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拾遺之159：偽造金圓券案（上）

《塵封檔案》拾遺之159：偽造金圓券案（上）

——又名：特務偽造金圓券案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係列

1949年，國民黨特務機構為破壞即將回歸人民的新上海的金融秩序，策劃部署了“偽造金圓券”陰謀。一場看不見硝煙的鬥爭在江南梅雨時節悄然拉開了帷幕……

一、

1949年5月23日淩晨兩點，丹陽城內一座已顯陳舊的庭院中，一幢2層小樓的一個窗口還亮著燈光。這裏是上海戰役總前委、華東軍區和中共中央華東局的臨時駐地，陳毅正在接待一位午夜時分剛從上海趕抵丹陽的中共上海地下黨聯絡員。

這位聯絡員向陳毅匯報了上海目前的最新情況，提供了地下黨同誌冒著生命危險獲取的許多極有價值的情報，其中一條看似簡單、平淡的情報竟然當場引起了陳毅的特別注意。這是一條經濟方麵的情報，簡單得隻有一句話：上海浦東有人正偽造金圓券。

用今天生長在新中國紅旗下的讀者的角度來判讀這條情報，可能是很難捕捉到其中的重大價值的。偽造金圓券？金圓券是國民黨政府發行的鈔票，隻能在國統區使用。上海馬上就要解放了，到時候市麵上流通的是人民幣，這當兒還偽造金圓券幹嗎？難道準備運到尚未解放的那些地區去使用？

但是，對於正在審閱並準備簽發一份重要文件的陳毅來說，對於這條一句話情報的重大價值卻是一目了然。這份目前已經載入史冊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關於使用人民幣及限期禁用偽金圓券的規定》的重要文件，對於整頓新上海的經濟秩序具有關鍵性的重大作用。

這是一個可能由於歲月有點久遠而已被人疏忽了的問題：一座城市的統治權在一夜之間完成了從這個政黨手裏轉到另一個政黨手裏的更換，在經濟上來說，會有一個誰也無法繞過去的問題：貨幣。這就是說，上海的老百姓在上海解放的前一天，共產黨的軍隊已經打到你家門口的蘇州河對岸了，你手裏持有的官方規定的流通鈔票還隻能是國民政府發的金圓券。而次日，解放軍徹底完成了上海戰役的軍事行動，上海全市獲得解放了，共產黨接管了國民黨的舊上海市府，上海市人民政府隨即宣告成立。這時，新政府要做的一件重要大事就是讓老百姓使用共產黨自己發行的鈔票——人民幣。這種新鈔票當然不可能由政府白白地發給老百姓，得憑老百姓手裏原先持有的國民黨舊政府發行的金圓券在軍管會布告規定的期限內去規定的地點予以兌換。

這樣一說，就可以理解陳毅為什麽對於這條隻有一句話的經濟情報會特別予以關注，因為這裏麵有一個問題：在上海的國民黨舊政府即將倒台、共產黨的新政府馬上就要登台的時候，有人偽造金圓券，這問題不是明擺著的嗎，是準備在上海解放後用這些偽造的金圓券向人民政府的金融機構去兌換人民幣，這無疑是攪亂金融秩序、顛覆新生的人民政權。

因此，即將出任上海首任市長的陳毅坐不住了，站起來在屋裏踱了數步，問這位聯絡員這條情報可靠嗎？

聯絡員回答：“這是從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那邊得到的最新情報，是偵緝大隊在浦東的內線向他們密報的。”

陳毅稍一沉思：“同誌，請你就該情報寫一個材料好嗎？現在就寫。”

這位聯絡員於是就在陳毅的辦公室裏寫下了這份簡單但又重要的情報。

陳毅在這份情報上批示：請李士英同誌布置對此事進行調查，如若屬實，則應迅即予以嚴厲打擊，以確保我金融不受破壞，維護人民的新上海的經濟秩序。

次日，經陳毅批示的這份情報就到了李士英手中。

李士英這個名字，是新中國公安保衛戰線上的豐碑之一。這個1912年12月21日出生於河南省內黃縣井店鎮貧農家庭的漢子，早在1927年就參加了革命，兩年後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從1930年開始就出現在黨的隱蔽戰線上，從那時起一直到渡江戰役的19年中，先後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上海中央特科第三科成員、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科長、中央社會部西北公學特派員、中共中央華中局社會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副部長兼蘇皖邊區公安總局局長、山東分局社會部部長、山東省人民政府公安總局局長兼濟南市公安局局長等。渡江戰役前，奉命調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部長。不久前來到丹陽後，又被內定為兼任即將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長。後來上海解放最初階段的公安工作，就是由李士英主持的。

當時，李士英正和梁國斌、胡立教、揚帆等負責接管舊上海警察係統、組建新上海公安戰線的領導在一起商議接管偽警察局以及接管後如何開展公安工作的問題。幾個人正談得熱烈時，機要員送來了陳毅的批件。李士英一看，說看來上海灘可真是一個複雜之地，我們還沒打下來，案子就已經發生了。這是一個重要線索，必須迅速調查。

好吧，那就派人著手幹吧。

上海還沒解放，公安局還沒成立，李士英這個未來的局長派得出人手去搞偵查嗎？這個問題，中共中央早已考慮到並且作了安排。人民解放軍開始與國民黨軍事力量進行戰略總決戰前夕，中共中央於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又稱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會議”。會議分析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形勢，高瞻遠矚地指出：奪取全國政權的任務，要求我黨迅速地有計劃地訓練大批能夠管理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文化教育等項工作的幹部，缺乏這項準備，就勢必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而使黨的工作處於被動地位。

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據“九月會議”確定的基本方針，作出《關於準備奪取全國政權所需要的全部幹部的決議》。

為貫徹“九月會議”的決議，華東局於12月25日發出《關於執行中央準備五萬三千名幹部決議的指示》。這個《指示》中規定，這些幹部中的15000名完全由山東負責提供。因此，從山東省濟南市公安局局長任上調派過來的李士英帶來了一支公安幹部隊伍。這支隊伍的成員全都是有過偵查工作實踐經曆的，後來被譽為“江南名探”、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刑事偵查處處長的端木宏裕就是其中的一位。不過，當時這個“偽造金圓券案”的偵查任務，李士英並未下達給這位未來的名探，而是點了一位名叫徐伯龍的25歲的共產黨員的將。這是因為徐伯龍是上海浦東高橋鎮人氏，參加革命後才去的山東，現在這個案子發生在上海浦東，李士英想派熟悉當地情況的同誌主持該項工作較為合適。

徐伯龍參加革命後先是做地下工作，主要是替地下黨偵察敵情。後來地下黨中出了叛徒，組織上命令凡是跟叛徒相識的同誌立刻四散撤離，他於是就去了膠東半島，在許世友部隊當了一名戰士。後來，因為作戰勇敢，提升為班長、副排長、軍區保衛部幹事。濟南戰役前，奉調去了華東局社會部接受保衛工作訓練。受訓結束後濟南已經解放，徐伯龍被分派到了時任濟南市公安局局長的李士英手下從事偵查工作。這次跟著上級領導渡過長江準備接管舊上海市警察局，想到自己是浦東人，對上海情況熟悉，此番到了上海定能大大發揮。這可不是，待在丹陽正學習著城市政策還沒動身哩，就被上級召去接受了這個使命。

從上麵的介紹中可以看出，徐伯龍並不是一個有著豐富實踐經驗的老偵查員，他於公安偵查工作不過是進入濟南後接觸了一些。所以，可以想象，當他聽了李士英下達的那份根據“一句話情報”偵查“偽造金圓券案”的任務後，心裏不禁一個激靈，下意識地開口問道：“還有誰和我一起幹？”

李士英笑了，說目前沒有誰了，就你徐伯龍一個。不過，到了上海後，可以根據需要給你派幾位助手，成立一個專案偵查組。上海前線作戰態勢令人振奮，估計我軍在明天就可突破國民黨軍隊的最後防線進入市區了，因此，我們很快就要離開丹陽前往上海。你從現在起不必參加學習，找個清靜點的地方開始琢磨這個案子吧。

這樣，徐伯龍就正式接受了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使命，開始獨自考慮案情。按照通常的偵查思路，應當是去向提供線索的那個方麵作進一步了解，掌握更多的情節和細節。但是，這個案子的特殊性就在這裏，其線索來源是嚴格保密的。當時，上級領導連該線索來自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也沒有對徐伯龍透露。這樣，徐伯龍就隻有靠自己本身的想象力去推測該案的偵查方向。

徐伯龍反複考慮了許久，總覺得一時理不出一個清晰的思路。

次日，上海前線傳來解放軍部隊已經攻入上海市區的消息。5月26日，上級就下達了離開丹陽前往上海的出發命令。徐伯龍在離開這個工作和生活了正好整整一個月的小城時，對於該案如何開展偵查已經有了一個思路，但心中仍是惴惴不安，不知是否行得通。……

二、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受命偵查“偽造金圓券案”的徐伯龍是在5月26日晚上隨華東局機關經上海近郊的南翔、真如進入上海市區的。

根據安排，5月28日正式接管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而徐伯龍身負偵查使命，在27日就已經開始投入工作了。上海解放前，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就已經在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發展了一批地下黨員，組建了“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上海解放前夕做了許多秘密工作，為上海市軍管會公安部接管上海市警察局作了大量準備。鑒於“偽造金圓券”一案在時間上的緊迫性，因此組織上通過“中共上海市警察工作委員會”在5月27日就從原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的舊警察中抽調4人作為徐的助手，5人組成了“偽造金圓券案專案偵查組”。

徐伯龍的4名助手，都是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其中曹孝先、關誌存是中共地下黨員，另一名叫杜奔的小夥子是1948年底參加地下共青團組織的，還有一個姓馬的22歲青年刑警是追求進步的積極分子。杜奔和小馬在解放前夕都被擔任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的保密局大特務毛森作為“中共地下分子”而列入秘密逮捕名單，意欲將他們處決。幸虧地下黨組織及時獲悉情報後通知兩人迅即撤離，方才未遭毒手。解放軍進入市區後，杜奔、小馬從藏身的郊區返回市區，剛向“中共上海警察委員會”報到，就被派往專案組參加偵查工作了。

5月27日，徐伯龍在上海全市人民迎接解放的喜慶鑼鼓爆竹聲中，於福州路185號原上海市警察局三樓的一個辦公室裏，跟他的4名助手見麵，宣布成立專案偵查組，隨即就舉行第一次案情分析會。

徐伯龍向4名偵查員介紹了案子情況，說同誌們都是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老刑警了，又熟悉上海情況，希望我們5人同心協力盡快將這個案子偵破，完成陳毅市長下達的這一光榮使命。他又說，這個案子的偵查工作有個特殊要求，就是時間上必須抓緊，領導沒有給我們限時，但是有一件東西給我們嚴格限定了時間。說著，徐伯龍取出了他所說的這件東西。

這是一份旨在整頓貨幣流通秩序，穩定金融市場而由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發布的布告——《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關於使用人民幣及限期禁用偽金圓券的規定》。該布告主要規定如下：

（一）中國人民銀行所發行之人民幣，為解放區統一流通之合法貨幣。自即日起，所有完糧納稅以及一切公私款項收付，物價計算，賬務，債務，票據，契約等均須以人民幣為計算及清算本位。不得再以偽“金圓券”或黃金銀元及外幣為計算及清算本位。

（二）偽“金圓券”自即日起為非法貨幣。但為照顧人民之困難，在6月5日以前暫準在市麵流通，過期即嚴禁使用。在暫準流通期間，人民有權自動拒用偽“金圓券”，任何人不得強迫其收受。

（三）規定人民幣1元折偽“金圓券”10萬元為本市第一次比價。但因國民黨反動政府仍在繼續發行，偽“金圓券”還會繼續貶值，故在暫準流通期間，市場使用偽“金圓券”，不受第一次比價之限製，人民可隨時按其貶值程度更改比價。

（四）自即日起，本市物價，一律遵照本市第一次比價，折合人民幣計算，不得因偽“金圓券”貶值而抬高。

（五）凡5月28日以前之一切債權、債務、契約、合同等，均須按本市第一次比價折合人民幣，凡不依上述規定改訂者，在法律上不生效力。

（六）為照顧人民困難，本市中國人民銀行自5月30日起，以人民幣按牌價收兌偽“金圓券”，收兌之比價、票麵種類、期限及兌換手續辦法，由人民銀行規定公布。

徐伯龍介紹了布告的主要內容後，說這份布告將於明天在上海全市廣泛張貼，做到家喻戶曉。根據上級部署，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將於5月30日成立，屆時將開始收兌金圓券，6月5日兌換結束。這就是說，事實上形勢隻給了我們3天時間，如果我們在5月30日之前未能將本案偵破，不法分子偽造的金圓券就將被兌換成人民幣。因此，我們從現在起就要行動起來，爭分奪秒抓緊進行偵查工作。請大家議議，看我們如何進行偵查。

眾人就開始發表各自見解，最後集中於兩個方麵，一是根據偽造金圓券的技術要求特點，對擁有相關技術和設備的方麵進行調查；二是既然情報說線索是在浦東，那就派人前往浦東進行查摸，重點還是圍繞印製鈔票的技術和設備進行。

事不宜遲，於是就趕緊分工：徐伯龍和曹孝先去中央印製廠了解情況；關誌存、杜奔和小馬3人分別前往浦東地區的3區3縣進行查摸，鑒於治安形勢嚴峻，他們都必須化裝前往。徐伯龍一邊布置著，一邊拿出一本蓋有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公安部大印的介紹信，每人給了一張，上麵寫上姓名和調查事由，並寫上了上海市軍管會公安部的電話號碼，說如果發生懷疑你們身份的情況，可以讓他們撥打這個電話。另外，各人到了調查地後，如果發現有價值的線索情況隨時也可以撥打這個電話，接聽電話的同誌會認真做好記錄及時轉告他這個專案組長的。

徐伯龍、曹孝先前往的中央印製廠，位於市區曹楊路橋堍。中央印製廠是國民黨政權時期的財政部直接管理的一家專門印製鈔票的工廠，共產黨方麵在發起上海戰役準備接管上海時，將這家工廠列為首批必須迅即接管的重要目標之一。早在華東局移至丹陽時，就已經與於1948年12月1日成立的中國人民銀行取得聯係，由該行下令召集各解放區印鈔廠工作人員集中於丹陽，隨軍南下。1949年5月27日，這些工作人員隨軍方代表一起接管了中央印製廠。徐伯龍、曹孝先過去時，該廠的工人群眾正興高采烈地把“上海人民印製一廠”的牌子掛在廠門口，這一行動宣告了國民黨中央印製廠曆史的結束。

軍代表接待了兩位偵查員，聽了來意後，當即召來該廠的工程師和解放區隨軍而來的印鈔廠工作人員，接受偵查員的谘詢調查。

偵查員從對方那裏了解到以下情況——

1.金圓券從1948年8月19日開始發行以來，全部票麵的鈔票都是在該廠印製的，最先印製發行了20萬億元，後來加印到130萬億元，最大的麵值是100萬元。大票麵值所用的紙張是美國進口的印鈔紙，小票麵值是國產的天章印鈔紙，全部用美國生產的印刷機器印刷。各種麵值金圓券的版子，均由國民政府財政部提供，據說是向美國定製的。解放軍攻占南京後的次日，財政部派員赴中央印製廠收回了所有麵值金圓券的版子，目前不知下落，估計是攜往廣州或者台灣了。事實上，該廠從上月16日印製最後一批金圓券後，就再也沒有印製過。

2.從技術角度說，金圓券的印製是一種質量較好、印製考究的紙幣，采用雙麵膠印方式製作，具有一定的防偽措施，不易仿製。因此，要想把金圓券偽造得跟真票幾無差異的難度極大。但是，作為偽造者來說，他們既然敢於一試，那就不排除具有很高的技術手段，因為由於國統區秩序混亂、民不聊生的原因，那些具有高超技術手段的能工巧匠目前流落於民間的不在少數，這樣的人才如果精心偽造，從技術上來說估計是能夠仿製出幾可亂真的金圓券的。不過，即使是偽造成功，也隻限於在市麵上商家手裏私下流通使用，不可能通過正常的渠道從銀行工作人員手裏兌換人民幣。假鈔在銀行職員這種專業人員手裏還是能夠輕易識別的。

徐伯龍經對方如此這般一說，心頭的壓力好像稍稍減輕了些，因為對方即使偽造成功了，其產生的危害也應該是很小的，而且暴露的可能性是會非常大的。他跟曹孝先交換了意見，對方也是這樣想的，於是兩人決定也去浦東城廂進行實地查摸。

之所以選定城鎮作為查摸首選目標，這是因為從印製紙幣的技術角度而言，不管印製地點是否在城鎮，作案線索都離不開城鎮，所以選定城鎮作為首選目標乃是一條捷徑。浦東地區，當時有屬於上海市的高橋區、楊思區、洋涇區和剛被列入蘇南行政公署的川沙、南匯、奉賢3個縣。被專案組列入偵查範圍的有以下幾個城鎮：高橋、洋涇、楊思、川沙縣的城廂、南匯縣的惠南、周浦和奉賢縣的南橋鎮。徐伯龍和曹孝先離開市區前往浦東時，分工前往南匯縣查摸的偵查員杜奔已經在周浦鎮找到了一條線索。

杜奔出身資本家家庭，家境富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軍兜售戰備物資時，他從老爺那裏取了錢去買了一輛二輪摩托車作為上下班的交通代步工具，平時休息日也常騎著這輛摩托車去上海近郊搞些旅遊、釣魚什麽的休閑活動。這次，杜奔接受任務後，就化裝成旅遊者開了摩托車前往南匯調查。從上海市區過去，第一站是周浦鎮。這是杜奔以前旅遊時經常來的一個地方，他在該鎮還有幾位朋友，於是就把摩托車寄放到其中一位姓任的朋友家裏。也不跟當地已經接管了偽警察署的軍代表聯係，憑著以前的記憶，去了周浦鎮上惟一的一家印刷社。

杜奔佯裝客戶跟印刷社老板聊起來，得知該社不過是一家小小作坊，隻能印製些名片、招貼、賬冊、信封、信紙之類的活兒，都是以鉛字排印後上機印刷，然後再切邊裝訂。他向老板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我印製的招貼紙上需要有圖片、照片呢，那應該怎麽解決？對方告知說，如果是簡單的圖片，那就用木刻製版，至於照片，那就得去市區大印刷工廠專門製作版子了，製作好版子後，他這裏也可以印製的。

杜奔想了想，又提出了一個問題：估計照片製版的價格一定不菲，貨比3家不吃虧，老板您是否知道市區哪裏照相製版價格最便宜？老板的回答使杜奔有點驚喜，他說要說便宜，那就找私人去。所謂“找私人”，就是少數掌握照相製版技術而且在印刷工廠供職的技師，在業餘時間偷偷接私活幹。老板不等杜奔打聽，就提供線索說周浦鎮上就有這樣一位師傅，姓白，是上海市區一家大印刷廠的技師，家住周浦，最近因為戰亂工廠不開工，已經在家待了半個多月了，先生您如果想製版可以去找他的。

杜奔於是就去拜訪那位白技師，還是以客戶身份出麵。白技師在閑談中無意間說到了一條線索：大約半個月前，有人曾來向其詢問是否可以製作紙幣版子。

哦？這人是誰呢？白技師這時有點感到奇怪了，用警惕的眼光盯著這個穿著入時、談吐不俗的上海小夥子，再也不肯吐露什麽了。杜奔隻好出示了軍管會公安部的介紹信，白技師仔細辨認了介紹信上的公章，這才說出了那個找過他打聽能否製作鈔票版子的人的情況：那人是本地人，什麽身份什麽職業不清楚，家住何處也不了解，但是白技師每周回家一次住一二夜時經常會在周浦鎮街頭遇到他的。此人30多歲，自稱姓方，曾在外國輪船上當過幾年水手，能用英語跟洋人會話，喜歡喝酒飲茶，有幾次白技師路過鎮上的茶館時總是看到他在裏麵高談闊論，因為臉麵布有許多凹點，所以人都呼其“方麻子”。

杜奔如獲珍寶，叮囑白技師保密後馬上前往警署，找到軍代表後說明來意，要求迅即協助查找“方麻子”。軍代表便召來兩個本鎮出身的留用警察打聽，得知周浦鎮上確有這樣一個人，名叫方阿祥，家住北油車弄。

於是就登門查訪，方妻說丈夫外出已有十餘日，沒有說過去哪裏，也不知道去幹什麽，因為丈夫從來不說這些的。杜奔年歲雖輕，刑警卻已當數年了，在上海灘的市警察局幹得了這一行可不是混飯吃的，即使你在工作中從未單挑大梁獨立辦過案子沒有任何建樹，而隻是跟在別人後麵當小三子跑跑龍套，幾年龍套跑下來所看到的聽到的，也足夠你到周浦這樣的小地方來顯擺了。當下，杜奔就提出了一個問題：聽說方阿祥是撐外國輪船的國際海員出身，性格豪爽，平時是很喜歡交朋友的，他都交了些什麽朋友你知道嗎？

方妻雖然是土生土長的周浦人，沒有見過世麵，不知道丈夫平時做了些什麽事情，是否已經違犯了法律，但她聽說眼前這個說上海話的小夥子是市裏下來的，便料想對方阿祥不會有利，正想搖頭來個一問三不知，卻被陪同杜奔登門的那兩個留用警察凶神惡煞的一吼給嚇了個激靈，於是就脫口而出說丈夫最近和一個綽號叫“大牛”的男子接觸較多，那個“大牛”到方家來過多次，每次來都要帶一些禮物，從大米、食油、豬肉、鹹魚到糖果點心、糕團水果，有一次還送給她一塊花洋布衣料。丈夫最後一次離家就是“大牛”登門後跟著對方匆匆而走的。杜奔問了日期，發現方阿祥離家的日子正好是他向白技師提出是否能製作鈔票版子的次日。於是就盯著追問，但方妻卻提供不出更多的細節了。

離開北油車弄方家後，杜奔看看時間已是下午6點了，於是便邀那兩個留用警察去一家小酒館吃晚飯。喝酒時，杜奔向那兩個警察打聽是否知道“大牛”此人。那二位搖頭，但說他們可以負責打聽，如果是南匯本地人，應該是打聽得到的。杜奔向他們敬酒，說二位老兄此事小弟多多拜托了，因為要調查的情況時間很緊的。

3人正說著，小酒館外麵來了一輛自行車，一個穿摘去了原國民黨警察銜章的舊警服的男子探頭探腦地往裏張望，接著就喜出望外地叫著那兩個同事的名字闖了進來，卻是向杜奔說話的。原來，徐伯龍和曹孝先兩人也到了周浦鎮，直接去了警署找軍代表，這才知道原來杜奔早已抵達而且已經在開展偵查工作了，於是就讓趕緊把杜奔找去見麵。軍代表於是就派這個留用警察騎著自行車全鎮亂轉尋找杜奔。

杜奔騎著那人的自行車前往警署，向徐伯龍、曹孝先兩人一說偵查情況，兩人大喜。由於時間緊迫，當即決定連夜調查“大牛”和方阿祥的下落。

三、

這邊，徐伯龍和曹孝先、杜奔在周浦鎮挑燈夜戰連夜查訪。另一路偵查員關誌存也是精神抖擻，因為他也獲得了一條重要線索。

關誌存分工去高橋鎮查摸，他沒有摩托車，隻好乘車前往。但他的運氣很好，在路邊車站候車時，正好遇到一個熟人駕駛著卡車前往高橋鎮對岸的黃浦江邊的碼頭去裝貨，於是就搭車到了碼頭，又搭乘擺渡船到了對岸的高橋鎮。

在高橋鎮，關誌存的好運氣又一次得到了體現，他在街頭轉悠著想尋找這個鎮是否有印刷工廠或者作坊之類時，竟然遇到了一個熟人老洪。這個老洪以前也是幹刑警的，在國民黨上海市盧家灣警察局，因為工作關係，跟市警察局刑警關誌存接觸較多。當時關誌存已經是中共地下黨員了，見老洪正直、正派，追求進步，於是就發展對方加入了地下黨，一度還是關誌存領導的。半年前，老洪因參與營救被捕的民主人士而暴露身份，被迫潛至浦東鄉間隱蔽，上幾天剛重新出山。被組織調派至高橋協助軍代表接管了警署，此刻也算是領導了。

關誌存聽老洪一說情況，自是大喜，說那你趕緊助我老關一把，我這任務可是火燒眉毛般的緊急啊！話這麽說，因為需要保密，他也不便透露案情，隻說需要了解高橋區最近是否有跟印刷行業相關的情況。老洪自是心領神會，當下也不問，說那就去見一下軍代表，商量一下應該如何做好這個工作。

警署軍代表看了介紹信，自是熱情配合。3人商量下來，決定立刻召集幾位可靠的留用警察前來向關誌存介紹情況。這一介紹，使關誌存獲得了一條線索：10天前，曾有人從本鎮“宏泰機修廠”購買過一台印刷機。

“宏泰機修廠”是寧波人範宏泰於抗戰中期到高橋鎮開辦的一家小廠，主要是以修理船舶機器為主。抗戰勝利後，日本海軍以及日本漁業老板惶惶逃命，顧不上認真處置一些無法開動的壞船舶和陸上機修設備，而接收的國軍還沒有來得及過來，於是一些本地人就乘機哄搶。他們弄到手後自己又不能使用，就以廢銅爛鐵價賣給了“宏泰機修廠”。

範宏泰11歲從寧波來上海灘學手藝，所學主要工種是當時被稱為“外國銅匠”的鉗工，但這人極富技工天賦，到6年後滿師時，已經是車鉗刨銑焊電諸工種精通。幹到自己開機修工廠當老板的當兒，其技藝以及經營本領自然已經爐火純青。他把那些低價收購來的機械配件一一看過，爛熟於心，指導手下師傅拆拆裝裝，竟然折騰成了大大小小一件件的各類機器，工業用家庭用分門別類標價出售，如壞包修。報紙、電台廣告一做，上海灘和江浙兩省鄰近地區的主顧紛紛登門選購，這位範老板著實發了一票。

自此，“宏泰機修廠”就形成了一個慣例：收購各類舊機器、零配部件，大到整台車床整條機帆船，小到螺栓螺帽墊圈，來者不拒，童叟無欺。與此同時，“宏泰機修廠”廉價出售各類大小機器的廣告也是隔三差五出現在上海灘的報紙和電台，引來了許多主顧，據說連蘇北地區的新四軍（後稱解放軍）也通過上海地下黨向“宏泰機修廠”定製過槍械修理設備。

“宏泰機修廠”有這種收購廢銅爛鐵和客戶定什麽製作什麽的業務，自然要受到警方的特別關注。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曾專門下文要求高橋警署對“宏泰機修廠”的業務活動“嚴加監督”。而機修廠的那個範老板是一個11歲就闖蕩十裏洋場的老江湖，閱世經驗既豐富，又有一身技術，當年上海灘各租界巡捕房都請他修理過警車、槍械，人頭稔熟，這種人還有什麽險灘闖不過去的？沒幾日，他就和警署、警局的上上下下搞得親如一家，享受著眼開眼閉的特殊優待。不過，這位寧波老板也理解警察弟兄的工作性質，體諒他們的苦衷，不時也提供些捕風捉影、虛虛實實的消息讓他們向上交差。10天前有人向其購買一台小型印刷機的消息就是他在這天中午主動提供給高橋警署的留用警察老季的。

據範宏泰說，這台小型雙麵膠印印刷機還是抗戰勝利後機修廠第一批向社會廣泛收購“廢銅爛鐵”時收購的，是日本東京大業印刷機械株式會社為侵華日軍特製的軍用產品。運到中國後分配給了侵華日軍海軍駐滬的第三艦隊，但在使用時發生了故障，因而廢棄不用，日軍投降時就被人弄走，賣到了“宏泰機修廠”。範宏泰親自動手對機器進行了檢修，終於使之恢複了正常功能。可是，盡管一連兩年每次做廣告時都將其列入出售產品的單子，但竟然沒有一個客戶哪怕是打個電話來問一下的。時間一長，範宏泰自己對於這台機器是否賣得出去也失去了信心，索性就不再做廣告了。這台機器，也就被扔在倉庫一角，形同廢品。

解放軍開始進攻上海時，見多識廣的範宏泰雖然沒有學過軍事，但是翻開地圖一看，再一聽炮聲，就認定高橋這邊多半是一塊險地：這裏是黃浦江通往東海的必經之地，國軍打不過解放軍，最後必定是要途經高橋往海上逃竄的。而解放軍事先必定料到國軍有此招，還不派兵阻擊？因此，高橋這邊多半要大打一場。後來的形勢發展跟範宏泰估料的幾乎一模一樣，隻是因為解放軍的動作神速，趕在國軍敗退之前就已經拿下了高橋堵住了國軍的退路，這才沒有發生“高橋爭奪戰”。但當時範宏泰則依據自己的判斷果斷作出決定：全廠停工，留下部分人員護廠，其餘人員回家待命。

這道命令下達後剛剛得到執行時，一個操浦東本地口音的中年男子前來敲響了“宏泰機修廠”剛被關上的廠門，要求跟範老板談一筆生意。使範宏泰出乎意外的是，這個中年男子開口詢問的是“宏泰機修廠”是否有現成的印刷機器出售。範老板馬上想到了扔在倉庫一角的那台日本產品，於是就跟對方商談意向，當然不說真相，隻說可以在幾天內幫其解決這個問題，免得被對方大殺價錢。雙方商議下來，最後定了一個成交價，約定5月17日銀貨兩訖。

客戶告辭後，範宏泰就叫人從倉庫裏抬出那台日本印刷機，拆開後重新擦拭上油，再裝配起來，調試下來一切正常，外形看上去也跟剛出廠的新機器幾乎沒有什麽差別。5月17日，這台機器就被客戶用一條小木船裝運走了。

關誌存於是就要求跟範宏泰見麵，要當麵了解情況。這樣，範宏泰就來了警署。範老板所說的情況跟那個留用警察老季所介紹的並無出入，關誌存於是就詢問那個中年男子的情況。範老板先回憶了那人的年齡、外形、衣著、口音，這些對關誌存目前迫在眉睫的使命並無幫助，他需要的是獲得怎樣迅速找到對方的直接線索。範宏泰說先生這就頗有些犯難了，因為按照生意場上的規矩，我作為出售方，對方不自我介紹，我是不作興詢問其來路的。

關誌存隻好連連拱手，請範老板仔細回想回想，看看是否有什麽情節細節有助於了解對方下落的。範老板想了一會兒，眉峰一聳，說我想起一個細節，不知是否有用——我記得客戶那條載運機器的木船的櫓上，用紅油漆寫著“和元記”三個字。

“和元記”是什麽意思？範宏泰解釋說，可能那是某個商行或者作坊的字號，說明那個客戶的這條木船是從該商行或者作坊所借。那什麽商行或者作坊會在日常經營中使用船隻呢？範宏泰扳著手指頭一一道來：油坊、魚行、租船鋪。關誌存聽著心裏竊喜，尋思這3個行當並不多，應該算是容易尋找的。一事不煩二主，順便向範宏泰請教：這高橋鎮上是否有“和元記”字號？範宏泰搖頭。

這時天色已晚，關誌存想吃了晚飯再跟老洪商量商量，看如何取得他們的幫助趁熱打鐵追查“和元記”的下落。吃晚飯前先得跟市裏通個電話，向專案組長徐伯龍匯報一下情況。電話打到上海市軍管會公安部，值班室接聽的同誌說徐伯龍不在，但留下過話讓留言由他們轉告。關誌存於是就把在高橋鎮發現線索之事說了說，又留下了老洪這邊的電話，如果徐伯龍有指示下達就讓值班室同誌打這個電話，這邊的人會迅速通知他來接聽的。

然後就和老洪他們一起去吃晚飯，由老洪掏錢作東，那幾個留用警察也去了。幾個人一邊吃飯一邊就“和元記”下落問題商討，最後決定先用一個笨辦法試試：一會兒去警署向楊思、洋涇兩區和川沙縣城城廂鎮的同行熟人打電話，詢問那裏是否有“和元記”。

這樣，關誌存就連夜守候在警署的電話機旁，由那幾個警察輪流相幫撥打電話。那時候的電話都是人工轉接的，即使是浦東城鎮之間也算是長途電話，轉接速度原本很慢，這當兒又正是上海解放當日，自有許多電話業務要急著進行，所以這兩區一鎮3處的電話打下來，竟然打了兩個多小時。

兩區一鎮了解下來，沒有“和元記”這個字號的商行、作坊以及其他任何經營者。

關誌存這下差點傻眼了，愣怔了片刻，說有地圖嗎，看來我得往浦東其他城鎮考慮了。

這樣，盡管老洪出麵將關誌存安排在高橋鎮上最好的一家旅館裏，但關誌存哪裏睡得著？對著地圖反複考慮，忽而又對老洪他們打電話查摸的可靠性起了懷疑，尋思別漏了哪一家那不是糟糕了嗎？如此，關誌存一直到清晨3點多鍾方才迷糊過去。

話分兩頭，這邊讓關誌存安靜休息，讓我們看周浦那邊杜奔他們查摸那個“方麻子”和“大牛”的情況進行得如何——

徐伯龍、曹孝先趕到周浦後，杜奔頓時信心倍增，尋思3個人一起查還怕找不到那兩個主兒？3人商議下來，認為還是得請警署軍代表協助發動留用警察一起查找那個“大牛”的線索。估計隻要找到“大牛”，另一主兒“方麻子”也就差不多該露麵了。軍代表一聽自是積極協助，連夜召集了全部留用警察，說上海市區來同誌急找怎麽怎麽一個人，請大家幫忙提供線索。

那些留用警察很是積極，隨即七嘴八舌議論起來。要說這些郊鎮舊警察的偵查本領，那確實不敢恭維，實在有限，不過這些人對於周浦本鎮的情況，卻是了如指掌，十幾個人湊在一起東西南北四方八麵挨家挨戶口頭排查下來，發覺本鎮沒有一個居民是姓牛的。徐伯龍提出：那麽是否此人本身不姓牛而生肖屬牛呢？軍代表於是就讓拿出戶籍檔案，眾人一起動手分查，但凡生肖屬牛的成年男子都給另列出來，但跟方阿祥的老婆所說的那個“大牛”的家夥的外形模樣稍稍一比照，就都一一排除了。

這樣，偵查員終於不得不接受一個對於他們來說有些不幸的事實：這個“大牛”不是周浦本鎮人，這就大大增加了查摸難度。

徐伯龍看看時間已是下半夜了，於是就掏錢請眾人吃了頓夜宵，合並道謝過請各自安歇，明天再麻煩大家。

3個偵查員奔波勞累了一天，自己也已經很累了，於是也休息了。那曹孝先和杜奔是幹慣了這種事的，即使工作再不順利，也照樣吃喝，照樣大睡。但徐伯龍就不同了，他是地下工作者出身，後來當保衛幹事，派到華東局社會部受訓學的也是政治保衛，最後到濟南市公安局則是政治保衛和刑事偵查一起搞，參加調查的案子雖然沾過好幾個，不過攏共也隻有半年左右時間，還沒有形成像曹孝先、杜奔那樣的良好職業習慣。手頭這個由陳毅市長親自批偵的大案，又是限時限刻的，心裏自是緊張，此刻哪裏睡得著？躺在旅館的床上翻來覆去的心裏隻覺得憋得慌，最後幹脆悄悄起來，到下麵的院子裏坐著考慮，一直到雞鳴聲四起，方才有倦意襲來。

徐伯龍回到房間準備上床的時候，他的腦子裏忽然如流星劃破夜空似的掠過了一個思路，不由得一陣興奮，自言自語道：何不這樣試試？

別看曹孝先和杜奔正在沉沉大睡，卻保持著一份職業性的警惕，徐伯龍的聲音盡管壓了又壓極為細微，但還是馬上把兩人驚醒了。一醒之後腦子竟然出奇的清醒，同時從床上撐起來，問徐伯龍有了什麽新思路，想怎麽試試？

徐伯龍的新思路是：那個國際海員出身的“方麻子”既然性格豪爽，喜好交友，那他肯定不止有“大牛”一個朋友，在周浦鎮上肯定還有若幹朋友跟他有著長期交往的曆史。而方阿祥有著“大牛”那樣一個經常往他家送東西的朋友，也肯定會在其他朋友麵前提及。因此，如果了解到方阿祥在本鎮有些什麽其他朋友，登門造訪，或許可能獲得那個神秘人物“大牛”的線索？

這個思路立刻為曹孝先、杜奔所接受，於是徐伯龍也不睡了，3人去外麵找了一家麵館吃了早餐，然後就再次登門造訪方阿祥家。果然，方妻說丈夫確實有著若幹名鐵哥們兒，扳著指頭一一說來，一共有七八個，都是周浦鎮上的中青年男子。這些朋友的住址方妻都是知曉的，一一對偵查員說了。巧的是，方阿祥的這些鐵哥們兒中的一個正好就是杜奔昨天寄存摩托車的那個老任！於是就登門拜訪這位老任，他是鎮上郵局的投遞員，當時稱為“郵差”。這個工作上班時間晚些，所以此刻正在門口葡萄架下喝著茶吃著大餅油條看《三國演義》。杜奔問到方阿祥，他說知道。3個偵查員心裏一喜，可是這個希望竟然就像一顆風中的火星，隻亮了一下就熄滅了：老任從未聽方阿祥說到過“大牛”這個稱謂！

徐伯龍心裏一涼：糟糕！莫非是一場空歡喜？但老刑警曹孝先卻似胸有成竹地說：“桃樹上不長果子，咱們就到李樹下去撞撞運氣——不是說方阿祥有七八個經常來往的好朋友嗎，那就去問問他的其他朋友吧。”

杜奔就讓老任提供了另外幾位朋友的姓名住址，3人分頭登門造訪。這番折騰結束，已是過了中午，每個人都忙了個滿頭大汗，但結果卻是令人沮喪，沒有哪個朋友聽方阿祥說起過“大牛”這個人的。

這是怎麽回事？3個偵查員開始審視自己的思路，議來議去覺得沒有什麽差錯，而且，以方阿祥如此健談的性格，什麽話都肯對朋友說的，卻偏偏隱瞞了自己跟“大牛”的交往，這背後本身就頗有些反常，所以，方阿祥也好，“大牛”也好，兩人肯定有問題，於是決定繼續尋找這二位的下落。

這天，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公安部副部長梁國斌、李士英、揚帆率人接管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的日子。一般人沒有想到，在接管偽警察局之前，新政權的偵查員已經在為保障新上海的經濟安全付出辛勤的汗水了。

周浦這邊，徐伯龍、曹孝先和杜奔3人第三次前往方家，想再從方阿祥的妻子那裏了解情況。到北油車弄一看，方家卻是鐵將軍把門。偵查員心裏一愣：莫非合家開溜了？3人正對著緊閉的大門發怔時，右側鄰居家出來一個老者，問你們找誰？聽說是找方家，便說方家娘子帶孩子去看郎中了，孩子昨晚發燒，一夜咳嗽，看來病得不輕。徐伯龍便想那一會兒應該回來了，不如等一等吧。正好那老者開口邀請他們去他家坐坐，於是就進了老者家的院子。這一進去，想不到竟獲得了一個意外驚喜。

這老者在南匯縣也是一個有點名氣的人物，他曾中過清朝的秀才，後來又留過洋，主持過中學，抗戰前在國民黨上海特別市政府做過文官，參加過一二八事變跟日本政府的談判。後來日本侵略者組織了漢奸政府，邀請他出任偽官，他堅辭不受，回鄉出家做了道士，保持了一份知識分子的傳統氣節。抗戰勝利後，老者方才還俗，看到國民黨官僚在接收時的情景，便斷了重新出山之心，隱居在家，終日讀經，不問世事。但他畢竟是個有學問且見識過大世麵的人，盡管徐伯龍3人穿著便衣，但他還是一眼就認出不是凡夫俗子，當下便請他們入內小坐，喝杯清茶。

老者奉上茶水後，詢問客人何故造訪方家。徐伯龍見對方是一個可靠群眾的樣子，於是就亮明了真實身份，說是奉命來找方阿祥了解一樁公事的，同時還想找一找一個諢號“大牛”的人。老者聽了“嘿嘿”而笑，說看你們一個個眼布紅絲臉掛倦容，想來昨晚沒有睡好，唔，若是早點到我這裏來坐坐，那昨晚就不必折騰到深更半夜了。徐伯龍一聽便知撞運了，連忙用浦東本地話請求老者說說方阿祥的去向。

老者說：“方阿祥到何處去了我不知道，但是，你們剛才所說的那個叫‘大牛’的我卻估料得八九不離十——他準是在‘彭公觀’。”

據老者說，那個叫“大牛”的漢子，其實跟方阿祥認識不過幾個月，但這一段時間來得特別勤，而且每次來都沒有空手的，必定要攜許多禮物。有時方家沒有人，也會接受他的邀請到他家小坐等候方阿祥回來。老者跟其閑談之下，略知對方的些許經曆：那人姓牛，南匯縣新場人氏，以前曾在英國和葡萄牙的遠洋輪上當過多年海員，後來因為患了關節炎不能出海了才歇手上岸。據說曾在國外喝醉了酒犯過人命案子，但因為逃得快沒有受到過追究。不過這人迷信，最近兩年老是不順，幹什麽敗什麽，不知為什麽事情還折進過局子，好像是被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榆林分局關押了3個多月吧。“大牛”跟老者說起此事，請求指點迷津。老者說你出家吧，也許可以得到解脫。

上個月“大牛”來對老者說，他已經跟鎮外彭公觀的道士說好了，就到那裏去做道士。彭公觀是老者經常光臨的地方，那裏的道士知道他出家過，將其視為同道之士，所以關係不錯。3天前老者上街去購物時，遇見彭公觀的一個道士，告訴他說那個姓牛的真的到他們那裏做了道士，還捐了一筆錢，這幾天一直在觀裏住著呢。

偵查員聞聽之下，哪裏還坐得住，當下問明彭公觀地址，立馬前往。到得那裏，隻一打聽，果然說有一姓牛的在那裏，隻是還沒有正式辦理出家手續，就是還沒有舉行儀式，現在後院住著。3個偵查員直奔後院，果然在一間竹林中的幽靜小屋內找到了“大牛”，令他們喜出望外的是，和“大牛”在一起的還有一個臉上密布凹坑的主兒——方麻子方阿祥！

偵查員杜奔這一刻真是興奮至極，對著那二位脫口而出：啊！朋友，終於找到你們了！

四、

偵查員是請彭公觀的少年道士把他們引領至後院竹林的。這方麵，就要說徐伯龍的細心了，步入竹林時，他讓所有人都不要吭聲，放輕腳步，慢慢地捱到小屋外麵。

眾人挨近小屋隻稍稍一聽就暗吃一驚：屋裏傳出兩個人的對話聲，說的竟是英語！曹孝先以前在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幹過，懂些英語，聽了聽對徐伯龍附耳悄言道：“他們好像在討論關於機器動力和運轉平衡的問題。”

徐伯龍馬上斷言：“光這就有問題了！進去！”

於是示意小道士上前去叫門，裏麵不曾提防，那個叫“大牛”聽清是小道士的聲音，一邊把門開了一條縫兒一邊說：“不是讓你們沒有事情不要來打擾我嗎？”

杜奔冷不防往前一衝，硬生生地把房門頂開了，“大牛”差點跌翻。定睛看時，3個偵查員已經一擁而入。剛張口喝問了半句“你們是什麽……”就愣住了，因為偵查員已經把手槍亮出來了。

這時，徐伯龍才看見屋裏還有另一個人，那滿臉凹坑足以證明就是他們要尋找的正主兒方麻子方阿祥，不禁大喜。那當兒也沒有什麽搜查證什麽的手續，當下喝令那對會說英語的哥們去屋角蹲著，杜奔在後麵盯著他們，徐伯龍和曹孝先就開始搜查。隻見桌上亂七八糟地堆著一些書刊，略略一看，全是關於印刷和機械方麵內容的，中英文版的都有。地上則有一些拆開的機器零部件，大大小小倒是分門別類放得很整齊，仔細一看，地板上還有鉛筆寫的編號。牆上，掛著幾份機械圖紙，也是關於印刷機方麵的。

徐伯龍問那二位：“你們這是幹什麽？”

方阿祥回答：“沒啥，閑著沒事，研究研究機器。”

“大牛”接著說：“對，沒啥，這一陣外麵很亂，閑著也是閑著，弄台機器來研究研究，以後開家廠子唄。”

徐伯龍冷笑：“不肯老實說？那好，把東西都帶上，跟我們走一趟。”

“你們是……”

徐伯龍亮出了市軍管會公安部的介紹信：“軍管會公安部的。”

方阿祥和“大牛”被帶到了警署，就地分別訊問。兩人倒也爽快，一五一十就把事情說了個竹筒倒豆子——

“大牛”名叫牛金虎，是南匯新場人氏，以前在外國輪船上當過水手、輪機匠。抗戰爆發那年回到浦東家鄉，那時浦東地區是一片混亂，有槍便是草頭王。牛金虎憑著一支從國外帶回來的左輪手槍，和幾個狐朋狗友一起折騰了一年，案子作了不少，但隊伍始終拉不起來，不禁有些沮喪。再一看那些拉起隊伍的也是互相火並，弱肉強食，尋思這種勾當不能作為一門職業來做的，否則作興就把性命做沒了，於是就改行做起了小生意，後來小生意做不下去了，就回家種田。

這樣，一晃十餘年過去了。大約半年前，牛金虎到周浦來辦事，在街頭與方阿祥不期而遇，兩人都是一怔之下又一喜：原來，他們以前在外國輪船上幹時，一次曾在法國馬賽港停泊時見過麵，相處過幾天，這就算是老相識了。方、牛從此就開始互相往來，喝酒時閑談，麵對著國民黨行將敗退的亂世，他們產生了乘機撈一把的念頭。怎樣撈法？搶劫型的暴力行動牛金虎已經從事過了，覺得危險性太大，而且方阿祥天生不是一塊做強盜的料，一看到手槍就要發抖。於是兩人就商議如何用“非暴力方式”獲取社會和他人的財產，反複商量下來，最後牛金虎從他手裏留著的一張當初在外輪當水手時買下的英國債券得到了啟發，提出何不偽造外國債券後拋售出去，迅速獲取一筆巨款後埋頭偽裝良民，過一輩子富裕日子？這個主意比較適合方阿祥的性格和現狀，於是就這樣決定下來了。

兩人於是開始考慮如何進行這樁活兒，從安全角度考慮，當然是自己動手偽造合適，況且牛金虎以前在外國輪船上當過輪機匠，對於機械設備有些熟悉，自信像操作印刷機器之類的活兒還難不倒他。不過債券的版子倒是一項技術難度甚大的工序，自己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那怎麽辦？牛金虎就讓方阿祥去打聽物色這方麵的專門師傅予以協助，代客加工，以重金相酬，保密料無問題。

這樣，方阿祥就開始物色製作版子的師傅，結果就找了本鎮的白技師。而牛金虎則在上海解放前大約七八天從上海市區的工業品舊貨市場淘得一台報廢了的膠印機和一些零部件，又買了一些印刷機械和印刷技術方麵的書刊資料，買通了彭公觀的主持道士，以“出家當道士”為名，在觀內借得一間房子，把廢舊機器等搬入後，叫上方阿祥躲在裏麵“攻關”，一心想自己裝配一台印刷機，然後去請白技師製作要偽造的外國債券版子，具備條件後開工生產。

沒有想到，對於印刷機的“攻關”還八字不見一撇的時候，偵查員已經登門了！

徐伯龍3人本來對這二位正在日夜操勞的“攻關”朋友寄予著滿腔希望，指望將這個案子一舉拿下，沒有想到竟是這麽一個結果，不禁目瞪口呆。但也沒有辦法，隻好接受了這個事實。對於這兩個被捕者的處理，當時先是暫時關押於周浦警署內，1949年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掛牌成立後，由於牛、方兩人的案子是上海市公安局偵查員破獲的，所以盡管當時已將南匯縣正式定為隸屬於蘇南行政公署鬆江專區，但還是將兩人關押進了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不久上海市公安局將方阿祥釋放，牛金虎因解放前所犯的搶劫殺人罪行而被逮捕。後交法院審判，因曆史罪行查證困難，牛金虎所交代的殺人罪行沒有證據，最後於1950年1月僅以搶劫罪判刑15年。

這樣一折騰，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天。5月28日下午，徐伯龍通過電話向上海市軍管會公安部值班室了解了正在奉賢縣城奉城鎮進行查摸工作的小馬的進展情況，得知那邊沒有發現線索，於是，他便指令曹孝先留在南匯縣繼續查找線索，讓杜奔用摩托車載了他前往高橋鎮跟關誌存會合。此刻，徐伯龍心裏對關誌存查訪“和元記”那條線索寄予著很大的希望。

徐伯龍、杜奔抵達了高橋鎮，這時杜奔才知道徐伯龍是高橋鎮人，離家已有10個年頭，而且跟家裏從未通過信息，便勸他應該先回家去看看。徐伯龍心裏確實有著回家一看的強烈念頭，但此刻身負重任，偵查工作八字還沒有一撇，哪裏放得下來？於是便讓摩托車直接去了關誌存下榻的旅館。

38歲的關誌存身體沒有其他幾位偵查員好，他以前患過肝炎，後來知道這時已經患上了肺結核，經過兩天一夜的折騰，臉色非常難看，但還是強撐著一邊咳嗽一邊向徐伯龍匯報了對於那支上麵用油漆寫著“和元記”3字的木櫓下落的追查情況。

關誌存在從國民黨川沙縣警察局調來的地下黨員老洪的協助下，對楊思、洋涇二區和川沙縣城城廂鎮是否有“和元記”字號的商行、作坊、工廠等進行查摸未獲得線索後，想到了“和元記”可能是浦東另外兩個縣內商業字號的可能性。今天上午，他把這個設想對老洪說了，老洪說那就查吧。不過，老洪對於自己主持的前述對楊思、洋涇、川沙城廂鎮進行調查是否有“和元記”字號的做法感到似乎有些草率，因為他所調查的對象並非是商業界人士，也許會出現遺漏呢？所以，認為應當重新進行更細致的調查。

老洪的這個說法獲得了關誌存的認同，兩人商量下來，想到了一個穩妥可靠的法子：到商會去查資料。當時每個縣都有商會，有的商會內部還設同業會。所以，商會的資料應該是齊全的，哪怕是多年前開的店鋪而現在早已關閉了的，隻要當時有字號，商會就會留下該字號比較完整的檔案資料。

於是，老洪就打算讓手下人往楊思、洋涇二區的商會打電話查詢此事。正好又獲悉高橋駐軍部隊有一輛卡車去川沙縣城城廂鎮裝軍用物資，於是兩人便搭車前往。到商會一查資料，川沙全縣自成立商會建立檔案以來，從未有過“和元記”這個字號。那麽浦東另外兩個縣南匯和奉賢呢？縣商會接待他們的那個職員說我這裏可以馬上打電話去向南匯、奉賢兩縣商會詢問的。

電話查詢下來，南匯、奉賢兩縣的商會檔案裏也沒有“和元記”這個字號。

關誌存滿腹沮喪地和老洪回到了高橋，進了旅館房間，隻覺得身心交瘁，渾身疲憊，正想在床上躺一會兒後去警署往上海市軍管會公安部值班室打電話進行例行匯報時，徐伯龍和杜奔來了。

當下，徐伯龍聽了關誌存如此這般一說，心裏也是一陣失望，但他想到自己是專案組長，主持偵查工作的，臉麵上便沒有表露出來。他發現關誌存不停地咳嗽，臉色也不好，便說現在咱們先不考慮破案問題了，到我家去吃飯吧。關誌存聽了也是大吃一驚，這才知道組長就是高橋鎮上的。

關誌存和杜奔跟著徐伯龍去鎮子南側的家。徐伯龍家是開煙紙店的，他離開後還是開著，沒有受到什麽損失。父母兄弟姐妹見徐伯龍突然回家，自是喜不自勝，連忙準備飯菜，招待3人吃了一餐美食。吃飯時，徐伯龍讓父親把隔壁中藥鋪子那個兼做坐堂郎中的老板請來，讓給關誌存配了點治咳嗽的中藥成藥。

回到旅館，徐伯龍執意讓關誌存休息，自己和杜奔另外開了個房間，喝著茶對“和元記”情況進行分析，談到很晚，卻始終沒有突破。於是說次日上午前往“宏泰機修廠”拜訪那位範老板，指望獲得什麽細節可以順藤摸瓜追查下去。

次日，1949年5月29日，對於專案組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日子：在內部看來，這顯然是自定的最後破案期限了。因為根據上海市軍管會事先的安排，明天5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就要成立掛牌，正式對外營業。同日，人民幣開始在上海市場正式流通了。與此同時，人民銀行將在全市設立369個金圓券收兌點，以10萬圓兌換1元人民幣的比值，在7天內按照“迅速的、全麵的、無限製的、無差別”的收兌方針，將金圓券兌換成人民幣。而如果在29日當天還不能偵破偽造金圓券案子的話，偽造的金圓券明天就有可能被用於兌換人民幣了，這樣，新政權和人民的利益就要受到重大損害，新上海的經濟金融秩序也將受到破壞。

因此，不難想象，29日這天一早徐伯龍的心情就覺得十分緊張。上午8點多鍾，他和杜奔去了“宏泰機修廠”。那裏是一片喜氣洋洋，原來老板範宏泰見上海解放後局勢平靜，加上當地區公所的接收小組領導又登門拜訪，請“宏泰機修廠”照常營業。範宏泰於是就決定恢複生產，心裏尋思應該討個吉利，於是就說這高橋鎮新生了，咱這機修廠也跟著新生了，就讓買了許多鞭炮燃放。兩個偵查員登門時，範宏泰正帶著工人們放得起勁，砰砰啪啪之聲震耳欲聾。

徐伯龍等了一會兒才候得儀式結束，於是趕緊上前去找範宏泰說話，亮出上海市軍管會的公函，讓找個清靜點的地方說幾句話。對方便把兩人領到他那在一幢小樓上的廠長室，鄭重其事地接待。

徐伯龍用高橋當地話跟對方交談，把範宏泰弄得一愣一愣的不知碰到了何人，正仰臉回憶這高橋鎮上何時有過這等人物時，徐伯龍自己道破了真相。這個小插曲使範宏泰迅速拉近了跟偵查員的情感交流距離，也大大調動了他的主觀積極性。他聽說偵查員是來了解他上次說過的那支上麵用油漆寫著“和元記”字號的木櫓的，就說“和元記”肯定是某家商鋪作坊之類的字號。偵查員說不錯啊，可是我們找了兩天也沒有找到，調查的觸角已經伸遍了整個浦東地區3個縣呐！

範宏泰抽著杜奔遞過去的“大前門”，一副胸有成竹的架勢，用上級對待下級的口氣問道：“舊貨行你們去調查過嗎？”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