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星辰
談天說地，記錄瞬間感想； 交友拜師，結識各路英豪
下鄉的知識青年與進城的知識分子
我記事時正值文革，外麵的天翻地覆似乎沒有影響到會館，隻是覺得日子過得很安靜。阿嬤帶著我在家敬太嬤也是從從容容地開著窗，沒有顧忌過鄰居會告發搞封建迷信。街上，人少車更也少。大人們放心地讓我們孩子單獨去打醬油，從沒擔心過會被拐走或被車撞了。會館裏也鮮有訪客。
記憶裏，阿嬤的有個遠房親戚一年裏會來訪一、兩次。這個親戚，我叫他舅公。日據時代，家裏貪圖日本辦的小學是免費的，被送去讀書。後來又被選上從廈門去日本讀書。從小學讀到中學，吃住都在日本人的家裏。日本戰敗後，他就回國在上海謀事。解放後，坦白從寬，一寬寬到了提籃橋。釋放後，被安排到上海監獄的後花園——安徽的白茅嶺勞改農場工作。文革中，他有假期就到上海來看阿嬤。後來中日恢複邦交，電視裏也宣傳中日友好了。我們看到電視裏的日本人總會好奇地問他，他們說的還能聽懂嗎？日本女人高高的發髻是怎麽做的？和服後麵的小包包裏有什麽？舅公都會一一滿足我們的好奇心。我一直以為阿嬤是他最近的親人。八、九十年代，我聽說他從白茅嶺勞改農場退休回到廈門與兒子同住安度晚年，才知道原來他還有個兒子。也奇怪，在那個年代，阿公、阿嬤有這麽一個親戚來往也沒忌諱。
毛、周兩場追悼會開後，安寧的日子結束了。會館裏，仿佛一夜之間湧出了許多我所不認識的爺叔、阿姨。他們都是原來響應號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媽媽說她原本也是報了名要去新疆那個好地方的。那是文革前，她技校畢業在家待業了一段時間，覺得不能在家吃白飯。二十出頭就背井離鄉的阿嬤卻說什麽也不讓。不過，到了文革，上山下鄉成了國策，阿嬤就攔不住了，舅舅、阿姨16歲就離開上海去插隊落戶了。
會館裏，各家一下子多出這麽多口人，於是在鄧麗君的背景音樂中，開始搭起閣樓、在天井裏造小房子，把自來水接到二樓……日子過得用上海話講是“鬧猛”，用閩南話講是“鬧熱”。所有的改建都是左鄰右舍互相幫忙下完成的。除了原材料，沒人出錢請人工。
兵兵阿嬤是個小腳老太太，我從沒見她下過樓。兵兵一家4口住向東的前房，兵兵阿嬤住向西朝著回廊的後房。兩間房有一扇門可通，但我從沒見有人從那扇門進出。兵兵的媽媽好像不管他的小腳媽媽。聽說，兵兵阿嬤原來是國民黨軍官的小老婆。直到兵兵舅舅這時也帶著兩個女兒從農村回來了，我才知道兵兵阿嬤原來還有個兒子。父女三人和老太太擠在一間房裏。兵兵舅舅整天歪在床上、苦著臉，高聲訓斥他的孩子們：你們的媽媽死了，被火車軋死了。聽得我都不寒而栗。大人們都在傳兵兵舅舅前腳假離婚回上海，後腳農村的老婆就真地和別人結了婚，兵兵舅舅給他老婆甩了。我阿嬤見兩個孩子可憐，能做的就是把我和妹妹的舊衣服給他們。
鄰居裏有幾個阿姨、爺叔陸續出洋扒分，那時下南洋已不流行了，時興的是去東洋日本。其中一個還娶了日本妻。有次，我們都在電視轉播球賽前看到他給日本人做翻譯。我的小舅舅從崇明農場回來後，待業在家就銼十字架。準備偷渡到香港後戴著，可以看著象真正的香港人。那些日子裏，總是有人敲鑼打鼓地把紅榜貼到會館黑漆大門上。這些紅榜不是狀元榜，而是光榮退休榜。紅榜換了一張又一張。終於，有一天也有一群人敲著鑼、打著鼓把寫著阿公名字的紅榜貼到了大門上。阿公退休了，我的阿姨頂替他進了海運局工作。不久後，阿公上北京做打另外一份工。恢複高考時，整個會館都沒出一個大學生。不過，好像沒人在乎這個，能回城就好。阿嬤晚年最驕傲的是她所有的孩子都有一份正當職業，婚姻美滿，沒有離婚的。
我的爸爸媽媽在此時單位分了房，搬到新公房居住，算是為弟妹們騰出一間房子。我和兵兵兩人的爸爸是會館裏僅有的兩個正宗大學生，都是倒插門女婿。兵兵的爸爸也是外地人，但不是福建人，他不和大家說話。我的爸爸是福建人，又是醫生，鄰居裏的老太太們因為有“共同”語言都很喜歡他。但是鄰居阿姨舅舅們卻喜歡拿我爸爸來打趣我。“你爸爸是赤腳醫生，每天進了大門後衝幹淨腳穿上鞋才回家的”。我自然急著要和他們爭辯一番。他們似乎很享受看我急得樣子。我的媽媽對這門由阿嬤竭力撮合的婚事也不滿意，嫌爸爸是鄉下人，木嗒嗒。不知是否是學醫的，還是根本上的觀念的變化。鄉下人爸爸在媽媽連生女兒們之後，頂著老家我祖母的壓力，不讓媽媽再生了。爸爸其他兄弟都有兒子，唯獨他沒有。我祖母曾提出把她其中的一個孫子過繼給我爸爸媽媽，我媽媽說不，我爸爸也是站在他老婆一邊的。
會館裏，洪家阿嬤男人死得早。好不容易拉扯大孩子有了第一個第三代：外孫子，堅持要讓外孫子姓洪。結果外孫子是姓了洪，但外孫子的爸爸卻與媽媽離了婚。我想不出中國還有哪個地方比福建更有如此深重的“兒子”情結。我媽媽的解釋是兒子不僅意味著耕作勞力，也是打架的主力。而我並不認同這觀點。在今天的福建本土，田地基本都是外來人口在耕耘，村莊間的械鬥也不再聽聞。可是富裕而沒有兒子的家庭依舊會買男孩來傳宗接代。盡管這些男孩都得到善待，但依然不能洗脫其實質：罪惡人口買賣的幫凶。“兒子”對於福建人來說，事關臉麵。兩人吵架，“你家生不出兒子”是極具殺傷力的。這和林語堂的女兒撰寫的《林家次女》中100年前的福建並沒有改變多少。我的媽媽在上海長大，對兒子的觀點也變得海派。她常常說把女兒培養好了，一樣可以光宗耀祖。兒子教育得不好，成了敗家子，還不如不要。爸爸也是深以為然。族中的侄兒連生幾個女兒後，還要追生兒子。爸爸不僅寫信勸他，回鄉時還麵對麵地把這些道理說給他聽。侄兒默默地讓爸爸講完後，隻說了一句：叔，這裏和上海不一樣。好在侄媳婦終於生下男孩，這事也畫上句號。
49年後，不再有自由遷徙後，來上海定居的福建人估計都是象爸爸這樣，是大學畢業後分配來上海的。我爸爸吃不開是確實的。爸爸媽媽的第一套新工房，還是媽媽單位分的。有煤氣，廚房單用。沒有大衛生，小衛生還是兩戶合用。後來爸爸把這套一室一衛的住房交給他的工作單位，才分到一套兩室煤衛獨用的住房。搬到第二套新公房後，爸爸才和那些差不多時間大學畢業分來上海的同鄉人來往密切起來。在爸爸的小圈子裏多是大學裏教書的，有複旦、交大、同濟、華紡、華師大、上海水產學院的，也有少數在工廠做工程師的。他們住的也都是單位分的新公房。這些福建人幾乎沒有和同鄉結婚的，沒有兒子的也不少。我想不是他們不想，而是上海找福建女同鄉就像大海撈針一樣。有個叔叔和福建老家的太太結婚，結果兩地分居，直到文革結束。
爸爸和這些分配來滬的福建同鄉都用閩南話交談，他們偶爾會問一旁的我：“會聽無？”如果我接得上話，他們就會表揚我。聽不懂時，他們或給我解釋，或直接給我送一頂“北仔”的帽子給我。他們沒有想到幾年後，我會成了“番仔”。
這真是一個小圈子。我爸爸的舅舅在印尼有個同做生意的朋友。本來，想做兒女親家，把上海新村的表姑嫁給他的兒子。怎奈，表姑看上了後來的表姑夫，兩人一起道別家庭，回到祖國。那朋友的兒子於是從祖籍地福建娶了妻。這個從福建嫁到印尼的姑娘有個哥哥後來在複旦大學任教，成了某個係的係主任。而這哥哥和我伯父恰巧曾是高中同學。
謝希德教授比我爸爸高一輩，她的爸爸和我的祖父有師生之誼，也是福建人，又同在台灣有來往。爸爸帶我去拜訪她前，我想象她這種輩分和身份的，應該不是住洋房就是住煤衛齊全的舊式公寓。出乎我的意外，她那時住的是一梯兩戶的新公房。整層樓兩戶都是她的，兩戶打通，沒有電梯。隻是地段是個鬧中取靜的好地方。我後來知道文革中，她被下放打掃複旦大學的廁所，想來和我的爸爸一樣，房子應是文革後分配的。聯想起爸爸也是在我們搬到第二套新公房後才和那些同輩的同鄉人走動起來的，不知是不是因為文革中老九都靠了邊的緣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