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部隊被堵之時，就是廣大學生開心之時。當時高自聯號召外地學生進京，讓我想起古時各地諸侯勤王的舉動。於是各地學生從全國湧向北京，這時火車進京都不要票了。全國高校都放假了，但我們當老師的雖然沒事幹依然還得坐在辦公室，但我們談論的也都是關於學生的事情。我當時也忍不住想去北京見證一下曆史，於是就趁有一天不用去辦公室報到，也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車去了一趟天安門廣場，那應該是5月25或者26日。
當我到達廣場時，廣場上人山人海，各個學校的大旗插在不同的地方。我一路走一路看，看見了不少知道的大學，也有不少名不見經傳的大學。後來看見了我們學校的大旗，我就過去報了個到，主要是想了解當天或者第二天有沒有大規模的遊行，我們也打算參加。但學生們告訴我沒有收到通知要舉行大遊行，所以我們隻好就在廣場四周轉了轉，看見了傳說中的飛虎隊，一大群摩托呼嘯而過，每個摩托後座都有一位美女。在當時的中國，可以說這麽多摩托聚在一起即使在首都也是不多見的。如果找個類比，也許與去年的遊艇挺川遊行類似。不時會有一群人圍著廣場轉一圈，喊喊口號，通常會引起大片回響。也看見了音樂學院的學生在廣場上唱歌，他們好像是定時出來表演。其實春夏之交的北京，白天太陽下很熱，而到了晚上外麵還很冷，長期呆在廣場上對體力和精力都是考驗。我看見大多數人的臉上流露疲倦的表情，最初幾天挫敗戒嚴計劃的亢奮已經過去，到底會迎來什麽結局沒人能預料到，可以想象那些在廣場上呆了很長時間的人們的茫然及疲憊。而這個時候，音樂可以讓人振奮，讓人複蘇，感受了音樂的力量。
還有一個就是感受到市民對學生的支持，我看到了很多給學生捐款的，還有送東西的。廣場那麽多學生每天的消耗都是來源於市民的捐助。還有就是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目標都變得文明了。北京我以前也常去，總能看到北京人跟外地人吵架，但這次一例都沒有看到。據說小偷為了支持學生都罷偷了，我雖然沒有直接的數據，但確實在那麽混亂的情況下，我沒有看到任何人說東西被偷了。並且當時《人民日報》的專欄：戒嚴第X日的係列報道也談到了刑事案件的大幅度下降，可以說基本上那段時間在警察失去功能的情況下，北京基本上沒有刑事案件。
到了晚上，我又回到了我們學校的地盤。學生看見我還關切地勸我是不是另外找個地方，不要在廣場，因為據說當天晚上可能政府會采取行動。我想既然來了怎能不在廣場呆一晚上。當時香港支聯會支援的帳篷還沒有到，就是北京市民支援的棉被，大家都是席地而臥。到了半夜，好像又來了不少外地學生，有人直接就往我的被窩裏麵鑽，應該是旁邊高校新來的學生。我就這樣平安無事地度過了我在天安門廣場的一晚。
第二天白天依然在廣場觀看了一天，我總的感覺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下一步該幹什麽，除了新來的還激動一下，大多數廣場上的人們表情就是疲憊而茫然地等待。大家都在等待高自聯的指示，但高自聯也不知道下一步該幹啥。我當時就感覺很著急，似乎大家都在等待最後那個失敗的到來，因為政府到那是為止沒有任何要收回前言的樣子。不過今天看來其實很正常，沒有任何組織經驗，沒有一個公認的領袖，也沒有一個有效的行政管理團隊，就是一群初出茅廬的學生根本就沒有能力應對這一切。而有效的行政管理是需要實踐的，對於這些學生領袖來說，他們根本就沒有機會學習並從中選出合適的人選，淘汰那些不稱職的人。就像一個浪頭卷起一堆泥沙到了岸邊，不管合適不合適，曆史就永遠定格於此了。而當時的知識界人士多數則在這個時候害怕被作為“背後長胡子的一小撮”被清算，雖然在道義上支持，但很少有人真正參與進去，他們還是害怕被共產黨秋後算賬。
在廣場上我還聽見了一件新鮮事：在前一天，廣場上舉辦了一場廣場婚禮，新郎新娘是南京大學學生李錄和趙敏。很明顯是模仿共產黨人周文雍和陳鐵軍的刑場上的婚禮，因為當時天天晚上都有傳言政府會動手鎮壓，所以每天晚上的廣場都有點像刑場，在等待政府的鎮壓。李錄後來出了名，是21名被通緝學生領袖中唯一的非北京高校學生，也是64後立即到了國外的個別學生領袖之一。我後來才知道李錄是當時外高聯的主要負責人，應該是天安門廣場後期的主要負責人。
我從廣場回去後，感覺應該做點什麽支持北京，因為我認識到如果沒有外麵的支持，北京早晚會淪陷。我就去了我校的學生自治聯合會想與他們商量如何組織學生去工廠煽動工人罷工，因為我們那裏是華北重要的工業城市，如果能夠組織大規模的罷工，應該還是對政府有很大壓力的。但可惜的是所謂的學自聯基本上就是個空殼，隻有幾個低年級學生留守學校。當時學校已經放假，多數學生已經回家了，還有一部分在廣場，沒有能力在當地采取任何行動。我除了看著事情一步步演變，卻沒有能力阻止。隻是我沒有想到事情的最後結局是如此慘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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