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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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宦人家
就在我的阿公醞釀著給尚在母腹裏的我起名“祖難”時，我未來的婆婆生下我先生後正在娘家大宅院內坐月子。我和先生認識的時候，這個官宦家族在上海的院落已經蕩然無存了。
先生的外公生於福州，按史料記載乃是官宦世家。外公的爸爸為人借貸作中保，結果借貸人還不出錢，逼到保人這裏，也拿不出錢。據婆婆說，他的爺爺覺得丟了臉麵，活不下去了，投河自盡來謝罪。失怙的外公後來一直由朝中為官的伯父撫養長大。這位伯父就是後來位居滿洲國總理大臣的鄭孝胥先生。武昌起義後清帝遜位，當時，鄭公正在從京畿到地方赴任途中，由此滯留在上海。
鄭公少年得誌，是福建省的解元，進學、進仕一路順利，清廷對他來講是皇恩浩蕩。所以，在上海期間，他謝絕民國政府的出山邀請，以清朝遺老自居，賣字為生。同時，參加上海商務印書館、上海儲蓄銀行的創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動…..這些，我和先生都並不比互聯網知道的更多。上海儲蓄銀行的背景，我不太清楚。上海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先生是福建長樂人，他的女婿鄭振鐸先生祖籍也是福建長樂。他們都說福州話。在鄭公的日記裏也多次提到去三山會館——上海的福州人會館社交、娛樂。
文獻裏都說他在上海的寓所是海藏樓，他字畫的落款也多為海藏樓，詩集更以海藏樓為名。其實，那是他在市中心的公館，用以從事社交活動的主要場所。史料上說位於今日的滬西南陽路一帶，占地3畝，共耗資3萬餘兩白銀。在上海，他還有另一處不為大家所知的住處，位於虹橋路，占地更大。兩處都是新購地皮建造而成的。虹橋路的宅院用以安置家族當時的大大小小幾十口人。先生的外公、外婆就在那裏了養育了他們的孩子。文獻上說那是四棟樓相連的宅院：一棟平房、兩棟兩層樓房、一棟三層樓房，兩層的樓房分別是：孝友院和忠信院，三層樓房名為直諒院。這些樓名我沒聽長輩提起過。隻知道外公的名字裏有個“明”，外婆的名字裏有個“靜”，他們住的地方就是“明靜樓”，無論是住在虹橋路時，還是拆遷搬到新公房裏。可見現在人玩的“亮晶晶”組合都是我們祖輩玩剩下的。
我和先生提起這四棟樓，他回憶說，平房可能是做廚房、堆放雜物、兼住傭人的，和樓房隔著天井。趴在平房後的圍牆上可以看到交通大學的足球場----早先，那也是他們家的花園。樓房之間有天橋相連，形成口字型圍繞在另一個大天井四周，隔著照壁，對著大門。對開的木大門漆成黑色，各有一大銅環，門檻高到要做“跨”的動作才能進出大門。70年代末、80年代初，居委會在照壁前做了一個小櫥，安放一個碩大的黑白電視機。夏天的晚上，從照壁到門檻可以放四排小凳子，附近的居民都來邊乘涼，邊坐著看電視。
大院的房子不是西式的，沒有煤氣和抽水馬桶。裏麵的布局主要是中式的，餐廳、客廳陳設著八仙桌、紅木鑲嵌大理石的椅子。笨重且不舒適，這是先生對中式家具的總結。外公、外婆的臥室是中式的，有小房子一樣的床。其他的臥房是日式布置的，配以榻榻米和移門壁櫥。壁櫥的空間大到可以睡人，是小時候玩捉迷藏時先生最喜歡躲的地方。層高比他爺爺家西式聯體小樓還要高，窗戶是中式鏤花窗欞，高且重，同大門一樣要費力才能推得開。院落的外圍是低矮的棚戶房，以前都是為他們家做雜役的。為鄭孝胥直係家屬和族人做雜役的分居院落的兩頭，每頭的範圍都足足有兩個街區那麽大。院落裏本隻有族人居住，後來政府在門房的地方安插了一戶不相關的人家，家裏人進進出出的一舉一動都在別人眼皮底下生活了。
先生的描述的院落很像我住過的福建人會館，隻是，用料和家具更考究。我不知道是日式的屋子是誰布置的。鄭公在建這棟樓前，曾被清政府派駐日本共三年，擔任過使館書記官，神戶、大阪總領事。而且他極其喜歡櫻花。其日記曾提到在海藏樓、在虹橋路大宅院賞櫻。虹橋路栽種櫻花的地方，我估計就是後來做了交通大學球場的早先的花園。日式的屋子可能建房時，就是如此設計的。當然，還有可能是先生的外婆嫁過來後改建的。先生的外婆不是福建人，是鄭公朝中同僚——羅振玉先生的侄女，算是門當戶對的包辦政治婚姻。武昌起義後，外婆隨家人避居日本數年。不過，也有可能外公的族兄娶日本妻，同住在一個大院裏，是他們改建的。我認為後兩種可能性都不大。因為舊式女子家庭地位都不高，外婆也好、日本太太也好，都不工作。早先，家裏還是說福州話，吃福建菜為主。我婆婆說，她的大哥福州話說得最好。到了我婆婆這裏，她唯一會講的福州話竟是“我不會講福州話了”。不過，這並不妨礙她對福建菜的偏愛。
溥儀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在東北建立小朝廷，鄭公便賣了海藏樓，帶著自己的直係家眷一路從天津追隨了到東北。算一算，外公當時剛結婚不久。他曾在英國人辦的稅務學校讀書，畢業後就在海關工作，算是國家公務員。外關因為要上船驗貨，會和商人直接接觸。當時的海關為了防止外關的官員和商人互相勾結而貪汙腐敗，像今天的軍隊調防一樣，外關的官員在一個地方的海關工作若幹年後，會被調到另一處地方。而內關的官員則是坐在辦公室裏處理文書，無需接觸商人，也無需調動。外關的收入自然比內關好。外公本在外關工作，在長江口岸和寧波海關的外關都工作過。外婆是不出門工作的，她的職責就是指揮家裏的傭人們做好家務。外婆斷文識字、能寫會書，還是天足。據我婆婆說，那時因為羅家是新黨（維新派），所以女孩子們都不纏足。
外公在寧波海關工作時，遠在上海虹橋路的外婆聽到了安插在外公身邊的傭人傳來的風言風語。於是，放下家務、帶著孩子趕赴寧波，千裏探夫。外公於是就回到了上海，一直在海關的內關工作。外公在海關工作的薪水不僅要養自己一家七八口人，還有族兄一家，共二十幾張嘴靠他養活。一直到他們的孩子長大成人工作後才停止。比起我家市井小民，真是小有小的難處，大也有大的難處。這族兄就住在隔著天井的另一棟樓裏，是律師，東洋留學帶了日本老婆回來。但是抽大煙，染梅毒，整天無所事事。婆婆還是孩子的時候，似乎還有來往。她見過日本太太，說她們都中國化了：說中文，和大家一起吃中國菜。這中國菜其實是福建特色的：有紅糟的魚和肉，燕皮餛飩，各式的海鮮。到了先生的時候，兩個家庭已不再往來，大人都關照他不要過天井去那樓裏。所以，要說是兩位太太把房子改造成日式，可能性真不大。主要是她們的先生們也沒有這個財力。
隨著國民黨政權從大陸轉移到台灣島，先生的外公和我的阿公這兩個地位懸殊、互不認識、又同在上海謀生的福建人差不多同時共命運了——都失了業。先生的外公比我外公年長二十來歲左右，加上背負著家族的、為外國老板做事的黑曆史，後來就再也沒有工作過。外公在文革中就去世了，那時先生還很幼小。在先生記憶裏，晚年的外公還拿著英文字典在背單詞。外公留給他的是勤勉好學的背影。
先生的姨媽，家中的長女沒有讀大學，出來在中學工作養家，資助弟妹們完成學業。好在下麵的孩子基本上都在文革前讀完大學，大多還是名牌大學。工作後，都是專業人員，隻是沒有做官的。有兩位被分配到皇城北京工作。其中，勉強可以算上和政治沾邊的，大概隻有在國家安全局從事翻譯工作的。外公、外婆的姻親裏也不乏聲名顯赫的學者、資本家，但結婚對象都是兒女們自己認識的。唯一和福建人結婚的阿姨，也是在工作中認識對方的。
當然，其間賣掉一點家當也是有的。隻是不需要像我阿嬤一樣典當衣服，他們變賣的是古籍字畫。和抄家相比，變賣的流失根本算不上什麽。當時來了四輛大卡車，除了金石古玩、金銀細軟被查抄，家具也被搬走了。說是查抄，卻沒有收據之類的登記、記錄。以致文革結束後，拿回的東西連一卡車也沒有。最後連房子也連根拔起，片瓦無存。
博主做到了，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