他這一去是不會回來了，可是我舍不得家庭，哪知，竟鬧了這麽一個結果”、“再給我一次機會的話，老子就要仔細想想啦”，等等。

　　這些話說得多了，漸漸就被人報告給派出所了。派出所覺得沈扶鼎是那種老學究式的迂夫子，認為他隻不過是發發牢騷而已，並未追究。這次發生了拐劫兒童係列案，偵查員小王登門查摸情況了，派出所於是就把上述情況介紹了一遍。小王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分子，於是就向專案組匯報了。

　　專案組長吳福鑫認為這確是一個可疑人物，於是就指令熟悉“一貫道”情況的老範出馬，帶上小王和另一偵查員小馬前往沈扶鼎供職的崇文區紅橋小學了解情況。

　　這一了解，沈扶鼎就顯得更為可疑了。據學校領導介紹，以沈扶鼎的學識，一到這種小學校自是掛了頭牌，其他老師對其甚是尊重，一點也沒有因為此公曾是“一貫道”分子又被政府逮捕過而有所歧視。沒想到這人卻沒有熟讀經書的那種士大夫式的儒雅風範，把別人都看做土牛木馬，喜歡教訓別人。這倒還不管他，問題在於給學生上課時，遇到他認為聰明伶俐的孩子，就會情不自禁地說人家：“以你這份才氣，如果生得早，趕在民國年代，當個‘一貫道’的天才絕對沒有問題！”

　　沈扶鼎不但敢在課堂上公開這樣說，他還有膽量跟學生家長中的“一貫道”分子接觸。這個人喜歡家訪，放了學騎著自行車回家，一路上經過學生的家時，就會順便進去訪問。這種訪問跟其他老師的家訪又不同了，從頭到底可以不提學生在校表現，不問學生在家情況，而是跟家長閑磕牙瞎聊天。時間稍長，學校領導聽見了風聞，就開始注意他了，留意下來，發現他跟曾經參加過“一貫道”的學生家長特別談得來，有時一坐就是一兩個小時，談得興起，幹脆就在人家那裏喝著酒繼續下去。那麽他聊些什麽內容呢？據校長介紹，他曾經問過兩個其家長跟沈扶鼎聊得蠻熱絡的學生，說是天南海北都聊，其中著重聊的是“一貫道”的情況。

　　三個偵查員商量了一下，決定通過派出所找那幾個曾經跟沈扶鼎聊過的參加過“一貫道”的學生家長調查一下，看究竟聊了些什麽。

　　派出所按照偵查員提供的名單，找來了三個學生家長，這三人以前都是“一貫道”分子，不過屬於一般徒眾，解放後政府取締時前往登記一下，宣布退道了也就是了。偵查員分別跟他們談下來，又獲得了沈扶鼎的可疑言論。據他們說，沈扶鼎曾經發過感歎，說：“想當年，張光壁總壇主是何等的威風，就是他的夫人孫素貞，也還不是舉手一呼，應者雲集，要什麽有什麽，有一次我親眼看見天津總壇主交來了一百五十根金條！不要說這種全國總壇主了，北平的總壇主張五福，我是看著他被張光壁提攜發跡的，還不是神氣得跟皇上似的！”然後總結道，“所以，若有機會時，看來還是得抓住，搞一個什麽道什麽會的折騰一番，享受無窮啊！”還說，“現在共產黨取締‘一貫道’，那是因為‘一貫道’是在人家手裏成立的，是被國民黨、日本人喜歡的幫會，共產黨肯定容不得嘛。如果以後成立一個新的什麽什麽道，打出擁護共產黨的旗號，人民政府還不是眼開眼閉默認了？”

　　偵查員的這番調查，差不多已經用去了一天時間，此刻已是5月13日下午4時許。經驗豐富的老範稍一考慮，決定立刻傳訊沈扶鼎。他和小王、小馬當即製訂訊問提綱，同時請派出所出麵去紅橋小學傳訊沈扶鼎。

　　片刻，前往紅橋小學傳訊的民警打來電話，告知說沈扶鼎放學後就離開學校了，不知去向。老範想起上午去紅橋小學時看到那裏張貼的“政治學習通知”，就說學校不是規定教師放學後一律留校參加政治學習嗎，他怎麽不參加？民警於是就請校長跟老範直接說明。校長在電話裏告訴老範，沈扶鼎最近一直沒有參加政治學習，從上周開始就在請假了，連續一個星期沒有參加學習了。老範聽了感到奇怪，就問他不參加學習那去幹什麽了呢？校長說他請假時的理由是老婆生病，需要他照顧。

　　偵查員於是決定去沈扶鼎家，哪知過去一看，沈扶鼎的老婆並未欠安，問了問，沈扶鼎這些天放學後到家轉了轉就出去了。去哪裏了？去他表妹家了。

　　沈扶鼎的表妹是幹什麽的？

　　她叫藍靜珠，是協和醫院的外科護士。

　　老範一聽外科護士，馬上聯想到了案犯拐劫兒童時使用的麻醉劑，一個激靈之後，就問這位藍小姐住在哪裏，答稱是在瓷器口永平裏。然後，去派出所給吳福鑫打了個電話報告了一下情況，和小王、小馬立馬前往瓷器口。

　　沈扶鼎果然在藍靜珠那裏，正和表妹以及兩個表外甥一起吃飯呢。偵查員這一登門，這頓飯吃得自然就不大順暢了，匆匆結束後，兩人就被戶籍警出麵給傳喚了。到了派出所，兩人分頭接受訊問。那時還沒有訊問犯罪嫌疑人必須兩個以上執法人員的程序規定，三個偵查員一分工，是老範訊問沈扶鼎，小王、小馬訊問藍靜珠。

　　老範還沒開口，沈扶鼎倒已經開口提出質問了，說民警同誌您找我有何貴幹？老範說沒事能找你嗎？你自己最近幹了些什麽事兒還不清楚？先說說你最近幾天在幹什麽！沈扶鼎說我不是天天在學校上課嗎？還能幹什麽呢？上課？那晚上在幹什麽？怎麽老是請假逃避政治學習？說是老婆生病了，可是我們去你家看過問過了，你老婆身體好著呢！說吧，就順著這個話題往下說！

　　可是，沈扶鼎是一個見過大世麵的主兒，又折進過局子，因此老範這一套秋風黑臉嚇唬不了他。他一臉無辜地說，民警同誌，您有什麽話就直說吧，比如我沈某犯了什麽事，觸到了哪個律條，是該坐牢還是該殺頭，您一一明示就是了嘛，何必擺出這副樣子？這樣，老範就隻好從其散布的那些關於“一貫道”的言論談起了。原以為沈扶鼎還會抵賴，那就要拿出證人的書麵證詞來對付了。哪知，沈扶鼎又給了他一個意外：一口承認確實是說過這些話的，那是酒後胡言，當不得真的。我沈某跟“一貫道”的關係，早已是鐵板上砸釘子，定了性的，我雖然是“一貫道”的點傳師，但那是個虛銜，我連怎麽點化道徒都不清楚啊，所以，我其實不過是“一貫道”那幾個頭頭腦腦的私人朋友罷了。

　　老範這才意識到今天碰上的對象似乎是個不大好啃得下的主兒，正盤算著怎樣往下進行時，卻見偵查員小馬在朝他做手勢，便往外走去。在走廊裏，小馬悄聲告訴說，那邊屋裏，他和小王已經把藍靜珠攻下來了。

　　三十二歲的外科護士藍靜珠，是一個外表看上去似乎幹練精明的女人，但其實屬於那種色厲內荏的角色，她麵對著兩個臉挾寒霜的警察，平時的那份幹練、精明和潑辣全都沒了，剩下的隻有一副可憐巴巴。對於偵查員來說，這就好辦了，因為通常的概念就是“你如果沒有問題，那你反常幹嗎”，於是，小王、小馬就認定藍靜珠多半確實是有問題的。於是就嚇唬和政策攻心雙管齊下，沒一個回合她就繳械投降了，乖乖作了招供。

　　招供的內容是：藍靜珠這幾天正跟表哥沈扶鼎策劃偷渡香港，投奔藍靜珠在香港經商的丈夫。據藍靜珠交代，這個想法是她提出來的，但是她不知如何才能偷渡出去，於是就想找人谘詢。但這種事兒是犯法勾當，不是隨便什麽人都可以逮住了張嘴就問的，她想來想去，最後想到了表兄沈扶鼎，於是就把表兄約過來了。哪知沈扶鼎聽她一說動機，頓時大喜，說表妹這事兒咱倆一起做吧，這大陸上我也真呆夠了，真想挪個地方待待，我們一起偷渡去香港吧。對於藍靜珠來說，有個可靠的同伴一起去香港當然是求之不得之事。這樣，這件事就算定下來了。兩人這幾天就天天下班碰頭，密議偷渡活動的一應細節，還議定等六月底學校放了暑假後，沈扶鼎專門去一趟廣州打探偷渡路數呢。

　　老範當下一聽，心裏真是大失所望。他想了想，還懷疑藍靜珠在胡扯，於是就親自過去問了問，藍靜珠還是這樣說，於是就隻得去問沈扶鼎了。沈扶鼎不知老範出去幹什麽了，心裏正在敲打邊鼓。待等老範去而複歸時問了句“你跟藍靜珠策劃什麽了”，便知道表妹已經交代了，還把他這個表兄也供出來了，於是隻得把情況陳述了一遍，跟藍靜珠的口供一致。

　　當時，這種密謀偷渡被認為是政治性犯罪行為，盡管藍、沈兩人屬於未遂行為，但也隻是屬於可以從寬，沒有法外施仁一說的。所以，沈扶鼎、藍靜珠兩人就未能回家，當晚就被拘捕了，後來都被判了徒刑。

　　對於老範三人來說，盡管意外破獲了一起偷渡案子，但是，他們需要的線索卻沒有獲得，所以很是沮喪。三人悻悻地回到海澱分局專案組辦公室，向吳福鑫匯報情況。吳福鑫說你們辛苦了，去休息吧，案子另外有了線索，已經安排同誌去調查了。

六、燙發女抱著孩子買過兩串糖葫蘆

　　吳福鑫所說的“案子另外有了線索”，是這天午後獲得的——

　　專案組之前的偵查措施中，有一條是抓住郝衝鋒、薑美麗、袁至秋三童失蹤後當晚又被人放在海澱區迎福機器修造廠門口的一輛大客車裏這一點，布置偵查員在迎福廠周邊地區訪查群眾當晚是否發現過異常跡象。兩名偵查員莊岩、張之勝奉命承擔這一調查使命，他們采取的辦法是在派出所戶籍警的協助下，對迎福廠周邊地區的各個居委會以居民小組為單位逐個介紹案情，通過居民小組長發動群眾提供可疑情況。

　　這天午後1時，莊、張二位偵查員在派出所吃過午飯，正要走訪各居民小組了解情況時，一名群眾在居民小組長的陪同下來到了派出所，說要找偵查員反映情況。反映情況者姓林，女性，二十四歲，是海澱區紅十字會醫院的注射室護士，她向偵查員反映了以下情況——

　　今天上午10時，一個穿紅衣服的燙發女子帶著一名大約七八歲的男童來到海澱區紅十字會醫院看病。那孩子發著高燒，醫生診斷是患了感冒，給開了藥片、藥水，另外還得打針。這樣，燙發女子就帶著孩子來到注射室打針。是林護士接待的，那孩子對於打針有點恐懼，一臉驚惶地說“我不打針，就吃藥也行了”，那個燙發女子安慰孩子，說“唯唯不怕，有老師在呢”。林護士一邊做著準備工作一邊順口問了一句：“是哪個學校的？”那個燙發女子的臉上顯出異樣神色，沒有回答。那男孩倒是說了一句“我是藝術訓練班的”，但馬上就被女子一個眼色止住了。由於那孩子說的是外地話，而當時北京時不時經常會有一些外地籍的幹部子女出現，所以林護士也就沒有在意，給孩子打了針就接待下一個患者了。

　　林護士已經出嫁，娘家住在迎福機器修造廠附近，這天中午她正好輪空，有三個小時的休息時間，於是就回來看看母親。母女見麵，自有一番話聊聊，不知怎麽，母親的話題聊到了這兩天民警正在居民間調查的兒童拐劫案上麵。林護士初時並沒有在意，聽著聽著忽然想起了自己上午接待過的那個小患者，感到有些可疑。正說著，緊鄰的居民小組長來串門了，聽說後立馬讓林護士跟她去派出所向偵查員反映情況。

　　當下，莊岩、張之勝聽了上述情況後，頓時一個激靈：燙發女子？那不是郝衝鋒、薑美麗、袁至秋三童說過的那個教他們唱歌的主兒？在三輪車工人葛小順的陳述中，也有過此女，她當時參與了對薑美麗的拐劫行動。還有“唯唯”，不就是西四區失蹤的那個叫李清唯的唐山籍男孩的小名嗎？

　　偵查員就向林護士詳細詢問了那對大人孩子的外形和衣著，越聽越覺得像是那個燙發女案犯和失蹤孩子李清唯。於是，馬上就和林護士一起去了醫院。首先就是查病曆卡，當時醫院的規矩是由院方保存患者的病曆卡的，那個“唯唯”的病曆卡還在內科醫生那裏。偵查員調取過來一看，是一份當天首次使用的新病曆卡，上麵寫著孩子的情況是：胡乃唯，8歲，男，家庭住址：海澱區大寧路木子胡同34號。

　　於是就馬上按照地址前往那裏調查，為防止打草驚蛇，先去了派出所。請戶籍警一查，就發現有假：大寧路木子胡同34號不是居民住家，而是一家餛飩鋪子。那一帶二十來家門牌都是店鋪，沒有居民居住的。盡管這樣，偵查員還是請派出所方麵立刻安排居委會幹部前往那裏悄然查摸了一下，沒有發現情況。偵查員想想不放心，兩人又去木子胡同轉了一趟，也沒有什麽發現。

　　莊岩、張之勝商量了一下，當即趕回海澱分局專案組辦公室向吳福鑫匯報了上述情況。吳福鑫聞報大喜，當時所有偵查員都已經出去調查了，也沒法開案情分析會，立馬跟莊、張一番商議後，決定抓住兩個方麵進行追查：一是交通工具，因為據林護士說，那個“唯唯”發燒厲害，連走路也困難，是燙發女子抱著進注射室的。如此，以那個燙發女子的體力，那就不可能是抱著孩子前來醫院求診的，肯定有交通工具，哪怕是自行車吧，那也許就是一條有用的線索，所以那是一個必須伸過去的觸角方向。二是窩點位置，既然選擇海澱區紅十字會醫院，那說明案犯窩藏被拐劫兒童的點應該離醫院不遠，因為按常理來說，他們不可能舍近求遠找醫院的。這一點，跟之前案犯將郝、薑、袁三童放在迎福機器修造廠門口的大客車上的原因看來是一致的，從而已經可以斷定案犯的窩點就在海澱區範圍內。

　　這時，正好另外兩名偵查員回來了，吳福鑫於是就讓他們和莊岩、張之勝一起前往醫院那邊進行調查。

　　四名偵查員當即趕往海澱區紅十字會醫院，分頭向大門的門衛、院內自行車棚的看守大爺以及門外的那些流動和固定攤販人員打聽情況。一番折騰下來，偵查員小馬從醫院門口對麵的一個理發攤獲得了一條線索：那個穿紅衣服的燙發女子是乘坐一輛銀灰色轎車來醫院的，轎車沒有開進醫院，就停在馬路這邊理發攤的旁邊，那個女子下來時，抱著一個男孩子，因為下車不便，那個男司機還下車走過去相幫扶了一把。

　　偵查員一怔：又是銀灰色轎車？那麽那個司機是怎麽個模樣還記得起嗎？那個理發匠想了一想，說：“那人看上去大約四十歲模樣，身穿米黃色西裝，頭上戴著一頂同樣顏色的鴨舌帽，臉上扣著一副大墨鏡。”

　　哦！跟前往新街口私立小學接應拐劫薑美麗的那個司機是同一個人！小馬又追問理發匠是否看清了那輛轎車的牌照，理發匠搖頭。

　　那麽後來又是怎麽離開的呢？理發匠說，後來那個女人抱著孩子出來了，就上了轎車走啦。

　　小馬把情況向其他三個偵查員通報後，四人稍一商議，決定繼續就地查摸線索，一是向醫院附近的攤販、住家和路人打聽那輛銀灰色轎車的牌照，二是去查燙發女子帶孩子來看病的那個時段也在這家醫院看病的其他患者和陪同者，向他們打聽是否留意過這樣一個燙發紅衣女子，在候診時說過什麽話語沒有。

　　這個調查還是要從先抄錄病曆卡上患者的姓名住址做起，偵查員把醫院這天上午掛了號的全部患者四十七人的姓名地址全部抄了下來，分頭前往調查。

　　這項調查一直進行到傍晚時分，總算把四十七名患者全部查訪了一遍，獲得了一條線索：患者厲強衛經過回憶，想起他在內科診室門口等著看病時，旁邊坐著這樣一個穿紅衣服的燙發婦女，手裏抱著一個大孩子，看她走過來時那副樣子還真頗有些吃力。那婦女坐在他旁邊，孩子似乎昏昏沉沉，婦女從挎包裏拿出一瓶已經開啟的汽水喂了孩子幾口。孩子哼哼著像是要哭出來了，婦女低聲安慰了幾句，厲強衛聽得最清楚的一句話是：等看完了病給你買冰糖葫蘆吃，門口有賣的，給你買兩串。

　　偵查員認為這是一條線索，應當循著往下追查，於是給吳福鑫打電話匯報情況後說接下來是去找在醫院門口賣冰糖葫蘆的那個小販進行調查。如果那個女人確實是給孩子買了冰糖葫蘆的，那個小販可能還留有印象，但願在那短暫的買賣過程中又發生了什麽意外事兒，那就又是一條線索了。偵查工作就是這樣不斷地從細小的跡象中捕捉線索，絲絲入扣，順藤摸瓜，最後將案子偵破的。

　　不過，要找到那個賣冰糖葫蘆的小販可就不是一樁容易事了，因為偵查員根本不知道那個小販姓甚叫甚，家住何方？這得從頭打聽起，這時天早已黑了，當偵查員趕到海澱區紅十字會醫院時，白天上班的那個門衛已經下班了。偵查員問夜班門衛，同誌你是否知道在你們醫院門口賣冰糖葫蘆的那個小販？門衛點頭：知道啊，我還給我小外孫從他手裏買過冰糖葫蘆呢。那你是否知道那人姓什麽叫什麽？住在哪裏？門衛搖頭：這個，我倒是沒有跟他拉呱過。偵查員雖然失望，但還不死心，又問門衛是否聽說過有誰跟小販認識的，門衛還是抱歉地搖頭。

　　偵查員這時急了，領導給的期限還剩二十來個小時了，好不容易查到了這麽一條線索，卻又得因為不知那個小販的住址而隻好耽擱一夜了，這怎麽辦？三人退了出來，在馬路一側麵麵相覷了一陣，小王忽然眉峰一聳有了個主意：“這個門衛不認識賣冰糖葫蘆的小販，可是他也許會認識其他在門口擺攤的小販，而其他小販可能有人是認識賣冰糖葫蘆的小販的……”他話還沒有說完，同伴已經領悟了意思，一齊點頭。

　　於是，偵查員重新去找門衛，一問，果然，他認識在醫院門口設攤小販中的五個，說他們就住在附近的胡同裏的，他曾去他們家喝過酒。不過，門衛說他說不清楚他們的地址。這不要緊，偵查員隻要跟醫院的值班領導打一個招呼，請他另外安排一個人臨時頂頂班在門衛室坐著就行了。

　　這樣，門衛就領著偵查員去訪問那五個小販了。隻問了第一個姓忻的小販，那人就說知道賣冰糖葫蘆的那位，姓裴名飛揚，家住阜成門那邊，具體地址跟門衛對他們的住址一樣，也說不上來，不過到了那裏一眼就可以認出的。於是，偵查員就隻得勞這位忻某辛苦一趟了。因為時間緊迫，就給海澱分局打了個電話，讓派輛小吉普來。汽車開來後，隻擠得下四個人，開了就走。

　　忻某對於裴飛揚的家址說得過於樂觀了，到了阜成門那裏，他竟然就傻眼了，連方向也說不清楚。幸虧司機對那一帶很熟悉，開著小吉普轉了一陣，偵查員也勸忻某不必緊張，慢慢地看著想想，最後，他終於認出了胡同，進去一問，果然是裴飛揚家。

　　那時候的勞動人民沒有夜生活，一年中除了夏季晚上出來納涼外，其餘日子都是吃了晚飯就關門早早歇息了。裴飛揚被敲門聲驚醒，還不知發生了什麽事情，隔著門問了又問，聽出是忻某的聲音，這才敢開門。偵查員進得門去，一股冰糖葫蘆的甜香味兒撲麵而來，談話就在這股好聞的氣味中進行。

　　偵查員覺得運氣終於來了，因為裴飛揚不但記起上午確實有一個穿紅衣服的燙發女子抱著一個大孩子向他買過兩串冰糖葫蘆，還提供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情況：在醫院門口做這筆小買賣時，一個送病人來後準備離開的三輪車工人還跟這個燙發女子打了個招呼！

　　三個偵查員幾乎是異口同聲發問：“那人認識她？”

　　“是的，肯定認識那個女人的。”

　　“三輪車工人對她怎麽稱呼？”

　　“我聽得喚她‘許姨’。”

　　“她答應了沒有？”

　　“她答應了，但馬上就不吭聲了。”

　　“那三輪車工人你認識嗎？”

　　“不認識。”

　　偵查員這下心裏終於有了底：通過三輪車工人尋找目標，這在之前已經嚐試過，是能夠找到的，現在，還是走這條路，還怕找不到這位燙發的“許姨”嗎？

　　當然，進行這種全市行業性的尋找，那就不是他們幾個偵查員能夠完成得了的事情了，不但他們幾個完成不了，就是專案組也完成不了，得通過全市各公安分局給所有派出所下達緊急協查通知才成。於是，偵查員返回海澱分局專案組辦公室，向吳福鑫匯報了上述情況。

　　吳福鑫自然聞之大喜，當即向市局馮基平副局長報告了，要求市局向各分局下協查通知。於是，半小時以後，整個北京市的所有派出所都接到了市局的這個緊急協查通知。派出所方麵聞風而動，那些三輪車鋪的老板半夜三更被民警叩門喚醒，接受了查訪任務，要求天亮前必須完成。

　　可是，這回卻奇怪了，到天明後，各派出所直接向專案組報來的情況是：沒有一個三輪車工人承認碰到過“許姨”！

　　咦，這是怎麽一回事？

七、被拐劫的兒童成功獲救

　　這時是5月14日清晨6點，離馮基平副局長規定的破案期隻剩十個小時了，可是線索卻查不下去了。這下，不單是專案組長吳福鑫了，其他偵查員也都著急了，都盯著組長，目光裏兜著一個大大的問號：下一步怎麽走？

　　吳福鑫說咱們大夥兒吃早餐吧，我請客，小王、小馬去外麵買包子，就在辦公室吃，邊吃邊議議，看這是怎麽一回事。

　　早餐還沒吃完，已經分析出結果了。眾人認為，沒有一個三輪車工人承認看到過“許姨”的原因，應該不外乎兩種：一是那個在醫院門口看到過“許姨”的三輪車工人故意隱瞞不說，二是騎著那輛三輪車營運的那人並非專職三輪車工人，而是客串這份工作的。這種情況在三輪車行業中經常有，三輪車工人通常是按天為單位向車鋪老板交納份錢的，而租車卻是按月計算的，如果某個工人哪天臨時有事或者生病了不能出車，當天的份錢還得全額交納的，這種管理辦法跟今天的出租車行業相似。這樣，這個三輪車工人為了減少損失，就會臨時請一個人代替自己出車。沒有查到有人碰到過“許姨”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後一種。

　　這樣，專案組就作出決定：針對第二種情況，立即再次進行排查。

　　特急協查通知下達給全市派出所後，專案組焦急地等待著結果。上午9點，馮基平副局長也打來電話詢問昨晚的排查情況，吳福鑫匯報了最新情況後，提出規定的時限可能有點緊張，請求領導給予適當寬限。馮基平說可以，我給你們二十四小時寬限吧。

　　中午12點過後，消息終於傳來了：崇文區“國奮車行”的三輪車工人富根峰昨天為幫助朋友料理喪事，歇工一天，把三輪車交給其弟富根林營運了，經了解，富根林昨天出車至海澱區紅十字會醫院門口時確實遇到過“許姨”。

　　富根林於是馬上被專案組派車接到了海澱分局這邊，吳福鑫親自向其當麵了解情況。據富根林說，他是煤球廠工人，昨天歇班，正好哥哥要去幫朋友料理喪事，於是就頂班。中午前他拉一位客人去海澱區紅十字會醫院，在門口客人下車後他上車騎著空車準備離開時，看見許姨在買冰糖葫蘆，他就隨便打了個招呼，不知怎麽的許姨輕輕應了一聲後，看了他一眼竟然沒有答理。他以為自己認錯人了，又仔細看了對方一眼，確認是許姨無誤，心裏就有點生氣，於是也就不再吭聲，騎車離開了。

　　那個被喚做“許姨”的女人，是富根林的老婆丁粉鈴娘家的鄰居，富根林有一段時間常去嶽母家，因為同住在一個四合院裏，見得多了也就熟了。許姨的名字叫什麽不清楚，聽說是當小學老師的。

　　查到這一步，那當然就難不倒專案組了。送走富根林後，吳福鑫當即下令：三名偵查員立刻去崇文門外大街“許姨”居住地派出所了解情況，暫不跟其當麵接觸，一獲情況馬上報告，等待候命。

　　三名偵查員很快就摸清了情況：那個燙發女子名叫許關姿，37歲，小學老師，其前夫係國民黨軍官，已隨“國軍”敗逃台灣。許關姿係“一貫道”成員，屬於道內一般道徒，解放後向派出所作了登記，未聽說有過什麽活動，政府取締“一貫道”時，她參加了崇文區教育口“一貫道”成員集體宣布退道儀式，算是已經退出“一貫道”了。

　　吳福鑫接到電話後，想了想，下達了第二道命令：你們三人悄然去一趟許供職的小學，向校領導了解一下許最近的動向後再報。

　　去學校調查的結果是：許關姿自勞動節後未去學校上過班，她向學校交了一紙病假單，上麵寫著患了肝炎，病休一月。

　　到這一步，那就得跟許關姿當麵接觸了。吳福鑫遙控指揮三個偵查員如何如何去訪問一下許關姿的家屬。

　　偵查員於是登門拜訪，隻有許的婆婆在家，說許關姿已經多日沒有回家了，也沒有消息。你們急著要找她的話，可以去問問我兒子。兒子就是許關姿的丈夫了，姓金。偵查員先向居委會了解了金某的情況：在一家私營貿易公司當會計，是一個性格內向的老實人，在家裏一切都是由許關姿說了算，她想怎麽就怎麽，丈夫、婆婆隻要開口發表意見，必是一番大吵。

　　再去找金某，他說許關姿確實是請了一月病假，不過好像沒有生肝炎，因為之前未見有什麽症狀，也沒聽她說過有什麽不適，之後他提出是否需要采取分食製而預防傳染，被老婆堅決拒絕，還挨了一頓惡罵。至於許的去向，他估計是去跟其結拜了姐妹的小曹那裏去了。

　　偵查員當然要問小曹是什麽人，於是獲知小曹名叫曹曉萍，出身資本家家庭，原與許關姿一樣是當小學老師的，前年已經辭職，聽說賦閑在家當家庭婦女。曹的丈夫葉弼臣是做藥材生意的，聽說還與其父一起在前門外開了家不大的中藥鋪子。許關姿與曹曉萍的關係很鐵，交往極深，兩人無話不談。

　　那麽，曹曉萍夫婦是否參加過“一貫道”？金某說那二位都是“一貫道”成員，許關姿就是經葉弼臣的介紹而進了“一貫道”的。

　　偵查員又請金某詳細敘述了曹曉萍、葉弼臣的長相模樣，聽下來感到葉弼臣好像就是那個參與綁架薑美麗的男子，而曹曉萍，則被懷疑就是那個向被拐劫的兒童作詢問並教他們識字的長辮子女子。

　　偵查員最後又向金某打聽曹曉萍夫婦的住址，金某說曹、葉夫婦住在崇文區東珠市口一所不大的道觀的隔壁，具體門牌不清楚。

　　偵查員隨即向吳福鑫打電話報告了調查情況。吳福鑫經過片刻考慮後，讓三個偵查員在原地等候，他派老範、小王過來，五個人一起去曹、葉夫婦的住宅看看。

　　老範、小王過來後，五個偵查員就一起去了東珠市口，還是先找了派出所，初步了解了一下訪問目標的情況，戶籍警說知道那對曾經參加過“一貫道”的夫婦，但沒有聽說居委會和群眾對他們有過什麽反映。老範說這樣吧，現在你帶我們去看看，至於理由嘛，就說是教育局的，去找許關姿的。到了那裏，我們視情而定吧。

　　於是，戶籍警就帶老範他們往曹、葉夫婦家那邊去。走著走著，出現了一個誰也沒有想到的情況：經過馬路旁邊一塊凹進去的停著七八輛汽車的空地時，戶籍警說前麵那黃色牆壁的地方就是五通觀，過了五通觀就是你們要去的那戶人家了。正說著，一個偵查員忽然發現空地上有一個戴鴨舌帽的男子正動手把一輛銀灰色的轎車的前蓋打開，大概是要檢修，不禁心裏一動，悄悄對老範說，這主兒別就是參與拐劫兒童的那個司機吧？老範定睛一看，那人果然穿著一條米黃色的西褲，上身的西裝脫下了，穿著一件勞動布工作服。

　　“過去！”老範一聲低喝，幾個人便快步朝轎車走去。那男子正俯著身子用扳手鼓搗著螺栓，沒有留意到已經連人帶車被圍住了。小王發現駕駛座上有一件米黃色的西裝，於是就咳嗽一聲。男子這才發現情況似乎不對，還想佯裝無事一般，但老範已經開口了：“行了！站好了，問你話！”

　　“你們幾位是……”

　　穿民警製服的戶籍警從他身後閃了出來：“警察！你老實點！”

　　男子的臉頓時變得煞白，老範讓他坐進車裏，他和戶籍警也上了車，幾個偵查員就站在轎車旁邊。簡單的訊問就在車內進行，男子供稱他叫朱大維，係石家莊“劉凱賓紗廠”老板劉凱賓的司機，奉老板之命開著這輛轎車前來北京聽曹小姐的差遣，參與了對多名兒童的綁架。

　　曹小姐自然就是曹曉萍了。那麽被拐劫的九名兒童現在何處？朱大維交代說那些兒童全部在前麵曹小姐家裏。那裏有多少人？哦不多，就三個，除了曹小姐，還有她的丈夫，以及一位許小姐。

　　一副手銬將朱大維銬在了車內，留下一名偵查員看守著，其餘幾位當即直撲目標。

　　沒有料到的是，那個葉弼臣竟然有手槍！他在後麵屋裏見前往應門的許關姿去而不歸，心裏頓生疑竇，便往外來看。在院子裏跟正往裏撲的偵查員撞個正著，見勢不妙，手往懷裏一伸便掏槍。說時遲那時快，老範、小王已經亮出手槍對準了他：“不許動！”

　　那時候，國家已經有了執法人員持槍規定，偵查員通常外出執行調查使命時是不能攜帶槍支的，如有必須攜帶的任務，必須經領導批準。吳福鑫先前接到那三個偵查員的電話後，讓他們稍等，待老範、小王過去會合後再一起前往東珠市口，就是考慮到萬一碰上當麵企圖實施武裝對抗的案犯，得有手槍對付才行，因此，就讓老範、小王帶上手槍前往。吳福鑫的這一個考慮現在就顯出了預見性，否則，還不知會鬧出怎樣一個場麵哩。

　　偵查員製伏葉弼臣後，另一案犯曹曉萍還不知院子裏發生了什麽情況，她正在裏麵屋裏給被拐劫的九名兒童上課講故事。直到偵查員進去時，她才發現不妙，竟嚇得馬失前蹄就地栽倒。

　　就這樣，九名被拐劫的兒童終於獲得解救。這時，正好是1953年5月14日下午4點。專案組在馮基平規定的時限內圓滿完成了這一特殊使命。

　　吳福鑫親自參加了訊問，這樁拐劫兒童案終於真相大白——

　　該案的主犯是葉弼臣，這個做中藥生意的36歲的商人，是1946年在北京參加“一貫道”的。入道後，他漸漸對“一貫道”的那一套產生了濃烈的興趣，後來竟發展為一個“一貫道”狂熱分子。他的願望是做一名“一貫道”的點傳師，正當他在為達到這個願望而積極努力時，北京解放了。

　　北京的解放對於“一貫道”來說，是一場滅頂之災的開始。葉弼臣對於“一貫道”上層最初開始減少活動還不大理解，後來見共產黨開始逮人了，這才知道情況不妙。這時候，葉弼臣要想狂熱也沒有場合了，無奈之下，隻好乖乖地順應大勢，人民政府讓“一貫道”分子去登記，他就老老實實去登記。不久，政府又讓“一貫道”普通道徒前往參加公審大會，葉弼臣不敢不去，隻得前往接受被他稱為的“殺雞儆猴式的教育”。最後，人民政府又號召“一貫道”普通道徒踴躍退道，跟“一貫道”骨幹分子劃清界限，葉弼臣也隻好照辦。

　　一番折騰下來，葉弼臣內心對於“一貫道”其實反倒是更加狂熱了。他在家喝酒時，總是要對老婆曹曉萍大發牢騷，破口大罵共產黨。曹曉萍有個舅舅叫劉凱賓的，是石家莊的一位紗廠老板。劉老板以前曾是“國軍”團長，後來退出軍界改做生意，抗日戰爭中期參加了“一貫道”，也是一個狂熱分子。1953年3月初，劉凱賓從上海辦事後經北京回石家莊，順便來看看外甥女。曹曉萍、葉弼臣在家裏置備了一桌酒席為劉凱賓接風。葉弼臣那天喝過了量，不知怎麽說到了“一貫道”上，又發作了一番。這使劉凱賓大出意外，問過外甥女後方才知道這個外甥女婿原來跟他一樣，乃是一名“一貫道”狂熱分子。

　　這劉凱賓早就有了將“一貫道”重整旗鼓的念頭，隻是苦於找不到可靠得力之材來實施此事，現在見葉弼臣如此狂熱，便認為這是一個可以信賴而又有實際能力的人選，於是，次日待葉弼臣酒醒之後把他的打算說了說。當時曹曉萍也在場，說葉弼臣聽得熱血沸騰，恨不得立馬就幹，卻又不知應當如何幹。劉凱賓說此事待他考慮後再作計議，讓葉弼臣到時候聽他的通知去石家莊他那裏接受指令。

　　之後一段時間，葉弼臣每每想起此事，總是激動得渾身顫抖，度日如年地等待著劉凱賓的通知。4月中旬，劉凱賓去廣州辦事，返回時特地在北京停留，跟葉弼臣商量複辟“一貫道”之事。他的想法是，要做就做大，仿照當初路中一經營“一貫道”的路數，先從農村和小城市做起，把麵撒得越開越好，成員招收得越多越好。如何進行？首先就是需要讓別人相信你，所以得像當初“一貫道”初創時那樣，拿出些使人看了不可思議而又不得不相信的玩意兒，並且，要確實使接觸的人在需要時會得到新的“一貫道”力量的佑護。比如，同樣是患了病吃香灰，我們搞時就得把藥混在香灰裏，使人吃下去後能把病治好。至於看了不可思議而又不得不相信的玩意兒，那就是“一貫道”慣行的扶乩和借竅了，當然，我們不能一切照搬，需要加以改進。但是，“三才”還是需要的，也許到時候推出時不稱“三才”，那是可以商量的。重要的是如何培訓“三才”，這就需要你小葉出麵了，找一些七八歲的男女兒童，聰明伶俐些的，先集中起來穩定情緒，然後轉移到石家莊附近的偏僻山村用強化手段進行控製訓練，等到他們一切都不得不聽從我們時，就在石家莊開辦一家私人幼兒園，聘請合適的專人對這些兒童進行“三才”訓練。估計大約兩年後，就可以開始活動了。

　　葉弼臣大喜，表示一定按照指令辦好第一件事——拐劫兒童。一旁的曹曉萍也積極地表示願意跟丈夫一起幹好此事。劉凱賓說很好，至於經費，我回去後會給你們匯過來的，行動時需要交通工具，我可以把我的那輛轎車派來聽你和曉萍調遣。你們先計議好，行動時通知我一下就行了。

　　劉凱賓回石家莊後，果然匯來了一筆款子。這邊葉、曹就開始作行動準備，考慮到夫妻倆人手不夠，於是就由曹曉萍出麵把許關姿拉下了水。三人對如何拐劫、藏匿何處、如何進行初選等經過反複討論後，決定於5月11日開始下手了。劉凱賓接到他們寄去的書麵方案，馬上批準了，並且又匯來了一筆款子。隻是，他派的轎車司機由於路線不熟，沒按時抵達約定的地點，已經開始分頭行動的曹、許就按照事先的應變方案，直接通過三輪車、人力車和出租車將被拐劫兒童載運到了東珠市口窩點。直到下午拐劫薑美麗時，司機朱大維才抵達約定的地點，用約定的“一貫道”手勢跟許關姿接頭後將薑美麗載運到東珠市口窩點。

　　頭天拐劫七名兒童後，案犯就按照預定的方案對被劫兒童進行智力測試，結果薑美麗、郝衝鋒和袁至秋三名兒童被認為智力有問題，難以作為“三才”人選進行培訓，就決定將這三名兒童釋放。當晚，精通中西醫道的葉弼臣授意許、曹兩人像拐劫七名兒童時那樣將三名兒童用麻醉劑使他們進入昏睡狀態後，命朱大維開車將三名兒童送到外麵找一個安全地方放掉。朱大維擔心放得近了容易被人察覺線索，於是就把三名兒童一直載到了海澱區周家巷地區的迎福機器修造廠那裏，見有一輛大客車停著，就停了轎車，用自己車上的工具撬開了大客車的車門將三名兒童送進了車廂。

　　石家莊那頭，劉凱賓對拐劫行動甚為關注，按照約定，讓葉弼臣每天上午去郵電局打長途電話匯報情況。這天當他聽說把三名兒童放了後，認為此舉不妥，容易給警方留下線索，而且對於留下的孩子也是一個心理刺激，將會影響對他們的情緒穩定措施的效果。這樣，葉弼臣在當天再次拐劫五名兒童後，雖然經測試仍有兩名兒童不合格，但還是留了下來。

　　被拐劫兒童中的李清唯突然發起了高燒，葉弼臣就讓許關姿送他去醫院治療。還是考慮到安全，所以朱大維就把患者送到了海澱區紅十字會醫院。哪知竟然是無巧不成書，許關姿竟然跟代替哥哥出車的富根林不期而遇，盡管她沒有答理對方的招呼，但還是留下了線索。

　　這起特殊的兒童拐劫案的最後處理結果是：劉凱賓、葉弼臣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曹曉萍被判處無期徒刑；許關姿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朱大維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人算不如天算。

 

天才兒童班強製招生？想要出口成詩還是有難度的。

 

天才兒童班強製招生？想要出口成詩還是有難度的。

人才啊

 

這種貨色，應該抓一個殺一個

 

在那個年代，汽車是很紮眼的

 

至少三個孩子沒滅口，還是有點人性的～

 

智商太低被人送回來，真丟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