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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七軍中的改組派

(2009-09-08 20:55:19) 下一個
 
龔楚將軍回憶錄(下卷)346-348頁:“長汀(汀洲)是福建蘇維埃政府所在地,中共福建省委亦曾設於此。我在香港時已知省委書記盧永次(廣東人),是一九二八年冬在香港工作時的老同誌。他是香港工人出身,那時他任廣東省委會組織部長,為人誠實,富情感。我問他紅七軍到了蘇區後的情形,他說:‘聞七軍有改組派,已整肅了幾個幹部,詳情我亦不明,你回去七軍後,自會知道的,不必急急問我。’我聽他這麽說,大為震驚。但見他不欲盡言,我亦不便追問。”

1、李明瑞


關於紅七軍紅八軍總指揮和紅七軍軍長李明瑞之死,曆來眾說紛紜,欲言又止。
張國燾的回憶,矛頭直指中央保衛局局長鄧發。1930年1月紅七軍交通員對中央的匯報,說是對李明瑞要暫時利用,不存幻想,卸磨才殺驢。張雲逸後來的回憶,說李明瑞在政治上動搖,是咎由自取。韋傑的回憶,也是避重就輕,不及皮毛。

現在看看當年的紅七軍參謀長龔楚龔鶴村怎麽說(盡管李明瑞被殺時龔楚在上海養傷,可是幾個月後,龔就繼任了紅七軍軍長)?

在1955年由香港南風出版社再版的《我與紅軍》第243-244頁和1978年5月由明報出版社發行的《龔楚將軍回憶錄》第350-351頁,龔楚是這樣子描述的:

“我在三十四師這一期間,發生了兩件使我最痛心的事,使我第一次體味到共產黨中派係鬥爭、傾軋和迫害的醜劇;也看到了他們那柄鋒利的屠刀,不斷地指向黨內同誌的胸膛!

我初到三十四師時,曾接到李明瑞和張雲逸的信,他們都盼我早日重回紅七軍工作。李明瑞函內有“如兄不回來,七軍前途大有問題”之句;張雲逸信中也說,“別後情形,屢經驚險;相見非遙,容作長夜之談”。從這字裏行間,我敏感到七軍裏麵,可能醞釀了極不尋常的暗潮。時間不久,又聽到李明瑞被殺的消息,這是一件最痛心的事。

經過多方探問,我才知道紅七軍初到江西時,毛澤東曾欲調整七軍幹部,但為全軍同誌所反對,他們就指七軍內有改組派的反動組織,要在七軍內進行“肅清改組派”的清黨運動,起初殺了二十多個幹部,其中有兩個是高級幹部,嗣後情形漸趨嚴重。總指揮李明瑞眼見情勢不好,絞繩快要套到他的頭上了,在反第三次圍剿勝利後,駐軍於於都會昌之間的一個小墟場,他準備率特務連向白區逃走。但他集合特務連宣布脫離蘇區走向白區的時候,跟他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竟是一個受過訓練奉命監視他的特務人員,受連指導員龍騰雲的指揮,立即拔槍把他殺死。”

這個龍騰雲,在張雲逸的回憶中也有講到,所不同的是六連而不是特務連。隻是不知道這個林姓警衛員,後來是如何的結局。“我聽了這一血腥的事實,對李總指揮的死於非命,內心深深的痛掉!因為紅七軍一向都是非常團結的。雖在極艱苦的環境中,對革命的信心,從沒有絲毫的動搖。在黨的領導下,並沒有小圈子集團,更沒有改組派的組織。所謂‘肅清改組派’的清黨運動,不知從何說起!事實上,廣西在俞作柏執政時,汪精衛是曾派了幾個幹部,與俞聯絡,但汪的幹部,卻不能伸進紅七軍來,也無法打進紅七軍的團體。這批與俞聯絡的人員,沒有參加紅七軍工作,而且與紅七軍的中共黨員,更是極不相容的冤家對頭。現在共產黨硬將這個改組派的罪名,加到紅七軍的頭上,真是天大的冤枉。李明瑞的不顧一切要出走,就是這種惡劣形勢所促成的。而他的性命,竟葬送在自己同誌的手裏!”

第389頁:“十一月二十日起床後,到總司令部拜訪參謀長葉劍英,我和他是初次見麵,但我們都聞名已久,一見如故。他身體修長,服裝整潔,儀表俊秀,神情開朗,談吐簡潔,相與敘談,如坐春風。他是廣東梅縣人,當時蘇區內廣東人甚少,他對於紅七軍亦十分關懷,談到七軍整肅改組派情景深恐影響人心,要我好好的振作士氣。李明瑞之死,他表示惋惜。”

李明瑞之死的後果,是直接地促成了龔楚的叛逃。在《我與紅軍》的結尾(451頁),龔楚如此寫道:身為一個指揮湘粵桂三省黨政軍的首長,在一班特務員時時刻刻的監視當中,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人員環伺包圍之下,脫離和逃亡,絕不是輕易的事。所以我時時都在警惕自己:“不要做李明瑞第二!”經過了五天周詳審慮,我才布置好了一個周密而決心的逃亡計劃。

關於這一件事,紅七軍和百色起義的另外一位創始人,時任紅七軍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也是李明瑞入黨介紹人之一的陳豪人(根據陳妻潘超人的回憶),後來這樣說:不知道是誰向中央匯報的,把李明瑞說得這樣壞!因此,陳豪人在1931年3月9日代表紅七軍向中央匯報時,和當時的中央負責人王明就中央對李明瑞定性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口角。王明拂袖而去,由於牽掛李明瑞的安危,陳豪人隻好又和李碩勳分別以紅七軍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員的身份,前往廣西,尋找紅七軍。

不過,此時的紅七軍,已經在張雲逸和李明瑞的率領下,到了江西中央蘇區。陳豪人和李碩勳,因為敵人的封鎖,無法通過封鎖線,均先後無功而返。

李明瑞在紅七軍被殺的悲劇,就這樣子發生了。


2、陳豪人

在紅七軍的創始人當中,由於種種的原因,曆來對陳豪人的定性的爭議最大。有說他是叛徒的(廣西百色黨史辦),有說他是烈士的(南寧黨史辦、福建黨史辦),有說他是偷偷溜走了的(鄧小平),也有說他是脫黨的(龔楚),還有說他加入了第三黨的(張雲逸)。

百色起義前陳豪人是中共廣西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和省府機要秘書,是中共廣西前敵委員會三名常務委員之一,也是李明瑞的入黨介紹人之一。因為百色起義和紅七軍成立時,政治工作由陳豪人負責。軍事工作,由張雲逸、龔楚負責。所以最初紅七軍和汪精衛改組派的關係,陳豪人、張雲逸和龔鶴村都應該略知一二。

龔楚《我與紅軍》171頁:“一九二九年秋末,汪精衛為首的改組派,積極煽動俞作柏李明瑞聯合‘反蔣’。而中共的主張,則是暫時觀望;爭取南京政府經濟和軍事的援助,以壯大自己的軍事力量。同時加緊整理降軍呂煥炎梁朝磯兩個旅,使能確實控製。然後創造新的革命局麵。並把這個主張交由俞作豫,向俞作柏條陳。可是俞作柏因已與在荊沙枝江起義護黨‘反蔣’的張發奎,取得聯絡;而張起義後將南下廣西,共同合作。若廣西不響應,以分散南京政府的兵力的話,則張部有被南京集中力量殲滅的可能。因此,俞作柏基於道義上和形勢上的需要,當即決心與張合作,並興兵攻粵。這一決策,是他成功與失敗的分野。若他當時依據我們的主張,拒絕汪精衛立即‘反蔣’,而仍與南京政府敷衍,則成功的可能是很大的。可惜在內部基礎未固,實力未充之前,便要輕舉;他的失敗,就成了定局。”

在修訂後的《龔楚將軍回憶錄》264-265頁,龔楚寫道:“紅七軍的幹部來源,一部分是由黨中央派來的軍事幹部如張雲逸、我、李湛、李顯(雲南講武堂出身)、張翼(日本士官學校出身)、章健(日本士官學校出身)、王震、馮達飛(廣東連縣人,黃埔軍校選送俄國留學生)等;另一部分是接收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南寧軍校第一期的學生,如何子初(中共黨員)、黃子榮、唐睿、莫文驊(以上三人初非黨員後加入黨),又有一部分是張雲逸找來的,如雲廣英、胡元、張運輯等(均非黨員)。政治幹部,中共派來的有:陳豪人、佘惠、許蘇魂、袁任遠、李樸(四川人黃埔軍校政科畢業)、葉季壯等。其餘軍政幹部,如李天佑、楊勇、陳漫遠等,均係軍隊的司書,逐漸訓練提拔出來的傑出人才。至於鄧小平、賀昌等,隻是在俞作柏在廣西執政時期,銜中共中央之命來廣西南寧參加短期工作,以後則來往於上海中共中央與廣西蘇區之間,轉達中央指示,紅七軍成立後,即未參加實際工作。陳豪人亦於一九三零年冬,紅七軍奉調入贛途中,籍故離開隊伍。”

第312頁:“(二)廣西的鬥爭總結:中共與俞作柏合作的第一階段,廣西的工作是由我領導的。後來才由廣西行動委員會領導,殆至廣西政變,我們退守左右兩江,賀昌、鄧小平均返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情況,黨務轉由陳豪人負責領導,我則專負策劃創建廣西紅軍的責任。對建立蘇維埃政權與土地革命的意見,陳豪人同誌和我的意見是一致的。我們並沒有完全按照中央發動激烈的階級鬥爭的階段鬥爭的指示去做,而采取了溫和的土地改革政策。”

這也就是後來朱德所謂的“改良主義路線”(《我與紅軍》264頁,)

第314頁“6、紅七軍沒有建立政治委員或黨代表製度,也沒有實行特務控製的辦法,僅有政治部主任及政治指導員的設置,專負責部隊政工之進行,發動群眾工作。所以紅七軍的黨、政、軍、官兵之間,感情融洽,沒有發生叛變,或向敵人投降的事發生,甚至沒有逃兵。”

第336頁:“在這期間,還有兩件事值得略述,一是陳豪人(廣西行動委員會書記),他在東調江西途中,在連縣即以赴上海和中央接洽為詞,離開紅七軍經廣州、香港轉赴上海,中共中央以他擅自脫離隊伍,予他嚴重警告處分。他不服,與中央爭論,中央置之不理,經我協調後,中央已答應給他返回蘇區工作,但他又以中央給他的信稱他為先生而不稱同誌,堅不接受,我雖盡力勸導,亦未能消除雙方意見,陳豪人便由此脫離了黨。”

這便是脫黨說的由來。

不過如果陳豪人真的去了中央蘇區,以他介紹李明瑞入黨立場的堅定和頂住中央壓力大力啟用李明瑞為紅七紅八軍總指揮的魄力(見中共中央1930年1月有關於員對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工作布置的討論記錄和陳導民在1930年1月關於百色起義經過及紅七軍組織狀況等問題給中共中央的報告),陳豪人在蘇區肅反中的下場,當不會比李明瑞好多少。


3、佘惠和許進

前文中所謂的紅七軍在江西蘇區肅反改組派中和李明瑞一起被殺的兩個高級幹部,一個是紅七軍大才子、政治部主任佘惠,一個是十九師政治部主任許進。兩人都因為對紅七軍調換幹部的事給朱德和毛澤東提意見,而以潛伏在紅七軍中的改組派的名義被殺害。

龔楚在《我與紅軍》第262-263頁中寫道:“在我接到調職命令的那天晚上,紅七軍地十九軍政治委員陳漫遠,特地跑來長汀看我;因為他是我多年的同事,便很坦白而毫無保留地告訴我,關於紅七軍入贛的全部情形”。這個陳漫遠,解放初期的時候擔任先後擔任中共桂北黨委書記和廣西省委書記,因為任內發生了餓死人的嚴重事情,才被下放到北京農業大學,擔任黨委書記。

“紅七軍自一九三一年三月抵達江西蘇區,轉戰數千裏,傷亡失蹤了的占全軍三分之二,剩下六千五百人。在比例上,占整個蘇區紅軍主力的五分之一。與朱毛回合後,即依照江西蘇區紅軍的編製,取消營的建製,編成十九、二十兩個師。以李明瑞為軍長,張雲逸為參謀長,李顯為十九師師長,黃子榮為二十師師長。在整編期間,朱毛對李明瑞並不尊重。紅七軍便成了個被歧視的孤兒。他們並吹毛求疵地認為紅七軍黨的領導薄弱,指戰員缺乏革命意識。偏重死人感情,必須加以徹底整理。因是便以交換幹部為名,將紅七軍中下級幹部抽調三分之一,補充其他紅軍。另有其他各軍抽調朱毛認為忠實可靠的幹部,到紅七軍工作。當時紅七軍幹部,都是廣東廣西籍,因語言習慣的不同,諸多不便。紅七軍政治部主任佘惠(湖南人,紅七軍成立前由中共中央派到廣西工作的),十九師政治部主任許甦魂(廣東潮安人,曾任國民黨中委,中共老黨員),他們認為朱毛這種措施不當,影響了紅七軍指戰員的戰鬥情緒;於是向朱毛提出意見,請勿調換幹部(因有部分幹部要求免調),朱毛為貫徹他們的主張,鎮壓紅七軍幹部的反對,即以肅清紅七軍潛伏的改組派為名,將佘惠、許甦魂及中下級幹部二十餘人加以殺害。”

佘惠,《右江日報》主筆,百色起義時擔任紅七軍政治部秘書科科長;許甦魂,又名許進,百色起義時擔任紅七軍政治部宣傳科科長。根據張雲逸在1960年3月的回憶,1931年4-5月間,佘惠、許進、許卓、張冀和李明瑞一起,在江西贛縣沙地過贛江時,和軍長張雲逸的意見並不一致,雙方鬥爭激烈。

三次圍剿後,中央任命李明瑞擔任紅七軍軍長的時候,張雲逸給中央的建議是“李在政治上不穩定,當副指揮還可以,但獨立指揮隊伍則不行,請中央另行物色人員。”而且在此之前,張雲逸參與了中央在紅二十軍肅清“AB團”的行動,紅二十軍的餘部,就編遣在紅七軍。(參見張雲逸《回憶漫談廣西革命鬥爭情況--紅七軍紅八軍對敵鬥爭的情況及經驗教訓》)。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在肅反擴大化的中央蘇區,紅七軍總指揮李明瑞及其餘黨的被鏟除,已經不是什麽稀奇古怪的事情了。

4、在劫難逃

其實對於紅七軍改組派的定性,早在紅七軍成立之初,中共中央便有明確的指示:“2、對於國民黨和改組派的鬥爭應特別加緊--這個工作在目前的左右江特別重要,因為我們的基礎還並未穩固,群眾對於國民黨以至於改組派的幻想,小部分仍存在著。特別是改組派在失敗之餘,必然更會向群眾大施起改良欺騙的陰謀,以企圖利用群眾以完成其死灰複燃的野心,這樣一來,這個工作更值得我們嚴重來注意了,我們一定要向群眾宣布國民黨和改組派欺騙群眾殘害群眾的罪狀,我們一定要把國民黨和改組派存留在群眾中的幻想掃除”(1930年1月《中共中央有關人員對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工作布置的討論記錄》-中國人民解放軍曆史資料叢書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各地武裝起義廣西地區,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北京)。

在後來紅七軍發展與成長壯大的過程中,中央對紅七軍前委關於這一問題的提醒和警告,一直的都沒有中斷過:“尤其是改組派在在他走到日暮途窮的時候,一定會對群眾大肆改組欺騙的毒辣手腕,企圖暫時利用一下群眾的力量,以遂其死灰複燃的野心,那麽你們這種工作的進行,更是刻不容緩。同時反改組派必須與反改良主義的宣傳聯係起來,才能使群眾得到明確的認識。”(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關於廣西紅軍給紅七軍前委的指示》)。

即便是在和紅七軍交通中斷,指揮不便的情況下,中央仍然堅持:“第四,你們對土匪運動的
策略,必須很正確的慎重的運用,如果馮飛龍的叛變是事實,那更是教訓了。我們絕對不能相信土匪的領袖是我們的同盟者,絕對不能收編整個的土匪隊伍到紅軍中來。我們隻能在有我們衷心的力量或廣大的農民勢力包圍中,收編土匪的群眾,驅除他們的領袖,改變他們的組織。同時,對於這些群眾亦須分散改變到各部隊中,而時時加以訓練和防範,即對於其他舊時軍隊中的老軍官,我們亦不可因其口頭的表示,而存絲毫的留戀。總之,對土匪領袖或舊式軍官的保留,稍有不慎都能發生以後的許多危險,希望你們特別慎重。”(1930年4月20日中共中央關於百色起義後紅七軍發展路線等問題對七軍前委的指示)。

也就是說,對於紅七軍紅八軍總指揮李明瑞的先利用和後謀殺,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針,在1929年年底中央交通員從廣西到中央匯報時,就已經種下了禍根。贛江東渡時紅七軍高層內部的矛盾,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紅二十軍AB團事件,則點燃了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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