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到工廠去經風雨,見世麵
作者 黃澤文
沒有教學活動的學校沒有靈魂,沒有學生的校園也就沒有生氣。
奪權後的五中校園依然冷冷清清,學生們散落在社會上,或者逍遙在家中。奪權後唯一的變化是,“革聯指”指定的人掌握了學校的大印,幾個學生代替了原來的校文革和校行政秘書。此時,大多數人已經心不在校園,紛紛要到社會上去“經風雨,見世麵”。
我們決定到工廠去發動工人。這既是循走中共早期工人運動的革命路徑,也是遵照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行為模式。
根據“革聯指”的分配,我和我隊的另外幾個同學去了北門梁家巷附近的成都市文化用品社。這是一個生產筆記本,信封,信簽,日曆等文化用品的合作社,有300多個工人,其中不少人是婦女,機械化程度不高,設備多是老舊的圓盤印刷機。
當年的紅衛兵,有毛主席加持的革命光環,在社會上聲譽很高。在廠裏,我們很受尊重,婆婆大娘們對我們一口一個“紅衛兵小將”地叫著,前兩個月階下囚的滋味丟在了腦後,自我感覺很好。廠裏甚至連生產會議也把我們找去商量,但畢竟年齡小,閱曆少,不敢妄言生產,我們隻是參與,並不作主,去決定什麽。
在這裏,我得到了機會,平生第一次,親身體會到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基層社會帶來的變化。
文化用品社也是造反派當權。工人們,特別是一些小夥子們,建立了造反隊,隸屬於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他們把廠裏所有他們認定的當權派,上至廠長、書記,下至車間主任、科室領導,有十來個人,不分青紅皂白,都弄來批鬥。幹部們誠惶誠恐,規規矩矩,聽從著年青人的頤指氣使的命令,叫做什麽就做什麽,完全沒有了昔日的領導尊嚴。
群眾似乎心中有氣,出氣最好的辦法就是批鬥領導。批鬥時搞體罰:低頭,下跪,彎腰,磕頭,向後伸手呈“噴氣式”狀。最滑稽的是磕頭,規定要磕頭73次,因為1966年毛澤東年屆73歲。每趴下磕頭一次,就必須立身,舉拳,放聲大喊一次“毛主席萬歲”,如此循環,至73次方休。眾工人圍著,邊命令,邊罵,邊數,邊看,邊笑。命令威嚴,罵聲噪雜,眼光閃爍,笑容燦爛。
我也在圍觀,但心中反感這樣的胡鬧。前幾個月,我曾親身體會過這樣的屈辱和作弄。心中想,人這種動物還真狠,善於折磨同類。而且,花樣百出,心思獨到,行動殘忍。
文革是一個群體暴虐的年代。當革命以“崇高”的聲威逼退法製,正常的社會秩序為革命狂歡所替代,人性就會被獸性所取代。而有的人,折磨同類遠遠超過野獸。
隻是由於客居此處,不便指責。從惡作劇的笑罵聲中,似乎能感覺到,一般群眾與領導者們之間,平時就存在著對立。文革來了,當權派倒黴了,普通群眾趁機出口惡氣。但一般的群眾未必有這種膽量,當有人挑頭起事,則可一擁而上,打他一個太平拳。
我們經常半夜跟隨工人們到外麵執行任務,白天卻睡大覺。坐的是免費的汽車,吃的是免費的飯,而且還發夜班的加班費。工廠停產和減產的現象相當嚴重,造成不小的經濟損失。我當時心中就曾嘀咕:這樣下去,這個小廠靠什麽給工人們發工資?當時群情激憤,熱火朝天,似乎沒有人在關心這個極簡單卻也是極現實的問題。
我們跟隨造反兵團的戰士們參加了幾次市上的大規模行動。一次是去紅照壁砸抄“產業軍”的總部。我們在夜色朦朧中出發,坐車前去“夜襲”。紅照壁地處人民南路廣場南端,當時是四川省政協委員會的所在地。這裏是成都市的核心區域,戰略意義重大。
“產業軍”,全稱是“產業工人戰鬥軍”,這是文革時期成都最大的保守派組織,主要由原官辦的“工人赤衛隊”、“工人糾察隊”成員構成,成員多是黨團員、勞動模範、曆次運動的積極分子、複員轉業軍人等根正苗紅身份的產業工人。產業軍從成立起就有明顯的政治指向:保單位領導和省市委領導,專門與造反派對抗。於是,成都文革初期就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爭鬥。
產業軍多是由國營大中型工廠的人員組成。由於廠大人多,紀律嚴明,所以實力壯,戰力強。他們的同盟者是成都近郊的“貧下中農戰鬥軍”。顧名思義,這是以貧下中農為主體的群眾組織,多是青壯二哥,亦人多勢眾。而成都工人造反兵團,雖然也有一部分大廠的工人,但更多的是由像文化用品社這樣的小廠工人構成,還有很多是供銷社、商店等財貿部門的職工,年齡參差,人員紛雜。工人造反兵團中,甚至有一個街道工業分團,裏麵多有市井江湖人員,成員更為複雜。
但當年的工人造反兵團占有三個優勢。其一是,順應了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起來批判修正主義,打倒走資派,因此理直氣壯,占有“革命”高度而睥睨文革眾生。其二是得到大中學生們的鼎力相助,包括來自“毛主席身邊”的首都紅衛兵的支持。大學生,如川大八二六和紅衛兵成都部隊,以知識分子的敏銳頭腦,給這些市民階層的造反者出謀劃策,處處能搶占先機。其三是,由於造反兵團的人員來自市區各階層,“接地氣”,因此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而強悍的產業工人軍和貧下中農軍,此時卻恰恰缺乏這關鍵的三個優勢。他們在特定的時期,突然成了革命的絆腳石。
這一點,當時的他們,可能沒有幾個人能想明白。不過,人多勢眾的我們,在高呼“捍衛”,“打倒”,“砸爛”時,又有幾個人能想明白呢?
我們去時,時夜將半,夜色陰沉,大門緊閉,寂無人聲。偶爾能看見裏麵有幾個人影在黑暗中移動,但很快不知去向。層層疊疊的造反派工人們擁擠在門口,經過一番努力後撞開大門,衝了進去。進去後,徑直奔向大樓,卻發現大樓裏已經空無一人。顯然,產業軍因寡不敵眾,已經聞風撤退,留下一座空樓。
另外一次發生在十來天後,去支持川醫的造反派紅衛兵——川醫九一五,支持他們搶奪位於皇城城樓上的“解放大西南廣播台”。
解放大西南廣播台是川大井崗山野戰軍占據的一個據點。廣播台就建在皇城的城樓上,因處於市中心,位置重要,作用巨大,是川大造反派的重要喉舌。四川大學是成都唯一的綜合性大學,裏麵的學生藏龍臥虎,多有能言會道,文筆生花者。這天天的高音宣傳,順風而放,影響著幾裏之外的川醫校園,不絕於耳,被視為眼中釘,必欲拔除而後快。
這裏先得介紹一下成都市天府廣場處的變化。1968年前,在現在這座麵對廣場的“四川科技館”處,矗立著明代蜀王府的城樓。王府的城樓高大,坐北朝南,下有三個拱形門洞,巍然聳立,莊嚴肅穆,素有“小天安門”之稱。城樓內有明遠樓等古建築群,係清代重建,高大而寬敞,典雅而精致,實屬不可多得的曆史建築。文革期間的1968年底,在“三忠於,四無限”的全國頌聖高潮中,由當時主政的四川和成都的領導決定,把王府建築全部拆除,在原址修建“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紀念館。紀念館是一個簡單幾何形體的現代建築,毫無個性和建築美感。1979年,“萬歲館”更名為“四川省展覽館”,爾後又改為現在的“四川科技館”。
(照片來自網絡,謹此致謝)
這裏,需要介紹一下文革前期成都學生中造反派的兩大派係,一派以紅衛兵成都部隊為首,一派以川大八二六為首,前者較為溫和,後者更為激進。兩派原是一派,在文革初期一次針對西南局、四川省委的批判大會上,後者與前者觀點相左,認為前者過於溫柔,當場造反,不歡而散。後來矛盾加深,終致分手,從此開啟了成都學生中的兩大造反派係的爭鬥。
這種派鬥,大學生如此,中學生也如此;學生如此,工人也如此;成都如此,全國也如此。這樣的派鬥,後來發展成曆時一年半的血腥武鬥,有的地方,如重慶,甚至出動坦克,炮艇進行全麵野戰。不知道有多少生命,拋灑在“誓死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旗幟下。如果後之覽者想知道這中間發生的慘烈,不妨去重慶沙坪壩公園看看,那裏至今保留著一座“紅衛兵烈士”陵園。
在兩派分裂初期,一切尚在“文明”的框架下進行。搶廣播台,是這“文明行為”中的一個典型行動。大家從革命實踐中都知道,革命要靠輿論宣傳,而輿論宣傳的效果要靠聲音大。現在的老人們,即當年的年青人,有一些至今喜歡大嗓門說話,或在山水清明之處肆無忌憚地放聲高歌,或在市區廣場上用高音伴奏跳舞,據說,這就是文革熏陶所留下的習慣。
井岡山野戰軍屬於川大八二六派係,而川醫九一五則是紅衛兵成都部隊的隊伍。此時,已經由觀點不同而越走越遠,終於出現攻擊對方的此次行動。可惜,當年的成都就是這樣的政治態勢,當造反派和保守派酣戰未已之時,造反派內部已經劍拔弩張。
我們一到,就發現上當了。我們本來就是川大井崗山野戰軍的中學生扈從,怎麽跟著兵團的這些家夥來搶自己家中的東西?工人造反兵團也是屬於川大八二六的陣營,但文化用品社的兵團領頭人,此次卻聽命於紅衛兵成都部隊,要麽糊塗,要麽就是故意為之。
我們立即退出,並指責文化用品社的領頭人。但還未等我們走開,雙方的人馬就混擠成了一鍋粥。先是地院和川醫九一五的學生搶奪了進去,裏麵的井岡山野戰軍僅有十來個人,寡不敵眾,被眾人肆意打,砸,搶。然後是工人造反兵團的援軍聞訊趕來,又把紅衛兵成都部隊的學生們堵住裏麵,要把搶走的器材搶回來。
於是,人擠人,麵對麵,開罵;人推人,麵對麵,開打。幸好,此時還是派鬥初期,鮮血尚未淋漓,理智尚未丟失。爭鬥僅僅靠赤手空拳,擁擠推搡,兼以諷刺挖苦,尚未訴諸器械,不至於造成大的傷害。
我們終於擠了出來,身上挨了幾記老拳,狼狽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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