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追繳黑材料
作者 黃澤文
某一天，我們“革聯指”的幾個人正在學校裏開會。忽然有人來講，成都三中那邊，有關於我校學生和老師的“黑材料”。
所謂黑材料，即是文革初期，針對運動所打擊的對象，由工作組和校文革整理的結論性材料。在中國，政治運動頻繁。而曆來的政治運動進行到後期時，有一個必然性的動作，那就是給被清理打擊的對象作出“政治結論”，扣上帽子，並正式將所作的政治結論，裝入你名下的那個檔案袋中。
我曾在前文《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1] 中提到，我校的四清運動與文革相接，四清工作組和文革工作組是一家。文革初期，工作組和校文革先後主政，均執行曆來的“打擊一小撮”政策，一共清理出二十多位問題老師和職工。其中年齡大者，有一些曆史上的問題，而年青者，則犯了思想和言論的禁忌，屬於右派之列。他們被集中起來，關進了牛棚，從此失去了人身自由。此外，文革初期，一些高年級學生因反工作組，據說也曾被劃入右類。
他們，統統被列為專案，因此，就有專案材料。而我本人其實就參與過專案材料的收集。我在《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一文中提到過：1966年7、8月份的暑假期間，各班的學生幹部曾被工作組和校文革留在學校開展文化大革命，其中的任務之一，就是幫助他們搞內查外調。
這是因為，在暑假前，他們發動學生搞大揭發。把教職工平時的言行，在課堂上教學時說的話，在批改作業時留下的語句，凡有違逆的蛛絲馬跡，凡涉及隱射的可疑痕跡，統統揭發出來，整理成一條條“罪狀”。（幾十年後的學生，依然繼續揭發老師，以言尋罪，前仆後繼，令人喟歎。）然後，我們這些留校的學生幹部，被組織起來，負責對自己班的班主任和班上的任課老師的言行進行核實查證。經過核實的材料，工作組和校文革是否將其裝入了檔案，我等不知。
鑒於工作組和校文革到1967年初已經失勢，此行為被偉大領袖宣布為方向和路線的錯誤。這在新中國，這在由黨領導的所有政治運動中，是唯一的一次例外，故所整專案材料有“黑材料”之稱。當時，中央有文件發下，文件明確規定：“工作組所搞的黑材料不準轉移，私藏，複製，要當著當事人的麵，當眾銷毀。”[2]
為什麽必須專門發文，強調“當眾銷毀”？這是因為，檔案是人的政治生命，實在不能掉以輕心。自新中國開國以來，城市裏，凡是成人，包括中學生，皆有檔案。說起檔案，說起那個牛皮紙黃口袋，人人忌憚。檔案，是你升學，參軍，入黨，升遷的關鍵，是單位黨組織控製所有員工的法寶。即使你要改換門庭，調動工作，接收單位首先也要調你的檔案來看看，待驗明正身，沒有汙點，方準調入。
（照片來自網絡，謹此致謝）
檔案歸單位裏黨組織的機要秘書管理。此人掌握機密，位置重要。寫了什麽，裝入了什麽，由黨組織決定，由此人保管。而你自己則完全不能控製，甚至你自己就根本不知曉那神秘而要命的檔案口袋裏麵裝了些什麽。前文《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所提及的我校各班清理黑五類學生，做到了“精準”清理，應是我校機要秘書提供了檔案材料。
當年，新中國的政治運動頻繁。每次運動一來，人人均積極表現，要爭取當個積極分子。至少，也得是那占比為百分之九十五的“革命群眾”。無論如何，絕對不能成為領袖板著手指頭數說的那百分之一、二、三、四、五的少數。否則，運動後期，揭發、排隊、鑒定之類的材料搞出來，再塞進你名下的牛皮紙口袋裏，那可是影響人一輩子的彌天大事，也是殃及子女和親屬的彌天大事。
當然，改革開放後出生的年青人，在相對較為寬鬆的社會環境中成長，也許對這種“檔案忌憚症”沒有切身體念。如有興趣，可以向你們的長輩了解當年的情況。
言歸正傳，還是回到最初的傳言。我們聽說，成都三中那邊有我校學生和老師的“黑材料”。我們一群學生，聽見“黑材料”，腦子裏那根“檔案袋”的神經就興奮起來。大家覺得，茲事體大，不可掉以輕心。於是，七八個人，立刻出發，趕往成都三中。
成都三中位於紅星中路上，距五中不算遠，我們快步走去，不一會就到了。到了三中，三中的造反派戰友卻說，消息不確，不在三中，在原工作組的人那裏，他們的駐地在陝西街的市人委招待所，我們也是從他們那裏拿回了我校的黑材料。三中的同學還特地補充道，原工作組的人剛從龍泉驛把文革初期整人的黑材料搬運回來，你們要快去。
此時，已是掌燈時分，我們尚未吃晚飯。但事關重大，我們不覺得饑餓，便疾步向陝西街走去。
陝西街是東西走向的一條長街，西鄰人民公園，東接人民南路廣場，在成都算得上是一條有名氣的老街。整齊而高大的磚石老建築排列於街道兩旁，這裏有陝西會館，基督教堂，名人公館，還有不少機關單位，包括省高教局，新華社四川分社，省勞動局，以及市人委招待所。我們要找的工作組就在這個招待所裏麵。
三個中年人接待了我們，其中就有我校四清和文革工作組的老李。前麵曾經講過，成都中學的四清運動和文革前後銜接，工作組是一撥人。當年的老李，在我校也是一個決定人命運的關鍵人物。今晚，他們再也沒有幾個月前的倨傲神情，待我們如待成年人，客氣且熱情，居然倒茶，遞煙。
文革演進至今日，工作組早已作鳥獸散，留下幾個人在此善後。其中的一項工作，就是保管他們在文革初期搞出來的那些材料。若在平時，按曆次政治運動的慣例，這些材料早該對號入座，放入當事人的牛皮紙檔案袋中。但是，破天荒第一次，這次不能了。工作組的工作被偉大領袖定性為“實行資產階級專政”，[3] 管理中學的教育局黨組織已經癱瘓，該如何辦？估計他們也不知道。
當我們說明來意，這三個中年人盡管笑容可掬，卻和我們虛與委蛇。先說:“不知道什麽黑材料，沒見過。”語句肯定，麵容真誠。但在我們的包圍和緊逼下，特別是拿出三中學生今天拿走黑材料的例證，他們隻好把我們引入一間小屋，打開一排文件櫃，在“中學通訊”，“文革動態”之類的文檔中，找出幾份與五中有關的材料，想搪塞過關。
我們卻不為所動，堅持要黑材料。他們卻又改口說：“不能給你們，隻能給你們學校負責人。”我們一聽，頓時火冒三丈，說：“不給我們，難道給校文革？校文革早已靠邊站了，我們現在是學校的主人！”
但幾個中年人頗能應付，立即做出一副為難的模樣說：“給了你們，這樣傳出去，都來找我們，要出亂子的。”他們這話其實道出了心中的苦衷。文革進行到此時，上級領導已經自顧不暇。前幾個月，辛辛苦苦地整人，辛辛苦苦地搞材料，留下來的卻是個爛攤子，何去何從，無人指示。但是，多年的工作經驗告訴他們，這些材料過於敏感，不能不看守好。
硬要軟磨，時間飛馳，牆上的鈡敲了12下。為了緩和氣氛，三位幹部不知從哪裏弄了些麻餅之類的點心來，又重沏熱茶，給我們充饑。“吃麻餅”，在文革初期的成都，是一個人盡皆知的典故，寓含著保皇派受當權派的收買。但此時，我們卻顧不得是否被收買，正覺饑腸轆轆，於是大家就不客氣，大嚼起來。雪亮的燈光下，一群學生在狼吞虎咽，三個成年人麵露無奈，臉色凝重地望著我們。
吃完，喝盡，我們繼續索要，他們仍然不給。這時，一位同學拿出五中“奪權委員會”的通令，給這三個幹部看。告訴他們，你們能給三中，就能給五中，我們就是現在五中的負責人。最後，無奈之際，被逼在牆角的三位幹部合計了一下，終於同意，把有關五中的“黑材料”交給我們，簽字畫押，全部交割。
我們粗略翻了一下。看見黑材料中，有一些是老師在文革初期寫的思想檢查，有檢舉揭發，有外調材料，還有對全體教職員工的政治排隊，還有個別高年級學生的表現鑒定，等等，不一而足。我們未能細看，全部包好，帶回學校。
成都五中的那些老師，當時並不知道這件事情。這些所謂的問題老師，大多數因曆史問題，是曆屆政治運動的“老運動員”。所謂曆史問題，具體說來，其實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在舊政權時代擔任過什麽法院書記員，或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之類的問題。其二是在1950年代的政治運動中，如三反五反，反右等，被揪出來，但以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問題。隻有少數老師，是在四清運動時，因上課口無遮攔，被學生揭發，交了“華蓋運”，成了工作組和校文革的整治對象。
當我們拿著這包黑材料，重又走到人民南路廣場時，天已拂曉。冬日的晨風一吹，一整夜的倦意全消失了，心底裏有一種抑製不住的愉快。
最後，這些黑材料，在學校新成立的三結合的班子上取得一致同意，當眾燒毀，片紙不留。這是新成立的成都五中“奪權委員會”所幹的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
參考文獻
[1] 黃澤文， “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新浪博客。
[2] 中央軍委《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1966-10-05。
[3]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張大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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