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北京處於僵局的時候，其實還是有一些人試圖打破僵局。這應該主要是由四通公司在後麵運作的，以前趙紫陽的智囊團：三所一會，可能不少人已經在另作打算了。學生也開始走向社會，號召全民罷工，罷市，可惜在社會上反響不大。我知道的有北京學生去首鋼，武漢學生去武鋼等等,但都收不到回應。當然，這有其社會原因。共產黨對學生鬧事的容忍度比較高一些，但對工人運動可以說是零容忍。六四以後工自聯的人都被重判，雖然他們其實也沒幹什麽，並且沒一個有名氣的人物。可能最有名的工自聯人物就是韓東方，但我想沒有幾個人聽說過。我印象中韓東方已經因病去世了，但有網友指出不正確，可能是我記錯了，大概是另外一位當年工自聯的領袖去世了。雖然街上看不到一個穿製服的人，如果當時有大規模的工人集會，馬上警察就會出動了。90年代初，我曾與家父與北京公安局的幾位處級幹部吃飯，他們就說到六四期間，警察都是便衣混在人群中。當時北京的主要街頭及建築都安裝了攝像機，好些人後來被捕都是被攝像頭捕捉到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當時的人大副委員長胡績偉呼籲召開人大緊急會議來討論戒嚴問題。四通公司的員工去找了不少人大代表的簽名支持召開人大緊急會議以解決當下的危機，當時《人民日報》及一些報紙也報道了這條消息。雖然這於情於理都是合法的，並且從法製的角度來說其實是一個最佳的和平解決方案。可是當時就連人大委員長萬裏都被扣在上海回不來，怎麽能指望人大開會？當然後來64鎮壓後，不少當時簽名的代表又在報上否認當時的簽名，變色龍的本性可見一般。不過，胡績偉老先生倒是堅持自己所做所為沒有任何違法之處，頗顯風骨。
當時還有學生去聶榮臻和徐向前住處要求二老出來講話，不要鎮壓學生。聶老和徐老當時都回答人民軍隊絕不會向學生開槍。還有張愛萍，肖克等7上將的反對戒嚴的公開信。一方麵說明很多人，即使中共內部高層也不是少數對北京戒嚴是相當抵觸的，另外一方麵，也讓學生及市民更加堅信軍隊不會開槍。雖然很多人也不知道如何解決這個危機，也知道中共政府一定會想法將運動鎮壓下去，但也堅信軍隊不會向民眾開槍。
接著就發生了四君子絕食事件。劉小波，侯德健及四通公司的兩名職員：周舵和高新，宣布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有限時間的絕食，當時聽說準備發起一個係列絕食活動，由著名知識界人士接力絕食。當然後來未能實行，因為第一波絕食還沒有結束軍隊就已經進去了，我也不知道有誰打算接劉曉波的班。雖然在我看來這種行動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了，但在這個時候也算一針強心劑，可以給廣場上疲憊不堪的學生打打氣。但六月三號夜晚可能正是因為候德健和劉曉波在場才避免了廣場的大屠殺。
候德健大概是改革開放後第一個定居國內的港台有名的歌手。他的那首著名的《龍的傳人》在當時不知讓多少國人升起一股民族自豪感。不知為什麽今天這首歌在國內變成了王力宏的了，要知道這首歌流傳的時候，王力宏還不知道在幹什麽。侯德健老家是四川巫山的，就是宋玉《高唐賦》裏麵寫的楚王與巫山神女相會的地方，“旦為朝雲，暮為行雨”的地方。不過他家的遭遇就沒有那麽浪漫了，他爺爺土改時被當作惡霸地主給槍斃了。侯德健好像是81年還是82年回巫山老家省親，要知道在當時的大山深處居然有這麽一位貴人來訪，當地政府的殷勤可想而知。在侯德健到訪之前，就為侯家平了反，並修繕了其祖墳和故居。在造訪期間，當地政府肯定是盡其可能討其歡心，雖然古話曰：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爺爺雖然不是父親，可是父親的父親，但似乎侯德健的這種仇恨並不深。因為從此以後侯德健基本上就是常住大陸了。並與當時的一位童聲女歌手程琳在一起，為她寫了許多歌，許多歌曲當時傳唱一時。當然，六四之後侯德健消聲匿跡了，後來偷渡回了台灣，現在聽說又回到大陸去混了，並且還給當今聖上寫頌歌，隻是今上並不像欣賞周帶魚一樣欣賞他，所以也沒有幾個人知道。程琳沒有人給寫歌了，也淡出了人們視線。不過六四的時候，侯德健肯定是當時的一線明星。六四當晚就是侯德健舉著大喇叭，一邊喊著我是侯德健，一邊走向當時已經殺了不少人的戒嚴部隊，頗有魯肅單刀赴會的英雄氣概。換個人說不定當場就被射殺了。
劉曉波君我第一次聽說大概是80年代中期從北師大的同學那裏知道北師大出了一匹黑馬。在一次新時期文學討論會上，當時還是博士生的劉曉波一番發言震驚四座，基本上將當時的新時期文學的所謂成就全給貶低得一錢不值。當然，不能以現在的眼光去看當時的博士生。當時全中國也沒有幾個博士生。中國的第一個博士是複旦的葛劍雄，應該是80年代後期才拿到學位的。所以那時的博士生絕對是屬於高級知識分子了。劉曉波以文學批判出道，當然後來也在許多其他領域發聲。當時的劉曉波大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姿態，所以當時名聲鵲起，但也僅僅限於知識界，對於普通大眾，其知名度遠遠不如侯德健。
劉曉波在學運初起之時並不在國內，他當時正在美國作訪問學者，所以前期的什麽知識界大遊行，各種簽名呼籲都沒有他的名字。在此之前，劉曉波雖有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邀請，但一直被限製出國，後來應該是高層特批才有了這次出國機會。當在美國看見國內學運的報道後，劉曉波很快就決定從國外回來參加這次運動。可以說這次選擇就決定了他一生的命運。我不知道他當初回國時就已經決定了不回美國了，還是打算學運結束之後再去美國。
六四之後，侯德健和劉曉波都被逮捕了。曉波君最為人詬病的事情就發生在此時，他說了句：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人。後來成為中共當局抵賴天安門屠殺的證據之一。當然，曉波君可能在他所見的範圍內沒有看見有人被當場射殺，所以他認為他說的實話。但作為當時廣場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不可能不知道長安街上正在發生的大屠殺。他其實自己也知道在那種混亂的情形下，他根本就不可能確鑿地知道到底天安門廣場到底死沒死人，所以說隻能是在恐懼之下說出來的話。其實有恐懼是正常的，除了有秦城鐵漢之稱的劉剛，大多數當時被捕的人都有各種軟弱的行為。劉曉波出獄後對於當時說的這話也深感後悔，不過當時的劉曉波應該還沒有完全形成自己的理念，參與六四隻是簡單的出於正義感。後來曉波有了清晰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抵抗的理念，並用生命踐行直到終點，可謂真正的知行合一，在國人中絕對是一個異數，所以我對他一直保持最高的敬意，雖然我並不完全同意他的許多觀點。
與劉曉波回國差不多的時候，實際上還有一個人也決定回國去投身民主運動，就是王炳章。王炳章是當年西單民主牆運動的參與者，也算是漏網之魚，北醫畢業後到了河北省醫科院。後來王炳章有機會去加拿大做醫學研究時，到了海外，他決定學習魯迅，覺得醫學不能救國，於是離開了醫學研究領域，豎起了海外民運的大旗，可以說是海外民運第一人。據說當年鄧小平聽到王炳章到了海外之後，大為震怒，河北醫科院的領導都因為這件事受到了處罰。王炳章可能覺得這是一個機會，他可以以他的經驗指導這次運動的走向，所以決定回國。
王炳章是五月下旬飛到了香港，但在海關被截住了，好像後來被強行送回了加拿大。六四之後出來了一大批人，一時間海外民運風起雲湧，王炳章就被邊緣化了。王炳章一直認為對付中共不能隻靠和平理性，不能放棄武裝起義的手段。後來看到海外民運分崩離析，內鬥不斷，完全失去了對中共施壓的能力。他自己決定潛回國內堅持武裝鬥爭，於是到了東南亞，打算從那邊偷越邊境回國。結果在越南境內被當地被中共收買的黑幫綁架，將之帶到中共境內交給了中國公安，從此就身陷獄中，完全與外界失去了消息，生死不知。不知王君現在境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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