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追繳黑材料
作者 黃澤文
某一天,我們“革聯指”的幾個人正在學校裏開會。忽然有人來講,成都三中那邊,有關於我校學生和老師的“黑材料”。
所謂黑材料,即是文革初期,針對運動所打擊的對象,由工作組和校文革整理的結論性材料。在中國,政治運動頻繁。而曆來的政治運動進行到後期時,有一個必然性的動作,那就是給被清理打擊的對象作出“政治結論”,扣上帽子,並正式將所作的政治結論,裝入你名下的那個檔案袋中。
我曾在前文《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1] 中提到,我校的四清運動與文革相接,四清工作組和文革工作組是一家。文革初期,工作組和校文革先後主政,均執行曆來的“打擊一小撮”政策,一共清理出二十多位問題老師和職工。其中年齡大者,有一些曆史上的問題,而年青者,則犯了思想和言論的禁忌,屬於右派之列。他們被集中起來,關進了牛棚,從此失去了人身自由。此外,文革初期,一些高年級學生因反工作組,據說也曾被劃入右類。
他們,統統被列為專案,因此,就有專案材料。而我本人其實就參與過專案材料的收集。我在《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一文中提到過:1966年7、8月份的暑假期間,各班的學生幹部曾被工作組和校文革留在學校開展文化大革命,其中的任務之一,就是幫助他們搞內查外調。
這是因為,在暑假前,他們發動學生搞大揭發。把教職工平時的言行,在課堂上教學時說的話,在批改作業時留下的語句,凡有違逆的蛛絲馬跡,凡涉及隱射的可疑痕跡,統統揭發出來,整理成一條條“罪狀”。(幾十年後的學生,依然繼續揭發老師,以言尋罪,前仆後繼,令人喟歎。)然後,我們這些留校的學生幹部,被組織起來,負責對自己班的班主任和班上的任課老師的言行進行核實查證。經過核實的材料,工作組和校文革是否將其裝入了檔案,我等不知。
鑒於工作組和校文革到1967年初已經失勢,此行為被偉大領袖宣布為方向和路線的錯誤。這在新中國,這在由黨領導的所有政治運動中,是唯一的一次例外,故所整專案材料有“黑材料”之稱。當時,中央有文件發下,文件明確規定:“工作組所搞的黑材料不準轉移,私藏,複製,要當著當事人的麵,當眾銷毀。”[2]
為什麽必須專門發文,強調“當眾銷毀”?這是因為,檔案是人的政治生命,實在不能掉以輕心。自新中國開國以來,城市裏,凡是成人,包括中學生,皆有檔案。說起檔案,說起那個牛皮紙黃口袋,人人忌憚。檔案,是你升學,參軍,入黨,升遷的關鍵,是單位黨組織控製所有員工的法寶。即使你要改換門庭,調動工作,接收單位首先也要調你的檔案來看看,待驗明正身,沒有汙點,方準調入。
(照片來自網絡,謹此致謝)
檔案歸單位裏黨組織的機要秘書管理。此人掌握機密,位置重要。寫了什麽,裝入了什麽,由黨組織決定,由此人保管。而你自己則完全不能控製,甚至你自己就根本不知曉那神秘而要命的檔案口袋裏麵裝了些什麽。前文《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所提及的我校各班清理黑五類學生,做到了“精準”清理,應是我校機要秘書提供了檔案材料。
當年,新中國的政治運動頻繁。每次運動一來,人人均積極表現,要爭取當個積極分子。至少,也得是那占比為百分之九十五的“革命群眾”。無論如何,絕對不能成為領袖板著手指頭數說的那百分之一、二、三、四、五的少數。否則,運動後期,揭發、排隊、鑒定之類的材料搞出來,再塞進你名下的牛皮紙口袋裏,那可是影響人一輩子的彌天大事,也是殃及子女和親屬的彌天大事。
當然,改革開放後出生的年青人,在相對較為寬鬆的社會環境中成長,也許對這種“檔案忌憚症”沒有切身體念。如有興趣,可以向你們的長輩了解當年的情況。
言歸正傳,還是回到最初的傳言。我們聽說,成都三中那邊有我校學生和老師的“黑材料”。我們一群學生,聽見“黑材料”,腦子裏那根“檔案袋”的神經就興奮起來。大家覺得,茲事體大,不可掉以輕心。於是,七八個人,立刻出發,趕往成都三中。
成都三中位於紅星中路上,距五中不算遠,我們快步走去,不一會就到了。到了三中,三中的造反派戰友卻說,消息不確,不在三中,在原工作組的人那裏,他們的駐地在陝西街的市人委招待所,我們也是從他們那裏拿回了我校的黑材料。三中的同學還特地補充道,原工作組的人剛從龍泉驛把文革初期整人的黑材料搬運回來,你們要快去。
此時,已是掌燈時分,我們尚未吃晚飯。但事關重大,我們不覺得饑餓,便疾步向陝西街走去。
陝西街是東西走向的一條長街,西鄰人民公園,東接人民南路廣場,在成都算得上是一條有名氣的老街。整齊而高大的磚石老建築排列於街道兩旁,這裏有陝西會館,基督教堂,名人公館,還有不少機關單位,包括省高教局,新華社四川分社,省勞動局,以及市人委招待所。我們要找的工作組就在這個招待所裏麵。
三個中年人接待了我們,其中就有我校四清和文革工作組的老李。前麵曾經講過,成都中學的四清運動和文革前後銜接,工作組是一撥人。當年的老李,在我校也是一個決定人命運的關鍵人物。今晚,他們再也沒有幾個月前的倨傲神情,待我們如待成年人,客氣且熱情,居然倒茶,遞煙。
文革演進至今日,工作組早已作鳥獸散,留下幾個人在此善後。其中的一項工作,就是保管他們在文革初期搞出來的那些材料。若在平時,按曆次政治運動的慣例,這些材料早該對號入座,放入當事人的牛皮紙檔案袋中。但是,破天荒第一次,這次不能了。工作組的工作被偉大領袖定性為“實行資產階級專政”,[3] 管理中學的教育局黨組織已經癱瘓,該如何辦?估計他們也不知道。
當我們說明來意,這三個中年人盡管笑容可掬,卻和我們虛與委蛇。先說:“不知道什麽黑材料,沒見過。”語句肯定,麵容真誠。但在我們的包圍和緊逼下,特別是拿出三中學生今天拿走黑材料的例證,他們隻好把我們引入一間小屋,打開一排文件櫃,在“中學通訊”,“文革動態”之類的文檔中,找出幾份與五中有關的材料,想搪塞過關。
我們卻不為所動,堅持要黑材料。他們卻又改口說:“不能給你們,隻能給你們學校負責人。”我們一聽,頓時火冒三丈,說:“不給我們,難道給校文革?校文革早已靠邊站了,我們現在是學校的主人!”
但幾個中年人頗能應付,立即做出一副為難的模樣說:“給了你們,這樣傳出去,都來找我們,要出亂子的。”他們這話其實道出了心中的苦衷。文革進行到此時,上級領導已經自顧不暇。前幾個月,辛辛苦苦地整人,辛辛苦苦地搞材料,留下來的卻是個爛攤子,何去何從,無人指示。但是,多年的工作經驗告訴他們,這些材料過於敏感,不能不看守好。
硬要軟磨,時間飛馳,牆上的鈡敲了12下。為了緩和氣氛,三位幹部不知從哪裏弄了些麻餅之類的點心來,又重沏熱茶,給我們充饑。“吃麻餅”,在文革初期的成都,是一個人盡皆知的典故,寓含著保皇派受當權派的收買。但此時,我們卻顧不得是否被收買,正覺饑腸轆轆,於是大家就不客氣,大嚼起來。雪亮的燈光下,一群學生在狼吞虎咽,三個成年人麵露無奈,臉色凝重地望著我們。
吃完,喝盡,我們繼續索要,他們仍然不給。這時,一位同學拿出五中“奪權委員會”的通令,給這三個幹部看。告訴他們,你們能給三中,就能給五中,我們就是現在五中的負責人。最後,無奈之際,被逼在牆角的三位幹部合計了一下,終於同意,把有關五中的“黑材料”交給我們,簽字畫押,全部交割。
我們粗略翻了一下。看見黑材料中,有一些是老師在文革初期寫的思想檢查,有檢舉揭發,有外調材料,還有對全體教職員工的政治排隊,還有個別高年級學生的表現鑒定,等等,不一而足。我們未能細看,全部包好,帶回學校。
成都五中的那些老師,當時並不知道這件事情。這些所謂的問題老師,大多數因曆史問題,是曆屆政治運動的“老運動員”。所謂曆史問題,具體說來,其實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在舊政權時代擔任過什麽法院書記員,或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之類的問題。其二是在1950年代的政治運動中,如三反五反,反右等,被揪出來,但以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問題。隻有少數老師,是在四清運動時,因上課口無遮攔,被學生揭發,交了“華蓋運”,成了工作組和校文革的整治對象。
當我們拿著這包黑材料,重又走到人民南路廣場時,天已拂曉。冬日的晨風一吹,一整夜的倦意全消失了,心底裏有一種抑製不住的愉快。
最後,這些黑材料,在學校新成立的三結合的班子上取得一致同意,當眾燒毀,片紙不留。這是新成立的成都五中“奪權委員會”所幹的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
參考文獻
[1] 黃澤文, “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新浪博客。
[2] 中央軍委《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1966-10-05。
[3]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張大字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