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饒事件”問題
“高饒事件”是中共執政以後黨內高層第一次政治鬥爭，在當時和後來都發生過很大影響。中共中央對此事最早的定性是“高饒反黨聯盟”，“文革”中毛將這次事件作為黨內“十次路線鬥爭”之一。八十年代作的《曆史問題決議》，“聯盟”和“路線鬥爭”的定性都改了。鄧小平也明確說過，高崗沒有拿出一條什麽路線，確實沒有什麽路線。但是，反高饒鬥爭仍然是被肯定的。《曆史問題決議》對高饒的定性是“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實際上回到了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結論。
迄今為止，相關文獻的公布非常有限（《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有零星披露）。九十年代以來，有關機構編寫出版的毛傳、劉傳、周傳以及薄一波寫的《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對此事都有篇幅不小的敘述。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高饒事件”的當事人或知情者一些口述史料，披露了一些過去人們不大了解甚至未曾聽說的情況，如張秀山的《我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張明遠的《我的回憶》，趙家梁的《高崗第一次自殺經過》、《高崗之死》。“二張”當年被列為高的“五虎上將”（張秀山、張明遠、馬洪、趙德尊、郭峰）成員，趙是高崗當年的秘書。另外，前幾年出版的《楊尚昆日記》也披露了一些比較重要的細節，史料價值較高。
學術界對“高饒事件”一直很關注，不時有著述發表或出版，坊間也有出版物流傳，其中，前國防大學教授林蘊暉先生的著述很值得注意。近些年來一個較大的突破，就是不單把“高饒事件”視作一場政治權力鬥爭，而把它置於一個更大的背景下觀照，即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構想，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
前麵說過，從一九五一年開始，在是否繼續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否開始搞農業合作化等問題上，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發生了分歧，毛對劉、周不滿。對劉的不滿，主要是山西省委報告批語的事情，對周不滿主要是新稅製和一九五三年周在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的報告草稿。一九五二年底，政務院提出了一個新稅製方案，是中財委的薄一波主持的。當時在稅製上出現一些問題，一個是加工定貨和經銷、代銷使得買賣關係減少了，政府的稅收收不上來，還有就是私營企業的納稅稅率過重，私營企業主有意見。中財委提出的方案把原來流通領域的稅加到了工廠，還提出“公私納稅一律平等”。這個稅製方案沒有經過毛，就在一九五三年年初的《人民日報》公布了。新稅製一出台，引起一些地方意見，在具體的稅製環節上也有些混亂。毛對此很惱火，認為這件事沒經過他，說他知道這件事還是通過報紙。毛一方麵嚴厲批評薄一波，一方麵對中央政府機構的領導體製作了重大更動。原來中央人民政府設立黨組幹事會，周是黨組幹事會書記，政務院各部、委、署設立分黨組幹事會，中共中央對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通過黨組幹事會、黨組幹事會再通過分黨組幹事會實施。“新稅製”事件，是在政務院也就是周恩來分管的工作範圍裏發生的，因此，事情牽連到周。毛決定立即撤消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要求政務院各部、委、署的黨組分別直接向中共中央請示報告工作。並且重新分工，計劃工作和八個工業部由高崗分管，政法工作由彭真和董必武分管，財政、金融、貿易工作由陳雲分管，鐵路、交通、郵電工作由鄧小平分管，農林、水利由鄧子恢分管，文教工作由習仲勳分管，而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隻管外交工作（包括外貿）。這次體製變更和重新分工，其實是上收權力。恰好在這個時候，周恩來主持起草政協一屆四次會議的政治報告，稿子在敘述建國以來的成就之後，寫到：“以上這些成就，說明我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工人階級在經濟、政治和思想上的領導地位已經加強”。毛刪去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的說法，幾個月後又明確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提法。
毛一方麵批劉、周，另一方麵對緊跟他的新思路的高崗大加讚賞、重用。據張明遠回憶，一九五一年十月，高崗寫了東北農業互助合作的報告，毛“非常讚賞”，以後又不止一次批轉東北局和高崗的報告，對東北的經驗加以宣傳。一九五二年年中調高到京，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當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指五個大區中央局主要負責人調北京工作，高的任職最為重要）。一九五三年中央重新分工，高分管計劃工作，在政務院二十個經濟部門中管了八個部（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紡織工業部），一時有“經濟內閣”之稱。一批一褒，一輕一重，研究者認為，反映出來的是毛不再打算實行他本人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而要否定劉、周等人繼續實施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的主張，將國家發展的軌道扳到他的新思路上來。高崗不過是明顯看出了毛的意圖才向劉、周發難的，他隻是整個“棋局”上的一顆“棋子”。
除了對事件背景的重新審視外，史實方麵最令人關注的，就是一些當事人或知情者的回憶使一些事實真相浮出水麵。一個是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以後召開的東北高幹會的情況，那次會議使得批判高崗的政治鬥爭在東北局無限上綱，抓“高崗親信”和“以高崗為首的東北小集團”，招致同高有正常工作關係的東北局一些幹部無端受到批判和處分；一個是張秀山在第二次全國組工會議的發言的情況，張本來是不參加這個會議的，也沒有準備發言，隻是寫了書麵意見。是毛澤東聽說後，支持張去組工會議上發言，劉少奇事先也建議張發言，此事與高崗無關。至於發言本身，既符合組織程序，也沒有攻擊劉少奇的意思；還有一個是高崗自殺前後的情況。關於高崗之死，過去多有不實傳言。高的秘書趙家梁對事情經過作了詳盡回憶，文章刊發於《百年潮》二〇〇三年第七期和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
“高饒事件”仍有許多史實不清而令人生疑，比如：
毛澤東既然支持、欣賞高崗，為何後來又要反高？有人說，主要是高同蘇聯的非正常關係引起毛的警覺。這種說法一來尚無文獻檔案證實；二來斯大林早在毛第一次訪蘇時，就告知了毛有關高向蘇聯總顧問科瓦廖夫散布中共高層有一個劉少奇為首的“親美派”一事，如果真有警覺，毛為什麽還在此後重用高？
高散布劉少奇已不為毛澤東所重視，毛打算讓劉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等言論，是不是完全的空穴來風（因為毛讓高搞政治局雖無從查考，然而劉少奇和周恩來後來的任職，卻印證了高的說法）？
財經會議上高發難，毛澤東既未作製止，更無任何譴責。財經會議後，劉少奇約陳雲一起到高崗處做自我批評，而高竟未表示任何意見。若無一定的政治壓力，劉沒必要登門檢討；高崗若不摸底數，又豈敢對劉如此無理。這些與毛當時的政治態度是不是毫無關係？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毛為什麽不出席？有研究者認為，本來，毛澤東提出搞一個增強黨的團結的文件時，並未建議召開中央全會。後來毛建議開一次中央全會，又明確交待不要對任何人開展批評。這說明，毛對高的基本意圖是“保”高過關。同時，毛又要劉也在全會上作檢討，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高攻劉、周，在政治上與毛一致，毛是否要“倒”劉、周，不便妄加猜測，但進行“敲打”則完全是事實。高的行動雖難說有毛直接授意，但是否一點瓜葛也沒有？楊尚昆的日記透露，毛在與楊談話前曾對高崗一事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是否對某同誌若幹個別錯誤的談論曾發生錯覺？在中共黨內的最高層，由誰與高崗“談論”過“某同誌若幹個別錯誤”，能使高崗“發生錯覺”，因而引發出一場拱倒劉、周的非常行動呢？
由劉少奇主持的七屆四中全會的進程，總體上是按毛澤東事先的指示進行的。稍有不同的是：會議開了五天（毛最初指示兩天，後改為三四天）；發言者有４４人（毛原意“說話人不要太多”）；對高崗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毛原意不開展批評）。與毛原來指示翻了個兒的是，在四中全會結束後，中央書記處決定立即分別召開高崗、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對證有關反對劉、周的活動事實，改變了毛澤東原來不讓搞對質，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變，若不是毛澤東本人的意見，劉少奇和周恩來是絕然不會擅自作主的。那末，是什麽緣故促使毛澤東改變初衷了呢？
這些（其實還不止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考證的曆史之謎。
“四清”運動問題
關於“四清”運動，學術界有不少研究，除了文章，國防大學叢進教授的著作《曲折發展的歲月》、蕭冬連先生的著作《求索中國》，都有相當篇幅敘述“四清”運動的曆史。今年，中共中央黨校的郭德宏教授和他的博士生還寫了一部專著《四清運動實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及毛傳、劉傳、周傳也有一些文獻披露和史實敘述。
“四清”運動的過程，相關著述的描述還是大體清楚的。一個比較為研究者關注的問題是，在“四清”運動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到底有什麽樣的分歧？
有一種說法，認為在毛與劉之間有兩條路線。從一九四九年的天津講話開始一直到六十年代，劉少奇一直有一個跟毛不同的路線，就是沿著原來的新民主主義路線延續下來，跟毛是對立的。到“四清”運動時，這種對立終以正麵衝突形式表露。
這種解釋並不令人信服。不少研究者認為，劉沒有一條自己的路線。如果說五十年代初期，劉還是延續新民主主義那一套思路的話，一九五三年以後，劉也改變了，跟上了毛的思路。在社會主義的目標模式上，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認識都是一致的。後來的“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廬山會議、“反右傾”運動，劉同毛至少是基本一致的，沒有什麽分歧。
那麽，劉是不是在這個時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路線呢？六十年代，劉對經濟形勢的估計、對經濟調整所應采取的措施以及某些社會關係方麵調整的政策，毛的確不滿意。但是在“四清”的問題上，在對政治形勢的判斷上，在“四清”運動鬥爭的手段、政策上，劉並不比毛溫和。史料顯示，“四清”最早是毛提出的，而劉的態度也是非常積極的，後來中共中央成立“四清”、“五反”運動指揮部，劉還受命掛帥。劉對當時國內政治形勢的估計比毛還嚴重，毛判斷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掌握在敵人手裏，劉認為還不止三分之一。而且，在手段上，劉還采取了訪貧問苦，紮根串聯，撇開基層黨政幹部，由工作隊領導整個運動等類似對敵鬥爭的做法。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麵，劉少奇的主張明顯彼此抵牾，相互錯位，這怎麽形成一條價值取向相同的路線呢？在大的戰略上，當時的中央並沒有一個什麽劉少奇的戰略、路線，中共領導人從根本上說都是按照斯大林那一套模式來搞社會主義的。針對“文革”中批判“劉少奇路線” 的說法，胡績偉先生八十年代感歎“可惜沒有一條劉少奇路線”。
然而，正是在“四清”運動中，毛與劉的分歧越來越發展，以致在中央高層顯露出來。有研究者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對“四清”運動的指向，劉與毛不同。在劉看來，國內問題主要出在地方特別是基層幹部，劉說過要“追根子”，但也隻追到地委一級。那些鬥爭手段，也是對著地方和基層幹部來的。毛則認為，問題出在上麵，“中央要出修正主義”。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毛同外賓談話，多次說中國黨內有修正主義，還說這些人中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副總理。另外，關於矛盾的性質，劉認為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叉；毛則認為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毛、劉的矛盾在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國工作會議（這個會議名稱很特別，在中共曆史上獨此一次）上終於引發了正麵衝突。毛捅開了和劉分歧的“窗戶紙”，說出了自己的打算：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這次會議，毛下了打倒劉少奇的決心。五年後，斯諾問毛什麽時候開始感覺到必須把劉“從政治上搞掉”，毛說：那就早囉，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
“文.革”發生的原因問題
“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原因，是“文.革”曆史研究中最為複雜的問題之一。一九八一年通過的《曆史問題決議》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對“文.革”發生的原因作了解釋：毛做為執政黨領袖，極為關注黨和政權的鞏固，高度警惕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但是他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形成了帶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義為特征的社會主義構想。毛將中共黨內的不同意見視為修正主義或走資本主義道路，認為在追求公平、完美的社會主義的努力中受到來自黨內領導層的嚴重阻礙，黨內形成了獨立王國或資產階級司令部，因此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海內外研究者的分析則各不相同。有專家概括了十餘種觀點，包括“階級鬥爭必然說”、“黨內權力鬥爭總爆發說”、“封建遺毒說”、“毛澤東帝王思想說”、“奸臣禍國說”、“烏托邦碰壁說”、“群眾反官僚主義說”、“中西文化衝突說”、“人性獸化說”、“‘左’傾思潮惡性發展說”等等。此外，還有人從中國政治體製、計劃經濟體製、國際共運的視角分析“文革”發生的背景。不同的詮釋，既有官方公布文獻檔案十分有限而難以還原真相的原因，更有研究者出於相異的意識形態、價值取向、學術背景、知識結構乃至生活閱曆而各自解讀的原因。
國內著名“文革”史專家、《大動亂的年代》作者、國防大學教授王年一認為，毛發動“文革”，是要驚天動地、改天換地。因為中共八大以後，特別是六十年代前期，毛對中國社會的現實、對中央一線的工作越來越不滿意。他認為中央一線搞了“修正主義”，他要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異常激烈的手段、途徑來實現自己的主張。
《“文.化.大.革.命”簡史》作者席宣（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和金春明（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認為，“文.革”是在“三個交互作用”下發生的，即“左”傾理論和“左”傾實踐的交互作用、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國際反修和國內反修的交互作用。這三個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現實生活中緊密結合，互為條件，互相促進，形成一股難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既是這個潮流的帶動者，又受著這股潮流的推動，不斷走向極端。
從已經發表的著述看，國內多數研究者的分析同上述觀點大同小異。而這些看法，差不多是《曆史問題決議》結論的延伸和擴展。
國內也有另外的觀點。已故王若水先生就不讚同《曆史問題決議》的解釋，他以為那種解釋隻是批評毛在認識上陷入了一係列“誤區”，而“文革”不是普通的錯誤，它錯得那樣荒唐，那樣離譜，使人難以理解。絕不能說這樣的錯誤是不可避免的。
王若水先生說這不是“判斷失誤”。他認為，從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開始，毛想當世界共運的領袖。斯大林逝世後，活著的共產黨領袖中，沒有一個人的威望能與毛比。毛具備充當國際共運領袖的條件，隻有一點不夠：蘇聯是超級大國，而中國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無法與蘇聯相比。因此下了決心，向蘇聯挑戰。但是，“大躍進”失敗了，從此毛有塊心病——“赫魯曉夫的陰影”。闖了這樣一場大禍，將來會不會有人要來算這一筆賬？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使斯大林從神壇跌落下來，同樣的命運會不會輪到自己頭上呢？中國黨內會不會有人學著赫魯曉夫的榜樣？這樣的人可能是誰呢？六十年代他看出了劉少奇對“三麵紅旗”是有不同意見的，從這時起，毛開始想到用林彪換掉劉。所以，支配毛發動“文革”的主要是他的“赫魯曉夫情結”。
許多人覺得，毛.澤.東那樣好鬥，表現了他非常自信，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王認為不完全這樣。毛是看到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結果是很糟的，正因為這樣，他才那樣害怕批評，那樣害怕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的固執並不是沒有看到自己的錯誤，而是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是“左”的錯誤，為了證明這些沒有錯，他發動了“反右傾”；為了堅持“大躍進”、“人民公社”、“反右傾”都是正確的，他發動了“文革”；為了防止有人翻“文革”的案，他又發動了“批林批孔”、批《水滸》以及批鄧小平。這就是說，為了證明第一個錯誤不是錯誤，就去犯第二個錯誤，又為了證明第二個錯誤不是錯誤，而去犯第三個錯誤。這樣，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惡性循環，越搞越亂，終於無法收拾。
現居美國的高.文.謙先生的看法與王若水先生不謀而合。高認為，斯大林死後，毛.澤.東終於“多年的媳婦熬成婆”，觸發了他充當社會主義陣營新霸主的欲望，與蘇聯一爭高低。毛這種急於事功的烏托邦狂想和闖下大禍後，擔心中共黨內出現赫魯曉夫式人物追究清算他的猜疑妄想，把中國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的災難之路。
就海外的研究看，不少人把“文.革”動因歸於權力之爭，是圍繞毛.澤.東處理繼承人（即接班人）問題而發生和展開的。有的研究者還分析了一九四九年以來毛澤東權威的變化，認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毛的合法性權威得到完全鞏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毛的行為在中共高層引起保留意見，但是沒有遇到嚴重挑戰，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毛在高級幹部中引起重大懷疑，毛的權威真正遇到有限挑戰是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
近些年來，海外出現了另外的解說，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兩個“文.革”的說法。所謂兩個“文.革”，一個是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另一個是底層民眾的鬥爭。前一個“文革”起源於中共高層的權力角逐，主要是毛澤東要利用人民奪回最高權力；後一個“文.革”起源於民眾同官僚的矛盾，主要是民眾利用前一個“文.革”來反官僚、反特權，爭取自己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羅德裏克•麥克法考爾教授的觀點。麥氏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目標是要解決毛之後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他有一個說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規劃中國未來的一種嚐試”。毛的目標是使中國成為一個雖然貧窮但卻保持社會主義純潔性的，更加平均的、更少特權、更加集體主義、更少官僚主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因為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更主要的是因為內在的指南——毛澤東思想——指引著他們奔向真正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所有人像一個人那樣工作著。如何實現這個規劃呢？麥氏認為，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前，毛首先要解決誰來接班的問題。在毛看來，假如那些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如國家主席劉少奇）接了班，那麽中國就會“改變顏色”。因此，毛不得不清洗中共最高領導層，安排一個他能夠絕對信任、會堅持他的路線並繼承下去的新的接班人，這個過程，就是“文化大革命”。
我以為，“文革”發生原因的問題，應該從兩個層麵來梳理。“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因此，直接動因要從毛本身尋找，毛的思想、心態、部署、動作，是打開這把“鎖”的鑰匙，這是一個層麵，它回答的是毛為什麽要發動“文革”的問題；至於社會的、製度的、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意識形態的那些因素，都是透過毛這個因素發生作用的，這是另一個層麵，它回答的是毛何以能夠發動起來“文革”，這個社會、製度、意識形態等等如何容忍甚至孕育、催生了“文.革”這個“怪胎”的問題。
近些年來，關於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爭論，逐漸為研究者注意，因為這牽涉到林、毛的關係。有人甚至認為，這是林同毛在政治上分歧的開始。
事情大致經過是：毛最初要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起草九大報告，林掛帥。陳甩開了張、姚，單槍匹馬自己幹。後來，陳沒有按照毛要求的時間交稿，毛一怒之下，要康生、張、姚另外起草，但是也沒有叫陳停下來。用毛的話說，“兩家各搞各”。結果，張、姚同陳發生衝突，張、姚指責陳稿是鼓吹“唯生產力論”，陳則認為張、姚稿是“伯恩斯坦的”，“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毛肯定了張、姚稿（毛自己也做了不少修改），否定了陳稿。而林則從一開始直到上九大主席台作報告，看都未看一遍張、姚稿。
有研究者指出，兩個九大報告稿子的起草以及毛、林的不同態度，反映出毛、林對於“文革”運動的不同想法。在林看來，“文革”運動過去之後，還是要講國家的經濟建設，要搞國富民強，主張九大報告可以從人民、國家的角度去講。陳伯達是根據林的這個想法去寫報告的，所以擬定的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據陳當時的兩位秘書回憶，陳曾經對他們談過起草報告的主題設想：運動不能再搞了，現在的主要任務應該是抓生產了。陳還囑咐秘書幫助他搜集這方麵的資料，要各方麵有關經濟建設、生產方麵搞得好的典型資料。毛對陳交出的稿子很不滿意，認為沒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來，對經濟方麵講得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夠。這種判斷，從中共十大報告對林彪、陳伯達的批判可以得到某種反證。中共十大報告說，九大以前，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林、陳的報告被中央否定了，而對毛主持起草的報告，林暗地支持陳公開反對，被挫敗後才勉強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線。十大報告透露出三個信息：首先，九大有兩個報告稿子，一個是林、陳稿，一個是毛稿（實際上是張、姚稿）；其次，林、陳稿主張九大以後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第三，林支持陳反對毛稿，結果林、陳稿最終被否定。
對於上述事實以及判斷，當事人或知情者的說法並不完全一致。
首先，林彪的想法到底是什麽，尚無公開的文獻能夠證明。最具體的口述材料，是林當時的秘書張雲生的回憶。張回憶，林接受毛要他掛帥搞九大報告的任務後，一方麵要陳、張、姚起草準備正式發表的稿子，另一方麵找秘書們準備一個口頭講話（林的說法叫“拉條子”）。林說他這次口頭講話，還是用八屆十二中全會講的六個題目（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鬥爭；毛主席對馬列主義的發展；中國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後怎麽做）。據張回憶，後來林在全會上的講話，把秘書們按照他的想法準備的“條子”上的大部分內容都用上了。從這個情況，人們還很難看出林關於九大的講話一定是講發展生產。
其次，陳伯達起草報告是否與林交換過意見，有兩種說法。吳法憲說，陳伯達寫報告時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麽寫，林講了個大概。毛否定陳的稿子後，林很不高興，因為陳稿是林、陳商量的。林的秘書回憶，林在最初曾經將陳、張、姚找到家裏，談話不到一小時，他們三人出來後，張、姚對陳說由他動手，需要他們可隨時找。後來陳找沒找過林，張雲生沒有提及。陳的兩位秘書也談到林約陳、張、姚商談一事，而且透露林這次還表示委托他們三人代勞，報告內容由陳考慮，他自己就不多過問了。此後，陳還帶著提綱找林商量過一次。至於陳花近一個月時間起草的稿子，則沒有一個領導人看過。陳的兒子陳曉農編纂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依據陳的兩位秘書回憶，並援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的材料（毛在中央會議上質問陳伯達：“你究竟什麽人在搞（指寫九大報告——筆者注）？”陳答：“我自己一個人在搞。”），斷然否定了吳法憲的說法。因此，陳是否根據林的意圖起草報告，也還存疑。
第三，周恩來是否支持陳起草的稿子。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提供了一個過去不為人知的情況：林認為，“文.革”運動過去之後，今後還是要講國家的經濟建設，要搞國富民強，主張九大報告可以從人民、國家的角度去講。陳伯達為此曾經私下征求周恩來的意見，周表示支持。這樣一來，林更加受到鼓舞，因為他知道抓經濟工作還要靠周。但是，陳曉農編纂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同樣依據陳的兩位秘書的說法（即陳稿在交毛之前“沒有一個領導人看過”），認為高的說法沒有根據。
一些研究者認為，中共九大報告起草的爭論，盡管史實還有待進一步澄清，但是多少已經折射出林同毛的不和。吳法憲回憶，九大報告由張春橋等人“另起爐灶”後，林說過：寫什麽就是什麽，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報告，是林在會上照著稿子念的。張雲生回憶，張、姚的三次稿子送給林，林一次也不看，一字也未改，頂多隻讓秘書講講毛對稿子修改的地方。有的研究者認為，林的不滿顯然不隻是對張、姚，還包括對毛。這是後來毛林關係惡化的一個重要征兆。
“第一號令”問題
關於“第一號號令”，“九一三事件”後，在中共中央下發的有關《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上是這樣說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發布所謂‘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調動全軍進入戰備狀態，這樣的大事，竟不請示毛主席、黨中央，實際上是一次篡黨奪權的預演。”
事情的經過是，一九六九年，中蘇軍隊在黑龍江珍寶島地區接連發生武裝衝突，此後中蘇邊界局勢日趨緊張。毛澤東提出“要準備打仗”。九月，中蘇兩國政府首腦商定於十月二十日在北京舉行邊界問題談判。中共中央根據當時蘇聯方麵的動向和一些情報，懷疑蘇方將以談判為煙幕，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因此決定在此前將在京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人疏散到外地。周恩來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黃永勝指示負責作戰的副總參謀長閻仲川組織一個前方指揮班子，進入指定位置。黃則帶領軍委辦事組的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劉賢權、溫玉成等隨同進駐。十月十五日，毛澤東離京去武漢。十七日，林彪去蘇州。十八日，林彪做出幾條指示，大意是：蘇聯談判代表團將於十月二十日來北京，對此應提高警惕。為了防止蘇聯利用談判作煙幕，對我進行突然襲擊，全軍各部隊要立即疏散，各種重要裝備、設備及目標要進行偽裝和隱蔽，通訊聯絡要保持暢通，國防工業要抓緊武器、彈藥的生產，二炮部隊也要做好發射準備等等。接著，由林彪秘書向在北京的總參謀長黃永勝作了傳達。黃永勝向閻仲川傳達林的指示。當天晚上，將“第一號號令”依次下達各大軍區和海軍、空軍、北京衛戍區。
近些年，有關“第一號號令”，當事人和研究者都還有不同說法和看法，爭論最大的仍在事實方麵。爭論的焦點在於，“第一號號令”事先是否報告了毛澤東。
當時隨同毛澤東在武漢的汪東興回憶，林采用電話記錄的方式，於十月十九日用急件傳閱給毛澤東，先交周恩來，由周轉毛閱。汪將傳閱件送毛，毛一臉不高興的樣子，說“燒掉”，自己拿起火柴點著了傳閱件。當天晚上，周恩來打電話給汪，問毛看過緊急電話通知沒有，汪告毛已經燒掉，周驚詫未語。
林的秘書張雲生則另有說法。張回憶，到蘇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向張口述了六條指示（即上述介紹的內容）。張做了記錄。當時，林讓張趕快用電話傳達給黃永勝。張問林是不是壓一下再發出，林同意並讓張給葉群（“林辦”主任）看看。據張說，他向葉群提了兩條建議，第一，像這樣的重大問題，最好請示一下毛主席；第二，第六條講二炮要做好準備，二炮是管按電鈕的，一旦不慎，一次發射可能引起世界大戰，因此對這一條應該加上一些限製詞。兩條建議葉都同意，而且向林彪作了報告。林同意，並說照葉說的辦。葉向張雲生布置，向毛報告由她負責，傳給黃永勝由張負責。晚上七點鍾，張將林口述的六點指示電話傳給了黃。按張的說法，林是同意報告毛的，而且由葉報告。
據一個材料介紹，在北京的閻仲川是當晚八點鍾左右接到黃的秘書電話，趕到黃處，聽了黃的傳達的。黃傳達時講得不夠連貫、缺乏條理，有些地方黃還作些解釋和補充。傳達之後，閻仲川問黃如何向下傳達，黃說用電話跟他們說說就行了。閻仲川考慮到必須確保首長指示傳達準確無誤，就要參謀按照他的口授，整理出一份電話傳達稿，又加了個編號，吩咐下麵把它作為“前指”開設以後的第一份首長指示，就從一號編起，叫“一號號令”。閻仲川要參謀將稿子送呈黃，但黃的秘書說黃已經服用安眠藥睡下。閻仲川考慮距蘇聯代表團入境隻剩十幾個小時，所以一刻也不能耽誤，便決定傳給有關單位。時間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二十一時半。閻同時指示值班人員上報“林辦”，時間是二十一時四十四分。
上述不同說法，引起研究者注意。有人對汪東興的說法提出疑問：當時的中共中央文件稱林彪是以電話直接向毛報告的，汪的回憶卻成了經周轉報；毛、林、周各在武漢、蘇州、北京，如果林先打電話給周，周再形成“傳閱件”，很難當天送到遠在一千多公裏之外的毛，況且，沒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說過林給周打電話的事情。若毛真的“燒掉”林的電話記錄稿，他並沒有說明燒掉的原因，為什麽就認定是毛對林的“一號號令”不滿？即使真如汪所說，當時在場的隻有汪，那麽將此事告訴林（還有黃等人）的也隻有汪，而毛對此事並無指示。葉群十月二十日在京西賓館已經講到此事，很可能是十九日得知的。那麽，汪為什麽如此急切地將這個引起林等人恐慌的消息泄露出去？汪是對誰講的？怎麽講的？汪回憶稱，林、黃等人知道毛的態度後，趕緊下令撤消了“一號號令”。此事純屬子虛烏有。“一號號令”發出以後，全軍各部隊一直在認真執行，各大軍區、各軍兵種不斷有報告給中央軍委，直到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部隊疏散的指示》，這一行動才告結束。既然毛反感此事，為什麽這麽長時間聽之任之，始終沒有采取任何措施？
有研究者注意到，當年參與審理“林彪集團案件”的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圖們與作家肖思科合著的《超級審判》一書，談到一個情況：“兩案”的決策者原曾想把“一號號令”問題作為林彪罪狀寫進起訴書，但感到證據不足。於是，調集十四名軍隊幹部查閱檔案，尋找證據。查尋結果，該書未做交代，但是卻說到，決策者們一致認為包括“一號號令”在內的幾個問題“定罪理由不充分”，因此決定“不列入起訴書內容”。後來，參與查閱檔案者有人甚至曾向閻仲川透露，查到了林彪向毛報告的記載。
關於此事，八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增訂版有一個引人注意的修改。這本書一九八一年版本的敘述是：“同日（即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引者注），林彪借口‘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布‘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被毛澤東發現後製止。”修訂後的敘述是：“同日，根據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林彪做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抓緊武器的生產，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十八日，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正式下達這個‘緊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麵的極大震動。”修訂後的敘述同原來版本有明顯區別，首先交代了這個號令的由來，同時交代了號令的基本內容和下達的程序，特別是刪去了原來“借口”、“擅自”等帶有價值判斷色彩的說法，而做了一種中性的事實陳述。
二○○三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也肯定“第一個號令”是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國際形勢的估計、針對蘇軍有可能入侵的估計做出的。毛傳也沒有用“借口”、“擅自”的說法，但是卻強調林彪此舉事先沒有得到毛的批準，“自行”做出指示。毛傳的根據，就是汪東興的回憶。
順便介紹一下，“文革”結束後，“一號號令”還被作為“迫害老一輩革命家和高級領導幹部”的一個陰謀。許多出版物和文章都把當年黨政軍高級領導人和老幹部疏散外地，受到迫害，同這個號令聯係起來。八十年代末，有研究者根據史料澄清了事實：疏散中央領導人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決策，周恩來主持安排並經中央討論決定的。至於廣大知識分子、幹部和文教單位下放，是根據毛澤東關於“認真搞好鬥、批、改”的指示進行的，在“一號號令”之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就先後發出過相關文件或指示；況且“一號號令”隻限於軍隊，根本談不上是幹部下放的“最後通牒”。
設國家主席和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問題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設國家主席被認定為林彪集團的“反黨政治綱領”。按照當時中共中央文件的說法，林彪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急於當國家主席，搶班奪權。八十年代以來，在林彪事件的研究中，對這一問題存在很大爭議。這些爭議既牽涉價值判斷，更牽涉事實判斷。
有專家認為，設國家主席是中共執政以來的定製。一九五四年當代中國第一部憲法，即規定設置國家主席。毛澤東被選為第一屆國家主席，一九五九年開始劉少奇連任兩屆國家主席。“文革”中劉被打倒後，某些需要國家主席的場合由董必武以“代主席”身份出麵。中共九大後，召開四屆全國人大提上日程。選舉新一屆國家主席，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毛提出不設國家主席，則是不合情理的。
更大的爭議還在當年設國家主席一事的史實方麵。九十年代以來，隨著一些文獻檔案的公布和著述的發表或出版，人們已經知道，這件事情從提出到終止大約經過了半年時間，其間曲折反複，直至九屆二中全會釀成風波。有關史實的爭議和疑問在於：
第一，設國家主席是不是林彪一個人的意見？
一九七○年三月初，在武漢的毛澤東收到周恩來的信和憲法修改草案提要。周信談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憲法中原有國家主席一節，是不是還寫上。這個情況，是汪東興在新版回憶錄（即《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提供的。不管作哪種理解，有一點是肯定的，即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一開始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的。三月七日，毛提出不設國家主席，並要汪回北京傳達他的意見。第二天，汪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傳達。到會的中央政治局成員一致擁護毛的意見。林在蘇州，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周委托參加會議的葉群轉告政治局會議的情況。三月九日，林彪讓葉群轉告在京的黃永勝、吳法憲：“林副主席讚成設國家主席。”三月十六日，政治局通過《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報告》等文件，報送毛澤東，毛在批示中再次表示不設。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大多數與會者同意毛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既然是“大多數”，說明還有少數人並不是這種意見。會議期間，林彪讓秘書給毛的秘書打電話：“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讓秘書回話：“問候林彪同誌好！”回話沒有明確表示否定林的建議。四月十一日，林在蘇州通過秘書向政治局轉達三條意見：一、林仍然建議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二、關於副主席，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三、林認為自己不宜擔任國家副主席職務。第二天，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林的意見。會上，多數政治局成員同意由毛擔任國家主席。到這時，設國家主席一事經曆了第一次反複。
有研究者認為，按中共的民主集中製原則，毛應該服從多數的意見。但是毛否定了集體意見。會後，周將這次會議情況報告毛，毛當天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議不妥。”《周恩來傳》說這是“文革”以來毛與林第一次在重大問題上各執己見。其實，這不是毛與林一人各執己見，而是毛與政治局多數成員（既有周恩來，也有江青集團的一些成員在內）意見相左。四月下旬，毛和林差不多同時回京。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三次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要設國家主席，並當著林的麵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火爐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七月中旬，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會議，會上再次出現要求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毛聽說後表示：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周提出：可以考慮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這是此事的第二次反複：毛的意見占了上風。
當年八月下旬，在廬山召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二十二日下午，毛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會期和日程。幾名常委表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應該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毛聽了不滿意，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主席。康生在這天全會開幕會上講話中說，在群眾討論中，在要毛當國家主席、林當國家副主席的問題上，“所有意見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當（國家）主席，那麽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康在這天還說過：“因為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起草也這麽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的意見。所以，一直處在這樣一種矛盾當中。”這是此事的第三次反複。
有研究者認為，從上述史實看，設國家主席和要毛擔任國家主席的建議，既不是林彪一個人提出來的，也不是林一個人始終堅持的，而是當時中共全黨的意願，是中央政治局大多數成員的意見。
第二，林彪是不是想當國家主席？
這個說法出自毛澤東。一九七一年毛南巡講話說：“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西天了，他們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有研究者認為，對這一說法可以從兩方麵來分析：一是林想當國家主席算不算個問題？二是說他想當國家主席有沒有根據？
林的法定“接班人”地位，是毛親自挑選並親自“大樹特樹”起來的。這樣的“接班人”、副統帥，想當一個按毛的說法是個“形式”的國家主席，又有什麽了不得？說是為了“篡黨奪權”、“搶班奪權”，既不合邏輯，又不合中國國情和曆史事實。毛早在十多年前已經讓出國家主席位置，自“文革”以後這個位置更無實際權力。而且，“黨是領導一切的”，要篡權，應該是篡奪黨的領袖的位置才對。這是中國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常識。
那麽，說林想當國家主席有根據嗎？有研究者認為，迄今為止，談及這個問題的文字隻舉出了吳法憲在“九一三事件”後的一個交代。吳說，葉群對他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麽辦？往哪裏擺？”這個材料隻能算是孤證。其一，葉群的講話不一定能夠代表林彪的意見。其二，吳法憲“交代”的葉群這句話是否真實？至少它不是葉群的原話。其三，如果林有此意，會跟幾員心腹大將都打招呼，絕不會隻跟吳法憲一個人講。但是，其他人都沒有這個交代。其四，在“無法無天”的年代按照最高領袖的意旨突擊審訊，這樣交代出來的結果是否可信？其五，即使這個交代是真實的，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後，而廬山會議（即九屆二中全會）前後毛不可能知道，自然也就不可能據此判斷林想當國家主席。
第三，九屆二中全會是因為設國家主席一事而起風波的嗎？
已經公開的文獻和各種口述材料表明不是。八月二十二日，九屆二中全會開幕的晚上，陳伯達同吳法憲商量，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寧，毛澤東以及林彪論述“天才”的語錄材料，第二天分送給了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二十四日，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分別在華北、西南、中南、西北組同時發言，宣講“天才”語錄，並且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其中以華北組最為激烈。陳伯達在該組發言說，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二十五日，反映華北組討論情況的第六號簡報發到各組，各組的發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對毛主席的壞人的問題上。從徐景賢的回憶錄看，連華東組的“火藥味”也越來越濃，有人甚至領頭呼口號：“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打倒野心家！打倒陰謀家！”張春橋盡管強裝鎮靜，臉色卻非常難看。會議氣氛緊張起來。
這件事情有前因。此前在陳伯達、吳法憲與張春橋之間發生過兩場“文字”之爭。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討論準備發表的紀念建軍節社論稿時，陳伯達主張將“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句，刪去“毛主席和”幾個字。張春橋堅持不改。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向毛請示，毛表示，這類應景文章，既然已經政治局討論，他就不看了；至於提法問題，這無關緊要。據汪東興回憶，毛當時還表示，兩種意見，他都不讚成。締造者不能指揮，能行嗎？締造者也不光是我，還有許多人。後來，汪還是按毛的意見刪去了“毛主席和”幾個字。八月十三日，中央修改憲法工作小組開會，討論憲法草案稿。吳法憲與張春橋就憲法草案稿的一些提法發生爭論。張以毛在一次會見外賓時談到“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發展馬列主義是諷刺”為依據，提議刪去稿子中“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等提法。吳法憲反駁說：“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會後，吳法憲將情況告訴了陳伯達。九屆二中全會上，陳、吳等人舊事重提，向張春橋等發難。
有研究者認為，毛並不是因為設國家主席一事而發怒的，而是因為看到江青集團受到了攻擊。所以，毛說反張春橋就是實際上反對他。但是從汪東興的回憶看，毛在事情起來之後卻多次點到設國家主席問題。看來，關於此事仍存爭議。
“九一三事件”問題
迄今為止，關於“九一三事件”的研究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廣義上的研究，即把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作為問題的核心，由此來梳理線索和脈絡。這種研究大多是從“文革”的源頭開始追溯，有的甚至追溯得更早。還有一種是狹義上的研究，即圍繞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發生的林彪座機出逃和墜毀的事件來考訂和分析。這裏介紹的是後一種研究的情況。
“文革”曆史的研究，最為複雜、最多爭議也最為困難的問題，就是“九一三事件”了。有關“九一三事件”的文獻檔案披露極少。盡管如此，研究者還是根據有限的史料做了不少研究。除了國內公開出版的專業人員的著述外，海外相關著述也很多，去年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的《重審林彪罪案》一書，搜羅境內外研究者的文章，是近年來關於“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最為集中的一部學術著作，引起研究者注意。
研究者所據的史料，除了有限公布的文獻外，大體還有三類非原始文獻的材料：一類是審理“林彪集團案件”時的供詞和證詞；二類是相關當事人的口述回憶，這裏說的相關當事人身份各不相同，有前中共高層官員如汪東興、吳德、李德生，有毛、林、周身邊工作人員如李誌綏、李文普、張雲生、官偉勳、高振普，有中央警衛部隊和空軍的幹部如張耀祠、陳長江、康庭梓、時念堂，有林彪家人如林立衡、張寧，有中國外交官員符浩、許文益，還有“兩案”審理人員（算是間接當事人）如圖們、高德明，作為當事人，他們的口述回憶有價值，但又有程度不同的局限性，而且相互抵牾，使用時須格外慎重；三類是有關機構編寫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傳記、年譜，其中也有一些相關材料的片段。還有一類，是一些非曆史專業人員寫作的文章或圖書，有的稱紀實，有的幹脆叫文學，不能作為史料看待，但是有的也夾雜一些對當事人的采訪，隻是更需要進行仔細考辨。這裏僅舉幾例，簡單介紹當事人和研究者對史實爭議和疑問的部分觀點。
第一，林彪是不是自願出逃蘇聯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關於“九一三事件”最具爆炸性的說法，就是當年林彪出逃並不是自願而是被林立果及葉群等人挾持的。這個說法最早出自林彪的女兒林立衡，林立果的未婚妻張寧在自述中也支持林立衡的說法。判定林彪要出逃蘇聯的重要證據，是林的衛士長李文普當年的交代，即李在汽車上聽到林彪問林立果“到伊爾庫茨克多遠，要飛多長時間？”張寧舉出一條相反的材料，說當天晚上一位內勤曾聽林彪說過“我至死是民族主義者”。張還暗示李文普有某種特殊背景，所以在林立衡多次提醒李阻止林立果等人挾持林彪後，李沒有采取措施；並說李被槍擊中是自傷。有研究者讚同此說，至少對林彪自己要叛逃的說法表示質疑。林彪開始是要飛往廣州，因燃油不夠才飛向蒙古，此事應由林立果負責。李文普則發表文章，反駁林立衡、張寧，堅持當年他在受審查期間交代的說法。也有“兩案”審理人員發表文章，反駁林、張。
第二，林彪出逃前，毛澤東、周恩來是如何應對的？
這件事的當事人說法不一，研究者也有很大分歧。關於毛澤東，一種說法是毛通過各種線索（有人暗示包括特殊途徑）對林的活動不是不了解，但是除了密切注視林的動向外，毛並不采取積極主動的措施，其目的就是讓林彪自己現出原形?相反的一種說法是毛對林的動向所知有限，並不十分清楚；還有的當事人說毛根本不清楚林的動向，隻是林的座機起飛後毛才知道。關於周恩來，最早得知北戴河情況的是周，一種說法周雖然多少知道一些北戴河的情況，但是一時難以作出判斷（因為周了解林家內部的矛盾，他無法確認是林立衡同葉群又發生了衝突，還是真如林立衡所說林彪要被“挾持”），所以頗費躊躇?還有一種看法，認為周並不是不想采取措施，但他很快了解並且隻能貫徹毛的意圖，因此周是根據毛的想法來處理事情的。比如周曾經打算直飛北戴河見林彪，同林麵談。有人介紹，據汪東興說，事後周的確曾告訴他，當時打算去北戴河，並且已經讓楊德中（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副處長兼中央警衛團政委）準備飛機了。為什麽後來沒有去？有人說是毛沒有批準，但是此說沒有有力證明。不過，有研究者推論，在這樣敏感的問題上，行事謹慎的周事先一定會向毛報告的。
第三，林彪座機是怎麽墜毀的？
九十年代以來，在林彪座機墜毀問題的相關研究中，有三篇文章引起研究者普遍注意，一篇是澳大利亞記者彼得•漢納姆寫的《揭開林彪死亡之迷》。一九九三年，漢納姆在《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的資助下，先後訪問蒙古、蘇聯、中國、美國和台灣、香港等六個國家和地區，采訪了眾多人士，寫出了這篇調查報告。一篇是當年未登機的“２５６號”飛機機組成員康庭梓寫的《林彪座機強行起飛之後》（此前康在一九九九年發表了《林彪座機強行起飛之前》一文）。還有一篇也是康庭梓寫的，《林彪墜機過程的思考》。三篇文章提供了三幅林彪座機航線圖，不同的是，前一篇是“２５６號”飛機航跡全程圖，後兩篇除了航跡全程圖外，還有起飛後十四分鍾內的航跡圖。前一圖引人關注的是，飛機航線的最北端不是溫都爾汗，而是蘇蒙邊界的達達勒（距蘇聯僅五十公裏），令人費解的是，飛機不再繼續往北飛行，而是在達達勒轉了一個大彎，由北改為向南飛行，飛到溫都爾汗墜毀。後一圖引人關注的是，飛機起飛後，沒有轉彎向北飛行，而是沿著起飛航向向西南飛行，十四分鍾後才轉向西北方向，並消失在雷達以外。三篇文章提供的信息，引起研究者頗多猜測和推斷，目前仍在爭論。
關於林彪座機如何墜毀的，說法五花八門。最離奇的說法是，林彪所乘汽車在北京玉泉山附近被早已埋伏好的部隊用火箭筒擊毀。有專家在官方結論之外，概括了以下幾種說法：一是“２５６號”三叉戟飛機飛行員潘景寅等空勤人員，在飛機上反劫機，導致飛機迫降墜毀；二是飛機被駐蒙古的蘇軍導彈擊中，飛機受傷後，進行帶火迫降時又發生事故，最後迫降失敗；三是飛機被中國導彈擊落；四是人為破壞。所謂“人為破壞”，有專家以蒙古國目擊者的口述（先看見空中火光，再看見空中物體墜落）為依據，對照中國空軍當事人提供的有關“２５６號”飛機油料、航線圖等材料，結合有關當事人的回憶和飛行技術常識進行分析，否定了“油料耗盡說”，認為“２５６號”飛機是先起火後迫降的。至於起火原因，有一種可能性是該機在起飛前安放了爆炸物，造成飛機在空中起火。
上麵所說，隻是有關“九一三事件”研究的幾個爭議的問題，而且也沒有展開介紹各自觀點的具體內容。實際上，討論和爭議的問題遠不止這些。
關於粉碎“四人幫”的問題
《曆史問題決議》有一個結論：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誌，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誌起了重要作用。
八十年代，關於事情的經過，直接當事人（主要是決策層當事人）的披露並不多，而公開文獻更是缺乏。倒是一些研究者或非曆史專業人員寫了不少有關文章或圖書，而其中的敘述出入很大。至於坊間流傳的一些出版物，要麽是虛構，要麽是誇張，很難令人相信。九十年代以來，有的當事人開始披露一些情況，有些研究者經過查閱史料也發表了一些著述，澄清了一些不實的說法。其中，有三個材料最值得注意：一個是吳德的文章《關於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一個是張根生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華國鋒》；一個是“《李先念傳》編寫組”成員的文章《李先念與粉碎“四人幫”》。就描述粉碎“四人幫”的決策過程來說，這三篇的研究價值比較高。
第一，誰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
有一種說法，最早是葉劍英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前述三篇文章表明，這個說法不確。張根生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九日，親自詢問華國鋒當年粉碎“四人幫”的過程。華詳細介紹了事情的經過。這是到目前為止，華國鋒作為當事人唯一的公開口述。張根生七十年代後期先後任廣東省委書記、國家計委副主任，吉林省委書記、省長等職。由於工作關係，張同華有過較多的接觸，對華的評價比較公允客觀。華所談的情況，盡管是轉述，但是可信度很高。華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即毛澤東逝世第二天提出這個問題的。那天，他找了李先念密談，指出“四人幫”正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迫不及待。華特請李親自赴西山找葉劍英交流看法，溝通思想。十三日，李去西山葉劍英住處，交換了對時局的看法，正式轉達了華的意見，兩人都表示了一致的看法和態度。吳德的文章也說了華國鋒到李先念家密談的事情，而且敘述比華自己所談更具體，隻是時間有點出入。“《李先念傳》編寫組”成員的文章，同樣證實了華的敘述，同樣比華的敘述更加具體，也是時間有點出入。這篇文章所依據的材料，是李先念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可以視作李本人的口述。華、吳、李三人的口述是一致的，可見，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就是華國鋒。以華當時的政治地位，他首先提出這個問題比較合理，令人信服。
第二，華國鋒、葉劍英的作用如何？
有研究者寫文章，認為葉劍英是當時曆史舞台的中心人物，說葉站在了鬥爭的最前列，葉進行秘密串連，團結和爭取政治局成員的多數站到了自己一邊，並耐心地做華國鋒、汪東興等人的工作，是葉經過充分醞釀、反複磋商，作出重大決策，選定時機，精心部署，坐鎮指揮。
也有研究者另有看法，認為是華親自出麵尋找政治局層麵的同盟者，敲定粉碎“四人幫”的最後方案，並且主抓方案的落實和具體措施。沒有華國鋒的首倡，粉碎“四人幫”的行動不會來得這麽快；沒有華的參與，既會增加解決的難度，還會使這個行動缺乏權力秩序的合法性。華的地位和身份，保證了采取這種特殊手段的合法性，也方便了對後人、對曆史作出負責任的交代。葉也是關鍵人物之一，既是後盾，又是高參。葉在軍隊德高望重，為粉碎“四人幫”提供了良好的周邊環境，又同黨內軍內一大批老幹部有廣泛深入的聯係，對穩定整個大局起著關鍵作用。但是，葉不可能像華那樣與吳德、汪東興、李先念經常見麵或幾乎天天碰頭，商議方案細節。盡管如此，葉還是出過一些好主意。
張根生的文章也有一段這樣的評價：粉碎“四人幫”，葉的確是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他和許多中央老同誌做了大量醞釀準備工作，可以說華國鋒與葉劍英一同起了決定作用。
從已經披露的材料看，從當時中國高層的政治格局看，應該充分估計和肯定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中的地位和作用，否則，就是不客觀也不公道的。
第三，汪東興的作用如何評價？
在以往有關粉碎“四人幫”事件的著述中，對汪東興在整個事件中的行動輕描淡寫，沒有明確肯定汪在事件中的關鍵作用。吳德的文章就說：“我認為汪東興同誌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誌之下，他組織了中央辦公廳和中央警衛團的五十多個人，這些同誌做了貢獻。”
其實，汪東興起的作用，遠不止是組織人去逮捕“四人幫”這個具體行動。眾所周知，汪當時是政治局委員、中辦主任、八三四一部隊政委，掌管著中央機關特別是中央領導人的安全，其作用遠不是一般的政治局成員能夠比擬的；而且汪是毛澤東信賴的人，在中央領導層地位相當高。粉碎“四人幫”這樣的重大政治行動，倘若沒有汪的讚成和支持，幾乎不能成功。從已經披露的史實看，華國鋒九月十一日就找汪東興商談此事，汪東興態度很明確，表示堅決支持。此後，汪多次應華的邀集，同華、葉秘密商量方案。據吳德回憶，當時成立了兩個小班子，一個準備有關文件，由李鑫負責；另一個負責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這個班子的人員是由汪東興親自挑選並個別談話後組織起來的。十月四日下午，華召集汪東興、吳德作行動前的最後一次匯報，由汪東興匯報具體行動方案。此後，汪東興負責具體實施。
可以說，從一開始醞釀直到正式采取行動，汪東興參與了事情的全過程，而且是整個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近年來，有的文章開始明確肯定汪東興是出過大力的關鍵人物之一。這是恢複了曆史的本來麵目。
第四，李先念知道不知道粉碎“四人幫”的設想？
盡管官方一再肯定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幫”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坊間還是曾經流傳一種說法：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幫”之前並不知曉這個行動。吳德的文章、張根生的文章和“《李先念傳》編寫組”成員的文章提供了相反的史實，澄清了不實的說法。
１、一九七六年上半年，李先念本來要去外地休養。華國鋒去看李先念，說現在同“四人幫”鬥爭這樣尖銳和複雜，是不是不離開北京，有什麽事也好商量。李聽了之後，決定不去外地了。２、九月十日或十一日，華國鋒最早同李先念談了解決“四人幫”問題，並請他同葉劍英溝通。李先念受華委托去西山同葉交談，取得一致看法。３、九月十六日，華國鋒在國務院召集會議，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等參加。華講了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４、九月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華國鋒約李先念、吳德談話，對解決“四人幫”問題交換意見。據華說，這次商談後，他下了把“四人幫”抓起來進行隔離審查的最後決心。此後，李經常打電話給華，互相通報情況。５、九月三十日，華國鋒、李先念、吳德商談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和可能發生的問題。
當事人披露的這些史實，說明前述流傳的說法沒有根據。當然，李先念主要參與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前期工作，具體行動的組織部署他沒有參加。對此，吳德的文章和“《李先念傳》編寫組”成員的文章也做了說明。
中蘇關係問題
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中共曆史的研究中，中蘇關係的研究是一個相當令人注目的領域，成果也非常多。從研究中共曆史的視角看，比較值得注意的著作有：楊奎鬆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沈誌華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蘇聯專家在中國》、《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章百家、牛軍主編的《冷戰與中國》（論文集），沈誌華、牛大勇主編的《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論文集）。二○○三年，沈誌華主編的《蘇聯曆史檔案選編》（三十六卷本、一千八百萬字）出版。原稿本來四十卷，出版前被要求撤去最為國內研究者關注的“中蘇關係”和“朝鮮戰爭”各兩卷，遺憾之至。好在不久以後，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浩浩三大卷，算是彌補了部分遺憾。而中蘇關係部分的檔案，迄今仍被塵封。
關於中蘇關係的研究，這裏隻簡單介紹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後曆史的幾個問題，全麵和詳細地介紹隻好俟諸來日、另作文章。
一是關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談判和簽訂。九十年代後期，中國研究者在俄國的解密檔案中發現了一批關於一九五○年中蘇條約談判的文獻檔案，盡管還不是有關文獻的全部，但結合中國發表的有關文獻和回憶錄，已經可以對這個條約談判的主要內容及其過程做出比較清楚的描述，並厘清過去一些不實甚至大相徑庭的說法。關於毛澤東與斯大林或者說中國與蘇聯之間的共同願望和利益衝突所在，關於中蘇結盟的問題上雙方的不同設想，關於條約談判過程中雙方的分歧、爭執和各自妥協，關於條約文本的提出和多次修改，研究者都根據文獻和相關回憶作了細致考證，得出一些新的結論。
二是關於赫魯曉夫對華政策的轉變。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赫魯曉夫出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以後，即開始著手調整蘇聯的對華政策，而其對華政策基礎的根本性轉變，對此期中蘇“蜜月”型關係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五四年赫魯曉夫第一次訪華。開始蘇方準備派一個外交部部長或者副部長到中國來參加國慶五周年慶典，赫魯曉夫提出來要自己去，這也是蘇聯最高領導人第一次訪華。實際上是要向中共示好，改變斯大林的對華不平等政策。這次訪華，赫魯曉夫主動表示將以往蘇聯在雙邊關係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權利歸還給中國。中蘇雙方簽署了蘇軍從旅順口海軍基地撤退，並將該地區的設備無償移交中國政府、將四個中蘇股份公司中的蘇聯股份移交給中國的協定；為中國提供五億兩千萬（舊）盧布的長期貸款；幫助中國新建十五項工業企業和擴大原有一百四十一項企業設備的供應範圍等七個文件。蘇聯代表團在華期間還贈給中國兩項“禮品”：一是提供組建擁有兩萬公頃播種麵積的國營穀物農場所必需的機器和設備，並派專家來華幫助建設這個農場；一是將正在中國展覽的八十三件機床和農業機器無償贈給中國。赫魯曉夫的所作所為，也確使毛澤東感受到了與蘇聯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氣氛。過去斯大林在世時，對待中國的態度是不平等的，而赫魯曉夫對中國所作的許多實質性讓步，使斯大林時期遺留的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毛澤東得以一吐怨氣，在對蘇交往中真正挺起了腰板。毛澤東後來談到這一點時曾說：“第一次與赫魯曉夫同誌見麵，就很談得來”，他取消了有損中國主權的“合作社”，“建立了信任”。對於赫魯曉夫的平等合作精神及擴大對華援助的做法，毛澤東深表感謝，一九五六年他跟南斯拉夫代表團談話時還曾經稱讚“赫魯曉夫是個好人”。從一九五四年一直到一九五八年，應該說是中蘇關係的“蜜月期”。
三是關於蘇聯對華的核援助。一九四九年七月劉少奇訪蘇時，就曾經試探了解蘇聯的核秘密，斯大林根本就不和他談這件事。一九五四年赫魯曉夫訪華以前，國內已經有人給毛匯報過關於核技術的問題。所以，這次訪華令赫魯曉夫意外的是，毛澤東跟他提出了蘇聯幫助中國製造核武器的問題。赫魯曉夫當時表示，蘇聯現在已經擁有核武器了，可以給華約國家包括中國提供核保護，所以中國沒有必要再製造核武器。實際上，赫魯曉夫有一個不便明說的原因，就是在他訪華前，蘇聯剛剛跟美國在談核不擴散的問題。但是，赫魯曉夫還是答應了，表示可以幫助中國和平利用核技術。一九五四年十月，中蘇雙方在簽署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的基礎上，又簽訂了蘇聯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麵給中國以幫助的協定，促成中國建立起第一個原子能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幫助中國培訓核技術方麵的科研人員，為中國原子能工業基礎的建立提供了條件。所以，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澤東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宣布：中國也開始要進入鑽研原子能的曆史新時期了。一九五七年十月，中蘇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開始幫助中國從軍事方麵來研究原子能的問題，而且有了實質性的步驟。
四是關於中蘇關係的破裂。人們一直認為，中蘇分歧的起因是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幾乎所有的中共曆史著述以及有關中蘇關係曆史的著述，都是這麽說的。但是，有研究者近些年來認為，毛澤東對赫氏秘密報告的反應其實是喜多於憂。毛早就不滿斯大林了，所以他說秘密報告的最大意義在於揭開了蓋子，連斯大林這樣神秘的人物現在也已經不神秘了。更為重要的是，斯大林去世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陣營中，毛澤東完全可以同赫魯曉夫平等對話，甚至赫魯曉夫也不在話下。因此，一九五六年出現的中蘇之間的分歧，隻是某種意識形態方麵的不同看法，還遠遠沒有影響到中蘇關係，甚至應該說兩黨兩國的關係在繼續共度“蜜月期”。
中蘇開始出現比較重大的分歧，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主要是幾件大事：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的問題，還有炮擊金門的問題。
有研究者根據文獻史料認為，建立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本來是中蘇共同的意願。一九五七年底，蘇聯核潛艇研製成功，艦隊遠航能力大大加強，但是那時候沒有衛星，艦隊在遠航過程當中的聯係靠現有的電台達不到，所以蘇聯希望在中國或者印度建立大功率的長波電台。赫魯曉夫不同意在印度建，怕剛剛修複的蘇印關係受到損害，但是他覺得在中國建立不會有什麽問題，跟中方是同誌加兄弟。其實當時蘇聯的軍方曾經有過擔心，說跟中國提出來會不會引起中國人的不滿？赫魯曉夫拍著胸脯打保票說沒有問題。因為一九五七年十月份剛剛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表明中蘇在軍事方麵的合作達到了一個高峰。恰在此時，中方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早在一九五四年中國海軍第一支潛艇部隊建立時，中國就開始著手長波電台的建設了。在蘇聯的幫助下，進口的三套“突浪型”長波電台設備於一九五七年分別安裝在青島、寧波、湛江地區。但這些都是中小功率的長波電台，隨著潛艇部隊的發展和遠航訓練任務的增多，迫切需要建設大功率的長波電台。鑒於中國難以承擔這樣的工程，中國海軍方麵便與蘇聯有關方麵聯係、商洽，希望他們能給予幫助。雖然雙方都有需求，但是赫魯曉夫萬萬沒想到毛澤東為此發火。問題是由投資比例引起的。整個電台（一千千瓦）大概要投資一點一億盧布，蘇聯提出它出七千萬，中國出四千萬，毛不幹，跟彭德懷說投資由中國全出。毛是考慮到所有權的歸屬，其實蘇方根本沒有提到所有權，甚至連指揮權都沒提到，隻是提到雙方共同使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毛對長波電台的事情發火的時候，蘇聯大使尤金又向中方轉達了蘇聯關於中蘇建立聯合艦隊的建議。其實這件事情也有前因。一九五七年，肖勁光作為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成員，向蘇聯海軍提出了援助中國建造核潛艇和導彈潛艇的問題。蘇方表示，中國不必建造這些潛艇，蘇聯現在尚未研製成功，將來蘇聯有了，可以提供給中國。中國海軍領導人經過認真研究和仔細論證，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告：盡快獲得新技術對於海軍建設來說已是極為重要的問題，蘇聯現已改進了某些艦艇的動力和結構，且試製成功幾種用於潛艇和魚雷艇的導彈，而中國海軍目前仍然按照蘇聯一五計劃期間的五種舊艦艇圖紙進行生產。因此，海軍急需獲得建造新艦艇的設計圖紙及其他資料，並建議以政府名義向蘇聯提出請求。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來致信赫魯曉夫，希望蘇聯政府對中國海軍給予新技術援助，在可能的條件下，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提供建造新型戰鬥艦艇的設計圖紙和資料。蘇聯正好也有這個意圖，表示雙方可以建立一個聯合艦隊。結果，長波電台的事還未了，又出來一個聯合艦隊的事，毛就惱火之至。
與此同時，在炮擊金門的問題上赫魯曉夫也開始對中國不滿。首先是中國炮擊金門沒跟蘇方通氣，赫魯曉夫非常不滿意。在赫氏看來，既然中蘇是軍事同盟關係，中方采取這樣重大的軍事行動，應該與蘇聯通氣。毛後來說告訴過赫氏，赫氏反問“什麽時候告訴過”。據《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披露的材料，中方確實沒有事前通報蘇聯。其次是在炮擊金門時，台灣向大陸發射了當時最先進的美製響尾蛇導彈，其中有一枚落到大陸以後沒爆炸，中方撿到了。蘇方希望中方把這個響尾蛇導彈提供給他們。中方開始是拖著不辦，後來雖然提供給蘇方，但是拆除了最核心的紅外線製導裝置。蘇方非常惱火，認為核技術都提供給中方了，而中方卻連完整的響尾蛇導彈都不提供。
中蘇雙方這一係列事件發生後，才導致雙方關係出現明顯的裂痕，這個裂痕比一九五六年秘密報告的裂痕要深得多。一九五九年的戴維營精神，使中蘇雙方在意識形態上進一步產生分歧，更為重要的是導致兩國關係的逐步惡化。先是蘇共中央單方麵撕毀中蘇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一年以後，蘇聯又采取了撤走技術專家、撕毀經濟合同等更為極端的措施。此後，中蘇邊境糾紛隨之肇始。所謂中蘇同盟已經名存實亡。所以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春天，是中蘇關係明顯出現裂痕的時期。
一九六○年以後，中蘇分歧逐漸開始公開化。傳統的說法，是赫魯曉夫在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突然對中共進行攻擊，公開了中蘇兩黨的分歧。近些年，有研究者根據文獻檔案說明，事情最早起因於布加勒斯特會議之前的北京世界工聯第四次理事會議。這次會議除了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還有不少西方國家和其他非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出席，中方在這些代表團之間散發了中蘇兩黨爭論的材料，蘇聯代表團離席，表示抗議。布加勒斯特會議則是蘇方和赫魯曉夫對中共的報複。到一九六三年，中蘇的分歧更加加深，發生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中蘇關係最終走向了破裂。
關於中蘇關係由“蜜月”走向破裂的原因，研究者有許多解讀，比如國家利益衝突、意識形態分歧、領袖個性矛盾等等。最近這些年，有研究者提出一種新的詮釋，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陣營領導範式的錯位。這種詮釋認為，中蘇關係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表現出來的隻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黨際關係通行的政治準則，即一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範式。既然各國共產黨都強調和承認國際共運必須有一個領導核心，並在意識形態一致性的前提下維護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那麽也就在實際上放棄了各自的獨立性。於是，在黨政合一的政治體製下，在國家關係混同於黨際關係的狀態下，社會主義同盟中各國主權的完整性就很難得到保證。同時，這種關係範式壓抑了同盟各國追求獨立發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麵的團結統一往往掩蓋了同盟內在的不穩定因素。平時大家以兄弟相稱，言談舉止無所顧忌，淡漠了正常的國家關係，一旦政治關係發生變化，或領導者地位和權威受到挑戰，或意識形態的正統性受到懷疑，那種籠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陰影就會立即顯露出來，侵犯國家主權就會成為指責同盟“為首”者的最常見的罪名，而這種同盟關係也就隨之遭到破壞。因此可以認為，中蘇在一九五○年代中期以後未能在軍事合作方麵取得進展，反而導致雙邊關係惡化，究其根源，恐怕就在於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關係本身的政治特征。中蘇關係最終破裂的根本原因也存在於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範式和準則中的某種結構性失衡，而不應僅僅去追究哪一方的責任。
作者簡介：
韓鋼，生於１９５８年，湖南人，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畢業。曾在黨史研究室從事研究工作。現任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室教授。
主要著作有：《當代中國政治體製發展概要》、《毛澤東之路•晚年歲月》、《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第二卷）等。為當代成就卓著的中青年學者。
