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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老大哥代印人民幣內幕

(2006-08-11 09:29:15) 下一個


本報駐京記者  楊麗瓊

對於任何一個國家,貨幣的印製從來都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一般不會讓別國來插手。但是,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政府卻曾請蘇聯幫助印製第二套人民幣中三種麵額最大的紙幣。而當時的“老大哥”也不負重托,按時將數十億元印製精美的人民幣鈔票交付給了中國。

當時我國政府為什麽要把如此重要的事情請蘇聯去做?這中間經曆了哪些曲折?……近日又一批向公眾開放的外交檔案,揭開了半個世紀前的這些絕密內幕。

周總理親自指揮

解密外交檔案中有兩件題為“中國請蘇聯代印新人民幣問題”,其中一件長達87頁,囊括了絕大部分當時中蘇雙方的相關談話記錄、來往函件、電文稿、合同文本等。不過記者沒能從中找到雙方最初接洽的記錄。看來,中蘇關係史上曾經的重要一頁,目前還不能完全解密。

1952年4月初,我國的第一套人民幣僅流通了3年零4個月,但解密檔案顯示,發行新人民幣的準備工作已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當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親赴莫斯科,於4月6日與蘇聯方麵談妥了代印人民幣的意向。隨後,中國人民銀行印製局賀曉初副局長和陳邦達等人留在莫斯科,與蘇方接洽具體技術問題。

到1953年2月初,中蘇雙方在莫斯科就代印人民幣問題進行了三十多次談話,並陸續就印樣、數量、交貨時間及蘇方供應的印鈔紙等事項簽訂合同。到1957年最後一批十元券運抵滿洲裏,整個代印人民幣的工作持續了5年。

參與處理相關事務的人員,中方還有我駐蘇大使張聞天,代辦戈寶權、溫寧等。大部分談話地點是在蘇聯財政部長的辦公室裏。我駐蘇使館向國內匯報:“有關印鈔的原則性問題,俱由蘇財政部長茲維列夫解決。有關技術性的事項,俱由蘇對外貿易部木材出口公司解決。”

中蘇雙方的商談和有關事項的簽約,周恩來總理親自指揮了全過程。檔案記載:“張大使(向蘇財政部長)申明:係受總理委托而來。”“茲維列夫說:我們將周總理最近電報研究後認為……”“葉季壯說:我在離北京之前,周總理告訴我要改變印刷計劃。”等等。有的電報稿上更簽有“周恩來”三個大字。由此可見,第二套人民幣的印製,完全是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指揮下進行的。

請蘇聯代印新幣

為什麽要印製新人民幣?1952年9月22日,張聞天對茲維列夫曾作過這樣的說明:“由於中國近年來物價穩定,財政收支平衡,及今後有計劃經濟建設的需要,我國不久將實行貨幣改革。由於新的人民幣的比值,一元將值舊人民幣一萬元,故提高新幣質量,防止造假,極為重要。”

張大使還強調:“特別由於我東南邊疆,台灣的蔣匪及美帝常以偽鈔輸入搗亂,因而防假要求更為重要。蘇聯技術及印製條件都比我們高明,我們要求將使用於盧布上的奇異技術用於我國新幣上。……要像盧布五元十元上的花紋那樣好。”

新中國成立後,短短3年間,戰爭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影響已迅速消除。但是,由於解放前連續多年惡性通貨膨脹遺留的影響,第一套人民幣的麵額較大(最大為50000元),單位價值較低。而且,這套人民幣是在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條件下印製的,紙張質量較差,券別種類繁多(共12種麵額62種版別),文字說明單一,票麵破損較嚴重。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進一步健全貨幣製度,我國政府作出了改革幣製的決定,但受當時物質和技術條件的限製,隻好請“老大哥”幫忙。

我方人員在與蘇方的一次次商談中,一直對新幣的防偽處理提出很高要求。蘇方最早的印樣送來時,張聞天大使從用紙、幣麵底紋、變點花紋到暗花等各個方麵,都要求蘇方“還要精致複雜”。

對於中國政府提出的請求,“老大哥”的態度是熱情、積極的。參與商談此事的所有蘇方人員,沒有任何推辭或講條件的表示,有關談話全部集中在解決具體技術問題上。對各種票麵的數量、印製要求、交貨期限等問題,雙方往往很快就達成一致。

鈔票麵額從大變小

最初,我國政府向蘇方提出的印製票麵額為100元、50元、10元、5元四種,總金額40億元;但7個月後,周恩來總理親自簽發電報,通知蘇方改變印製方案,提出“采用不超過三元和五元的票麵”。對此,茲維列夫表示,過去訂貨票額大,總金額小,現在票麵額改小,總金額反而加大到45億,因此增加的印鈔工作相當於原計劃的三倍,而交貨時間反而縮短,按要求時間完成很困難。

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葉季壯對此解釋說:“我們也知道改是不大好,但這是不得已的,政府曾再三考慮過……現在改變的計劃勢在必行,仍望蘇方多多幫忙。”他說,增加三元券的理由之一,是可以少印一元券;40億改成45億,是因為過去計劃少了。

葉季壯還與蘇方商量:“原做好的五元券版不動,新做三元券版;或原拾元券版改成五元券版,原五元券版改成三元券版。”茲維列夫回答,“過去做的版全已無用,都須重新做版。(可)將原拾元券的圖案和尺寸改為五元券的,五元的圖案和尺寸改為三元的。”他還提出,印刷時用一種紙即可,不必用兩種紙。

國內為這套人民幣的印製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檔案詳細記載了國內送去的物品清單,包括國徽、行長圖章和深線花紋鋼版,套花畫樣,各民族大團結、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裝飾及文字鉛版、票樣本、規格尺寸,等等。

增印十元券  票麵不要“兵”

1年半後,印製方案又有變動。1954年4月12日,張大使向蘇方提出了“新印十元券20億元,計2億張”的口頭請求,並初步商定於1956年內全部交齊。茲維列夫要求,為保證交貨時間,“這個新增的十元稿樣送來越早越好。”中方答應,當年第三季度送交蘇方。

1954年10月,張聞天大使正式照會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除與蘇方再次確認新印十元券外,還解釋:“近因此項設計稿樣經審查後尚須重新設計,因而該設計稿樣,需延至今年12月間始可轉交蘇方,交貨期限是否因此亦須相應順延,亦請考慮。”這個照會還增加了五元券的印數“20億元,計4億張”。

對於印製計劃的再次改動,當我方問是否給蘇方帶來了什麽困難時,蘇聯財政部副部長茲洛比曾回答:“困難當然有,你們有,我們也有,不過是可以克服的,算不得什麽。”

最終,十元券的版樣1955年2月1日才交付蘇方。我使館向已幾次催促的蘇方解釋說:“中經數次修改”,“因圖案由原來的工農兵圖改設計為工農圖案,重新設計、審批、繪製、正式定稿,故拖延到現在。”當時的立意很明確:戰爭過去了,要和平建設,要維護世界和平。

滿洲裏交接嚴加警衛

蘇方代印的人民幣全部如期完成,其中有1.6億張三元券還應中方要求提前了4個月。自1953年9月底起,裝有成箱人民幣的列車一次次從莫斯科開出,前往滿洲裏。貨物品名被寫成“技術裝備”,發貨者是蘇聯木材公司,收貨方為滿洲裏入口公司。“全部車輛嚴加警衛,護送至我站台。”中蘇雙方的交接在滿洲裏火車站的列車上進行。

每批次人民幣啟運前,蘇方都詳細提供裝箱數、總重量、箱子規格體積等,讓中國國內作好接運準備。1953年9月底,當首批三元券即將啟運時,蘇方特別提醒:“希望中方多準備誠實可靠的接受人員及警衛人員以及搬運工人。但對(他們)應嚴守秘密,不能講出箱中所遞為何物。”

為慎重起見,交貨俱在白天進行,以免意外。“接運”車輛應選最好者,不能有裂縫及漏水口,車廂兩端應有小平台,供警衛人員站立之用。“在中國境內運送時,切勿泄露蘇聯財政部或國家銀行字樣。”對於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經驗還不足的“小兄弟”,蘇方確實展現了“老大哥”的風度。

到1957年十元券全部交清,中蘇雙方共在滿洲裏交接人民幣9批次。南漢宸行長曾就交接工作親筆給張大使去絕密函,將交接工作的所有細節一一列出。如“爭取一天交貨完畢;10人同時開啟10個車廂,上午10個,下午10個;箱外編號必須銜接”,等等。

人民幣的交接中出現過一個小插曲。1954年7月5日,蘇聯木材公司經理在五元券即將啟運時,向我使館誠實告白:“承印之三元券時已完成所規定之任務,但因有一工廠超額印就九十五萬張,因此數巨大,故建議仍運交你方。對於這批擅自印製的三元券,南漢宸行長很快答複同意“運交我方”。

 “老大哥”誠懇指點提醒

在中蘇雙方商談人民幣印製的一次次談話記錄中,蘇方官員常常提醒中方一些貨幣印製發行中需要注意的問題。時隔半個多世紀,外交檔案記載下的文字,仍讓記者感受到當年“蘇聯老大哥”對中國人民的真誠和友好。

1952年11月21日晚10:00至11:20,在蘇聯財政部長的辦公室裏,有過以下一段對話:

茲維列夫  (蘇財政部長,以下簡稱茲):100、50元都不要,改變發行票額小的紙幣,是否會影響物價水平?此問題曾否考慮過?

葉季壯  (中國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以下簡稱葉):政府考慮過,但票額大,也是危險大。主要是防假,就不能不把票額改小,寧願攜帶困難,就是造假也會使敵人比造大額的要麻煩些。

茲:是不是原計劃發行100元,現改成5元,同時再壓低物價?或者原計劃以百元券一張票去買的東西,現改成要五元券20張票才買得回呢?

庫梅金(蘇外貿部部長):這樣對使用票子的人是否會便利?買點貴重東西,要拿很多票子才成。在這裏印的紙幣,不管如何保密,將來中國人民是會知道的。因此,將來人民感到不便利時,會批評中國政府,也會批評蘇聯的。

葉:考慮過。對買貨人、賣貨人都不便利。

庫:新舊幣的兌換率是否已經肯定?等於舊的一萬或五千?

葉:那是一個初步考慮。

茲:一元等於一萬或五千既沒有肯定,那麽你們怎樣做印刷計劃呢?

葉:根據國內計算的結果,一元等於一萬接近些。

茲:這問題應該解決,才能確定印多少票子,幣改要有充分的準備工作,否則將來新幣發行,會影響印刷和其他方麵的。

葉:當報告國內。茲:另外還應注意的:1、舊票輪換率多大;2.流通額是逐漸增大的,特別在中國。計劃過沒有?(還包括從這一段到幣改前增加的發行額);3.各地庫存量多少,考慮過沒有?

葉:流通額和庫存量已考慮過,計劃在內的,至於輪換率,可否供給我們一些材料,因我們的輪換率雖有,但(現在的)紙幣質量差,不能做根據的。

茲:材料可以給你們找到。輪換率還要看人民幣紙幣的愛護和保存法。

在蘇聯“老大哥”的幫助下,新中國有了第一套采用膠凹套印,版紋深、墨層厚、有較好的反假防偽功能的精致貨幣。1955年3月1日,蘇聯印製的人民幣三元、五元券和國內印製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幣共10種開始發行流通;1957年12月1日又發行了十元券。後來,受中蘇關係交惡的影響,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了《關於收回三種人民幣票券的通告》,決定從1964年4月15日開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紙幣,一個月後停止收兌和流通使用。

 
中蘇雙方談話記錄
 
    外交部檔案封麵        
   
蘇聯印製的唯一的3元麵額紙幣已經絕版  本版照片  楊麗瓊攝

附:第二套人民幣賞析

1998年5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公告,宣布從1999年元月1日起,第二套人民幣(紙硬分幣除外)退出流通。這標誌著曆經45年風雨蹉跎的貨幣,終於完成了自己的曆史使命,步入收藏領域。它雖然失去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職能,但其作為一種特殊而鮮明的時代遺物,必然具有較高的欣賞和收藏價值,同時蘊藏著巨大的增值潛力。鑒於此,我們不妨翻開新中國的貨幣史,回顧這套人民幣所走過的不平凡的風雨曆程。

實際上,在1950年初,中國人民銀行已開始了第二套人民幣的設計工作。擔任設計的是中央美術學院著名畫家,後任美術學院副院長的羅工柳先生和他的助手周令釗教授。於1951年定稿,1953年完成設計並試製。

1955年3月1日起第二套人民幣開始發行(俗稱五三版),同時收回第一套人民幣。新舊幣兌換率為1:10000,新麵額主幣為一元、二元、三元、五元、十元五種,輔幣為一分、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六種,共十一種券別。

該套人民幣的發行是為了適應當時國民經濟恢複時期的需要,各種麵額票麵上都采用了“漢、蒙、維、藏”四種民族文字,中國人民銀行行名是由馬文蔚同誌書寫,字體為魏碑“張黑女”碑體,後成為中國人民銀行行名通用標準字體並一直沿用至今。

該套人民幣的設計和印製具有明顯的特征。輔幣主景采用汽車、飛機、輪船、拖拉機、火車、水電站等生產和交通工具以及能源設施。主幣一元至三元券采用北京天安門、延安寶塔山、井岡山龍源口三個革命聖地圖景,五元、十元券采用民族大團結和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票麵圖案活潑大方,正麵上下花邊對稱,背麵左右花符對稱,一改中國傳統紙幣呆板的四邊框形式。主色調分券別配置,票種間有明顯區別,票麵規格按麵額大小輔幣與主幣分檔,券別與券別遞增。在印製技術上也有所區別,三種分幣采用膠版印製,角幣、元幣采用膠凹套印,十元券還運用了先進的多色接線技術,具有較好的防偽功能。

1961年3月25日發行了1956年版一元券,仍以天安門為主景,但主色調改為藍黑色。1962年4月20日又發行了深棕色1956年版五元券。這樣第二套人民幣紙幣先後發行了11種麵額13種券別。1964年4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關於收回三種人民幣票券的通告》,決定從翌日起限期收回原蘇聯代印的1953年版三元、五元、十元券,於當年5月15日停止收兌和流通使用。

第二套人民幣的印製發行工作,受到老一輩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毛澤東、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同誌都曾親自審查發行及設計方案,並就修改意見作了重要批示。該套人民幣一問世就以設計主題思想明確,印製工藝技術先進,主輔幣結構合理,圖案顏色新穎,具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立即受到人們的歡迎。稱讚它“好看、好認、好算、好使”。成了我國人民幣中第一套完整精致的貨幣,對健全我國貨幣製度,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黑色十元券、紫黃色五元券和深綠色的三元券。這三種券別是由前蘇聯為我國代印的,俗稱“蘇三幣”。目前黑色十元券的市場價格在二萬元左右、紫黃色五元券和深綠色三元券也早已超過千元,頗受集幣者的青睞。主要原因:一是它們是迄今為止我國唯一委托國外代印的人民幣幣種,發行時間短,在新中國貨幣流通史上是罕見的。二是深綠色的三元券是目前我國所發行過的四套人民幣中唯一的、有著與眾不同的獨特的貨幣文化魅力。三是發行量有限,流通時間短,退出流通時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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