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安 |
明代科學家徐光啟《甘薯疏》寫道：“薯有二種：其一名山薯，閩、廣故有之；其一名番薯，則土人傳雲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種。”前者為我國本土所固有的，古籍稱薯、艸諸、薯蕷等，晉嵇含《南方草木狀》稱“甘薯”(與今“甘薯”名稱所指有所不同)；後者是從海外異域傳入的。
番薯原產於番地，是福建人從菲律賓引入的，而菲律賓又來之於美洲熱帶、亞熱帶地區。番薯既冠名為“番”，當然有別於中國本土所產，因此，徐光啟指出：山薯、薯蕷與番薯類近，然非同一。如今，我們已辨不清番薯與中國本土薯之不同，甚至連名稱也混起來了。晉代嵇含所稱的中土“甘薯”，現代漢語成為“番薯”的別名，此外，還有地瓜、紅薯、紅苕等，都成為番薯的別稱。到底中國本土所產的薯品種、形態、特征如何，與來自番地的番薯有什麽不同，隻好留待專家考證。
（一）
番薯的首傳人是福建長樂僑居菲律賓的陳振龍。陳振龍長年經商於呂宋，眼看當地遍種番薯，生吃熟食，皆可口甜美，適宜福建貧瘠山地種植，功同五穀，可以接濟家鄉糧食缺乏。但當地官府也視同國寶，不許他移，振龍不得不暗自私買薯種，乘船七日運抵廈門。
那時福建巡撫金學曾是個很有心誌的官吏，陳振龍之子陳經綸在他門下供職，向他稟告父親移入薯藤之事，稟中請求：“薯堪與穀並濟民食，行知各屬效法栽種，功成食足。”具稟時間是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六月初一日。金巡撫批複很謹慎：“所獻薯藤是否可種可傳，爾父既為民食計，速即覓地試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將薯呈驗，另行通飭。”陳氏一家立即在屋後紗帽池邊種植，收獲番薯又於同年十一月呈稟檢驗。金巡撫當即批示：“準飭各屬依法栽種。”萬曆二十二年，金巡撫又下達《通飭栽種》文書，正式予以推廣。
中國農業史無論如何也不可泯沒陳振龍一家的特殊貢獻。僅從呂宋冒險暗地運入薯藤一節，便可見陳振龍的良苦與艱辛。當時呂宋也處於糧食匱乏，仰賴番薯作為主要民食，嚴厲禁止番薯種苗外運，凡引運薯種者，一經查緝，必予嚴懲不貸。陳振龍引薯心切，隻得想盡辦法遮翳官員差吏的視眼。他的辦法傳說不一，其中較為可信的說法是：“密截其蔓，置小蓋中。”因為事後他及其子孫也曾采取類似辦法，傳及北方諸省，所不同的是用木桶而不加蓋。另一種說法是將薯藤輕搓入繩子當中，繩子濕水。至於運途之中如何保鮮保活，雖未見詳載，那當然也需費一番苦心苦功。
為著弄清番薯的首傳人和首傳地，我們曾經查閱幾本舊縣誌，及至於台灣府誌、《閩小記》等書，但都隻見斷語，不見詳細過程的記述，語焉不詳；有的或許存在即清代史學家章學誠所批評的“誇飾鄉土”之嫌，不加考據的將首傳地歸於本鄉本土。唯獨長樂陳振龍傳薯過程記載得十分具體，而且有曆史檔案、官方文書可作稽據。
查考史料，我們還可獲知，自陳振龍之後，陳氏子孫世代都為番薯的北傳做出辛勞的貢獻。
陳家五世陳振龍——涉險帶種，遠渡重洋，引薯入閩。
六世陳經綸——上稟巡撫金學曾。與父合力試種成功，並得到金學曾巡撫的首肯，飭令所屬依法栽種。
七世陳世元——乾隆十四年(1749年)，陳世元商旅於山東膠州，此時當地已連續遭受蟲、旱、洪災三年。次年，他與同籍友人攜同薯農抵膠州古鎮，傳授當地農民種植、耕犁、藏種之法，拯救糧荒。乾隆十五年、十六年，因當地天寒地凍，薯種僅活一二成，世元立即派人回閩采購薯苗補植，並著力傳授藏種之法。乾隆三十三年，世元著述《金薯傳習錄》(1982年農業出版社重印其影印本)麵世，流傳至今，仍不失實效。
八世陳雲、陳燮、陳樹——乾隆十八年(1753年)，陳雲受父命到膠州州治傳授種薯技藝。乾隆十九年轉山東濰縣。乾隆二十、二十一年又轉河南南北及通縣一帶。乾隆二十三年轉青豫等省。凡有心求學者，陳雲一概免費傳授種薯技藝。乾隆二十一年冬，陳燮與陳雲同行抵河南朱仙鎮，後轉河北數縣。乾隆二十二年，陳樹邀同農友，由膠州運種到京師農郊，傳授耕農番薯種植、藏藤諸法。三兄弟所到之處，番薯蕃植，百姓無不受益而稱頌不已。
九世陳以柱——到浙江鄞縣，利用當地荒廢的鹽堿地和堅硬貧瘠土地，教農人種植番薯。本不敢寄予厚望，抱著試試看的想法，料不到收成不錯，甚至有的還勝過福建老家的產量。自此之後，鄞縣大大開拓荒廢土地的利用。
至此，據清人施鴻保《閩雜記·甘薯》記載：番薯已廣傳到浙江、河南、山東、順天各地了。
陳家子孫致力於番薯引種與傳布，功績卓著，受到乾隆皇帝的嘉獎，同時也受到後人傳頌，道光十四年(1834年)何則賢為此在福建省會建置“先薯祠”，以供憑吊追思。
於今，大江南北番薯遍布，億萬人民深受其益。
傳布番薯首功當推陳振龍及其子孫。陳振龍以廣傳番薯為夙願，發揚“愚公移山”精神，“子子孫孫，無窮匱也。”子孫世代更迭，傳薯接力不已。他們當中，有的奔走他鄉異地，孜孜不倦地授業解惑，授他人以知識，教他人以技藝；有的刊印種薯法則，免費贈送；有的著述成書，流傳後人。陳家世代子孫將番薯傳植四省直至於京師。足跡所至，“家傳戶習，青蔥勃勃，被野連崗”。
其次，當地官員的推導也為傳布番薯發揮了促進作用。清代官吏有的也以關心民瘼、改善民生為己任，倡導番薯栽種。福建巡撫金學曾即是其中之一，他通飭所屬各地推廣番薯栽植，並親自寫了《海外新傳七則》，以利廣泛推導，番薯因而借其姓被稱之為“金薯”。有人推崇金氏為移種番薯第一功，其功固然不可沒，但如果論功績之座次，金氏無非起了行政推助作用，還很難被推為首位。
其他如當時山東膠州知州、山東省布政使、山東按察使陸耀(著《甘薯錄》)以及相關的縣令等，他們也都在各自行政崗位上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史誌家們決不會忘記為他們記上一筆。
難於枚舉，我們隻要舉兩個到外省任職的福建籍縣令，也許可見其一斑。一個是四川縣令翁若梅，另一個是無極縣令黃可潤。
翁若梅曾於乾隆年間先後出任湖南黔陽、四川黔江縣令。在黔陽時，開倉賑饑，未能解困，此時，卻意外獲得陳世元贈與《金薯傳習錄》，立即倡導當地農民栽薯。到了黔江，他亦推廣種薯。四川《黔江縣誌·食貨誌·物產》附錄有一篇《國朝邑侯翁公若梅〈金薯傳習錄〉書後並頌》，述寫番薯引進及入川經過：“萬曆甲午，入我邦土。亦越於今，爰及齊魯。齊魯孔碩，爰及畿輔。”“自南徂西，施於巴蜀。我樹其苗，黔陽之曲。”翁若梅任內，推廣番薯入黔陽、黔江兩縣。
黃可潤，福建龍溪人，乾隆四年(1739年)進士，乾隆十一至十五年，任直隸無極縣令。無極與山東德州接壤，氣候、土壤相近，為了將番薯成功地擴種至無極，他特意再次到山東德州，向百姓詳詢栽培、藏種的方法。
乾隆皇帝倡導之功也不可沒，皇帝令動四方，他的推動作用當然不止一省、一縣。
乾隆五十年(1785年)河南連年受旱。為挽救災情，六月，傳諭閩浙總督富勒渾從速采選閩省薯種，並附帶栽種灌溉方法，由驛站遞交畢沅，並令畢沅轉飭災民依法種植。七月，傳諭福建總督雅德：不失時宜選擇薯種，務必於霜降之前驛送至河南，而且“必須覓根藤本，用木桶裝盛，擁土其中，如法送豫，方能栽種易活。”同月，又下諭旨嘉揚陳世元攜同孫璞自願到河南教種番薯；另諭令畢沅速即飭令所屬官民，廣予如法栽種，待陳世元教種有效，據實奏聞，酌情賞給世元舉人職銜。八月，批閱山東按察使陸耀《甘薯錄》，諭令廣為刊布傳抄，使民間知曉。十月，陳世元病逝，下諭賞給陳世元國子學正職銜。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傳諭江浙各督撫，推廣番薯種植以濟民食。
為廣植番薯一事，兩年之中下了六道諭旨，尤其在乾隆五十年，一連下了五道，僅七月就下了兩道，急切心情由此可見。
自明、清兩代以來，番薯一直成為福建主要民食，尤其遇到天災戰禍，福建百姓更是不會忘記番薯度災濟貧之功效。泉州著名慈善家、教育家、清光緒進士、宣統內閣中書吳增曾為吟頌番薯寫了197首詩，集成《番薯雜詠》一書，書中有句：“滋味雖微可救貧，活人可作稻粱看。”飲水思源，口享番薯甘味者永遠勿忘引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