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020：陳毅批偵的“金圓券”案

《塵封檔案》係列之020：陳毅批偵的“金圓券”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08年第3期

文易明佳

1949年4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占領南京。大軍乘勢東進，迅速解放了“國民政府”江蘇省省會鎮江市。隨之，根據預先部署，距鎮江市二十七公裏的一座曆史悠久的江南古城——丹陽，就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戰役總前委、華東軍區和中共中央華東局的臨時駐地。一個月的時間裏，鄧小平、劉伯承、陳毅、粟裕、譚震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這座古樸的小城內日夜操勞、精心策劃、運籌帷幄，成功地組織和指揮了上海戰役，使這座舉世聞名的國際大都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與此同時，已被中共中央任命為上海市市長的陳毅，為順利接管上海，在丹陽組織幹部進行培訓，準備物資。本文所要披露的這段秘聞，最先就是在這裏拉開帷幕的……

一、

1949年5月23日淩晨兩點，陳毅接待了一位午夜時分剛從上海趕抵丹陽的中共上海地下黨聯絡員。

這位聯絡員向陳毅匯報了上海目前的最新情況，提供了地下黨同誌冒著生命危險獲取的許多極有價值的情報，其中一條看似簡單、平淡的情報引起了陳毅的特別注意。這是一條經濟方麵的情報，簡單得隻有一句話：上海浦東有人正偽造“金圓券”。

以今天生長在新中國紅旗下的讀者的角度來判讀這條情報，可能是很難捕捉到其中的重大意義的。偽造“金圓券”？“金圓券”是國民黨政府發行的鈔票，隻能在“國統區”使用。上海馬上就要解放了，到時候市麵上流通的是人民幣，這當兒偽造“金圓券”幹嗎？難道準備運到尚未解放的那些地區去使用？

但是，對於正在審閱並準備簽發一份重要文件的陳毅來說，這條一句話情報的重大價值卻是一目了然。這份目前已經載入史冊的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關於使用人民幣及限期禁用偽金圓券的規定》的重要文件，對於整頓新上海的經濟秩序具有關鍵性的重大作用。

這是一個可能由於歲月久遠而被人疏忽了的問題：一座城市的統治權在一夜之間完成了從一個政黨轉到另一個政黨的更換，從經濟上來說，會有一個誰也無法繞過去的問題：貨幣。這就是說，上海的老百姓在上海解放的前一天，共產黨的軍隊已經打到你家門口的蘇州河對岸了，你手裏持有的官方規定的流通鈔票還隻能是“國民政府”發行的“金圓券”。而次日，解放軍徹底完成上海戰役的軍事行動，上海全市獲得解放，共產黨接管國民黨的舊上海市府，新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隨即宣告成立。這時，新政府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讓老百姓使用共產黨自己發行的鈔票——人民幣。這種新鈔票當然不可能由政府白白地發給老百姓，得憑老百姓手裏原先持有的國民黨舊政府發行的“金圓券”在軍管會布告規定的期限內去規定的地點予以兌換。

這樣一說，就可以理解陳毅為什麽對於這條隻有一句話的經濟情報會特別予以關注，因為這裏麵有一個問題：在上海的國民黨舊政府即將倒台、共產黨的新政府馬上就要登台的當兒，有人偽造“金圓券”，這問題不是明擺著嗎，是準備在上海解放後用這些偽造的“金圓券”到人民政府的金融機構去兌換人民幣。這是與偽造人民幣同樣性質的犯罪活動，並且，處在新舊政權更替的階段，這還無疑有著一份攪亂金融秩序、顛覆新生人民政權的作用。

因此，即將出任上海解放後首任市長的陳毅對此非常重視，問這位聯絡員：“這條情報可靠嗎？”

聯絡員回答：“這是從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那邊得到的最新情報，是偵緝大隊在浦東的內線向他們密報的。”

陳毅沉思片刻：“同誌，請你就該情報寫一個材料好嗎？現在就寫。”

於是這位聯絡員就在陳毅的辦公室裏寫下了這份簡單而又重要的情報。

陳毅在這份情報上批示：請李士英同誌對此事進行調查，如若屬實，則應立即予以嚴厲打擊，以確保我金融領域不受破壞，維護新上海的經濟秩序。

次日，經陳毅批示的這份情報就到了李士英手中。

李士英這個名字，是新中國公安保衛戰線上的豐碑之一。這個在1912年12月21日出生於河南省內黃縣井店鎮貧農家庭的漢子，早在1927年就參加了革命，兩年後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從1930年開始就戰鬥在隱蔽戰線上，從那時起一直到渡江戰役的十九年中，先後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員、上海中央特科第三科成員、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科長、中央社會部西北公學特派員、中共中央華中局社會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副部長兼蘇皖邊區公安總局局長、山東分局社會部部長、山東省人民政府公安總局局長兼濟南市公安局局長等。渡江戰役前，奉命調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部長。不久前來到丹陽後，又被內定兼任即將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長。後來，上海解放最初階段的公安工作，就是由李士英主持的。

李士英看了陳毅的批件後，說上海灘可真是一個複雜之地，我們還沒打下來，案子就已經發生了。這是一個重要線索，必須迅速調查。

上海沒解放，公安局還沒成立，李士英這個即將赴任的局長派得出人手去搞偵查嗎？這個問題，中共中央早已考慮並且作安排了。早在人民解放軍開始與國民黨軍事力量進行戰略總決戰前夕，中共中央於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九月會議”。會議分析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形勢，高瞻遠矚地指出：奪取全國政權的任務，要求我黨迅速有計劃地訓練大批能夠管理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文化教育等項工作的幹部。

為貫徹“九月會議”的決議，華東局於12月25日發出《關於執行中央準備五萬三千名幹部決議的指示》。這個《指示》規定，這些幹部中的一萬五千名完全由山東負責提供。因此，從山東省濟南市公安局局長任上調派過來的李士英帶來了一支公安幹部隊伍。這支隊伍的成員全都是有過偵查工作實踐經驗的，李士英點了其中一位名叫徐伯龍的共產黨員的將。這是因為徐伯龍是上海浦東高橋鎮人，今年二十五歲，參加革命後才去的山東。現在這個案子發生在上海浦東，李士英認為，派熟悉當地情況的同誌主持該項工作較為合適。

徐伯龍參加革命後先是幹地下工作，主要是替地下黨偵察敵情。後來，地下黨中出了叛徒，組織上命令凡是跟叛徒相識的同誌立刻撤離，他於是就去了膠東半島，在許世友部當了一名戰士。後來，因為作戰勇敢，提升為班長、副排長、軍區保衛部幹事。濟南戰役前，奉調去了華東局社會部接受保衛工作訓練。受訓結束後濟南已經解放，徐伯龍被分派到時任濟南市公安局局長的李士英手下從事偵查工作。

從徐伯龍的工作經曆可以看出，他並不是一個有著豐富實踐經驗的老偵查員，他不過是進入濟南後接觸了一些公安偵查工作。所以，可以想象，當他聽了李士英下達的根據“一句話情報”偵查偽造“金圓券”案的任務後，心裏不禁打了一個激靈，下意識地開口問道：“還有誰和我一起幹？”

李士英笑了，說目前沒有誰了，就你徐伯龍一個。不過，到了上海後，可以根據需要給你派幾位助手，成立一個專案偵查組。上海前線作戰態勢令人振奮，估計我軍明天就可突破國民黨軍隊的最後防線進入市區了，因此，我們很快就要離開丹陽前往上海。你從現在起不必參加學習，找個清靜點的地方開始琢磨這個案子吧。

這樣，徐伯龍就正式接受了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使命，開始獨自考慮案情。按照通常的偵查思路，應當是向提供線索的人進一步了解，掌握更多的細節。但是，這個案子的特殊性就在這裏，其線索來源是嚴格保密的。當時，上級領導連該線索來自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也沒有對徐伯龍透露。徐伯龍隻有靠自己的想象力去推測該案的偵查方向。

次日，上海前線傳來解放軍已經攻入上海市區的消息。5月26日，上級下達了離開丹陽前往上海的命令。徐伯龍在離開這個工作和生活了正好一個月的小城時，對於該案如何開展偵查已經有了一個思路,但心中仍是惴惴不安,不知是否行得通。

二、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受命偵查偽造“金圓券”案的徐伯龍是在5月26日晚上隨華東局機關經上海近郊的南翔、真如進入上海市區的。

根據安排，5月28日正式接管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而徐伯龍身負偵查使命，在27日就投入工作了。上海解放前，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就已經在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發展了一批地下黨員，組建了“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上海解放前夕做了許多秘密工作，為上海市軍管會公安部接管上海市警察局做了大量準備。鑒於偽造“金圓券”一案在時間上的緊迫性，因此組織上通過“中共上海市警察工作委員會”在5月27日就從原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的舊警察中抽調四人作為徐的助手，他們五個人組成了偽造“金圓券”案專案偵查組。

徐伯龍的四名助手，都是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其中曹孝先、關誌存是中共地下黨員，另外一名叫杜奔的小夥子是1948年底參加地下共青團組織的，還有一個姓馬的二十二歲的青年刑警是追求進步的積極分子。

5月27日，徐伯龍在上海市人民迎接解放的喜慶鑼鼓爆竹聲中，於福州路185號原上海市警察局三樓的一個辦公室裏，跟他的四名助手見麵，成立專案偵查組，隨即就舉行第一次案情分析會。

徐伯龍向四名偵查員介紹了案件情況，說同誌們都是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老刑警了，又熟悉上海情況，希望我們同心協力盡快將這個案子偵破，完成陳毅市長下達的這一光榮任務。他又說，這個案子的偵查工作有個特殊要求，就是時間上必須抓緊，領導沒有給我們限時，但是有一件東西給我們嚴格限定了時間。說著，徐伯龍取出了他所說的這件東西。

這是一份旨在整頓貨幣流通秩序、穩定金融市場的由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發布的布告——《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關於使用人民幣及限期禁用偽金圓券的規定》。該布告主要規定如下：

（一）中國人民銀行所發行之人民幣，為解放區統一流通之合法貨幣。自即日起，所有完糧納稅以及一切公私款項收付、物價計算、賬務、債務、票據、契約等均須以人民幣為計算及清算本位。不得再以偽“金圓券”或黃金銀元及外幣為計算及清算本位。

（二）偽“金圓券”自即日起為非法貨幣。但為照顧人民之困難，在6月5日以前暫準在市麵流通，過期即嚴禁使用。在暫準流通期間，人民有權自動拒用偽“金圓券”，任何人不得強迫其收受。

（三）規定人民幣1元折偽“金圓券”10萬元為本市第一次比價。但因國民黨反動政府仍在繼續發行，偽“金圓券”還會繼續貶值，故在暫準流通期間，市場使用偽“金圓券”，不受第一次比價之限製，人民可隨時按其貶值程度更改比價。

（四）自即日起，本市物價，一律遵照本市第一次比價，折合人民幣計算，不得因偽“金圓券”貶值而抬高。

（五）凡5月28日以前之一切債權、債務、契約、合同等，均須按本市第一次比價折合人民幣，凡不依上述規定改訂者，在法律上不生效力。

（六）為照顧人民困難，本市中國人民銀行自5月30日起，以人民幣按牌價收兌偽“金圓券”，收兌之比價、票麵種類、期限及兌換手續辦法，由人民銀行規定公布。

徐伯龍介紹了布告的主要內容後，說這份布告將於明天在上海全市廣泛張貼，做到家喻戶曉。根據上級部署，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將於5月30日成立，屆時將開始收兌“金圓券”，6月5日兌換結束。這就是說，事實上我們隻有三天時間，如果我們在5月30日之前未能將本案偵破，不法分子偽造的“金圓券”就將被兌換成人民幣。因此，我們從現在起就要行動起來，爭分奪秒抓緊進行偵查工作。請大家議議，看我們如何進行偵查。

眾人就開始發表各自的見解，最後集中於兩個方麵：一是根據偽造“金圓券”的技術要求特點，對相關擁有技術和設備的方麵進行調查；二是既然情報說線索是在浦東，那就派人前往浦東進行查摸，重點還是圍繞印製鈔票的技術和設備。

事不宜遲，於是就趕緊分工：徐伯龍和曹孝先去“中央印製廠”了解情況；關誌存、杜奔和小馬分別前往浦東地區的三區三縣進行查摸，鑒於治安形勢嚴峻，他們都必須化裝前往。徐伯龍一邊布置著，一邊拿出一本蓋有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公安部大印的介紹信，每人給了一張，上麵寫上姓名和調查事由。他關照各人到了調查地後，如果發現有價值的線索也可以隨時撥打介紹信上的電話，接聽電話的同誌會認真做好記錄及時轉告他這個專案組長的。

徐伯龍、曹孝先前往的“中央印製廠”，位於市區曹楊路橋堍。“中央印製廠”是國民黨時期的財政部直接管理的一家專門印製鈔票的工廠，我黨準備接管上海時，將這家工廠列為首批必須迅即接管的重要目標之一。早在華東局移至丹陽時，就已經與1948年12月1日成立的中國人民銀行取得聯係，由該行下令召集各解放區印鈔廠的一些技術骨幹集中於丹陽，隨軍南下。1949年5月27日，這些骨幹隨軍方代表一起接管了“中央印製廠”。徐伯龍、曹孝先抵達時，該廠的工人群眾正興高采烈地把“上海人民印製一廠”的牌子掛在廠門口，這一行動宣告了國民黨“中央印製廠”曆史的結束。

軍代表接待了兩位偵查員，聽了來意後，當即召來該廠的工程師和解放區隨軍而來的技術骨幹，接受偵查員的調查。

偵查員從對方那裏了解到以下情況：

（一）“金圓券”從1948年8月19日開始發行以來，全部票麵的鈔票都是在該廠印製的，最先印製發行了二十萬億元，後來加印到一百三十萬億元，最大的麵值是一百萬元。所用的紙張是：大麵值用美國進口的印鈔紙，小麵值用國產的天章印鈔紙，全部用美國生產的印刷機器印刷。各種麵值“金圓券”的版子，均由“國民政府財政部”提供，據說是向美國定製的。解放軍攻占南京後的次日，財政部派員赴“中央印製廠”收回了所有麵值“金圓券”的版子，目前不知下落，估計是攜往廣州或者台灣了。事實上，該廠從上月16日印製最後一批“金圓券”後，就再也沒有印製過。

（二）從技術角度說，“金圓券”是一種質量較好、印製考究的紙幣，采用雙麵膠印方式製作，具有一定的防偽措施，不易仿製。因此，要想把“金圓券”偽造得跟真鈔票毫無差異的難度極大。但是，作為偽造者，他們既然敢於一試，那就不排除具有很高的技術手段，因為“國統區”秩序混亂、民不聊生，那些具有高超技術手段的能工巧匠目前流落於民間的不在少數，這樣的人才如果精心偽造，從技術上來說，估計是能夠仿製出幾可亂真的“金圓券”的。不過，即使是偽造成功，也隻限於在市麵上商家手裏私下流通使用，不可能通過正常的渠道從銀行工作人員手裏兌換人民幣。假鈔在銀行專業人員手裏還是能夠輕易識別的。

徐伯龍經對方如此這般一說，心頭的壓力好像稍稍減輕了些，因為對手即使偽造成功了，其產生的危害也應該是很小的，而且暴露的可能性非常大。他跟曹孝先交換了意見，對方也是這樣想的，於是兩人決定也去浦東城鎮進行實地查摸。

之所以選定城鎮作為查摸首選目標，是因為從印製紙幣的技術角度而言，不管印製地點是否在城鎮上，作案線索都離不開城鎮，所以選定城鎮作為首選目標乃是一條捷徑。浦東地區，當時有屬於上海市的高橋區、楊思區、洋涇區和剛被列入蘇南行政公署的川沙、南匯、奉賢三個縣。被專案組列入偵查範圍的有以下幾個城鎮：高橋、洋涇、楊思、川沙縣的城廂、南匯縣的惠南、周浦和奉賢縣的南橋鎮。徐伯龍和曹孝先離開市區前往浦東時，前往南匯縣查摸的偵查員杜奔已經在周浦鎮找到了一條線索。

杜奔出身資本家家庭，家境富裕，“二戰”結束後美軍兜售戰備物資時，他從老爺那裏取了錢去買了一輛二輪摩托車作為上下班的交通工具，平時休息日也常騎著這輛摩托車去上海近郊搞些旅遊、釣魚什麽的休閑活動。這次，杜奔接受任務後，就化裝成旅遊者開了摩托車前往南匯調查。從上海市區過去，第一站是周浦鎮。這是杜奔以前旅遊時經常來的一個地方，他在該鎮還有幾位朋友，於是就把摩托車寄放在其中一位姓任的朋友家裏，也不跟當地已經接管了偽警察署的軍代表聯係，隻是憑著以前的記憶，去了周浦鎮上唯一的一家印刷社。

杜奔佯裝客戶跟印刷社老板聊天，得知該社不過是一家小小作坊，隻能印製些名片、招貼、賬冊、信封、信紙之類，都是以鉛字排印後上機印刷，然後再切邊裝訂。他向老板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我印製的招貼紙上需要有圖片、照片呢，那應該怎麽解決？對方告知說，如果是簡單的圖片，那就用木刻製版，至於照片，那就得去市區大印刷廠專門製作版子了，製作好版子後，他這裏也可以印製。

杜奔想了想，又提出了一個問題：估計照片製版的價格一定不菲，貨比三家不吃虧，老板您是否知道市區哪裏製版價格最便宜？老板的回答使杜奔有點驚喜，他說要便宜，那就找私人去。所謂“找私人”，就是少數掌握照片製版技術而且在印刷廠供職的技師，在業餘時間偷偷接私活幹。老板不等杜奔打聽，就提供線索說，周浦鎮上就有這樣一位師傅，姓白，是上海市區一家大印刷廠的技師，家住周浦，最近因為戰亂工廠不開工，已經在家待了半個多月了，先生您如果想製版可以去找他。

杜奔於是就去拜訪那位白技師，還是以客戶身份出麵。白技師在閑談中無意間說到了一條線索：大約半個月前，有人曾來向其詢問是否可以製作紙幣版子。

再問下去，白技師再也不肯吐露什麽了。杜奔隻好出示了軍管會公安部的介紹信，白技師這才說出了那個找過他打聽能否製作鈔票版子的人的情況：那人是本地人，什麽身份什麽職業不清楚，家住何處也不了解，但是白技師每周回家一次住一兩夜時經常會在周浦鎮街頭遇到他。此人三十多歲，自稱姓方，曾在外國輪船上當過幾年水手，能用英語跟洋人會話，喜歡喝酒飲茶，有幾次白技師路過鎮上的茶館時總是看到他在裏麵高談闊論，因為臉麵上有許多凹點，所以大家都稱其“方麻子”。

杜奔如獲至寶，叮囑白技師保密，馬上前往警署，找到軍代表後說明來意，要求迅即協助查找“方麻子”。軍代表便召來兩個本鎮出身的留用警察打聽，得知周浦鎮上確有這樣一個人，名叫方阿祥，家住北油車弄。

於是就登門查訪，方妻說丈夫外出已有十餘日，沒有說過去哪裏，也不知道去幹什麽。杜奔就提出了一個問題：聽說方阿祥是海員出身，性格豪爽，平時很喜歡交朋友，他都交了些什麽朋友你知道嗎？

方妻雖然是土生土長的周浦人，沒有見過世麵，不知道丈夫平時做了些什麽事情，是否已經觸犯了法律。但她聽說眼前這個說上海話的小夥子是市裏下來的，便料想對方阿祥不會有利，正想搖頭來個一問三不知，卻被陪同杜奔登門的那兩個留用警察凶神惡煞地一吼給嚇了個激靈，於是就脫口說出丈夫最近和一個綽號叫“大牛”的男子接觸較多，那個“大牛”到方家來過多次，每次來都要帶一些禮物。丈夫最後一次離家就是“大牛”登門後跟著對方匆匆而去的。

杜奔問了日期，發現方阿祥離家的日子正好是他向白技師提出是否能製作鈔票版子的次日。於是就繼續追問，但方妻卻提供不出更多的細節了。

離開方家後，杜奔向那兩個警察打聽是否知道“大牛”。那二位搖頭，但說他們可以負責打聽，如果是南匯本地人，應該是打聽得到的。杜奔去了警署，卻意外遇到了剛趕到的徐伯龍、曹孝先。他向徐伯龍、曹孝先兩人一說偵查情況，兩人大喜。由於時間緊迫，當即決定連夜調查“大牛”和方阿祥的下落。

三、

這邊，徐伯龍和曹孝先、杜奔在周浦鎮挑燈夜戰連夜查訪；另一路偵查員關誌存也是精神抖擻，因為他也獲得了一條重要線索。

關誌存去高橋鎮查摸，他在街頭轉悠著想打聽這個鎮是否有印刷廠或者作坊，竟然遇到了一個熟人老洪。這個老洪以前也是幹刑警的，在國民黨上海市盧家灣警察局，因為工作關係，跟市警察局刑警關誌存接觸較多。當時關誌存已經是中共地下黨員了，見老洪正派，追求進步，於是就發展對方加入了地下黨，一度還受關誌存的領導。半年前，老洪因參與營救被捕的民主人士而暴露身份，被迫潛至浦東鄉間隱蔽。前幾天剛重新出山，被組織調派至高橋協助軍代表接管了警署，此刻也算是領導了。

關誌存聽老洪一說情況，自然大喜，說那你趕緊助我一臂之力，我這任務可是火燒眉毛般的緊急啊！話雖這麽說，因為需要保密，也不便透露案情，隻說需要了解高橋區最近是否有跟印刷行業相關的情況。老洪自是心領神會，當下也不問，說那就去見一下軍代表，商量一下應該如何做好這個工作。

警署軍代表看了介紹信，自然熱情配合。三人商量下來，決定立刻召集幾位可靠的留用警察前來介紹情況。這一介紹，使關誌存獲得了一條線索：十天前，曾有人從本鎮“宏泰機修廠”購買過一台印刷機。

“宏泰機修廠”是寧波人範宏泰於抗戰時期到高橋鎮來開的一家小廠，最初主要是以修理船舶機器為主，後來因為不斷有鄉民把日寇投降時扔下的破舊機器作為廢銅爛鐵賤賣給該廠，而範宏泰則將這些機器讓廠裏的技工拆拆裝裝，竟然折騰成了大大小小一件件的各類機器，工業用家庭用分門別類標價出售，如壞包修。報紙、電台廣告一做，上海灘和江浙兩省鄰近地區的主顧紛紛登門選購，這位範老板著實發了一票。自此，“宏泰機修廠”就形成了一個慣例：收購各類舊機器、零配件，大到整台車床整條機帆船，小到螺栓螺帽墊圈，來者不拒，童叟無欺。

警署的留用警察老季跟範老板是朋友，兩人常在一起吃吃喝喝，十天前有人向“宏泰機修廠”購買一台小型印刷機的消息就是範老板在這種吃喝中無意間透露的。

據範宏泰說，這台小型雙麵膠印印刷機是日本東京大業印刷機械株式會社為侵華日軍特製的軍用產品。運到中國後分配給了侵華日軍海軍駐滬的第三艦隊，但在使用時發生了故障，因而廢棄不用，日本投降時就被人弄走，賣到了“宏泰機修廠”。經檢修，終於使之恢複了正常功能。可是，盡管一連兩年每次做廣告時都將其列入出售產品的單子，但竟然沒有一個客戶哪怕是打個電話來問一下。

上海戰役打響後，範宏泰作出決定：全廠停工，留下部分人員護廠，其餘人員回家待命。

這道命令剛剛下達，一個操浦東本地口音的中年男子前來敲響了“宏泰機修廠”剛被關上的廠門，要求跟範老板談一筆生意：詢問“宏泰機修廠”是否有現成的印刷機出售。範老板馬上想到了扔在倉庫一角的那台日本產品。雙方商議下來，最後定了一個成交價，約定5月17日銀貨兩訖。這樣，這台印刷機就被客戶用一條小木船裝運走了。

關誌存要求跟範宏泰見麵，要當麵了解情況。範老板所說的情況跟老季所介紹的並無出入，關誌存於是詢問那個中年男子的情況。範老板先回憶了那人的年齡、外貌、衣著、口音，這些對關誌存目前迫在眉睫的使命並無幫助，他需要的是迅速找到對方的直接線索。範宏泰說：“先生這就頗有些犯難了，因為按照生意場上的規矩，我作為出售方，對方如果不作自我介紹，我是不能詢問其來路的。”

關誌存隻好連連拱手，請範老板仔細回想回想，看看是否有什麽細節有助於了解對方的下落。範老板想了一會兒，眉峰一聳，說想起一個細節，不知是否有用——他記得客戶那條載運機器的木船的櫓上，用紅油漆寫著“和元記”三個字。

“和元記”是什麽意思？範宏泰解釋說，可能是某個商行或者作坊的字號，說明那個客戶的木船是從該商行或者作坊所借。那麽商行或者作坊會在日常經營中使用船隻嗎？範宏泰掰著手指頭一一道來：油坊、魚行、租船鋪……關誌存聽著心裏竊喜，尋思這三個行當並不多，應該算是容易尋找的。一事不煩二主，他順便向範宏泰請教：這高橋鎮上是否有“和元記”字號？範宏泰搖頭。

這時天色已晚，關誌存想吃了晚飯再跟老洪商量商量，看如何趁熱打鐵追查“和元記”的下落。吃晚飯前先得跟市裏通個電話，向專案組長徐伯龍匯報一下情況。電話打到上海市軍管會公安部，值班室接聽的同誌說徐伯龍不在，但留下過話，讓他們轉告留言。關誌存於是就把在高橋鎮發現線索之事說了說，又留下了老洪這邊的電話，讓值班室同誌轉告徐伯龍有指示就打這個電話，這邊的人會迅速通知他來接聽的。

然後就和老洪他們商量查找“和元記”，最後決定先用一個笨辦法試試：一會兒去警署向楊思、洋涇兩區和川沙縣城廂鎮的同行熟人打電話，詢問那裏是否有“和元記”。

這樣，關誌存就連夜守候在警署的電話機旁，由那幾個警察輪流撥打電話。兩區一鎮了解下來，沒有“和元記”這個字號的商行或作坊。

關誌存這下有點傻眼了，愣怔了片刻，說有地圖嗎，看來我得往浦東其他城鎮考慮了。

這樣，盡管老洪出麵將關誌存安排在高橋鎮上最好的一家旅館裏，但關誌存哪裏睡得著？他對著地圖反複考慮，忽而又對老洪他們打電話查摸的可靠性起了懷疑，尋思別漏了哪一家，那不是糟糕了嗎？如此，關誌存一直到清晨三點多鍾方才迷糊過去。

話分兩頭，這邊關誌存安靜休息，周浦那邊杜奔他們查摸“方麻子”和“大牛”的情況進行得如何呢？

徐伯龍、曹孝先趕到周浦後，杜奔頓時信心倍增，尋思三個人一起查還怕找不到那兩個主兒？三人商議下來，認為還是得請警署軍代表協助發動留用警察一起查找那個“大牛”的線索。估計隻要找到“大牛”，另一主兒“方麻子”也就差不多該露麵了。軍代表一聽自是積極協助，連夜召集了全部留用警察，說上海市區來同誌急找一個人，請大家幫忙提供線索。

那些留用警察很是積極，隨即七嘴八舌地議論起來。要說這些郊鎮舊警察的偵查本領，那確實不敢恭維，不過這些人對於周浦本鎮的情況卻是了如指掌，十幾個人湊在一起東西南北四麵八方挨家挨戶排查下來，發現本鎮沒有一個居民是姓牛的。徐伯龍提出：那麽是否此人本不姓牛而生肖屬牛呢？軍代表於是就讓拿出戶籍檔案，眾人一起動手查，但凡生肖屬牛的成年男子都給另列出來，但跟方阿祥老婆所說的那個“大牛”的外形模樣稍稍一比照，就都一一排除了。

這樣，偵查員終於不得不接受一個對於他們來說有些不幸的事實：這個“大牛”不是周浦本鎮人。這就大大增加了查摸難度。

徐伯龍看看時間已是下半夜了，於是就請大家各自安歇。徐伯龍回到旅館睡了一會兒，醒來時東方已經露白，他的腦子裏忽然如流星劃破夜空似的掠過了一個想法，不由得一陣興奮，自言自語道：何不這樣試試？

徐伯龍的新思路是：那個海員出身的“方麻子”既然性格豪爽，喜好交友，那他肯定不止有“大牛”一個朋友，在周浦鎮上肯定還有若幹朋友跟他有著長期交往的曆史。而方阿祥有“大牛”那樣一個經常往他家送東西的朋友，也肯定會在其他朋友麵前提及。因此，如果了解到方阿祥在本鎮有哪些朋友，登門造訪，或許可能獲得那個神秘人物“大牛”的線索。

這個思路立刻為曹孝先、杜奔所接受，於是三人去外麵找了一家麵館吃了早餐，然後就再次造訪方阿祥家。果然，方妻說丈夫確實有若幹鐵哥們兒，掰著指頭一一說來，一共有七八個，都是周浦鎮上的中青年男子。這些朋友的住址方妻都是知曉的，一一對偵查員說了。巧的是，方阿祥的這些鐵哥們兒中的一個正好就是杜奔昨天寄存摩托車的那個老任！

於是就登門拜訪這位老任，杜奔問到方阿祥，他說知道。三個偵查員心裏一喜，可是這個希望竟然就像一顆風中的火星，隻亮了一下就熄滅了——老任從未聽方阿祥說到過“大牛”這個人！

徐伯龍心裏一涼：糟糕！莫非是一場空歡喜？但老刑警曹孝先卻似胸有成竹地說：“不是說方阿祥有七八個經常來往的好朋友嗎，那就去問問他的其他朋友吧。”

杜奔就讓老任提供了另外幾位朋友的姓名住址，三人分頭登門造訪。這番折騰結束，已是過了中午，每個人都忙了個滿頭大汗，但結果卻是令人沮喪，沒有哪個朋友聽方阿祥說起過“大牛”。

這是怎麽回事？三個偵查員開始審視自己的思路，議來議去覺得沒有什麽差錯，而且，以方阿祥如此健談的性格，什麽話都肯對朋友說的，卻偏偏隱瞞了自己跟“大牛”的交往，這本身就有些反常，所以，方阿祥也好，“大牛”也好，兩人肯定有問題，於是他們決定繼續尋找這二位的下落。

這天，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接管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的日子。一般人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在接管偽警察局之前，新政權的偵查員已經在為保障新上海的經濟安全付出辛勤的汗水了。

周浦這邊，徐伯龍、曹孝先和杜奔三人第三次前往方家，想再從方阿祥的妻子那裏了解情況。到北油車弄一看，方家卻是鐵將軍把門。偵查員一愣：莫非全家開溜了？三人正對著緊閉的大門發怔時，右側鄰居家出來一個老者，問你們找誰？聽說是找方家，便說方家娘子帶孩子去看郎中了，孩子昨晚發燒，一夜咳嗽，看來病得不輕。徐伯龍便說不如等一等吧。正好那老者開口邀請他們去他家坐坐，於是就進了老者家的院子。這一進去，想不到竟獲得了一個意外驚喜。

這老者在南匯縣也是一個有點名氣的人物，他曾中過清朝的秀才，後來又留過洋，主持過中學，抗戰前在國民黨上海特別市政府做過文官，“一·二八事變”時參加過跟日本政府的談判。後來日本侵略者組織了漢奸政府，邀請他出任偽官，他堅辭不受，回鄉出家做了道士，保持了一份知識分子的傳統氣節。抗戰勝利後，老者方才還俗，看到國民黨官僚在接收時的情景，便斷了重新出山之念，隱居在家，終日讀經，不問世事。但他畢竟是個有學問且見過大世麵的人，盡管徐伯龍三人穿著便衣，但他還是一眼就認出不是凡夫俗子，當下便請他們入內小坐，喝杯清茶。

老者奉上茶水後，詢問客人因何造訪方家。徐伯龍見對方是一個可靠群眾，於是就亮明了真實身份，說是奉命來找方阿祥了解一樁公事的，同時還想找一個諢號“大牛”的人。老者聽了“嘿嘿”而笑，說看你們一個個眼布紅絲臉掛倦容，想來昨晚沒有睡好，唔，若是早點到我這裏來坐坐，那昨晚就不必折騰到深更半夜了。徐伯龍一聽便知撞運了，連忙用浦東本地話請求老者說說方阿祥的去向。

老者說：“方阿祥到何處去了我不知道，但是，你們剛才所說的那個叫‘大牛’的我卻估料得八九不離十——他準是在彭公觀。

據老者說，那個叫“大牛”的漢子，其實跟方阿祥認識不過幾個月，但這一段時間來得特別勤，有時方家沒有人，也會接受他的邀請到他家小坐等候方阿祥回來。老者跟其閑談之下，略知對方的些許經曆：那人姓牛，南匯縣新場人氏，以前曾在英國和葡萄牙的遠洋輪上當過多年海員，後來因為患了關節炎不能出海了才歇手。據說他曾在國外喝醉了酒犯過人命案子，但因為逃得快沒有受到追究。不過這人迷信，最近兩年老是不順，幹什麽敗什麽，不知為什麽事情還折進過局子，好像是被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榆林分局關押了三個多月吧。“大牛”跟老者說起此事，請求指點迷津。老者說你出家吧，也許可以得到解脫。上個月“大牛”來對老者說，他已經跟鎮外彭公觀的道士說好了，就到那裏去做道士。彭公觀是老者經常光臨的地方，那裏的道士知道他出過家，將其視為同道之士，所以關係不錯。三天前老者上街去購物時，遇見彭公觀的一個道士，告訴他說那個姓牛的真的到他們那裏做了道士，還捐了一筆錢，這幾天一直在觀裏住著呢。

偵查員聞聽之下，哪裏還坐得住，當下問明彭公觀地址，立馬前往。到了那裏，隻一打聽，果然說有一姓牛的在那裏，隻是還沒有正式辦理出家手續，也就是還沒有舉行儀式，現在後院住著。三個偵查員直奔後院，果然在竹林中的一間幽靜小屋內找到了“大牛”。令他們喜出望外的是，和“大牛”在一起的還有一個臉上密布凹坑的主兒——“方麻子”！

偵查員杜奔這一刻真是興奮至極，對著那二位脫口而出：啊！朋友，終於找到你們了！

四、

偵查員是請彭公觀的少年道士把他們引領至後院竹林的。這方麵，就要說徐伯龍的細心了，步入竹林時，他讓所有人都不要吭聲，放輕腳步，慢慢地接近小屋。

眾人挨近小屋隻稍稍一聽就大吃一驚：屋裏傳出兩個人的對話聲，說的竟是英語！曹孝先以前在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幹過，懂些英語，聽了聽對徐伯龍附耳悄言道：“他們好像在討論關於機器動力和運轉平衡的問題。”

徐伯龍馬上斷言：這就有問題了！進去！

於是示意小道士上前去叫門，裏麵不曾提防，那個叫“大牛”的聽清是小道士的聲音，一邊把門開了一條縫一邊說：“不是讓你們沒有事情不要來打擾我嗎？”

杜奔冷不防往前一衝，硬生生地把房門頂開了，“大牛”差點跌翻。定睛看時，三個偵查員已經一擁而入。他剛張口喝問了半句“你們是什麽……”就愣住了，因為偵查員已經把手槍亮出來了。

這時，徐伯龍才看見屋裏還有另一個人，那滿臉凹坑足以證明他就是要尋找的正主兒方阿祥，不禁大喜。那當兒也沒有搜查證什麽的，當下喝令那對會說英語的哥們兒去屋角蹲著，杜奔在後麵盯著他們，徐伯龍和曹孝先就開始搜查。隻見桌上亂七八糟地堆著一些書刊，略略一看，全是關於印刷和機械方麵內容的，中英文版的都有。地上則有一些拆開的機器零部件，大大小小倒是分門別類放得很整齊，仔細一看，地板上還有鉛筆寫的編號。牆上掛著幾份機械圖紙，也是關於印刷機方麵的。

徐伯龍問那二位：“你們這是幹什麽？”

方阿祥回答：“沒啥，閑著沒事，研究研究機器。”

“大牛”接著說：“對，沒啥，這一陣外麵很亂，閑著也是閑著，弄台機器來研究研究，以後開家廠子唄。”

徐伯龍冷笑：“不肯老實說？那好，把東西都帶上，跟我們走一趟。”

方阿祥和“大牛”被帶到了警署，就地分別訊問。兩人倒也爽快，一五一十就把事情說了個竹筒倒豆子——

“大牛”名叫牛金虎，是南匯新場人氏，以前在外國輪船上當過水手、輪機匠。抗戰爆發那年回到浦東家鄉，那時浦東地區一片混亂，有槍便是草頭王。牛金虎憑著一支從國外帶回來的左輪手槍，和幾個狐朋狗友一起折騰了一年，案子作了不少，但隊伍始終拉不起來，不禁有些沮喪。再一看那些拉起隊伍的也是互相火並，弱肉強食，尋思這種勾當不能作為一門職業來做，否則一不小心就把性命做沒了，於是就改行做起了小生意，後來小生意做不下去了，就回家種田。

這樣，一晃十餘年過去了。大約半年前，牛金虎到周浦來辦事，在街頭與方阿祥不期而遇，兩人一怔之下又一喜：原來，他們以前在外國輪船上工作時，曾在法國馬賽港見過麵，相處過幾天，這就算是老相識了。方、牛從此就開始互通往來，喝酒時閑談，麵對著國民黨行將敗退的亂世，他們產生了撈一把的念頭。怎樣撈法？搶劫型的暴力行動牛金虎已經從事過了，覺得危險性太大，而且方阿祥天生不是一塊做強盜的料，一看到手槍就發抖。於是兩人就商議如何用“非暴力方式”獲取財富，反複商量下來，最後牛金虎從他手裏留著的一張當初在外輪當水手時買下的英國債券得到了啟發，提出何不偽造外國債券拋售出去，迅速獲取一筆巨款後埋頭偽裝良民，過一輩子富裕日子？這個主意比較適合方阿祥的性格，於是就這樣決定下來了。

兩人於是開始考慮如何進行這樁活兒，從安全角度考慮，當然是自己動手偽造合適，況且牛金虎以前在外國輪船上當過輪機匠，對於機械設備有些熟悉，自信操作印刷機器之類的活兒還難不倒他。不過債券的版子技術難度甚大，自己根本不可能完成。那怎麽辦？牛金虎就讓方阿祥去物色這方麵的專門師傅，以重金相酬，保密料無問題。

這樣，方阿祥就找了本鎮的白技師。而牛金虎則在上海解放大約七八天前從上海市區的工業品舊貨市場淘得一台報廢了的膠印機和一些零部件，又買了一些印刷機械和印刷技術方麵的書刊資料，買通了彭公觀的主持道士，以出家當道士為名，在觀內借得一間房子，把廢舊機器等搬入後，叫上方阿祥躲在裏麵“攻關”，一心想自己裝配一台印刷機，然後去請白技師製作外國債券的版子，具備條件後開工生產。

沒有想到，對於印刷機的“攻關”還八字不見一撇的時候，偵查員已經登門了！

徐伯龍等人本來對這二位正在日夜操勞進行技術攻關的朋友寄予滿腔希望，指望將這個案子一舉拿下，沒想到竟是這麽一個結果，不禁目瞪口呆。但也沒有辦法，隻好接受了這個事實。對於這兩個被捕者的處理，當時先暫時關押於周浦警署內。1949年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掛牌成立後，由於牛、方兩人的案子是上海市公安局偵查員破獲的，所以盡管當時已將南匯縣正式定為隸屬於蘇南行政公署鬆江專區，但還是將兩人關押進了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不久上海市公安局將方阿祥釋放，牛金虎因解放前所犯的搶劫殺人罪行被逮捕，後交法院審判。因曆史罪行查證困難，牛金虎所交代的殺人罪沒有證據，最後於1950年1月以搶劫罪判刑十五年。

這樣一折騰，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天。5月28日下午，徐伯龍通過電話向上海市軍管會公安部值班室了解了正在奉賢縣進行查摸工作的小馬的進展情況，得知那邊沒有發現線索，於是，他便指令曹孝先留在南匯縣繼續查找線索，讓杜奔用摩托車載著他前往高橋鎮跟關誌存會合。此刻，徐伯龍心裏對關誌存查訪“和元記”那條線索寄予著很大的希望。

徐伯龍、杜奔抵達了高橋鎮，這時杜奔才知道徐伯龍是高橋鎮人，離家已有十個年頭，而且跟家裏從未通過信息，便勸他應該先回家去看看。徐伯龍心裏確實有著回家一看的強烈念頭，但此刻身負重任，偵查工作八字還沒有一撇，哪裏放得下來？於是便讓摩托車直接開到了關誌存下榻的旅館。

三十八歲的關誌存身體沒有其他幾位偵查員好，他以前患過肝炎，後來知道這時已經患上了肺結核，經過兩天一夜的折騰，臉色非常難看，但還是強撐著一邊咳嗽一邊向徐伯龍匯報了對於那支上麵用油漆寫著“和元記”三字的木櫓的追查情況。

關誌存在老洪的協助下，對楊思、洋涇二區和川沙縣城城廂鎮是否有“和元記”字號的商行、作坊、工廠等進行查摸未果，又想到了“和元記”可能是浦東另外兩個縣內商業字號的可能性。他把這個設想對老洪說了，老洪說那就查吧。不過，老洪對於自己主持的對楊思、洋涇、川沙城廂鎮是否有“和元記”字號的調查感到有些不托底，因為他所調查的對象並非商業界人士，是否會出現遺漏呢？所以，他認為應當重新進行更細致的調查。

老洪的這個想法獲得了關誌存的認同。兩人商量下來，想到了一個穩妥可靠的法子：到商會去查資料。當時每個縣都有商會，有的商會內部還設同業會。所以，商會的資料應該是齊全的，哪怕是多年前開的店鋪而現在早已關閉了的，隻要當時有字號，商會就會留下該字號比較完整的檔案資料。

於是，老洪就讓手下人往楊思、洋涇二區的商會打電話查詢此事。正好又獲悉高橋駐軍有一輛卡車去川沙縣城城廂鎮裝軍用物資，於是兩人便搭車前往。到商會一查資料，川沙全縣自成立商會建立檔案以來，從未有過“和元記”這個字號。那麽南匯和奉賢呢？縣商會接待他們的那個職員說，我這裏可以馬上打電話去向南匯、奉賢兩縣商會詢問。

電話查詢下來，南匯、奉賢兩縣的商會檔案裏也沒有“和元記”這個字號。

徐伯龍聽關誌存如此這般一說，心裏也是一陣失望，但他想到自己是專案組長，臉上便沒有表露出來。他發現關誌存不停地咳嗽，臉色也不好，便說現在咱們先不考慮破案問題了，到我家去吃飯吧。關誌存聽了也是大吃一驚，這才知道組長就是高橋鎮上的。

關誌存和杜奔跟著徐伯龍去鎮子南側的家。徐伯龍家是開煙紙店的，他離開後還繼續開著，沒有受到什麽損失。父母兄弟姐妹見徐伯龍突然回家，自是連忙準備飯菜，招待三人吃了一餐美食。

回到旅館，徐伯龍執意讓關誌存休息，自己和杜奔另外開了個房間，喝著茶對“和元記”的情況進行分析，談到很晚，卻始終沒有突破。於是說明天上午前往“宏泰機修廠”拜訪那位範老板，指望再獲得些細節。

次日，1949年5月29日，對於專案組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日子：在內部看來，這顯然是自定的最後破案期限了。因為根據上海市軍管會事先的安排，5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就要掛牌成立，正式對外營業。同日，人民幣開始在上海市場正式流通。與此同時，人民銀行將在全市設立三百六十九個“金圓券”收兌點，以十萬元兌換一元人民幣的比值，在七天內按照“迅速的、全麵的、無限製的、無差別的”收兌方針，將“金圓券”兌換成人民幣。如果在29日當天還不能偵破此案，偽造的“金圓券”明天就有可能被用於兌換人民幣了，這樣，新政權和人民的利益就要受到重大損害，新上海的經濟秩序也將遭到破壞。

因此，不難想象，29日這天徐伯龍的心情有多麽緊張。上午八點多鍾，他和杜奔去了“宏泰機修廠”。那裏是一片喜氣洋洋，原來，機修廠老板範宏泰見上海解放後局勢平靜，加上當地區公所的接收小組領導又登門拜訪，請“宏泰機修廠”照常營業，範宏泰於是決定恢複生產，心裏尋思應該討個吉利，就說這高橋鎮新生了，咱這機修廠也跟著新生了，就讓買了許多鞭炮燃放。兩個偵查員登門時，範宏泰正帶著工人們放得起勁，砰砰啪啪之聲震耳欲聾。

徐伯龍等了一會兒才候得儀式結束，於是趕緊上前去找範宏泰說話，亮出上海市軍管會的公函，讓找個清靜點的地方說幾句話。對方便把兩人領到一幢小樓上的廠長室，鄭重其事地接待。

徐伯龍用高橋當地話跟對方交談，把範宏泰弄得一愣一愣的不知碰到了何人，正仰臉回憶這高橋鎮上何時有過這等人物時，徐伯龍自己道破了真相。這個小插曲拉近了範宏泰跟偵查員的距離，也大大調動了他的主觀積極性。他聽說偵查員是來了解那支有“和元記”字號的木櫓的，就說“和元記”肯定是某家商鋪作坊之類的字號。偵查員說不錯啊，可是我們找了兩天也沒有找到，調查的觸角已經伸遍了整個浦東地區三個縣呐！

範宏泰抽著杜奔遞過去的“大前門”，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舊貨行你們去調查過嗎？”

徐伯龍有點蒙住了的感覺：“舊貨行？什麽意思？”

範宏泰還沒有開口，一旁的杜奔忽然叫聲“哎喲”，直拍自己的腦袋。這個在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幹了幾年刑警的地下團員被機修廠老板這麽一提醒，想起來了：“對啊！這支櫓有可能是從舊貨行淘來的呢！”

範宏泰說：“我以為你們已經去過舊貨行了呢！那天前來裝運印刷機的那隻小船，新舊程度跟那支寫著‘和元記’字號的櫓根本不相配，船新，櫓舊。因此，估計那條小船上的原配櫓已經丟失，船主人就去舊貨行淘了一支。這樣，你們去吳淞鎮上的那家專門出售船舶用品的舊貨行，我估計這支櫓十有八九就是從那裏賣出去的。”

徐伯龍和杜奔匆匆返回旅館，對關誌存說了一聲，杜奔推出摩托車，載著徐伯龍前往吳淞。找到那家專門出售船舶用品的舊貨行，一問，果然如範宏泰所料，他們不久前出售過一支“和元記”的櫓。至於“和元記”是哪裏的商號，他們倒並不知曉，因為這支櫓的來路有點放不上台麵，那是一個農民在長江裏撿到的，放在家裏沒有用，就扛到舊貨行來賣，也好換幾個酒錢。至於那農民誠實與否，這就不是舊貨行需要知道的了，當時這個行業的規矩是：隻要賣貨人沒有直接說是盜劫詐騙而得，通常都是沒有二話就收購下來的。

偵查員的思路很清晰，對舊貨行老板說，我們不想了解“和元記”是哪家字號位於何方，隻想知道是誰向貴號買下了那支櫓。那個胖墩墩的老板於是讓夥計拿來賬冊，翻了片刻，指著上麵的一行毛筆字讓偵查員看，隻見上麵寫著：高橋鎮木路村李海王。

舊貨行胖老板說：“就是這個人買去的，當時殺價太凶，我還有點舍不得呢，不過想想那天正好是我獨生兒子的生日，也就算了。”

木路村離高橋鎮三裏，不過摩托車是無法開過去的，都是尺把寬的小路，還有獨木橋。徐伯龍和杜奔、關誌存，乘著老洪所借的一條小船前往，順利找到了那個李海王，也看見了那台從“宏泰機修廠”買去的印刷機。這個李海王見到偵查員登門一點也不慌，不等偵查員開口詢問，反而開口問來者何意。那就索性開門見山說印刷機之事吧，你一個莊戶人家買這樣一台機器幹嗎？

李海王大笑，說您幾位眼力不好，我此刻雖是住在這村上的莊戶人家，但我本人並不是種田出身啊！我是幹什麽的？聽口音你們幾位是上海市區的？那一定知道虹口公平路上的“莊嚴印刷廠”了？以前那裏是日租界，那廠是日本人開的，叫“武藤印刷株式會社”，抗戰勝利前夕那日本老板急著回國，就把那廠子低價拋售，由一個叫莊書誌的先生和他的妹夫嚴稼夫合夥買了下來，改名為“莊嚴印刷廠”。兄弟不才，就是那家印刷廠的工人。我在抗戰前兩年就在日本老板手下做了，十幾年做下來，印刷廠的每個工種都幹過，而且都精通。

李海王說到這裏，發現來人還站著，便招呼大家坐下，沏了一壺茶，給每人倒了一杯。然後繼續說下去，剛才說到哪裏了？哦，說到兄弟我的技術不賴。那印刷廠換了老板，第一個出麵挽留的對象就是我啊！本來我也不用回鄉來吃閑飯了，可是局勢如此，沒有辦法。去年12月，我那二位老板不知吃了哪門藥，忽然說如今形勢緊張，“國軍”連連失利，看來共產黨要打到上海來了。聽說在共產黨手下日子難過，咱們去海外吧。人家老板這樣決定了，咱們底下這些工人是沒有說話的份的，是人家的產業嘛，開廠關廠還要來問你？這樣，今年3月上旬，工廠的機器就都拆掉了，聽說是運到馬來亞去了。老板還邀請廠裏的技術骨幹跟他們一起去，第一個找的還是我。我的家小都在浦東，我怎麽可能拋下家小單身走人呢？當然一口回絕了。這樣，我就隻好失業回家了。不過，人家老板倒還懂得江湖上的規矩，給我發了一筆遣散費。

我回鄉後，想著自己對於前途得有個考慮啊，仔細思量後，覺得“做生不如做熟”，還是幹我的印刷老本行為好，我可以在高橋鎮上開一家印刷社啊。我就聯絡了兩個失業工友，原先都是一個工廠的弟兄，他們很是讚同。這樣，我就去“宏泰機修廠”淘了一台舊印刷機，房子也已經看好付過定金了，就在高橋鎮上娘娘廟旁邊。如果沒有意外，準備今年7月1日開張。

李海王這番話語說出來，聽得偵查員真是麵麵相覷，做聲不得，看對方那副從容的神情，憑經驗就可以斷定說的是真話了，眼前這人跟偽造“金圓券”案看來是沒有關係的。

不過還是需要調查一下，於是馬上分頭對租房情況、另外兩個工友合夥情況等進行了調查。當天傍晚，徐伯龍三人會合，交換了調查情況，證實李海王所言屬實。不久，李海王和兩個工友果然開了一家印刷社。

這時，小馬已經結束了在奉賢的調查，返回了上海市區。昨天留在南匯縣調查的曹孝先也打來電話說沒有任何收獲。下一步工作怎麽做？這需要專案組長徐伯龍作出決定了。

徐伯龍經過一番考慮後，決定全體返回市區，重新確定偵查方向。

重新確定的偵查方向是直接盯著銀行收兌點，因為按照案犯作案的正常速度估計，他們肯定已經完成了偽造“金圓券”犯罪活動，從次日起開始把工作重點轉到兌換上了。這樣，偵查工作就隻得借助於銀行收兌點的工作人員，請他們注意識別假“金圓券”，一旦查到，就可以順藤摸瓜地追查下去。

當天晚上，專案組分頭驅車前往全市各區的上海市人民銀行分行下屬中心營業所（當時還沒有“支行”的說法）交代協助偵查的事項。當時上海市沿襲國民黨執政時的行政區域劃分，一共有三十個區，受時間和交通工具的限製，偵查員不可能一一跑到，那些遠的區，就由上海市人民銀行分行直接用電話下達指令了。

外灘海關的大鍾敲響了十二下。不知明天運氣如何？

五、

1949年5月30日，是新中國上海金融史上一個必須載入史冊的日子。這天，成立於1948年12月的中國人民銀行在滬組建的上海市分行正式掛牌成立，同日，上海市民開始將即將退出市場流通的“金圓券”兌換成人民幣，人民幣開始在上海市場大規模流通。

對於專案組諸君而言，從這天開始，他們進入了第二階段的偵查。第一階段偵查工作的失利以及時間的緊迫，給專案組五位偵查員的心頭增加了壓力。但是，事到如今，壓力再大也得迎頭而上，而且有進無退。

根據分工，專案組長徐伯龍坐鎮四馬路原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負責主持偵查，其餘四名偵查員曹孝先、關誌存、徐伯龍和小馬則分別前往劃定的四個區域，每人負責對九十個收兌點進行巡查。以專案組區區五人的力量要想監控全市三十區三百六十九個收兌點，那是很困難的，難免會出現意外的情況。因此，這項工作主要還是借助於收兌點的工作人員。而收兌點的工作人員並非全是銀行的資深職員，其中有的入行不過短短幾個月,對於“金圓券”真偽的識別能力有限，因此，專案組意識到接下來要進行的偵查顯然是困難重重。

在開始收兌“金圓券”的最初兩天裏，專案組獲得了五條線索。為了敘述的方便，這裏將其中三條線索的當事人根據他們出場的先後次序，以英文字母來表示：

A，這是一個二十來歲的男青年，身高體大，5月底的上海還沒有進入夏天，這位仁兄已經是一身夏裝打扮，西裝短褲，中袖運動衫，露出兩條肌肉發達的臂膊，上麵刺著兩條盤旋在一起、張嘴吐著紅色信子的青蛇，騎著一輛英國名牌自行車，一看便知是一個富家青年、紈絝子弟。

如此一個主兒，於人民政府規定的收兌日的第一天上午十點，一本正經地趕到老閘區的一個收兌點，自行車前麵的網兜裏放著一個捆紮得方方正正的大紙包，後麵書包架上還捆綁著一個鼓鼓囊囊的大旅行袋，打算兌換多少“金圓券”呢？

這人把網兜裏的大紙包拎出來放在桌上，打開一看，是清一色的一百萬元麵值的嶄新“金圓券”，一共是十紮，每紮一百張，合計十億元。十億元能兌換多少人民幣呢？按照軍管會規定的十萬比一的比值，可以兌換一萬元人民幣——這是舊幣，相當於如今市麵上使用的人民幣一元！

嶄新的一百萬元麵值的大紮新票，引起了收兌點工作人員的注意。那是兩個二十歲出頭的青年，其中一個是年初剛進舊銀行工作的練習生，就是現在所說的學徒；還有一位則是由區政府推薦的協助收兌“金圓券”的追求進步的社會青年，現在的說法就是義工、誌願者。這二位工作積極性、革命警惕性都很高，但缺乏的是識別真假鈔票的本領。之所以對眼前這位紈絝子弟產生懷疑，是因為這人竟然拿出十億元嶄新的一百萬元麵值的“金圓券”來兌換，這種整齊劃一的大票麵新票是他們之前經手的那些兌換活兒中從未有過的。於是他們就要對這位主顧予以特別關照了，一個辨認鈔票的真假，一個指著自行車後麵書包架子上的旅行袋問：這也是“金圓券”？也兌換？

紈絝子弟說不是“金圓券”，是舊書，準備賣給舊書店的。他一邊說著，一邊拿出美國駱駝牌香煙請工作人員抽，被拒絕後，就自己叼了一支抽了起來。

那位練習生點檢“金圓券”，沒有發現問題，隻好把一張一萬元人民幣遞給他。他是這個收兌點的負責人，有處置事情的決定權，想起領導關於密切注意識別假鈔的指示，當下就在那青年說聲“告辭”上車欲離的一瞬間，對旁邊一個女誌願者使了個眼色。

解放伊始，人民群眾出於對共產黨政權的擁護之心，尋找一切機會義務協助政府工作人員做工作，特別是那些年輕人，但凡逮到這種機會，往往是鞍前馬後車軸般地轉，常常比主持工作的本主兒還忙。這天上海的三百六十九個收兌點上，每個收兌點都聚集了一幫子男女青年，相幫著插彩旗、貼標語和維持秩序。這個練習生此刻就示意一個有自行車的女青年誌願者跟蹤那個可疑的紈絝子弟。

跟蹤的結果很快就出來了：那主兒騎車去了附近一家南貨店，用兌換得的那張新人民幣購買了一包紅糖、一包桂圓和一些石堿，然後返回了距這個收兌點有四條橫馬路的一幢花園洋房，聽看門人稱呼他“少爺”，看來就是洋房的少主人了。看那花園洋房的規模，這戶人家應該是上海灘小有名氣的資本家。這樣一個資本家少爺，不差家裏的傭人保鏢之類兌換鈔票，竟親自出麵來兌換區區一萬元人民幣？這是不是有點誇張？另外，他不是說要把自行車書包架子上那個旅行袋裏裝的舊書賣給舊書店嗎？怎麽沒去舊書店而是直接回家了？

練習生認為這是一個明顯的懷疑對象，於是趕緊去附近找了個電話機向領導匯報。銀行領導隨即給徐伯龍那邊打電話通報情況，徐伯龍便指示分管那一帶收兌點的偵查員曹孝先立即調查。

就在曹孝先聞警出動的時候，市區另一側徐匯區的一個收兌點也冒出了一個可疑對象B。

主持這個收兌點的銀行工作人員是一個業務經驗豐富的中年職員，銀行領導考慮到這個收兌點地處市民密集居住點，可能前來兌換的市民比較多，所以另外給他配備了助手，其中一個是銀行的練習生，另外數位則是義工誌願者。

B一出場，就引起了一個複姓完顏的誌願者的注意，這是因為以下兩個原因：一是B是一條彪形大漢，身穿黑色對襟國術練功服，未扣嚴實的衣襟間露出濃密的胸毛，很容易使人覺得此人不是一個良善之輩；二是別人都把要兌換的“金圓券”拿在手裏、裝在袋子裏或者用自行車推著送來，這人卻是拉著一輛人力車，上麵裝滿了一個個鼓鼓囊囊的麻袋。這樣，當這人的人力車剛停下，一邊擦汗一邊埋怨“怎麽這麽多人”的時候，就被完顏盯上了。

完顏上前招呼他不必排隊，到這邊來，又問：你車上裝的都是“金圓券”嗎？一共多少自己點過數嗎？

大漢傲然回答：不多，也就一萬億元吧，我沒有細數過。你們不必過於較真的，估摸著兌換就行了，不過麻袋要還給我。他一邊說著一邊把一個個麻袋從車上往下卸。完顏解開紮住袋口的細繩，讓旁邊的同伴相幫著把“金圓券”倒出來堆在一旁，不禁暗吃一驚：都是麵值五十萬元、一百萬元的大麵值“金圓券”，有新有舊，新舊比例大約在八比二。

一萬億元“金圓券”按照比值可以兌換一千萬元人民幣，放在六十年後的今天也就是一千元，實在不算什麽，但在當時已經是一筆巨款了。後來的“三反五反”運動，全國範圍內凡是被查出貪汙數額達到一億元人民幣（舊幣，相當於現在的一萬元）的，沒有一個不被判處死刑。

這大漢是個兌換大戶，工作人員給予特別優待，沒有等待，立刻著手點鈔。由於大漢有疑點，所以點鈔由那個被稱為“老法師”的中年職員主持，他本人當然不動手，而是讓一群熱情高漲的青年義工誌願者動手，自己則抽查“金圓券”中是否混有假鈔。一萬億元的紙幣，即使都是五十萬元、一百萬元麵值的大票，也有一百張一紮的一萬多紮。試想，如果一一點數，那得耗費多少時間？其實，對於這個問題，銀行方麵事先是有說法的：遇到這種情況，可以采用抽檢後稱重量的方法來解決。這個說法當然不會對外公布，所以大漢不知道。因此，當他看到一群人一人拿了一紮“金圓券”拆開後一張張點時，火就不打一處來，也不知這人是犯了哪門子邪，二話不說，飛起一腳就把一張桌子踢翻，破口大罵，內容中還夾帶著對人民政府的不滿。

這個彪形大漢不知道，即使他沒有表演“飛起一腳”的國術動作，人家也正動著“熱情挽留”他的腦筋呢，此刻這一腳，正好省得尋找借口了。那些義工誌願者當下就一擁而上把他團團圍住，七嘴八舌，指責的指責，對罵的對罵。這個收兌點離派出所沒多遠，步行幾分鍾就到，這邊鬧騰著的時候，那邊早已得知消息，沒等大漢腦子裏理清楚應當作出怎樣的反應，警察已經出現在麵前了。

巧的是，分管徐匯區收兌點的偵查員杜奔騎了輛摩托車在他的分管區域內巡查，這時正好來到這個收兌點，聽說有這樣一件事情，馬上讓把那些“金圓券”就地封存，然後趕到派出所去跟B見麵。

B這時才知道什麽叫“新舊社會兩重天”，他是青幫成員，以倒賣古玩為業，解放前倚仗幫會勢力蠻橫無理慣了，警察也沒怎麽他，常常還要看他的臉色。現在警察還是那幾張臉，卻好似不認識他一樣，說動手就動手，把他逮了進來。這時B才意識到不對頭，想起了“人在屋簷下，怎敢不低頭”的古訓，於是便低頭認錯。但這時認錯也沒用了，因為杜奔趕到了，要追查他的“金圓券”來路。

B說那是他倒賣古玩所得，上海解放前幾天，有個朋友要逃到海外去，找他買下一幅明代唐寅的真跡，因為大洋湊不齊，就以超值“金圓券”結算。當時物價飛漲，齊白石到上海來開畫展，賣畫所得的“金圓券”是動用了汽車裝載的。老先生一時大意，沒有當天兌成銀洋或者買下一批什麽貨物，結果把“金圓券”運到北平後竟然隻值兩棵白菜的價錢了，氣得齊老先生大罵國民黨。B原想把“金圓券”趕緊出手的，可那幾天解放軍打進市區了，市麵上的所有交易都已停止，於是隻得存放於家中。現在聽說人民政府允許以“金圓券”兌換人民幣，趕緊來換。“金圓券”太多，一車拉不下，家裏還有一部分。

杜奔於是就叫上幾個警察一起去B家搜查，果然發現客堂裏還堆著六麻袋“金圓券”。他向B的家人和鄰居做了調查，得知B說的是實話。他的幾個鄰居那天都是親眼看見客戶用汽車載著這些“金圓券”過來的，另一個老學究也作證說B賣唐寅真跡之事，說他是中間人，在買賣合約上簽了姓名的。讓B妻把那合約拿出來，果然如此。

這樣，杜奔就放過了B。但派出所還是要追究B大鬧收兌點的責任的，把他送到徐匯分局去吃了兩天免費飯。不過，那些“金圓券”還是按照規定給他兌換了。B於是很感動，逢人就說共產黨好。不過，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並不因為B的讚不絕口而放鬆警惕，後來鎮壓反革命運動時，B的曆史問題還是受到了追究，判了七年刑，押解安徽勞改。後來刑滿釋放後留場就業，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退休返滬。

杜奔在對B家進行搜查的時候，老閘區那邊曹孝先也開始了對A的秘密調查。

A的父親是經營西藥的資本家，在香港也有產業，生有子女各二，A是老三。上海解放前夕，A父帶著老婆和兩個女兒去香港避風頭，留下老大、老三兩個兒子看家，同時還擔負著向香港方麵通報上海最新消息的使命。老大是大學生，隻知埋頭讀書，其他百事不管。而十九歲的老三正好相反，除了讀書不行之外，其他做什麽都行，當然在吃喝玩樂方麵也沒少下工夫，年齡不大，社會經驗倒已經積累了若幹。老爸交辦的任務自然就落到了A的身上。

這天，A得知人民銀行開始收兌“金圓券”，上海市場上正式流通人民幣，尋思不知是真是假，共產黨說的和做的究竟是不是一個樣，於是就決定出去試一試。他從家裏拿了十億元“金圓券”，又裝了一旅行袋的舊書，盤算著先把“金圓券”兌換了人民幣，然後再去舊書店把舊書賣掉，看人家給他的是不是人民幣，這樣就可以檢驗共產黨在這件事上說話是真是假。

A順利地換到了一萬元人民幣，原想去舊書店賣舊書的。經過一家南貨店時，忽然想起用“金圓券”兌換到的人民幣去買東西不就能檢驗那個問題了嗎，何必大老遠的跑到舊書店去折騰？於是就用那一萬元去南貨店買了紅糖等商品。

等到曹孝先登門拜訪時，A已經寫好了一封向老爸報告情況的函件，正準備出門去郵局投寄。這倒也好，這封尚未寄出的信正好為其行為動機作了合理的詮釋。

這天，另外還發現過兩條被疑為假“金圓券”的線索，偵查員隨即調查，都一一排除了。

次日，1949年5月31日中午，第五條線索出現了。

第五條線索的當事人C是一個外形矮小、猥瑣的小老頭，身穿一件洗得發白的竹布單長衫和陳舊的黑色絲綢褲子。已經是江南的陽曆五月底了，這人居然還戴著一頂髒兮兮的瓜皮小帽。C是揣著雙手走到長寧區的一個收兌點的，由於這身裝束，身上還隱隱地透著一股魚腥味，工作人員都以為這是一個經營很不得法的魚販子，正等著他從兜裏掏出幾張“金圓券”來兌換時，忽見他舉手一招，一輛三輪車從拐彎處蹬了過來，車上裝著堆得高高的紙板箱，如果不是用繩子緊緊捆紮著，一路上肯定會不時掉落一箱下來的。

工作人員瞪大眼睛望著小老頭，這裏麵都是“金圓券”？

小老頭小心翼翼地發問：“政府的布告上寫著，采取‘迅速的、全麵的、無限製的、無差別的’將‘金圓券’兌換成人民幣的收兌方針，此話當真？”

工作人員回答說確實是這樣，這些紙箱裏麵全是“金圓券”嗎？沒關係，我們全部換給你。小老頭以微笑代替感謝，隨即做出了一個令人感到意外的動作，他再次高高舉手一招，方向卻是朝著馬路對麵的。隻見馬路對麵的弄堂裏一前一後駛出了兩輛三輪車，同樣裝著堆得高高的紙板箱，穿越馬路在收兌點前停了下來。

小老頭招呼三輪車夫把紙板箱卸下來，好家夥，三輛三輪車上一共裝了二十一箱“金圓券”，堆在一處就像是一座小山似的。小老頭一邊掏出香煙散給三輪車夫，一邊對工作人員說：“你們點數吧，這些‘金圓券’總數估計在十萬億吧，按政府公布的比值，你們該兌換給我一億元。”

一億元！好家夥，即使折合成後來的新幣，也得整整一萬元哩！這個其貌不揚、身上散發著魚腥味兒的小老頭，人家廣大勞動人民剛剛翻身還沒解決溫飽問題時，你已經是萬元戶啦！這人是不是有點可疑？

待到打開紙板箱，疑點就更凸顯了：那一箱箱“金圓券”全是嶄新的一百萬元、五十萬元的大票麵。更奇怪的是，這些“金圓券”是一百張一紮連號的，而通常新鈔票上的封條卻沒有，而是以橡皮筋替代。工作人員互相使著眼色，一邊穩住小老頭說需要點檢，一邊暗中派人去給偵查員打電話。長寧區的收兌點也歸杜奔管，他那時正在長寧分局的食堂裏吃飯，接到電話後就扔下吃了一半的飯菜，出食堂騎了摩托車直奔收兌點。

杜奔趕到那裏時，小老頭還沒走，正和工作人員一起點“金圓券”。杜奔穿著便衣，所以盡管他跟工作人員打招呼出示證件什麽的，那小老頭還以為他是人民銀行係統的人員，神色不變地繼續協助工作人員點檢。

問題還真出現了，一個工作人員發現一張一百萬元麵值的“金圓券”的流水號印得有一點點歪，於是就悄悄放在一旁。杜奔見了拿過來一看，心裏竊喜，但表麵上卻是聲色不露。

接著，這種流水號碼歪斜的紙幣越來越多。這種紙幣，即使是弄堂口那種小煙紙店裏不識字的女掌櫃，也能夠輕而易舉地識別出是真是假。如此，已經沒有必要再清點下去了，工作人員隨著杜奔的一個手勢停了下來。小老頭不解地望著眾人：“怎麽啦？怎麽不點了？”

杜奔問：“這位先生貴姓？府上哪裏？”

小老頭道：“免貴姓胡，住法華鎮路303號。”

“哦！請問胡先生，你這些‘金圓券’一共多少自己有數嗎？”

“對不起，我沒有點過數，在家裏過磅稱了稱，大概有十萬億元吧。”

“這樣吧，這些‘金圓券’暫時放在這裏讓他們點數，你呢，跟我走一趟。”

“走一趟？先生你是……”

“我是市軍管會公安部的工作人員。”杜奔出示蓋有軍管會公章的公函讓對方看了看。

小老頭慌了：“不是說‘無限製的、無差別的’收兌‘金圓券’嗎？怎麽說話又不算數了？”

杜奔告訴他，讓他“走一趟”跟收兌沒有關係，而是另外的原因。話說到這份兒上，小老頭不去也得去了，於是就跟著杜奔去了附近的派出所。

進了門，杜奔把小老頭交給一個小警察後，先去找了軍代表，出示公函，要求立刻派員前往法華鎮路303號小老頭家裏搜查。然後，杜奔就去訊問小老頭。原以為必得費一番口舌才能對付得下來，哪知一踏進那間屋子，小老頭已經對他連連鞠躬，口稱：“願意說清楚情況，希望政府諒解。”

既然主動要求交代，那你就說吧。於是，這個姓胡的小老頭作了以下交代——

小老頭在長寧區法華鎮開著一家不大的魚行，生有兩個女兒，都已經出嫁。小女兒是抗戰勝利前一年出嫁的，其丈夫當時的對外身份是做五金器材生意的掮客，其實是國民黨“軍統局”派遣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特工，不過當時隱蔽得很好，連老婆也不知道。結婚不到一年時間，抗戰勝利了，這個特工從地下浮到了地上，搖身一變成了“軍統局”駐上海的一個什麽機構的負責人。後來“軍統局”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後，他又是“保密局”駐滬“第三特別視察室”少校副主任。

隨著局勢的不斷變化，國民黨那班人開始布置敗退後路。胡老頭的特務女婿因為以前從事過一段時間的五金生意，算是跟經濟搭得上的，就被“保密局”任命為新組建的“經濟特別督察室”第二組組長。這個組駐在上海，對上海特別市範圍內的三十個區的金融情況進行監管、督察，其中也包括對印製“金圓券”的位於市區曹楊路橋堍的“中央印製廠”。局長毛人鳳親口對胡老頭的特務女婿交代：該組應直接對局長本人負責，所有情況應直接向他報告。這時早已不是抗戰時期的“地下工作”年代，因此特務女婿跟丈人喝酒時，常常口無遮攔，使胡老頭得知了上述情況。

上海解放前夕，胡老頭那特務女婿奉命撤往廣州。臨走前，他用汽車載來了這些“金圓券”，說是從“中央印製廠”拉來的，送給老丈人。胡老頭生性膽小，解放前夕市麵上一片混亂，他哪敢把這些“金圓券”拿出去搶購東西？於是就擱在家裏。上海解放後，人民政府貼出布告說可以用“金圓券”兌換人民幣，於是他就動了兌換的腦筋。沒想到竟發生了這種始料不及的情況。

訊問結束後，在胡老頭家搜查的結果也出來了，沒有發現“金圓券”，隻搜到了一些“保密局”內部印刷的特工方麵的技術資料。

杜奔將情況向徐伯龍作了匯報，徐伯龍讓把胡老頭的那些“金圓券”送往上海人民印製一廠（即原“中央印製廠”）去作鑒定。當天晚上，鑒定結果就出來了：這些“金圓券”一共約十萬億元，全部是由“中央印製廠”印製的，其中一部分是錯票，已經被剔除出來了，尚未來得及銷毀。這些“金圓券”是由“經濟特別督察室”憑毛人鳳的手諭直接從該廠倉庫提取的，提取時間是1949年5月14日下午14點23分。

至此，這些“金圓券”的來龍去脈以及真偽問題就已經完全清楚了。專案組再次遭遇斷線！

當天晚上，專案組成員在市公安局開了個碰頭會，對情況再次進行了分析，認為偵查方向沒有錯，照此方向進行下去，完全是有希望獲得有價值的線索的。

這個觀點產生後不到二十四小時，就被事實證明是正確的。

六、

1949年6月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掛牌成立的前一天，中午十二點半，徐伯龍正在辦公室啃著燒餅權當午餐的時候，接到了關誌存從榆林區打來的電話，說該區榆林路收兌點發現假“金圓券”！徐伯龍憑直覺感到確實到了有價值的線索露頭的時候了，當下馬上前往。

這次的發現跟前幾次不同，前幾次都是當場連人帶“金圓券”扣下，這次卻是前來兌換的人離開之後，工作人員才發現收進的“金圓券”竟是假鈔。徐伯龍趕去時，那個收兌點已經臨時停止收兌，所有工作人員以及義工誌願者正在銀行趕來的兩個資深職員的指導下清檢收兌的“金圓券”。

關誌存向徐伯龍報告了事情的經過：中午前，一個三十五歲左右的女子乘著一輛三輪車來到收兌點，讓車夫從車上卸下兩麻袋“金圓券”，要求兌換人民幣。收兌點的兩個銀行職員、五個義工一齊動手檢點，打開麻袋一看，都是清一色的五十萬元票麵，有新票也有舊票。一清點，一共是一千二百億元，於是就兌換給那女子一百二十萬元人民幣。那女子小心翼翼地把人民幣放好後，招了一輛黃包車坐上後就離開了。

一會兒，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收兌“金圓券”工作組的兩個“老法師”級資深職員巡查到了這個收兌點，對收兌的“金圓券”進行例行檢查，結果令人大吃一驚：先是發現收進來的大約七百億元“金圓券”舊票是假幣，隨即又檢查新票，也有疑問。

這下非同小可。這倒不單單是國家財產損失了，而是放過了上級一日數次讓嚴查的可能會出現的敵情。於是馬上向榆林分局急報，當時分管這一區域的專案組偵查員關誌存剛離開榆林分局前往楊樹浦分局，於是電告楊樹浦分局馬上轉告。關誌存得到消息後當即趕往收兌點，初步了解情況後便在附近找了家有電話的工廠向徐伯龍報告。

關誌存畢竟是具有豐富經驗的老刑警，他在向專案組長報告情況後，當即向工作人員了解當時那個女子在場時的種種細節，啟發他們從各個方麵進行回憶。結果，當徐伯龍趕到現場時，有人已經回憶起那個女子說話帶著浦東口音，還有離開時乘坐的那輛黃包車的車牌號碼以及那個車夫的特征。

徐伯龍說那好，關誌存同誌你馬上去調查這輛黃包車的車主情況，找到車夫，了解那個女人是在哪裏下車的。

關誌存受命而去。那兩個“老法師”告訴徐伯龍：經初步鑒定，他們認為那五百多億元的“金圓券”新票也是偽造的假幣。

徐伯龍聽了心裏一驚，但隨即又是一喜，尋思看來真正有價值的線索終於露頭了，這比一直沉在水底下好，現在，有力氣終於找到使的方向了。

卻說關誌存受命前往追查那輛黃包車，因為有牌照號碼，因此倒還不算難，他去行業公會一問就查到了這輛黃包車是屬於黃浦區“大隆昌車行”的。再趕到“大隆昌車行”一了解，老板告知說那輛黃包車是租給車夫蘇炳奎使用的。關誌存問現在這個時段應當到哪裏去找蘇炳奎，老板看了看時間，說車夫的租金是一天分兩次交，現在快到下午兩點了，先生你等一會兒他就會來交租金了。關誌存等了半個多小時，終於等到了蘇炳奎，從他那裏了解到那個用假“金圓券”兌換人民幣的女人乘坐他的黃包車去了外灘那邊的董家渡輪渡碼頭。

董家渡碼頭位於黃浦江邊，對岸就是浦東。關誌存馬上想起這個案件的原始情報就是說偽造“金圓券”的地址是在浦東，於是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聯想。當下二話不說直奔董家渡碼頭，向碼頭檢票口的人了解是否有這樣一個女人在中午左右上了輪渡。檢票員聽了連連搖頭，不是說沒有，而是說沒有留意過這個情況，眼前經過了那麽多人，誰去留意這樣一個可以說沒有任何特點的女人呢？

關誌存想想也對，但終究不死心，又上了輪渡，向輪渡上的水手了解，也沒有獲得結果。

在關誌存追蹤那個以假“金圓券”騙兌人民幣的神秘女人時，徐伯龍打電話調來一輛汽車，把那個女人拿來兌換的“金圓券”新票舊票都送到上海人民第一印製廠，請那幾位掌握印刷“金圓券”核心技術的專家級技師進行了鑒定，確認全部是偽造的假票，其特點是：製版水平非常專業，幾乎可以說是達到了無可挑剔的程度，所以，這些假票的圖案、文字跟真票沒有差別；之所以認定是假票，是印刷方麵的問題，偽造者無法調製出與真票的色澤完全一致的油墨，致使假票的顏色與真票有些許隻有專家才能發現的差異。這種差異也分兩部分，一部分色澤相對比較深，因此偽造者就把這些假票用水泡過，製造成舊票。

消息迅速上報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分行領導當即下達指示：緊急通知全市所有收兌點，嚴密注意識別前來兌換人民幣的“金圓券”！

當晚，專案組舉行會議，徐伯龍讓關誌存介紹了白天的情況，然後眾人一起分析案情。從那個神秘女人前往浦東這一點看來，與情報中所說的偽造“金圓券”的地點是相符的，因此這極有可能就是這一路案犯了。接下來應當采取什麽樣的偵查措施？徐伯龍綜合眾人的觀點，提出了兩個應該同時進行的步驟：

一是請求上海人民印製一廠派出若幹名技師，前往浦東地區的高橋、楊思、洋涇三區，在嚴密監控現場收兌情況的同時，對前幾天已經收兌的“金圓券”進行鑒定，看是否有被發現的假票。偵查員認為案犯很有可能已經在浦東進行過騙兌，為防止頻頻騙兌引起收兌點工作人員的注意才轉移到浦西。

二是基於前述原因，估計案犯今天到浦西來進行騙兌可能是一種試探，試探成功了，她明天就會再度來浦西騙兌，當然不會再選擇榆林路上的那個收兌點，而會選擇另一個。不過為了便於運輸，她很有可能就在靠近黃浦江浦西沿岸幾個區的收兌點進行騙兌，因此，看來很有必要安排偵查員到那些收兌點去監控。

於是就對人員分工作了安排，包括徐伯龍在內一共有五名偵查員，分別前往黃浦江沿岸的幾個收兌點去，各人抵達崗位後要在附近物色好聯係電話，通知市公安局總機，以便發生緊急情況時聯係和調度。

第二天，即1949年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正式掛牌成立，由李士英、揚帆出任正副局長。上海的公安工作從此開始起步，開創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這天，也是偽造“金圓券”案專案組的偵查工作取得關鍵性突破的一天。

這天整個上午，所有收兌點一切正常。中午，守候在黃浦區外灘收兌點的專案組長徐伯龍去了一趟市公安局，按照其他四位偵查員留給總機的聯絡電話，一一打電話過去詢問，都說沒有發生什麽情況。再跟前往浦東三區鑒定的上海人民印製一廠的技師通電話，得知在楊思、洋涇兩區5月31日收兌的“金圓券”裏，均發現了一定數量的假票。

徐伯龍覺得非常興奮，看來昨晚的案情分析會上對於案情的方向分析和定下的新偵查思路都是對頭的，今天那個神秘女人或者其他案犯很有可能會到浦西來以假票兌換人民幣。

差不多就在同一時間，在提籃橋區公平路收兌點守候的偵查員小馬也進入了高度亢奮狀態：昨天那個在榆林區收兌點騙兌的女人竟然出現了！

那個女人這次出場可就厲害了，她是雇了一輛卡車來到收兌點的，車上裝滿了麻袋，麻袋裏自然都是“金圓券”了。卸下來那就好看了，說是堆起了一座麻袋山也不誇張。工作人員已經得到小馬的暗示，知道出現了情況，不管是銀行職員還是義工誌願者，一個個都保持鎮靜，不使對方察覺到有任何異常，平和地對待這個特殊客戶。而小馬因為一會兒要跟蹤，所以早在那個女人還沒有跟他打照麵的時候，就已經溜到馬路對麵去了。

工作人員問那女人這一卡車“金圓券”一共有多少元，那女人以肯定的語氣回答說大約有五十萬億元。工作人員頓時麵露難色，說這位太太啊，這可有點犯難了，因為……那女人打斷說沒有關係的，你們如果懶得點數，那就用磅秤稱了分量毛估一下就可以了，誰還計較多少呢！工作人員說這不是點數的問題，而是我們這個收兌點沒有估計到會有像你這樣的大客戶前來交兌，一卡車“金圓券”五十萬億，按照政府的規定得換給你五億元人民幣，我們哪來這麽些錢呢？得去區行調領，所以你現在拿不到兌換的人民幣。你看怎麽辦？

那女人顯然沒有想到還有這一招，想了想問：“那幾時可以拿到人民幣呢？”

“兩個小時以後。”

“行！那我過兩小時再來。”

那輛卡車卸下了貨就離開了，這個女人是步行離開收兌點的。小馬在馬路對麵跟蹤，這小夥子很機靈，盡管離得很遠沒有聽見這邊的對話，但從那女人是空手離開的這一點估計出了大概情況，於是便料定她不可能走得很遠，一會兒還得回來拿人民幣呢。

果然，那個女人隻走過一條橫馬路就在一家白俄人開的咖啡館門前駐步不走了，對著櫥窗看了片刻，裏麵的侍者看見了連忙出來拉客，她於是就進去了，在臨窗一個位置坐了下來，小馬看見侍者給她端上了一杯咖啡。於是小馬避開女人的視線穿過馬路，想找個電話機跟徐伯龍聯係，可是附近沒有電話。咖啡館裏麵估計是有的，但他沒法使用，生怕打草驚蛇。正犯難間，忽見剛才在收兌點忙碌著的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小夥子從馬路一側溜了過來，轉眼就到了他的跟前，詢問有什麽事需要相幫的。原來這小夥子見小馬一個人跟蹤，擔心他孤掌難鳴，於是就悄悄跟了過來。小馬大喜，吩咐盯住咖啡館門口，自己去找電話機往市局總機打電話。這個機靈的小夥子，後來被公安局招收進去當了一名刑警。

小馬打電話過去時，徐伯龍還沒有離開市局。徐伯龍聞訊自然喜不自勝，說馬上調人來增援小馬，同時又指示把人民幣兌給那個女人，然後跟蹤咬上，找到對方的老窩後，一鍋端了。

小馬返回監視點後，讓那個協助監視的小夥子把“允許兌換人民幣”的決定帶回收兌點。那小夥子離開後不一會兒，徐伯龍和關誌存就來到公平路監視點跟小馬會合。直到這會兒小馬的一顆心才算放了下來，否則以其一人監視對方，還真怕突然冒出點什麽意外來鬧個力不從心哩。不一會兒，杜奔也騎著他那輛摩托車奉命趕到了。

四個偵查員在咖啡館附近等候了一個多小時，那女人估計時間差不多了，就結了賬離開咖啡館。事後想來，她在離開咖啡館前肯定已經讓侍者給她打了叫車電話，這會兒她一出門，一輛“祥生”汽車行的出租車就駛至門口停下，等她上車後駛離了。這邊幸虧徐伯龍事先考慮得周到，把杜奔連人帶車調了過來，當下杜奔就發動摩托跟了上去。

剩下的徐伯龍、關誌存、小馬三人商議了一下，認為既然那個女人待在咖啡館喝著咖啡等候，那說明她始終認為一切正常沒有危險，她叫出租車是為了取兌換的人民幣後迅速離開收兌點，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做賊心虛”的心理在起作用。於是，三人決定還是去收兌點。

卻說杜奔駕著摩托車跟蹤那輛“祥生”出租車，原以為也是去收兌點的，哪知車過收兌點卻沒有停下，隻是放慢了速度。杜奔最初還不明白這是什麽意思，就也放慢了車速，遠遠地盯著。出租車離開收兌點後，往前行駛了一段距離，忽然掉頭。杜奔一驚，以為對方已經發現了他在跟蹤，急忙拐進了路旁的一條小弄堂。隻見出租車往回行駛，杜奔不管三七二十一，跟上去再說。那出租車經過收兌點時，再次放慢了速度緩緩行駛。這回杜奔算是弄懂了：那個女人是在觀察是否已經被察覺了。

如此，杜奔心裏就有了底，駕著摩托車跟著出租車兜了幾個圈子。出租車最後還是在收兌點停了下來，那個女人假裝若無其事地下了車，很鎮靜地詢問兌換的人民幣是否已經拿過來了。工作人員把五萬億元人民幣交給她，請她點數。這女人畢竟心虛，說了句“你們做事我哪有信不過呢”，拎著裝錢的箱子一頭鑽進了出租車。

這時，徐伯龍等人已經攔下了一輛“雲飛”車行的出租車，當下就和杜奔一起跟了上去。那輛出租車直駛外灘南側的董家渡碼頭，那女人下了車，走向輪渡碼頭的售票窗口，買票進了檢票口。偵查員急忙跟進，正好一班輪渡從對岸駛抵，卻不料那女人已經雇了一個挑夫把箱子扛在肩上，跟著她混在抵達的乘客人群裏往外走了。

偵查員這才領教到對手的狡猾，當下緊緊盯著。那女人出了碼頭，叫了一輛黃包車。徐伯龍和關誌存馬上各叫了一輛三輪車跟了上去，杜奔則駕著摩托車載著曹孝先遠遠地跟著。

黃包車載著那個女人行至蘇州河流向黃浦江的入口附近的北蘇州路，在一幢平房前停了下來，車夫收了車錢就離開了。

從這時起，這幢三間平房就受到了偵查員的嚴密監視。徐伯龍讓曹孝先對這幢平房的情況進行了調查，一小時後獲得結果：這幢平房原是“鳴洋紡織品進出口商行”的倉庫，該商行在兩個月前已經停止營業。老板在上海解放前夕攜家前往香港，將產業委托一位姓顧的親戚代管。四天前，這位顧姓親戚把房子租給了別人，房客情況不詳。

專案組的思路是：這個女人不可能是偽造“金圓券”案的主犯，她的背後肯定還有幕後人，那才是大魚，所以，宜采取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待她的幕後人露麵。

哪知，這一等，竟然就把這個女人的性命給等沒了！

專案組對守候人員作了兩人一班、每班四小時的安排，第一班是杜奔和關誌存，第二班是曹孝先和小馬。徐伯龍自己沒有安排輪守，他向局裏要了一輛小吉普待在附近一條馬路上作為機動力量，又在旁邊一家旅館租了個房間，作為不輪值的偵查員的休息點。

第二班的曹孝先和小馬是晚上八點二十分接替第一班的兩個偵查員杜奔和關誌存的，換班時當班人對接班的自然要有幾句情況交代，當曹孝先聽說入夜後一直到現在那個女人還沒有開燈，也不曾有過什麽動靜時，心裏就有點犯嘀咕：怎麽沒有一點動靜呢？曹孝先和小馬兩人是化裝成無業遊民進入監視崗位的，兩人鑽到那幢平房附近空地上堆著的空水泥窨井管裏，目光始終盯著平房，竟然一直沒有什麽動靜。

海關大鍾敲響十一下後，兩人覺得情況不對頭，曹孝先於是就讓小馬去旅館向徐伯龍報告並提出他們的懷疑：屋裏那女人是否發生了意外？

小馬去旅館對徐伯龍一說，徐伯龍也覺得反常，當下就給市公安局打電話，要求市局通知對監視點有管轄權的黃浦分局派人用合法手段對那幢平房進行試探。

半小時後，一輛郵電局的綠色摩托車駛至現場，在那幢房子門口停下，騎車者輕叩大門，口稱“有電報”。這顯然是一個不得已間急中生智想出來的主意，因為公安人員連那個女人姓什麽叫什麽都不知道，怎麽會有電報？當然，如果屋裏那個女人真的開門的話，“送報員”肯定會抱歉地說一聲：“對不起！敲錯門了。”這樣做也許會使對方緊張一陣，但估計還不至於打草驚蛇，至少可以證實屋裏有沒有發生意外。

可是，“送報員”已經把門敲得“嘭嘭”響了，但屋裏還是沒有反應。這時，已經出現在現場的徐伯龍下達了命令：“破門！”

屋裏，右側那間臨時作為臥室使用的原倉庫守夜人居住的小屋的床上，躺著那個數小時前還在跟偵查員玩反跟蹤的女人，不過這時她已經無法再玩什麽花樣了，因為她已經死了。這個女人是被擊昏後用繩子勒死的。

那麽凶手呢？大門始終處於偵查員的監視之下，難道凶手會隱形遁身法，就在偵查員的眼皮底下平空出入，還順手帶走了那騙兌的巨款？偵查員對屋裏進行勘查後，發現屋後的磚牆上被由裏向外挖開了一個洞。可以判斷：凶手原本就在這屋裏待著，他殺死那個同夥女人後，帶上騙兌的人民幣挖洞從後麵逃遁了。

可是，凶手為何殺死這個女人呢？偵查員分析：從其不敢從大門逃走這一點看來，凶手已經發現那個女人從外麵回來時被跟蹤了，為了滅口，所以就殺死了那個女人。

偵查員未在屋裏發現偽造“金圓券”的痕跡和其他相關的證據，根據這幢平房的後牆離蘇州河不過兩米的情況，可以作出初步判斷：這是案犯用於隱藏偽造的“金圓券”的一個點，他們在別處偽造“金圓券”，用船載運到蘇州河邊的屋後，利用黑夜的掩護將假票藏匿於屋裏，然後由這個女人出麵騙兌人民幣。從楊思區、洋涇區均發現案犯已成功地騙兌了人民幣這一點看來，案犯製造“金圓券”的窩點應該是在浦東，他們在浦東那兩個區先拋出少量假票作為試探，觀察人民政府對此的反應，然後就以浦西為主要騙兌目標開始作案。但是，他們沒有想到很快就暴露了，於是就決定滅口。

當然，如果案犯知道刑事偵查是怎麽回事，他們就會很遺憾地發現殺人滅口並不是一個如意算盤，因為隻要循著這條線索往下追查，他們還是會暴露的。專案組的下一步偵查思路就是如此。

要查明死者的身份，還得從租借這幢平房的房客開始。偵查員通過派出所了解過出租該房產的情況，得知係房東代理人顧某出租給房客的，但派出所方麵並不知道房客情況。這回，偵查員就直接找那個代理人顧某了解情況了。

顧某是一個中年失業教師，一看就知道是一個膽小怕事的好好先生。他對偵查員說，蘇州河邊上的那三間倉庫房子，是一位姓厲的鄰居介紹的房客，租借人是一個名叫葉佩麗的三十多歲的女人，聽說話口音好像是浦東人，她沒有跟他多說什麽，隻是按照他的開價預付了一個月的房租後拿了鑰匙就告辭了。

顧某不清楚，那就找介紹人厲某。這時，偵查員心裏有點發怵，擔心案犯具有豐富的反偵查經驗，一不做二不休斬草除根把厲某也滅口了。直到派出所把厲某傳喚到他們麵前時，這才算放下心來。一問，厲某是知道那個葉佩麗的情況的，因為他跟葉佩麗搭著點親戚關係，盡管葉佩麗比他大兩歲，但是按輩分得稱他一聲“表舅”。這樣，偵查員從厲某的陳述中對於葉佩麗的基本情況有了一個初步了解——

葉佩麗，三十四歲，南匯縣惠南鎮人氏，出身商人家庭，小學文化，十六歲到上海當舞女，兩年後嫁了一個比她大二十歲的法租界巡捕房捕探。抗戰爆發那年，那個巡捕因得罪了青幫大亨張嘯林而被暗殺。張嘯林還放出風聲要“斬草除根”，嚇得葉佩麗慌忙逃回南匯老家躲避起來。

不久，上海失陷淪為敵占區，上海周邊地區尤其是浦東一片混亂，出現了“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局麵。土匪幫夥多如牛毛，不但有男性土匪，還有女性土匪，奉賢縣還冒出了一個後來諢號“雙槍黃八妹”的著名女匪首黃百器，她在奉賢鄉間收集槍支，組織武裝，結夥為匪，漸漸竟鬧出點兒名堂來了。葉佩麗本是一個見過大世麵的女人，那時節便也冒了出來，投奔到黃八妹手下當差。黃八妹了解了葉佩麗的經曆，認為她適合搞收集情報之類的工作，便撥給一筆款子讓葉佩麗去上海市區開了一家小酒館作為情報站。

1938年，國民黨軍隊第六十二師派員前來滬浙交界地區收編地方武裝，已盤踞金山、平湖一帶活動的黃八妹被收編後，成為“江南抗日挺進隊”頭目之一，其指揮下的隊伍也確實曾有過殺敵行動。這樣，潛伏在上海市區的葉佩麗便奉命開展收集日偽情報的工作。但葉佩麗實在不是幹這一行的料，工作還沒有做出什麽成就，就已經被汪偽“七十六號”特工機關盯上了，很快被捕，最後以答應嫁給一特務頭目當小妾換取了自由。

抗戰勝利後，那個汪偽特務頭目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處決了。葉佩麗再次成了寡婦，就在上海灘胡亂混世界。因為沒有房產可供其居住，她就在住房比較寬敞的表舅厲某家長期借住。厲某雖說在輩分上應是葉佩麗的表舅，但實際比葉佩麗小兩歲，因此見多識廣的葉佩麗在交往中是把他作為兄弟看待的，兩人閑時經常一起喝酒。葉佩麗健談，總是侃侃而談，似乎還有些健忘，有時喜歡“炒冷飯”，把說過的情況一而再再而三地陳述，時間一長，厲某對葉佩麗以往的曆史、有些什麽親朋好友以及人家對她如何等等都已經聽得爛熟於心。此刻偵查員需要了解，他正好照樣一一道來。這些陳述中盡管沒有與偽造、騙兌“金圓券”相關的內容，但能使專案組了解葉佩麗的社會關係，顯然是有助於破案的。

七、

偵查員根據厲某提供的情況在梳理線索時，偽造“金圓券”的那幾位正吵得不可開交，急於登場亮相呢！

如今人們所說的上海浦東新區，在上海解放前的行政歸屬有點複雜，那裏的高橋、楊思、洋涇是上海特別市三十區內的三個區；川沙、南匯、奉賢則是三個獨立縣，歸國民黨江蘇省政府管轄，而中共又一度將其中的奉賢縣作為執掌政權的縣份，委任了縣長，行政歸屬於“浙東行政公署”。這樣，浦東這塊地盤，行政上歸屬於兩省一市。1949年5月中下旬，浦東各地相繼獲得解放，高橋、楊思、洋涇三區仍歸上海市，其餘川沙、南匯、奉賢歸屬於蘇南行政公署鬆江專區。

那幾位急於登場亮相的主兒，其棲身地位於楊思區與川沙縣交界處的一個地名喚做“顧家塘”的獨家村內。

江南地區，江湖河塘密如蜘蛛網，漫步於農村，走不到數裏地就可以看見某處有幾間在小河拐彎處或者交匯點的一塊陸地上建造的房屋，由於陸地麵積不大，往往隻能建造容納一戶農家的房屋，在當地被稱為獨家村。

獨家村的地理位置，依據河流走向而定，有的形如半島，有的前後有河、左右一側或者兩側有與田野相連的道路，也有的因處於兩三條河流的拐彎交匯處，所以就成了孤島。顧家塘，就是這樣一座小小孤島。把偽造“金圓券”的作案地點設在顧家塘這個孤島上，實在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獨家村的主人名叫蔣玉生，在方圓數裏地內的所有農民心目中，這個四十歲土生土長的本地男子形容猥瑣，其貌不揚，遇事慌張，說話木訥，見了老婆就像見了閻王，隻有瑟瑟發抖。如果要說這人的唯一優點，那就是兩個字：勤勞。按照土地改革運動時劃分農民成分的標準，蔣玉生隻能算下中農。周圍村莊凡是認識蔣玉生的農民對於蔣玉生的好印象通常就是終日在農田裏辛勤勞作，除了耕種自己那點少得可憐的土地，大多數是在替地主、富農賣力。

後來偽造“金圓券”案被偵破後，所有認識他的人都不得不發出由衷的感歎：不能不對蔣玉生在另一個身份上出色的隱蔽能力歎為觀止。蔣玉生的另一身份就是土匪，一年中的一些日子總是悄然外出與同夥結夥作案。後來據其交代，從抗戰那年開始到1948年12月底，被他親手殺害的被搶劫對象就有七人之多。

蔣玉生在最後一次搶劫殺人後，已經知道共產黨軍隊勢不可擋，國民黨政權倒台隻是時間問題了。他雖然居住在獨家村，但對於政治形勢並不是一無所知。當年新四軍淞滬支隊在浦東活動時所進行的那些宣傳，有一些內容傳進了他的耳朵，留在了他的心裏，他知道共產黨執政後絕對不會容忍像他這樣的身負命案的犯罪分子逍遙法外。他就決定洗手不幹了，憑其多年搶劫所獲的財富，已經足夠全家六口安度一生了。於是，就把手槍、子彈全部埋到了屋後河邊地裏。那些贓物中的“黃白綠”（即黃金、銀洋、美鈔）也是細細包紮後密封於陶瓷壇子裏，深埋床下。他原本就偽裝得很好，這回神不知鬼不覺地來一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料想能夠做得天衣無縫。

哪知，隻隔了短短四個多月，蔣玉生的想法就隨著兩個人的出現遇到了挑戰。

這兩個人，一個叫金星根，一個叫幹盤榮。抗戰初期蔣玉生在南匯那邊剛開始殺人搶劫犯罪活動時，那二位中的金星根是他最佳的合作夥伴，兩人還跟另外七八個狐朋狗黨一起喝過雞血酒行過對天八拜之禮。後來，金星根投奔了“浦東第一匪”、自稱“奉（賢）南（匯）川（沙）三縣總司令”的張阿六，兩人來往少了。但這位小弟對於蔣玉生這個其貌不揚、猥瑣不堪的大哥還是保持著應有的尊重，逢年過節一份不菲的禮物總是少不了的，而且不管是親自送來還是托人捎來，總是選在下半夜兩三點鍾時分悄然登門飄然而去，從來不讓蔣玉生擔心會被外人看見。

蔣玉生也不是一個無情無義之徒，他心中也總是給金星根留著一塊位置。當解放軍進攻上海的隆隆炮聲隱約傳到獨家村時，他一連數日夜不成眠，為金星根擔心，尋思不知對方是否跟著張阿六撤往舟山了。而金星根就是在這個時候悄然叩響了獨家村之門。在他的身後，是蔣玉生從沒見過的幹盤榮。

說話木訥的人思維不一定遲鈍。蔣玉生被捕後對偵查員徐伯龍說，他見到金星根後的第一個反應是：對方是來藏東西的！為什麽？因為這是獨家村，他一身幹衣服就能來到門前，那肯定是劃船而來，既然動用了船隻，那船上就肯定有東西了。

因為蔣玉生自己已經埋藏了“黃白綠”，所以他以為金星根送來的也是“黃白綠”，哪知金星根一開口卻令他大吃一驚：金星根動用船隻載來的東西，竟是一套笨重的人工動力印刷設備以及大量專用印鈔紙。

蔣玉生問：“這機器送來幹嗎？藏起來？”

金星根回答：“有這個意思。”

“那就沉到水裏去吧，這樣保險。”

金星根還沒開口，另一位開口了，說話語調有點冷：“浦東到處是河浜，如果沉到水裏保險，那我們何必還深更半夜運到此地來？隨便找個河浜一沉就行了唄！”

蔣玉生借著星光打量著對方：“這位弟兄是……”

金星根介紹道：“這是幹盤榮先生，是我的上司。”

蔣玉生點頭：“那進來說吧。”

那二位一說來意，蔣玉生頓時愣住了！原來，當時已經被國民黨委任為“江蘇省人民反共自衛救國軍第三縱隊司令官”的張阿六，在撤離浦東前，接受國民黨方麵的指令，留下一批特工人員潛伏於浦東和江蘇與浦東毗鄰的地區，伺機對即將新生的上海人民政權實施破壞活動。金星根和幹盤榮就是張阿六親自指定的潛伏特務，下達給他們的使命是：偽造“金圓券”，在共產黨占領上海後拋出去兌換人民幣，再以人民幣搶購“黃白綠”，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一旦共產黨政權控製了金融市場，頒布命令隻允許人民幣在市場上流通，那就改為製造假人民幣。

那個幹盤榮是“保密局”派給張阿六執行此項使命的特務，這人在抗戰前期由“軍統局”發起的“對日假幣戰”中從事過製造假幣的工作，因此在這方麵算是一個行家。兩人接受任務後，對麵臨的情況進行了分析，機器、“金圓券”版子、印鈔紙都是現成的，需要解決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在何處開機印製。幹盤榮是浙江麗水人氏，以前雖然來過上海，但從未建立過任何關係，因此這事隻有問金星根。金星根提出了幾個地點供幹盤榮選擇，兩人經過反複商議，從地理位置一直到人員安全綜合考慮，最後認為顧家塘獨家村最為合適，於是就偷了一條木船，載上一應器材於夜深人靜之時過來了。

蔣玉生一聽對方的來意，心裏頓生恐懼。因為他跟金星根不同，長期以來一直以老百姓的身份生活在社會底層，聽到過多樁新四軍淞滬支隊懲治不法奸徒的事例，知道共產黨的厲害，這也是他決定“金盆洗手”的主要原因。誰知剛剛歇手才幾個月，眼前這位結拜老弟卻給他出了這樣一道難題！於是，蔣玉生麵露怯色，緩緩搖頭，口中訥訥而語：“這……這……事……我……不方便……”

金星根對他解釋道：“你不一定直接參加嘛，隻要把你家作為場所就行了。大老倌（浦東話，意即大哥），這是一個發大財的機會，阿六司令有話交代過的：印出了假鈔票調換到的‘黃白綠’，全歸我們這幾人所有啊。你想想，這不是等於自己在生產‘黃白綠’嗎？你到哪裏去覓這樣的機會啊！”

但蔣玉生還是搖頭。

這一點，老奸巨猾的“軍統”特務幹盤榮事先已經料到，因此在選擇地點、人員時曾就蔣玉生的情況向金星根作過詳盡了解，此刻他見蔣玉生這個態度，就對金星根使了個眼色示意其回避，然後悄聲對蔣玉生說了一番話，聽得蔣玉生如夢初醒，周身打顫。

幹盤榮說了什麽呢？要言不煩，一共有兩層意思，一是此事已經被你知曉了，這是黨國的重大機密，如果你拒絕合作，那就隻好幫助你和你的全家一並封口；二是即使考慮到你跟金星根的關係不直接下手，也可以借助共產黨之手借用你一樣東西——項上之物。老兄啊，你別忘記你一共作過多少案子？欠過多少條人命？

蔣玉生說話木訥，心眼卻是玲瓏剔透的，當下一聽就明白自己是無法逃避此事了，隻好一口答應。但他提出了一個問題：“我有老婆子女，要不要把他們打發到親戚家裏去？”

這個問題幹盤榮早已考慮過了，既然蔣玉生之前頻頻作案也沒因為老婆孩子的原因而漏過風聲，此刻幹這事兒大可不必回避，否則反倒容易引起別人的懷疑。於是，就對蔣玉生說，這事應該怎樣保密，你比我清楚，你去安排吧。

這樣，金星根、幹盤榮就在顧家塘獨家村待了下來。這時的上海戰役態勢，於國民黨方麵已經大大不利：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十兵團相繼占領了寶山縣的月浦、國際無線電台，肅清了國民黨守軍；第九兵團則已經占領了川沙縣城城廂鎮和南匯縣重鎮周浦，在白龍港地區全殲國民黨第五十一軍，將第十二軍壓縮於浦東高橋地區，切斷了該軍與國民黨第三十七軍的聯係，與第十兵團形成了夾擊吳淞口之勢。由幹盤榮主持的假“金圓券”小作坊就在國共武裝力量對決的隆隆炮聲中悄然開張了。

幹盤榮以前接受“軍統”指令從事“對日假幣戰”時，曾專門去印刷廠學習過印刷技術。用解放後國家評定的印刷行業技術標準判定，其技術水平大約相當於六級技工，也算得上老師傅了。他所帶來的那套人工動力小型印刷設備，是進口的美國貨，應該說條件還是不錯的。但是，在這台機器的安裝過程中卻出現了問題，按照圖紙安裝倒很順利，可試機時動力係統跟機器的配合卻不夠融洽，時好時壞，這就無法投入生產了。幹盤榮急得好似熱鍋上的螞蟻——團團打轉，憋著一股勁連日連夜地擺弄，最後總算解決了。

不過僅僅是機器能夠順利運轉還不夠，鈔票還沒有印出來。幹盤榮不敢休息，發揚連續作戰不怕疲勞的精神，躺下稍稍打了個盹又開始幹了，那股勁頭與癲狂型病人堪有一比。如此折騰到了5月23日下午，中間自然還遇到過若幹大小不等的技術攔路虎，有時急得幹盤榮雙腳跳也沒有用，無奈之下甚至讓蔣玉生去楊思鎮上買來香燭點燃了跪拜菩薩鬼神，最後總算調試完畢，開始印刷，竟然一舉成功！

沒有想到的是，當偽“金圓券”印製了一部分時，他們發現印出來的“金圓券”的顏色比真鈔票略微深了一點點。這一點點色澤差別，如若是把錢拿到市麵上去花，大概還不會被人識穿。但是，他們印製的假“金圓券”是要整箱整袋送到銀行收兌點去兌換人民幣的，哪裏逃得過銀行職員那犀利的職業眼光？到時候就不是是否兌換得成的問題了，而是折進局子吃牢飯上刑場掉腦袋的大禍！因此，幹盤榮暗忖必須得解決這個問題。怎麽解決？自然是先找出原因來。這一找倒是找到了，但卻使這三個造假師傅頭痛起來！

原因是：油墨本身的色澤有問題。

5月初，幹盤榮從“保密局”大特務毛森那裏接受偽造“金圓券”使命後，即由毛森派人送來了這套小型美國製鈔設備、由“保密局”的技術專家偽造的麵值五十萬元和一百萬元的“金圓券”版子以及與之配套的專用印鈔紙、特地配製的專用油墨。來人對幹盤榮交代，印鈔紙是從造幣廠弄出來的真貨，版子和油墨是由“保密局”技術專家仿製的，已經經過專門鑒定，跟造幣廠的沒有什麽差別，你按照技術要求操作即可。幹盤榮確是按照技術要求嚴格操作的，可現在發現了問題。這怎麽辦？

三人中，隻有蔣玉生內心有一分隱藏得極深的幸災樂禍，因為如果這件事泡湯，那就可以太平了。當然，這種心情絕對不能表露出絲毫，否則後果自知，所以他的臉上始終掛著一份焦急。而金星根和幹盤榮則是真的著急，他們必須完成此事，否則以後就沒法向上麵交代。毛森才不會相信他們關於油墨問題的解釋呢，也許是你們為了逃避執行使命而自己往油墨裏摻了點東西呢？

金星根和蔣玉生圍著六級老師傅幹盤榮，一個真一個假地詢問著如何解決這個困難，是否可以自己往裏摻點素色油墨使其變淡，就像小學生做水彩畫作業一樣。幹盤榮被他們問得哭笑不得，說這是專門印製鈔票的特殊油墨，我沒有學過配製技術，哪敢瞎折騰？

那怎麽辦呢？幹盤榮想了想，說要麽我去市區走一趟，找人相幫解決這個問題。

幹盤榮當即離開獨家村，前往市區碰運氣。這運氣還真讓他給撞到了，當天晚上就解決了這技術問題，一張張五十萬元、一百萬元的“金圓券”從印刷機裏飛出來。幹盤榮、金星根、蔣玉生三人看著，一個個眉開眼笑。

這時候，他們也像上海的老百姓那樣，盼著上海趕快解放了。

假鈔票製造成功了，幹盤榮開始考慮如何出麵兌換的問題，他們一共三個人，由誰出麵去兌換合適呢？幹盤榮當然是不必親自出馬的。在另二位中，最先從幹盤榮頭腦裏冒出來的自然是蔣玉生，但這個鄉下人的模樣和氣質實在不敢恭維，別說動用卡車載著假幣去騙兌了，隻怕用扁擔挑一擔去兌換，人家就得對他“另眼看待”了。於是就隻有麻煩慣匪出身的金星根了。

幹盤榮跟金星根也是相識不久，從上司的介紹中得知金星根一貫蠻橫強悍，便不敢以頭目身份命令對方去騙兌，而是假裝跟金星根“商量”，像是很尊重他的樣子。金星根倒也不把自己當外人，馬上說出了他的主意：這種事情弄得不好就有被人家識穿的可能，因此最好是找一個替死鬼。幹盤榮尋思這倒也好，於是在送上一串恭維後索性謙虛到底，繼續請教下去：應當找怎樣的替死鬼？由誰出麵去找？

金星根受到了稱讚，很是高興，說一事不煩二主，這主意既然是兄弟我出的，那索性就做到底算了，由我去物色一個可靠而又管用的對象就是了。如果幹盤榮也是土匪，那這事說到這裏就算是已經拍板了。但是，幹盤榮是“軍統”特工出身，做事講究嚴密，所以他要了解清楚：老弟你準備物色的那個對象究竟是否可行，不如說一下咱們一起議議如何？金星根聽著自然有點不舒服，不過幹盤榮畢竟是頭目，得給人家一點麵子，於是就說出了他心目中的一個合適對象：葉佩麗。

金星根和葉佩麗說來也算是多年老相識了，當年葉佩麗作為黃八妹的地下情報員被派遣到上海市區從事地下工作的時候，金星根是“浦東第一匪”張阿六的交通員，經常化裝前往上海市區傳遞情報和指令。有一段時候張阿六與黃八妹有過合作，這樣，金星根也就經常到葉佩麗那裏去傳遞情報，一來二去，他就跟葉佩麗勾搭上了。後來，葉佩麗被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拿下，脫離了黃八妹，金星根有時還是跟其鬼混。葉佩麗貪財，肯跟金星根廝混，圖的當然是錢財。後來金星根一度落泊，不能再拿出大把大把的錢鈔送給她，這個女人就對金星根另一種態度了。金星根又有錢時，葉佩麗則再次笑臉相迎。這樣，金星根算是看透了葉佩麗，已經將其作為妓女一樣看待了。這次，幹盤榮一說到騙兌，金星根馬上想起葉佩麗，暗忖這倒是一個理想的人選。

幹盤榮聽了也對葉佩麗感到滿意，他的滿意當然還另有一層心思：這樣一個女人，如果需要將其滅口，金星根也會毫不介意。

這樣，金星根就去上海市區走了一趟，找到了葉佩麗，說他手頭有一批朋友的“金圓券”，可以兌換成人民幣。不過，他本人由於以前欠下的人命債有好幾條，最近不大適宜拋頭露麵，所以想請葉佩麗幫忙兌換，每兌換一筆，她可以從中提取10%的辛苦費。葉佩麗聽了當然願意，當下就一口答應。金星根又關照，那批鈔票的來路可能有點問題，盡管那是國民黨時候的事，但也不宜被人民政府知曉，所以你得按照我交代的方式去兌換。於是就一五一十說了一番，就是後來葉佩麗所進行的那些騙兌流程和反偵查措施。

金星根和葉佩麗談妥後，給了她若幹大洋，讓她先去租一處便於水運卸貨的偏僻房屋作為活動據點。葉佩麗就對厲某說要替朋友租借一處怎樣怎樣條件的房子，請其幫忙。厲某根據她的要求，從顧某那裏替她租借了蘇州河畔北蘇州路上的那三間平房倉庫。幹盤榮於是就和金星根、蔣玉生一起搞了條船，偷偷從水路將偽造的“金圓券”運往北蘇州路據點。那些印刷得顏色有些偏深的“金圓券”，按說從安全的角度計議是應該燒掉的，可是幹盤榮看著覺得實在舍不得，就通過“水洗”之法弄成舊票，混於新票內去騙兌。

葉佩麗確實沒有辜負金星根的重托，先後在楊思區、洋涇區、榆林區幾次順利騙兌人民幣。坐鎮於北蘇州路據點幕後指揮葉佩麗行動的金星根尋思，既然連有疑點的舊票都騙兌成功了，大部分沒有疑點的新票還怕騙兌不到嗎？於是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讓葉佩麗去租了一輛卡車，把據點內剩下的那些假鈔全部運出去一次兌掉。

卡車裝了假鈔離開後，金星根對於自己的這一決定又有些後悔了，這種後悔又導致了不安。他在這種不安中等待了將近半天時間，葉佩麗終於回來了。但是，狡猾成性的金星根從據點內往外觀察時發現葉佩麗已被偵查員跟蹤，情知不妙，就果斷下手將葉佩麗滅口，然後趁天黑的掩護在後牆挖了一個洞，帶著葉佩麗攜回的那些人民幣逃之夭夭，先去盧家灣區的一個朋友處過了一夜，次日返回浦東顧家塘。

金星根回到顧家塘後，向幹盤榮說了上述情況，幹盤榮對葉佩麗的生死根本不當一回事，還誇讚金星根“行事果斷，決策高明”。三人為騙兌了巨額人民幣而深感高興，當晚，蔣玉生宰雞殺鴨置辦了豐盛的菜肴慶賀。

席間，幹盤榮和金星根對於一件事如何決斷發生了分歧：原來，金星根在上海市區操縱葉佩麗騙兌人民幣時，顧家塘這邊幹盤榮和蔣玉生也沒閑著，他們繼續運轉機器偽造了一批“金圓券”。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問題，騙兌之事已經暴露了，這些假鈔應該怎樣處理？幹盤榮是特工，有著很強的反偵查意識，認為這些假鈔不能再留著，應當予以銷毀；而金星根是土匪出身，貪婪是土匪的本性，麵對著堆積如山的足能以假亂真的假鈔，怎麽也舍不得銷毀，主張趁人民政府公布的收兌“金圓券”期限未到，繼續去騙兌，至於怎麽行動，還可以商議，當然是安全第一。

兩人先還你一句我一句表述各自的觀點，漸漸就不能冷靜討論了，酒也喝多了，就大聲吵了起來，最後鬧了個不歡而散，醉醺醺地回房躺下後人事不省。

次日早上，金星根醒來時，幹盤榮還在昏昏沉沉地大睡。蔣玉生喝得不多，早已起床了。見金星根醒了，就把他拉到外邊去說話。別看蔣玉生貌似老實本分，其實卻具備著慣匪的那種“狡猾、貪婪、殘忍”的基本特點，他向金星根提出了一個解決與幹盤榮兩人之間糾紛的法子，這個法子隻有一個字：殺！

金星根還有點宿醉造成的頭痛，但思維絕對清晰，當下一言不發，馬上翹起了大拇指。這樣，幹盤榮就被驚醒了，他很驚奇地發現自己成了一隻端陽大粽，而嘴裏早已被塞了一團破布。幾分鍾後，這隻端陽大粽被綁上石頭沉入了獨家村後麵的河裏。

金星根、蔣玉生解決了幹盤榮，重新討論了對於偽造的“金圓券”的處置方案。大多數人有一個習慣：喜歡複製成功。這種習慣到了犯罪分子身上，就變成了一種習慣性的、重複式的犯罪模式，據說現代偵查學中專門開辟了這樣一門學科進行研究。金星根也有這樣的習慣，他的想法是再去上海市區找一個葉佩麗那樣的主兒，把這些假鈔運去騙兌。蔣玉生舉雙手讚同這位結拜老弟的主意，6月5日將至，事不宜遲，於是決定馬上行動。

金星根當天上午就去了市區，找到了一位住在曹家渡蘇州河邊的當年一起為非作歹的朋友錢某，一說就成，而且不必另外租房子，用船運到他家後窗下就能卸貨。金星根理應為他的這次市區之行後悔——他忘記了他找的這個錢某當初還是葉佩麗介紹給他的！此刻，專案組已經根據厲某提供的葉佩麗生前交往過的那些關係在進行調查了。錢某正急著尋覓立功機會折抵以前的罪行，待金星根一走，便馬上向偵查員報告了。

於是，就發生了使金星根、蔣玉生最為害怕的一幕：當晚，金星根、蔣玉生去三裏外的一個村莊偷了一條木船，準備將假鈔裝運到市區曹家渡去。可是，當他們搖著木船抵達顧家塘時，發現已經落入軍警的包圍圈中了！

偽造“金圓券”案就這樣被偵破了，金星根、蔣玉生於1950年2月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附錄】

一卡車金圓券，兌換折合現在人民幣5萬元。。。。。。放到現在，紙張加印刷成本，都遠遠不夠

連冥幣的價值都不如

貪心呀。

好看的很爽

真不好意思,隻管自己看得歡樂,不管信念兄的辛苦

要不是案犯太貪心的話，估計破案還有難度。

精彩，確實精彩

太貪心了。。。竟然換了一卡車金圓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