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生活與命運

1.．

第一次聽到這本書是從LD推薦的梁文道先生的讀書節目《一千零一夜》。他說以他二十多年為讀者介紹圖書的經曆，很少遇到像《生活與命運》這樣的作品。覺得象讀者推薦這部書“是自己不能回避的道德責任。“  我於是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這究竟是一本什麽奇書會使梁文道先生如此感歎呢？ 當從網上定購的書（力岡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2015年再版）到來後我便迫不急待地開始閱讀。未曾想一開讀便不可收拾：一本近900頁的巨著，居然僅用五天讀完（屬於破本人近年來讀書記錄的速度）。更沒想到的是，這部按現在的標準來說節奏緩慢，頭緒繁雜，加敘夾議，用傳統現實主義手法寫成的書不僅沒讓我感到疲倦，反而在內心還產生了不小的震撼。

就像該書作者瓦西裏·謝苗諾維奇·羅格斯曼（1905 – 1964）所經曆的時代，這本書的出版也是堅難曲折，曆經磨難。1961年二月十四日，克格勃人員突然闖入羅格斯曼的家，但是他們要抓捕的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他的書的手稿，已及和手稿相關的所有草稿，筆記，甚至連打出手稿的打字機，打印色帶，與複寫紙一網打盡。事發後，羅格斯曼向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寫信抗議：“有什麽理由讓我人身自由，卻逮捕了這部我為之呈現生命的書？“ 當時蘇共當局負責意識形態的大總管蘇斯洛夫親自招見了作者，說：”我沒有讀過你的小說，但我讀了對它的評論和報告。.....我可以直接告訴你，這本書在兩三百年內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機會。“

1964年， 羅格斯曼因病與世長辭；

1980年，該書另一部僥幸保留下來的複寫稿被拍成微縮膠片，偷帶到西方在瑞士用俄文出版；

1985年， 該書的英譯本麵世；

1988年，該書的俄文版在蘇聯出版，引起熱烈反響；

1989年6月，該書的中譯本麵世，書名《風雨人生》；

1989年11月，伯林牆倒塌；

1991年11月，蘇聯正式宣布解體。

從這部書被“逮捕“，到蘇聯解體，曆經30年。正應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2.

《生活與命運》究竟是怎樣一本書，使當局如此緊張呢？ 這本書是以沙波什尼科夫一家為主線，以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為背景的長篇巨著。書中僅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一百多人，從集體農莊的農民，到科學院院士；從蘇軍的大元帥到普通一兵；幾乎涵蓋了當時蘇聯社會的整個斷麵。這部場麵宏複， 人物繁多的大作，很自然地被人們與俄國文學史上的另一部巨著，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相比較。兩部作品的相似幾乎是顯然易見的：都是以戰爭為大背景，都是以一個或幾個家庭的故事為主線，而且都是在講故事的過程中加入了大量作者的深刻分析與思考。但近一步看，兩部作品還是有些差別：托翁講的俄法戰爭發生在《戰爭與和平》完成的半個多世紀之前，他對曆史的還原是通過大量閱讀和研究當年的資料和文獻，與經曆過俄法戰爭的老人的交談，再加上他本人在克羅米亞戰爭中的經驗。因此，托翁的思考更多的是曆史的和哲學的。與托爾斯泰不同，羅格斯曼親身經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蘇聯衛國戰爭時，他作為蘇軍《紅星報》軍事記者親曆前線。在深入部隊采訪的同時，還曾勇敢地參加了作戰。他報道了蘇聯衛國戰爭的所有戰役·，從莫斯科保衛戰到攻克柏林。他寫的文章真實感人，受到蘇軍士兵和軍官一至歡迎。做為一個作家，他在三十歲之前就發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說，得到包括高爾基等人的讚譽。他三十二歲就加入了聲譽很高的蘇聯作家協會，此後還兩次獲當時蘇聯文學最高獎-斯大林獎的提名。以這樣的經曆，羅格斯曼似乎應當成為時代的寵兒， 其為之“呈現生命的書”為什麽會落得與《日瓦格醫生》相同的命運，成為在赫魯曉夫時代僅有的兩部禁書？

這似乎從書中的一個情節，可見端倪。黨衛軍少校利斯半夜“召見”被俘的老布爾什維克莫斯托夫斯科伊“探討哲學和曆史”問題。莫斯托夫斯科伊起初以為這個納粹分子想從他身上獲得有關戰俘營的情況，但出乎他的意料，利斯拚命在向他證明他們事實上是同樣的人，不過是因為戰爭而站在對立麵而已。利斯說：“在我們麵對麵互相看著的時候，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仇恨的麵孔，我們是在照鏡子···”。 “我們是你們的死敵，是的，是的。但我們勝利也就是你們的勝利。明白嗎？如果你們勝利了，那我們又會完蛋，又會依靠你們的勝利活下去。這好像是奇談怪論：我們打輸了，也是打贏了，我們將換一種形式發展下去，實質還是一樣。”他進一步舉例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後來斯大林教給我們很多東西。為了在一個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必須取消農民種地和做買賣的自由，於是斯大林毫不手軟，消滅了幾百萬農民。我們的希特勒看出來：妨礙我們德國民族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敵人是猶太人。於是他決定消滅幾百萬猶太人。不過希特勒 不隻是學生，他是天才！你們在一九三七年清黨，是斯大林從我們清除羅姆【注】中看到的，看到希特勒也沒有手軟······您應該相信我。我在說話，您卻不作聲，不過我知道，我對您來說是外科手術上的鏡子。”這番看似是納粹分子的胡言亂語卻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了深深地不安。作者寫到：

現在莫斯托夫斯科伊不怕用刑審訊了。可怕的倒是有一種想法：萬一這個德國人說得不是假話，而是實在話呢？一個人有時就是想說說話嘛。

有一種使他非常厭惡的想法：他們倆個都是病人，倆個人害的都是一種病，但是一個人憋不住，說出來了，和別人分一分痛苦，另外一個人卻不說，瞞著，可是聽著，聽別人說。

談話結束後，莫斯托夫斯科伊回到他的囚牢，心想：“如果我信仰上帝的話，就可以斷定，這個可怕的交談者是上帝派來懲罰我的，因為我懷疑”。

至此，這部書之所以成為禁書的原因就很明確了。因為它指出專製製度的本質是一樣的：都是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名義，對其在實現“偉大目標”時認定的障礙毫不猶豫地用國家暴力手段將其鏟除，絕不手軟。用當時蘇共意識形態的大總管蘇斯洛夫當麵對作者說的話：“你為什麽要把你的書加入到敵人對準我們的核武器當中？又何必讓它引起大家關於蘇維埃體製到底還有沒有必要的討論呢？”可謂一針見血。看來這位大總管頭腦清晰，絕對稱職。

 專製製度的可怕，不僅僅在於它動用國家暴力手段將其反對者從肉體上消滅的決心和能力，也在於它通過國家機器控製思想，把任何異端邪說扼製在萌芽之中的本能。在專製製度的控製和碾壓下，人們逐漸失去辨識真假，是非， 與善惡的願望和能力，變成精神上的犬儒或是侏儒。 這一點作者在講物理學家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施特魯姆的遭遇時特別典型。維克托是個天才的理論物理學家，他思維活躍，不守陳規。他在為人處事方麵率性敏感，有些神經質，也不大懂人情事故。因戰爭他所在的研究所從莫斯科搬到碦山，他在此期間發展了一個有關核能性質的新理論。這一理論，不但成功地解釋了與原有理論矛盾的試驗數據，而且將原有理論變成在新理論框架下的一個特例。他欣喜若狂：“我毫不誇張：這是研究核能量性質的新觀點，新原理，是的，是的，這是開啟許多關閉的大門的鑰匙······“。他的研究成果，很快得到了同行的稱讚和認可。覺得他是個天才。這一切卻在研究所搬回莫斯科後發生了轉變。在回到莫斯科後第一次科學院大會上，維克托與一位頗有背景，最近調到中央委員會科學處的”年輕的大人物“，就如何評論愛因斯坦發生了爭執。維克托認為蘇聯人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表現出來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就是牛頓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愛因斯坦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在伏爾加河上的勝利標誌著愛因斯坦思想的勝利“。可”年輕的大人物“大不以為然：”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 我覺得您對愛因斯坦的頌揚太過份了“。這場爭辯接束時，維克托注意到其他同事似乎在有意回避這場爭辯。當維克托向他們抱怨時，別人告訴他：您知道這個年輕後生姓什麽嗎？他是什麽人家裏的？維克托原來以為因為他的新理論自己會成這次會議上成為大家注意的中心，現在才意識到大家的激動是由於這個上級機關來的有背景年輕人的到來。他這才覺得自己是多麽的天真，多麽的孩子氣。於是， 在維克托回來第一天就和中央委員會科學與和科學院領導層為自己建立起”良好關係“後，他就開始走背字兒了。研究所的領導換人了，因為科學院的一位在主席團裏“分管重要但不為人所知的事情“的領導在發言中指責研究所的的研究方向脫離實際。研究所的學術領導和行政權力落到了連攝影圖像上出現的正電子都不知道的“金字塔形水牛”，希沙科夫院士的手裏。研究所裏的氣氛又象戰前一樣，同事之間不再想互信任，為了說過的話提心掉膽，杯弓蛇影。政治正確與維護科研的“黨性”變成了衡量科研的標準。同事們開始冷落他，他實驗室裏最得力的實驗員安娜被解聘，就連他那被大家讚不絕口的論文， 也被人攻擊成“有猶太教精神”。他不再去研究所上班，整天風聲鶴鳴，甚至做了被逮捕的準備。在困境裏他反而因為受擠壓勇氣大增，決心為他相信的真理而鬥爭到底。就在看起來似乎山窮水盡的時刻，奇跡出現了：他居然在家中接到了斯大林同誌打來的電話，肯定了他的工作。這沒料到的時來運轉，令維克托有些頭暈目眩。他原以為那些攻擊或疏遠他的人見到他會感到慚愧，但就在他回研究所上班的第一天，他們卻高高興興地和他打招呼，仿佛前幾天那些事從未發生。更令人驚異地是，這些人的確是真誠的，他們直視他的眼睛，目光裏充滿了誠意和友情。他又變回了天才的物理學家，一切以往辦起來麻煩無比的事項都非常順利，實驗員安娜也很快恢複了工作。 他甚至得到了特別配予的專用汽車。最重要的發現，是維克托意識到大家都有人情味兒的一麵：嚴肅並時常教訓人的黨委書記喜愛在黎明時釣魚；一個同事收養了一個有病的西班牙孩子；另一同事的愛好是在寒冷的地方種仙人掌。是斯大林同誌的電話使大家把個人可愛私密的一麵向他展開，使他感到了人性的溫暖。但這種美好的感覺不久就受到了另一個事件的挑戰。蘇聯當局逮捕了幾位醫生，其中包括一位對維克托一家有恩的正直的醫學教授，指控他們毒殺大作家高爾基。英國的報刊揭露了此事，並就此批評蘇聯當局。為反擊西方輿論的抹黑，蘇聯科學界動員各單位“自發”寫抗議信。維克托研究所的領導也動員維克托在抗議信簽名。維克托心裏清楚這是一樁冤案，但在經過內心激烈的掙紮，最終竟在抗議信上簽了名。那麽究竟是什麽使維克托違心地在這封信上簽字呢？對專製政府的恐懼？舍不得失去才獲得的優厚待遇？作者寫道：

維克托感到苦惱，感到厭惡，感到自己就要屈服。他感觸到偉大國家的親切氣息，他沒有力量投身寒冷的深淵······今天他沒有，實在沒有力量。使他就範的不是恐懼，而是一種消磨力量的溫順感情。

人是多麽奇怪，多麽令人吃驚的造物呀！他有力量去死，卻沒有足夠的力量拒絕甜餅和冰糖。

如果他是因為像畜生一樣害怕而簽了名，那倒是輕鬆些。可是他簽名不是因為害怕呀。是因為有一種愚昧，令人惡心的馴順感情。

 

一部偉大的著作，在於揭示了人性的深刻和複雜。道德的選擇有時會變得十分晦澀和艱難。雖然講得是發生在四十年代的蘇聯的故事，但對那些了解五十年代後期以來中國的政治生態的讀者，讀後有一種不寒而栗的似曾相識與悲哀。

 僅管人們把這部著作與托爾斯泰的《戰爭於和平》相比，格羅斯曼的寫作風格與托爾斯泰不太相同：托爾斯泰邀請讀者參予到故事之中，讀者跟著書中主人公的境遇而喜怒哀樂。既使是在敘述作者自己的哲學思考時，他常常是用複數第一人稱的“我們“。而格羅斯曼把讀者做為局外的觀察者，用冷峻的筆觸，寥寥幾筆便讓一個又一個人物躍然紙上，令讀者想起契科夫的短篇小說。這也許得益於他做了好幾年《紅星報》的戰地記者的訓練。

 

3.

1905年12月12日，瓦西裏·謝苗諾維奇·格羅斯曼出生於烏克蘭別爾基切夫市（Berdichev）的一個猶太人家庭。父親是化學工程師，母親是法文教師。童年時父母離異，曾隨母親在瑞士日內瓦生話了幾年。六歲時返回別爾基切夫市，兩年後搬到基輔隨父親生活。進入基輔高等教育學校上中學，後到莫斯科國立大學學習化學。 青年時期的羅格斯曼支持1917年俄國革命。他在莫斯科國立大學學習時開始寫短篇小說。畢業先後到頓巴斯（Donbass）的一家煤礦和一家鉛筆廠工作。後來又調到一所醫學院當化學老師。1932年他回到莫斯科。 他一直繼續他的文學創作，在1934年發表了短篇小說《在別爾基切夫市》，獲得了高爾基，巴爾加科夫等作家的讚譽。同年還發表了描寫頓巴斯礦工生活的《格留考夫》。他在1937年不到32歲時即加入了加入了聲譽很高的蘇聯作家協會，其後發表的長篇小說《斯捷藩柯爾丘根》獲斯大林獎的提名，但被斯大林本人從得獎名單中刪除，原因是作者有“同情孟什維克的傾向”。在他的第一段婚姻結束兩年後，他與朋友波瑞斯·古貝爾的妻子奧爾佳·古貝爾陷入了戀情，並在波瑞斯和奧爾佳離婚後與奧爾佳結婚。在1937年大清洗中，波瑞斯·古貝爾被捕，次年奧爾佳也因“沒有遣責人民的敵人”而·被捕了。格羅斯曼立刻收養了波瑞斯和奧爾佳所生的兩個兒子。如果不是他動作快，這兩個孩子很可能被送到專為“人民敵人”子弟而設的孤兒院裏去了。接著，格羅斯曼又給內務人民委員會的秘蜜警察頭子葉佐夫寫信，說奧爾佳現在是他的妻子，已與波瑞斯·古貝爾沒有任何關係，不應為其受過。這個行為在當時屬於非常“膽大妄為”，可令人吃驚的是，奧爾佳次年竟被釋放了。或許是當時的監獄人滿為患？沒地方裝這類無關緊要的人犯？

與波瑞斯·巴斯傑爾那克（《日瓦格醫生》）和亞力山大·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不同，格羅斯曼並沒有那麽強烈的政治色彩。在克格勃搜走了《人生與命運》的手稿後， 他在給赫魯曉夫的信中寫道：“我書裏寫的是我過去信仰的，並且現在繼續信仰的東西。我隻寫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痛苦“。對格羅斯曼而言，文學代表真實和真誠，不應該為某種目的而對現實加以粉飾。他早期的作品，《格留考夫》和《斯捷藩柯爾丘根》，即表現出這樣的傾向。 高爾基對《格留考夫》的初稿頗有微詞，覺得這部作品過於”自然主義“。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批評作者過度拘泥於局部的所謂”真實性“，沒歌頌“偉光正”，沒有傳播足夠多的”正能量“。

在衛國戰爭期間，格羅斯曼主動申請當兵去前線，因體弱和近視被分配當蘇軍《紅星報》的戰地記者。他誌願到前線，報道了從莫斯科保衛戰到攻克伯林的所有主要戰役。他的報道真實感人，受到全軍上下的一至歡迎。成群的前線士兵聚集在一起，聽人朗讀載有他的文章的報紙。直到這些報紙變得破破爛爛。

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大捷後，蘇軍先頭部隊解放了烏克蘭及波蘭。格羅斯曼在隨軍采訪的過程中，了解到在烏克蘭的巴比穀，有十萬人慘遭屠殺，其中大部分是猶太人。他通過與在波蘭特裏布林卡納粹滅絕營的幸存者的麵談收集到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第一手人證記錄。格羅斯曼據此寫了兩篇文章，《沒有猶太人的烏克蘭》，和《特裏布林卡的地獄》。這兩篇文章是世界上最早揭露納粹對猶太人大規模屠殺的報道。《特裏布林卡的地獄》曾在紐倫堡審判時用作證詞。格羅斯曼參與”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編寫《黑書》- 一部對蘇聯和波蘭發生的屠殺猶太人事件記實。然而在戰後的蘇聯，這一活動受到了官方的壓製。首先，新聞檢查官命令將書中納粹暴行中反猶太人的特征去掉，同時淡化做為納粹合作者烏克蘭警察在滅絕營中起的作用。到了1948年，蘇聯當局索性徹底取消了《黑書》的編寫工作。 當時蘇聯的官方宣傳口徑是：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各族人民受的苦難是一樣的。除了蘇聯及斯大林本人對猶太人的偏見與岐視外，如果承認大多數納粹種族滅絕政策的犧牲者是猶太人，就難以否認其它民族在這一暴行中顯露的冷漠態度甚至幫凶作用，這顯然不利於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在現實利益和曆史真象的抉擇中，蘇聯當局的這一決策毫無懸念。然而，蘇聯當局這一做法有可能是導致格羅斯曼對其徹底失望，最終分道揚鏢的原因。對格羅斯曼而言，如果否認納粹滅絕政策是針對猶太種族， 是對曆史的褻瀆。何況他自己的母親，就是納粹種族滅絕政策千千萬萬犧牲者中的一員。否認納粹滅絕政策是針對猶太種族，於公於私，對他來說都是不能接受的。順便說一句，專製與極權總是與曆史實用主義密切關聯。記得去年參觀紅場旁的俄羅斯曆史博物館時，發現裏麵關於陳述俄羅斯曆史展覽“方便地”終止於1917年。當年巴金老人呼籲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也同樣為當權者所不屑，他的建議如泥牛入海。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前麵講到維克托在公開信上簽名的故事，來自於格羅斯曼自身的經曆。 1952年，斯大林的反猶運動甚霄塵上，蘇聯官方登出一封公開信，說幾個猶太醫生企圖謀害斯大林的性命，呼籲用最嚴厲的手段懲辦他們。格羅斯曼在信上簽了名。他後來把這件事寫進了小說，似乎是用這樣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懺悔。正因為是親身經厲過，他才能夠理解人的過錯，人的疑慮，人的表裏不一，理解道義選擇是痛苦的，複雜的。也正是這種理解，給予了他的這部作品非凡的深度和人性的光輝。

 

本書中文版的譯者力岡先生在1989 年6月10日為其中譯本的序言中最後寫到：

“我一生譯過不少蘇聯作品，其中我最喜歡的是兩部。一部是《靜靜的頓河》，另一部便是這部作品了。這部作品並無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但處處扣人心弦。“

“親愛的讀者，讀讀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覺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個人，使人知道怎樣做一個人!”

 

【注】恩斯特·羅姆（Ernst Röhm）: 納粹黨首領之一，衝鋒隊隊長。希特勒感到他成為對其權力的威脅，與格林，希姆萊，戈培爾等人同謀在1934年製造判國罪將其與其它政敵一並除掉，史稱“長刀之夜”事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以羅姆為代表的納粹黨內的激進派，其政治綱領包括將主要工業國有化，擴大工人權力，沒收和重新分配舊貴族的財產和社會平等，與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形態有很多相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