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回去後，自然需要一直關注北京的消息。當時沒有互聯網，所有的消息都靠人員流動傳遞，我們當時的信息交流中心就是我們學校大門口，每天青年教師都在這裏交流聽到的信息。還有就是城市的中心廣場，那是全市人民聚集的地方，各路人馬都在這裏，肯定其中不乏政府派來的便衣，經常可以看見各式爭論。我也經常跑到廣場去聽聽有什麽新消息，有時也與別人爭論一番，不時也有人現場發表講演。可以說當時是在中共當政後難得的自由時期。
當時還有一個重要的信息來源是報紙及電視。這裏其實我想給當時的中國新聞從業人員一個極高的評價。雖然一茬茬受到打壓，可是還是有很多的記者盡其努力將真實的消息傳播出去，可能當時考慮的最壞後果無非就是不在公家單位幹了而已，沒想到64之後情形比預想的險惡多了。
中國的新聞雖然一直不能擺脫黨的控製，但從文革後，新聞界一直在努力想脫離黨媒，建立真正的自由媒體。雖然一直受到打壓，但一代代的新聞人依然在竭力爭取新聞自由。當時也應該與文革結束不久有關係，大多數的新聞人都經曆了文革那個特殊的時代,他們不想讓那個時代再回來.還有就是當時相對寬鬆的氣氛，即使受到打壓，相對於文革期間，受到的壓力及人身攻擊遠遠比不上文革時期。並且經濟的多元化也使得多數人即使丟了鐵飯碗也不至於有生計之憂，所以那個時代能守住底線的新聞人還比較多。
其實學生運動初起，就有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江澤民就是因為整肅《世界經濟導報》及後來將萬裏扣押在上海，不讓他回京去主持人大會議才最終被鄧小平選上作為總書記的人選，讓李鵬，陳希同之流的願望落空。後來一直在報道一線的是《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在其中居功至偉。當時《新觀察》的關於427遊行的長篇報道一時洛陽紙貴，影響極大。可以這麽說，如果沒有當時媒體的大量報道，根本就不會有後麵的64。學生運動的結果大概就會像以前的學潮一樣，在社會上基本上濺不起水花就過去了。
《新觀察》雜誌可能大多數人都不知道，或者已經完全被人遺忘了。雜誌本身很短命，其前身是由自由知識分子儲安平創立的《觀察》，標榜其中立立場，雜誌的名字就表明其客觀性，意即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大概是創刊於1946，是當時獨立知識分子的必讀雜誌。儲安平曾經在一篇社論中談國共兩黨中說出了一句擲地有聲的名言：在國民黨統治下是自由多或少的問題，在共產黨統治下是自由有或無的問題。雜誌發表了很多文章，其特約記者寫的徐蚌會戰的評論甚至將國軍的具體軍事部署都透露了出來，因為涉嫌軍事機密，被國府於48年關閉了。後來50年代就在反右前不久由儲安平主持複刊（是在胡喬木提議並支持下複刊的），但名字由《觀察》變成了《新觀察》。儲安平還希望恢複以前《觀察》的特點，很顯然他過於天真了。在大鳴大放中，儲安平講了：大家給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他要給老和尚提點意見。後來儲安平成為全國知名右派，並在後來右派改正時名列全國五名不予改正的大右派之中。戈楊是《新觀察》50年代複刊時才進雜誌社的，當時大概也是批判儲安平的積極分子。《新觀察》雜誌隨著反右而壽終正寢，直到80年代中才又複刊。儲安平在文革期間失蹤，已經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多年，戈楊成為總編。戈楊希望恢複當年老《觀察》的風貌，所以這份雜誌從複刊起，一直以報道真實客觀作為其標誌。《新觀察》雖然存活時間不長，但確實是當時新聞報道的一麵旗幟。隻是隨著64的失敗，這份雜誌最後永遠消失了，整個編輯部都遭到整肅，戈楊也流亡海外。
在整個64過程中，並不僅僅是《新觀察》一家媒體孤軍奮戰，包括《人民日報》及央視當時都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都談到了央視的薛飛和杜憲，他倆當時可是中國的頭號明星，央視的金童玉女。這裏談央視的表現後麵其實有一個重要因素可能絕大多數人不知道，就是當年三月央視的新聞聯播第一次由以前的錄播變成了直播，所以才有了大家看見的央視在六四中的表現。關於薛飛，杜憲的事情，我覺得絕大多數人的記憶有點不準確。薛飛是5月20號播報李鵬的關於戒嚴的講話後就被停止了播音，從此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在央視屏幕上了。我其實並沒有親眼看見薛飛在央視的謝幕，因為我當時住集體宿舍，根本就沒有電視，要看電視就得去別的成家了的老師或者朋友家。但所有看過電視的人當時都跟我說當天薛飛的表現，一種很明顯的抗拒情緒，好些人都說有點像家裏死了人還被逼著上台的意思。杜憲是因為六四當晚的表現被央視停止了播音是對的，我至今對當天的情景記憶猶新，後麵講六四當天的時候再說。我在廣場的時候就聽人說，薛飛天天晚上去廣場，但我去廣場時沒有看到薛飛。當然廣場很大，沒看見也正常。
對《人民日報》在六四期間的表現，值得濃墨書寫。80年代的《人民日報》沒有那麽不堪，不像現在的《日人民報》，有不少值得尊敬的老報人，像胡績偉，王若水等，還有64當時的執行主編錢李仁，都是可以在新聞史上寫上一筆的人物。在520戒嚴宣布後，報上專門開辟了一個專欄，戒嚴第X日。每天發布一些戒嚴令下北京的消息。當時警察全都不上街了，全北京都見不到一個穿製服的警察，真正做到了defund police。但我們可以從戒嚴第X日上看到北京治安良好，刑事案件大幅度下降，也可以看到圍堵軍車的北京市民與軍人的良好互動等消息。《人民日報》還好幾次在不同的版麵報道過匈牙利為前總理納吉平反的消息，專門強調一句現在匈牙利領導人的話，絕對不能將軍隊用於鎮壓國內人民，其潛在意思我想誰都明白。而其六月四日的戒嚴專欄最後一期在淩晨截稿前，當班編輯用簡短的篇幅描述了軍隊對平民的屠殺，得有何等的勇氣才敢於這麽寫，而主編又是擔了何等的責任。但當天的報紙並沒有在當天到達讀者手中，我曾經以為當天的報紙會被銷毀，但好像是在6號或7號，這份報紙還是到了我手中。我當時將這些與六四有關報道的報紙，雜誌全部保留下來作為曆史的記錄。隻是後來出國後我的房子多個親戚住過後，現在我已經找不到這些曆史記錄了。
其實還有一件應該被所有中國人記住的事情卻不被絕大多數人知道。就是中國國際廣播電台（Radio Beijing）的播音員在六四當天的午間新聞突然向全世界宣布北京發生了大屠殺，然後播音中斷，播音員不知下落。當時聽說是播音員李丹，後來有人說是吳學謙的兒子，我一直搞不清楚李丹是不是吳學謙的兒子。直到今年六四看希望之聲其中有以前在廣電部工作的透露，原來是兩個人。李丹至今下落不明，吳學謙的兒子晚上也在播音的時候說了六四屠殺，但可能因為其父的緣故，雖然肯定也受了牽連，但後來還是出來了。李丹的勇氣一點不遜色於長安街上攔坦克的英雄，隻是不為世人所知。
除了這些全國的媒體外，好多地方媒體也積極報道六四運動的事情。六四之後，這些都受到整肅，好些媒體人丟了工作，甚至入獄。有些到了海外還在堅持，如深圳的曹長青，海南日報的主編程凱，新華社的吳仁華等。總而言之，我對89年的中國新聞界的表現給予極高的評價。這些有良知的新聞人在戴著手銬腳鐐的情況下，依然跳出了動人的舞步。與那些世界著名的新聞人相比，他們更加值得尊敬。但他們的名字被人遺忘，他們的功績不為人知。在六四之後，國內新聞界雖然不斷受到整肅打壓，但依然有南方報係及新京報係還在堅持新聞的良心。不過在這些年政府不斷地打壓下，及國內整個大氣候的變化，新聞自由的旗幟已經徹底倒下，現在已鮮見有良心的新聞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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