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鄭超麟是陳獨秀的扇子，終生都在維護陳獨秀的事業。還在1945年的時候，鄭超麟就這樣說：
“陳獨秀是辛亥革命戰士，五四運動主帥，中國共產黨創立者，曆屆總書記。他是中國的不斷革命的活的化身，象征著從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迅速過程。他有革命曆史，有群眾，有工作經驗，是不待說的。”
“陳獨秀同五四運動戰友，胡適，錢玄同，劉複，周氏兄弟等，分了手，走到社會主義來。在社會主義方麵同他合作的，有周佛海，李達，李漢俊，施存統，這些初出校門的學生，這些從河上肇，山川均一流入學來的考茨基式馬克思主義者；但也有老國民黨員，戴天仇，沈玄廬，邵力子等。共產黨成立，那些留日學生都參加了，老國民黨員則若即若離。不久，陳獨秀與這兩部分人都分了手，而去同做實際工作的同誌，張國燾領導下的一批人合作，以及同第三國際派來的外國人和中國人合作。陳獨秀思想的發展可以從他結交的朋友看得出來。在這一切發展階段中，有一個人始終沒有同陳獨秀分離的，——就是李大釗。他不僅從《新青年》起，而且從《甲寅》起，就是陳獨秀的朋友了。中國共產黨內隻有他有資格同陳獨秀爭領袖地位。但他是如此謙虛，如此心悅誠服陳獨秀，以致一切有爭論的問題都是站在陳獨秀方麵。除他以外，一切大小領袖都是陳獨秀的學生，翻譯或顧問”。
鄭超麟對陳獨秀的認識，頗有戲劇性：“這個人：我第一次識了他的姓名，讀了他的文章時，便寫長篇日記罵他，後來漸漸覺得他的話不無道理，後來漸漸覺得他的話都有道理，現在竟在他領導之下進行革命工作了。”
以至於愛屋及烏，連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鄭超麟都給予辯護：“陳延年和陳喬年兩兄弟，外表毫不像兄弟。一九二七年，吳稚暉演說大罵陳獨秀兼及他的兩個兒子，其中有幾句話道：“他的兒子陳延年，還有一個陳什麽年，他父子三人，我相信，凡見過他們的都一定說，像他們這樣的尊容再醜也沒有了。他們就是穿一件漂亮的紡綢長衫，人家也要說他們是小偷”(見文明書局出版的《吳稚暉白話文鈔》)。這是胡說。陳獨秀並不醜，沒有見過他的人，可以看看《實庵自傳》單行本封麵上他的照片(亞東圖書館出版)。有一個女同誌曾說他的眼睛是特別可愛的。喬年是個美男子，不僅是我們十二個人中最美的，而且是我所見的莫斯科中國同學中最美的，連顧影自憐的李鶴齡也比他不上。他身體強壯，皮膚很白，兩頰同蘋果一般紅。他的哥哥則與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兩條腿比常人細，皮膚黑而粗，濃眉毛，斜眼，近視，有時你以為他在看你，其實他看的是你旁邊的人，動作緩慢，表麵上有點萎靡不振的樣子。到莫斯科後袁慶雲給他一個綽號：“腐敗”。但他並沒有吳稚暉所形容的那種醜相。總之，我們十二個人中還有比他更醜的哩!這兩兄弟，除了相貌以外還有其他方麵不同。延年愛說話，愛講故事，關於辛亥革命前後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家庭的故事。幾個人會聚一起時，總能聽到他的低音。喬年則一聲不響。開會時不說話，多人閑談時也不說話，隻有同王若飛鬧著玩時才有說有笑的，後來漸漸練習也能克服靦腆而在會場中演說了，而且說得相當好，雖然不及他的哥哥。這兩兄弟感情很好。兩人一起脫離家庭，不僅脫離他們的舊官僚家庭，而且脫離他們的父親。他們的父親已經是有名的家庭叛徒了。那幾年全國正在宣傳他主張“萬惡孝為首”，宣傳他組織“討父團”。一九二一年陳炯明問陳獨秀關於傳說的組織“討父團”事情。陳獨秀回答道：“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個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
“這兩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壞，穿得壞，絕口不談女人。延年死時還是童男子。這一年，延年二十五歲，喬年二十二歲”。
所謂老年喪子，乃人生一大悲哀。大家都知道，以前宣傳老人家為了革命失去了六位親人，其中包括了侄子、兄弟、棄妻等等。陳獨秀為革命所做的犧牲，一點都不比毛澤東少。
和小平同誌的封妻蔭子雞犬升天比，更不在一個數量級上了。
正如毛澤東愛玩女人和鄧小平愛打橋牌一樣，中共第一代領袖陳獨秀也並不是完人，喜歡搓麻將：
“曆次罷工的最高指揮者，是陳獨秀自己。每有重大的決議，如應否罷工，什麽條件，如何談判，可否簽字，等等問題，都是工運幹部和他同開會議決定的。常開會地方是寶山路南邊某同誌家裏，大多夜裏開會。有一夜，向警予說，很深才開完會出來；弄堂裏，獨秀一麵走，一麵說：“他那個三番沒有和成，真可惜，已經聽張了，七束一定有，但總不出來。……”直至看弄堂的開了鐵門放我們出去之後，他才不談牌經了”。
“老頭子自己反對進行小組織。在武漢時代，他毫無意思團結一部分擁護他的人實行抵抗。他把反對他的人和擁護他的人看成是一樣的工作同誌。在武漢，他執行的是新路線，是國際路線，是秋白代表的路線，但他並不以為是屈服於別人的主張，而是認為應當這樣做去的，因為北伐畢竟勝利了，革命畢竟因為北伐而更加深入了，雖然產生了反動的蔣介石力量，但也把我們擁上了政權。他有很好的政治經驗，有很敏銳的政治嗅覺，可是缺乏根本的係統的理論分析”。
“陳獨秀自從武漢退出領導機關以來，就未曾為了恢複他的地位而鬥爭，未曾團結一部分幹部同誌在他周圍。他甚至反對若飛和喬年的活動。到上海後，他專心研究中國文字拚音化問題，除他以外沒有一個同誌對此問題有興趣。有人去找他，說了幾句話後，他就把這個問題提出來。遇見湖北人時，他問這幾個字湖北音怎樣讀，遇見廣東人時又問那幾個字廣東音怎樣讀。為了研究江浙讀音，他還請我帶他到沈雁冰家裏去。我們對於他這個文字工作有種種猜想。尹寬認為他這事情同《漢書》裏的曹參為相一般，人家去見曹參有所建議時，曹參總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議者之口。總之，當時沒有人相信他認真重視這個文字工作的。但我知道，他在這方麵確實用了許多工夫。一年多後，他寫成了一本書，其中創立了三十多個中文字母，大多數是羅馬字母，有幾個是希臘字母，還有一個和二個是他新造的字母。拚音規則頗複雜。分成北京語，吳語，粵語，閩語四種方言。這稿子寫好，交付於他的幾位北大老友，語言學專家趙元任似乎見過這書。如果不毀於“一二八”炮火，這部稿子定是存在的。我們從他過去著的《字義類例》和入獄後寫的關於文字學的文章，可知他對於文字學本有興趣”。
看來對陳獨秀知之甚深者，鄭超麟也算是第一人了。
獨秀之為獨秀，是那個時代的呼喚，也是那個時代知識份子的典範和領袖人物：憂國與民，以天下為己任。假若獨秀不介入政治，在文字學上也許會有更大的作為，可是中國的政治，遲早也會找上獨秀的。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