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是中共的大秀才，是毛澤東、鄧小平等直接領導的釣魚台寫作班子的骨幹之一。毛澤東曾經說過：“用文字表達我的思想最好的是王力。”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員，王力是文革初期的風雲人物。在一年兩個多月的時間裏，他參加了共產黨中央指導運動的大多數重要指示、決定、通知、社論和文章的起草，代表中央接見過不計其數的各派革命小將和造反先鋒。
1967年8月30日，作為“小爬蟲”替罪羊，王力以“反軍亂軍、毀我長城”等罪名被拋出先“請假檢討”以謝天下，然後從1968年1月26日起直至1982年1月18日，被囚於秦城監獄整整十四年。他從未被起訴，更遑論判刑。
2001年7月，在王力離世近五年之後，香港北星出版社發行了厚達一千多頁的《王力反思錄》，書中匯集了王力在獄中及出獄以後寫的大量申述信、報告和各類文章。這些文字不少旨在自辯，且重複之處極多。然而好在作者經曆特殊，加上記憶力超群，思路清晰，書中有意無意透露了不少中共官場鮮為人知、往往涉及最高層的史實。
本文摘取其中若幹，在必要時就事件的前因後果略加說明，以饗過來人和後來者。
王力生平
王力原名王光賓，於1921年8月出生於江蘇淮安一個“書香門第”，從其父親以上五代均為秀才，不過無一人中過舉、當過官，他們都以教書為業。
王力在1935年十四歲讀中學時受抗日救國浪潮的裹挾，加入共青團，1939年加入共產黨。從1939年至1950年間，王力先後隸屬於中共山東分局和華東局，主要從事宣傳工作。
他寫過部反映山東減租減息和複查的小說《晴天》，影響很大，據說毛澤東讀了很欣賞，誇獎說是第一本寫根據地農民土地問題的書。王力是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跟此小說想必有關。
建國初期，王力在上海擔任中共華東局宣傳部宣傳處處長兼秘書長。
1953年底至1955年10月，王力擔任中共赴越顧問團宣傳文教組組長，為胡誌明當參謀。
（胡誌明是越南曆史上最後一個王朝阮朝的末代君主保大皇帝的叔叔，是地地道道的皇親國戚貴一代。在越南和印度支那，胡誌明是神一樣的存在。日本投降後，保大皇帝讓位給了胡誌明，所以越南是亞洲最早的共產黨掌權的國家。）
從1956年到1966年，王力在中聯部工作，並在1964年擔任了中聯部副部長。不過從1960年起，王力主要是為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常委起草文件文章。他協助毛澤東製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條”、“工業七十條”、“農村前十條”、“四清二十三條”等舉足輕重的文件。
在爭奪社會主義陣營的道德高地和領導權的中蘇論戰中，王力是中方的主力大將之一。在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間，著名的批判蘇共中央的《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的“九評”中的七篇半出自他筆下。“九評”的另一主要執筆人是吳冷西。
“九評”是由康生組織、鄧小平初步拍板、毛澤東最後定稿的。
王力曾“十下莫斯科”。
王力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闡述者之一。他把毛澤東在1962年的兩次講話中的詞句編輯起來加以係統化，成為一段人人耳熟能詳的語錄，後來被寫進九大、十大和十一大的黨章作為中共在社會主義曆史時期的基本路線。
王力堅信他是被江青打倒的。盡管從當時周恩來以降諸人的公開講話看，把他打倒是高層的共識。
據王力回憶，他與江青第一次結下梁子，是他在1964年9月初與彭真一起去杭州見毛澤東的時候。王力對毛澤東說，現在隨隨便便就把學術性問題上綱上線，給人戴政治大帽子，對百家爭鳴不利；動輒點名批評，更是弄得學術界人人惶惶不安。王力還說搞京劇改革不應一概排斥傳統劇目和鬼戲。這些話都讓江青不滿。
所以剛開始時，王力不是中央文革的成員。後來因為原有的筆杆子大都被打倒了，而中央起草文件急需熟手，他才在1966年6月22日進了中央文革。
王力與江青的正麵衝突發生在1966年8月，當時王力擔任中央文革辦公室主任，他堅持按常委名單發送文件，即還要發給劉少奇和鄧小平，惹得江青大怒。江青和張春橋動員王力在所謂的“生活會”上揭發批判鄧小平，他又一言不發，從此在江青的眼裏，他就成了“中央文革裏反對中央文革的劉鄧分子”。
凡是江青的意見或指示，王力常常會當場詢問“是主席的還是你的意見？”有時江青說是毛澤東的意見，而王力認為跟毛澤東的觀點不符，就會對江青說：“主席不是指示過嗎？同你的這個意見不一樣。”那時王力能直達天聰，因此江青對他既惱怒而又無奈。
王力說他與周恩來的關係也讓江青忌憚。1967年7月20日那天，周恩來十萬火急飛到武漢，先指揮護送毛澤東乘潘景寅駕駛的飛機從武漢前往上海，然後從“百萬雄師”（武漢受軍方支持的全市性的群眾組織）和武漢駐軍手裏救出被打斷了腿的王力，讓王力先乘機離開武漢，自己才乘另一架飛機離開。為了顯示隆重，周恩來特意下令讓王力的飛機在北京上空盤旋了一個多小時，直到他到機場了，才讓王力的飛機降落，他得以率領文武百官歡迎，不僅擁抱、貼麵，甚至掉了眼淚。
武漢事件以後，王力與江青的矛盾進一步表麵化了。王力對機場的盛大歡迎和第二天天安門廣場的百萬人大會忐忑不安。王力當時就預感到，毛澤東被迫從武漢轉移到上海，被迫乘坐他一向害怕的飛機，蒙受成為偉大領袖以後空前的奇恥大辱，而他自己並無大功，卻獲得非分的史無前例的榮耀，是不會有好下場的。當然他沒有料到風雲變幻那麽迅速。
王力也反對隨之波及全國的遊行示威，反對各地對軍隊的衝擊，反對在京西賓館鬥爭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和第二政委鍾漢華。
江青向毛澤東告了惡狀，說武漢事件以後，王力以為天下不是毛澤東的天下了，是王力的了。這話犯了毛澤東的忌諱，他相信了，說：要查查王力到底是什麽人。江青得了聖旨，就交代康生去查。康生徹夜不眠，調了王力的檔案，第二天就告訴江青王力是“國民黨特務兼蘇修特務”。江青和康生等隨即又為王力羅織了另外一大套罪名，如“現行反革命”、“‘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反對周總理”、“反對中央文革”、“老右、老修正主義”等等。
（梁注：其實王力的倒台，除了江青的私憤以外，主要是武漢七·二0事件突顯了軍心民心的不穩，毛澤東們意識到局勢有失控的危險，他們必須馬上甩鍋，而王力這樣的秀才，隻能啞巴吃黃連了。同時被打倒的，還有關鋒。）
在秦城的前五年，王力不得放風，不準看任何帶文字的東西，包括《毛主席語錄》。他的單人牢房二十四小時有人從小窗監視，他睡覺時不許翻身而必須麵對那個小窗。那小窗經常被用布遮住，使人不辨晝夜。床鋪是兩條凳子支著的一塊破木板和一床破褥子。牢房二十四小時有喇叭放著噪音，有一陣喇叭裏反複播放用毛澤東的湖南口音宣布對王力執行槍斃的錄音。王力吃不飽，連給喝的水也極少。他不讓看病，同時被強製吞服能造成幻聽幻視的藥片。他的家屬長期根本不知他的死活。
1970年陳伯達被打倒後，在中聯部受審查的王力夫人王平權又一次被要求交代王力跟陳伯達的關係。因為不知道陳伯達已經倒台，王平權還是按老經驗交代王力反對陳伯達的罪行，辦案人員不得不告訴她，這次是要交代王力如何與陳伯達狼狽為奸。
1972年12月下旬，劉建章（出獄後曾任鐵道部部長）的夫人在探監以後向毛澤東寫信報告秦城不許喝水等等情況，毛澤東對之批示曰：你們這些法西斯辦法是哪裏學來的？要改正，看管人員對管著的人，要樹立為他們服務的觀點。
於是從1973年元旦以後，王力的生活待遇有所改善。但直到1981年春，他才開始有了紙筆可以寫東西（梁注：關在秦城的人，都像亞馬遜流域的蝴蝶，它們一搧動翅膀，就可能在世界上的某地掀起滔天巨浪）。
毛澤東曾給專案組下令，不許他們提審王力。因此到1973年初以前，沒人找他談過話。
粉碎“四人幫”以後，王力才知道世界上還有一個以他為首的“王、關、戚”反黨小集團。
1980年7月14日，王力在秦城接到正式逮捕令，他被列入了林彪、江青兩案。據說公安部門反對把他列入兩案，是中紀委的人拍了桌子以後才列入的。
1983年8月20日，中央兩案領導小組辦公室給王力送去了《關於王力問題的審查報告》。王力被中紀委開除黨籍但免於起訴。
他的主要罪名包括（1）反革命宣傳；（2）迫害老幹部；（3）煽動武鬥；（4）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幹將。直到去世，王力也無法洗刷這些罪名，他始終未能恢複黨籍。
王力再三再四地強調，他的所有文字和言論，都源自無產階級司令部即毛澤東本人的精神和決定（梁注：如今常見“叼盤”一詞，王力絕對是頂級的“叼盤”好手，不過也很辛苦）；他是中央文革小組裏唯一被排除在專門迫害老幹部的“中央專案組”之外的人，因此他的手上沒有鮮血；全國發生普遍的嚴重的武鬥時他已經被關押起來了；對後來林彪江青集團的形成他更加一無所知，無從追隨。
1987年9月，在因賁門癌而動手術的前夕，王力留下了簡單的遺囑：1）對他的組織結論充滿了謬誤，而中央對他的反複申訴不理不睬，因此他強調他的案子依然是個懸案。2）遺體供醫學解剖。3）將骨灰撒在所居小區的一棵樹下，“以提供一點磷肥”。4）不搞遺體告別儀式。5）不舉行任何悼念活動。
1988年7月，在本不複雜的“問題”被拖了二十一年之久，江青已被打倒十二年以後，盡管鄧小平、胡耀邦等都對他表示過善意，王力還是個戴罪之身。於是他感慨“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他覺得這實在令人難以理解，進而深刻體會到政治體製改革的必要性。他認為：
第一，共產黨不是密謀組織，不是宗派小團體，不是會道門。
第二，政治體製改革的出發點應以人民為主體。同樣，共產黨的體製改革的出發點也應以黨員為主體。
第三，為人民服務，就是把保護人民的合法權利放在第一位。侵犯人民的合法權利，本身就是嚴重犯法。侵犯黨員的權利，本身就是嚴重違紀。
第四，如果共產黨內沒有辯護製度以保護黨員的合法權利，那麽人民的辯護製度就是無力的，甚至是虛偽的。因此王力建議：
1）建立黨員的公開辯護製度，以避免任何個人或執紀部門濫用職權；
2）組織部門和紀檢部門應把保護黨員權利放在第一位，而把處分違紀黨員的職能放在第二位：
3）建立類似於律師職能的黨內辯護製度；
4）黨的組織和紀檢部門需重新考慮各自的職能，做到互相配合又互相製約；
5）一切牽涉個人的政治、組織、經濟或生活問題，黨員都應有權公開辯解和討論。黨員的檔案應同本人見麵。凡本人不認可的內容，應酌情撤銷或附上本人意見。別人的檢舉材料，除非經過核實，不應隨便裝入檔案。
堅決反對為王力甄別平反的是陳雲（梁注：原因不明）。陳雲說：“告訴王力，他是戴帽子的，是寬大處理的。你要是今天找這個明天找那個，我就把你再關起來。”
王力認為陳雲的話沒有原則，眼裏沒有黨章，沒有刑法和刑事訴訟法。
根據切身的經曆，王力對中紀委深惡痛絕，認為那就是個擴大的專案組，是文革的遺毒，無法無天，黨政不分。
王力感慨當今隻有整人的組織，沒有保護人的組織，沒有專職的為黨員的合法權利辯護的幹部。而黨如果靠整人來維係自己的話，黨的性質就成了問題，就成了馬克思主義所反對的密謀組織和會道門。
王力於1996年10月去世。據他的長子王魯軍說，王力真正是死不瞑目。
關於毛澤東
* 就1949年12月的訪蘇，毛澤東告訴王力：“我是一肚子的氣。”除了斯大林不去車站接送，極不給麵子以外，更重要的是那個友好同盟條約包含不少不平等的內容：蘇聯不僅繼續把外蒙古占為殖民地，而且不肯放棄他們侵占的中國的其他權益，如堅持要占領中東路和旅順口，保留他們在新疆的政治經濟特權等。毛澤東說他是顧全大局，為了中國的長遠利益，不能不簽字。
抗美援朝以後解決了部分問題。赫魯曉夫上台後，因為蘇聯有求於中共，中國又花了一大筆錢，才把旅順口贖買了回來，算是基本解決了中國成為完全獨立的國家的問題。
當初毛澤東一提到外蒙古，就捅了馬蜂窩，斯大林立刻變了臉，他認為毛澤東是“民族共產主義”，甚至是“美國特務”。毛澤東被晾在克裏姆林宮，沒有人理會，實際上中斷了會談。當時的駐蘇大使王稼祥告訴毛澤東：你這房間裏有竊聽器。因為他用的助聽器能不斷聽到不正常的噪音。毛澤東靈機一動，大聲地咒罵一通，並說：我明天就回北京！住在這裏幹什麽？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就是拉屎！結果當晚蘇方就通知第二天恢複會談。不過，毛澤東再也不提外蒙古了（梁注：沈誌華主編的《中蘇關係史綱》裏說因為斯大林的怠慢，毛澤東賭氣決定不再露麵，寧可在別墅裏睡大覺。）
* 毛澤東同蘇聯鬥爭緊張的時候就要找鄧小平，要同蘇聯合作時就一定找周恩來。
* 毛澤東從1962年起就講有反革命複辟的可能性，並且采取了措施，各個要害部門都調配了軍隊幹部。1965年調了個軍政委丁萊夫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當政委，他的任務就是防止政變者占領電台。
* 在1964年9月，毛澤東曾說過不準批判四個人，他們是翦伯讚、郭沫若、茅盾和範文瀾。可是到了1965年，他又下令發表尹達寫的批評翦伯讚（未點名）的文章《必須把史學革命進行到底》。
* 1965年2月，以切·格瓦拉為首的古巴黨代表團訪華，試圖調解中蘇爭端。毛澤東在接見他們時，當著古巴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的麵，指名道姓罵卡斯特羅。
* 毛澤東經常思考的大問題是，中國究竟怎麽辦？他常說，每到一個地方，都是帶有封建性的獨立王國，你不摸它，一點問題都沒有，一摸，都是獨立王國，不管它改換成什麽漂亮的名字。這個毛病究竟在哪裏？文化大革命時，他說我什麽辦法都用過了：教育，不行；三反五反，不行；整風，不行；反右也不行；反右傾機會主義，又不行；一直到四清，還是不行。於是就搞文化大革命，又要搞北京公社。他說不要舊的國家形式，不要舊的國家製度，因為許多舊的弊端就是舊的國家製度造成的。
（梁注：一代梟雄，隻會運動、運動再運動！）
* 1966年國慶節晚上，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身邊的中央文革的人說：“不管有什麽樣的阻力，我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從我槍斃起。”
* 1966年12月，毛澤東明白地說要實行供給製，取消級別工資製，額外的東西如特供都要取消。
* 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過生日。晚上臨時通知，他和江青請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和姚文元到中南海遊泳池吃晚飯。沒有請林彪、周恩來、陶鑄、康生和李富春。毛澤東按慣例招待客人四菜一湯，每人加一小碗麵條，還有烤白薯和煮玉米。毛澤東從不過生日，這是個例外。飯前毛澤東講了一大通話。那是毛澤東對他的文革心腹“親兵”的作戰動員。他的衝鋒令就是他的祝酒詞：“祝全國全麵的階級鬥爭！”
* 毛澤東跟王力單獨談過，他這一輩子要保兩個人，一個是朱德，一個是陳毅，這是他井岡山時的老夥伴。
朱德跟毛澤東是老搭檔，又是老對頭。王明路線時朱德反對毛澤東。廬山會議時，朱德又站在彭德懷一麵。
陳毅也是一樣，他多次得罪毛澤東，毛澤東說過他許多難聽的話。
* 文革時毛澤東有個“層層剝筍”的政策，先剝彭、羅、陸、楊，後剝劉、鄧，再剝陶，最後剝光了。
* 大串聯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他說蘇聯出修正主義，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直接見過列寧的人太少了。中國要防修，就要讓更多的青少年直接見到他自己。這話毛澤東說過多次。
* 毛澤東說過：“衝中南海也不要緊。……衝中南海有什麽關係？人家不過想來看一看。”
* 對於在他領導下能作戰略決策的人，毛澤東如果有意見，批評都很尖銳嚴厲。如果不提戰略性意見，不在戰略上跟他爭論，隻是輔助他，隻是在戰術上有點不同看法，他一般都能容忍。
周恩來總說自己不是戰略家。他愛對別人說，你們是管戰略的，你們定了，我給你們辦。他對劉少奇、鄧小平如此，對江青如此，甚至對張春橋也是如此。
林彪是戰略家，不過他一點不露鋒芒。任何會議都是毛澤東出席他才出席，毛澤東不到他就不到。毛澤東讓他主持會議他才主持。他極其謹慎。
* 毛澤東說過，一旦國家有事，帝國主義、蘇修向我們進攻，打起仗來，所有被打倒的幹部一律官複原職，打完仗再說。
* 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懷仁堂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原本準備討論經濟問題，與會的老帥和幾個副總理卻把它變成了文革控訴會，他們拍桌怒斥，甚至直指毛林。陳毅說：“文化大革命是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延安整風搞出了一個劉少奇，怎麽樣了？”譚震林罵江青是“當代中國的武則天”。毛澤東當夜聽了江青、張春橋告的禦狀後大怒。
大約在18日夜裏，毛澤東召集會議，說：“我馬上走，林彪也走，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文革小組改組，陳毅當組長，譚震林、徐向前當副組長，找上餘秋裏，再找上薄一波、安子文這些叛徒當組員。力量嫌不夠，就把王明、張國燾也請回來。力量還嫌不夠的話，幹脆請美國、蘇聯一塊來吧。”
康生在會後說：“我同主席相處這麽多年，從來沒見過主席發這麽大的脾氣。”
（梁注：這就是所謂的“二月逆流”。）
* 毛澤東批評忙於去各處“救火”的周恩來和中央文革：“你們管這些幹什麽？叫他們把房子燒了，窗戶砸了，死了人，也沒有什麽了不起，這暴露了敵人，教育了自己”。
* 在1967年8月4日寫給江青的信裏，毛澤東認為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分區幹部支持右派，因此當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武裝左派。在1967年7月18日武漢七·二0事件前夕，毛澤東也說過：“為什麽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 他要建立第二武裝。
* 胡喬木受到衝擊，毛澤東親自去他家看望，可惜胡喬木不在，沒有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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