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資料
席琳 (熱門博主)
  • 博客訪問:
正文

大躍進期間在河南大刮“共產風”的罪人吳芝圃

(2006-04-19 12:42:53) 下一個

何立波

  說到吳芝圃,上了年紀的河南人對他都不陌生。他生於河南,在河南參加革命,革命戰爭年代,作為河南地方主要負責人之一,他為革命做出了較大的貢獻。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大躍進”運動中,作為河南省主要負責人的吳芝圃犯了嚴重錯誤,給河南人民帶來了災難性的損失。
  
  一
  
  吳芝圃,1906年3月出生於河南杞縣一個農民家庭。1920年夏,考入杞縣縣立甲種農校。在這裏,他開始接受社會主義思想。1924年暑假,吳芝圃考入了開封省立第二中學高中班,1925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2月,他受組織派遣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
  在講習所,吳芝圃聆聽了毛澤東主講的農民運動等課程,並在臨近畢業的時候,跟隨毛澤東先後到曲江、海豐等地,參觀學習阮嘯仙、彭湃等領導的農民運動。短短的七八天時間,使吳芝圃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1927年1月,吳芝圃被任命為中共杞縣地方執行委員會(1927年6月改為中共杞縣縣委)書記。在工作中,他認真分析了豫東局勢,按照在廣州農講所學來的領導農民運動的經驗,領導農民開展向地主借糧和抗捐抗稅的鬥爭,建立農民協會組織,並秘密發展農民協會會員,積極發展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到豫東農民暴動前夕,武裝骨幹分子已發展到3000多人。
  1927年初夏,北伐軍北上到了河南的漯河。盤踞在豫東平原上的奉係軍閥部隊,南下集結於京漢鐵路沿線,豫東各縣守敵兵力相對薄弱。吳芝圃等根據中共河南省委的緊急指示,決定準備武裝起義。吳芝圃任豫東別動隊司令兼黨代表。5月25日,全國農民協會委員、省農民協會委員長肖人鵠代表省軍委,和吳芝圃一起,在杞縣何寨村宣布舉行豫東農民武裝起義。5月26日淩晨,起義部隊攻破杞縣縣城。杞縣縣委決定由吳芝圃出任革命政權的第一任縣長。6月,農民起義遭到鎮壓,吳芝圃被通緝。
  在白色恐怖的惡劣環境中,吳芝圃先後到睢縣、扶溝和永城一帶,以教書為名,在進步教師和學生中間秘密發展黨員,堅持開展革命鬥爭。1930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任命吳芝圃為考城縣委書記,公開職業是考城縣第一高級小學校長。1931年1月,國民黨縣黨部逮捕了吳芝圃。經過合法鬥爭,吳芝圃出獄,被迫離開了考城,與組織失去了聯係。
  直到1936年秋,吳芝圃才同黨組織取得了聯係,並將他多年來在豫西、豫東、豫北和開封等地從事秘密活動的情況,特別是將他掌握和親手建立的黨組織關係,以及可以發展為黨員的對象等等,一一向組織上做了詳細匯報,為黨中央正式恢複河南黨組織、重建河南省委領導機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報。1937年4月,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員會被批準成立,由劉子久、吳芝圃、沈東平三人組成,機關設在開封。吳芝圃負責在豫西山區進行黨的組織建設,大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二
  
  1937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重建河南省委,吳芝圃任省委委員兼豫西特委書記。在他的努力下,到1938年夏,據不完全統計,當時豫西各地的共產黨員已經發展到3000多名。1938年4月,省委調吳芝圃回開封,擔任省委組織部長。5月,在日寇大舉進犯中原、開封即將淪陷的時候,省委南遷許昌。
  為開辟豫皖蘇抗日民主根據地,吳芝圃奉命返回豫東,組建豫東特委,並擔任豫東特委書記,建立抗日武裝,進行敵後鬥爭。
  1938年6月10日,睢縣、杞縣和太康的抗日武裝整編成立睢杞太大隊,共有200多人,由吳芝圃統一調動指揮。大隊在吳芝圃的指揮下,首先在杞縣花胡寨附近伏擊日軍一個騎兵小隊,打傷了幾個日本兵,截下了被搶去的1000多公斤小麥,繳獲了一批武器彈藥。這是豫東平原上建立抗日武裝後打的第一個勝仗,大大增強了大家的抗戰信心。7月,隊伍擴大到1800多人。不久,吳芝圃即宣布在睢杞太大隊的基礎上,成立豫東抗日遊擊第三支隊,吳芝圃任司令員。
  1938年8月,三支隊與肖望東率領的先遣支隊聯合作戰,並建立了前敵委員會,由吳芝圃任書記,肖望東任副書記。
  1938年10月,吳芝圃按照省委指示,率三支隊、肖支隊西渡黃河,在河南西華縣杜崗村與彭雪楓部合編,合編後改稱為新四軍遊擊支隊,兵員1020人,彭雪楓任司令員兼政委,吳芝圃任副司令員,張震任參謀長,肖望東任政治部主任。
  在短短的幾個月內,遊擊支隊便劇增至2萬人,創建了豫皖蘇抗日根據地。為統一部隊和地方的領導,建立了豫皖蘇邊區黨政軍委員會、豫皖蘇邊區黨委和行政公署。吳芝圃先後擔任黨政軍委員會委員,區黨委副書記、書記,行政公署主任等職務,主要分管地方黨的工作。1939年遊擊支隊被改編為新四軍第六支隊,彭雪楓任支隊司令員,吳芝圃任副司令員。
  “皖南事變”發生後,彭雪楓、吳芝圃率領的新四軍第六支隊編入新四軍第四師,彭雪楓任師長兼政委,不久,鄧子恢接任政委,張震任參謀長,肖望東任政治部主任,吳芝圃後任副主任。1942年9月,吳芝圃任主任。
  1942年前後,敵後抗戰進入了最艱苦的時期。11月,日偽軍調集大批人馬,對剛剛轉移到路東的新四軍第四師進行殘酷的“掃蕩”、圍攻,在敵偽軍的夾擊下,四師指戰員以洪澤湖為依托,展開了有名的“三十三天反‘掃蕩’”,連續進行戰鬥數百次。在當時異常艱苦、困難的險惡形勢下,一些意誌薄弱的人,包括個別團營級的幹部,經不起考驗,有的在政治上發生動搖,有的開小差逃跑,甚至還有個別叛變投敵。針對這種狀況,吳芝圃在一次幹部會議上作了《關於共產黨員的享受觀》的報告,指出:“這些人的痛苦將與他腐化的程度同樣增長,他的人格將和他的墮落的程度一齊消亡”,他們的“享受觀”就是“尋死觀”。他用大量的篇幅闡述了共產黨員的思想、道德、情操和對物質享受的態度。他這篇著名報告和《個人主義的發展規律》等文章在淮北區黨委、華中局的刊物上發表後,引起很大反響。緊接著,華中局又將這些文章推薦給黨中央。黨中央十分重視,印發各地,作為整風學習的重要參閱材料。
  
  三
  
  從1940年10月開始,蔣介石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國民黨湯恩伯第三十一集團軍瘋狂向豫皖蘇邊區進犯,駐皖北的國民黨騎二軍、騎八師也向渦河沿岸進逼,妄圖圍殲華東地區的新四軍。在這種形勢下,一些意誌薄弱者開始動搖。原三總隊總隊長耿蘊齋(蕭縣人),在調任豫皖蘇邊區保安司令後,嫌有職無權,心懷不滿,帶警衛連私自回到蕭縣。新四軍六旅副旅長兼十七團團長吳信榮(蕭縣人),想當旅長未能得逞,心存不滿,經常帶部隊在蕭縣單獨活動。他們二人正醞釀叛變投敵。
  對於他們的行為,豫皖蘇邊區黨政軍委員會已有所察覺,先後派邊區黨委組織部長周季方、邊區黨委書記吳芝圃前去解決。與此同時,邊區黨政軍委員會又秘密指令十八團團長劉子仁,在必要的時候可以用武力懲罰耿蘊齋。然而,劉子仁早對邊區黨委讓他出任夏邑縣長不滿,認為這是在奪他的兵權,因而也存叛變之心。對於黨政軍委員會的這道密令,他陽奉陰違,暗中把黨政軍委員會的密電抄送給了耿、吳二人。
  吳芝圃接到通知後,便和豫皖蘇邊區聯防委員會糧食局長張輯五一起,帶領5名警衛人員,奔波二百多裏,到達蕭縣境內。吳芝圃根據以往對劉子仁的了解,認為他政治上很不可靠。在去蕭縣的路上,吳芝圃便警覺地向張輯五提出:“我來時,雪楓同誌向我講,必要時可以依靠劉子仁解決耿、吳的問題,你看靠得住嗎?劉不會有唇亡齒寒之感嗎?”
  為防劉子仁有詐,吳芝圃派人秘密通知十八團的政委和參謀長,沒有他的命令,不允許任何人調動部隊,不準移防等等。1940年12月10日晚,吳芝圃一行在芒碭山區二聯隊(劉子仁部)的聯絡點住下後,即派人和蕭宿永地委書記李仲道聯係,約定晚上到這個聯絡點商談,接著又派人和劉子仁聯係。

  當晚,李仲道先來,吳芝圃向他傳達了邊區黨政軍委員會關於以和平方式解決耿、吳圖謀叛變問題的指示,和盡量設法爭取耿、吳回頭,倘若談不好,也應耐心等待的解決方針,並共同商定了第二天晚上的會麵地點。李仲道剛走,劉子仁就來了。他表麵上很熱情,主動匯報了耿、吳準備叛變的情況,並表示他要堅決還擊,決不妥協。當吳芝圃向他傳達黨政軍委員會的指示和彭雪楓司令員對他的殷切希望以後,劉子仁表現得很“左”,口口聲聲反對和平解決的方針,自告奮勇打先鋒,要求主動出擊。
  劉子仁的這種異常表現,進一步引起了吳芝圃的警惕。第二天,吳芝圃決定以“回訪”的名義到劉子仁處摸動向。張輯五出於安全考慮,堅持自己替吳芝圃前往。張輯五回來後向吳芝圃作了具體匯報,證明劉子仁已經叛變,並從劉部的異常調動來看,最大可能就在當晚要動手。張輯五等建議吳芝圃立即改換駐地,以防萬一。但吳芝圃不為所動,堅決按原計劃行動。傍晚時分,他們發現劉部加崗加哨,行動異常。吳芝圃仍然鎮定自若,與大家一起徹夜分析形勢,研究對策。
  12日淩晨,李仲道帶人向吳芝圃報告說,耿蘊齋派了四個步兵連、一個騎兵排來“請”吳芝圃到吳信榮他們那裏去“談話”;吳芝圃反複考慮之後,毅然接受“邀請”,並決定讓隨行人員迅速撤回,僅自己和李仲道兩人前往“會談”。就這樣,吳芝圃和李仲道以過人的膽識共同赴難,闖進駐紮在蕭縣洪河集上的吳信榮團部。在叛軍團部劍拔弩張的情況下,吳、李神色鎮定,談笑自如。吳芝圃一方麵利用耿、吳和劉子仁之間的矛盾,隨機應變,穩住對方,迫使他倆將扣押在該部做說服工作的幹部放了出來。同時,又義正詞嚴地批評耿蘊齋、吳信榮不該擅離職守,率部自由行動,警告他們不要一錯再錯,誤入不可自拔的地步。吳信榮自知理屈,放聲大哭,將劉子仁如何編造謊言,挑撥離間,策劃、威脅他們的陰謀全部端了出來。
  吳芝圃代表區黨委當即對劉子仁的種種欺騙,進行了揭露,勸告他們不要受人愚弄,要相信黨,相信人民,要懸崖勒馬,不可堅持錯誤,爭取組織寬大處理。耿蘊齋、吳信榮此時幡然悔悟,深表愧疚。他們將吳芝圃和李仲道二人送至洪河集西門。告別後,吳、李二人立即策跑馬出險境,直奔蕭縣人民政府。同日,劉子仁公開露出了叛徒嘴臉,扣押了邊區黨委派到他的部隊裏工作的許多黨員、幹部。當夜,這些被捕同誌組織突圍,十七團副團長周大燦、政治處主任糜雲輝等犧牲。劉子仁叛變後即與敵偽相互勾結,到處攻打我軍,並大肆殺害我地方幹部,解放後被逮捕,處以死刑。而吳芝圃以過人的膽識,將生死置之度外,給那些受蒙騙的幹部、戰士指明了出路,使他們受到了教育,對於耿蘊齋、吳信榮所率部隊以後重新回到革命陣營裏來,起了重要作用。



原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河南省委第一書記、省長、罪人吳芝圃


  四
  
  1949年4月,河南省全境解放。5月,吳芝圃擔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11月任省委第一副書記,1952年11月任省委第二書記,1955年2月由省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改任省人民委員會省長。
  吳芝圃主持河南省黨政工作期間,在貫徹執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進行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開展“三反”、“五反”運動,建立和鞏固人民政權,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完成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組織工農業生產,根治黃河、淮河,改造黃泛區,發展教育、科學、文化、衛生等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
  但是,吳芝圃在河南一再錯誤地開展反“右傾”鬥爭,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傷害了不少幹部和群眾,甚至開了省長整省委書記的先例。
  1957年春,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主持製定《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農業大豐收的宣傳要點》,經省委常委討論通過並發出。然而,在8月的省委五次全會上,吳芝圃突然指責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在批判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的政策和糧食問題上存在“指導思想上的右傾情緒”。全會決定停止執行“宣傳要點”,並收回不在縣以下機關開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農村批判黨內右傾思想和農村資本主義思想。
  自此,以吳芝圃為代表的極“左”思想在河南占據主導地位。1958年,在吳芝圃的主持下,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書記處書記楊玨、副秘書長王庭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大批說實話辦實事的黨員、幹部被批鬥。結果,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複生”達20萬之多,其中廳局級幹部18名,“批潘的大字報已達十幾億張”。這些極“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黨內生活變得極不正常。1958年8月,中央決定撤銷潘複生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任命吳芝圃為第一書記。1959年8月,廬山會議之後,吳芝圃召集省委第十四次全會,再次批判省直和地市委一批幹部“右傾”,把反“潘、楊、王”的鬥爭推到頂點,繼續打擊一批幹部。吳芝圃在河南進行的這一係列“左”的運動,不但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也使自己在河南原本較高的威望大大下降了。群眾中流傳著諸如“跟著潘複生,一天吃一斤;跟著吳芝圃,吃了不少苦”之類的民謠。
  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吳芝圃還提出了全國最為激進的驚人口號:一年實現“四、五、八”(即黃河以北糧食畝產400斤,黃河以南畝產500斤,淮河以南畝產800斤),水利化、除四害、綠化、消滅文盲,等等。吳芝圃承諾說,河南一年就能夠實現四化,四年可變集體所有製為全民所有製。
  對於吳芝圃的許諾,毛澤東說:“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運動,大躍進,豈不更好。”在鼓勵吳芝圃試驗的同時,毛澤東也批評了吳芝圃:“要去掉虛報、浮誇,不要爭名,而要落實。”在後來到河南視察時,毛澤東在專列上指著窗外光禿禿的山頭對吳芝圃說:“你一年能搞成綠化?我不信。”
  但是,吳芝圃發熱的頭腦此時已經無法冷靜下來。1958年6月8日,《河南日報》報道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畝產小麥2105斤,11日又報道該社畝產小麥3530斤。這是全國放出的第一顆“高產衛星”。6月13日,中共河南省委宣布夏糧總產已達到103億公斤(實際隻有50億公斤)。在1958年秋的省委擴大會議上,吳芝圃在報告中竟說,過去人們說巧媳婦做不出無米粥是錯誤的,現在巧媳婦就能做出無米粥。省委第一書記頭腦發熱,基層自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河南,吹牛浮誇之風也令全國望塵莫及:小麥衛星一直放到西平縣的畝產7320斤,鋼鐵衛星一直放到新鄉地區的日產120萬噸。1958年的全省糧食產量實際隻有140.5億公斤,河南省委竟高估為351億公斤,導致全省性的高征購,基層幹部為完成征購而一味“反瞞產”。
  在河南“大躍進”的狂潮中,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現在了河南遂平縣嵖岈山。8月上旬,毛澤東到河南視察了人民公社。8月6日,毛澤東到新鄉縣七裏營公社視察社辦工業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後點頭說:“人民公社,名字好。”並轉頭對吳芝圃說:“吳書記,有希望啊!你們河南都像這樣就好了。”“有這樣一個公社,就會有好多這樣的公社。”
  在得到最高領袖肯定後,1958年8月底,河南省以全國最高速度實現人民公社化。吳芝圃提出:“隻要有決心,就沒有做不到的事情。”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實行“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把黑夜當白天,把月亮當太陽,白天紅旗招展,夜間遍地明燈”。1958年是吳芝圃最得意的一年,他甚至宣稱一個省可以單獨進入共產主義,河南要在四年之內實現共產主義。對於講真話的幹部,吳芝圃則給予殘酷打擊,搞所謂掃“暮氣”,直至將之定為右傾分子、“階級異己分子”關押起來。
  曆史學家範文瀾曾說過:“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據統計,1952年至1957年河南人均產糧257公斤,但1960年隻有145公斤,是當時各省中最低的。在產量日益下滑的情況下,河南卻開始向農民高指標征購糧食。基層幹部為完成征購而一味“反瞞產”,因向農民逼迫糧食而捆、綁、吊、打、捕的現象已十分嚴重。到1958年11月底,密縣已發生餓死人的情況。翌年春天,豫東黃泛區浮腫病和餓死人的事態蔓延。1958年冬和1960年春,信陽地區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悲劇。
  1959年4月,中共中央針對“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縮短戰線,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的方針,對1959年計劃指標進行調整。可即便在1959年調整計劃指標之後,仍然無法完成計劃的任務。但是,吳芝圃卻沒有正視現實。1960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會和全省五級幹部會議召開,吳芝圃作了《為實現1960年的持續大躍進而奮鬥》的報告,繼續反右傾,進一步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場,河南“大躍進”至此達到頂點。1960年3月,吳芝圃還向黨中央報告說,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辦得好的食堂占總數的66%。即便在發生了“信陽事件”之後,吳芝圃還授意信陽地委在報告中把大量餓死人、病死人的問題歸咎於政治鬥爭,說是壞人當權和地主封建勢力破壞,其性質是“反革命複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
  1960年10月間,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來河南調查。以實事求是在黨內著稱的陳雲和吳芝圃算了幾筆賬:河南有多少耕地,能夠生產多少糧食,有多少農村人口,按最低限度農村人口要吃多少糧食,種子需要多少,飼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糧的人口有多少……幾筆賬算下來,陳雲的結論是:我不希望河南調出糧食,你們農村能夠征購的糧食,養活不了城市人口。但頭腦發熱的吳芝圃仍堅持說:河南糧食產量比去年翻了一番還要多,不但不需要國家調入糧食,還可以調出糧食……
  到1961年1月,吳芝圃在給中南局和中央寫的檢查中不得不承認,“信陽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後的大慘案”,“災難發展到慘絕人寰的程度”。但是,他仍將錯誤原因歸結為自己對“階級敵人、蛻化分子失去警惕”,使“階級敵人很久沒有受到打擊……”,以此為自己辯護。
  
  五
  
  河南發生的問題通過各種途徑傳到了北京。1960年10月21日,中組部、中監委4名幹部寫出有關“信陽事件”的報告。10月24日,李富春將報告上報毛澤東。10月26日,毛澤東批示劉少奇和周恩來“即看”此件,“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11月12日,毛澤東派李先念、陶鑄和王任重來到信陽調查。在陪同調查的過程中,吳芝圃又把責任全推到負責農業口的信陽地委副書記張樹藩的頭上,聲稱省委毫不知情。遭到張樹藩反駁之後,吳芝圃尷尬不已。經過調查,陶鑄在河南省委擴大會議上指出:“河南有兩個突出的問題,一是1959年春季發生問題,反瞞產,沒有在廬山會議上作檢討,廬山會議後繼續搞。二是河南發生這麽嚴重的問題,一直不向中央報告,後來被迫向中央寫了報告,還是忸忸怩怩不真實反映情況,而且還封鎖消息,這是很大的錯誤。公共食堂不垮,天理不容!”
  為了係統解決“大躍進”帶來的問題,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召開。這次全會較為深刻地總結了“大躍進”運動的經驗教訓,確定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作出了糾正“共產風”等錯誤的一係列政策規定,基本上終止了長達3年的“大躍進”運動,實現了經濟建設指導方針的重大轉變。
  1961年1月,吳芝圃代表省委開始檢查“大躍進”以來所犯的“左”傾蠻幹錯誤。2月,中共中央調廣東省委書記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務書記,調湖北省委書記劉仰嶠任河南省委書記兼秘書長。7月,又調廣西區委第一書記劉建勳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改任第二書記。1962年4月,中央免去吳芝圃在河南的職務,調中共中央中南局負責文教工作。同時,中共河南省委作出為潘複生、楊玨等平反的決定。5月和8月,中共中央、中央監委分別批示,為潘、楊平反。
  1962年以後,吳芝圃年年結合自己在河南工作中犯錯誤的沉痛教訓,給黨中央、毛澤東和中南局寫自我檢查報告,反複挖思想根源、社會根源和曆史根源,表示要堅決接受教訓,永不再發生類似的問題。1962年1月,吳芝圃在給中南局的檢查中承認:“對河南五八、五九年糧食產量,我曾經作過遠遠高於實際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糧食數字的假報告……反映全省群眾生活隻有5%安排不好,其實,那個時候正是信陽地區大批發生浮腫病和死人的時候。”吳芝圃沉痛地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吳芝圃後來數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 ……
  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中共中央為吳芝圃和張際春、徐海東、劉長勝、張霖之、王世英、南漢宸、劉裕民等八人一起召開了平反昭雪追悼會,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主持追悼會。在吳芝圃的悼詞中宣布:“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誌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黨中央給吳芝圃以很高的評價,說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黨史縱覽 2006年第2期
[ 打印 ]
閱讀 ()評論 (1)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