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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楚將軍回憶錄》讀後感

(2008-12-10 13:03:23) 下一個

《龔楚將軍回憶錄》讀後感 

黃文治

《龔楚將軍回憶錄》被蕭老師看作中國最好的十本回憶錄之一,因為版本很稀少,老師估計每本市價在500元左右,我記得老師講到其所存的也隻是一本複印本,所費也要98元,因此這本書價值不菲。我下載的是電子版本,是《明報月刊》19719月號至19725月號連載之龔楚回憶錄《參加中共武裝鬥爭紀實》中《第三編 井岡山革命聖地》全部內容為底本電子版本書籍,《參加中共武裝鬥爭紀實》,即後來由明報月刊社結集出版之《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1978)。我在網上下載的隻有第三編,因此現在讀來也不全,但可以談點自己的看法。

龔楚將軍回憶錄回憶的是其早期進入新式學堂,後參加孫中山國民革命,最後被共產黨爭取來,成為一名農運及軍事幹部的一段人生曆程。龔楚將軍是懷著“改造不平等的、妨礙人類生存進步的就社會,建立平等自由、人類和平共存的新社會”(上,P4)的崇高理想,加入中共革命隊伍的,先後參與創立了紅四軍和紅七軍。回憶錄分上下兩卷,主要回憶的是中央蘇區瓦解及其之前的曆史。

我重點讀的是第三編,主要講述的是“從北江到香江——紅軍往事”這一編,其實描述的就是龔楚將軍從人道的共產主義信仰者到開始反思共產主義革命的過程,而這個反思的契機就是中共的“赤色恐怖”。

在回憶錄中,其提到“白色恐怖”所對應的“赤色恐怖”概念,“白色恐怖”按照龔楚將軍的解釋,“白色代表國民黨,屠殺共產黨及工農群眾積極份子,造成恐怖現象,人稱之為白色恐怖”;而“赤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殺人放火,手段殘忍,造成恐怖現象,人稱之為赤色恐怖”。

其實在共產黨的革命過程中,赤色恐怖是與革命的道德理想相伴而生的,隻要革命的理想崇高,至於手段,那都是次要的,在有些地方甚至可以不擇手段,在這點上有點與馬基雅衛利《君主論》主張的觀點同。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義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樹立了一個終極目的,而且內心相信這個終極目的,那麽,他就不惜為了達到這個終極目的而犧牲民主等別的東西,殘暴,實行專政。因為他們相信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暴。於是革命的恐怖也就是人道主義。我可以列舉兩個事例。朱德曾與國軍將帥範石生有結義兄弟之情,在朱德最危難之時候,曾以五千大洋許以收編度過難關,但在郴州之役,範石生的軍隊就被朱德算計掉了,此戰後,朱德在被龔楚將軍打趣時言“革命沒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階級立場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況是結義兄弟?”;我們看待毛澤東也一樣,理解毛澤東,恐怕完全說其追求個人權利是說不過去的,而是相信這是為了大眾福利、終極目的而不得不如此辦。內心為善而實際上做了惡行,實在可悲。因此革命過程中,可見聖潔的目標高過一切,過火現象就時常發生。

如湖南的農民運動(關於王國維的死因,學界有很多觀點,尤以曆史學家陳寅恪的觀點最具代表性意義,他認為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衰微導致的,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已走向死亡之邊緣之緣故,為此文化深染的載體----文化人,也必將走向死亡。這種解釋可謂典型。不過在《鄭超麟回憶錄》一書中,他提出了另樣的觀點,雖然隻有一筆帶過,卻引起了我的注意,鄭超麟在其回憶錄中談及王國維死因時,認為與湖南農民起義提出過火的土地革命要求有關);

根據地及其之外暗殺土豪;

肅反狂潮(根據張國濤的帶刀衛士何福聖的回憶錄《肅反根源》一章記載,肅反過程中。有的保衛幹部竟以識字多少、手上有無繭疤、皮膚是黑是白,來判斷好人壞人,嚇得讀過書的人裝著不識字,皮膚白的拿土往臉上抹;延安還有專門的“勞改隊”,多有冤枉者,“延安牌”的老幹部最喜歡聽的那首郭蘭英唱的《南泥灣》,很多當年在南泥灣因受冤勞改的老兵是很不願意聽到這首歌曲的,如剛才提到的何福聖等,因為那曾是很多受冤老兵的災難之所);

堅壁清野(如何福聖回憶錄《大撤退》一章記載張國濤撤出川陝根據地,川東遊擊軍紅33軍第93師奉張國濤令采取的就是這種方式---把老百姓的房子全部燒掉—那是紅軍曆史上“最為獨特淒慘的一幕”);

個別對待妓女的方式;製造國軍與民眾矛盾等方麵。

而龔楚將軍主要回憶的是湖南農民運動中的赤色恐怖。結合張國濤回憶錄,農民運動的赤色恐怖有如下表現:

1、暗殺地主豪紳,而不顧及其是否是劣豪劣紳,毛澤東在湖南就宣稱“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矯枉必須過正”等左傾情緒;2、土豪不分土地政策;3、以拒租拒債代替交租交息;4、穀米阻禁;5、破壞鄉村舊風俗,威逼寡婦改嫁等;6、亂殺亂燒,宣稱黨中央的指示是“要殺絕地主,燒毀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對付白色恐怖。”等等。

因此在湖南,龔楚將軍說“湖南的農民運動,在國共合作期間,不僅國民黨人攻擊為過激,甚至中共高階層人士(除毛澤東之外)亦多認為過火。當時農會控製了鄉村政權,地方官——縣長——大多數失去權力,實際無法製止農會和工會的種種暴行。他們在鄉間任意沒收豪紳地主的財物,形同盜匪,並將豪紳地主捆綁,遊街示眾,濫用私刑,死人無數。國軍軍官家屬亦不能幸免。甚至連中共高層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亦慘遭農會殺害。”龔楚將軍回憶,李立三的父親之所以被殺主要是因為李立三與湖南農民運動的領導者毛澤東有很深的矛盾糾葛,因此,赤色恐怖破壞了同誌間的友誼,但是農會控製地方政權,采取殘無人道的赤色恐怖,使國民黨的一些中下層軍人及上層軍官如唐生智、何健等(謠言也得考慮),有些是同情革命的,也開始疏離出去,成為革命的死敵,因此破壞了國共合作的前景。張國濤在其回憶錄第二冊第四章,有專門的《農民運動》一章回憶了當時的農民運動情況,他說,當時中國較早從事農民運動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澎湃(1921年),另一個就是毛澤東(1924年)(不同的章節,張都說他們是第一個開始這項運動的,因此有矛盾),他們一個在廣東,一個在湖南。湖南的農民運動發展最快,全省79個縣有54個縣成立農協會,農協會人數在19272月的一次統計是200萬人,最多的時候達到451萬人。發展如此之快,張國濤在回憶錄中解釋其原因主要有,南北戰亂,農民困苦;湖南地主團練多為軍隊收編;湖南中共領導人如毛澤東注重農運工作;太平天國鬥爭精神鼓勵等,因此發展特快,但中共缺乏鬥爭知識與經驗,因此農民運動比較過火,拋棄國共合作時門麵上的緩進政策,而步入激進的洪流,采取激進“蠻幹行為”,成立工農蘇維埃政權,使國民黨左派很難看,因此過火的農民運動,也就成了摧毀國共合作、瓦解武漢政權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毋庸質疑,國共合作時期,農民運動與國民革命有很強的支持作用,但是過火的農民運動同樣阻礙著國民革命發展。

造成如此惡果,原因很複雜。其中有複雜的黨內個人矛盾(李立三與毛澤東有矛盾,李的父親就被“亂幹”掉了,為此李立三還傷心良久)及共產黨人普遍“自傲”心理來解釋。這種“自傲”心理使一些高層共產黨領導人認為中共農民運動遠比曆史上的農民暴動要先進,他的目標是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思考的是農民的利益,因此是聖潔的,矯枉過正才能建立真正的工農政權,實現農民從地獄步入天堂的曆史理想主義目標,同時也為打擊國民黨右派增加砝碼,不想卻為國民革命帶來災難。

另外農民的狹隘意識、初生的共產黨缺乏經驗也是必不可少的原因。中共最早注意農民問題的是陳獨秀,他在研究義和團運動過程中,注意到農民的落後性,因此在建黨時不想中共的聖潔性被農民狹隘的落後意識所汙染,因此對農民問題研究不夠,也沒有形成明確的農民運動與土地革命的政綱。根據施拉姆的《毛澤東》一書第五章記載,“陳獨秀於19238月說,在象中國這樣的小農國家裏,‘自耕農居半數以上,這種小資產階級他們私有權的觀念異常堅固,如何能做共產主義的運動?’192412月時他還認為,無產階級不僅是“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的‘主力軍’,而且‘在被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之國民革命’中,也須‘做一個督戰者’。至於農民,隻不過是無產階級的幾個同盟軍之一,所有的農民都‘帶有妥協性’。”因此早期共產黨人是不重視農民運動的。而毛澤東、澎湃等人領導的農民運動,也是在實踐的初始階段,缺乏經驗,造成政策的失誤也就成為一種必然。

瞿秋白在農民運動過程中的盲動主義就是一個代表(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開篇慨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之後回憶了自己一生的錯誤曆程,認為其本愛文學,其對政治沒有多大興趣,卻陰差陽錯成為中共領導人,真是曆史的誤會。在話裏,講到自己政治經曆時,也談到自己缺乏政治經驗的一些錯誤。)其書中說:“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階級鬥爭最複雜最劇烈的路線匯合分化轉變的時期,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當時,許多同誌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錯誤”,這些錯誤就包括盲動主義背景下過火的農民運動,有些地方試圖讓土地革命代替國民革命,造成很多赤色恐怖。當然國共分裂之後,即使瞿秋白已經退下來,盲動主義的曆史慣性,或者說糾錯的曆史惰性,立三路線仍在延續錯誤,仍一直困繞著中共農民運動的發展。瞿秋白在在《多餘的話》中就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值得尋思,他說“因為當時整個路線錯誤,所以不管主觀上怎樣了解盲動主義現象不好,費力於枝枝節節的糾正,客觀上卻在領導著盲動主義的發展。”“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認為瞿秋白這些話並非是多餘的話,應該是可信的。

還有就是,“左傾不壞”觀念。

我在看張國濤回憶錄過程中,發現國共合作時期,農民運動的過火,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不大。這個時期,共產國際一直在提醒中共,土地革命一定要納入國民革命之內。

上文是我在看回憶錄過程中,粗略思考的農民運動過火之原因。

對於這種赤色恐怖,龔楚將軍的反思是“我是一個以人道主義思想為出發點的社會主義革命者,眼見到這種違反人道的行為,我內心覺得很難過,並使我陷於極端苦悶之中。”

之後,其離開紅四軍,他進一步反思認為“我參加革命的誌願,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複,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忌,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這些問題,使我感到無限的困惑和煩擾。”

因此,人道主義精神與為理想而革命的殘酷性,此時在龔楚將軍的心裏,達到空前的矛盾狀態。在當時那個極端泯滅人性、人格、人道、個性、自由平等的狂飆革命浪漫主義社會,其從革命理想主義轉到冷靜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我不得不說是難能可貴的。其已經懷疑其懷著一顆愛國心、一個革命的理想主義鼓舞著參加到改變現實世界的革命運動,是否所有的都是正確的。我在其身上,看到了一位老共產黨員對自己為之奮鬥終生的事業的一種冷靜思考。這也說明其已在實現著一個從理想主義向經驗主義不斷轉化的過程。所以,看到龔楚的反思,也使我想到顧準在《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中言“籍寡頭政體、嚴酷紀律來長期維持的這種平等主義、尚武精神和集體主義,其結果必然是形式主義和偽善,是堂皇的外觀和腐敗的內容,是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羅蘭夫人講“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之”,真是令人警醒而發寒的名言,這名言所指引的目標就是“克服異化”陷阱。

因此他從經驗出發,一方麵呼籲“領導民眾革命鬥爭,不僅要有正確的革命路線,而且須有正確的指導原則,否則,就會造成無可收拾的違背革命理想的嚴重現象。”另一方麵,對過激農民運動很失望,甚至在回憶錄裏公然認為,中國革命性最徹底的應該是以小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群體,而不是農民,因為農民有太多的落後性。

正是吸取了這些經驗教訓,紅七軍入贛之前在廣西右江地區得到了蓬勃發展,成功的秘訣是“把悲天憫人的心理,人道主義立場,或多或少滲進些改良主義的意識”(上,P315)。

那麽,龔楚將軍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老戰士,“赤色恐怖”為何能夠在其思想中引起如此大的漣漪呢?我想,這非不堅定能夠解釋的。龔楚將軍本身就是一個人道主義化的社會主義者。在五四時期,其本身就受到五四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性張揚、民族國家等觀念的影響,但是五四又是多歧的,後期列寧化,或者說俄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強調集體主義、民族國家觀念及犧牲精神,反而隱匿了很多人性、人格、人道、個性、自由平等等觀念,隱匿不表示不存在,既然存在,矛盾的糾葛就會無休止,同時也引發他們去進一步反思革命理想主義的可取性,這是具有時代特色的。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反思,湖南農民運動確實存在過火現象,連毛澤東自己在《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毛澤東選集,第十八頁,1953年版)中也不得不承認其過火的一麵,這種過火的一麵同樣也映襯著不足的一麵:1、農民運動過程中,這種打富濟貧,或者說殺富濟貧政策,把財富及土地平分給疾苦之農,一定程度上有利於農民革命熱情的提高,對奪取政權更是有利,畢竟中國農民占絕大多數,這是國民黨緩進的農村政策,無法比擬的,我個人認為也是國民黨以後此飛快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國民黨重視農民運動高過工人運動,但偏向自上而下的政策製定,國共合作時期,往往委派共產黨員從事農民工作;而共產黨偏向自下而上的領導農民鬥爭來自覺改善生活,因此兩黨政策不同,效果也相異。但中共過於重視政治效應,而忽視了農業生產、農業管理、農業政策製定及農業品種改良,因此對農村經濟的發展並未有益。2、農民運動過火,但又無武裝鬥爭的準備,更別說武裝指揮係統了。因此張國濤在回憶錄中,借別人之語,批評其“鬥爭確是激進,武裝準備卻是落後”,所以,當反動勢力反撲而來,農民運動隻能走入地下,成為遊擊戰爭及其“擴紅”的群眾基礎了(關於紅軍“擴紅”可參閱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錄“於都擴紅”一章)。

我想中共革命鬥爭中,後期總結這些經驗教訓,付出的代價也是慘痛的。200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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