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納粹德國知識難民在美國的“失語性”問題李工真
【英文標題】Aphasis of Refugee Intellectuals in the US from Nazi Germany
【作者簡介】李工真，武漢大學曆史學院教授。（武漢 430072）
【內容提要】 1933年後，來自納粹德國的有猶太血統的知識難民在美國共同麵臨了“失語性”問題。講德語的流亡作家、科學家和藝術家在克服職業語言障礙上的不同經曆和命運，反映出美利堅文化對外來文化既吸收又排斥的雙重麵貌。對這些“外來者”提出的語言要求就像一把篩子，它使美利堅文化能過濾掉所有不需要的東西，排斥掉所有不能與之相適應的東西，同時又吸收所有可加以利用的東西，並為具有適應新環境之能力和意誌的“外來者”提供施展才能的廣闊天地。正是通過這種有選擇的吸收與有選擇的排斥，美利堅文化才既做到了自身不斷的豐富多彩，又維護了自身的核心內核，並越來越多地體現出“文化國際化”的色彩，最終成為“世界科學、文化中心”。
【關 鍵 詞】美國/納粹德國/知識難民/“失語性”問題
20世紀30—40年代，遭受納粹德國種族迫害被迫出逃的50萬中歐猶太難民流向了75個國家，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國家接受了其中的13萬。在猶太知識難民集中到達美國的1933—1941年間，僅來自德國、奧地利兩國的猶太難民就達104098人，他們當中的7.3％，即7622人屬於知識難民，其中有1090名科學家、811名律師、2352名醫生、682名記者、645名工程師、465名音樂家、296名造型藝術家、1281名作家和其他文化藝術工作者。① 這意味著從德國、奧地利兩國社會和文化生活中遭到驅逐的約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3％被美國所接受，而在約1400名流亡科學家中，也至少有77％被美國所接受。②
如此之多有猶太血統的知識難民流亡到美國，不僅構成了一場整體性的文化轉移，也無疑為該國帶來了人才上的巨大收益。但是這場文化轉移絕非簡單的人才位移，因為來自任何國度的知識精英要想在美國生存下來並有所作為，必須首先適應美國社會的文化環境。而這些講德語的猶太知識難民卻在美國這個英語世界裏首先麵臨了共同的“失語性”（Sprachlosigkeit）問題，“德語母語，作為他們過去表達信息、理解、思想、情感以及與人溝通的手段，已經喪失了功能”。③ 在這種“母語喪失”或“母語被剝奪”的情況下，這些“新來者”要想適應這種陌生的文化環境，一個最為根本性的前提在於：必須盡快地掌握這個客居國社會的語言，尤其是他們的職業語言。因此，當人們在思考這場文化轉移與美國成為“世界科學、文化中心”兩者關係的同時，這個問題是必須提出來的：這些講德語的猶太知識難民們是如何經曆這場“失語性”問題考驗的呢？
在這些講德語的知識難民當中，流亡律師、醫生、記者和工程師的影響範圍隻涉及日常生活和物質生產，並不對美國的科學、文化發展直接產生影響，從事這些職業的人在美國也並不被視為“知識分子”，況且這些人要想在美國重操舊業，不僅有克服語言障礙的問題，還涉及“從職業上完全重新學習”的問題。④ 但流亡作家、科學家和藝術家則不同，這些精神產品的創造者隻要在美國克服了職業上的語言障礙，就能夠充分發揮自身的才能，因此，能否克服職業上的語言障礙問題，也就成為他們能否對美國的文化、科學和藝術發展直接產生影響的關鍵性問題。有鑒於此，筆者將目光特別集中於這些講德語的、有猶太血統的流亡作家、科學家和藝術家在美國遭遇的“失語性”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將有助於對20世紀30—40年代產生的這段流亡社會史的深層次研究，並能更好地理解這場來自於歐洲的整體性文化轉移對美國成為“世界科學、文化中心”的影響及意義。
一、流亡作家的“失語性”問題
講德語的、有猶太血統的流亡小說家、詩人和文學評論家構成了一個純粹靠母語為生的難民作家集團，這個群體中的絕大多數人最初都選擇歐洲大陸上的周邊鄰國作為自己的流亡首選國。然而，難民作家的這場流亡能否成功，取決於他們能否繼續從事職業寫作，他們繼續作為“自由撰稿人”的存在和影響，也決定性地依賴於出版的可能性。因此，對他們來說，出版商甚至顯得比客居國的文化環境更為重要。這就導致了難民作家的流亡與眾不同：他們過去圍繞著出版商形成自己的職業圈子，而在1933年後也往往與這些出版商一起流亡。
德國有猶太血統的出版商布魯諾·卡西爾（Bruno Cassirer）、戈特弗裏德·貝爾曼·菲舍爾（Gottfried Bermann Fischer）、庫爾特·沃爾夫（Kurt Wolff）、雅可布·黑格內爾（Jakob Hegner）、格斯荷姆·朔肯（Gershom Schokken）、魯道夫·烏爾斯坦（Rudolf Ulstein）以及格奧爾格·魏登費爾德（Georg Weidenfeld）等人，早在希特勒上台前夕便開始向鄰國轉移資金，並在流亡中新建或繼續經營他們的德語出版社。⑤ 不少歐洲鄰國有猶太血統的出版商，如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埃馬努爾·克裏多（Emanuel Querido）、阿爾勒特·德·朗格（Allert de Lange）以及瑞士蘇黎世的埃米爾·奧帕雷希特（Emil Oprecht）等人，也專門為這些流亡作家辦起了重要的流亡出版社。⑥ 這些流亡出版商的活動並非出於經濟利益，而是出於人道主義和政治上的反納粹主義立場。正是這些出版社構成了流亡作家群體的核心，並為他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出版形式，從而使他們能在很大程度上減輕“失語性”問題的困擾。
納粹德國於1938年3月吞並了奧地利，又於1939年3月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走向戰爭的歐洲緊張局勢推動著越來越多的德國難民作家流亡到英語世界，但難民作家的絕大多數仍然留在西歐鄰國，僅在法國就聚集了1000多人。在納粹德國“閃擊”西線、法國戰敗之後，他們中的602人，在美國民間援救組織“緊急援救委員會”委派的代表瓦裏安·費賴伊（Varian Fry）以及設在“維希法國”馬賽的“美國救濟中心”的幫助下，於1940年10月至1941年9月間，分數批過境西班牙，並乘希臘郵輪最後流亡到了美國。⑦ 其中的著名人物有約瑟夫·魏特靈（Josef Wittlin）、利奧·福伊希特萬格（Lion Feuchtwanger）、漢斯·薩爾（Hans Sahl）、安娜·賽格爾斯（Anna Seghers）、阿爾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blin）、阿爾弗雷德·波爾加（Alfred Polgar）、阿爾弗雷德·諾伊曼（Alfred Neumann）、海因裏希·曼（Heinrich Mann）、戈洛·曼（Golo Mann）等，此外還有著名電影藝術評論家西格弗裏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以及後來在美國成為著名政治學家的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他們的到來，使流亡美國的作家人數猛然上升到700人。⑧
然而，流亡出版社已在被逐出中歐和西歐的過程中遭受了沉重的損失，隻有當初設在法國的由德國流亡出版商菲舍爾、沃爾夫、烏爾斯坦經營的幾家流亡出版社成功地遷到了美國。由於過去在歐洲長達7年的“虧本經營”，他們的財力已大大受損，不可能擔負起如此之多流亡作家在出版和生存上的重任。而“早先定居於美國的德國人大多是有日耳曼血統的人，他們在美國參戰前通常是對納粹德國表示友好的，因為隻要自己的‘祖國’沒有與美國發生戰爭，‘祖國’的強大本身對他們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是有好處的，所以他們的德語出版機構拒絕接受這些有猶太血統的流亡作家的作品”。⑨ 因此，在美國，這些講德語的猶太難民作家再也無法回避“失語性”問題的嚴重性，他們那時才深切地感受到：“我們原有語言世界的喪失，實際上意味著我們文化上、物質上和心靈上‘存在之根’的喪失。”⑩
作家是負擔了語言上的特別任務的，特定的描繪內容本身就要求一種特定的語言，隻要這種語言變成了感情或暗喻上的形態載體，那麽它在功能上就幾乎是不可逆轉的。與其他講德語的知識難民相比，這些流亡作家對原有的語言觀念、語言習慣、語言節奏要重視得多，也要講究得多，因此在與新語言環境的融合上也困難得多。
阿爾弗雷德·德布林寫到：“我們這些全心全意獻身於語言的人，不想、也不能放棄自己的語言，因為我們知道，語言不是‘Sprach’，而是思想、感情和許多其他的東西。這是能替換的嗎？這種替換是比被剝奪更加厲害的痛苦，這叫‘取出內髒’，這是自殺！如果真是這樣，那麽即使他能過錦衣玉食式的生活，也不過是一具行屍走肉。”(11)
萊昂哈德·弗朗克（Leonhard Frank）說道：“在沒有那種來自他自身語言民族源源不斷的活力注入的情況下，在沒有那種無法描述的、持續不斷的來自讀者回聲的情況下，作為一位有影響的作家，他也就不存在了。在這場流亡中，他等於在一把沒有琴碼的提琴上、在一架沒有琴弦的鋼琴上演奏。”(12)
勞烏爾·奧爾恩海默（Raoul Auernheimer）談到：“不排除人們能學會講、甚至能書寫第二種語言。然而要從事創造性的寫作，不僅僅取決於寫作本身，更取決於那種觀念和經曆上的根源，但第二語言隻為這些從事寫作的人提供了還沒有成形的詞匯，而他們卻隻能用這樣的詞匯來與他們的讀者發生聯係了。”(13)
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則表達了這種絕望： “我今天作為一名作家，隻是一個‘生活在自己軀體背後的人’。我過去40年中在國際上贏得的所有東西，或者說幾乎所有的東西，都被一拳打碎了！”(14)
流亡作家中因絕望走上自殺道路的大有人在。除斯特凡·茨威格外，還有瓦爾特·本傑明（Walter Benjamin）、瓦爾特·哈森克勒弗爾（Walter Hasenclever）、庫爾特·圖霍爾斯基（Kurt Tucholsky）、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等這樣一批具有世界聲譽的德語作家也同樣選擇了自殺。至於因不能成功地克服職業上的語言障礙而無法在美國站住腳，最後以其他方式走進死亡行列的德語作家，則數量更多。(15)
流亡美國的現實迫使這些德語作家“必須迅速地將自己及其作品調適到客居國的文化傳統和讀者群方向上來，然而這對於那些年齡更大的作家來說太難了，要想從新遇到的事物中創造出文學上的新篇章，他們太缺乏靈活性了”。(16) 某些人甚至在學會英語日常用語上都有難以克服的困難。例如，那位“講著詩一般德語的流亡作家兼戲劇藝術家”弗裏茲·科爾特內爾（Fritz Kortner），這樣談到他頭一次接觸到英語時的情景：“我的膽怯，隻說一個字的膽怯，隻被我的無能所超過。我用德語中並不存在的聲音來模仿‘that’這個詞的發音嚐試顯然是失敗的。英國人是這樣來發‘th’這個音的：他們用舌尖部位頂著上齒，並以奇特的保留方式克製性地讓氣流通過……嗬，我簡直成了語言上的小醜！”(17) 為說明他拒絕學習英語的理由，他還回憶起20年代他在柏林遇到兩位俄國難民時的經曆：“他們講德語的腔調簡直令人無法忍受。吐字別扭，單調乏味，遲鈍笨拙，不合理的造句簡直侮辱了我的耳朵。我怎麽能夠想象，一種同樣的語言命運會降臨到我的頭上！我又怎麽能夠想象，有朝一日竟然我也失去了自己的語言，並長年如受虐待那般，像那兩位俄國難民講德語那樣來講英語呢？”(18)
這種強加給流亡作家的新語言要求，導致了這一群體的嚴重分化，最初出現了兩種極端。一種極端由“快速美國化的人”來代表。他們數量不多，有如下共同特點：年紀往往不過30出頭，具有天生的語言適應能力，來美國之前就對這個社會充滿好感，而在過去的成長道路上，他們的內心受到在德國經曆的深深傷害，這種突如其來的傷害正好加強了他們已經存在的適應能力和意願。(19) 這些人拒絕再與流亡圈子中的人講同樣的母語，也是首先試圖從語言上切斷所有退路的人。他們甚至喊出“忘掉德國！發現美國！”“忘掉歐洲！發現美洲！”的口號，(20) 而美國的出版界也隻有這種年輕並迅速“美國化”的流亡作家才可能進入。
赫爾塔·保利（Hertha Pauli）、庫爾特·魏爾（Kurt Weil）、愛娃·利普斯（Eva Lips）等人就屬此類，但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大文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兒子克勞斯·曼（Klaus Mann）。早在1927年，21歲的克勞斯·曼因其作品集《新小說》被譯成英文而應邀來美國作巡回演講，為背誦簡單的演講稿，他在出發前學會了約1000個英語單詞。在美演講期間，這位“文學上的神童”接觸到許多美國出版界有影響的人物，這為他1937年流亡美國後鋪平了出版之路。盡管流亡之初他還不得不去上英語課，但他決心“美國化”的信念是堅定的，因為他認識到：“人們往往低估了自己的適應性和機敏性。一個失去家園的作家，不應固守他對母語的感情，繼續講它的人隻會因為喜歡它而不能拋棄它，最後和他的祖國一起死亡。對他來說，要做的是去學習一門新語言並獲取一種新身份，他得發現新詞匯、新節奏、新手段，並用一種新媒介來表達他的悲傷、情感、反抗和祈禱。之後，他會驚奇地發現，他曾經認為不可逾越的語言固戀其實什麽都不是，隻是一種偏見。”(21) 由於他年輕、主動、勤奮，並具有語言上的天賦，運用英語的技能迅速提高，加之又是美國出版界熟悉的人物，因而很快受到紐約新世紀出版社的委托，用英語寫下了反映德國流亡者的小說《生命的逃亡》、《另一個德國》、《火山》以及自傳《轉折點》，在美國獲得了其他流亡作家無法企及的成功。(22)
另一種極端由“新語言的缺席者”來代表。他們往往年紀更大、也更為知名，其數量遠遠超過前者。這些人要麽生活在失去的往昔中，要麽生活在想象的未來中，就如同“古典式的流放者”。他們拒絕任何一種現存關係，正如大劇作家貝托爾特·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對自己的流亡經曆所作的描述那樣，“就仿佛坐在候車室裏，絕不會在牆上釘上任何一顆釘子來掛自己的大衣”。(23) 但他們寫下的文學作品隻能在菲舍爾、沃爾夫、烏爾斯坦經營的數家流亡出版社出版，或是在自己創辦的“流亡文學”雜誌上發表。這類雜誌往往屬於得到美國猶太人慈善機構資助或德國知識難民互助組織捐助的刊物，如漢斯·阿爾伯特·瓦爾特（Hans Albert Walter）主編的《新日記》，威廉·S. 施拉姆（William S. Schlamm）主編的《新世界舞台》，奧斯卡·瑪麗婭·格拉芙（Oskar Maria Graf）主編的《新德意誌活頁》，以及托馬斯·曼和戈洛·曼主編的《標準與價值》。(24) 由於經濟問題的困擾，這類雜誌的發行量既小又不穩定，讀者往往隻是流亡者。
由於流亡出版社和雜誌所能接受的作品容量相當有限，因此，“新語言的缺席者們”圍繞著它們形成了一個比以前小得多的圈子，成為一批在美國堅持用母語寫作並能繼續作為“自由撰稿人”勉強為生的人。他們的作品也都是以“流亡”為題材的，例如，阿諾德·茨威格（Arnold Zweig）的《萬德斯貝克的刑具》，利奧·福伊希特萬格的《流亡》，布魯諾·弗蘭克（Bruno Frank）的《護照》，安娜·賽格爾斯的《過境》和《完全保持年輕》，托馬斯·曼的《約瑟夫與他的兄弟》，海因裏希·曼的《亨利·克瓦特勒》，阿爾弗雷德·德布林的《漢姆雷特或長夜的盡頭》等。“顯然，積極維護母語成為了他們流亡存在的唯一證明形式。”(25)
絕大多數流亡作家處於這兩種極端之間。這些人或是進入不了美國的出版界，或是進入不了圍繞著流亡出版社和雜誌形成的新圈子，因而出現了生存危機而不得不轉行，也不得不去學習英語。這樣的人大致可分為四類，在此指出這些類型的代表人物是很有意義的。
薩拉蒙·迪姆比茨（Salamon Dembitzer）屬於患有“美國恐懼症”的代表。為了生存，他“不得不在美國的工廠裏打工，並學會了一些英語日常用語，但由於具有共產主義“左派”思想而拒絕適應美國的文化環境，因而生活極為艱苦，隻能在夜間用德語去寫自己在美國的流亡感受，並在戰後立即返回了歐洲”。(26)
庫爾特·克爾斯滕（Kurt Kersten）屬於“外表適應型”的代表。“早在1919年他就曾在德國獲得過文學博士學位，卻不得不在打工之餘去讀美國的夜校。1949年，他終於拿到紐約教育委員會頒發的高校文憑，成為了一名夜校的德語教師，並在1953年獲得美國國籍。但在業餘時間裏，他隻與流亡作家來往，也從未忘記用德語去記載自己的流亡經曆。”(27)
尤利烏斯·巴卜（Julius Bab）屬於“逐步適應型”的代表。初來美國時，這位著名作家兼戲劇評論家靠其夫人走街串巷推銷小商品為生，這使他有可能去專心學習英語，並終於具備了用英語做報告的能力。1945年，他成為美國最大的德語報紙《紐約州報》的一名記者，並在1946年成為美國公民，但他再也沒有贏得過當年在德國的那種聲望。為此他感歎道：“加入如此了不起的美國世界，對我來說已經太老了，而我還要解決語言上的問題，盡管擁有了美國國籍，但在內心裏，我仍然是個歐洲人。”(28)
約翰內斯·烏爾茨迪爾（Johannes Urzidil）屬於“保持避難心境者”的代表。為了生存，他甚至在美國成了一名皮革藝術手工匠。利用學到的英語技能和特殊手藝，他與美國社會各階層都有一種廣泛的接觸，甚至與一些美國文學界的人士也有來往。但他始終保持著對德語深深的感情：“德語是我最愛的語言，德語是我的存在方式和永生的母親，我所有的文章和書籍都是用德語寫的，在我流亡生涯最為艱難和德語名聲最壞的時候，我仍然對它保持著一種牢不可破的信賴。”“我將自己稱為‘一個永恒的離別者和尋找家鄉的人’”。(29)
生存上的困境使這些轉行的流亡作家對這個新環境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性，也很自然地影響到他們對美國社會的評價。在他們的筆下，往往能發現一般人體會不到的有關美國社會嚴酷性和負麵性的深刻描述，以及對美國文明的尖銳批評。例如，利奧·L.馬蒂亞斯（Leo L. Matthias）在他的《發現美國》一書中寫道：“美國的社會結構是排它性地由權力因素決定的”，“殘暴的商人權力是美國曆史的根本內容。”(30) 而貝爾格曼·漢斯·馬爾希維查（Bergmann Hans Marchwitza）在他的《在法國，在美國》一書中寫道：“曼哈頓的吸血鬼是一群唯利是圖的奸商和強盜”，“交易所的戰鬥是一切投機活動、欺騙、精神錯亂以及無數謀殺和自殺的根源。”(31) 約翰內斯·烏爾茨迪爾則在他的《偉大的哈利路亞》一書中寫道：“在美國，通過刺激消費行為來追逐金錢已經達到了頂峰：購買！購買！購買！消費！揮霍！生活！”“電視廣告變成了宗教的替代物：紀念碑式的、大喊大叫的、唱著歌的、壓著韻的、跳著舞的、討好獻媚的、信誓旦旦的、竭力申明的、虔誠的、易怒的、有威脅的、提出警告的、假笑的、有節奏的、抽泣著的，嗬，永恒的廣告，阿門！”(32) 不過，這類用德語寫下的流亡文學作品都是在戰後的歐洲出版的，因而當時在美國社會並不具有影響力。
1933年後出逃的所有難民作家中，隻有流亡到瑞典的奈利·薩克斯（Nelly Sachs）和流亡到英國的埃利亞斯·卡內蒂（Elias Canetti）在戰後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流亡美國的700名德語作家中沒有產生出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的新得主。這本身也反映出講德語的流亡作家們對“美國新世界”的一種普遍不適應。他們當中的32％都在戰後返回了歐洲，這種“返回率”在各類講德語的知識難民群體中是最高的。(33) 流亡作家中選擇戰後定居美國的人，大多不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而是以“改行者”的身份逐漸融入美國社會的。這樣的人即使掌握了英語並堅持業餘寫作，對美國文學所能產生的影響和作出的貢獻也相當有限。
二、流亡人文科學家的“失語性”問題
講德語的1090名流亡科學家通過美國學術界於1933年5月成立的“援助德國流亡學者緊急委員會”，被安置在美國大專院校的環境中。盡管他們的生活來源有基本保障，但“失語性”問題同樣是他們必須麵對的，隻不過，不同專業方向上的流亡科學家在克服職業語言障礙上的難度不一樣罷了。
在所有的流亡科學家中，人文科學家往往麵臨最為嚴重的“失語性”問題。他們雖不屬於那個純粹靠母語生存的難民作家集團，但由於其專業方向極大地依賴於他們的語言能力和民族性，因而最初幾年專業上的“語言障礙問題”往往不可避免。尤其是那些被分散在美國各高校中的人文科學家，由於必須在“文理學院”中承擔對本科生的教學任務，這些站在講台上的“結巴”，在克服職業語言障礙方麵需要付出更多的艱辛。(34)
著名語言文學家兼戲劇藝術理論家卡爾·楚克邁爾（Carl Zuckmayer）這樣回顧他流亡美國後在紐約戲劇學院初次上課的情景：“直到今天，每當回想起我在美國上頭一堂課的時候，我就汗流浹背。我當時十分努力地起草了我的手稿，我的女翻譯也費了不少勁將我的詞匯和造句改造成一種‘半美語式的’語言。為了讓我能準確地照本宣科，她與我一起研究了這份發言稿，並通過所有可能的發音暗號來對我的手稿作正確的提示，以至於這份手稿看上去就像一份極為複雜的古希臘詩歌文本，唯有通過這種發音暗號才可能讀出詩行。”(35) 有這樣的經曆，像楚克邁爾這樣的著名專家在戰後很快地返回歐洲是毫不奇怪的。
德、英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對於流亡哲學家來說也同樣困難。幾乎所有那些在戰後接受過采訪的流亡哲學家都有這方麵的同感：“不僅英語語言的特點，還有讀、聽方麵的要求，都迫使我們必須改變自己的表達和書寫方式，必須用更簡潔、更清楚、讓人更好理解的方式來進行表達，要想讓別人聽得懂得自己的話，就必須拋棄我們所習慣的那種德意誌形而上學式的學究氣。”(36) 然而要做到這一步並不容易，不少流亡哲學家剛進入美國高校時，甚至很難用英語與人打交道。正如那位曾在哈佛大學任教的流亡哲學家赫爾伯特·菲格爾（Herbert Feigl）所言，“我是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才開始做到與我的學生進行日常交流的”。(37) 講德語的流亡哲學家之所以在美國沒有取得太突出的成就和地位，除了在“實用主義”的哲學環境中美國人對他們的“理想主義哲學”不感興趣外，更要歸因於他們在語言上遭遇到的特別障礙。對於流亡哲學家大多在戰後返回歐洲的這一事實，“法蘭克福學派”中的著名人物特奧多爾·阿多諾（Theodor Adorno）做過這樣的解釋：“哲學從本質上講是它語言的哲學，若拿走描繪它的語言，是無法進行任何哲學上的思考的。”(38)
在流亡人文科學家中，隻有羅馬語族語言文學家和藝術史專家才逃脫了這種語言上的尷尬。像埃利希·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利奧·斯皮澤爾（Leo Spitzer）、赫爾穆特·哈茨菲爾德（Helmut Hatzfeld）、赫爾伯特·迪克曼（Herbert Dieckmann）這樣著名的羅馬語族語言文學家，是利用其專業語言上的獨特性及其成果才在美國著名大學中獲得特殊地位的。奧爾巴赫先後被聘為賓夕法尼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教授；斯皮澤爾任約翰·霍布金斯大學教授長達24年；哈茨菲爾德長期受聘於美國天主教大學；迪克曼則先後執教於華盛頓大學和哈佛大學。這些人能在美國學術界“稱雄一世”，不僅因為美國當時在這個領域中還十分落後，更重要的是，“這個領域的母語是拉丁語，即使對美國人來說也仍然是外語，因而本身並不具有語言上的優勢。相反，這些外來的德國流亡語言文學家與羅馬語族語言文學之間的距離要比美國人近得多”。因此，“他們在美國大學課堂上使用的專業語言是拉丁語，而不是美國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英語。事實上，他們在美國也是很少用英語，而是更多用德語或拉丁語來進行研究和寫作的”。(39) 例如，奧爾巴赫的《模仿，西方文學中表達的真實性》和《羅馬語族語言文學研究導論》，(40) 以及斯皮澤爾的《不同國家的語言和文學風格研究》等，(41) 這類重要的代表作，都是由他們的美國學生根據其德文或拉丁文版本譯成英文後，才真正為美國人所理解的。
以埃爾溫·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雅可布·羅森貝格（Jacob Rosenberg）、理查德·克勞特海默（Richard Krautheimer）、保羅·奧斯卡·克裏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漢斯·巴龍（Hans Baron）等為代表的流亡藝術史專家們則更為幸運。藝術史這門學科本身就是由德意誌猶太學者於1813年在哥廷根大學開創的，因此，“藝術史的母語是德語”。(42) 這使得他們同樣“無需在美國的課堂上麵臨語言上的特殊難題。當他們編輯自己的作品需要說明或幫助時，隻花了極少的時間就了解了為數不多的有關英文著作，從而順利地完成了這場新語言的挑戰”。(43) 正是他們，創建了美國大學的藝術博物館，提供了藝術史領域的方法論，開拓出大量被美國忽略的重要學術領域，如聖像學、古代藝術、巴洛克時代的藝術、16～17世紀的藝術與建築史等，並為美國培養出自己的第一代藝術史專家。“在今天的美國，沒有人不承認他們是藝術史領域的權威，而他們的徒子徒孫現已遍布美國各高校。自戰爭結束以來，他們一直有規律地在德意誌大學講學，但他們的工作重心仍然在美國。”(44)
然而，那些從事德國史、歐洲史研究的流亡學者在職業語言問題上卻遠沒有這般幸運。例如，研究歐洲法製史的埃伯哈德·弗裏德裏希·布魯克（Eberhard Friedrich Bruck）、研究1848年革命史的法伊特·瓦倫丁（Veit Valentin）、研究“腓特烈大帝”的恩斯特·康特洛維茨（Ernst Kantorowicz）以及研究德國近代史的漢斯·羅特費爾斯（Hans Rothfels）等人在美國生活得十分艱難。這些著名的德國曆史學教授之所以會一直拖到大戰爆發前夕的1939年才逃出德國，對異文化環境中種種困難的考慮，本身就是造成他們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們雖能憑借過去的成就和名聲進入美國的大學，但畢竟已人過中年，又是第一次接觸英語世界，因而在學術發展上困難重重。一方麵，在喪失個人學術收藏、脫離德國檔案和歐洲曆史材料的情況下，他們很難繼續過去的研究；另一方麵，美國的大學當時對他們的研究方向並無興趣，又對他們能否研究美國史持懷疑態度。因此，他們在美國的大學裏不僅麵臨了職業語言上的嚴重障礙，還遭遇到一種學術地位上的貶值。
布魯克流亡美國時已經62歲，他雖“被哈佛大學曆史係接受，但由於語言上的問題，卻隻能當一名研究型的副教授”。(45) 瓦倫丁到達美國時已54歲，“盡管在不少美國高校裏工作過，但由於口語交流上的困難，直到1947年去世時，也隻是一名研究型的副教授，始終未能在美國獲得永久性的學術崗位”。(46) 康特洛維茨流亡美國時44歲，原想在芝加哥大學工作，卻遭到該校副校長的反對，其理由是“他的英語水平相當一般”，因而隻能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院長期擔任講師，直到1945年才重新成為教授。(47) 羅特費爾斯流亡到美國布朗大學時已49歲，“在這個英語的世界裏，他度過了極為艱難的歲月，直到1946年才在芝加哥大學重新成為教授。(48) 這些年長的著名流亡史學家，隻要還在世，都在戰後返回了歐洲，也隻有在德語世界裏，他們才能找到施展自身才華的場所。(49)
在講德語的流亡史學家中，能較快克服職業語言障礙的往往是更年輕的編外講師，如哈約·霍爾波恩（Hajo Holborn）、費利克斯·吉爾貝特（Felix Gilbert）、漢斯·羅森貝格（Hans Rosenberg）這樣的人。他們都出身於20世紀初期，都在1933年遭到納粹德國驅逐後很快流亡到英國，也都在自己30歲左右繼續流亡來到美國。但這些人即使在英國學習過1—3年的英語，初來美國時，其英語能力也仍不為美國同行所恭維。例如，當霍爾波恩於1934年來到美國耶魯大學時，被人評價為“應付這個冬季學期，他的英語顯然是不及格的”。而吉爾貝特在1936年來到哈佛大學時，得到的評價是：“他的英語出口過於羞怯，有些缺乏自信。”(50) 當然，對於這些更年輕的流亡史學家來說，證明隻要自身努力，職業語言上的障礙是可以克服的。僅花了一年時間，霍爾波恩的英語水平就受到了讚揚；而吉爾貝特“使用新語言的能力”也被同事們稱之為“不僅足夠，而且極好”。(51)
隻有這些能很快克服職業語言障礙的年輕流亡史學家，才可能在美國贏得更大的影響並獲得更高的地位，而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要歸因於國際局勢的劇變。在1941年12月7日美國參戰後，美國人試圖理解歐洲災難性局勢發展的原因所在，因而產生出一種對歐洲史的強烈興趣。尤其是德國史，已由美國人過去不太理睬的“外國史”變成一種“受人尊重的熱門領域”，對戰爭對手的研究能提供一種“世界性知識”，因而變得具有“國際性”了，這就為已較好掌握了英語的年輕流亡史學家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機會。像霍爾波恩和吉爾貝特這樣一些剛開始在美國大學裏研究美國史的人，便很快就進入了美國戰略服務局（OSS），成為德國問題分析專家。1945—1949年間，他們又轉入美國國務院，幫助協調在德國占領區的美國政策。當“冷戰”來臨時，美國政府力圖弄清國際局勢緊張化根源的興趣進一步增強，政府委托的研究工程清單導致了許多新學術崗位的開放。(52) 加之美國占領軍已將德國大量的國家檔案運到了美國，這些人便重返美國史學界，因為現在唯有他們才能通過自己的德語母語優勢來充分利用這種研究條件。這不僅使他們能在美國不斷取得德國史、歐洲史研究上的新成果，而且也極快地提高了他們在美國的學術地位。例如，吉爾貝特很快被聘為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所教授；羅森貝格也很快成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院教授；而霍爾波恩則在耶魯大學當上了美國最高等級的教授，並在1967年當選為美國曆史學學會主席，成為曆史上僅有的兩位“在外國出生並接受教育的學者”能獲此殊榮的人物之一。(53)
對流亡人文科學家來說，在美國這種異文化環境中，過去在德國學術界贏得的名聲基本上是無用的，除非他們的專業方向本身具有“國際性”。這也正是從事羅馬語族語言文學和藝術史研究的流亡科學家能在美國學術界“稱雄一世”的根本原因。而那些從事德意誌語言文學、哲學和曆史學研究的流亡科學家，則必須在美國經受這場“失語性”問題的嚴峻考驗。盡管美國參戰後的特殊局勢為流亡史學家提供了“幸運的轉折點”，使他們過去的研究方向突然間變得具有“國際性”了，但要想在美國學術界贏得地位，熟練掌握英語仍然必不可少。由於在掌握新語言方麵，年過40歲的人總要比更年輕的人困難得多，因此他們利用這種新“國際性”的機會也要少得多。隻有更年輕的流亡史學家，才可能像從事羅馬語族語言文學和藝術史研究的流亡學者那樣，為美國人文科學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並在1950年代後成為大西洋兩岸人文科學領域學術交流的先鋒。
三、流亡社會科學家的“失語性”問題
在克服職業語言障礙方麵，流亡社會科學家麵臨的困難與流亡人文科學家相當類似，尤其是那些被分散在美國各高校中的流亡社會科學家，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專業研究上都出現了“長達數年之久的幾近休克的狀態”。這方麵最為典型的例子發生在年已六旬的奧地利著名心理學家卡爾·布勒（Karl Bühler）身上。這位社會心理學界的世界級人物，是美國高校破格接納的少數幾位年紀最大的流亡科學家之一，卻因“失語性”問題在美國變得無所作為。“由於掌握英語上的困難，直到1950年代去世時，他在美國都沒有發表過任何東西。”(54)
當然，人們也能舉出相反的例子，但這類例子往往隻發生在更年輕的流亡社會科學家身上。例如，卡爾·布勒早年在維也納大學的學生保羅·F.拉薩斯菲爾德（Paul F. Lazarsfeld）就是在美國成為世界頂尖級的社會學家的，而這首先與他事先掌握了英語有關。早在1933年初，時年32歲的拉薩斯菲爾德就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並作為“訪問學者”在美國度過兩年。他是在熟練地掌握了英語之後，當1935年10月奧地利發生政變時，才最後流亡美國的。(55) 而這次到達美國後，“他在過去進行的維也納市場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很快就在《民族市場評論》雜誌上發表了《詢問為什麽的藝術》一文，這篇用英語寫成的論文使他幾乎一夜之間就成為這個領域中居領導地位的權威人物”。(56) 後來，他又用英語寫下大量的社會學論著，如《人民的選擇》、《投票》、《社會研究的語言》、《社會學中的數學思想》等。由於他將數學統計方法引入了社會學，創立了“數學社會學”，因而當選為美國社會學學會主席。像拉薩斯菲爾德這樣熟練地掌握了英語並在流亡美國後取得輝煌學術成就的例子，也能在年輕的流亡經濟學家雅可布·馬夏克，(57) 以及年輕的流亡政治學家卡爾·W. 多伊奇身上找到。(58)
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20多名德國流亡科學家卻構成了一種例外。早在1932年6月巴本政府上台時，研究所領導人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就意識到德國局勢的嚴峻性，並開始著手於整個研究所的向外轉移問題。到1933年2月底“國會縱火案”發生時，這個研究群體連同自己的全部經費和圖書資料都已轉移到了瑞士的日內瓦。因此，當1934年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作為一個研究團體被整體地接納進美國時，本身是帶有經費和圖書資料的。由於哥倫比亞大學為其提供了研究空間，並免去了它的成員給本科生上課的任務，因此，“這些德國流亡社會科學家仍然能像在魏瑪時代那樣，繼續專心致力於哲學、語言學、曆史學、國民經濟學、社會學和法學方麵的綜合性研究。1940年6月以前，他們的研究成果都是用德語發表在自己主編的《社會研究雜誌》上的，而這份德文流亡刊物的編輯部設在巴黎”。(59) 法國淪陷後，雜誌編輯部搬到紐約，雜誌也更名為英文版的《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這時他們才開始逐步將英語作為主要的書麵語言。即便如此，在以後的10年裏，“法蘭克福學派”的核心成員，如馬克斯·霍克海默、特奧多爾·阿多諾、弗裏德裏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利奧·洛文塔（Leo Lowenthal）等人，絕大多數理論著作仍然是用德語寫成的。阿多諾後來回憶道：“我後來在德國出版的著作中，有90％是在美國完成的，但其中隻有極少的一部分是用英語寫的。”(60)
這些堅持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核心成員拒絕用英語進行寫作，實際上表明了他們拒絕與美國社會“一體化”的決心。阿多諾這樣講道：“在美國這種群眾文化的壟斷下，我們這些人，自身生命的再生產與專業上負責任的工作之間有著一種不可和解的斷裂關係。當我們的語言被剝奪時，我們的曆史標尺也就被挖走了，而我們正是從這些東西裏吸取知識力量的。”(61) 這也正是他們會在1950年帶著這家研究所回到新生的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的決定性原因。(62) 他們在美國流亡期間用德語寫下的大量重要理論著作，如《偏見研究》五卷本、《權威主義人格》、《啟蒙的辯證法》等，隻是在戰後的歐洲才真正引起人們的關注。盡管這些著作對社會科學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價值，並導致了1950年代政治心理學的興起和“意識形態論”的終結，然而這已經是這家研究所撤離美國以後的事情了。而“在美國，當時阿多諾的知名度不過是《權威主義人格》那本著作封麵上的第一作者而已”。(63)
當然，“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中也有主動學習英語的人，如後來在美國學術界大展宏圖的弗朗茲·諾伊曼（Franz Neumann）、埃裏希·弗洛姆（Erich Fromm）以及赫爾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等人。這些人不僅年紀更輕，而且思想也更為開放，並都在美國參戰後於1942年應聘於美國戰略服務局，服務多年之後又活躍於美國的學術界。與霍克海默、阿多諾等人不同，這些更年輕的“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們認為，“主動適應美國的環境，在一個決定性的階段上，甚至能導致一種上升機會的出現，即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找到一種實踐上的機會”。(64) 而這也與他們更好地掌握了英語上的寫作技巧緊密相關。
這些人都曾在流亡美國前接受過不同程度的英語訓練，也都在美國走上了用英語寫作的道路。他們之中的弗朗茲·諾伊曼表現得最為典型。1932年12月，隨著德國政局的惡化，時年32歲的諾伊曼便開始自學英語，為以後的流亡做準備。1933年1月底希特勒上台後，他曾在英國流亡3年，並獲得了英國的政治學博士學位。盡管他並不喜歡英語世界，但在1936年流亡美國並加入“法蘭克福學派”時，已經完成了從德語到英語的過渡，成為這個圈子中最少發生語言障礙的人。這不僅導致了他不同於霍克海默、阿多諾等人在美國的生活感受，而且使他成為這個圈子中最主動地適應美國社會環境的人。早在1942年，他便通過他那部用英文寫成的名著《巨獸——納粹主義的結構與實踐》，在美國成為研究納粹主義的權威人士以及享有盛譽的著名政治學家。(65) 而埃裏希·弗洛姆也通過他英文版的《逃避自由》和《愛的藝術》，在1940—1950年代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著名學者，至於赫爾伯特·馬爾庫塞，更是通過他1960年代出版的英文名著《單向度的人》，在美國成為風靡一時的“哲學新‘左派’”的代表人物。
在克服職業語言障礙方麵，最為幸運的流亡社會科學家是那些被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接納的人。為接納他們，院長阿爾文·約翰遜（Alvin Johnson）專門創辦了研究生院，並取名為“流亡大學”。約翰遜這樣談到：“創辦這所‘流亡大學’的意義就在於：它不僅能接受數量更多的德國科學家，而且能真正繼續那種在德國已被掃除掉的批評式的社會研究傳統，並使美國的社會科學‘國際化’。”(66) 他頂著當時美國盛行的孤立主義壓力，突破了“援助德國流亡學者緊急委員會”做出的“每所美國高校接受的流亡學者一般不超過3人”的規定，大規模地接受德國流亡科學家。因此，在這所“流亡大學”裏，聚集了一個數量最後高達182名之多、以講德語的社會科學家為主體的歐洲流亡科學家群體。
在這個完全由流亡科學家組成的教授集團中，人們首先就沒有那種在通常情況下必然會產生的“孤獨感”，加之約翰遜院長的特別關照，他們在語言問題上得到了更多的諒解和幫助。例如，約翰遜院長最初甚至允許他們“在脫離本科生教學活動的情況下，專門從事理論研究，但同時要求他們必須盡快學會用英語授課和討論，為‘流亡大學’的學術陣地《社會研究》雜誌提供的稿件也必須用英語寫成，所有成員的英文學術論著都要事先經過專職的語言學專家的審訂之後才能發表或出版”。(67) 盡管這些製度上的強製性要求給不少人帶來了壓力和負擔，但約翰遜院長采用的方法是循序漸進式的：“先是為他們配備專門的翻譯人員，以便能將他們論著中的‘文科中學式的英語’翻譯成‘美國式的英語’並及時出版和發表，然後讓他們逐步學會用英語在堂上授課和指導博士研究生。與此同時，‘新學院’還通過每周舉行一次的學術討論會，使他們能不斷獲得與來自外校的美國本土學者進行麵對麵交流的機會，因而在‘流亡大學’的教授中，很快培養出一種用英語說、寫的風氣。”(68) “絕大多數人很快就能講相當不錯的英語，並在後來變得更喜歡用英語而不是德語來進行寫作了。因此，在這個群體中，形成了一種‘盎格魯-日耳曼式的、新學院式的自身語言習慣’。”(69)
由於這些流亡社會科學家都較為順利地完成了兩種語言之間的過渡，因而能在美國發揮出更大的影響和作用。到1943年，這所“流亡大學”已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國際性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和“構造未來的思想工廠”。像埃米爾·雷德勒（Emil Lederer）、阿道夫·勒韋（Adolph Lowe）、格哈德·科姆（Gerhard Colm）、漢斯·奈塞爾（Hans Neisser）、雅可布·馬夏克、漢斯·西蒙斯（Hans Simons）、漢斯·施佩爾（Hans Speier）等這樣一批傑出的流亡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已在美國學術界和政界嶄露頭角。同年1月3日，一份來自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調查報告中這樣寫道：“‘流亡大學’的專家們被不少於26家美國政府機構有規律地請去做谘詢工作，還有大量的成員參與到不少於25個政府和軍方委員會的工作之中。它的‘世界經濟研究所’構成了‘新政’意識形態的‘思想庫’；它的‘社會與政治科學研究所’引導了‘極權主義社會學研究’；它的‘世界事務研究所’則開啟了對美國最有價值的‘國際研究’。”(70) 所有這些，都是當時那些不問政治並具有保守主義學術傾向的美國社會科學界主流派所做不到的。
凡能順利地克服職業上的語言障礙，又能主動地適應美國的社會環境、並能找到適宜發揮自身才能場所和方向的流亡社會科學家，幾乎都站在了美國社會科學的前沿上。正是他們，不僅主導了當時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研究的新潮流，而且為美國社會科學的跨學科發展提供了根本性的推動力。
四、流亡數學家、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的“失語性”問題
與流亡人文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相比，流亡數學家、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在克服職業語言障礙方麵的困難則要小得多，這使他們成為到達美國之後很快就能投身於科學研究工作的人。導致這種局麵的原因是多方麵的。
首先，這要歸因於這些學科專業上的“天然國際性”。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國是世界科學、文化的中心，包括英、美在內的所有知識難民接受國在這些學科領域裏都不如德國發達，但當時德國與外國科學同行之間的學術交往已相當活躍，一個以德國科學家為核心的歐美“科學家共同體”已經形成。不僅如此，相當多的美國科學界領導人都有留學德國的經曆，像約翰·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瑪麗·邁爾（Maria Mayer）等這樣一批在美國學術界占有特殊地位的猶太科學家，本身就是在希特勒上台前夕，剛從德國移民美國的。(71) 而且在1933年以前，這些科學領域中最具權威性的刊物還不是英語世界的《科學》和《自然》，而是德語世界的《數學年刊》、《物理學編年史》、《化學編年史》以及《醫學編年史》，“就連這些領域中的美國科學家當時也是主要依靠德語的科學雜誌和期刊來發表文章的”。(72) 這種局麵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從未出現過。因此，1933年後，來自德語世界的流亡數學家、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在與美國同行之間非常容易找到共同語言。
另外，這也要歸因於美國高校在接納德國流亡數學家、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上特殊的年齡限製。“援助德國流亡學者緊急委員會”早在1933年5月23日便作出規定：“接受自然科學和醫學領域裏的德國流亡學者時，除諾貝爾獎得主外，年齡一般限製在40歲以下，因為這樣的人還有‘出產年’，當然，他們必須證明自己是優秀的。”而在接受流亡人文、社會科學家的年齡限製方麵，“緊急委員會”隻做出了“30歲至58歲”的一般規定。(73) 因此，被美國高校接受的絕大多數流亡數學家、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的年紀都沒有超過40歲。(74) 這樣的人在掌握一門新語言上要比40歲以上的人快得多、也容易得多。而且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主要是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都有曾經流亡英國的經曆，這則要歸因於英國學術界在最初接受德國流亡科學家的問題上采取了比美國學術界更為積極的態度。盡管這些流亡科學家大多隻是在英國大學的實驗室裏擔任臨時性的工作，並在歐洲局勢日益緊張化的情況下繼續流亡到美國，但他們在英國這個流亡的“中轉站”裏，已經事先接受過不同程度的英語訓練。(75) 至於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詹姆斯·弗蘭克（James Frank）、古斯塔夫·赫茨（Gustav Hertz）、維克多·赫斯（Viktor Hess）、弗裏茨·哈伯（Fritz Haber）、彼得·德拜（Peter Debye）、奧托·弗裏茨·邁爾霍夫（Otto Fritz Meyerhof）、奧托·洛伊（Otto Loewi）等這些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的得主，年紀雖都超過了40歲，甚至大多已過了50歲，但他們早在1920年代的“科學國際化”進程中，就已經作為“科學家共同體”的核心人物，在與英語世界的科學家進行頻繁的學術交流了。盡管他們的英語口語中普遍帶有濃厚的鄉音，例如許多美國人在回憶愛因斯坦時，都提及“他帶著德語口音所講的英語很難懂”，(76) 但這並沒有影響到他們在美國的科學研究。
最後，還要歸因於這些學科專業語言上的原因。與人文、社會科學相比，數學、自然科學與醫學的文字表述相對簡單，無論是課堂上的教學語言，還是科研中的學術用語，都相對程式化。因此，對這些領域的流亡科學家來說，掌握一門新外語中的職業語言，要比那些流亡人文、社會科學家容易得多。更重要的是，當數學、自然科學和醫學發展到20世紀30年代時，已經可以在國際上普遍接受的術語方麵以及數學描述的基本事實、概念以及技術方麵達成一致了，這就使來自不同國家的科學家之間的交流變得更為容易。而且“在美國大學和研究機構裏，各科學領域的國際學術雜誌、期刊及專著的易得性，也使得數學、自然科學和醫學領域中的流亡科學家，在個人學術收藏受損所導致的研究阻力方麵，相對於人文、社會科學中的流亡科學家來說，其影響要小得多”。(77)
當然，這並非意味著講德語的流亡科學家在美國完全沒有職業語言上的障礙，尤其是流亡數學家，他們遇到的語言障礙明顯大於流亡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這既要歸因於數學領域的特殊性，也要歸因於德國的大學，尤其是有猶太血統的數學家最為集中的哥廷根大學，過去在國際數學界中所特有的“數學的麥加”地位。
數學不同於自然科學和醫學。自然科學和醫學自19世紀90年代以來已經發生了由理論研究向實驗研究的重大轉變，因此，這些科學領域前沿上的突破，不僅越來越依賴於實驗設備之類的研究手段和條件，同時為避免在研究中走彎路，也越來越依賴於科學家之間的相互溝通與共同協作。而數學的發展直到20世紀30年代仍然取決於人的大腦在公理體係基礎上的直觀、對空間概念的抽象分析能力以及邏輯推理能力，數學前沿上的突破仍然靠的是數學家個性化的創造力。因此，當1920年代國際交往與交流變成科學家們的一種主要活動時，德國數學家由於其自身所具有的那種無與倫比的地位，使得他們不用像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那般頻繁地走出國門，便能坐等外國學者的“八方來朝”。這就導致了這些領域中的一種相當不同的語言局麵：1933年以前，在自然科學、醫學領域的國際交往中，德國科學家與歐、美其他國家同行之間在語言上是互相學習的。當這些領域的德國科學家流亡到美國時，無論在研究上還是在教學中，遇到的語言障礙都相對較小。而在數學領域裏的情況則不同：1933年以前，主要是由外國的數學家來學習德語，從而求得學術上的共同語言的，以至於美國大學中相當多的數學教授都是在德國獲得過博士學位的人。(78) 這固然使1933年後德國流亡數學家在與美國同行的學術交流上不存在什麽困難，但要在美國高校中應付對本科生的教學活動，仍然存在一定的語言障礙。
絕大多數流亡數學家在教學活動上的語言障礙，是通過一種特別方式來克服的，這種方式本身與他們直接流亡美國有關。流亡美國的德國數學家之所以能“一步到位”，一方麵是由於英國的大學所能提供的數學專業崗位十分有限，又不能像安置流亡自然科學家、醫學家那樣將流亡數學家臨時安置在大學的實驗室裏；另一方麵則要歸因於洛克菲勒基金會。在這家為“緊急委員會”提供最重要的經濟支持的美國基金會中，數學家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地位。例如，該基金會主席馬克斯·梅森（Max Mason）以及自然科學部主席沃倫·韋弗（Warren Weaver），不僅都是數學家出身，而且都是在德國的哥廷根大學獲得數學博士學位的。由於他們對數學家的特殊情結，因此，德國數學家難民都是由洛克菲勒基金會最先出麵營救的。(79) 不僅如此，而且當時的“美國數學學會”主席奧斯瓦爾德·維布倫（Oswald Veblen）以及秘書長羅伯特·G.D.理查森（Robert G. D. Richardson）也曾留學哥廷根大學，他們對德國流亡數學家同樣抱以深切的同情。因此，洛克菲勒基金會、“緊急委員會”以及“美國數學學會”在安置他們的問題上，事先考慮到他們在教學上的語言障礙問題，因而與接受他們的美國大學預先達成了協議，使他們一般都享受到“不為本科生授課，隻進行數學研究的特權”。(80)
隻有像大數學家理查德·庫朗（Richard Courant）這樣的人，由於被安置在隻有1名數學教授（即他本人）的紐約大學裏，才無法享受這種特權。這自然使庫朗倍感授課上的語言困難，為此，他還特別“從講演係請來一位家教，專門教他英語，並隨身帶著一個筆記本，不斷地把他在交談和閱讀中碰到的口語用法記錄下來。這使他進步很快，沒過多久，他便摸索出一種備課方法：先把精心準備的講義用德語口述出來，然後再譯成他所希望的‘不錯的英語’”。(81) 至於其他的流亡數學家則要比庫朗舒服得多，他們根本不用為本科生授課，尤其在那些流亡科學家相對集中的美國大學裏，他們甚至完全不用為“語言上的孤立”而苦惱。例如，大數學家赫爾曼·外爾（Hermann Weyl）一走進普林斯頓大學的“高級研究所”就有這種感受：“在這裏，講德語的人和講英語的人一樣多。”(82)
由於職業上的語言障礙相對較小，這些講德語的流亡數學家、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們在進入美國高校後，很快就有了一種近乎於在“家”的感覺。正如德國流亡物理學家維克多·魏茨柯帕夫（Victor Weisskopf）所言：“到達美國後不久，我們便很快感受到，那些留在歐洲的人倒更像是難民！”(83) 因此，他們完全能在美國繼續他們的研究工作，並不斷取得輝煌的學術成就。這不僅使他們與美國社會的“一體化”變得更為容易了，而且美國也從這些科學家身上獲得了巨大的智力收益。僅是在來自納粹德國的第一代流亡科學家當中，就有13位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的得主，除前文中提及的8位獲獎者外，還有奧托·斯特恩（Otto Stern）、費利克斯·布洛赫（Felix Bloch）、尤金·P.維格納（Eugene P.Wigner）、漢斯·A.貝特（Hans Bethe）以及馬克斯·路德維希·德爾布呂克（Max Ludwig Delbrück），這5位都是在流亡美國後獲獎的。(84) 而在數學領域裏，赫爾曼·外爾、卡爾·路德維希·西格爾（Carl Ludwig Siegel）與約翰·馮·諾伊曼一起，很快就將普林斯頓大學的“高級研究所”變成了“世界純粹數學中心”，理查德·庫朗則將紐約大學的“庫朗研究所”建設成了“世界應用數學中心”。
“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個產生於20世紀30年代並在今天廣為人知的口號，實際上是當年講德語的流亡數學家、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的典型口號。而美國因為這些流亡科學家的到來，終於成為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得主最多的國家和“數學的新麥加”。
五、流亡藝術家的“失語性”問題
在語言問題上，流亡音樂家和造型藝術家無疑是所有知識難民中最為幸運的人。盡管他們同樣麵臨了“失語性”問題，在與美國人交往的日常生活中也無疑都是“結巴”，但由於他們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種“天然的世界語”，因而幾乎感受不到職業語言上的障礙問題。首先是那465名流亡音樂家，他們成為在美國最快安頓下來的人。著名音樂史專家博裏斯·施瓦茨（Boris Schwarz）這樣寫道：“被迫流亡的音樂家的運氣看來要比那些演員、作家和科學家好得多，因為音樂本身就是世界性的語言。一位音樂演奏家隻要有樂器在手，就可以在巴黎、紐約等地演出並能得到理解，根本沒有進行口頭語言交流的需要。歌唱家幾乎一直就是天然的多種語言的掌握者，作曲家更能去改變各民族音樂興趣和音樂傳統之間的那些細微差別，因此，富有創造力的音樂家在遠離他們的祖國時，是能很快地適應新形勢的。”(85)
這些來自西方音樂傳統故鄉德國的流亡音樂家，不僅活躍在美國的音樂舞台上，還幫助美國高校建立或發展起音樂學專業。例如，20世紀最著名的作曲家、“無調性音樂”的開創人阿諾德·勳伯格（Arnold Schoenberg），先後被聘為波士頓馬爾金音樂學院、南加州大學音樂學院和加州大學音樂學院教授，並在美國新一代作曲家中產生了強烈影響；大作曲家保爾·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一手創辦了耶魯大學音樂學院，並在複興“文藝複興時期”和“巴洛克時代”的音樂風格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斯特凡·沃爾帕（Stefan Wolpe）先後任費城音樂學院、北卡羅來納黑山學院以及長島學院音樂教授，素以教授作曲法而著稱；而恩斯特·克熱內克（Ernst Krenek）創辦了瓦薩學院、哈默萊學院的音樂係，培養了許多美國著名的作曲家；卡羅爾·拉特豪斯（Karol Rathaus）則創辦了紐約城市大學女王學院的音樂係，並引入了一套完整的作曲法課程。正是由於他的努力，這所大學擁有了美國東海岸實力最為雄厚的音樂係。(86) 總之，由於音樂語言特有的“國際性”以及美國在這一領域的落後性，講德語的流亡音樂家在美國高校中輕易地克服了職業語言上的障礙，成為音樂學這一特殊的藝術學科的創辦人，以及教學、研究工作的主要力量。
如果說歌唱家、音樂演奏家和作曲家之類的音樂家是靠聽覺藝術為生的話，那麽畫家、雕塑家、建築設計師之類的造型藝術家就是靠視覺藝術為生的人，因為繪畫、雕塑、建築這類造型藝術是首先建立在視覺效果的基礎上的。即使是從事教學工作，這些造型藝術家也是“從物質的基本特性、材料的形狀、直觀的結構以及簡單的空間關係對生理和精神產生的效果出發，來進行課堂教學設計的”。(87) 例如，像瓦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路德維希·米斯·範·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馬塞爾·布羅耶爾（Marcel Breuer）、拉茨羅·莫何裏-納吉（Lgáztó Moholy-Nagy）、瓦爾特·彼特漢斯（Walter Peterhans）、路德維希·希爾伯斯海默（Ludwig Hilbersheimer）這些“世界級”的德國流亡建築設計師，也同樣活躍於美國高校之中。格羅皮烏斯和布羅耶爾執教於哈佛大學，米斯·範·德·羅、彼特漢斯和希爾伯斯海默執教於伊利諾斯技術學院，莫何裏-納吉則在芝加哥創辦了自己的建築學院。他們在美國高校的課堂上從未感到有太大的語言障礙，因為他們“隻需掌握英語中最簡單的過渡性語言，就能將魏瑪時代現代主義的‘鮑豪斯建築風格’傳授給他們的美國弟子”。尤其是那位被譽為美國“摩天大樓奠基人”的米斯·範·德·羅，“甚至在流亡美國後從沒有努力學過英語，因為無論他走到哪裏，都有人專門為他做翻譯”。(88)
在296名流亡造型藝術家的行列中，有100多人屬於流亡攝影師，他們從納粹德國到美國新家園的遷徙以及經濟上的過渡也進行得非常順利，而這首先要歸因於攝影行業的視覺傳播特性和國際流動性。早在魏瑪時代，由於在光學、精密機械、化學等領域中的世界領先地位，德國在攝影器材和顯影技術方麵都是國際上最先進的，加之1920年代“魏瑪文化繁榮”中煥發出來的自由創造力，因而德國在圖片新聞報道方麵一直引領著世界的新潮流。當這些攝影師在1933年後流亡到美國時，恰好趕上了美國新傳播業興起的時代。美國此時正急需歐洲、尤其是德國在數十年來積累的技術和經驗，而他們的職業特點決定了他們極少麵臨文字記者必然會遇到的語言問題，隻需用不斷的影像交流，就能提供即時的世界性認知。因此他們在美國傳媒中如魚得水，不僅推動了美國的新聞攝影，還開創了時尚攝影和戰爭攝影，創辦了《圖片通訊社》和《生活》雜誌，並為眾多的美國報刊雜誌提供了大量引人注目的名人、地點和新聞事件的圖片。(89)
初到美國時，流亡攝影師們往往是從拍攝名人肖像起步的，不少人立即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有洛特·雅可比（Lotte Jacobi）、菲裏普·哈爾斯曼（Philippe Halsman）與吉澤勒·弗洛伊德（Gisele Freund）等人。雅可比專門為諸如庫爾特·魏爾（Kurt Weill）、洛特·倫亞（Lotte Lenya）以及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這樣著名的流亡科學家拍攝肖像，這些作品立即被廣泛複製，並成為20世紀30—40年代的經典攝影作品。她拍攝的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研究所裏休閑的照片，在1942年被收入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的“20世紀肖像展”中。(90) 哈爾斯曼長期流亡巴黎，1940年6月法國淪陷後，通過愛因斯坦的幫助流亡美國。利用新客觀主義和立體主義的歐洲傳統，他拍攝的名人肖像在美國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僅是《生活》雜誌就刊登了他拍攝的101張封麵照。(91) 而弗洛伊德拍攝的人物肖像作品也被《生活》、《時代》雜誌頻頻刊登，她的名字在美國幾乎無人不曉。(92)
許多流亡攝影師很快就在美國開辦起自己的攝影工作室，其中最為典型的是來自奧地利的流亡攝影師艾伊克·波利策爾（Eyic Pollitzer）。他在紐約開辦的攝影工作室生意十分紅火，並為許多雜誌社、出版社以及紐約市博物館和圖書館提供了大量照片。(93) 正如吉澤勒·弗洛伊德所言：“就社會功能而言，照片是當今最重要的大眾媒介，因為沒有哪樣東西能像它那樣對所有的人都具有說服力或接近性。照片遠遠不止是一種提供信息的方式，我們還能借助照相機來表達我們的思想。在藝術的等級中，它最接近於一個翻譯。”(94)
除這些流亡音樂家和造型藝術家外，還有一批流亡藝術家在語言問題上經曆了“先苦後甜”的過程，這就是那些專門從事舞台藝術的話劇和電影演員，以及編劇、導演、製片人之類的文化流亡者，其總數高達581人。講德語的話劇和電影演員屬於靠語言的魅力和表演來打動人心的人，但他們在流亡美國後，即使努力地學習英語，也由於其口語中不可避免的方言色彩，而無法發揮他們的表演才能。(95) 那時，他們是多麽懷念那個剛剛過去的“無聲電影的時代”嗬！然而他們的“失語性”問題，卻在1941年12月7日之後意外、幸運、迅速地得到了緩解。由於美國的參戰，好萊塢的電影公司為適應市場需求，開始生產一係列的反納粹影片，急需雇傭大量的德語演員，而他們純正的德語口語非常適合扮演這些角色，因此，他們開始頻繁地出現在反納粹影片中。對好萊塢產出的100部反納粹電影片的調查表明：“90％以上的影片中有講德語的演員出現，84％的影片中他們扮演了具名的小角色，54％的影片中他們扮演了主角和配角。全部加起來，幾乎所有的130名講德語的流亡演員都在反納粹影片中獲得了工作機會。”(96)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在影片中很少扮演德國難民或流亡科學家，更多扮演的是“納粹分子”，即“他們的撒旦”。(97)
這一影片潮也意外地給那451名講德語的流亡編劇、導演、製片人帶來了生機。1933年後，絕大多數“流亡電影人”因“失語性”問題在美國不得不改行，但他們在多年的流亡生涯中逐漸掌握了英語的日常語言，而電影劇本中的場景語言以及電影導演、製作過程中的工作語言也往往隻是簡單的日常語言。這樣，在美國參戰後，好萊塢的電影公司終於發現，“這些‘流亡電影人’恰恰能結合他們自己在法西斯統治下的個人經曆，編寫出最好的反納粹影片劇本，設計出準確無誤的德語台詞、創造出逼真的藝術氣氛”。(98) 因此，這些長期被人遺忘的“流亡電影人”，轉眼間湧入了好萊塢，某家電影公司甚至一口氣就聘用了100多名流亡者。(99)
據統計，大約有60部電影，即占好萊塢戰時出產影片的1／3，反納粹影片的近2／3，是由這些“流亡電影人”編寫、導演或製作的。例如，亞曆山大·柯達（Alexander Korda）製作了《猶豫不決》（1942），赫爾曼·米拉科夫斯基（Hermann Millakowsky）製作了《被束縛的女人》（1943），賽莫爾·內本察（Seymour Nebenzahl）製作了《希特勒的瘋人院》（1943），阿諾德·普雷斯布爾格（Arnold Pressburger）製作了《劊子手的下場》（1943），格雷戈爾·拉比洛維奇（Gregor Rabinovitch）和歐格內·弗倫克（Eugene Frenke）製作了《三個俄國女孩》（1943），魯道夫·蒙特（Rudolf Monter）製作了《風中之聲》（1944），桑姆·斯皮格爾（Sam Spiegel）製作了《陌生人》（1946）等。這些“流亡電影人”也通常雇傭他們的流亡同伴來拍攝這類電影，僅是以上這7部影片，就有52名流亡者參與其中。他們中的許多人正是通過進入好萊塢，才得到了他們在美國的第一筆存款。(100) 鑒於當時好萊塢的全部工作人員中隻有220名製作人，250名導演和800名編劇，講德語的“流亡電影人”對這種類型片的參與確實達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101)
講德語的流亡音樂家和造型藝術家，由於其藝術作品的“天然世界性”，成為一批能迅速“四海為家”的人。對於他們中的不少人來說，流亡甚至為他們提供了贏得國際名聲的機會，許多人都因這場向美國的流亡而成為擁有國際聲譽的“世界公民”。至於那些流亡舞台藝術家和“流亡電影人”，他們純正的德語母語以及他們流亡的苦難經曆，在美國參戰的特殊背景下，反而成為他們打入“好萊塢”的優勢。他們正是通過對具有“世界政治性”的反納粹電影的製作和參與，才最終融入美國社會之中。這樣的經曆和結果，往往是他們當年出逃之時所事先沒有和無法預見到的。
1933年開始的這場猶太難民流亡潮是德意誌極端民族主義對異民族不加區別地強烈排斥的結果。這些講德語的猶太知識難民是由於被納粹主義者視為“異民族文化的代表”和“國際主義者”，才遭到無情驅逐的。然而就在德意誌文化走向民族極端化的這個時代裏，美利堅文化卻保持了它的開放性，這反映出這個有移民傳統的社會是能夠吸收在它看來有用的異民族文化因素的。當然，美利堅文化的這種開放性也並不是無度的，它同樣具有某種程度的排斥性，但它對於來自異民族的文化因素，並不是不加區別地一概排斥，而是采取了有選擇的吸收和有選擇的排斥。這種吸收和排斥是通過對“外來者”提出的一種文化適應上的要求來體現的，並尤為典型地反映在講德語的流亡作家、科學家和藝術家在美國遭遇的“失語性”問題上。
正如人們在這些講德語的知識難民身上所看到的那樣，能否在美國尋求到避難所是一回事，能否在美國繼續發揮他們在科學、文化上的影響力則是另一回事。這兩者之間的過渡首先取決於他們能否盡快地掌握這個客居國社會的新語言，尤其是他們的職業語言。盡管就流亡者具體個人而言，客觀年齡和主觀意識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對新語言的掌握以及他們與美國社會“一體化”的決心，但從流亡群體的總體來看，他們原有的職業和學科專業方向對母語的依賴性以及“國際性”，對他們流亡經曆和命運的影響則是更為根本性的。
講德語的流亡作家、科學家和藝術家在克服職業語言障礙上的不同經曆與命運，恰恰反映出美利堅文化對外來文化既吸收又排斥的雙重麵貌。對這些“外來者”提出的語言要求就像一把篩子，它使美利堅文化能過濾掉所有不需要的東西，排斥掉所有不能與之相適應的東西，同時又吸收它所有能加以利用的東西，並為具有適應新環境之能力和意誌的“外來者”提供施展才能的廣闊舞台。正是通過這種有選擇的吸收與有選擇的排斥，美利堅文化才既做到了自身不斷的豐富多彩，又維護了自身的核心內核，並越來越多地體現出“文化國際化”的色彩，最終成為“世界科學、文化中心”。
注釋：
① Donald P. Kent, The Refugee Intellectual,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Immigrants of 1933-1941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15.
② Norman Bentwich, The Rescue and Achievement of Refugee Scholars, Den Haag: Omniboek, 1953, p. 23.
③ Günther Anders, Die Schrift an der Wand, Tagebücher 1941-1966,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67, S. 90.
④ 例如，講德語的流亡律師必須重新學習美國法律知識並考取美國的律師資格證；流亡醫生必須熟悉美國醫療界的行規並考取美國的行醫執照；流亡記者也必須熟悉美國式的新聞寫作特點並考取得美國的記者證，甚至連流亡工程師也必須通過考取美國的職業技術證書來重新確認。見Wolfgang Frühwald und Wolfgang Schieder, Hrsg., Leben im Exil, Probleme der Integration deutscher Flüchtlinge im Ausland 1933-1945, Hamburg: Hoffmann und Verlag, 1981, S.241.
⑤ Horst M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 ftsteller, Wissenscha 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84, S. 59.
⑥ Alexander Stephan, Die deutsche Exilliteratur, 1933-1945,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79, S. 67.
⑦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eds.,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3, p. 86.
⑧ Richard D. Breitman and Alan M. Kraut, American Refugee Policy and European Jewry, 1933-1945,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31.
⑨ Sigrid Schneider, Deutsche Publizisten in New York,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85, S. 8.
⑩ Günther Anders, Die Schrift an der Wand, Tagebücher 1941-1966, S. 87.
(11) Alfred Dblin, Als ich wiederkam, Olten- Freiburg: Walter Verlag, 1977, S. 433.
(12) Leonhard Frank, Links, wo das Herz ist,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52, S. 191.
(13) Raoul Auernheimer, Das Wirtshaus zur verlorenen Zeit, Erlebnisse und Bekenntnisse, Wien: Ullstein Verlag, 1948, S. 288.
(14)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Berlin: Duncker und Humbolt, 1955, S. 47.
(15) Horst M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ftsteller, Wissenschaftler und Kii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S. 118.
(16) Carl H. Beck, Die deutsche Exilliteratar, 1933-1945, München, 1979, S. 145.
(17)(18) Fritz Kortner, Aller Tage Abend,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69, S. 247, 107.
(19) Wolfgang Frühwald und Wolfgang Schieder, Hrsg. , Leben im Exil, Probleme der Integration deutscher Flüchtlinge im Ausland 1933-1945, Hamburg, S. 74.
(20) Eva Lips, Rebirth in Liberty, New York: Flamingo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42, p. 34.
(21) Helmut F. Pfanner, Hrsg.,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Exil-Exile across Cultures, Bonn: Bouvier Verlag Herbert Grundmann, 1986, S. 74.
(22) Michel Grunewald, KlausMann 1906-1949, Eine Bibliographie, München: Ellermann Verlag, 1984, S. 145.
(23) Wolfgang Frühwald und Wolfgang Schieder, Hrsg. , Leben im Exil, Probleme der Integration deutscher Flüchtlinge im Ausland 1933-1945, S. 34.
(24) Horst M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 ftsteller, Wissenscha 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S. 57.
(25) Alexander Stephan, Die deutsche Exilliteratur, 1933-1945, S. 215.
(26) Günther Anders, Die Schrift an der Wand, Tagebücher 1941-1966, S. 91.
(27) Wolfgang Frühwald und Wolfgang Schieder, Hrsg., Leben im Exil, Probleme der Integration deutscher Flüchtlinge im Ausland 1933-1945, S. 70.
(28) Elisabeth Bab, Aus zwei Jahrhunderten, Bonn: Boosey und Hawkes Verlag, 1976, S. 194.
(29) Johannes Urzidil, Bekenntnisse eines Pedanten, Erzhlungen und Essays aus dem autobiographischen Nachlaβ,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72, S. 194, 214.
(30) Leo L. Matthias, Die Entdeckung Amerikas Anno 1953 oder das geordnete Chaos, Hamburg: Rowohlt Verlag, 1953, S. 48, 264.
(31) Bergmann Hans Marchwitza, In Frankreich, In Arnerikas, Berlin (Ost): Aufbau Verlag, 1961, S. 296, 305.
(32) Johannes Urzidil, Das groβe Halleluja, München: Langen Müller Verlag, 1951, S. 30, 86.
(33) Horst M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 ftsteller, Wissenscha 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S. 113.
(34) 流亡美國的德國著名語言文學家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rlders）這樣說：“我們人人都成為‘結巴’，甚至是兩種語言的‘結巴’，因為在我們還沒有學會英語的同時，我們的德語卻在一塊塊地脫落，而且大多是悄悄、逐漸地脫落的，以至於我們很少注意到這種喪失。事實上，我們的語言已不再是完整無損的了，我們也不再能擺脫這種可悲的戲弄，因為這是與我們已經破碎的語言存在相一致的。”見Günther Anders, Die Schrift an der Wand, Tagebücher 1941-1966, S.90.
(35) Carl Zuckmayer, Als wrs ein Stiick yon mir, Horen der Freundschaft, Hamburg: Rowohtt Verlag, 1966, S. 553.
(36)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 S. 58.
(37)(39)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 196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651, 481.
(38) Horst M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ftsteller, Wissenscha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S. 113.
(40) Erich Auerbach, Mimesis, Dargestellte Wirklichkeit in der abendlndischen Literatur, Bern: Franke Verlag, 1946; Erich Auerbach, Introduction aux Etudes de Philologie Roraan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mann Verlag, 1949.
(41) Leo Spitzer, Les Etudes de Style dans les Différents pas in Langue et Littérature, Paris: Gallimard, 1961.
(42) Horst M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ftsteller, Wissenscha 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S. 89.
(43)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p. 607.
(44) Rex Crawford, ed., The Cultural Migration, The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3, p. 111.
(45)(46)(48) Hartmut Lehmann and James J. Sheehan, eds. , An Interrupted Past, German-speaking Refuge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93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20, 82, 89.
(47) Cathering Epstein, A Past Renewed, A Catalog of German-speaking Refuge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933,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45.
(49) 例如，漢斯·羅特費爾斯（Hans Rothfels）在1951年返回新生的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後重新煥發出學術生機，他不僅寫出大量的史學名著，還創建了著名的“慕尼黑當代史研究所”，因而在1961年被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總統赫斯授予“科學與藝術騎士團勳章”。戰後新一代的德國著名史學家特奧多爾·席德（Theodor Schieder）、維爾訥·康澤（Werner Conze）以及漢斯·莫姆森（Hans Mommsen）等人都是他的學生。見Georg G. Iggers, “Die deutschen Historiker in der Emigration,”in Bernd Faulenbach, Hrsg., Geschichteswissenschaft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74, S.358.
(50)(51)(52)(53) Hartmut Lehmann and James J. Sheehan, eds., An Interrupted Past, German- speaking Refuge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933, pp. 97, 99, 132, 173.
(54) James F. Bugental, eds., “Symposium on Karl Bühler\'s Contributions to Psychology,”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vol. 75, 1966, p. 181.
(55)(56) Ilia Srubar, Hrsg., Exil, Wissenschaft, Identitt. Die Emigration deutscher Sozialwissenscha ftler,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 78, 87.
(57) 流亡經濟學家雅可布·馬夏克（Jacob Marschak）1933年被迫流亡時隻有35歲，這位海德堡大學年輕的編外講師幸運地成為洛克菲勒基金會頭一批援救的德國經濟學家之一，並被安置在英國牛津大學。在熟練地掌握了英語之後，他於1938年繼續流亡到美國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又於1943年被聘為芝加哥大學教授。由於他將數量分析理論成功地引入了經濟學，成為美國數量經濟學的奠基人，並當選為“美國經濟學學會”主席。正是受他學術思想的影響，他當年的科研助手赫爾伯特·A.西蒙（Herbert A. Simon）、勞倫斯·羅伯特·克萊因（Lawrence）以及他的弟子弗蘭科·莫迪良尼（Franco Modigliani）都在他去世之後成為新設置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見Arjo Klamer, 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momics: Conversations with New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ir Opponents, Brighton: Wheatsheaf Books, 1984, p.114.
(58) 流亡政治學家卡爾·W. 多伊奇（Karl W. Deutsch）1938年流亡美國前剛拿到法學博士學位，作為一名26歲的編外講師，這位從小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誌猶太人，一到波士頓就有要“快速美國化”的決心，為此，他甚至進入哈佛大學重新攻讀美國的博士學位。在熟練地掌握英語後，他將德意誌的“普遍主義”與美利堅的“技術主義”相結合，並運用於國際政治學領域，成為著名的國際關係理論家和政治學領域的改革家，並當選為美國政治科學學會主席，後又出任國際政治科學學會主席，因而成為“經驗性社會研究取得世界性勝利的一位象征性人物”。見Ilja Srubar, Hrsg., Exil, Wissenschaft, Identitt. Die Emigration deutscher Sozialwissenschaftler, ftler, 1933-1945, S.175.
(59)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 S. 53.
(60) Martin Jay, ed., 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0.
(61) 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digten Leb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69, S. 1.
(62)(64) Ilia Srubar, Hrsg. ,Exil, Wissenschaft, Identitdt. Die Emigration deutscher Sozialwissenscha ftler, 1933-1945, S. 268, 254.
(63) Martin Jay, ed., 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p. 41.
(65)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 1960, p. 448.
(66) 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The Stor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p. 85.
(67) Peter M. Rutkoff, Interview mit Elizabeth Told Stauding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9, S. 28.
(68) Ilia Srubar, Hrsg., Exil, Wissenschaft, Identitt. Die Emigration deutscher Sozialwissenschaftler, 1933-1945, S. 136.
(69) Wolfgang Frühwald und Wolfgang Schieder, Hrsg. , Leben im Exil, Probleme der Integration deutscher Flüchtlinge im Ausland 1933-1945, S. 230.
(70) John H. Willis, “The New School and the War,” 1.3. 1943,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 Record Group 1.1, 200/53/628.
(71)(72)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pp. 237, 200.
(73) 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The Stor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 p. 16.
(74)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p. 217.
(75) Norman Bentwich, The Rescue and Achievement of Refugee Scholars, The Story of Displaced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1933-1952, p. 13.
(76) Abraham Pais, Einstein Lived 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00.
(77)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p. 221.
(78) Norbert Wiener, IAma Mathematici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64, p. 175.
(79)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eds.,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p. 206.
(80)(81)(82) Constance Reid, Couran in Gttingen and New York,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1976, pp. 212, 178, 163.
(83)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p. 222.
(84) Alan D. Beyerchen, Scientists under Hitler, Politics and the Physics Community in the Third Reich,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48.
(85)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eds.,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p. 137.
(86)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eds.,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p. 146.
(87)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p. 510.
(88)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 1960, p. 516.
(89) Helmut F. Planner, Hrsg.,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Exil-Exile across Cultures, S. 303.
(90) Lotte Jacobi, Einstein Portfolio, New York: Gelain Sliver, 1979, p. 13.
(91) Lee D. Witkin and Barbara London, The Photograph Collector\'s Guide, New York: Photographic Arts,1984, p. 157.
(92)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 Encyclopedia of Photography, New York: Pound Press, 1984, p. 212.
(93) Helmut F. Planner, Hrsg. ,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Exil- Exile across Cultures, S. 286.
(94) Gisele Freund, The World in My Camera, New York: Dial Press, 1974, p. 250.
(95) 著名流亡作家兼戲劇藝術家弗裏茲·科爾特內爾發現：“當一個人成年之後再來學習一門外語，要想完全掌握它是不可能的。他能夠學會一門外語的語法和詞匯，卻不能在語音構成中學會那種色彩，那是一個人還是小孩子時構成的第一發音，任何成年人都克服不了自己語言中的那種方言色彩，唯有那種與自己的母語不可分離的、並與之具有同一性的方言，才代表了一種發音上的完美和自由。”見Fritz Kortner, Aller Tage Abend, S.251.京特·安德斯也指出了這一點：“即使‘新來者’最後學會使用另一種語言，甚至也掌握了它，但在社會上與人交往時，他所采用的這種‘唯一的’講話形式中，仍然帶有他母語中的方言色彩，而這種人，即使取得了美國國籍，也是被‘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很直接地作為‘外國人’來歸類的。”見Günther Anders, Die Schrift an der Wand, Tagebücher 1941-1966, S.88.
(96) Helmut F. Planner, Hrsg.,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Exil-Exile across Cultures, 1986, S. 244.
(97)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eds.,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pp. 105-106.
(98) Jan-Christopher Horak, Fluchtpunkt Hollywood, Eine Dokumentation zur Film-Emigration nach 1933, Münster: Maks Publikationen, 1984, S. 47.
(99) Myron C. Fagan, Moscow over Hollywood, Los Angeles: R. C. Cary, 1948, p. 95.
(100) Helmut F. Planner, Hrsg. ,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Exil-Exile across Cultures, 1986, S. 248.
(101) Leo C. Rosten, Hollywood, The Movie Colony, The Movie Make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Inc., 1941, pp. 246, 286, 323.
【英文標題】Aphasis of Refugee Intellectuals in the US from Nazi Germany
【作者簡介】李工真，武漢大學曆史學院教授。（武漢 430072）
【內容提要】 1933年後，來自納粹德國的有猶太血統的知識難民在美國共同麵臨了“失語性”問題。講德語的流亡作家、科學家和藝術家在克服職業語言障礙上的不同經曆和命運，反映出美利堅文化對外來文化既吸收又排斥的雙重麵貌。對這些“外來者”提出的語言要求就像一把篩子，它使美利堅文化能過濾掉所有不需要的東西，排斥掉所有不能與之相適應的東西，同時又吸收所有可加以利用的東西，並為具有適應新環境之能力和意誌的“外來者”提供施展才能的廣闊天地。正是通過這種有選擇的吸收與有選擇的排斥，美利堅文化才既做到了自身不斷的豐富多彩，又維護了自身的核心內核，並越來越多地體現出“文化國際化”的色彩，最終成為“世界科學、文化中心”。
【關 鍵 詞】美國/納粹德國/知識難民/“失語性”問題
20世紀30—40年代，遭受納粹德國種族迫害被迫出逃的50萬中歐猶太難民流向了75個國家，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國家接受了其中的13萬。在猶太知識難民集中到達美國的1933—1941年間，僅來自德國、奧地利兩國的猶太難民就達104098人，他們當中的7.3％，即7622人屬於知識難民，其中有1090名科學家、811名律師、2352名醫生、682名記者、645名工程師、465名音樂家、296名造型藝術家、1281名作家和其他文化藝術工作者。① 這意味著從德國、奧地利兩國社會和文化生活中遭到驅逐的約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3％被美國所接受，而在約1400名流亡科學家中，也至少有77％被美國所接受。②
如此之多有猶太血統的知識難民流亡到美國，不僅構成了一場整體性的文化轉移，也無疑為該國帶來了人才上的巨大收益。但是這場文化轉移絕非簡單的人才位移，因為來自任何國度的知識精英要想在美國生存下來並有所作為，必須首先適應美國社會的文化環境。而這些講德語的猶太知識難民卻在美國這個英語世界裏首先麵臨了共同的“失語性”（Sprachlosigkeit）問題，“德語母語，作為他們過去表達信息、理解、思想、情感以及與人溝通的手段，已經喪失了功能”。③ 在這種“母語喪失”或“母語被剝奪”的情況下，這些“新來者”要想適應這種陌生的文化環境，一個最為根本性的前提在於：必須盡快地掌握這個客居國社會的語言，尤其是他們的職業語言。因此，當人們在思考這場文化轉移與美國成為“世界科學、文化中心”兩者關係的同時，這個問題是必須提出來的：這些講德語的猶太知識難民們是如何經曆這場“失語性”問題考驗的呢？
在這些講德語的知識難民當中，流亡律師、醫生、記者和工程師的影響範圍隻涉及日常生活和物質生產，並不對美國的科學、文化發展直接產生影響，從事這些職業的人在美國也並不被視為“知識分子”，況且這些人要想在美國重操舊業，不僅有克服語言障礙的問題，還涉及“從職業上完全重新學習”的問題。④ 但流亡作家、科學家和藝術家則不同，這些精神產品的創造者隻要在美國克服了職業上的語言障礙，就能夠充分發揮自身的才能，因此，能否克服職業上的語言障礙問題，也就成為他們能否對美國的文化、科學和藝術發展直接產生影響的關鍵性問題。有鑒於此，筆者將目光特別集中於這些講德語的、有猶太血統的流亡作家、科學家和藝術家在美國遭遇的“失語性”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將有助於對20世紀30—40年代產生的這段流亡社會史的深層次研究，並能更好地理解這場來自於歐洲的整體性文化轉移對美國成為“世界科學、文化中心”的影響及意義。
一、流亡作家的“失語性”問題
講德語的、有猶太血統的流亡小說家、詩人和文學評論家構成了一個純粹靠母語為生的難民作家集團，這個群體中的絕大多數人最初都選擇歐洲大陸上的周邊鄰國作為自己的流亡首選國。然而，難民作家的這場流亡能否成功，取決於他們能否繼續從事職業寫作，他們繼續作為“自由撰稿人”的存在和影響，也決定性地依賴於出版的可能性。因此，對他們來說，出版商甚至顯得比客居國的文化環境更為重要。這就導致了難民作家的流亡與眾不同：他們過去圍繞著出版商形成自己的職業圈子，而在1933年後也往往與這些出版商一起流亡。
德國有猶太血統的出版商布魯諾·卡西爾（Bruno Cassirer）、戈特弗裏德·貝爾曼·菲舍爾（Gottfried Bermann Fischer）、庫爾特·沃爾夫（Kurt Wolff）、雅可布·黑格內爾（Jakob Hegner）、格斯荷姆·朔肯（Gershom Schokken）、魯道夫·烏爾斯坦（Rudolf Ulstein）以及格奧爾格·魏登費爾德（Georg Weidenfeld）等人，早在希特勒上台前夕便開始向鄰國轉移資金，並在流亡中新建或繼續經營他們的德語出版社。⑤ 不少歐洲鄰國有猶太血統的出版商，如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埃馬努爾·克裏多（Emanuel Querido）、阿爾勒特·德·朗格（Allert de Lange）以及瑞士蘇黎世的埃米爾·奧帕雷希特（Emil Oprecht）等人，也專門為這些流亡作家辦起了重要的流亡出版社。⑥ 這些流亡出版商的活動並非出於經濟利益，而是出於人道主義和政治上的反納粹主義立場。正是這些出版社構成了流亡作家群體的核心，並為他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出版形式，從而使他們能在很大程度上減輕“失語性”問題的困擾。
納粹德國於1938年3月吞並了奧地利，又於1939年3月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走向戰爭的歐洲緊張局勢推動著越來越多的德國難民作家流亡到英語世界，但難民作家的絕大多數仍然留在西歐鄰國，僅在法國就聚集了1000多人。在納粹德國“閃擊”西線、法國戰敗之後，他們中的602人，在美國民間援救組織“緊急援救委員會”委派的代表瓦裏安·費賴伊（Varian Fry）以及設在“維希法國”馬賽的“美國救濟中心”的幫助下，於1940年10月至1941年9月間，分數批過境西班牙，並乘希臘郵輪最後流亡到了美國。⑦ 其中的著名人物有約瑟夫·魏特靈（Josef Wittlin）、利奧·福伊希特萬格（Lion Feuchtwanger）、漢斯·薩爾（Hans Sahl）、安娜·賽格爾斯（Anna Seghers）、阿爾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blin）、阿爾弗雷德·波爾加（Alfred Polgar）、阿爾弗雷德·諾伊曼（Alfred Neumann）、海因裏希·曼（Heinrich Mann）、戈洛·曼（Golo Mann）等，此外還有著名電影藝術評論家西格弗裏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以及後來在美國成為著名政治學家的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他們的到來，使流亡美國的作家人數猛然上升到700人。⑧
然而，流亡出版社已在被逐出中歐和西歐的過程中遭受了沉重的損失，隻有當初設在法國的由德國流亡出版商菲舍爾、沃爾夫、烏爾斯坦經營的幾家流亡出版社成功地遷到了美國。由於過去在歐洲長達7年的“虧本經營”，他們的財力已大大受損，不可能擔負起如此之多流亡作家在出版和生存上的重任。而“早先定居於美國的德國人大多是有日耳曼血統的人，他們在美國參戰前通常是對納粹德國表示友好的，因為隻要自己的‘祖國’沒有與美國發生戰爭，‘祖國’的強大本身對他們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是有好處的，所以他們的德語出版機構拒絕接受這些有猶太血統的流亡作家的作品”。⑨ 因此，在美國，這些講德語的猶太難民作家再也無法回避“失語性”問題的嚴重性，他們那時才深切地感受到：“我們原有語言世界的喪失，實際上意味著我們文化上、物質上和心靈上‘存在之根’的喪失。”⑩
作家是負擔了語言上的特別任務的，特定的描繪內容本身就要求一種特定的語言，隻要這種語言變成了感情或暗喻上的形態載體，那麽它在功能上就幾乎是不可逆轉的。與其他講德語的知識難民相比，這些流亡作家對原有的語言觀念、語言習慣、語言節奏要重視得多，也要講究得多，因此在與新語言環境的融合上也困難得多。
阿爾弗雷德·德布林寫到：“我們這些全心全意獻身於語言的人，不想、也不能放棄自己的語言，因為我們知道，語言不是‘Sprach’，而是思想、感情和許多其他的東西。這是能替換的嗎？這種替換是比被剝奪更加厲害的痛苦，這叫‘取出內髒’，這是自殺！如果真是這樣，那麽即使他能過錦衣玉食式的生活，也不過是一具行屍走肉。”(11)
萊昂哈德·弗朗克（Leonhard Frank）說道：“在沒有那種來自他自身語言民族源源不斷的活力注入的情況下，在沒有那種無法描述的、持續不斷的來自讀者回聲的情況下，作為一位有影響的作家，他也就不存在了。在這場流亡中，他等於在一把沒有琴碼的提琴上、在一架沒有琴弦的鋼琴上演奏。”(12)
勞烏爾·奧爾恩海默（Raoul Auernheimer）談到：“不排除人們能學會講、甚至能書寫第二種語言。然而要從事創造性的寫作，不僅僅取決於寫作本身，更取決於那種觀念和經曆上的根源，但第二語言隻為這些從事寫作的人提供了還沒有成形的詞匯，而他們卻隻能用這樣的詞匯來與他們的讀者發生聯係了。”(13)
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則表達了這種絕望： “我今天作為一名作家，隻是一個‘生活在自己軀體背後的人’。我過去40年中在國際上贏得的所有東西，或者說幾乎所有的東西，都被一拳打碎了！”(14)
流亡作家中因絕望走上自殺道路的大有人在。除斯特凡·茨威格外，還有瓦爾特·本傑明（Walter Benjamin）、瓦爾特·哈森克勒弗爾（Walter Hasenclever）、庫爾特·圖霍爾斯基（Kurt Tucholsky）、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等這樣一批具有世界聲譽的德語作家也同樣選擇了自殺。至於因不能成功地克服職業上的語言障礙而無法在美國站住腳，最後以其他方式走進死亡行列的德語作家，則數量更多。(15)
流亡美國的現實迫使這些德語作家“必須迅速地將自己及其作品調適到客居國的文化傳統和讀者群方向上來，然而這對於那些年齡更大的作家來說太難了，要想從新遇到的事物中創造出文學上的新篇章，他們太缺乏靈活性了”。(16) 某些人甚至在學會英語日常用語上都有難以克服的困難。例如，那位“講著詩一般德語的流亡作家兼戲劇藝術家”弗裏茲·科爾特內爾（Fritz Kortner），這樣談到他頭一次接觸到英語時的情景：“我的膽怯，隻說一個字的膽怯，隻被我的無能所超過。我用德語中並不存在的聲音來模仿‘that’這個詞的發音嚐試顯然是失敗的。英國人是這樣來發‘th’這個音的：他們用舌尖部位頂著上齒，並以奇特的保留方式克製性地讓氣流通過……嗬，我簡直成了語言上的小醜！”(17) 為說明他拒絕學習英語的理由，他還回憶起20年代他在柏林遇到兩位俄國難民時的經曆：“他們講德語的腔調簡直令人無法忍受。吐字別扭，單調乏味，遲鈍笨拙，不合理的造句簡直侮辱了我的耳朵。我怎麽能夠想象，一種同樣的語言命運會降臨到我的頭上！我又怎麽能夠想象，有朝一日竟然我也失去了自己的語言，並長年如受虐待那般，像那兩位俄國難民講德語那樣來講英語呢？”(18)
這種強加給流亡作家的新語言要求，導致了這一群體的嚴重分化，最初出現了兩種極端。一種極端由“快速美國化的人”來代表。他們數量不多，有如下共同特點：年紀往往不過30出頭，具有天生的語言適應能力，來美國之前就對這個社會充滿好感，而在過去的成長道路上，他們的內心受到在德國經曆的深深傷害，這種突如其來的傷害正好加強了他們已經存在的適應能力和意願。(19) 這些人拒絕再與流亡圈子中的人講同樣的母語，也是首先試圖從語言上切斷所有退路的人。他們甚至喊出“忘掉德國！發現美國！”“忘掉歐洲！發現美洲！”的口號，(20) 而美國的出版界也隻有這種年輕並迅速“美國化”的流亡作家才可能進入。
赫爾塔·保利（Hertha Pauli）、庫爾特·魏爾（Kurt Weil）、愛娃·利普斯（Eva Lips）等人就屬此類，但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大文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兒子克勞斯·曼（Klaus Mann）。早在1927年，21歲的克勞斯·曼因其作品集《新小說》被譯成英文而應邀來美國作巡回演講，為背誦簡單的演講稿，他在出發前學會了約1000個英語單詞。在美演講期間，這位“文學上的神童”接觸到許多美國出版界有影響的人物，這為他1937年流亡美國後鋪平了出版之路。盡管流亡之初他還不得不去上英語課，但他決心“美國化”的信念是堅定的，因為他認識到：“人們往往低估了自己的適應性和機敏性。一個失去家園的作家，不應固守他對母語的感情，繼續講它的人隻會因為喜歡它而不能拋棄它，最後和他的祖國一起死亡。對他來說，要做的是去學習一門新語言並獲取一種新身份，他得發現新詞匯、新節奏、新手段，並用一種新媒介來表達他的悲傷、情感、反抗和祈禱。之後，他會驚奇地發現，他曾經認為不可逾越的語言固戀其實什麽都不是，隻是一種偏見。”(21) 由於他年輕、主動、勤奮，並具有語言上的天賦，運用英語的技能迅速提高，加之又是美國出版界熟悉的人物，因而很快受到紐約新世紀出版社的委托，用英語寫下了反映德國流亡者的小說《生命的逃亡》、《另一個德國》、《火山》以及自傳《轉折點》，在美國獲得了其他流亡作家無法企及的成功。(22)
另一種極端由“新語言的缺席者”來代表。他們往往年紀更大、也更為知名，其數量遠遠超過前者。這些人要麽生活在失去的往昔中，要麽生活在想象的未來中，就如同“古典式的流放者”。他們拒絕任何一種現存關係，正如大劇作家貝托爾特·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對自己的流亡經曆所作的描述那樣，“就仿佛坐在候車室裏，絕不會在牆上釘上任何一顆釘子來掛自己的大衣”。(23) 但他們寫下的文學作品隻能在菲舍爾、沃爾夫、烏爾斯坦經營的數家流亡出版社出版，或是在自己創辦的“流亡文學”雜誌上發表。這類雜誌往往屬於得到美國猶太人慈善機構資助或德國知識難民互助組織捐助的刊物，如漢斯·阿爾伯特·瓦爾特（Hans Albert Walter）主編的《新日記》，威廉·S. 施拉姆（William S. Schlamm）主編的《新世界舞台》，奧斯卡·瑪麗婭·格拉芙（Oskar Maria Graf）主編的《新德意誌活頁》，以及托馬斯·曼和戈洛·曼主編的《標準與價值》。(24) 由於經濟問題的困擾，這類雜誌的發行量既小又不穩定，讀者往往隻是流亡者。
由於流亡出版社和雜誌所能接受的作品容量相當有限，因此，“新語言的缺席者們”圍繞著它們形成了一個比以前小得多的圈子，成為一批在美國堅持用母語寫作並能繼續作為“自由撰稿人”勉強為生的人。他們的作品也都是以“流亡”為題材的，例如，阿諾德·茨威格（Arnold Zweig）的《萬德斯貝克的刑具》，利奧·福伊希特萬格的《流亡》，布魯諾·弗蘭克（Bruno Frank）的《護照》，安娜·賽格爾斯的《過境》和《完全保持年輕》，托馬斯·曼的《約瑟夫與他的兄弟》，海因裏希·曼的《亨利·克瓦特勒》，阿爾弗雷德·德布林的《漢姆雷特或長夜的盡頭》等。“顯然，積極維護母語成為了他們流亡存在的唯一證明形式。”(25)
絕大多數流亡作家處於這兩種極端之間。這些人或是進入不了美國的出版界，或是進入不了圍繞著流亡出版社和雜誌形成的新圈子，因而出現了生存危機而不得不轉行，也不得不去學習英語。這樣的人大致可分為四類，在此指出這些類型的代表人物是很有意義的。
薩拉蒙·迪姆比茨（Salamon Dembitzer）屬於患有“美國恐懼症”的代表。為了生存，他“不得不在美國的工廠裏打工，並學會了一些英語日常用語，但由於具有共產主義“左派”思想而拒絕適應美國的文化環境，因而生活極為艱苦，隻能在夜間用德語去寫自己在美國的流亡感受，並在戰後立即返回了歐洲”。(26)
庫爾特·克爾斯滕（Kurt Kersten）屬於“外表適應型”的代表。“早在1919年他就曾在德國獲得過文學博士學位，卻不得不在打工之餘去讀美國的夜校。1949年，他終於拿到紐約教育委員會頒發的高校文憑，成為了一名夜校的德語教師，並在1953年獲得美國國籍。但在業餘時間裏，他隻與流亡作家來往，也從未忘記用德語去記載自己的流亡經曆。”(27)
尤利烏斯·巴卜（Julius Bab）屬於“逐步適應型”的代表。初來美國時，這位著名作家兼戲劇評論家靠其夫人走街串巷推銷小商品為生，這使他有可能去專心學習英語，並終於具備了用英語做報告的能力。1945年，他成為美國最大的德語報紙《紐約州報》的一名記者，並在1946年成為美國公民，但他再也沒有贏得過當年在德國的那種聲望。為此他感歎道：“加入如此了不起的美國世界，對我來說已經太老了，而我還要解決語言上的問題，盡管擁有了美國國籍，但在內心裏，我仍然是個歐洲人。”(28)
約翰內斯·烏爾茨迪爾（Johannes Urzidil）屬於“保持避難心境者”的代表。為了生存，他甚至在美國成了一名皮革藝術手工匠。利用學到的英語技能和特殊手藝，他與美國社會各階層都有一種廣泛的接觸，甚至與一些美國文學界的人士也有來往。但他始終保持著對德語深深的感情：“德語是我最愛的語言，德語是我的存在方式和永生的母親，我所有的文章和書籍都是用德語寫的，在我流亡生涯最為艱難和德語名聲最壞的時候，我仍然對它保持著一種牢不可破的信賴。”“我將自己稱為‘一個永恒的離別者和尋找家鄉的人’”。(29)
生存上的困境使這些轉行的流亡作家對這個新環境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性，也很自然地影響到他們對美國社會的評價。在他們的筆下，往往能發現一般人體會不到的有關美國社會嚴酷性和負麵性的深刻描述，以及對美國文明的尖銳批評。例如，利奧·L.馬蒂亞斯（Leo L. Matthias）在他的《發現美國》一書中寫道：“美國的社會結構是排它性地由權力因素決定的”，“殘暴的商人權力是美國曆史的根本內容。”(30) 而貝爾格曼·漢斯·馬爾希維查（Bergmann Hans Marchwitza）在他的《在法國，在美國》一書中寫道：“曼哈頓的吸血鬼是一群唯利是圖的奸商和強盜”，“交易所的戰鬥是一切投機活動、欺騙、精神錯亂以及無數謀殺和自殺的根源。”(31) 約翰內斯·烏爾茨迪爾則在他的《偉大的哈利路亞》一書中寫道：“在美國，通過刺激消費行為來追逐金錢已經達到了頂峰：購買！購買！購買！消費！揮霍！生活！”“電視廣告變成了宗教的替代物：紀念碑式的、大喊大叫的、唱著歌的、壓著韻的、跳著舞的、討好獻媚的、信誓旦旦的、竭力申明的、虔誠的、易怒的、有威脅的、提出警告的、假笑的、有節奏的、抽泣著的，嗬，永恒的廣告，阿門！”(32) 不過，這類用德語寫下的流亡文學作品都是在戰後的歐洲出版的，因而當時在美國社會並不具有影響力。
1933年後出逃的所有難民作家中，隻有流亡到瑞典的奈利·薩克斯（Nelly Sachs）和流亡到英國的埃利亞斯·卡內蒂（Elias Canetti）在戰後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流亡美國的700名德語作家中沒有產生出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的新得主。這本身也反映出講德語的流亡作家們對“美國新世界”的一種普遍不適應。他們當中的32％都在戰後返回了歐洲，這種“返回率”在各類講德語的知識難民群體中是最高的。(33) 流亡作家中選擇戰後定居美國的人，大多不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而是以“改行者”的身份逐漸融入美國社會的。這樣的人即使掌握了英語並堅持業餘寫作，對美國文學所能產生的影響和作出的貢獻也相當有限。
二、流亡人文科學家的“失語性”問題
講德語的1090名流亡科學家通過美國學術界於1933年5月成立的“援助德國流亡學者緊急委員會”，被安置在美國大專院校的環境中。盡管他們的生活來源有基本保障，但“失語性”問題同樣是他們必須麵對的，隻不過，不同專業方向上的流亡科學家在克服職業語言障礙上的難度不一樣罷了。
在所有的流亡科學家中，人文科學家往往麵臨最為嚴重的“失語性”問題。他們雖不屬於那個純粹靠母語生存的難民作家集團，但由於其專業方向極大地依賴於他們的語言能力和民族性，因而最初幾年專業上的“語言障礙問題”往往不可避免。尤其是那些被分散在美國各高校中的人文科學家，由於必須在“文理學院”中承擔對本科生的教學任務，這些站在講台上的“結巴”，在克服職業語言障礙方麵需要付出更多的艱辛。(34)
著名語言文學家兼戲劇藝術理論家卡爾·楚克邁爾（Carl Zuckmayer）這樣回顧他流亡美國後在紐約戲劇學院初次上課的情景：“直到今天，每當回想起我在美國上頭一堂課的時候，我就汗流浹背。我當時十分努力地起草了我的手稿，我的女翻譯也費了不少勁將我的詞匯和造句改造成一種‘半美語式的’語言。為了讓我能準確地照本宣科，她與我一起研究了這份發言稿，並通過所有可能的發音暗號來對我的手稿作正確的提示，以至於這份手稿看上去就像一份極為複雜的古希臘詩歌文本，唯有通過這種發音暗號才可能讀出詩行。”(35) 有這樣的經曆，像楚克邁爾這樣的著名專家在戰後很快地返回歐洲是毫不奇怪的。
德、英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對於流亡哲學家來說也同樣困難。幾乎所有那些在戰後接受過采訪的流亡哲學家都有這方麵的同感：“不僅英語語言的特點，還有讀、聽方麵的要求，都迫使我們必須改變自己的表達和書寫方式，必須用更簡潔、更清楚、讓人更好理解的方式來進行表達，要想讓別人聽得懂得自己的話，就必須拋棄我們所習慣的那種德意誌形而上學式的學究氣。”(36) 然而要做到這一步並不容易，不少流亡哲學家剛進入美國高校時，甚至很難用英語與人打交道。正如那位曾在哈佛大學任教的流亡哲學家赫爾伯特·菲格爾（Herbert Feigl）所言，“我是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才開始做到與我的學生進行日常交流的”。(37) 講德語的流亡哲學家之所以在美國沒有取得太突出的成就和地位，除了在“實用主義”的哲學環境中美國人對他們的“理想主義哲學”不感興趣外，更要歸因於他們在語言上遭遇到的特別障礙。對於流亡哲學家大多在戰後返回歐洲的這一事實，“法蘭克福學派”中的著名人物特奧多爾·阿多諾（Theodor Adorno）做過這樣的解釋：“哲學從本質上講是它語言的哲學，若拿走描繪它的語言，是無法進行任何哲學上的思考的。”(38)
在流亡人文科學家中，隻有羅馬語族語言文學家和藝術史專家才逃脫了這種語言上的尷尬。像埃利希·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利奧·斯皮澤爾（Leo Spitzer）、赫爾穆特·哈茨菲爾德（Helmut Hatzfeld）、赫爾伯特·迪克曼（Herbert Dieckmann）這樣著名的羅馬語族語言文學家，是利用其專業語言上的獨特性及其成果才在美國著名大學中獲得特殊地位的。奧爾巴赫先後被聘為賓夕法尼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教授；斯皮澤爾任約翰·霍布金斯大學教授長達24年；哈茨菲爾德長期受聘於美國天主教大學；迪克曼則先後執教於華盛頓大學和哈佛大學。這些人能在美國學術界“稱雄一世”，不僅因為美國當時在這個領域中還十分落後，更重要的是，“這個領域的母語是拉丁語，即使對美國人來說也仍然是外語，因而本身並不具有語言上的優勢。相反，這些外來的德國流亡語言文學家與羅馬語族語言文學之間的距離要比美國人近得多”。因此，“他們在美國大學課堂上使用的專業語言是拉丁語，而不是美國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英語。事實上，他們在美國也是很少用英語，而是更多用德語或拉丁語來進行研究和寫作的”。(39) 例如，奧爾巴赫的《模仿，西方文學中表達的真實性》和《羅馬語族語言文學研究導論》，(40) 以及斯皮澤爾的《不同國家的語言和文學風格研究》等，(41) 這類重要的代表作，都是由他們的美國學生根據其德文或拉丁文版本譯成英文後，才真正為美國人所理解的。
以埃爾溫·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雅可布·羅森貝格（Jacob Rosenberg）、理查德·克勞特海默（Richard Krautheimer）、保羅·奧斯卡·克裏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漢斯·巴龍（Hans Baron）等為代表的流亡藝術史專家們則更為幸運。藝術史這門學科本身就是由德意誌猶太學者於1813年在哥廷根大學開創的，因此，“藝術史的母語是德語”。(42) 這使得他們同樣“無需在美國的課堂上麵臨語言上的特殊難題。當他們編輯自己的作品需要說明或幫助時，隻花了極少的時間就了解了為數不多的有關英文著作，從而順利地完成了這場新語言的挑戰”。(43) 正是他們，創建了美國大學的藝術博物館，提供了藝術史領域的方法論，開拓出大量被美國忽略的重要學術領域，如聖像學、古代藝術、巴洛克時代的藝術、16～17世紀的藝術與建築史等，並為美國培養出自己的第一代藝術史專家。“在今天的美國，沒有人不承認他們是藝術史領域的權威，而他們的徒子徒孫現已遍布美國各高校。自戰爭結束以來，他們一直有規律地在德意誌大學講學，但他們的工作重心仍然在美國。”(44)
然而，那些從事德國史、歐洲史研究的流亡學者在職業語言問題上卻遠沒有這般幸運。例如，研究歐洲法製史的埃伯哈德·弗裏德裏希·布魯克（Eberhard Friedrich Bruck）、研究1848年革命史的法伊特·瓦倫丁（Veit Valentin）、研究“腓特烈大帝”的恩斯特·康特洛維茨（Ernst Kantorowicz）以及研究德國近代史的漢斯·羅特費爾斯（Hans Rothfels）等人在美國生活得十分艱難。這些著名的德國曆史學教授之所以會一直拖到大戰爆發前夕的1939年才逃出德國，對異文化環境中種種困難的考慮，本身就是造成他們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們雖能憑借過去的成就和名聲進入美國的大學，但畢竟已人過中年，又是第一次接觸英語世界，因而在學術發展上困難重重。一方麵，在喪失個人學術收藏、脫離德國檔案和歐洲曆史材料的情況下，他們很難繼續過去的研究；另一方麵，美國的大學當時對他們的研究方向並無興趣，又對他們能否研究美國史持懷疑態度。因此，他們在美國的大學裏不僅麵臨了職業語言上的嚴重障礙，還遭遇到一種學術地位上的貶值。
布魯克流亡美國時已經62歲，他雖“被哈佛大學曆史係接受，但由於語言上的問題，卻隻能當一名研究型的副教授”。(45) 瓦倫丁到達美國時已54歲，“盡管在不少美國高校裏工作過，但由於口語交流上的困難，直到1947年去世時，也隻是一名研究型的副教授，始終未能在美國獲得永久性的學術崗位”。(46) 康特洛維茨流亡美國時44歲，原想在芝加哥大學工作，卻遭到該校副校長的反對，其理由是“他的英語水平相當一般”，因而隻能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院長期擔任講師，直到1945年才重新成為教授。(47) 羅特費爾斯流亡到美國布朗大學時已49歲，“在這個英語的世界裏，他度過了極為艱難的歲月，直到1946年才在芝加哥大學重新成為教授。(48) 這些年長的著名流亡史學家，隻要還在世，都在戰後返回了歐洲，也隻有在德語世界裏，他們才能找到施展自身才華的場所。(49)
在講德語的流亡史學家中，能較快克服職業語言障礙的往往是更年輕的編外講師，如哈約·霍爾波恩（Hajo Holborn）、費利克斯·吉爾貝特（Felix Gilbert）、漢斯·羅森貝格（Hans Rosenberg）這樣的人。他們都出身於20世紀初期，都在1933年遭到納粹德國驅逐後很快流亡到英國，也都在自己30歲左右繼續流亡來到美國。但這些人即使在英國學習過1—3年的英語，初來美國時，其英語能力也仍不為美國同行所恭維。例如，當霍爾波恩於1934年來到美國耶魯大學時，被人評價為“應付這個冬季學期，他的英語顯然是不及格的”。而吉爾貝特在1936年來到哈佛大學時，得到的評價是：“他的英語出口過於羞怯，有些缺乏自信。”(50) 當然，對於這些更年輕的流亡史學家來說，證明隻要自身努力，職業語言上的障礙是可以克服的。僅花了一年時間，霍爾波恩的英語水平就受到了讚揚；而吉爾貝特“使用新語言的能力”也被同事們稱之為“不僅足夠，而且極好”。(51)
隻有這些能很快克服職業語言障礙的年輕流亡史學家，才可能在美國贏得更大的影響並獲得更高的地位，而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要歸因於國際局勢的劇變。在1941年12月7日美國參戰後，美國人試圖理解歐洲災難性局勢發展的原因所在，因而產生出一種對歐洲史的強烈興趣。尤其是德國史，已由美國人過去不太理睬的“外國史”變成一種“受人尊重的熱門領域”，對戰爭對手的研究能提供一種“世界性知識”，因而變得具有“國際性”了，這就為已較好掌握了英語的年輕流亡史學家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機會。像霍爾波恩和吉爾貝特這樣一些剛開始在美國大學裏研究美國史的人，便很快就進入了美國戰略服務局（OSS），成為德國問題分析專家。1945—1949年間，他們又轉入美國國務院，幫助協調在德國占領區的美國政策。當“冷戰”來臨時，美國政府力圖弄清國際局勢緊張化根源的興趣進一步增強，政府委托的研究工程清單導致了許多新學術崗位的開放。(52) 加之美國占領軍已將德國大量的國家檔案運到了美國，這些人便重返美國史學界，因為現在唯有他們才能通過自己的德語母語優勢來充分利用這種研究條件。這不僅使他們能在美國不斷取得德國史、歐洲史研究上的新成果，而且也極快地提高了他們在美國的學術地位。例如，吉爾貝特很快被聘為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所教授；羅森貝格也很快成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院教授；而霍爾波恩則在耶魯大學當上了美國最高等級的教授，並在1967年當選為美國曆史學學會主席，成為曆史上僅有的兩位“在外國出生並接受教育的學者”能獲此殊榮的人物之一。(53)
對流亡人文科學家來說，在美國這種異文化環境中，過去在德國學術界贏得的名聲基本上是無用的，除非他們的專業方向本身具有“國際性”。這也正是從事羅馬語族語言文學和藝術史研究的流亡科學家能在美國學術界“稱雄一世”的根本原因。而那些從事德意誌語言文學、哲學和曆史學研究的流亡科學家，則必須在美國經受這場“失語性”問題的嚴峻考驗。盡管美國參戰後的特殊局勢為流亡史學家提供了“幸運的轉折點”，使他們過去的研究方向突然間變得具有“國際性”了，但要想在美國學術界贏得地位，熟練掌握英語仍然必不可少。由於在掌握新語言方麵，年過40歲的人總要比更年輕的人困難得多，因此他們利用這種新“國際性”的機會也要少得多。隻有更年輕的流亡史學家，才可能像從事羅馬語族語言文學和藝術史研究的流亡學者那樣，為美國人文科學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並在1950年代後成為大西洋兩岸人文科學領域學術交流的先鋒。
三、流亡社會科學家的“失語性”問題
在克服職業語言障礙方麵，流亡社會科學家麵臨的困難與流亡人文科學家相當類似，尤其是那些被分散在美國各高校中的流亡社會科學家，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專業研究上都出現了“長達數年之久的幾近休克的狀態”。這方麵最為典型的例子發生在年已六旬的奧地利著名心理學家卡爾·布勒（Karl Bühler）身上。這位社會心理學界的世界級人物，是美國高校破格接納的少數幾位年紀最大的流亡科學家之一，卻因“失語性”問題在美國變得無所作為。“由於掌握英語上的困難，直到1950年代去世時，他在美國都沒有發表過任何東西。”(54)
當然，人們也能舉出相反的例子，但這類例子往往隻發生在更年輕的流亡社會科學家身上。例如，卡爾·布勒早年在維也納大學的學生保羅·F.拉薩斯菲爾德（Paul F. Lazarsfeld）就是在美國成為世界頂尖級的社會學家的，而這首先與他事先掌握了英語有關。早在1933年初，時年32歲的拉薩斯菲爾德就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並作為“訪問學者”在美國度過兩年。他是在熟練地掌握了英語之後，當1935年10月奧地利發生政變時，才最後流亡美國的。(55) 而這次到達美國後，“他在過去進行的維也納市場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很快就在《民族市場評論》雜誌上發表了《詢問為什麽的藝術》一文，這篇用英語寫成的論文使他幾乎一夜之間就成為這個領域中居領導地位的權威人物”。(56) 後來，他又用英語寫下大量的社會學論著，如《人民的選擇》、《投票》、《社會研究的語言》、《社會學中的數學思想》等。由於他將數學統計方法引入了社會學，創立了“數學社會學”，因而當選為美國社會學學會主席。像拉薩斯菲爾德這樣熟練地掌握了英語並在流亡美國後取得輝煌學術成就的例子，也能在年輕的流亡經濟學家雅可布·馬夏克，(57) 以及年輕的流亡政治學家卡爾·W. 多伊奇身上找到。(58)
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20多名德國流亡科學家卻構成了一種例外。早在1932年6月巴本政府上台時，研究所領導人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就意識到德國局勢的嚴峻性，並開始著手於整個研究所的向外轉移問題。到1933年2月底“國會縱火案”發生時，這個研究群體連同自己的全部經費和圖書資料都已轉移到了瑞士的日內瓦。因此，當1934年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作為一個研究團體被整體地接納進美國時，本身是帶有經費和圖書資料的。由於哥倫比亞大學為其提供了研究空間，並免去了它的成員給本科生上課的任務，因此，“這些德國流亡社會科學家仍然能像在魏瑪時代那樣，繼續專心致力於哲學、語言學、曆史學、國民經濟學、社會學和法學方麵的綜合性研究。1940年6月以前，他們的研究成果都是用德語發表在自己主編的《社會研究雜誌》上的，而這份德文流亡刊物的編輯部設在巴黎”。(59) 法國淪陷後，雜誌編輯部搬到紐約，雜誌也更名為英文版的《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這時他們才開始逐步將英語作為主要的書麵語言。即便如此，在以後的10年裏，“法蘭克福學派”的核心成員，如馬克斯·霍克海默、特奧多爾·阿多諾、弗裏德裏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利奧·洛文塔（Leo Lowenthal）等人，絕大多數理論著作仍然是用德語寫成的。阿多諾後來回憶道：“我後來在德國出版的著作中，有90％是在美國完成的，但其中隻有極少的一部分是用英語寫的。”(60)
這些堅持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核心成員拒絕用英語進行寫作，實際上表明了他們拒絕與美國社會“一體化”的決心。阿多諾這樣講道：“在美國這種群眾文化的壟斷下，我們這些人，自身生命的再生產與專業上負責任的工作之間有著一種不可和解的斷裂關係。當我們的語言被剝奪時，我們的曆史標尺也就被挖走了，而我們正是從這些東西裏吸取知識力量的。”(61) 這也正是他們會在1950年帶著這家研究所回到新生的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的決定性原因。(62) 他們在美國流亡期間用德語寫下的大量重要理論著作，如《偏見研究》五卷本、《權威主義人格》、《啟蒙的辯證法》等，隻是在戰後的歐洲才真正引起人們的關注。盡管這些著作對社會科學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價值，並導致了1950年代政治心理學的興起和“意識形態論”的終結，然而這已經是這家研究所撤離美國以後的事情了。而“在美國，當時阿多諾的知名度不過是《權威主義人格》那本著作封麵上的第一作者而已”。(63)
當然，“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中也有主動學習英語的人，如後來在美國學術界大展宏圖的弗朗茲·諾伊曼（Franz Neumann）、埃裏希·弗洛姆（Erich Fromm）以及赫爾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等人。這些人不僅年紀更輕，而且思想也更為開放，並都在美國參戰後於1942年應聘於美國戰略服務局，服務多年之後又活躍於美國的學術界。與霍克海默、阿多諾等人不同，這些更年輕的“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們認為，“主動適應美國的環境，在一個決定性的階段上，甚至能導致一種上升機會的出現，即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找到一種實踐上的機會”。(64) 而這也與他們更好地掌握了英語上的寫作技巧緊密相關。
這些人都曾在流亡美國前接受過不同程度的英語訓練，也都在美國走上了用英語寫作的道路。他們之中的弗朗茲·諾伊曼表現得最為典型。1932年12月，隨著德國政局的惡化，時年32歲的諾伊曼便開始自學英語，為以後的流亡做準備。1933年1月底希特勒上台後，他曾在英國流亡3年，並獲得了英國的政治學博士學位。盡管他並不喜歡英語世界，但在1936年流亡美國並加入“法蘭克福學派”時，已經完成了從德語到英語的過渡，成為這個圈子中最少發生語言障礙的人。這不僅導致了他不同於霍克海默、阿多諾等人在美國的生活感受，而且使他成為這個圈子中最主動地適應美國社會環境的人。早在1942年，他便通過他那部用英文寫成的名著《巨獸——納粹主義的結構與實踐》，在美國成為研究納粹主義的權威人士以及享有盛譽的著名政治學家。(65) 而埃裏希·弗洛姆也通過他英文版的《逃避自由》和《愛的藝術》，在1940—1950年代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著名學者，至於赫爾伯特·馬爾庫塞，更是通過他1960年代出版的英文名著《單向度的人》，在美國成為風靡一時的“哲學新‘左派’”的代表人物。
在克服職業語言障礙方麵，最為幸運的流亡社會科學家是那些被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接納的人。為接納他們，院長阿爾文·約翰遜（Alvin Johnson）專門創辦了研究生院，並取名為“流亡大學”。約翰遜這樣談到：“創辦這所‘流亡大學’的意義就在於：它不僅能接受數量更多的德國科學家，而且能真正繼續那種在德國已被掃除掉的批評式的社會研究傳統，並使美國的社會科學‘國際化’。”(66) 他頂著當時美國盛行的孤立主義壓力，突破了“援助德國流亡學者緊急委員會”做出的“每所美國高校接受的流亡學者一般不超過3人”的規定，大規模地接受德國流亡科學家。因此，在這所“流亡大學”裏，聚集了一個數量最後高達182名之多、以講德語的社會科學家為主體的歐洲流亡科學家群體。
在這個完全由流亡科學家組成的教授集團中，人們首先就沒有那種在通常情況下必然會產生的“孤獨感”，加之約翰遜院長的特別關照，他們在語言問題上得到了更多的諒解和幫助。例如，約翰遜院長最初甚至允許他們“在脫離本科生教學活動的情況下，專門從事理論研究，但同時要求他們必須盡快學會用英語授課和討論，為‘流亡大學’的學術陣地《社會研究》雜誌提供的稿件也必須用英語寫成，所有成員的英文學術論著都要事先經過專職的語言學專家的審訂之後才能發表或出版”。(67) 盡管這些製度上的強製性要求給不少人帶來了壓力和負擔，但約翰遜院長采用的方法是循序漸進式的：“先是為他們配備專門的翻譯人員，以便能將他們論著中的‘文科中學式的英語’翻譯成‘美國式的英語’並及時出版和發表，然後讓他們逐步學會用英語在堂上授課和指導博士研究生。與此同時，‘新學院’還通過每周舉行一次的學術討論會，使他們能不斷獲得與來自外校的美國本土學者進行麵對麵交流的機會，因而在‘流亡大學’的教授中，很快培養出一種用英語說、寫的風氣。”(68) “絕大多數人很快就能講相當不錯的英語，並在後來變得更喜歡用英語而不是德語來進行寫作了。因此，在這個群體中，形成了一種‘盎格魯-日耳曼式的、新學院式的自身語言習慣’。”(69)
由於這些流亡社會科學家都較為順利地完成了兩種語言之間的過渡，因而能在美國發揮出更大的影響和作用。到1943年，這所“流亡大學”已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國際性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和“構造未來的思想工廠”。像埃米爾·雷德勒（Emil Lederer）、阿道夫·勒韋（Adolph Lowe）、格哈德·科姆（Gerhard Colm）、漢斯·奈塞爾（Hans Neisser）、雅可布·馬夏克、漢斯·西蒙斯（Hans Simons）、漢斯·施佩爾（Hans Speier）等這樣一批傑出的流亡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已在美國學術界和政界嶄露頭角。同年1月3日，一份來自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調查報告中這樣寫道：“‘流亡大學’的專家們被不少於26家美國政府機構有規律地請去做谘詢工作，還有大量的成員參與到不少於25個政府和軍方委員會的工作之中。它的‘世界經濟研究所’構成了‘新政’意識形態的‘思想庫’；它的‘社會與政治科學研究所’引導了‘極權主義社會學研究’；它的‘世界事務研究所’則開啟了對美國最有價值的‘國際研究’。”(70) 所有這些，都是當時那些不問政治並具有保守主義學術傾向的美國社會科學界主流派所做不到的。
凡能順利地克服職業上的語言障礙，又能主動地適應美國的社會環境、並能找到適宜發揮自身才能場所和方向的流亡社會科學家，幾乎都站在了美國社會科學的前沿上。正是他們，不僅主導了當時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研究的新潮流，而且為美國社會科學的跨學科發展提供了根本性的推動力。
四、流亡數學家、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的“失語性”問題
與流亡人文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相比，流亡數學家、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在克服職業語言障礙方麵的困難則要小得多，這使他們成為到達美國之後很快就能投身於科學研究工作的人。導致這種局麵的原因是多方麵的。
首先，這要歸因於這些學科專業上的“天然國際性”。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國是世界科學、文化的中心，包括英、美在內的所有知識難民接受國在這些學科領域裏都不如德國發達，但當時德國與外國科學同行之間的學術交往已相當活躍，一個以德國科學家為核心的歐美“科學家共同體”已經形成。不僅如此，相當多的美國科學界領導人都有留學德國的經曆，像約翰·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瑪麗·邁爾（Maria Mayer）等這樣一批在美國學術界占有特殊地位的猶太科學家，本身就是在希特勒上台前夕，剛從德國移民美國的。(71) 而且在1933年以前，這些科學領域中最具權威性的刊物還不是英語世界的《科學》和《自然》，而是德語世界的《數學年刊》、《物理學編年史》、《化學編年史》以及《醫學編年史》，“就連這些領域中的美國科學家當時也是主要依靠德語的科學雜誌和期刊來發表文章的”。(72) 這種局麵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從未出現過。因此，1933年後，來自德語世界的流亡數學家、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在與美國同行之間非常容易找到共同語言。
另外，這也要歸因於美國高校在接納德國流亡數學家、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上特殊的年齡限製。“援助德國流亡學者緊急委員會”早在1933年5月23日便作出規定：“接受自然科學和醫學領域裏的德國流亡學者時，除諾貝爾獎得主外，年齡一般限製在40歲以下，因為這樣的人還有‘出產年’，當然，他們必須證明自己是優秀的。”而在接受流亡人文、社會科學家的年齡限製方麵，“緊急委員會”隻做出了“30歲至58歲”的一般規定。(73) 因此，被美國高校接受的絕大多數流亡數學家、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的年紀都沒有超過40歲。(74) 這樣的人在掌握一門新語言上要比40歲以上的人快得多、也容易得多。而且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主要是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都有曾經流亡英國的經曆，這則要歸因於英國學術界在最初接受德國流亡科學家的問題上采取了比美國學術界更為積極的態度。盡管這些流亡科學家大多隻是在英國大學的實驗室裏擔任臨時性的工作，並在歐洲局勢日益緊張化的情況下繼續流亡到美國，但他們在英國這個流亡的“中轉站”裏，已經事先接受過不同程度的英語訓練。(75) 至於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詹姆斯·弗蘭克（James Frank）、古斯塔夫·赫茨（Gustav Hertz）、維克多·赫斯（Viktor Hess）、弗裏茨·哈伯（Fritz Haber）、彼得·德拜（Peter Debye）、奧托·弗裏茨·邁爾霍夫（Otto Fritz Meyerhof）、奧托·洛伊（Otto Loewi）等這些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的得主，年紀雖都超過了40歲，甚至大多已過了50歲，但他們早在1920年代的“科學國際化”進程中，就已經作為“科學家共同體”的核心人物，在與英語世界的科學家進行頻繁的學術交流了。盡管他們的英語口語中普遍帶有濃厚的鄉音，例如許多美國人在回憶愛因斯坦時，都提及“他帶著德語口音所講的英語很難懂”，(76) 但這並沒有影響到他們在美國的科學研究。
最後，還要歸因於這些學科專業語言上的原因。與人文、社會科學相比，數學、自然科學與醫學的文字表述相對簡單，無論是課堂上的教學語言，還是科研中的學術用語，都相對程式化。因此，對這些領域的流亡科學家來說，掌握一門新外語中的職業語言，要比那些流亡人文、社會科學家容易得多。更重要的是，當數學、自然科學和醫學發展到20世紀30年代時，已經可以在國際上普遍接受的術語方麵以及數學描述的基本事實、概念以及技術方麵達成一致了，這就使來自不同國家的科學家之間的交流變得更為容易。而且“在美國大學和研究機構裏，各科學領域的國際學術雜誌、期刊及專著的易得性，也使得數學、自然科學和醫學領域中的流亡科學家，在個人學術收藏受損所導致的研究阻力方麵，相對於人文、社會科學中的流亡科學家來說，其影響要小得多”。(77)
當然，這並非意味著講德語的流亡科學家在美國完全沒有職業語言上的障礙，尤其是流亡數學家，他們遇到的語言障礙明顯大於流亡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這既要歸因於數學領域的特殊性，也要歸因於德國的大學，尤其是有猶太血統的數學家最為集中的哥廷根大學，過去在國際數學界中所特有的“數學的麥加”地位。
數學不同於自然科學和醫學。自然科學和醫學自19世紀90年代以來已經發生了由理論研究向實驗研究的重大轉變，因此，這些科學領域前沿上的突破，不僅越來越依賴於實驗設備之類的研究手段和條件，同時為避免在研究中走彎路，也越來越依賴於科學家之間的相互溝通與共同協作。而數學的發展直到20世紀30年代仍然取決於人的大腦在公理體係基礎上的直觀、對空間概念的抽象分析能力以及邏輯推理能力，數學前沿上的突破仍然靠的是數學家個性化的創造力。因此，當1920年代國際交往與交流變成科學家們的一種主要活動時，德國數學家由於其自身所具有的那種無與倫比的地位，使得他們不用像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那般頻繁地走出國門，便能坐等外國學者的“八方來朝”。這就導致了這些領域中的一種相當不同的語言局麵：1933年以前，在自然科學、醫學領域的國際交往中，德國科學家與歐、美其他國家同行之間在語言上是互相學習的。當這些領域的德國科學家流亡到美國時，無論在研究上還是在教學中，遇到的語言障礙都相對較小。而在數學領域裏的情況則不同：1933年以前，主要是由外國的數學家來學習德語，從而求得學術上的共同語言的，以至於美國大學中相當多的數學教授都是在德國獲得過博士學位的人。(78) 這固然使1933年後德國流亡數學家在與美國同行的學術交流上不存在什麽困難，但要在美國高校中應付對本科生的教學活動，仍然存在一定的語言障礙。
絕大多數流亡數學家在教學活動上的語言障礙，是通過一種特別方式來克服的，這種方式本身與他們直接流亡美國有關。流亡美國的德國數學家之所以能“一步到位”，一方麵是由於英國的大學所能提供的數學專業崗位十分有限，又不能像安置流亡自然科學家、醫學家那樣將流亡數學家臨時安置在大學的實驗室裏；另一方麵則要歸因於洛克菲勒基金會。在這家為“緊急委員會”提供最重要的經濟支持的美國基金會中，數學家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地位。例如，該基金會主席馬克斯·梅森（Max Mason）以及自然科學部主席沃倫·韋弗（Warren Weaver），不僅都是數學家出身，而且都是在德國的哥廷根大學獲得數學博士學位的。由於他們對數學家的特殊情結，因此，德國數學家難民都是由洛克菲勒基金會最先出麵營救的。(79) 不僅如此，而且當時的“美國數學學會”主席奧斯瓦爾德·維布倫（Oswald Veblen）以及秘書長羅伯特·G.D.理查森（Robert G. D. Richardson）也曾留學哥廷根大學，他們對德國流亡數學家同樣抱以深切的同情。因此，洛克菲勒基金會、“緊急委員會”以及“美國數學學會”在安置他們的問題上，事先考慮到他們在教學上的語言障礙問題，因而與接受他們的美國大學預先達成了協議，使他們一般都享受到“不為本科生授課，隻進行數學研究的特權”。(80)
隻有像大數學家理查德·庫朗（Richard Courant）這樣的人，由於被安置在隻有1名數學教授（即他本人）的紐約大學裏，才無法享受這種特權。這自然使庫朗倍感授課上的語言困難，為此，他還特別“從講演係請來一位家教，專門教他英語，並隨身帶著一個筆記本，不斷地把他在交談和閱讀中碰到的口語用法記錄下來。這使他進步很快，沒過多久，他便摸索出一種備課方法：先把精心準備的講義用德語口述出來，然後再譯成他所希望的‘不錯的英語’”。(81) 至於其他的流亡數學家則要比庫朗舒服得多，他們根本不用為本科生授課，尤其在那些流亡科學家相對集中的美國大學裏，他們甚至完全不用為“語言上的孤立”而苦惱。例如，大數學家赫爾曼·外爾（Hermann Weyl）一走進普林斯頓大學的“高級研究所”就有這種感受：“在這裏，講德語的人和講英語的人一樣多。”(82)
由於職業上的語言障礙相對較小，這些講德語的流亡數學家、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們在進入美國高校後，很快就有了一種近乎於在“家”的感覺。正如德國流亡物理學家維克多·魏茨柯帕夫（Victor Weisskopf）所言：“到達美國後不久，我們便很快感受到，那些留在歐洲的人倒更像是難民！”(83) 因此，他們完全能在美國繼續他們的研究工作，並不斷取得輝煌的學術成就。這不僅使他們與美國社會的“一體化”變得更為容易了，而且美國也從這些科學家身上獲得了巨大的智力收益。僅是在來自納粹德國的第一代流亡科學家當中，就有13位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的得主，除前文中提及的8位獲獎者外，還有奧托·斯特恩（Otto Stern）、費利克斯·布洛赫（Felix Bloch）、尤金·P.維格納（Eugene P.Wigner）、漢斯·A.貝特（Hans Bethe）以及馬克斯·路德維希·德爾布呂克（Max Ludwig Delbrück），這5位都是在流亡美國後獲獎的。(84) 而在數學領域裏，赫爾曼·外爾、卡爾·路德維希·西格爾（Carl Ludwig Siegel）與約翰·馮·諾伊曼一起，很快就將普林斯頓大學的“高級研究所”變成了“世界純粹數學中心”，理查德·庫朗則將紐約大學的“庫朗研究所”建設成了“世界應用數學中心”。
“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個產生於20世紀30年代並在今天廣為人知的口號，實際上是當年講德語的流亡數學家、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的典型口號。而美國因為這些流亡科學家的到來，終於成為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得主最多的國家和“數學的新麥加”。
五、流亡藝術家的“失語性”問題
在語言問題上，流亡音樂家和造型藝術家無疑是所有知識難民中最為幸運的人。盡管他們同樣麵臨了“失語性”問題，在與美國人交往的日常生活中也無疑都是“結巴”，但由於他們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種“天然的世界語”，因而幾乎感受不到職業語言上的障礙問題。首先是那465名流亡音樂家，他們成為在美國最快安頓下來的人。著名音樂史專家博裏斯·施瓦茨（Boris Schwarz）這樣寫道：“被迫流亡的音樂家的運氣看來要比那些演員、作家和科學家好得多，因為音樂本身就是世界性的語言。一位音樂演奏家隻要有樂器在手，就可以在巴黎、紐約等地演出並能得到理解，根本沒有進行口頭語言交流的需要。歌唱家幾乎一直就是天然的多種語言的掌握者，作曲家更能去改變各民族音樂興趣和音樂傳統之間的那些細微差別，因此，富有創造力的音樂家在遠離他們的祖國時，是能很快地適應新形勢的。”(85)
這些來自西方音樂傳統故鄉德國的流亡音樂家，不僅活躍在美國的音樂舞台上，還幫助美國高校建立或發展起音樂學專業。例如，20世紀最著名的作曲家、“無調性音樂”的開創人阿諾德·勳伯格（Arnold Schoenberg），先後被聘為波士頓馬爾金音樂學院、南加州大學音樂學院和加州大學音樂學院教授，並在美國新一代作曲家中產生了強烈影響；大作曲家保爾·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一手創辦了耶魯大學音樂學院，並在複興“文藝複興時期”和“巴洛克時代”的音樂風格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斯特凡·沃爾帕（Stefan Wolpe）先後任費城音樂學院、北卡羅來納黑山學院以及長島學院音樂教授，素以教授作曲法而著稱；而恩斯特·克熱內克（Ernst Krenek）創辦了瓦薩學院、哈默萊學院的音樂係，培養了許多美國著名的作曲家；卡羅爾·拉特豪斯（Karol Rathaus）則創辦了紐約城市大學女王學院的音樂係，並引入了一套完整的作曲法課程。正是由於他的努力，這所大學擁有了美國東海岸實力最為雄厚的音樂係。(86) 總之，由於音樂語言特有的“國際性”以及美國在這一領域的落後性，講德語的流亡音樂家在美國高校中輕易地克服了職業語言上的障礙，成為音樂學這一特殊的藝術學科的創辦人，以及教學、研究工作的主要力量。
如果說歌唱家、音樂演奏家和作曲家之類的音樂家是靠聽覺藝術為生的話，那麽畫家、雕塑家、建築設計師之類的造型藝術家就是靠視覺藝術為生的人，因為繪畫、雕塑、建築這類造型藝術是首先建立在視覺效果的基礎上的。即使是從事教學工作，這些造型藝術家也是“從物質的基本特性、材料的形狀、直觀的結構以及簡單的空間關係對生理和精神產生的效果出發，來進行課堂教學設計的”。(87) 例如，像瓦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路德維希·米斯·範·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馬塞爾·布羅耶爾（Marcel Breuer）、拉茨羅·莫何裏-納吉（Lgáztó Moholy-Nagy）、瓦爾特·彼特漢斯（Walter Peterhans）、路德維希·希爾伯斯海默（Ludwig Hilbersheimer）這些“世界級”的德國流亡建築設計師，也同樣活躍於美國高校之中。格羅皮烏斯和布羅耶爾執教於哈佛大學，米斯·範·德·羅、彼特漢斯和希爾伯斯海默執教於伊利諾斯技術學院，莫何裏-納吉則在芝加哥創辦了自己的建築學院。他們在美國高校的課堂上從未感到有太大的語言障礙，因為他們“隻需掌握英語中最簡單的過渡性語言，就能將魏瑪時代現代主義的‘鮑豪斯建築風格’傳授給他們的美國弟子”。尤其是那位被譽為美國“摩天大樓奠基人”的米斯·範·德·羅，“甚至在流亡美國後從沒有努力學過英語，因為無論他走到哪裏，都有人專門為他做翻譯”。(88)
在296名流亡造型藝術家的行列中，有100多人屬於流亡攝影師，他們從納粹德國到美國新家園的遷徙以及經濟上的過渡也進行得非常順利，而這首先要歸因於攝影行業的視覺傳播特性和國際流動性。早在魏瑪時代，由於在光學、精密機械、化學等領域中的世界領先地位，德國在攝影器材和顯影技術方麵都是國際上最先進的，加之1920年代“魏瑪文化繁榮”中煥發出來的自由創造力，因而德國在圖片新聞報道方麵一直引領著世界的新潮流。當這些攝影師在1933年後流亡到美國時，恰好趕上了美國新傳播業興起的時代。美國此時正急需歐洲、尤其是德國在數十年來積累的技術和經驗，而他們的職業特點決定了他們極少麵臨文字記者必然會遇到的語言問題，隻需用不斷的影像交流，就能提供即時的世界性認知。因此他們在美國傳媒中如魚得水，不僅推動了美國的新聞攝影，還開創了時尚攝影和戰爭攝影，創辦了《圖片通訊社》和《生活》雜誌，並為眾多的美國報刊雜誌提供了大量引人注目的名人、地點和新聞事件的圖片。(89)
初到美國時，流亡攝影師們往往是從拍攝名人肖像起步的，不少人立即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有洛特·雅可比（Lotte Jacobi）、菲裏普·哈爾斯曼（Philippe Halsman）與吉澤勒·弗洛伊德（Gisele Freund）等人。雅可比專門為諸如庫爾特·魏爾（Kurt Weill）、洛特·倫亞（Lotte Lenya）以及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這樣著名的流亡科學家拍攝肖像，這些作品立即被廣泛複製，並成為20世紀30—40年代的經典攝影作品。她拍攝的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研究所裏休閑的照片，在1942年被收入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的“20世紀肖像展”中。(90) 哈爾斯曼長期流亡巴黎，1940年6月法國淪陷後，通過愛因斯坦的幫助流亡美國。利用新客觀主義和立體主義的歐洲傳統，他拍攝的名人肖像在美國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僅是《生活》雜誌就刊登了他拍攝的101張封麵照。(91) 而弗洛伊德拍攝的人物肖像作品也被《生活》、《時代》雜誌頻頻刊登，她的名字在美國幾乎無人不曉。(92)
許多流亡攝影師很快就在美國開辦起自己的攝影工作室，其中最為典型的是來自奧地利的流亡攝影師艾伊克·波利策爾（Eyic Pollitzer）。他在紐約開辦的攝影工作室生意十分紅火，並為許多雜誌社、出版社以及紐約市博物館和圖書館提供了大量照片。(93) 正如吉澤勒·弗洛伊德所言：“就社會功能而言，照片是當今最重要的大眾媒介，因為沒有哪樣東西能像它那樣對所有的人都具有說服力或接近性。照片遠遠不止是一種提供信息的方式，我們還能借助照相機來表達我們的思想。在藝術的等級中，它最接近於一個翻譯。”(94)
除這些流亡音樂家和造型藝術家外，還有一批流亡藝術家在語言問題上經曆了“先苦後甜”的過程，這就是那些專門從事舞台藝術的話劇和電影演員，以及編劇、導演、製片人之類的文化流亡者，其總數高達581人。講德語的話劇和電影演員屬於靠語言的魅力和表演來打動人心的人，但他們在流亡美國後，即使努力地學習英語，也由於其口語中不可避免的方言色彩，而無法發揮他們的表演才能。(95) 那時，他們是多麽懷念那個剛剛過去的“無聲電影的時代”嗬！然而他們的“失語性”問題，卻在1941年12月7日之後意外、幸運、迅速地得到了緩解。由於美國的參戰，好萊塢的電影公司為適應市場需求，開始生產一係列的反納粹影片，急需雇傭大量的德語演員，而他們純正的德語口語非常適合扮演這些角色，因此，他們開始頻繁地出現在反納粹影片中。對好萊塢產出的100部反納粹電影片的調查表明：“90％以上的影片中有講德語的演員出現，84％的影片中他們扮演了具名的小角色，54％的影片中他們扮演了主角和配角。全部加起來，幾乎所有的130名講德語的流亡演員都在反納粹影片中獲得了工作機會。”(96)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在影片中很少扮演德國難民或流亡科學家，更多扮演的是“納粹分子”，即“他們的撒旦”。(97)
這一影片潮也意外地給那451名講德語的流亡編劇、導演、製片人帶來了生機。1933年後，絕大多數“流亡電影人”因“失語性”問題在美國不得不改行，但他們在多年的流亡生涯中逐漸掌握了英語的日常語言，而電影劇本中的場景語言以及電影導演、製作過程中的工作語言也往往隻是簡單的日常語言。這樣，在美國參戰後，好萊塢的電影公司終於發現，“這些‘流亡電影人’恰恰能結合他們自己在法西斯統治下的個人經曆，編寫出最好的反納粹影片劇本，設計出準確無誤的德語台詞、創造出逼真的藝術氣氛”。(98) 因此，這些長期被人遺忘的“流亡電影人”，轉眼間湧入了好萊塢，某家電影公司甚至一口氣就聘用了100多名流亡者。(99)
據統計，大約有60部電影，即占好萊塢戰時出產影片的1／3，反納粹影片的近2／3，是由這些“流亡電影人”編寫、導演或製作的。例如，亞曆山大·柯達（Alexander Korda）製作了《猶豫不決》（1942），赫爾曼·米拉科夫斯基（Hermann Millakowsky）製作了《被束縛的女人》（1943），賽莫爾·內本察（Seymour Nebenzahl）製作了《希特勒的瘋人院》（1943），阿諾德·普雷斯布爾格（Arnold Pressburger）製作了《劊子手的下場》（1943），格雷戈爾·拉比洛維奇（Gregor Rabinovitch）和歐格內·弗倫克（Eugene Frenke）製作了《三個俄國女孩》（1943），魯道夫·蒙特（Rudolf Monter）製作了《風中之聲》（1944），桑姆·斯皮格爾（Sam Spiegel）製作了《陌生人》（1946）等。這些“流亡電影人”也通常雇傭他們的流亡同伴來拍攝這類電影，僅是以上這7部影片，就有52名流亡者參與其中。他們中的許多人正是通過進入好萊塢，才得到了他們在美國的第一筆存款。(100) 鑒於當時好萊塢的全部工作人員中隻有220名製作人，250名導演和800名編劇，講德語的“流亡電影人”對這種類型片的參與確實達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101)
講德語的流亡音樂家和造型藝術家，由於其藝術作品的“天然世界性”，成為一批能迅速“四海為家”的人。對於他們中的不少人來說，流亡甚至為他們提供了贏得國際名聲的機會，許多人都因這場向美國的流亡而成為擁有國際聲譽的“世界公民”。至於那些流亡舞台藝術家和“流亡電影人”，他們純正的德語母語以及他們流亡的苦難經曆，在美國參戰的特殊背景下，反而成為他們打入“好萊塢”的優勢。他們正是通過對具有“世界政治性”的反納粹電影的製作和參與，才最終融入美國社會之中。這樣的經曆和結果，往往是他們當年出逃之時所事先沒有和無法預見到的。
1933年開始的這場猶太難民流亡潮是德意誌極端民族主義對異民族不加區別地強烈排斥的結果。這些講德語的猶太知識難民是由於被納粹主義者視為“異民族文化的代表”和“國際主義者”，才遭到無情驅逐的。然而就在德意誌文化走向民族極端化的這個時代裏，美利堅文化卻保持了它的開放性，這反映出這個有移民傳統的社會是能夠吸收在它看來有用的異民族文化因素的。當然，美利堅文化的這種開放性也並不是無度的，它同樣具有某種程度的排斥性，但它對於來自異民族的文化因素，並不是不加區別地一概排斥，而是采取了有選擇的吸收和有選擇的排斥。這種吸收和排斥是通過對“外來者”提出的一種文化適應上的要求來體現的，並尤為典型地反映在講德語的流亡作家、科學家和藝術家在美國遭遇的“失語性”問題上。
正如人們在這些講德語的知識難民身上所看到的那樣，能否在美國尋求到避難所是一回事，能否在美國繼續發揮他們在科學、文化上的影響力則是另一回事。這兩者之間的過渡首先取決於他們能否盡快地掌握這個客居國社會的新語言，尤其是他們的職業語言。盡管就流亡者具體個人而言，客觀年齡和主觀意識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對新語言的掌握以及他們與美國社會“一體化”的決心，但從流亡群體的總體來看，他們原有的職業和學科專業方向對母語的依賴性以及“國際性”，對他們流亡經曆和命運的影響則是更為根本性的。
講德語的流亡作家、科學家和藝術家在克服職業語言障礙上的不同經曆與命運，恰恰反映出美利堅文化對外來文化既吸收又排斥的雙重麵貌。對這些“外來者”提出的語言要求就像一把篩子，它使美利堅文化能過濾掉所有不需要的東西，排斥掉所有不能與之相適應的東西，同時又吸收它所有能加以利用的東西，並為具有適應新環境之能力和意誌的“外來者”提供施展才能的廣闊舞台。正是通過這種有選擇的吸收與有選擇的排斥，美利堅文化才既做到了自身不斷的豐富多彩，又維護了自身的核心內核，並越來越多地體現出“文化國際化”的色彩，最終成為“世界科學、文化中心”。
注釋：
① Donald P. Kent, The Refugee Intellectual,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Immigrants of 1933-1941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15.
② Norman Bentwich, The Rescue and Achievement of Refugee Scholars, Den Haag: Omniboek, 1953, p. 23.
③ Günther Anders, Die Schrift an der Wand, Tagebücher 1941-1966,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67, S. 90.
④ 例如，講德語的流亡律師必須重新學習美國法律知識並考取美國的律師資格證；流亡醫生必須熟悉美國醫療界的行規並考取美國的行醫執照；流亡記者也必須熟悉美國式的新聞寫作特點並考取得美國的記者證，甚至連流亡工程師也必須通過考取美國的職業技術證書來重新確認。見Wolfgang Frühwald und Wolfgang Schieder, Hrsg., Leben im Exil, Probleme der Integration deutscher Flüchtlinge im Ausland 1933-1945, Hamburg: Hoffmann und Verlag, 1981, S.241.
⑤ Horst M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 ftsteller, Wissenscha 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84, S. 59.
⑥ Alexander Stephan, Die deutsche Exilliteratur, 1933-1945,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79, S. 67.
⑦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eds.,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3, p. 86.
⑧ Richard D. Breitman and Alan M. Kraut, American Refugee Policy and European Jewry, 1933-1945,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31.
⑨ Sigrid Schneider, Deutsche Publizisten in New York,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85, S. 8.
⑩ Günther Anders, Die Schrift an der Wand, Tagebücher 1941-1966, S. 87.
(11) Alfred Dblin, Als ich wiederkam, Olten- Freiburg: Walter Verlag, 1977, S. 433.
(12) Leonhard Frank, Links, wo das Herz ist,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52, S. 191.
(13) Raoul Auernheimer, Das Wirtshaus zur verlorenen Zeit, Erlebnisse und Bekenntnisse, Wien: Ullstein Verlag, 1948, S. 288.
(14)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Berlin: Duncker und Humbolt, 1955, S. 47.
(15) Horst M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ftsteller, Wissenschaftler und Kii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S. 118.
(16) Carl H. Beck, Die deutsche Exilliteratar, 1933-1945, München, 1979, S. 145.
(17)(18) Fritz Kortner, Aller Tage Abend,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69, S. 247, 107.
(19) Wolfgang Frühwald und Wolfgang Schieder, Hrsg. , Leben im Exil, Probleme der Integration deutscher Flüchtlinge im Ausland 1933-1945, Hamburg, S. 74.
(20) Eva Lips, Rebirth in Liberty, New York: Flamingo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42, p. 34.
(21) Helmut F. Pfanner, Hrsg.,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Exil-Exile across Cultures, Bonn: Bouvier Verlag Herbert Grundmann, 1986, S. 74.
(22) Michel Grunewald, KlausMann 1906-1949, Eine Bibliographie, München: Ellermann Verlag, 1984, S. 145.
(23) Wolfgang Frühwald und Wolfgang Schieder, Hrsg. , Leben im Exil, Probleme der Integration deutscher Flüchtlinge im Ausland 1933-1945, S. 34.
(24) Horst M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 ftsteller, Wissenscha 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S. 57.
(25) Alexander Stephan, Die deutsche Exilliteratur, 1933-1945, S. 215.
(26) Günther Anders, Die Schrift an der Wand, Tagebücher 1941-1966, S. 91.
(27) Wolfgang Frühwald und Wolfgang Schieder, Hrsg., Leben im Exil, Probleme der Integration deutscher Flüchtlinge im Ausland 1933-1945, S. 70.
(28) Elisabeth Bab, Aus zwei Jahrhunderten, Bonn: Boosey und Hawkes Verlag, 1976, S. 194.
(29) Johannes Urzidil, Bekenntnisse eines Pedanten, Erzhlungen und Essays aus dem autobiographischen Nachlaβ,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72, S. 194, 214.
(30) Leo L. Matthias, Die Entdeckung Amerikas Anno 1953 oder das geordnete Chaos, Hamburg: Rowohlt Verlag, 1953, S. 48, 264.
(31) Bergmann Hans Marchwitza, In Frankreich, In Arnerikas, Berlin (Ost): Aufbau Verlag, 1961, S. 296, 305.
(32) Johannes Urzidil, Das groβe Halleluja, München: Langen Müller Verlag, 1951, S. 30, 86.
(33) Horst M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 ftsteller, Wissenscha 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S. 113.
(34) 流亡美國的德國著名語言文學家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rlders）這樣說：“我們人人都成為‘結巴’，甚至是兩種語言的‘結巴’，因為在我們還沒有學會英語的同時，我們的德語卻在一塊塊地脫落，而且大多是悄悄、逐漸地脫落的，以至於我們很少注意到這種喪失。事實上，我們的語言已不再是完整無損的了，我們也不再能擺脫這種可悲的戲弄，因為這是與我們已經破碎的語言存在相一致的。”見Günther Anders, Die Schrift an der Wand, Tagebücher 1941-1966, S.90.
(35) Carl Zuckmayer, Als wrs ein Stiick yon mir, Horen der Freundschaft, Hamburg: Rowohtt Verlag, 1966, S. 553.
(36)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 S. 58.
(37)(39)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 196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651, 481.
(38) Horst M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ftsteller, Wissenscha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S. 113.
(40) Erich Auerbach, Mimesis, Dargestellte Wirklichkeit in der abendlndischen Literatur, Bern: Franke Verlag, 1946; Erich Auerbach, Introduction aux Etudes de Philologie Roraan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mann Verlag, 1949.
(41) Leo Spitzer, Les Etudes de Style dans les Différents pas in Langue et Littérature, Paris: Gallimard, 1961.
(42) Horst M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ftsteller, Wissenscha 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S. 89.
(43)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p. 607.
(44) Rex Crawford, ed., The Cultural Migration, The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3, p. 111.
(45)(46)(48) Hartmut Lehmann and James J. Sheehan, eds. , An Interrupted Past, German-speaking Refuge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93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20, 82, 89.
(47) Cathering Epstein, A Past Renewed, A Catalog of German-speaking Refuge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933,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45.
(49) 例如，漢斯·羅特費爾斯（Hans Rothfels）在1951年返回新生的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後重新煥發出學術生機，他不僅寫出大量的史學名著，還創建了著名的“慕尼黑當代史研究所”，因而在1961年被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總統赫斯授予“科學與藝術騎士團勳章”。戰後新一代的德國著名史學家特奧多爾·席德（Theodor Schieder）、維爾訥·康澤（Werner Conze）以及漢斯·莫姆森（Hans Mommsen）等人都是他的學生。見Georg G. Iggers, “Die deutschen Historiker in der Emigration,”in Bernd Faulenbach, Hrsg., Geschichteswissenschaft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74, S.358.
(50)(51)(52)(53) Hartmut Lehmann and James J. Sheehan, eds., An Interrupted Past, German- speaking Refuge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933, pp. 97, 99, 132, 173.
(54) James F. Bugental, eds., “Symposium on Karl Bühler\'s Contributions to Psychology,”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vol. 75, 1966, p. 181.
(55)(56) Ilia Srubar, Hrsg., Exil, Wissenschaft, Identitt. Die Emigration deutscher Sozialwissenscha ftler,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 78, 87.
(57) 流亡經濟學家雅可布·馬夏克（Jacob Marschak）1933年被迫流亡時隻有35歲，這位海德堡大學年輕的編外講師幸運地成為洛克菲勒基金會頭一批援救的德國經濟學家之一，並被安置在英國牛津大學。在熟練地掌握了英語之後，他於1938年繼續流亡到美國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又於1943年被聘為芝加哥大學教授。由於他將數量分析理論成功地引入了經濟學，成為美國數量經濟學的奠基人，並當選為“美國經濟學學會”主席。正是受他學術思想的影響，他當年的科研助手赫爾伯特·A.西蒙（Herbert A. Simon）、勞倫斯·羅伯特·克萊因（Lawrence）以及他的弟子弗蘭科·莫迪良尼（Franco Modigliani）都在他去世之後成為新設置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見Arjo Klamer, 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momics: Conversations with New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ir Opponents, Brighton: Wheatsheaf Books, 1984, p.114.
(58) 流亡政治學家卡爾·W. 多伊奇（Karl W. Deutsch）1938年流亡美國前剛拿到法學博士學位，作為一名26歲的編外講師，這位從小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誌猶太人，一到波士頓就有要“快速美國化”的決心，為此，他甚至進入哈佛大學重新攻讀美國的博士學位。在熟練地掌握英語後，他將德意誌的“普遍主義”與美利堅的“技術主義”相結合，並運用於國際政治學領域，成為著名的國際關係理論家和政治學領域的改革家，並當選為美國政治科學學會主席，後又出任國際政治科學學會主席，因而成為“經驗性社會研究取得世界性勝利的一位象征性人物”。見Ilja Srubar, Hrsg., Exil, Wissenschaft, Identitt. Die Emigration deutscher Sozialwissenschaftler, ftler, 1933-1945, S.175.
(59)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 S. 53.
(60) Martin Jay, ed., 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0.
(61) 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digten Leb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69, S. 1.
(62)(64) Ilia Srubar, Hrsg. ,Exil, Wissenschaft, Identitdt. Die Emigration deutscher Sozialwissenscha ftler, 1933-1945, S. 268, 254.
(63) Martin Jay, ed., 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p. 41.
(65)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 1960, p. 448.
(66) 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The Stor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p. 85.
(67) Peter M. Rutkoff, Interview mit Elizabeth Told Stauding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9, S. 28.
(68) Ilia Srubar, Hrsg., Exil, Wissenschaft, Identitt. Die Emigration deutscher Sozialwissenschaftler, 1933-1945, S. 136.
(69) Wolfgang Frühwald und Wolfgang Schieder, Hrsg. , Leben im Exil, Probleme der Integration deutscher Flüchtlinge im Ausland 1933-1945, S. 230.
(70) John H. Willis, “The New School and the War,” 1.3. 1943,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 Record Group 1.1, 200/53/628.
(71)(72)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pp. 237, 200.
(73) 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The Stor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 p. 16.
(74)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p. 217.
(75) Norman Bentwich, The Rescue and Achievement of Refugee Scholars, The Story of Displaced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1933-1952, p. 13.
(76) Abraham Pais, Einstein Lived 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00.
(77)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p. 221.
(78) Norbert Wiener, IAma Mathematici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64, p. 175.
(79)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eds.,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p. 206.
(80)(81)(82) Constance Reid, Couran in Gttingen and New York,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1976, pp. 212, 178, 163.
(83)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p. 222.
(84) Alan D. Beyerchen, Scientists under Hitler, Politics and the Physics Community in the Third Reich,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48.
(85)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eds.,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p. 137.
(86)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eds.,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p. 146.
(87)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p. 510.
(88)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 1960, p. 516.
(89) Helmut F. Planner, Hrsg.,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Exil-Exile across Cultures, S. 303.
(90) Lotte Jacobi, Einstein Portfolio, New York: Gelain Sliver, 1979, p. 13.
(91) Lee D. Witkin and Barbara London, The Photograph Collector\'s Guide, New York: Photographic Arts,1984, p. 157.
(92)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 Encyclopedia of Photography, New York: Pound Press, 1984, p. 212.
(93) Helmut F. Planner, Hrsg. ,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Exil- Exile across Cultures, S. 286.
(94) Gisele Freund, The World in My Camera, New York: Dial Press, 1974, p. 250.
(95) 著名流亡作家兼戲劇藝術家弗裏茲·科爾特內爾發現：“當一個人成年之後再來學習一門外語，要想完全掌握它是不可能的。他能夠學會一門外語的語法和詞匯，卻不能在語音構成中學會那種色彩，那是一個人還是小孩子時構成的第一發音，任何成年人都克服不了自己語言中的那種方言色彩，唯有那種與自己的母語不可分離的、並與之具有同一性的方言，才代表了一種發音上的完美和自由。”見Fritz Kortner, Aller Tage Abend, S.251.京特·安德斯也指出了這一點：“即使‘新來者’最後學會使用另一種語言，甚至也掌握了它，但在社會上與人交往時，他所采用的這種‘唯一的’講話形式中，仍然帶有他母語中的方言色彩，而這種人，即使取得了美國國籍，也是被‘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很直接地作為‘外國人’來歸類的。”見Günther Anders, Die Schrift an der Wand, Tagebücher 1941-1966, S.88.
(96) Helmut F. Planner, Hrsg.,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Exil-Exile across Cultures, 1986, S. 244.
(97)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eds.,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pp. 105-106.
(98) Jan-Christopher Horak, Fluchtpunkt Hollywood, Eine Dokumentation zur Film-Emigration nach 1933, Münster: Maks Publikationen, 1984, S. 47.
(99) Myron C. Fagan, Moscow over Hollywood, Los Angeles: R. C. Cary, 1948, p. 95.
(100) Helmut F. Planner, Hrsg. ,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Exil-Exile across Cultures, 1986, S. 248.
(101) Leo C. Rosten, Hollywood, The Movie Colony, The Movie Make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Inc., 1941, pp. 246, 286,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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